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谢子长人物传,谢子长生平事迹,谢子长评价

Posted 2022-05-04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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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谢子长人物传,谢子长生平事迹,谢子长评价

谢子长，原名世元，又名德元，字子长，号浩如，化名秋阳。一八九七年一月十九日出生于陕西省安定县 (今子长县)枣树坪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父亲谢标朋，以务农为业，兼开柴草店。子长从小随大哥谢德惠、二哥谢占元在家劳动，是个放羊能手。由于陕北文化落后，子长十四岁起才读冬学，十七岁时转入县城小学。一九一五年安定县进步人士郭海宽反对袁世凯称帝，惨遭县官杀害，子长遂联合进步师生控告知县，颇受师友爱敬。一九一九年，子长考入西安陕西省立第一中学，次年转入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这时，陕北已开始受到“五四”运动后新思潮的影响，子长受革命潮流的鼓舞，以战斗的姿态投身到伟大的革命斗争中去。

在大革命的年月里

子长在榆林中学上学一年，曾担任校学生会负责人。一九二一年底，为反对帝国主义召开太平洋会议，在校长杜斌丞的支持下，榆中学生罢课三天，在校内外集会游行，抗议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行径。当时，帝国主义在榆林等地利用办教堂作幌子，推行文化侵略政策，麻醉人民。陕北军阀井岳秀为维持自己的反动统治，在各地开办迷信团体同善社。学生会积极组织进步学生开展非基督教运动和反对同善社的宣传活动。经过斗争，部分学生退教。学生会还组织学生宣传妇女放足，不扎耳眼，不带耳环。为改善同学的伙食，子长亲自下厨办伙，受到大家的好评。

一九二二年春，子长在中学未及毕业，就回家乡创办小学。但在那时，办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经费无着，困难极大，特别是由于军阀豪绅鱼肉乡里，穷人家没有几个孩子能上得起学。严酷的现实使子长心灰意冷，认识到仅靠办学是救不了劳苦大众的，他心中十分苦闷，常思救国之道，决心投笔从戎。同年秋，子长只身赴山西，考入阎锡山办的太原学兵团学习军事。但这种学兵团不过是旧军阀的讲武学堂，不仅不能满足革命者的要求，而且对他无异是一种精神上的束缚。一九二四年，子长毅然离开学兵团，回到安定，办县民团，任团总。随后，又奔赴京津，探求革命真理。其时正值“五卅”运动爆发，全国范围掀起了蓬勃的反帝斗争高潮。在革命高涨的京津两地，子长经常接触陕西旅京学生中的共产党员白超然、白志诚、白志强、李波涛、白志立等，并通过他们结交了中共北京地区党的负责人之一刘伯庄。在他们的影响下，子长认真阅读马列主义书刊，积极参加反帝斗争。同年，经白超然、白志诚介绍和北京地委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六年初，经中共北方区委介绍，子长回到陕北与中共绥德特别支部(次年夏改为地委) 负责人李子洲、王懋廷取得联系。根据党的指示，回到安定，继续办县民团，仍任团总。此时，子长的友人李象九在北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陕后利用同井岳秀部下石谦的同乡关系，当上了安定县巡官。谢、李二人便利用公开的身份，在安定一带进行革命活动。一九二六年上半年，石谦先后升任营长和团长。为了利用这个关系发展革命势力，子长受命首先帮助李象九招收一批进步学生和贫苦农民，在石谦营里建立了学兵连，李任连长。不久，子长把自己领导的县民团也编入石谦部四团三营十二连，自任连长。还通过中共绥德地委负责人李子洲、王懋廷、田伯荫、蔡楠轩，调来一批党员任班、排长和负责教育训练工作。李、谢连里每天除两个小时军事训练外，其余时间主要用来学习政治和文化。子长经常对士兵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教育，讲解马列主义常识，教士兵唱他编的歌，其中有“孙文在广东，列宁一声唤，双手迎接世界共产党”等语。他和李象九还多次邀请李子洲、杨明轩等共产党人到部队讲演，宣传革命道理。子长对士兵十分关怀，不惜变卖自己的家产改善士兵生活，深得士兵爱戴。随着革命思想在部队中的传播，子长、象九等在石谦团中秘密建立了党的特别支部，由李瑞阳担任书记，李象九、谢子长、史唯然等任支部委员，发展了阎红彦、雷恩均等一批新党员。连队还组织了士兵自治会，举办俱乐部，学唱《国际歌》、《国民革命歌》、《少年先锋队歌》等革命歌曲，演新戏，搞球赛，气氛十分活跃。同时，在官兵中提倡艰苦朴素，自己缝衣做鞋，禁抽鸦片和喝酒，使连队里很快建立起新的革命生活。

一九二六年夏秋，在北伐军不断取得胜利的影响和推动下，在中共北方区委的正确领导下，陕北的革命运动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此时，石谦升任十一旅旅长。中共绥德地委很重视这支受党影响的部队，先后派李瑞阳、杜衡、冯景异、阎揆要等到石谦旅同子长、象九一起工作，开办青年军事训练班。一九二七年春，石谦旅中的党组织由特别支部改为直接受中共陕甘区委领导的军支，杜衡任书记，子长、象九等均为委员，几个营、连都建立了支部，一百多名官兵入了党。由于国共合作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在中共军支和子长等同志的努力下，促使石谦接受全旅官兵在宜川集义镇附近进行政治军事大集训的建议。子长等借此机会把许多进步书刊散发给官兵，并直接向石谦宣传革命道理，使石谦及大部分官兵倾向革命。

一九二七年一月，子长率部由宜川返安定驻防，他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联合当地学生和进步士绅，组织讲演团和劝导妇女放脚的天足会等团体，向群众宣传识字、禁烟、剪发、放足，破除迷信。子长善于作统战工作，他向安定县知事张鸣盛建议“整理地方，召集全县民众共图改革计划”，以便作出“兴利除弊”①的决议。张知事欣然接受，于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召开了安定县地方行政会议，子长被推选为大会主席。他在讲话中指出： “安定从前开会既无程序又无结果，此次大会应从新组织，并将议决案件须确实施行。”②经过认真讨论，一致通过了《安定县地方行政会议组织大纲》及其“细则”和《农民协会章程》等三个文件，还作出了关于天足会、农民协会、保卫团及捐税等八个方面的决议案。《大纲》和决议案以“改进地方一切行政事宜，解除民众痛苦为宗旨”③，对改革教育、革新社会、兴利除弊的办法作了明确规定。《农民协会章程》根据外地农运工作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形势; 规定了农协的性质、任务、组织机构和权利，明确指出“本会以团结农民，互相维持、改善自己的生活为宗旨。”①以上几个文献当时统称为《谢制农民运动协会章程》，它体现了子长兴利除弊的革新务实精神。在这次会上子长当选为安定县地方行政会议主席团成员和农民协会促成会委员。

会议结束的当天，为贯彻执行会议精神，子长和十连连长李瑞成联名发布了《敬告安定父老昆弟》的布告; 散发《敬告父老兄弟们》的传单。布告强调“我们既是民众的军队，自然以拥护民众利益为前提”，“不但要将这次议案尽力帮助实行，而且对于你们将来兴革事宜，还要当努力。” 最后号召“大家更要不分界限切实的联合起来，共同奋斗，完成国民革命。”②传单指出：军队“务必实是 (事) 求事 (是) 拿上最诚恳的心志，助我同胞起来自决痛苦，从此以后你们再不要受军队的无故欺负了，凡是路过的士兵，不能任意拉差; 就是办公的军人，都已与他们发给旅费，不论吃了你们的饭，买了你们的货物，及其用了你们的草料等事，他们必要按实价给发，不准赊欠登帐，亏损可怜的老百姓。所以除出布告外，恐民众不能周知，又出此传单，以后若有不肖兵士违令损民等事，望即速送来或报告我们，必严厉惩办，决不宽容。”③子长说到做到，身体力行，他带头不住民房，和士兵一起住在城隍庙大殿里。子长领导制定和通过的几个重要文件，对唤起民众和推动农民革命运动起了很大作用。为了贯彻执行这些决议，子长协助上级党组织建立了中共安定县特别支部(冯景异任书记，康忠治、郭朗亭分任组织、宣传委员)，加强对全县各项工作的统一领导。还建立县级和十四个区的农民协会及学生联合会等群众团体。二月二十九日，子长又主持召开了安定县市民大会，通过了《各团体宣言》，号召各团体紧密团结，并提出了“铲除压迫我们的各种坏东西”、“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官僚”、“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改善我们民众的生活”①等口号。

子长特别重视农民运动。为培养骨干，他协助党组织开办了安定县农民运动讲习所，亲自给学员上课，在学员中发展党员，还抽出时间到农村调查研究，宣讲《农民协会章程》，揭露军阀和贪官污吏的罪行。子长亲自领导县农民协会开展对土豪劣绅和高利贷者的斗争，拘禁和审判了大土豪宋运昌、李耀辉、王伯阳，赶走了全县两个最大的高利贷者王玉书和马子厚，当众烧毁文约、帐簿，宣布欠债作废，撤换了混进农协中的地主豪绅。由于党组织和子长的积极领导，安定县农民运动空前高涨，压迫农民的贪官污吏、恶霸兵丁和高利贷者以及公款杂税的浮摊滥收一时销声匿迹。贫苦农民扬眉吐气，社会秩序空前安定，群众对子长的领导非常敬佩，亲切地称颂他为“谢青天”。

清涧、渭华举义旗

一九二七年春夏之交，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在北方，四月二十八日，李大钊等惨遭奉系军阀张作霖的绞杀。子长得悉，义愤填膺，五月三十日和六月一日，亲自和冯景异等共产党员领导安定县农民协会召开代表大会，追悼李大钊，声讨帝国主义和新旧军阀血腥镇压革命的罪行，决定武装农民，开展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八月间，白色恐怖笼罩陕西各地，国民党反动派大搞反共反人民的“清党”运动，党组织大部分遭到破坏，农会、工会和学生会等革命团体被解散，陕北党组织活动的据点——省立延安第四中学和省立绥德第四师范被井岳秀下令封闭，中共延安、绥德地委负责人被驱逐出境。霎时，黑云压顶，大批革命同志被捕入狱，人民重陷水深火热之中。在这种形势下，中共陕西省委派魏野畴、唐澍、白乐亭等秘密来到清涧巡视工作，野畴讲了全国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指示子长、象九等继续留在石谦部队中开展党的秘密工作，作好武装反抗陕北军阀的准备。为了加强军队中党的力量，决定留唐澍、白乐亭同子长、象九一起开展工作。

八月下旬，同情革命的十一旅旅长石谦在榆林被井岳秀派刺客暗杀，反动营长康子祥被任命为代理旅长。接着井岳秀部师长高双成令李象九营开赴延安，准备将其改编为“骑兵团”;同时令谢子长连从安定县开往宜川接防，阴谋分而歼之，借机消灭这两支所谓“赤化”了的部队。子长、象九、唐澍、乐亭等立即召开党的会议，分析形势，研究对策，会后将会议的情况汇报省委。省委指示：敌人妄图借整编、换防之名，消灭我李、谢部队，我李、谢部队不能坐等敌人消灭，应立即举行起义。不久，省委为贯彻中央“八七”会议精神而召开的“九二六”会议文件传到部队。其中《军事运动决议案》指出： “本党的军事行动已经是迫不容缓了，……我们的军事根据地，除去东南以西北为重要，所以在西北上培植革命军事基础，是中国共产党目前重要任务之一，更是党在陕西的特要任务”①。为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指示，成立了陕北军事委员会，唐澍任书记兼中共军支书记，子长、象九、乐亭等任委员，统一领导和指挥起义。军委成立后，在清涧县城召开了党员大会和排长以上干部会议。会上，唐澍、子长等传达了省委关于起义的指示，对起义作了具体部署，决定驻清涧的四个连首先起义，然后会合延川县的另一个连南下宜川，与宜川其他三个连会师。同时派代表联合驻守神木之高子清旅，与高约定在神木起义，共同夺取绥德、米脂，夹攻榆林，消灭井岳秀的反革命武装。会后党员和广大战士非常兴奋，有的彻夜不眠，擦枪拭弹，严阵以待。十月十二日晚②，在一片“为石谦旅长报仇”的口号声中，起义枪声在清涧县城打响。在城内到处贴标语、散传单、逮捕恶霸豪绅，扩大政治影响。还缴获了井岳秀部下高双成私贩鸦片数万两和驮骡四十余匹，同时向大商人筹集现洋二十余万元，使经费问题得到完满的解决。按计划起义部队于次晨撤离清涧南下，子长率领十二连打先锋，途经延长县城时，里应外合，一举歼灭了驻军两个连并一个营部，子长亲自处决了敌营长祁梅卿。驻宜川敌人闻讯后，即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向该县准备参加起义的三个连发起攻击。这三个连在党的领导下，当即迎战，激战一昼夜。十五日，我清涧、延川起义的部队赶到宜川城下，敌代旅长康子祥率部逃跑。三支起义部队在宜川胜利会师。附近很多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纷纷前来参军，至此，起义部队发展到一千七百多人，三千多支枪，形成了一支相当可观的武装力量。

对于起义部队的纪律教育，子长也十分重视。在清涧起义爆发的当天晚上，李象九营的一个卫兵乘机抢了老百姓的财物，子长发现后，立即找李象九研究处置办法，他说：我们做革命事，是替人民谋利益、解除剥削压迫的大事，并不是为当土匪来抢人做坏事! 我们是共产党员，应该是共产党的队伍，这样抢人、刁人，对得起党吗?!说得李象九心悦诚服，下了这个卫兵的枪，卫兵不告而逃，子长即派兵尾追，将其处决，借此教育起义部队严守纪律，以儆效尤。他在向官兵讲话时说：我们时刻不要忘了老百姓，不论走到那里，都要爱护他们，要给他们办好事。谁要是乱抢老百姓的东西，就要受到严重的处罚。从此，起义部队官兵中违犯群众纪律的行为大为减少。

宜川会师后，对起义胜利后的行动方针在领导人中发生了争论。唐澍、子长等虽然还不懂得与农民相结合，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道理，但却主张立即打起革命军的红旗，整顿干部队伍，纯洁部队，提拔政治可靠、立场坚定的人任连、排干部，主动进攻延安，相机消灭敌人，扩大革命力量。而李象九则持不同意见，提出仍沿用旅的旧番号，必要时可接受军阀收编，并反对整顿干部队伍。由于意见分歧，部队滞留宜川，唐澍去省委汇报。唐走后，李象九打出十一旅的旗号，自任旅长，委任唐澍为旅参谋，谢子长、王有才、李瑞成为一、二、三营营长。这时，敌二十二军驻延安之第二师师长高双成一面写信麻痹起义部队，一面又调集六个营的兵力，进逼宜川。在敌人未到之前，子长又提出交通不便，敌人难以同时到达，因而应集中力量主动出击，各个击破敌人。但李象九不接受这一正确建议，按兵不动，致使敌人用二十多天时间完成了包围部署。原定在神木起义的高子清旅看无能为力，没有动作。当敌人发起进攻时，防守宜川城外重要阵地凤翅山、二郎山的部队擅自撤退，因而失掉制高点。李象九决定撤出宜川城。由于指挥不当，撤退时又遭敌军堵击，部队损失很大。只有子长带领的一营二、三百人和其他少数官兵由南门突围冲出，退据宜川以西，不久转移到韩城西庄镇。李象九又不顾子长等反对，竟然接受了军阀王保民的收编，改称独立旅。这时，陕西省委派唐澍、阎揆要、白志强等来到韩城，传达了省委指示，总结了清涧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在韩城重组军委，准备发动第二次起义。部队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以子长营的一百多人为基础，唐澍、子长任总、副指挥，揆要任参谋长。军委提出“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和“劫富济贫”等斗争口号，并决定将部队带到党和群众基础较好的清涧、安定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唐澍、子长、揆要遂于一九二八年元旦率部北上，向清涧、安定一带进发，途中由于轻信了宜川城内只有敌人一个连的传闻，贸然决定攻打宜川。部队连夜行军八十华里，拂晓袭入宜川城。实际上敌人有一个营的兵力，激战半天，我伤亡重大，即向西北撤退，行至延长交口时，又遭敌人袭击，加之沿途给养困难，连续行军，士兵非常疲乏，一部分逃跑失散。一月底到甘肃合水县的豹子川时，只剩下几十个人。清涧起义就这样失败了。

一九二八年二月，子长、唐澍回到省委汇报了清涧起义失败的经过和经验教训。旋奉省委命去洛南三要司许权中旅工作，唐澍担任旅参谋长，子长任营特派员兼副营长。根据中共中央和陕西省委的指示，许旅积极准备在渭华地区举行武装起义。

一九二八年五月，渭华起义爆发。子长任新成立的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兼第三大队队长。六月三日，子长率第三大队到赤水镇和当地农民一起，处决了散布谣言、破坏革命的商会会长赵登科和商号经理赵绍普及反动政府的两个敲诈勒索的收税委员，没收了“三兴合”、“祝寿昌”等大商号的财产，将大部分分给贫苦农民，其余作为革命经费之用。六月初的一个夜晚，我陕东赤卫队同敌渭南县保安团在该县的塔山脚下发生激战，子长闻讯，率部急往增援，两面夹攻，猛冲猛打，把伪民团打得落花流水，仓皇溃逃。六月十日左右，敌骑兵师进攻高塘镇，在此之前，革命军第二大队被派往赤水公路一带进行游击活动，子长率领的第三大队受命袭击华县城。由于革命军对敌情侦察不够，防范疏忽，致使东面敌军一直冲到司令部东北三里多远的骆驼渠时，才被哨兵发觉。在此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总指挥唐澍先后派赤卫队队长张汉泉和总部参谋长王泰吉指挥部队英勇还击。但因寡不敌众，仍未能击退敌人的进攻。此时适值子长和高克林(时任总部参谋主任) 执行袭击华县城的任务后率领部队归来，路经瓜坡时，发现敌我正在激战，便立即投入战斗，从东西两面形成对敌夹攻之势，敌误以为中了我军埋伏，惊慌失措地丢下许多箱迫击炮弹，逃回华县城。六月十九日，敌人又分兵三路发动大规模围剿。由于敌人兵力过大，军委决定不同敌人死拚硬打，撤进秦岭山区，以保存革命力量。尔后，宋哲元又指挥一师敌军，从赤水东西川向高塘进攻，使用重炮轰击革命军的前沿阵地。子长奉命率部防守，奋勇阻击，激战竟日，击退敌人多次进攻。但由于兵力悬殊，子长在袭占高塘和魏家原后，又被迫转移到洛南县境内的两岔河山区。渭华起义失败后，七月初，根据省委指示，子长、志丹离开部队，回省委接受新的任务。

艰苦的兵运工作

一九二八年八月，子长、志丹回到西安，向省委汇报了渭华起义的经过和失败的经验教训。这时，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全国重赏通缉志丹、子长等，由于形势险恶，在西安难以开展活动，随后省委派子长和志丹回陕北领导开展武装斗争，志丹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子长任军委委员。

一九二九年初，中共陕北特委在米脂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传达了党的“六大”决议，并作出在陕北开展军事运动的决议。会后，子长受命到宜川凤翅山作争取改造梁占魁土匪部队的工作。是年春，子长利用原来与李象九等人的关系，建立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统一战线。为了大力争取陕北的地方实力，开展革命斗争，子长和陕北特委先后派党员赵洪枝、赵文蔚、马云泽、阎红彦、李维均等去杨庚武部(时驻守宜川延长交界的后九殿山寨)建立了党组织，准备在陕北创建农村根据地。但后来这支一千多人的部队由于受敌旅长高双成的欺骗，除一个营仍在我党领导下外，余均被高部收编，杨庚武和一大批干部被杀害。

一九三○年一月，根据陕北特委的兵运工作计划，为利用宁夏驻军苏雨生扩充势力之机发展革命，子长又受命西去宁夏打入苏雨生部队中活动。在苏部，子长曾取得旅长职务。在子长、志丹的指导下，成立了党的军委(张东皎任书记)，举办了学兵队，大力做争取群众、训练干部的工作。不久，子长、志丹离宁夏回陕北，打入地方军阀谭世霖部队，分任团长和营长，利用公开的职务收集了各地为逃避反革命追捕的党团员和革命同志，争取民团、哥老会部队，在敌人力量薄弱的陕甘宁边界地区活动。是年夏，子长、志丹率部驻防庆阳、吴旗交界的三道川训练部队。准备起义时，由于遭到军阀张廷芝部的袭击而失败。

一九三○年八月中旬，子长、志丹到绥德参加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 第五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研究了如何在陕北开展武装斗争的问题，决定继续开展兵运工作，条件成熟时实行兵变，建立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子长、志丹被任命为中共陕北行动委员会军事指挥部正、副总指挥。

一九三一年春，根据省委指示，子长继续去甘肃平凉一带从事兵运工作。

同年秋，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①由于遭到敌人围攻，处境非常困难。根据中共山西省委的指示，该部于九月八日西渡黄河。过河后在安定县枣树坪，先后通过地下党员、子长的哥哥谢德惠及共青团陕北特委负责人兼中共安定县委书记马文瑞，找到了陕北特委。在陕北特委的帮助下，游击队迅速发展到百余人。接着又于九月下旬先后联合了杨琪、师祝杰等陕北几股保运武装。十月二十日，游击队在杨仲远、阎红彦等率领下，到甘肃合水县灵锦庙同刘志丹领导的部队会合，随后到南梁地区进行休整。志丹、仲远、红彦派马云泽去平凉同负责兵运工作的子长取得联系，商讨会合后的行动计划。子长得知，便去西安向省委报告。省委指示立即组织陕甘游击队，并派子长到南梁地区传达。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急剧上升，陕西省委根据志丹、仲远等领导的两支部队的具体情况，以及西北地区人民抗日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决定将这两支部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下辖两个支队，子长任总指挥，志丹任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队长，杨仲远任参谋长。反帝同盟军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对外通电表示坚决抗日。在内部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古田会议决议和有关游击战争的文件，开办了军政干部训练班。通过学习，使许多同志提高了思想认识，明确了红军的政治任务，开始纠正了部队中的军阀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等不良倾向，为建立和扩大红军、开展游击战争奠定了思想基础。

转战陕甘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反帝同盟军根据陕西省委指示，在甘肃正宁县三家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子长任总指挥，省委军委书记李杰夫(后叛变)兼任政委，杨仲远任参谋长，马云泽任经济处主任，下辖一、二两个步兵大队、一个骑兵队和一个警卫队，共三百六十余人。同时，成立了中共陕甘游击队队委会，各大队成立党支部。从此，陕甘边地区第一次打出了工农红军的旗帜，为后来陕甘红军的创立奠定了基础。陕甘游击队成立后，积极开展练兵运动，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宣传队和“列宁室”，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还决定以陕西的淳化、耀县、旬邑、宜君和甘肃的正宁、宁县为区域，开展对敌斗争。

二月十三日，子长指挥游击队消灭了旬邑职田镇民团，捣毁了敌区公所，逮捕了罪大恶极的豪绅，在该镇召开了群众大会，烧了区公所的帐簿和地主豪绅的契约，组织了农民协会，领导群众进行分粮抗捐斗争。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使统治阶级恐慌不安，陕西军阀命令警卫团三营和彬县、旬邑、长武三县的民团约千余人向职田镇扑来，妄图消灭红军。子长得悉敌人的进攻计划后，当即指挥游击队撤至职田镇以东二十华里之阳坡头，占领有利地形待机歼敌。二月十五日，敌于职田镇扑空后，次日晨继续向阳坡头前进。当敌先头部队进入阳坡头村边时，子长指挥两个步兵大队出击，猛打猛冲，将其击退，敌复以猛烈火力向我射击，形成对峙。这时，子长当机立断，令阎红彦带两个冲锋枪班，向敌迂回侧击，攻入敌阵，敌人顿时混乱，该敌三营七连连长、我地下党员李明轩乘机掉转马头，大喊： “红军来了，快跑! ”士兵争相后逃。子长指挥游击队趁势全线反击，敌溃不成军，四处逃窜，我军跟踪追杀，将敌警卫团三营和民团一部歼灭，毙敌一百六十余名，俘敌四百余名，缴枪四百余支。战后，子长亲自向俘虏进行宣传，对愿意参加红军的数十人，开了欢迎会，其余发了路费，开会欢送，遣散回家，对伤俘进行救护，将敌尸体运往彬县埋葬，揭穿了敌人“红军杀害俘虏”的欺骗宣传，从此游击队的政治影响更大了。二月十九日晚，游击队南下清水原、土桥原，发动群众打土豪。这时，敌警卫团、特务团由淳化进至旬邑，准备再次“进剿”。子长率部避开敌人，转移至耀县照金。二十日元霄节夜，趁敌不备，全歼该镇民团，缴枪三十余支。二十一日，子长在香山主持召开了游击队队委会议，总结了作战和发动群众的工作经验，决定向敌人兵力薄弱的铜川、宜君地区行动。二十四日，游击队进入宜君地区，五天之内，先后消灭了瑶曲镇民团及驻焦家坪敌十六师一个连，击溃一个营及富平、铜川、耀县三县民团的两次进攻，歼敌二百余人，缴枪一百余支。之后，又西跨桥山，进入黄陵上畛子地区，决定乘敌陕军十七师与甘军暂编十三师于陇东混战之机，出击陇东，袭击山河镇，开辟新的根据地。

山河镇是敌正宁县府所在地，城内驻暂编十三师百余人。三月十九日夜，游击队从上畛子一带出发袭击山河，因走错路，耽误了时间，以致只得白天攻坚，战斗失利，伤亡较大。二十二日，子长率部进入山河以南四村原、湫头原，在这里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委员会，成立赤卫军、贫农团、少先队和妇女会等群众组织。

四月十三日，游击队在当地赤卫军和农民千余人的配合下，再袭山河镇。驻西峰镇之敌一个营前来增援。子长指挥游击队集中力量打敌援兵，歼敌二百余，战后撤回四村原。这时，旬邑县地下党组织向游击队报告，旬邑城内只有敌警卫团两个连及民团一部驻防，警戒疏忽，防守不严。子长决定奔袭旬邑。四月二十日，游击队从四村原出发，星夜兼程，次日拂晓进抵城郊，立即发起攻击，除残敌数十人窜入魁星楼顽抗外，其余均被歼灭。

战后，推行王明左倾错误的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来到游击队巡视工作，他对游击队成立以来的主要成绩不作全面评价，更没有对省委要求游击队攻打城镇和平原地区的错误指导方针作任何检查，反而把由于作战经验不足，两次攻打山河失利的责任全部推到指挥员身上，采取了“左”的惩办政策，错误地批判斗争谢子长，诬蔑子长是“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撤了子长总指挥的职务，强令子长离开游击队，去甘军警备三旅王子元部搞兵运工作。子长顾全大局，以革命利益为重，去王部后积极策划起义。五月五日，组织了靖远起义，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子长任总指挥，焦维炽任政委。部队到水泉休整，由于未发动群众，加之思想上麻痹轻敌，遭敌突然袭击，张东皎不幸牺牲，起义归于失败。七月一日，子长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派共产党员苏杰儒等到甘肃合水县西华池向新编警备十一旅一团一连连长、地下党员高鹏飞传达了相机起义的指示。高连建有党支部，可以掌握全连的行动。恰于此时，敌旅部命令该营开赴庆阳。党支部决定利用换防的机会举行起义，并派人与陕甘游击队联系。七月七日，得到陕甘游击队的回信：有把握即举行起义，红军在宁县盘客原策应。七月八日，高鹏飞等率部利用出操的机会，缴了第二连的武装，消灭了敌人一个营部，取得起义成功，随即和陕甘游击队胜利会合。此后，游击队编为三个大队和一个骑兵队，队员增至五百人。但由于七月下旬省委派代表到游击队推行左倾错误，对游击队领导人阎红彦、刘志丹、杨仲远、吴岱峰等进行无情打击，使部队又一次遭到极大的损失。

在困难的日子里

由于杜衡等推行王明左倾错误，致使陕甘游击队屡遭挫折。陕西省委鉴于情况严重，为了扭转困难局面，八月三十日，又派子长回游击队担任总指挥。子长到任后，当即率部南下耀县地区，和广大指战员一起，精心组织战斗，使游击队转危为安。照金战斗的胜利，就是一例。

当时，敌人开始了新的“进剿”。以陇东警备九十七、九十八团从山河、早胜等地自北向南进发;八十六师五一一团以铜川为中心，由东向西进攻; 陕西警卫团与何升全支队在彬县、旬邑等地“搜剿”; 富平、铜川、耀县三县民团以照金地区为中心堵击，企图四面围攻游击队。九月十一日，游击队进至照金以南之杨柳坪，从捕捉的敌探口中获悉情况非常严重，子长经与志丹、仲远、红彦等商议，当即决定避敌主力，打其弱点，游击队向西后退二十华里，采取迷惑敌人，而后以奇袭手段消灭该敌。当日敌进至照金扑空，误以为游击队已经逃跑，异常骄傲。子长等指挥游击队当夜回戈直奔照金。十二日拂晓，在照金以北坟滩、柿坪等地，当敌还在酣睡之中即被我四面包围，在大雾中激战不到两小时，歼敌四百余人，缴枪三百余支，击毙敌富、铜、耀三县民团总指挥党谢芳，生擒耀县团总蔡子发。照金战斗的胜利，大大鼓舞了红军与群众的斗志。

一九三二年九月下旬，子长率部攻打保安失利，又重新部署进攻，但敌军大量增援保安，我军未及防备，再战失利。十月上旬，游击队转移到墩儿梁、八卦寺一带又遭敌人的追击，战斗三度失利。为摆脱敌人的进攻，游击队被迫撤至南梁附近人烟稀少的合水白沙川一带，住在破窑洞里，没有粮吃，没有衣穿，部队情绪低落，但子长照样乐观坚定。针对当时困难的局面，子长、志丹召开队委会，决定游击队分散活动，筹集粮款，解决冬衣问题，寻机消灭小股敌人，恢复部队的战斗力。会后，游击队分为三路：一路由刘志丹带领一个大队七十多人到甘肃合水塔尔原一带活动; 一路由杨森、黄子文带领六十多人到三原武字区活动; 一路由阎红彦、杨仲远、杨琪带领骑兵队到耀县照金一带活动，并与省委取得联系。子长带领吴岱峰等三十余人，留住陕甘交界的白沙川、瓦子川一带，照看伤病员，一面与陕北特委联系，一面指挥游击队活动。在艰苦的战斗岁月里，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游击队经受挫折与失败是难免的。子长常说： “失败是成功之母，一次不成再来一次，最后胜利总是我们的。” “老子不行交给儿子，儿子不行交给孙子，有志者事竟成。”①当时天气已渐寒冷，伤病员既无医药，又无粮食，全靠野果、野菜充饥，处境极为艰苦。子长知道老百姓生活十分困难，尽量不打扰群众。游击队买的粮食运不回来，他和留守人员一起去背。游击队筹得少量衣物，子长总是先发给伤病员，自己则在篝火旁铺一条毛口袋过夜，平时放哨、查哨、碾米、煮饭、抬伤病员、给伤病员洗伤换药，子长总是带头去干。他这种吃苦耐劳、以身作则的精神，深深地教育了大家，游击队上下团结一致，士气高昂，战胜了重重困难。经过一两个月的艰苦奋斗，各路游击队在不断取得胜利，不但恢复了部队的元气，而且得到巩固和发展。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上旬，各路游击队在合水会合后，接到省委的指示：根据党中央北方会议的决定，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并令游击队开往宜君转角杨家店整编。十二月中旬，杜衡以中央和省委代表身份来到游击队。当时陕西省委极其错误地认定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仲远等同志“有反革命阴谋”，要杜衡将他们搞掉。杜衡到部队后极力进行宗派活动，打击原来的领导干部。十二月二十二日，杜衡在宜君杨家店子召开党团员大会，宣扬“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诬蔑子长、志丹犯了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土匪路线”、“梢山主义”的错误，“游击队领导人有反革命阴谋”，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蛮横地撤销了子长、志丹、仲远、红彦等同志的领导职务，并擅自决定给子长、红彦以留党察看处分 (后经中共上海中央局查明事实真相，撤销了这个错误决定) ，强令子长、红彦离开部队，送中共上海中央局“受训”。志丹、仲远虽被留在部队，但不分配重要工作。十二月二十四日，杜衡在宜君转角镇召开军人大会，宣布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 (该军仅有这一个团) 杜衡兼军、团政委，王世泰任团长。志丹、仲远虽被留在部队，但却降职使用。子长和一批老同志被迫离开陕甘。

在杜衡推行的左倾错误的影响下，主力红二团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下旬南下渭华地区，六月上旬在蓝田张家坪遭强敌袭击而失败。同年五月底，被杜衡派到陕北任第一支队政委的杨仲远在安定县谭家嶮遭敌袭击牺牲，一支队受到很大损失。杜衡在一九三三年夏天离部队回到西安被捕叛变，成为可耻的叛徒。志丹等在当地群众的协助下，突出重围，返回照金。

一九三三年夏，子长、红彦在上海中央局“受训”期满，被派往北方工作。到天津后，又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往张家口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第十八师 (师长许权中)工作。抗日同盟军是在我党影响和组织下，由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 (中共党员) 等爱国将领领导的一支倾向革命的部队，子长在十八师负责党的工作，同时协助权中指挥作战。抗日同盟军先后在张北县和沽源县等地与日伪军激战，收复了康保、沽源、宝昌、多伦、独石口等地，把日、伪军驱逐出察哈尔省境。同盟军的行动，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全国人民掀起了大力援助同盟军的热潮，但却遭到国民党反动派和日寇的围攻。在敌人的围攻下，同盟军将士大量伤亡。权中和子长所在的十八师，驻在阵地前沿，在权中、子长的指挥下，进行英勇的反击，炮弹在他们身边爆炸，仍沉着地指挥冲杀，但敌人兵力过于强大，权中、子长且战且走，历尽艰险，才退到河北顺义县。十月中旬，在数倍于我的敌人疯狂进攻下，十八师终因弹尽粮绝被打散。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子长回到北平。

恢复和发展陕北根据地的斗争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派子长等回陕领导游击战争，子长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当时陕北根据地正值困难时期，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在谭家嶮、枣树坪、延川战斗中伤亡较大，支队领导人未请示上级就决定压枪散伙，转入地下。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二日，子长由北平经太原渡黄河，回到安定。敌人听到子长回到安定的消息，寝食不安，立即对安定一带实行戒严，行人都要严加搜查，子长不能回村里居住，就和同志们一起住在山洞里。时值隆冬，天寒地冻，大家仍然穿着单薄的衣服，没有吃的，还要躲避敌人的搜捕，经常转移。子长和同志们的手、脚都冻破了，鲜血直淌。但他仍然充满革命乐观情绪，经常给大家讲革命道理，总结多次失败的教训，指出一支队压枪散伙的错误，鼓励同志们坚持斗争，树立革命必胜的信心。在这期间，子长给红二十六军和志丹写了一封亲笔信，派南贵臣去联系。志丹接信后，当即回信并送来银元二百元，解决了经费困难。为鼓舞群众士气，子长派刘明山等处决了当地民众所痛恨的伪保长韩九成。经过一段工作，于三月八日在刘家屹崂，由子长主持会议，宣布第一支队正式恢复，任命李盛堂、谢绍安为正、副支队长，刘志清(后叛变)为政委。一支队恢复后，在子长的指导下，打土豪，筹经费，采取夜战奔袭等方式，打了几次胜仗，鼓舞了士气，壮大了斗争声势。六月，陕北特委派贺晋年同志任一支队政委。又接连打了几个胜仗。至六月底，部队扩充到七十多人、枪。子长还协助地方党组织成立了赤卫军、少先队、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建立了安定、延川根据地，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在陕北特委和子长的领导下，除已建立的二、三支队外，又先后成立了陕北游击队第四、五支队和安定县第八、十三支队、佳县第六支队。

一九三四年四月上旬，中共陕北特委在佳县神堂沟召开党团特委扩大会议，再次决定普遍组织革命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争; 建立游击队总指挥部，扩充一师红军; 成立陕北省工农民主政府，使各个游击区联成一片。七月八日，在安定县杨道峁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子长兼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下辖一、二、五支队。七月十七日，子长经过周密的侦察和部署，在城内地下党员的策应下，指挥各支队和赤卫队六百余人奇袭安定，占领了伪县府，歼敌数十人，缴获一批弹药物资，还打开监狱，救出被捕的党员和群众几十人。奇袭安定后，为了粉碎敌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围攻，调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主力一部北上，子长、洪涛率各支队和二百余名赤卫军南下陕甘边，七月二十三日在南梁地区之阎家洼子与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 (师长杨森、政委高岗、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兼师参谋长) 会合。二十八日，在阎家洼子召开连长以上干部和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各支队干部联席会议。会议检查总结了四十二师的工作，着重分析研究了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革命形势。为使两支红军更好地协同作战，扩大苏区，决定红四十二师步兵第三团 (团长王世泰，参谋长杨琪) 去陕北配合陕北游击队和群众粉碎井岳秀部对陕北苏区的第一次“围剿”。这次会议决定由子长兼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子长和志丹领导的两支红军的会合，给陕北和陕甘边人民带来了胜利的希望。

子长回到陕北短短的几个月，局面大为改观。他带领部队转战安定、清涧一带时，沿途的群众都争相欢迎，主动帮助红军站岗、放哨、煮饭，有的还杀猪宰羊，慰劳亲人。子长每到一地，他住的地方都被群众挤得满满的，一有空，他就和老乡谈心，拉家常，有时直到深夜，深受乡亲们的爱戴。

裹革沙场虽死犹生

一九三四年夏，正当蒋介石调动几十万大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的时候，国民党西北军阀也对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进攻。七月，陕北军阀井岳秀乘陕北游击队南下陕甘边之际，派遣一个师配合地方民团向以安定、绥德、清涧为中心的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敌人采取扎据点、筑碉堡、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在他们所到的地区实行残酷的烧杀抢掠，并强化保甲制度，强迫群众并村，妄图断绝红军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正当陕北根据地军民与敌作殊死斗争之际，在陕甘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帮助下，八月十五日，子长率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和陕北一、二、五支队由南梁到达安定地区。十七日起，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子长指挥主力红军、游击队和赤卫军，在景吴家塌及绥德张家圪台连获胜利。

红军屡战屡胜，大大鼓舞了群众的士气。张家圪台战斗后，当地群众纷纷要求红军攻打河口。河口位于清涧县黄河岸边，地势险要，敌人的碉堡、工事林立，敌二十二军的一个连一百多人又在这里驻扎，易守难攻。八月下旬，子长等商量决定攻打河口，拔掉敌人的这颗钉子。八月二十六日深夜战斗打响，由于敌人凭借有利地形死守，红军连攻数次未克，直至天明，仍未攻下。这时，子长亲自到前线指挥作战，重新组织力量，配备了火力强攻，予敌以重大杀伤，迫使敌人逃往清涧县城，保卫了清涧以东的革命根据地。就在这次战斗中，子长不幸胸部中弹，鲜血渗透了他穿着的紫褐色夹袄，他用衣襟掩住伤口，继续指挥战斗，直到胜利。为了稳定部队和群众的斗争情绪，子长传出命令：对他负伤的事要保密，不许声张。战后，子长又带伤率领红军北上，攻打安定县董家寺，击溃敌人一个营的进攻。至此，红军四战四捷，军威大振，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 。当时敌人报纸曾这样记载： “近日陕北驻防军多被匪缴械俘虏，驻军虽全力剿除，惟因匪出没无常，时而千百成群，时而三五分散，难以奏效。”①九月十五日，子长仍带伤指挥新编一、八支队、保卫队与驻守安定县民团内的地下党员白应奎等里应外合，攻入县城，击毙团总李丕成，将伪民团几十人、枪全部拉出。九月十八日部队转至安定崔要沟，根据陕北特委神堂沟会议精神，以陕北游击队一支队为基础与八支队共二百余人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第一团，子长亲自授了军旗。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由于陕北特委和子长的正确领导及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的大力支援，陕北革命根据地迅速扩大，红色政权相继建立。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九日，陕北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在安定县白庙岔村召开，决定成立陕北省工农民主政府，选举马明方、霍维德、崔田民为正、副主席。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底，应陕北特委和子长的邀请，志丹率红二团和陕甘边五、六支队亲赴安定。翌年一月中下旬，志丹多次到灯盏湾、水晶沟等地探望养伤的老战友谢子长。两人就当时的形势、党的政治策略、军事战略战术、两地区和两军统一领导、军委主席人选等问题交谈很久，意见十分融洽。只是在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人选问题上推让未决。志丹让子长担任军委主席，子长对志丹说： “我以西北军事特派员的名义，指定你为主席。”志丹说： “那就交给联席会议作决定吧! ”志丹临走时，模着子长盖的薄被子，关切地说： “你的被子太坏了，应当给你换块好的。”子长笑了笑说： “只要能把伤养好，被子坏点没关系。” 志丹走后，子长对身边的同志说：“老刘来了就好了。”②

二九三五年二月五日，中共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联席会议在赤源县周家嶮召开，根据子长和志丹的建议，讨论统一两地区党政领导和反击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第二次“围剿”的战略方针。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两个特委的工作，谢子长等为委员。并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推选子长、志丹为主要负责人①。子长因养伤未到职，实际工作由志丹负责。

子长在战斗中总是亲临前线，身先士卒，不怕牺牲，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河口战斗中，子长身负重伤后，虽经同志们再三劝说，仍坚持不离开战斗岗位。起初，他骑在马上指挥战斗，后来，马骑不成了，就坐在担架上继续工作。八月二十八日，子长还出席了中共陕北特委在市墕里召开的扩大会议，通过了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和粉碎敌人新的“围剿”等决议。直到十月间，子长的身体实在难以支持，才到离家不远的杨道峁村去休养。敌人时刻侦探子长的行迹，图谋杀害。为了避开敌人追踪，红军指战员和广大群众把他从杨道峁转移到周家嶮，再转移到磁圪湾、水晶沟。后又转移到安塞县韩呼里村。狡猾的敌人又从水晶沟追来。看护他的外甥、保卫队中队长薛兰岗把消息告诉他，子长激愤地说： “抬我走吧，抬不动就一枪打死，你们逃命，绝对不要让他们把我捉去!”②他住在安定县灯盏湾时，整天看望子长的干部和群众络绎不绝，院子里、村子里、道路上都挤满了人群，警卫人员动员他们走，但是谁也不愿意离开，都想最后见一面“谢青天” 。快过春节时，子长病情恶化，但他仍关心红军游击队的活动和生活。一天，薛兰岗去看望他，子长问战士们怎么过年? 兰岗说： “已准备有肉和白面。”子长亲切地嘱咐说： “有这么多好东西，应该让同志们吃好些。可以做八大碗叫大家吃嘛! ”临终之前子长仍念念不忘红军的建设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当他感觉到自己的伤无好转的希望时，他痛苦地流着泪说： “就这样死了，我对不起老百姓!”“我给他们做的事太少了!”①子长心里只有人民，只有革命。农民周海旺去看望子长，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你放心啊，老谢! 病会好的。这几天咱们的红旗到处飘着呢!土豪劣绅到处挨打着呢!”②子长又满意地笑了。

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子长由于病情恶化，不幸与世长辞，时年三十九岁。子长逝世后，为防止敌人乘危袭击，中共西北工委决定：暂不发讣告，不举行丧礼和追悼会，不戴黑纱; 对下级和老百姓绝对保密，行文、布告仍签署谢浩如的职衔姓名。子长的家属毫无怨言，件件依允。直到五月上旬，安定县城和延川县永坪镇等地解放后，才逐渐解除保密。

谢子长是我党的优秀党员，西北红军和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最早创始人之一。他一生驰骋疆场，英勇奋斗，胜不矜功，败不丧志，对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西北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不仅自己献身于革命，还教育全家成为一个革命的家庭。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六年，短短的三年多时间里，子长的亲属在战场上牺牲和刑场上就义的就有九人。为了纪念子长，一九三五年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决定改子长的家乡安定县为子长县。一九三九年，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和政府，决定将子长的遗骨移葬于子长的家乡枣树坪，并修建了子长烈士墓。毛泽东先后两次亲笔为子长墓题词： “民族英雄”、“虽死犹生”①，并亲笔为子长墓写了碑文②。

一九四六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又为子长在瓦窑堡修建了陵墓。二月十九日，举行了隆重的移葬公祭，凭吊者逾两万人，毛泽东再次题词： “谢子长同志千古。前仆后继，打倒人民公敌。”③朱德题词： “子长同志，陕北人民领袖，前仆后继。”④中共中央西北局送的挽联上写着： “一生为人民创造红地，百姓到如今叫你青天。”⑤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其他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彭真、贺龙、刘伯承也题了词①。谢子长光辉的一生，受到党和人民高度的赞颂。

注释

①②③见《谢制农民运动协会章程》 (一九二七年三月),原件存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①见《谢制农民运动协会章程》 (一九二七年三月),原件存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①见《陕西省委通讯》一九二七年第一期,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②清涧起义的时间说法不一,还有说是十月十日或十月十四日,因均系回忆,有待进一步查考。

①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系一九三一年夏,在中共山西省委领导下,于汾阳和中阳交界的一个村庄正式成立。骨干是高桂滋部地下党员和太原兵工厂的地下党员。先后由拓克宽、阎红彦任大队长,黄子文、杨仲远任政委,胡廷俊、白锡林、吴岱峰任副大队长和副政委。

①杨林: 《纪念谢子长同志》,载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二日《解放日报》。

①一九三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榆林《上郡日报》。

②叶滨: 《子长负伤以后》,载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解放日报》。

①刘、谢谁为军委主席以及军委、工委是否同时成立,说法不一,有待查考。

②叶滨: 《子长负伤以后》,载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解放日报》。

①②叶滨: 《子长负伤以后》,载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解放日报》。

①原件存子长烈士陵园。

②碑文原文为: 谢子长,名德元,安定人,一九二五年在北平加入共产党,自此即以共产主义为解放中国人民之道路,创农民运动讲习班,组织农协,领导人民参加反帝反军阀运动,人民因有谢青天之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子长起义于清涧,继参加渭南暴动,败不丧志,奔走西北、华北各地。九·一八事变后,于陕甘之间组织反帝同盟军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即是第二十六军之前身。一九三三年赴察哈尔参加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回陕北组织第二十七军,协同刘志丹诸同志创造了陕甘宁边区。一九三四年于河口之役负伤,一九三五年春因伤逝世。党政军民各界感子长之功德,改安定县为子长县以志纪念。于政府及人民为子长立墓之时,书以叙之。

毛泽东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七月初九日

(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三日——引者注)

③程秀山: 《子长陵》,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八日《解放日报》。

④题词在一九四七年胡宗南匪军侵占瓦窑堡时所破坏。

⑤《瓦市二万人举行公祭,子长同志灵榇移葬》,见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七日《解放日报》。

①题词在一九四七年胡宗南匪军侵占瓦窑堡时所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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