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武止戈人物传,武止戈生平事迹,武止戈评价

Posted 2022-05-04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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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武止戈人物传,武止戈生平事迹,武止戈评价

武止戈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优秀党员。历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地委书记、中共旅莫 (斯科) 支部书记、张家口特委委员、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总部高级参谋和吉鸿昌部北路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等职。他为发展壮大北京和陕西团组织，创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作出了重要贡献，一九三三年十月在河北省顺义县与日寇作战中壮烈殉国。

马克思主义的热情宣传者

武止戈又名武熹祖，化名胡之康，一九○二年四月三十日出生在陕西省渭南县武赵村一个士绅家庭，后迁居西安。祖父曾任清朝兵部主事，父亲武树善当过清朝知府，辛亥革命后任国会议员，是一个倾向进步，赞助过革命的开明士绅。

武止戈从七岁起开始在私塾读书，后入西安私立健本小学和外国教会办的中学——圣公会学校上学。他在进步教师蒲化人 (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的影响和教育下，刻苦学习，成绩优良，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他不仅各门功课好，而且还阅读了不少经史子集和进步书刊，知识比较广泛。对于时局的发展，尤为关心。一九一九年五月，北京爆发了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消息传到西安，他和其他进步同学在省学联的领导下，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的正义斗争。他带头把家里用的日货拿出来当众烧毁，同校内同学在钟楼、鼓楼散发传单，登台讲演。宣传使用国货、抵制日货。他的爱国行为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西安地区“五四”运动中的积极分子。

“五四”运动后，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武止戈和好友屈武、邹均等人商定去外地求学。一九二○年，他和邹均等同学考入天津南开中学，插班二年级。在进步教师和同学的指引与帮助下，他认真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问题》和《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并投身学生运动。为响应新文化运动，他决心不写文言文，和同学们相约用白话文写文章，抨击旧文化、旧礼教。

随着革命斗争的迅速发展，武止戈和许多进步青年，逐步认识到组织起来的必要。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他和同在天津的屈武、邹均、张宝泉、刘尚达、崔孟博、韩志颖等十多个陕西同学，组织起南开学校陕西同乡会，并以通信形式联络西安学生，愿同他们一起，“组织团体和出版刊物，把各界的黑幕尽量地介绍出来”，“同心协力去奋斗牺牲，破除黑暗的势力，努力向光明的路上去!”①他们还致函陕西教育厅厅长沙明远，揭露其勾结复古顽固势力，“使陕西教育界非常黑暗”的罪行，警告沙明远“不得将神圣的教育事业为缺少常识者所把持”②，力主革新陕西教育。翌年初，他们又创办了《贡献》 (月刊)杂志。这个杂志虽只出了四期，但在倡导移风易俗、改造社会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等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被誉为“宗旨正大，议论卓越”的革命刊物。武止戈在《贡献》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号召陕西青年奋起改造社会，为世界上大多数人“谋幸福、快乐、自由、平等。”①

一九二二年六月，武止戈在南开中学毕业后，前往北京，一面复习功课，准备应考大学，一面积极参加党团组织领导的革命活动。在北京，他结识了陕西旅京学生领袖刘天章、魏野畴、李子洲、杨钟健等，与他们志同道合，交往甚密，彼此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特别是在刘天章、李子洲的引荐下，他拜访了李大钊，聆听教诲，备受教益。

一九二三年，武止戈经刘天章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积极参加了旅京陕西学生的进步组织——共进社的活动。为《共进》杂志撰写了十多篇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

在研究、宣传马列主义时，武止戈十分重视联系实际，特别是探讨在陕西地区进行革命的道路和方法。他在《陕西人应该怎样要求解放》一文中，即鲜明地提出了“领导陕人武装起来，建立革命政府，打倒军阀，赶走流氓政客”②的主张。

一九二三年夏，武止戈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③，在李大钊的指导下，积极发展壮大团的组织。仅半年时间，团员就由原来的不足一百人发展到一百八十多人，成立了二十多个支部。他还组织团员深入工厂，帮助举办劳动补习学校，教工人学文化，了解时局发展趋向。通过和广大产业工人的广泛接触，使他和许多青年逐渐加深了对工人阶级的感情，认识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决心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由于他领导的北京团地委的工作成绩出色，曾受到团中央的表彰。团的“二大”决议中赞扬“北京地方团，对于政治宣传，尤其是学生运动方面”，作了“很好的工作”①。

一九二四年初，党组织选送武止戈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在这里，他就教于著名共产党员瞿秋白、蔡和森、邓中夏等人，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和社会科学知识，并和何尚志、邹均等共产党员，利用课余和星期天深入到工人中去，调查了解工人的情况到工人夜校任教。不久，他接到团中央的指示，要他赴苏联学习，并在赴苏前利用回陕探亲的机会，帮助陕西建立团组织。他欣然从命，即刻动身返陕。

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日，武止戈先到渭南赤水，找到在赤水职业学校任教的早期团员王尚德，转达团中央的指示。在他的督促下，赤水团支部很快建立起来②。不久又扩大为特支，吸收了渭南、华县、三原等地的进步师生加入了团组织。六月上旬，他又来到西安，与正在省立第三中学执教的共产党员(一说团员) 魏野畴取得联系。他同魏野畴、崔孟博 (中共党员，天津团地委委员、时在天津南开中学上学，因放假回西安) 举办了暑期讲习班，并召开青年座谈会，讲解团的性质、任务和入团的条件，并详细介绍了国内外的形势，鼓励青年积极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火热斗争中去。不久，他们先后接收了张秉仁、康少韩等一批青年入团。建立了由团中央直接领导的社会主义青年团西安支部①。

旅居苏联的艰难时期

一九二四年七月，武止戈从西安来到天津，同张宝泉等一行数人，启程赴苏进入东方大学。他在这里刻苦学习了马列主义的许多重要著作。学校开设了国际共运史、工运史、联共党史和俄语等课程。在这些课程上，他的学习成绩都很好。特别是俄语学得尤为出色，被大家亲切地誉为“活字典”。②一九二五年夏，他被派往西伯利亚和黑海地区作工人运动，他同工人打成一片，同吃同住，一起挖煤，一起捕鱼。他皮肤晒黑了，手上磨出了厚茧，意志也锻炼得更坚强了。在长期艰苦而愉快的劳动生活中，他与一位苏联女工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并结了婚③。

武止戈在苏联学习和工作的日子里，特别是在最初的几年中，经受了种种考验。由于战争的破坏，苏联当时的生活条件艰苦，房子少，许多人住在一起; 粮食缺，有时吃不饱肚子，武止戈从不叫苦，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精神，并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去团结教育其他同学和工人。在东方大学时，一些人不但轻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反而装腔作势，对有钻研精神、敢于提出问题，发表不同意见的武止戈等同学指责为所谓“学院派”①，错误地进行批判，并在组织上进行排斥和打击。武止戈坚持真理，同这些人的错误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一方面继续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方面加强实际工作的锻炼。在后来的反托派斗争中，他旗帜鲜明地批判托洛茨基及其门徒所散布的种种反马列主义的谬论。但当讨论对犯错误人的处理时，他却主张对一个人应该作全面的历史的分析，反对过火斗争和一棍子把人打死的错误方针②。他的这种坚持实事求是、光明磊落的精神，为大家一致称赞。

一九二七年春，武止戈回到莫斯科，转入中山大学继续学习。同时担任中共旅莫支部书记③。在任期内，他经常与党中央及其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取得联系，听取中央的指示，并汲取前任书记刘伯坚等同志的工作经验，不断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和纪律教育，严格组织生活。除此而外，旅莫支部还要负责管理中国籍学生的工作，有时也承担旅苏华侨的事务。尽管学习任务十分繁重，他仍任劳任怨，把各项工作安排得有条不紊，人们亲切地称旅莫支部是“党内驻苏大使馆”④。

武止戈远在苏联学习，但他时刻关心祖国政局的发展和我们党的工作，经常翻阅报刊，了解国内时局发展的动态。当他得知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日益发展的情况后，多次向党组织申请，要求学习军事，以便回国后投入火热的武装斗争。党组织批准了他的要求，送他到列宁格勒军事政治学院学习，不久又到苏联红军中进行实习。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了我国东北各省，他心急如焚，请求回国直接参加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当党组织批准了他的请求后，他立刻动身，于一九三二年二月回到离别八年的祖国。不料途经哈尔滨时，被奉系军阀逮捕，在沈阳、大连羁押数月，敌人的严刑拷打和非人的折磨，使他身染重病，生命垂危，但他始终严守党的机密，说自己是旅苏华侨回国探亲的。党组织和他的老师蒲化人对他进行了多方营救。他获释后，由大连转赴上海，住在弟弟武思冒家养病。他一面坚持学习，一面教育弟弟和弟媳顾红梅，希望他们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做个不负时代的好青年①。他的病情稍有好转，便请求党组织分配工作。党中央认为他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组织才能，又有一定的军事知识和军事技术，对北方的情况比较熟悉，决定派他去北方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他欣然接受了党交给的任务，离开上海，踏上新的征程。

在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战斗的日日夜夜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更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危险。在这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一九三二年夏，中共北方特科②根据周恩来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共同抗日的指示精神，同国民党抗日爱国将领冯玉祥商定，以察哈尔张家口为根据地，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①。

武止戈到天津和北平后，同中央华北政治保卫局负责人肖铭 (即肖明) 取得联系。接着，他和吴化之、张金印、张存实、许权中等共产党员被派往张家口，同冯玉祥将军一起筹组抗日同盟军。为了加强党的领导，成立了由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领导的中共张家口特别委员会，他和张金印、吴化之都参加了特委的领导工作②。他们认真分析了“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外的形势，根据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和冯玉祥将军初步商定的原则，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打击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决定放弃打倒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地方军阀的口号; 对帝国主义国家区别对待，只提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口号。并决定党组织和党员在即将成立的抗日同盟军中均不公开。根据上述决定，特委起草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纲领和宣言。同时，根据冯玉祥的建议，特委派出一些共产党员作为冯玉祥的代表，分别到冯的旧部方振武、吉鸿昌、孙殿英、佟麟阁部和退往察哈尔绥远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中作联络争取工作。结果，他们都表示愿意率部参加即将成立的抗日同盟军，拥护中国共产党和冯玉祥将军联合抗日的主张。

为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支援抗日同盟军的工作，发展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一九三三年春，武止戈同吴化之等与在张家口的中共内蒙古特委书记陈镜湖协商，由陈负责发起组织蒙汉抗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尔后再由特委组织各界群众成立察哈尔人民自卫指导委员会。在此期间，张家口特委还创办了《抗日前线》报，宣传我党抗日救国的主张。

在筹组抗日同盟军的工作基本就绪之后，武止戈受特委和冯玉祥将军的重托，穿越内蒙古大草原，日夜兼程，前往库伦(今乌兰巴托) ，作争取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和共产国际援助即将成立的抗日同盟军的联络工作。但因苏联驻蒙大使鉴于苏联政府已同日本、中国有正式外交关系，不能单独和抗日同盟军发生关系，致使联络工作未能奏效，他只好返回张家口，同党组织和冯玉祥将军另商决策。

这时，中共河北省委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错误地指责武止戈、吴化之等领导的张家口特委 “右倾”，认为特委不能保证他们那条“左”倾路线的贯彻执行，于是又成立了以柯庆施为书记的中共河北省委前线工作委员会(简称前委)①，取代了张家口特委。武止戈、吴化之等特委成员均被不公正地排除在前委之外。这时，他虽受到排挤，但仍以党的事业为重，顾全大局，服从组织分配，继续努力为党工作。

五月二十六日，在我党的帮助和推动下，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在张家口正式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以下简称抗日同盟军) ，冯玉祥任总司令，吉鸿昌任察哈尔省警备司令兼抗日同盟军第二军军长，武止戈任抗日同盟军总部高级参谋②。抗日同盟军成立后，通电全国，主张联合全国各党派各军队“结成抗日战线，武装保卫察省，进而收复失地，争取中国之独立自由。”号召全国民众“一致奋起，共驱强敌，保障民族生存，恢复领土完整”。①

但是，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抗日的强烈呼声，同日寇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日寇乘机大举进犯华北，先后侵占了滦东和平北十九县，察东沽源、康保、宝昌、多伦等重镇，亦沦于日伪军之手，平津地区风云突变，局势日趋紧张。

在此大敌当前之时，吉鸿昌受冯玉祥将军之命，出任抗日同盟军北路军前敌总指挥，武止戈被任命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②。六月下旬，他奉命协助吉鸿昌率部由张北出发，英勇进击，连战皆捷，十多天连克康保、宝昌、沽源等数县。七月上旬，他们又分兵三路，乘胜追击多伦之敌。多伦是察东重镇，日军在这里驻有茂木骑兵旅团和炮兵固守，伪军李守信、崔新五部担任外围防御进行顽抗，又有日机十多架在空中掩护。武止戈冒着敌人的炮火，到第一线协助吉鸿昌指挥作战。十日夜，他和吉鸿昌率敢死队匍伏前进，三次攻城，不克。次日拂晓，发起总攻，日机不时轮番轰炸，同盟军将士以大刀与敌血肉相搏，伤亡甚重。十二日凌晨一时，又命令所属部队趁黑夜敌机敛迹之机，发起全线猛攻。他们袒臂冲锋，身先士卒，与事先打入城内的四十名壮士里应外合，由城区的西、北、南三门攻入，经三小时短兵相接的巷战，日军不支，由东门仓惶溃逃。至此，失陷七十多天的多伦城，经抗日同盟军五昼夜鏖战，宣告光复①。

战后，吉鸿昌、武止戈又奉命率部驻守沽源，防御日寇反攻南犯。

驰骋疆场为国捐驱

抗日同盟军的胜利，大大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也使日伪闻风丧胆，大为震慑。但是，日军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一面派重兵反攻多伦、沽源，一面加紧勾结何应钦，共同围攻抗日同盟军。蒋介石也在这时调兵遣将，向察哈尔省步步进逼。

冯玉祥将军在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军事、政治压迫之下，于八月上旬宣布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下野去山东泰山。蒋介石急令宋哲元主持察政，收编抗日同盟军。武止戈和宣侠父、许权中、刘少文、张存实等共产党员坚决反对宋哲元收编抗日军队，坚持抗日同盟军的旗帜。在前委的领导下，经过一番积极准备之后，他们联合方振武、吉鸿昌将军在张北重建抗日同盟军总部，推举方振武为代总司令，吉鸿昌任总指挥。对我党领导的抗日同盟军第二师、第五师、第十八师等，也进行了充实整顿，党的力量和军事力量大大加强。

八月中旬，武止戈被前委和吉鸿昌将军派往驻守在张北县公会附近的骑兵第五十六师任参谋长。这个师原由东北义勇军改编，仅有几名共产党员，党的力量比较薄弱，而且师长早已和宋哲元暗中勾结，图谋叛离抗日同盟军。武止戈到任后，和师政治部主任刘少文、师参谋主任周益三等共产党员对五十六师进行了整顿，“发起组织士兵抗日会，在抗日会之下组织读书班、讲演会，宣传充实了士兵抗日会的生活，加强了政治处的群众工作，同时也开辟了一部分农村工作。……经过十天，党与群众组织均有发展。”①但由于宋哲元从中多方收买，师长率领部队投降了宋哲元。武止戈、刘少文、周益三曾发动士兵反对投降②，因我党掌握的兵力较少，恐被瓦解，未能阻止五十六师的叛离。武止戈亦于八月底被迫离开该师，回到吉鸿昌部任参谋主任，继续协助吉鸿昌将军指挥作战。

九月初，前委和吉鸿昌等在商都附近的四台坊开会，讨论抗日同盟军的进军方向问题，前委不顾变化了的客观环境，坚持王明“左”倾路线统治的党中央、中央驻北方代表和河北省委既定的向直隶省 (今河北省) 中部和南部地区进军，建立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方针。吉鸿昌等主张东进到独石口，和方振武部会师，而后向南发展。武止戈、张金印、许权中等则认为南下和东进途中都会遇到强敌的围追堵截，给我军造成伤亡，建议到党和群众基础较好、又有回旋余地的陕北去，同刘志丹等人领导的陕北红军汇合，扩大革命根据地。加之西进途中的敌人力量比较薄弱，便于我们通过。武止戈等人的正确建议，被前委否决了。最后，前委决定与吉鸿昌部一起东进独石口，同方振武部汇合，而后再南下到直隶中部和南部地区，建立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发展革命力量③。但当抗日同盟军东进到独石口时，前委某些人和方振武等人又提出放弃抗日同盟军的旗帜，打出讨贼联军旗帜的主张，并提出了在农历八月十五日进攻北平的计划。对于易帜和攻打北平，武止戈等许多共产党员认为不合时宜，提出反对的意见。在此情况下，前委为谋去直隶中部和南部地区，或与冀东农民革命武装汇合，作出了两种旗帜并存的决定①。九月下旬，武止戈协助吉鸿昌与方振武部汇合。接着，两支部队共三、四千人，由独石口出发，冲破敌人的重重阻拦，先后克复怀柔、密云、昌平等县城。十月初，又发动了大小汤山的战斗。

当时，抗日同盟军遭到日本飞机和大炮的袭击，国民党中央军十几个师也从三面进行围攻，从兵力到装备，敌我力量十分悬殊。但是，武止戈和抗日同盟军的将士们毫无惧色，斗志昂扬。当冲锋号起，全军挥起大刀和步枪，冒着枪林弹雨，反复驰突，奋勇撕杀，消灭了敌人一个团，攻占了大小汤山，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汤山之战，抗日同盟军虽取得了一些胜利，但部队伤亡较大。武止戈和许多党员同志主张尽快离开汤山，以免敌人对同盟军更大的包围。这时，前委动员方振武、吉鸿昌把部队开往平东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但为时已晚，日军和国民党中央军大量增兵设防，堵截了同盟军东进的道路，蒋介石、何应钦也调来关麟征和万福麟部合击抗日同盟军。抗日同盟军腹背受敌，形势非常危急，东进不成，无奈被迫西撤，当行至白河时，被河东的日军阻拦了去路，部队又向南行进，到达顺义县西的杜林庄、三家店、许南园村一带，国民党中央军尾随而来，我军予敌以迎头痛击。十月十三日中午，日本飞机配合国民党军队对抗日同盟军驻地许南园村进行狂轰滥炸。在硝烟弥漫之中，武止戈临危不惧，骑着战马，沉着地指挥抗日同盟军转移隐蔽，不幸被日机炸弹击中，壮烈殉国。时年三十二岁。

注释

①《改造陕西教育的彻底办法》,原载《共进》第七期。

②《给教育厅长沙明远先生一封信》,原载《共进》第七期。

① 《贡献》第四期 (1922年6月出版)。

②《共进》第三十三期,1923年七月十日出版。

③据张秀逸和彭建华同志1983年12月20日回忆。另据乐天宇同志的回忆,武止戈担任的是中共北京地委书记兼组织委员。因缺乏历史文献佐证,有待进一步查考。

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的决议(1923年8月25日),存中央档案馆。

②王尚德1924年给团中央的报告,存中央档案馆。

①《陕西省委通讯》1927年第一期。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张秉仁、李子健、高克林、刘依仁、米暂沉、杨博如等人的回忆。

②张仲实、方仲如、严信民等人的回忆(1979年)。

③顾红梅、张秀逸、武少文、张仲实等人的回忆(1979年)。

①所谓“学院派”,是指理论脱离实际的书呆子。

②张仲实、屈武、方仲如、师哲等人的回忆(1979年)。

③王健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红旗出版社1983年5月版第47页。

④转引自《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四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4页。

①武少文、顾红梅等人1979年12月的回忆。

②“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特务委员会指派吴成方创建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即北方特科,又称中共华北特委。

①吴成方: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成立和失败的经过》,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 1982年第一期。

②吴化之1979年9月23日的回忆和吴成方: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成立和失败的经过》。

①吴成方: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成立和失败的经过》;吴化之1979年10月15日的回忆。

②宋津修: 《冯玉祥的民众抗日同盟军和抗日同盟会》,载《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6—147页。

①赵谨三: 《察哈尔抗日实录》,1934年出版。

②王霖(芾南)1981年5月14日的回忆。

①《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14辑。

①②③《刘少文的报告——察哈尔事变经过情形》 (1933年12月3日),存中央档案馆。

①《刘少文的报告——察哈尔事变经过情形》 (1933年12月3日); 《马同志关于张家口事变的经过报告》 (1934年1月30日),存中央档案馆; 王芾南、周益三1981年5月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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