中共人物传 王国兴人物传,王国兴生平事迹,王国兴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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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 王国兴人物传,王国兴生平事迹,王国兴评价
王国兴是海南岛五指山区白沙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他原是黎族的一位头人,后来逐步锻炼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是中国少数民族中杰出的英雄人物之一。
峒长之子
王国兴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农历六月十九) 出生于海南岛现今琼中县红毛峒番响村 (原属白沙县) 。他的父亲王政和是世代相传的黎族峒长。
峒是黎族的社会组织,原先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后来演变为地域性组织。峒的划分往往以河流、山岭为界。王国兴祖辈管辖的范围很宽,相传有七十二峒之多,是峒长中之大总管。但到王国兴父亲之时,其管辖范围已经大大缩小了。
解放前,黎族社会生产水平很低,有的地区还保留着原始共耕的“合亩制”①,刀耕火种是很普遍的。因之黎胞的生活一般都很穷苦,每年约缺粮三至四个月,夏秋之际就要受到饥饿的威胁,大多数人只好以野菜野果充饥。即使是黎族峒长,一般也是有事管事,无事耕田的。王国兴一家也参加劳动,同一般黎胞一样居住在茅草房里。王国兴十一岁就下田,十五岁已经是村里公认的农活能手。他气力很大,善于弓箭,枪法很准,是一名好猎手。因是长子,成年以后,一家生活重担便落在他肩上。他曾到汉区当过槟榔园的工人,做过散工和挑夫。沉重的劳动锻炼了他刻苦耐劳的性格,生活的艰辛培养了他善于思考的习惯。因此,他比之自己那些囿于山区生活的同龄人,见识要广得多。
一九三五年,王国兴的父亲被国民党以“抗丁抗税”的罪名逮捕。那时,他还在外地打散工,至年底回家才知父亲被捕。三年以后,王国兴卖去田产并得村人资助才将老父赎回,可是老人已经奄奄一息,不久便去世了。几天以后他母亲也因悲伤过度死去。
父母双亡,家产殆尽,一家生活陷入极端贫困,给了王国兴精神上极大的打击,同时也使他认识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面目,在他心里种下了仇恨的种子。
按照黎族社会的传统习惯,峒长职务是父死子承的。但王国兴却没有继承父职,国民党另委王成顺接替了他父亲的职务。王成顺为人奸狡,贪财不义,欺压族人,黎胞对他极为不满,他派差时,村人都不理睬他。王成顺诬告是王国兴从中作梗,国民党反动政府便要捉拿王国兴问罪,王国兴只得逃入深山躲藏达一年之久。
一九四一年六月,国民党为平息民愤,缓和日益加剧的矛盾,玩弄了所谓“民主选举”的花招。群众却是真心拥护王国兴的,选举结果,王国兴当选为红毛乡长。此时他仍躲在深山里,拒绝上任。后来村中父老怕反动派加害于他,派出长者到山里极力劝说,王国兴才结束了深山隐居的生活被迫上任乡长(国民党后将黎峒总管改称团董,后又改称乡长) 。
此时,正是日寇的铁蹄践踏海南岛,国民党反动派龟缩五指山,不去抗日却加紧鱼肉黎族苗族同胞之际。王国兴管辖下的红毛乡近一千九百户人家有上万人口。祖辈的传统威望使他在群众中能一呼百应; 家庭和个人的不幸遭遇又使他的心同广大黎胞紧紧相连。他不能忘记他同国民党反动派的不共戴天之仇。正因如此,王国兴虽身为乡长,却从没有骑在万人之上作威作福,而是生活在百姓之中。他仍然下田种稻,上山砍山栏(即种旱稻),打猎,当挑夫……黎胞们在背后戏称他为“伐海考” (即穷官) 。
狂飙捲白沙
日寇在海南岛登陆之时,驻守在岛上的国民党军队竟一枪不放,争相逃命。地处五指山中心地区的白沙县,就聚集着国民党军政机关、守备团和九个县政府,共约五千余人。他们进入黎族、苗族聚居地以后公然宣称: “国难当头,官吃主粮,民吃杂粮; 官吃杂粮,民吃野菜。”对黎族苗族同胞实行高压政策,使本来就很贫困的黎村苗寨变得更加穷苦、荒凉和萧条。在国民党顽固派的眼里,少数民族不过是“野人”,对之恣意污辱,甚至杀人取乐。即使对于王国兴这样的头人,也不例外。王国兴就常常因为没有及时替他们收缴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而受到责罚、训斥,有一次还将他绑起来吊打,直打得口吐鲜血。
反抗这残酷压迫的斗争在群众中酝酿着,王国兴的思想也正经历着激烈的斗争。父亲的惨死,自身所受的凌辱,无不使他怒火中烧。一九四二年六月的一天,王国兴悄悄通知红毛乡属下各保保长到红毛合茂山一个茅寮里开会,佯称是请大家来研究摊派官粮。人到齐以后,他开诚布公地对大家说: “我们黎人世世代代居住在五指山,自从国贼 (黎胞对国民党的蔑称) 来了,烧杀奸淫,无恶不作,把我们黎人的活路堵死了,我们头人不能眼看着乡亲们受罪不管,我们不能就这样等死。”①他的一席话立即得到全体与会者的响应,特别是二保保长王玉锦②更是积极支持。大家都认为,打也死,不打也死,坐着等死,不如拚个死里逃生。
大家在一起估量了国民党驻红毛周围的兵力。有人认为驻红毛的国民党兵力不多,容易对付。王玉锦说: “我们要是光对付红毛的国贼当然容易,但是国贼是互相联系的,白沙县共有几千兵力,光靠我们红毛乡的人是打不过他们的,我们黎人也应该联合起来才行。”王国兴认为这个意见很对,便决定大家分头到各乡去串连,发动全县黎胞一齐动手打国贼。
王国兴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几乎走遍了五指山区,串连了周围比较合心的头人。他看到同胞们都在兴奋地谈论着起义的事,男女老少都在擦枪、磨刀、造弓、削箭,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正在秘密地进行着,心里充满了胜利的希望。
同年八月,王国兴在红毛什亲山召开第二次筹备会议,进一步组织起义队伍。会上,大家一致推举王国兴为起义总指挥。与会的五十多人按照黎族古老的传统风俗歃血盟誓,表达了他们反抗国民党顽固派残酷压迫的决心。
十二月,又在红毛乡坎茂村举行了第三次筹备会议①,有十六个乡的代表、暴动队长、指挥等一百多人参加。王玉锦向大家讲了一些基本的军事常识,作了起义的军事布置之后,王国兴郑重宣布: 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日卯时举行全县总暴动!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三日,国民党琼崖守备司令王毅下令对五指山区的苗族同胞施行集体屠杀,一天之内屠杀分住在中平乡、南茂乡和加略乡二十三个村庄的苗族同胞近二千人②。黎族和苗族同胞世代相处,共居五指山区,他们有着共同的命运。苗族同胞的惨遭杀害是一次血的教训,加深了数十万黎族同胞对国民党顽固派的仇恨,更增强了他们反抗的决心。
在预定起义的前几天,白沙一区的部分头人突然发现国民党顽固派在暗中追查策划起义的首领。他们意识到起义风声已经泄露,便于七月十二日提前发动了起义。白沙、细水、元门等地的黎胞和部分苗胞在王亚福、符松龄等人率领下冲向反动政府及其军队驻地,四千多愤怒的人群,手持粉枪③、弓箭、钩刀,甚至有的拿着锄头或木棍开始了一场谋求生存的战斗。两天之内,白沙、元门一带的国民党军政机关被一扫而光,其余武装或被歼或向外逃窜,那里已经是起义群众的天下了。
由于交通闭塞,一区提前起义的消息几天后才传到二区的红毛。王国兴得讯后,立即决定把全县起义的日期提前三天——七月十七日,并派人分头通知各乡的首领们。
这时,反动派驻守在红毛什存村的白沙、保亭、乐东三县联络所已经策划了捕杀起义首领的阴谋。七月十六日,王国兴和各保长都收到要他们到联络所开“紧急会议”的通知。王国兴知道敌人要动手了,便托病不去。至下午五时,联络所所长李有美派人将他强行绑去。在联络所,王国兴看到王玉锦等九个乡、保长均已被捕。敌人将他们关在一间小屋里,外面还加了两道岗哨。
这天夜里,王玉锦听到看守们交谈,知道敌人即将把全部黎族头人处死,便佯称肚子痛要上厕所。看守将他带出,他机灵地从厕所坑里逃跑了。脱险后,他立即向起义队伍预定的集合地——毛西村奔去。
毛西村头已经汇集了一千多人,正在商议营救王国兴等起义首领的办法。王玉锦一到,立即成为这支队伍的核心。他挑选了二十多人组成一支敢死队,由他亲自带领出发营救王国兴等人。其余的人们也悄悄向联络所进发,约定以枪声为号,发动总攻。
十七日凌晨一时许,敢死队员们悄然向关押王国兴等人的牢房接近。由于过份紧张,一个队员失足绊倒了,手上的粉枪走了火。正在悄悄向三县联络所进发的千人大军突闻枪声,以为是王玉锦发出的进攻信号,立即呼啸着向什存猛扑过去。人声呐喊,刀光闪闪,弓箭纷飞,枪声争鸣,象洪水奔流,象火山爆发。红毛乡的战斗在月色中展开了。
枪声传进牢房,王国兴非常兴奋,他不顾一切地冲向牢门,用力推搡。王玉锦很快冲进来,将王国兴救出牢房,可是其余的乡保长,除一人负伤外都已饮弹身亡。王国兴刚出牢门便率领起义队伍向逃窜的残敌追去。
起义群众遍及白沙全县,男女老少都参加了战斗。妇女们组织起来给义军做饭,送椰子水。义军越战越勇,人越聚越多。
毛贵、毛栈一带的起义群众数百人攻打驻在毛坎等地的感恩、昌江、乐东、崖县等反动县府,其反动官员除少部分逃走外,余皆被歼。此时,王国兴率义军已将驻红毛的敌主力守备二团围困在什向村,其余义军便向什向集结。自十九日至二十五日,敌企图从东北和西南面派兵来增援,可是他们在途中不断遭到黎胞的袭击堵截,始终不能进入红毛。二十六日黎明时分,王国兴率义军向守备二团发起总攻,正在睡觉的敌团长王弼的蚊帐被打穿了,这家伙从梦中惊醒匆匆逃命。眼看即将一举全歼这股顽敌,不料天气突变,倾盆大雨把义军们的火药淋湿了,使他们手中的主要武器——粉枪失去了作用。义军枪声一停,什向的守敌便乘机遁逃。
自七月十二日起至二十六日,是白沙起义的高潮。这一斗争的浪潮不仅席卷整个白沙,震撼五指山区,波及乐东、保亭、崖县、陵水等所有黎族地区,并影响到居于高山之上的苗族同胞。仅白沙县直接参加战斗的黎胞就约三万余人,计共歼敌八百余人,缴获机枪一挺,步枪三百余支,子弹、物资等一大批①。
白沙人民的英勇斗争使敌人胆战心惊,此后一个多月,国民党顽固派偃旗息鼓,不敢向白沙迈进一步。
在血泊中挺立
黎族人民的起义对于海南地区的国民党顽固派是致命的打击。因为当时海南岛沿海及各重镇均为日寇占领,白沙以外的各县均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活动,国民党反动派难以找到立足之地,白沙县原是他们唯一能赖以苟延残喘的地方。为此他们准备拚尽全力镇压黎族人民的起义。经过一个多月的阴谋策划,到九月底,国民党顽固派兵分三路,气势汹汹向白沙人民猖狂反扑。
起义群众四面迎敌,奋勇抗击。但毕竟是敌强我弱,既无正规武器,又缺乏军事常识,只凭勇敢正面迎战,很快就几乎全部解体。各乡的首领带了小部分人躲进了附近的深山密林。
敌人开始了疯狂的大屠杀。他们叫嚣 “斩尽黎仔,杀绝苗人! ”对黎村苗寨实行“三光”政策。留在村里的老弱妇孺成了敌人的砧上肉,每天都有人被处死,甚至是全村老少集体被枪杀。
反动派还使出历代反动统治者欺骗少数民族的惯技,先施以政治欺骗,后施以残酷暴行。他们诱骗人们去喝“悔过酒”,扬言酒后便既往不咎。有的头人信以为真,结果却被杀害。他们把抓到的起义者活活剥皮,挖肝挖胆,真是惨无人道。
起义被镇压下去了,反动势力在白沙重建了反革命统治秩序。群众所剩余的一切财产被抢走了。枪枝、弓箭、大刀、长矛都被清缴。血腥的大屠杀持续了几个月,万余黎胞丧生,仅红毛乡被害群众就有数千人。随王国兴参加起义的他的九位堂兄弟和胞弟,有三人被害;他的两个女儿被抓走,一个被踢下河溺死,一个被卖异乡。
但是,王国兴没有被白色恐怖所吓倒,他和王玉锦等一批坚强的黎族英雄们,拒绝了敌人一切欺骗和利诱,撤退到山高林密的鹦歌岭继续战斗。
“王国兴还活着,还在鹦歌岭坚持斗争”的消息,很快在黎胞中间传开了。不少人扶老携幼上山来投奔王国兴,追随他的群众很快就增加到近二百人。那时国民党顽固派在所有的山口都放了岗哨,严密封锁了所有的道路,把岭下周围的村子全部烧光,以切断山下群众同王国兴的联系,还悬赏一千元大洋,收买王国兴的头颅。
敌军日夜搜山,叛徒四出活动,群众联系断绝,王国兴带着二百多人在山上,处境越来越困难,饥饿和疾病同凶恶的敌人一样无情地摧残着这些不屈的勇士们。王国兴鼓励同伴们说: “我们大家活在一起,死在一处,绝不能向国贼低头! ”①他将青年人组织起来帮助伤病者,派几个青壮年出山侦察敌情,设法同王玉锦等人联系。
红毛起义队伍被打散以后,王玉锦带领上百名战士撤退到什寒山。毛栈、毛贵等地的义军也分别在首领的带领下撤进深山。他们也同鹦歌岭上的义士们一样备尝艰辛。
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分散在几个山头上的起义队伍终于互相取得了联系,王国兴约王玉锦等起义首领到什乓村秘密相会。
十月的一天,王国兴同王玉锦等人在什乓村相见了。王国兴问大家: “怎么办? ”大家都表示决不投降,决不散伙。王国兴听后说: “弟兄们,这正是我要说的话。就是死也决不投降。但是我们一定要想个办法,不能眼看着国贼把我们黎人杀光啊! 大家赶快想办法吧。”①起初,人们意见纷纭,莫衷一是。后来王玉锦对大家讲起了他早年到大陆听说过红军的事。那时他被抓去当兵,曾经到过广东与江西接壤的地方,那里的村子里只有老人、小孩和妇女,青壮年都随红军走了,有些国民党军队里的军官也跑到红军那边去,还有的军官把队伍也拉过去了。他说: “我想红军一定是很好的,不然为什么老百姓都跟红军走,国民党的军官连官都不做也去投红军呢?”②
听了王玉锦的话,王国兴也想起他年轻的时候就听说过的红军闹革命的传说。那是在大革命时期,黎族人民早就同汉族人民一起并肩战斗。土地革命时期,在黎族、汉族杂居的陵水县成立过海南岛上第一个工农民主政权——陵水苏维埃,有数以千计的黎族同胞为建立和保卫这一革命政权而献出了生命。中共陵水县委第一任书记黄振士就是黎族人。王国兴的家乡早已流传着共产党、红军为劳动人民谋解放英勇战斗的动人事迹。他在汉区当挑夫的时候,又听说过独立队 (抗战期间海南岛人民把共产党的队伍称为“独立队”; 把国民党的队伍叫“游击队”) 既打日本又打国贼很厉害,他想那可能是红军。王国兴对大家说: “我们海南岛也有红军! 找红军去,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③
寻找红军
王国兴决心去寻找红军。什乓会后他悄悄地独自下山,到他当挑夫时常到的岭门去打听红军的下落,但没有结果。他又想折到万宁县去找。这时有人告诉他: “大总管 (改称乡长之后,黎人仍习惯以旧称总管呼之) ,你千万不能露面啊!国贼到处在悬赏买你的头,他们见到黎人就盘问,你走不过去的。”王国兴又想转到白沙一区去,从那里到临高、儋县去寻找红军。又有人告诉他,白沙通往外县的各条道路都已被封锁。王国兴只好又返回鹦歌岭。因为没有找到红军,他心情苦闷,坐立不安。
后来,王国兴同王玉锦等人商量,决定派人到白沙东北面的临高、儋县一带去找红军。他亲自选派了王文聪、王高定、王由理三人为代表,又叫略通文墨的王高定写了一张请求红军派兵讨伐国贼的呈文,大意是: 黎人受国贼残害,被迫反抗。现今被困深山,特求红军火速解救。代表们出发前,王国兴对他们说: “只有找到红军,黎人才有生路,你们一定要想办法找到他们! ”三位代表表示: “大总管放心,找不到红军我们就不回来见你! ”①
王文聪等一行先后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才打听到当年的红军如今已经改名为琼崖抗日独立总队了①。在几位汉族同胞的引导下,代表们历尽艰辛,终于在一九四三年冬天来到了临高县和民乡能仁村——中国共产党临高县委所在地,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四支队正活跃在这一带。中共临高县办事处②主任符英华、四支队队长马白山等,热情地接待了黎族人民的代表。
黎族人民的起义对琼崖党政军领导同志是很大的鼓舞。他们当即对白沙的形势进行了分析,认为起义为我军进军白沙,开辟五指山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关于建立琼崖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的问题,党中央早就有过明确的指示,一九四○年十一月七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琼崖党委的信中就指出: “认真在三十余万黎民中进行联络工作,尊重他们的民族风俗习惯,使他们信任我们,不仅使他们不为敌伪利用,而且要使他们与我们一起抗战。必须认识他们所在地的五指山脉[一]带山地,将是我们长期抗战的最后的可靠根据地,其他沿海地方都有敌伪盘据的可能,只有有了黎民山地作为我军的巩固后方,我们才能支持长期抗战。”③因此,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在分析白沙形势之后,决定立即派出武装工作组前往鹦歌岭进一步了解情况,指导黎族人民开展武装斗争。先后派往鹦歌岭的有王茂松、廖之雄、朱家玖和郑心梓等。
王国兴日夜等候着王文聪等人的消息。他对王玉锦说:“我们一定要找到红军,如果文聪、高定他们这次找不到,下次我自己去找,就是死也要把红军找到。”①当一九四四年初,武装工作组由起义代表带路来到了什寒山和鹦歌岭下的时候,他跑到半山腰迎接,拉着同志们的手连声叫“父母军! ”②表达了他对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深情。从此以后,黎族人民的革命斗争就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引下走上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转战鹦歌岭
“王国兴找 ‘伐答’ (黎语,意“红色的米”,黎胞用以称呼红军) 回来打国贼啦! ”这个消息不胫而走,传遍了白沙县的每一个村寨,给了在绝望中挣扎的广大黎族同胞以莫大的鼓舞。五指山区至今还流传着一首赞扬红军的民歌:
五指山咧五条河哩,
你知哪条流水多啰?
你知哪条流下海?
你知哪条流回来?
五指山咧五条河哩,
西边那条流水多啰,
国贼失败流下海,
红军胜利流回来。
许多黎胞悄悄跑上山来,要求参加王国兴领导的队伍。转战在鹦歌岭的这支队伍渐渐扩大。斗争迅速影响到白沙乡和牙叉乡,那里的群众也纷纷组织起来,先后有二三百人上了那凡山,全县有十八个乡组织了武装斗争的队伍。
这时,由于琼崖日、伪、顽三位一体已经形成了“剿共灭独”体系,因此,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关系到抗日战争的前途。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开辟白沙抗日根据地成为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部署。
一九四四年夏,琼崖特委决定派出由四支队政委陈青山、副支队长陈求光、参谋长王力征等率领的先遣队开赴白沙。当时,国民党驻白沙的部队有保安司令部、守备司令部、守备二团等一千多人。先遣队的目的是隐蔽行动,待进入白沙接近敌军时,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消灭其有生力量,为大部队开进白沙开辟道路。王国兴听到这一消息非常高兴,亲自布署、发动群众,筹集粮食,准备迎接亲人。
“ ‘父母军’来了! ”的消息很快传开了,远远近近的黎胞赶来看“父母军”。这样一来,敌人也很快便得知我部队行动的消息了。在部队抵达那凡的第三天,国民党守备二团的一个营突然赶来偷袭。我军仓促应战,王国兴也带着他那仍然手持原始武器的队伍要求参战。由于特委指示部队注意保护王国兴的安全,领导只同意他带领黎族同胞担任一些后勤工作。部队苦战竟日终于把敌人打退了。次日早,敌守备二团倾巢而出,分三路包围了那凡。战斗中参谋长王力征牺牲了,死伤战士数十名。战斗结束后,王力征等烈士的遗体抬回来时,王国兴抚尸放声痛哭,其他黎胞见状,也都哭起来。
由于敌情的变化,特委指示部队暂时撤离白沙。当天晚上,先遣部队领导召开了紧急会议,王国兴应邀参加。当他听说部队要撤走的时候非常难过,他说: “(我,我们)又要上鹦歌岭了!”部队领导告诉他,部队只是暂时转移,等待时机成熟再开进来,鼓励他坚持游击战,发动群众,准备再次迎接大部队进山。部队撤离之前,王国兴备了薄酒饯行,同指战员们依依惜别①。这次先遣队的行动虽然时间很短,不但没有打胜仗而且受了很大的挫折,但是对王国兴的影响却是深刻的。他亲眼看见琼崖独立总队的指战员们为了黎族人民的解放,不惜流血牺牲,使他更加坚信共产党是黎族人民革命的引路人。因此,先遣队撤走以后,他立即行动,准备以战斗迎接残酷的环境,满怀信心等待着党的队伍再次打回来。
先遣队撤出白沙后,敌守备二团、保安六团对黎族同胞进行了比之一年前的血腥镇压更为残酷的蹂躏,许多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骨干牺牲了,刚刚复苏的白沙革命力量又受到严重的摧残。这一年八月,王国兴第二次带领队伍撤上了鹦歌岭。不久,敌人闻讯,派重兵将王国兴的队伍重重包围。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王国兴迫于无奈,只得带着十分疲惫的队伍冲出敌人重围,奔向儋白边区的四支队驻地。
白保乐人民解放团
一九四四年初冬的一个早晨,在澄迈县美厚乡绿现山(亦称六芹山)黑藤水岭的一座简陋的茅屋里,王国兴同琼崖特委书记、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冯白驹见面了。冯白驹不懂黎语,王国兴却懂得海南话。两人一见如故,畅谈竟日,十分投机。
王国兴向冯白驹倾诉了黎族人民的深重苦难,表达了他渴望共产党领导黎族人民争取解放的迫切心情,还详细地介绍了白沙起义的经过。冯白驹向王国兴讲解了全岛抗日战争和反顽斗争的形势以及特委开辟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的计划。王国兴听后受到极大的鼓舞。他们两人还按黎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共饮了鸡血酒①。
这次会见以后,一支以黎族起义战士为核心的新的战斗队伍建立起来了,命名为白保乐人民解放团,王国兴被任命为团长,王玉锦任参谋。特委还派了郑心梓、许世淮任副团长协助王国兴工作。四支队为解放团配备了精良和充足的武器,冯白驹亲自将总部的三名警卫员派往解放团,并指示他们要特别注意保护王国兴的安全。
王国兴带着党的重托,率领解放团返回了白沙②。
解放团开赴五指山区以后,总部为把五指山内地的斗争与外围的斗争联系起来,把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结合起来,对琼崖纵队的兵力进行了周密的部署。按照这个部署,一九四四年年底,琼崖党政军领导机关从澄迈向儋白边区转移,以便更有利于指挥向五指山进军的战斗。一九四五年春天,琼纵五个主力大队先后开进白沙,在解放团和黎族人民的有力配合下,消灭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部分有生力量,我出战白沙的部队纷纷告捷。
一九四五年夏天,琼崖特委决定成立挺进支队,立即开赴白沙,开辟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王国兴闻讯赶往阜龙,为进攻白沙提供作战方案,并亲自为挺进支队带路。行军途中,他同琼崖纵队副司令员兼挺进支队队长李振亚、支队政委符荣鼎一起,不顾疲劳,艰苦跋涉,使挺进支队士气大振①。挺进支队旗开得胜,在白沙县合口首战告捷,歼灭敌军一个教导队。驻罗任的敌守备二团有着精良武器装备,又有坚固工事依托,挺进支队激战两昼夜,终于攻下罗任,敌守备二团丢盔弃甲,狼狈逃窜。部队马不停蹄乘胜追击,一举攻占了白水港,奇袭敌人的军械库,并向五指山腹地长驱直入。
挺进支队在解放团配合下经过几个月的战斗,打垮了在五指山区横行霸道的守备二团和保安六团,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粮食,开辟了纵横一千多平方公里的白沙根据地。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白沙县抗日民主政府宣布成立,王国兴被委任为副县长。与此同时,各区、乡也纷纷建立了民主政权和抗日民众团体,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一批黎族干部,分别担任了区和乡一级民主政权的领导职务。在县政府领导下组织了县武装基干中队和警卫中队,队员全部是黎族战士。
八月中旬,部队在一次战斗中全歼敌守备团团部,在缴获的文件里得悉日寇已于八月十五日无条件投降。琼崖特委命令全体部队展开全面的军事行动,向敌伪盘据的各地挺进,收缴敌伪武器,扩大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更多的民主政权。于是,挺进支队亦火速从五指山区向外线挺进。
这时,国民党反动军政机关和大部队纷纷撤离五指山区,争相奔向城市,抢占抗战胜利果实去了。残留在白沙的反动地方武装和白沙县各种反动势力重新纠合,趁琼崖纵队主力撤出白沙的机会,对黎族革命人民开始新的反扑。王国兴继续领导解放团的战士们以及县和乡的黎族武装,坚持斗争,为保卫白沙革命根据地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在反“围剿”斗争中
海南岛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浴血奋战多年,终于和全国人民一道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但是国民党顽固派在一个多月之后就派出了全副美式装备的四十六军到海南,经过半年的阴谋策划,又悍然挑起战争,把海南岛各族人民投入了内战的火海。
一九四六年三月,国民党四十六军兵分五路向我白沙等革命根据地和游击区大举进犯,所到之处,大肆烧杀奸淫,黎族人民又遭到严重摧残。
在此严酷的时刻,王国兴走村串寨,找群众谈心,鼓励群众全力支援革命战争,激励群众坚定革命信念。当有人贪生怕死投敌叛变时,他则信誓旦旦: “我王国兴到死也跟共产党走,革命到底! ”①
在王国兴的影响和带动下,黎族同胞为保卫家乡,保卫胜利果实,纷纷投奔革命队伍。白沙县革命武装迅速扩大,除县武装猛进队、英勇队以外,各区都成立了常备队,各乡成立了常备班,每个村子都组织了后备队。这个庞大的群众武装队伍在斗争最残酷的阶段大约拥有五千人。他们不仅同国民党地方武装作战,还出其不意地袭击国民党的正规军。五指山下到处展开了清除奸细、消灭顽军、保卫家乡的战斗。黎族战士们在敌人进剿的必经之路挖陷井、埋竹签、挂弯弓、设挂枪 (将粉枪挂在树上,以绳牵引,敌人碰绳,自动击发,为黎族战士所创) ,使敌人处处挨打,寸步难行,有力地配合了琼崖纵队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四十六军的反革命“围剿”终于被粉碎了,该军军长不得不承认: “半年来损兵三千,民匪不分,不易清剿”,灰溜溜地撤出了海南岛。一九四六年九月,党中央为此拍来了贺电: “祝贺你们粉碎国民党进攻的胜利,希望全党全军团结一致,为消灭敌人,扩大解放区而斗争。”①
与此同时,党中央又再次指示要抓紧开辟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一九四六年底,琼崖特委决定重新开创五指山根据地。次年一月琼崖党政军领导机关搬迁到王国兴的家乡——红毛。从此以后,琼崖的革命斗争转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为建立五指山革命根据地而奋斗
一九四七年四月下旬,我军民一举攻下位于白沙和乐东交界的番阳、万冲等敌人重兵盘踞的据点,使白沙、保亭、乐东三县交界处的二十余乡连成一片,奠定了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的基础。党中央在四月二十九日给琼崖特委的贺电中指出: “海南根据地在五指山初步建立这是一大胜利。”①
五月九日,中共琼崖第五次代表大会在红毛召开。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大会以后,部队立即集中五个支队兵力,分三路向保亭、乐东等地区进军。各路军经三个月苦战,扫除了盘踞白、保、乐三县的残敌,解放了除石碌铁矿以外的三县全境,使原来分散在五指山周围的小块根据地连接起来。至此,方圆万里,人口达三十余万的解放区第一次出现在祖国南海的宝岛上。这是琼崖革命斗争史上的一件大事。
五指山区怀抱白、保、乐三县,是全岛的中心地区,与各游击区联络方便; 境内丘陵起伏,群山耸立,密布原始森林,最高处海拔一千八百多米,我军进可攻,退可守,易于机动周旋,而敌人从外面则不易深入; 乐东、保亭两县粮食丰富,白沙县又与粮产区儋、临接壤,有较充足的人力、物力; 更重要的是白沙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势力,使黎族人民看到了自己的力量,他们在王国兴的领导下,对共产党极其信赖和拥护,有着可靠而稳固的群众基础。
一九四七年六月,白保乐边区行政委员会成立,王国兴被任命为主任委员。
不久,在白沙县各地普遍开展了以清匪反霸为主要内容的土改运动。运动主要是打击那些罪大恶极、民愤很大的反动分子,将土地多的抽出来分给无地或少地的群众。王国兴全力支持这一斗争,做了许多工作②。
王国兴亲自动员群众支援前线,动员青年参军,工作深入细致。他经常出现在群众集会上和黎胞的茅屋里,向群众讲述自己的体会,启发和激励群众的革命热情。
五指山区涌现了支前拥军的热潮,动人的事例是很多的。当时,部队的生活很艰苦,战士们要打仗,可是却常常吃不饱。黎族同胞说: “只要黎人有一条命, 就不能让 ‘父母军’ 饿肚子。”当时群众生活贫困,有的家里连一粒米也没有了,他们就把树上刚成熟的菠萝蜜摘下来给部队送去。当战士们看见这些赤裸着身体、面黄饥瘦的黎族同胞成群结队给部队送菠萝蜜的情景时都十分感动,有的同志忍不住掉下泪来。
黎族同胞还将他们的亲人一批又一批送上前线,村寨前常常出现妻送郎、母送子、奶奶送孙儿上战场的动人场面。还有不少黎族妇女参加了琼崖纵队。王国兴的夫人王爱英就是解放团的炊事员。
五指山革命根据地为琼崖纵队提供了广阔而巩固的大后方,使之有了比较充足的人力和物力。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八年一年中,琼崖纵队从原来的七千余人发展到一万多人。一年以后又增加到二万二千余人,其中黎族战士占很大比重,仅一九四八年就有四千多名黎族青年参加琼崖纵队。黎族战士作战勇敢,在战斗中涌现出许多英雄人物。一九五○年五月琼纵举行庆功大会时,有六十多名黎族战士被评为功臣模范,其中还有全国特等战斗英雄——陈理文。
冯白驹对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的巨大作用曾作了十分确切的评价,他说: “五指山根据地的最大作用在于战略上保证了海南解放战争的胜利。”①冯白驹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又说:“当年如果没有王国兴的支持,我们的处境将是非常困难的。”①王国兴对于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有着重大的贡献。
党中央的召唤
一九四九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飞越长江天险之后,势如破竹,向南中国挺进。全国解放胜利在即。海南岛军民在夺取了春季攻势的巨大胜利之后,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正准备开展夏季攻势。七月的一天,王国兴和五指山根据地的群众正准备在更长的战线和更广阔的地区紧张地进行支前工作的时候,突然接到一个他完全意想不到的通知: 党中央要他立即渡海北上,到北平去。
原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在北平举行,党中央指定要挑选一名黎族代表参加会议,共商国家大事。
同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统战部给琼崖区党委 (琼崖特委于一九四七年五月九日后改称) 书记冯白驹拍来了电报:“黎民中能否派一代表参加新政协,如有适当人选,望即开报姓名简历并准备经港赴平速复。”②
当然,在斗争中经过严峻考验的王国兴是最有资格的代表。琼崖区党委将意见报告中央以后,党中央于七月十日又来电指示: “同意派王国兴为黎族代表,望即设法派适当同志当翻译,护送他安全到港来平。”③
当时海南岛沿海几乎全部控制在蒋军手中,要渡海是相当困难的。琼崖区党委对王国兴的行程作了一系列巧妙的安排。
临行前,王国兴来到黎族干部训练班向学员们告别。因为此行是保密的,他只是告诉大家要到很远的地方去,他说:“如果我回不来了,你们一定要记住,我们黎人只有一条光明的路,就是跟共产党革命到底。”①
八月初的一天,王国兴登程上路。在粤桂边纵队和湛江地下党组织的掩护下,安全抵达香港。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书记方方设宴招待了王国兴等同志。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电告冯白驹: “马白山、王国兴两同志已安抵港拟直接北来。”② (马白山已晋升为琼崖纵队副司令员,亦是政协代表)三天以后,他们都乔装华侨身份登上了一艘外国大轮船,从祖国的南海驶经东海抵黄海,在山东青岛靠岸。几天后,又改乘人民自己的火车驶向北平。
九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怀仁堂正式开幕。王国兴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和海外华侨的六百多名代表欢聚一堂,共同商议人民中国的第一件大事——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王国兴从尚未解放的海南岛来到这里,亲眼看到了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了,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和平和繁荣的新中国就要诞生了。他怎能不激动呢?作为少数民族代表,他在大会上发言说: “少数民族向来被统治者认为做苦工、出钱、出粮、做奴隶是够 ‘资格’ 的,但参与讨论国家大事是没有份的。” “今天不同了,共产党不但分给我们田地,同时也分给我们参与讨论国家大事的权利了。我们只有永远跟着共产党走,跟着毛主席走,我们的一切权利,才会得到保障,我们的前途,才会光明灿烂。”①
王国兴和代表们一起受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的亲切接见。在盛大的宴会上,周恩来亲切地同王国兴握手并把他介绍给代表们说: 这是海南岛来的黎族代表王国兴同志。大家知道冯白驹领导海南人民打得很好,海南人民坚持了二十三年红旗不倒。黎族人民斗争很坚决,对革命贡献很大②。
王国兴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还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他一再向党表示自己没有文化,没有能力负此重任,中央领导同志鼓励他说: “国兴同志,你有斗争经验,至于文化可以学,能力也是可以提高的。”③
十月中旬,王国兴随同全国政协华南代表团南归。
一九五○年五月一日,海南岛解放了。王国兴怀着急切、欣喜的心情回到海南岛,向黎族同胞传达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精神,和他沿途的观感见闻。从此,他和黎族人民开始了建设家乡的新的历程。
光荣入党
自参加革命那天起,王国兴就把自己看作一名普通的革命战士,把自己的命运和共产党连结在一起。在他同冯白驹相见以后重返白沙的时候,就已经把自己看作是肩负党的重任、受党派遣的人了。
一九四八年,王国兴就向组织表达了他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①。解放以后,他有机会受到党组织更多的教育,得到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的关怀,使他进一步认识到,个人率众起义之时,是为黎族人民谋求生存,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剥削和压迫; 参加革命以后便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新中国,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战,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他的思想从一个民族起义首领的起点升腾到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高度。他的入党要求更为强烈了。
一九五三年,自治州党委对王国兴的历史和思想状况作了全面分析,认为他已经具备一个共产党员的基本条件,可以吸收他入党。
一九五三年三月,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提名王国兴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在推荐书上写下这样的评语: “王国兴……十余年来跟党走,一九四八年起即要求参加党”,“政治上忠诚可靠”,“是广东少数民族中最突出的领袖人物。”同年五月二十日,中共中央中南局批准王国兴为中国共产党员。批文上这样写着: “批准王国兴入党,不要候补期。”
五十九岁的王国兴,从一位“黎头”,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第一任州长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 “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一九五二年,经政务院通过,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毛泽东主席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区域自治实施纲要》。一九五四年,我国第一部宪法明文规定了保障少数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从而结束了千百年来各少数民族人民在政治上毫无权利的历史,实现了少数民族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在自治地方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愿望。
对于党的民族政策,王国兴衷心地拥护,积极地宣传,认真地贯彻执行。
一九五二年七月一日,经过民主协商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正式成立了。王国兴当选为自治区第一任主席。(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于一九五五年改称为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自治区政府主席改称为自治州州长。)从此以后,王国兴在自治州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团结广大干部和群众,全心全意为自治州各族人民服务,为自治州的建设事业努力工作。他常常带着自治州党委、干部和广大群众关于开发海南岛和建设自治州的许多重要建议到北京向党中央、政务院汇报。如有关公路建设、热带经济作物的种植、民房改造等等①。这些意见对于自治州的建设是很重要的。
自治州在成立以后的几年里,认真贯彻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农业有了发展; 群众生活有了改善; 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初步兴起; 原来没有学校的五指山区,小学、中学如雨后春笋,历代都是文盲的黎族苗族同胞开始送子女上学; 从前只信鬼神,不知医药的山区群众开始求医治病了……这些都无不溶化着王国兴的心血①。
王国兴对自治州的文化教育事业非常关心,他曾经向党中央反映: “黎、苗族人民,过去没有受过教育,大都是文盲,实行区域自治,干部缺乏,除目前必须要求大批汉族干部帮助外,为永远打算,对培养民族干部和发展文教事业,也是不应迟缓的。”②他常对自治州的干部们说: “我这一代人吃够了没有文化的苦,不能让下一代再做文盲了。”他鼓励周围的青年干部努力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他自己做出了刻苦学习的榜样。他参加革命之初只认识自己的名字,在战争年代就跟随战士们一起学习文化。解放后,他请秘书将每天报纸上的重要新闻告诉他,然后逐句逐字阅读。在他的笔记本里,抄录了许多文件,一条条抄得很细心。同志们去向他请示工作、或找他谈心时,他总是首先要搬出许多生字来请教,连警卫员也成了他的“文化教员”。由于他刻苦学习,到五十年代后期,已经能看报、看文件和写信了。当他七十高龄的时候,组织上送他到广东省委党校学习。他和其他年轻干部一起学习政治经济学,十分认真,同志们都非常感动。最近在他的遗物里发现了他亲笔所写的革命回忆录,共九十页,约有五万字,详细地记述了白沙起义的历史过程以及他个人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成长的思想发展。文字虽然不太通顺,有许多字是用海南方言或黎语语音记述的,并有不少字是用了三角形或圆圈代替,但是那密密麻麻的字里行间透出了他那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刻苦学习的精神①。
王国兴在担任州长期间,留给人们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他在维护民族团结方面的贡献。民族团结是他同民族干部经常谈论的话题。他在自治州提出了“向汉族老大哥学习”的口号。他常告诫黎族干部要特别注意团结汉族和其他民族干部。他说: “汉族同志来我们山区是遵照党的指示来帮助少数民族的,我们一定要尊重他们,爱护他们,关心他们。”②
一九五三年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自治州开展了反大汉族主义的思想教育。当时的自治州州委书记是汉族干部,他带头在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但是,由于人们没有很好地分清那些是大汉族主义,那些是属于思想水平和工作水平的关系而产生的错误,出现了批评过激的偏向。起初,王国兴见到州委领导同志诚恳、虚心的多次自我批评,非常感动。但当看到有些同志过激的批评时,心里很难过,当即找到冯白驹等领导人,要求纠偏。
王国兴对于自治州其他民族的干部和群众同样关怀备至,非常注意主动搞好团结。由于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的挑唆,黎族与苗族之间曾经存在过一些隔阂,王国兴经常教育黎族干部和群众要尊重苗胞的风俗习惯。有些黎村同苗寨共饮一江水,而黎村在上游时,他特别提醒那里的黎族干部说,苗胞是忌食狗肉的,要黎胞杀狗的时候到苗寨的下游去。因此,王国兴不但赢得了汉族、黎族干部和群众,而且也赢得了苗族干部和群众的信赖和尊敬,大家一致称赞他是民族团结的楷模。
深入群众,和群众亲密无间是王国兴的一贯作风。他经常下乡,每到一个村子,总要一家家一户户去看看。他一钻进群众的茅屋便在灶旁坐下来同乡亲们促膝谈心。只要他一进村,全村人都争先恐后来看望他,连高龄的老妇人也都颤颤巍巍的柱着拐杖来同他拉一拉手。
州长到群众家里很随便,群众到州长家里也不拘束。黎胞们喜欢到州长家里串门,王国兴家里经常挤满了客人。客人当中有的是同王国兴一道起义的革命老人,他们来看望当年的起义总指挥; 有的是战争时期掩护过王国兴的老战友,他们来看望当年白保乐人民解放团的老团长; 有的人是来向州长反映情况的; 有的人则是把州长看作自己的民族领袖来同他谈谈心、叙叙情的。王国兴对于所有来访的客人都非常欢迎,热情接待,还常常在经济上帮助有困难的乡亲们。
王国兴家徒四壁,没有箱也没有柜,更没有高级用品,他带的手表可说是全家唯一贵重的物品了。他的子女起初不理解父亲,小女儿埋怨说: “我要一角钱那么难,老乡要几十元就那么容易。”王国兴语重心长地对妻子和儿女说: “群众当年支持革命,生命都肯拿出来,今天群众有困难,我有什么不应该献给他们呢?”①
王国兴的心里装着几件大事,这就是群众的吃饭、穿衣和住房问题。当他看到党的民族政策得到贯彻,群众的生活得到改善的时候,他便眉开眼笑。当他看到党的民族政策贯彻不力或被歪曲,群众生活很苦,问题很多的时候,他就双眉紧锁,心情沉重,寝食不安。当他看到有损群众利益的现象时,从不肯稍加容忍,不管对哪一级领导都敢于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如果他的正确意见不被采纳,他就向上反映,直到反映给党中央,表现了坚强的党性原则②。
一九五八年,自治区也和全国各地一样刮起了“共产风”、浮夸风,大搞“一刀切”、“以粮为纲”等等,琼中县就被“定”为“千斤县”搞“万斤亩”、“二万斤亩”。王国兴想,黎族地区过去亩产百来斤,增加到二、三百斤就很不错了,“万斤”、“二万斤”是怎么来的呢?他到黎村苗寨去了解实情,看到浮夸等“左”的错误在严重地损害着群众的利益,便建议县委火速解决救济粮,尽快煞住浮夸风。打那以后,王国兴戒了酒,直至他逝世前,都滴酒不进。
自治州的干部和群众都一致公认王国兴是一位平易近人的群众领袖,是一位关心群众的好干部。当他不再担任州长职务以后,自治州人民仍和以前一样尊敬和爱戴他。
五十年代中期,我们国家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也和全国一样,以它雄姿勃勃的步伐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列。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得到很好的贯彻,一批批民族干部成长起来,许多建设项目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人们说,这是自治州的“黄金时代”。那个时候也正是王国兴处在他一生中精力比较旺盛,经验比较丰富,工作能力不断提高,思想不断成熟的时候。这个“黄金时代”,是他和全海南各族人民艰苦奋斗干出来的。
但是,一九五七年冬至一九五八年春,在“以反地方民族主义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全民整风运动”开展的时候,王国兴受到了不应有的批判。在林彪、“四人帮”掀起的那场给党和国家带来极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中,王国兴更受到残酷迫害。一九六八年九月七日,他被扣上“自治州最大的走资派”、“反动黎头”和“现行反革命”等帽子而被逮捕;一个捏造的所谓“以王国兴为总后台”的“民族分裂主义集团案”,牵连了千百名自治州的干部和群众。经过长达五年时间的折磨,一九七四年八月,王国兴被解除“监护”,任命为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革委会副主任。然而,他的身体已经受了很大摧残,几个月后,即一九七五年一月七日,这位八十一岁高龄的老人,在海口市与世长辞了。弥留之际,他对他的儿女们说: “你们一定要记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黎族人民的解放。你们要相信党,要团结汉族干部,要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把自治州建设好。”①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共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委员会已为王国兴平反昭雪,充分肯定了他在解放海南、建设海南,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维护民族大团结中做出的巨大贡献。那起所谓的“民族分裂主义集团”的假案,亦已彻底推倒。
注释
①“合亩制”是五指山中心地区解放前在黎胞中存在的一种处在解体过程中的原始公社所有制。
①王老朋访问录,存广东省民族研究所。
②王玉锦为红毛乡牙寒村人。年轻时曾被国民党抓壮丁到过大陆,几年后逃回乡,曾当过牙寒村保长。他是白沙起义的策划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是王国兴的得力助手,是起义者们军事上的实际指挥者,在以后的斗争中起过重要的作用。解放后历任白沙县县长,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副州长等职务,“文化大革命” 中被迫害致死。
①关于白沙起义的几次筹备会议的时间,众说纷纭,本文主要是参阅了王国兴自传中叙述的时间。
②中平乡、南茂乡和加略乡现今均属琼中县。
③一种装火药铁沙的老式猎枪。
①王国兴关于白沙起义的回忆录,原件保存在其子王家森处。又见起义老人王玉林、王家芳、吉有理、王老朋等访问记录,存广东省民族研究所。
①郑放、王家芳访问录,存广东省民族研究所。
①郑放、王家芳访问录,存广东省民族研究所。
②③郑放访问录,存广东省民族研究所。
①王昌: 《一九四三年黎族人民的起义及建立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载《广东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 又见吉有理访问录,存广东省民族研究所。
①琼崖革命武装队伍名称变更如次: 琼崖工农红军游击队于1938年年底改编为广东琼崖民众抗日自卫团独立队; 1939年4月发展为琼崖独立总队; 1944年秋改称琼崖独立纵队; 1947年10月据中央军委令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
②一说是临高县民主政府。
③原件藏中央档案馆。
①郑放访问录,存广东省民族研究所。
②王昌: 《一九四三年黎族人民的起义及建立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①庄田、陈求光、吴之访问录,存广东省民族研究所。
①江田、陈石、王怡亭、李汉、李独清等访问录,存广东省民族研究所。
②郑放访问录,存广东省民族研究所。
①符荣鼎同志访问录,存广东省民族研究所。
①马白山、郑放访问录,存广东省民族研究所。
①《中共海南党组织革命斗争简史》 (征求意见稿)。
①转引自 《冯白驹将军》,载《琼岛星火》第3期。
②祝菊芬访问录,存广东省民族研究所。
①冯白驹访问录,存广东省民族研究所。
①王越丰访问录,存广东省民族研究所。
②③原件藏中央档案馆。
①王家政访问录,存广东省民族研究所。
②原件藏中央档案馆。
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文件汇编。
②③冯子平访问录,存广东省民族研究所。
①见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提名王国兴为全国人大代表推荐书,原件藏中共中央组织部。
①1951年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会议文件汇编,原件藏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档案室。
①韩立人访问录,存广东省民族研究所。
②1951年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会议文件汇编,原件藏国家民委档案室。
①王国兴的回忆录没有注明写作时间,估计是“文化大革命” 中所写,原件由其子王家森保存。
②韩立人访问录,存广东省民族研究所。
①王国兴夫人王爱英访问录,存广东省民族研究所。
②张执一、韩立人访问录,存广东省民族研究所。
①王家贤访问录,存广东省民族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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