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阎红彦人物传,阎红彦生平事迹,阎红彦评价

Posted 2022-05-04 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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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阎红彦人物传,阎红彦生平事迹,阎红彦评价

阎红彦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西北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他一九二五年入党，历任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大队长，陕甘游击队大队长、总指挥，红三十军军长，警备第一旅政委，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副司令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川东区党委副书记、行署主任，四川省委书记、副省长，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部队第一政委，党的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等职，“文化大革命” 中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中，他英勇无畏，坚强不屈，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终身为革命奋斗不息”①，不愧为“久经考验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英勇战士; 坚持党的立场、原则，忠于革命事业的模范党员。”②一九八四年八月彭真题词号召： “发扬阎红彦同志忠心耿耿毕生为革命事业艰苦奋斗的精神。”③

(一)

阎红彦又名候雁，一九○九年九月十三日生于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县) 瓦窑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阎厚基，母亲周氏，终岁劳碌，省吃俭用，维持着艰难的生活。

红彦九岁那年，父亲送他到附近米粮山私塾读书。由于家庭经济困窘，交不起学费，艰难地维持了半年，便辍学回家，到砖瓦窑帮哥哥烧砖做瓦。

一九二○年，十一岁的阎红彦经人介绍，到离家数十里的关庙坪，帮当地军阀王保民的岳父揽羊放牛，带小孩，做家务。有一天由于放牧疲惫，失手将主人的小孩摔倒在地，挨了一顿毒打。他一气之下，出走长城脚下的神木、府谷一带，靠打短工度日。

一九二四年，陕北久旱不雨，赤地千里，饥民成群结队，奔走他乡。阎红彦一家的生活，也陷入绝境。恰在这时，陕北地方军阀部队石谦团驻安定县的李象九连招兵，他便赶去报名。当时只有十三岁，且只读过半年书的阎红彦，虽然不符合“年龄要在十八岁左右、有一定文化”的招兵条件，但招兵的人见他身躯高大结实，要求入伍迫切，遂破格录取。开始他在李象九连队当号兵，不久调连部给李象九当勤务兵。

李象九一九二四年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他领导的这个连，训练内容和生活制度均与一般旧军队不同，每天除两小时的军事训练外，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学习政治和文化，还可以公开阅读《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革命书刊。一批进步青年如雷恩钧、史唯然等先后通过李子洲、谢子长的关系到该连任班、排长和训练工作，党在连队里秘密发展了不少党员。

阎红彦刚入伍时，只是为了谋求生活出路。在连队革命气氛的薰陶下，他追求进步，表现积极，一九二五年四月，在宜川集义镇由李象九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①。

一九二六年七月，广东革命政府出师北伐。十一月，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胜利占领陕西，石谦团改编为国民军第十一旅，李象九升任第一营营长，谢子长任第十二连连长，部队驻防清涧。在我党的工作下，石旅几个营、连都建立了党的组织，先后发展了一百多名官兵入党。阎红彦参加了连队组织的演讲团和文明戏的演出，深入附近乡镇，宣传打倒土豪劣绅，帮助组织农民协会，鼓动贫苦农民团结起来同土豪劣绅进行斗争。

一九二七年六月下旬，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实行“清党”。不久，陕北土皇帝井岳秀在榆林刺杀了同情革命的石谦旅长，并密谋解除李象九、谢子长两部的武装。这时，在石谦旅任中共党团书记的唐澍和任军支书记的白乐亭等，根据中共陕西省委关于“李、谢部队不能坐等敌人消灭，应立即举行起义”②的指示，同谢子长、李象九一起，加紧了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

阎红彦时任唐澍的党内交通，每天奔走城乡，往返连队，转送文件，传达指示。唐澍对这个青年人十分关心，常给他讲解马克思主义道理，分析大革命失败后的国内形势，鼓励他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忠诚党的事业。在唐澍的帮助下，阎红彦的思想觉悟大大地提高了一步。

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二日，党在陕北领导的第一次革命武装暴动——清涧起义爆发了。当晚，李象九集合部队，宣布起义。士兵臂带红袖章，查封了大商号的银柜，打开了大商号的烟土库，并分头捕捉大绅商。阎红彦奉命带领一队人马，捉拿了县长张友之。

十月十三日，部队挥师南下，二十日占领宜川。

十一月中旬，敌调集部队包围了宜川县城。由于力量悬殊，加之指挥失当，近千人的部队只有二百余人突出重围，起义归于失败。阎红彦逃亡山西绛州，匿居张汉民家。

张汉民是共产党员，原为西北军杨虎城部下，自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反共后，他被遣送回家。阎红彦在张汉民家住了半年，其间为了筹措活动经费，曾拦截了杨虎城参谋长的一批烟土。为此，他受到严密侦稽，在绛州无法立足，只得又秘密返回陕北。到陕北后，他在清涧一带组织了一支十多人的小游击队，由于处境艰难，无法开展斗争，经党准许，他与雷恩钧重新出走山西。

一九二九年春，根据陕北特委关于开展军事运动的决议，阎红彦被派往宜川、延长交界的后九殿山寨杨庚五①部做兵运工作，失败后，潜回瓦窑堡。

(二)

一九三一年初，中共北方局从陕北抽调一部分干部，在山西省委领导下组建红军游击队。阎红彦和白锡林奉命东渡黄河，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当时正是蒋、阎、冯中原大战后，阎锡山匿身大连，山西政局动荡，财政混乱，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我党决定，利用这一有利形势，进行武装起义，创建工农红军，开辟山西革命根据地。

二月，阎红彦来到太原，见到了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刘天章。刘向阎分析了山西的形势，传达了省委关于在吕梁山创建工农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定。

当时，在吕梁山区，有一些往来于黄河两岸的武装“土客”。他们是保护走私烟土的一支武装力量，其成员大部分是生活无着、铤而走险的无业游民。山西省委决定，首先把这些“土客”争取过来，作为建立革命武装的基础。为此，派阎红彦和白锡林、拓克宽等，到“土客”师治贵部担任班长。

师部有三十多人枪，是当地“土客”中势力最强、影响最大的一股，活动在孝义县西宋庄以及灵石、孝义、隰县三县交界的温泉一带。师治贵长期厮混江湖，打家劫舍，生活腐化，挥金如土。他虽然表示赞同革命，但其本质并未改变，很快就和党发生了原则分歧，收缴了阎红彦、白锡林的枪枝，并强令其离开部队。经过斗争，师治贵归还了阎、白的枪枝，不久，将部队解散，潜逃平遥。

阎红彦离开“土客”队伍后，到太原向刘天章汇报了详细情况。省委经过研究，决定改变部署，从冯玉祥的汾阳军官教导团和军阀高桂滋部抽调有作战经验的地下党员杨重远、吴岱峰等，从太原兵工厂抽调马佩勋等十多个工人党员，会同阎红彦、白锡林，秘密潜赴吕梁山区，发动与武装当地的贫苦农民，重新开始组建游击队的活动。同时决定，建立游击队临时党支部，由杨重远任书记，阎红彦、拓克宽、黄子文、吴岱峰为委员，并在汾阳建立了联络站，以杨重远为主任。按照党的决定，阎红彦负责组织联络工作。他时而以国民党军官身分出现在太原，时而以富商大贾身分活动在汾阳，把省委筹集到的枪枝子弹和调配来的人员，秘密护送至离石、中阳交界的九凤山。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先后有三十多个革命者抵达山区，筹集到步马枪二十五支。

一九三一年四月下旬，游击队在孝义县娄底村 (现名西泉村) 举行成立大会。拓克宽主持大会，并宣布中国工农红军西北游击大队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 (简称晋西游击队) 正式成立，公布了经省委批准的领导人员名单：大队长拓克宽，副大队长阎红彦、吴岱峰，政委黄子文，支部书记杨重远; 大队下辖两个中队，第一中队中队长阎红彦兼任，第二中队中队长白锡林①。“从此吕梁山上举起了第一面标有镰刀斧头的革命红旗，诞生了山西第一支由党直接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②。

敌驻永安镇的一个加强排，约四五十人，装备精良。由于长期拖欠军饷，士兵极为不满，经地下党秘密工作，准备起义。汾阳联络站要求派人策应。阎红彦偕同白锡林、胡廷俊等，化装潜入该镇，经过三天三夜紧张的工作和周密的部署，在王家池打退了追兵，胜利进入山区和游击队汇合。

五月，游击队转移到孝义县西宋庄，并以汾阳县三道川、中阳县上桥村、孝义县邬家庄和温泉等地为中心开展活动，初步建立了游击根据地，发动群众狠狠打击农村的土豪劣绅、恶霸地主。在短短的几个月中，阎红彦率领部队先后惩处了中阳县后狮峪的郝守富和孝义县碾头村的武世功。消息传开，大快人心。反动派对此十分惊慌，太原、天津的报纸连连惊呼： “山西匪势猖獗”，“大好云山，几沦盗匪世界”①。吕梁各县的反动政府也纷纷向省里告急，要求派兵“清剿”。在艰苦的反“清剿”斗争中，阎红彦曾率部主攻中阳县留誉镇，并指挥了孝义县储家墕和石楼县水头镇等战斗。他机智勇猛，临危不乱，击败了敌人，大长了游击队的声威。

一九三一年夏末，徐永昌接任山西省主席。不久，即调集百倍于我的重兵向游击队发动大规模的“围剿”。敌人采取“四壁合围”、紧缩包围的策略，妄图把游击队困死在深山密林中。游击队面对强大的敌人，毫不畏惧，依靠群众，昼伏夜出，时而集中、时而分散，英勇机智地同敌人周旋。但由于寡不敌众，被围困在老鸦掌一带极为狭小的山林中。战士们露宿山头，靠野菜和野果充饥，处境十分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队委会召开了扩大会议，研究紧急措施。有的人主张埋枪散伙，待机再起; 有的人主张冲下山去和敌人硬拚; 阎红彦认为应按照山西省委事前的指示，西渡黄河。他分析和比较各方面的情况，说服了大家，会议最后决定突围西进。当时，全队留下来的只有三十人，都是共产党员。他们每人身背两枝枪，在人迹罕至的深山里，攀悬岩，登峭壁，艰难地向黄河边上转移，于九月三日到达石楼县辛关渡。由于敌人封锁渡口，大家只好隐蔽在高山顶上的乌龙庙里。入夜，阎红彦找到水手王怀安，并带领游击队员悄悄摸到河边，乘坐羊皮筏子，冲过了浊浪滚滚、奔腾咆哮的黄河天险，进入陕北高原。

(三)

九月六日，部队行至绥德以西的南沟岔，在大雾弥漫中，与敌军六、七人相遇。由于拓克宽、黄子文处置失当，以致让敌逃脱。为此，队员严重不满，一致要求开会，改换领导。经过民主选举，公推阎红彦为大队长，吴岱峰为副大队长，杨重远为政委。九月八日，部队到达安定县西区枣树坪，通过谢子长的哥哥谢德惠 (地下党员) 及共青团陕北特委负责人、中共安定县委书记马文瑞，找到了中共陕北特委。马文瑞曾派慕嘉绩向游击队送去油印机和蜡纸等宣传用品，并动员了马云泽、强龙光等当地一批党员和革命青年参加游击队。不久，特委书记赵伯平派张子平前来，指示游击队在安定、清涧、延川、延长、靖边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游击队很快由渡河时的三十人扩大到近百人。

游击队在安定县得知谢子长不在陕北，于是决定西进寻找刘志丹。九月十日，在乌云翻滚、瓢泼大雨中，阎红彦指挥了平桥战斗。首战告捷后，进抵保安县 (今志丹县) 境。经多方了解，获悉刘志丹在陇东一带活动。队委遂决定，暂不去陇东，首先沿安条岭北进，迎接红二十四军①，在陕北开展革命斗争。

安条岭是插在保安和安塞中间的一座大山，沟险谷深，人烟稀少。游击队在北进途中，遭到驻保安之敌高玉亭部和民团三百余人的南北夹击。根据侦察情况，阎红彦决定集中兵力，先消灭北路民团，然后再打南路高玉亭部。战斗中，阎红彦身先士卒，勇猛果敢，带领游击队员冲锋陷阵，把高玉亭部和民团打得狼狈溃散。战斗胜利后，游击队士气高涨，声威大震。

九月中旬，游击队进抵靖边沙漠地带。阎红彦一面派胡廷俊化装去神木、府谷一带探听红二十四军的消息; 一面根据陕北高原的特点和战斗的需要，决定打土豪、缴马匹，组建骑兵。不久，胡廷俊带回了不幸的消息，红二十四军在榆林以北两岔河被井岳秀军包围，全军覆没，党员七十余人，惨遭杀害。队委会重新讨论部队去向，决定重返安定一带。

九月下旬，游击队挥师南下，沿途取得了寨儿山、营盘山战斗的胜利。这时，长期流窜在黄河两岸的“土客”杨琪、杨森、杨鼎和师储杰等先后主动要求与游击队联合行动。阎红彦和“土客”在山西曾有过一段交往，对“土客”的情况是十分了解的。他们出身贫苦，打仗勇敢，和军阀官僚、土豪劣绅势不两立。但是，纪律松弛，抢劫成风，流寇习气十分严重。经队委会研究决定，为了壮大革命力量，争取改造“土客”队伍，同意联合行动。但要求他们必须遵守以下三条：一，服从游击队队委会领导; 二，不抢穷人的东西; 三，不强奸妇女。他们表示完全接受。陕北特委先后派雷恩钧、白雪山、惠泽仁等到“土客”部担任指导员，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并组成了执法队，由雷恩钧任队长，查处违反军纪的行为。

十月初，在阎红彦的指挥下，游击队与师储杰、杨琪等步骑三百余人，翻越关道峁山，在一个拂晓时分，突袭敌驻玉家湾的一个加强骑兵排，缴获其全部武器弹药和马匹。接着，游击队乘胜进抵瓦窑堡城郊，对瓦窑堡发起进攻，一部曾突入城内，迫使敌退守米粮山，紧关寨门，死守待援。游击队撤出战斗，转移至延川永坪镇休整。

瓦窑堡战斗，震动了陕北，阎红彦成为当地传奇式的英雄，也成为敌人悬赏追捕的“匪首”。敌人捣毁了他家的窑洞，逮捕了他年老多病的父亲，兄嫂弟妹也被逼投奔亲友，流落异乡。阎红彦的父亲被关押期间，受尽了酷刑，直到一九三五年红军占领瓦窑堡，砸碎铁牢，他才得以重见天日。

十月下旬，驻延安之敌高双成旅，集中步骑兵六百余人，在清平川岔口将游击队层层包围。阎红彦率部与敌苦战一天，当晚又出敌不意，胜利突围到安定县凉水湾。这时，县委转来特委指示，要游击队迅速避开敌人主力，转移陇东。于是，部队星夜向西疾进。途中与敌张廷芝部遭遇，先后在保安县野鸡岔和红柳沟展开激战。战斗中阎红彦被摔下深沟受伤。他忍痛攀山越岭，追赶部队，途经芦子沟，在刘志丹家住宿一夜，次日，由张明科带路，顺利返回游击队。

十一月下旬，部队到达乔山中段陕甘交界的南梁地区时，打听到了刘志丹的消息，立即派马云泽前去迎接。在阎家砭驻地，阎红彦、杨重远等与刘志丹亲切相会，大家都十分高兴，阎红彦还把自己一支心爱的驳壳枪送给了刘志丹①。

找到了刘志丹，对部队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接着游击队派马云泽去平凉与负责兵运工作的谢子长取得联系。不久，谢子长偕同省委交通高硕卿 (即高岗) 来到部队。根据省委指示，他们首先传达了成立陕甘红军的决定。接着成立了新的队委会(即游击队的党委会) ，谢子长为书记，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等为委员。随即召开了队委扩大会，总结晋西游击队的工作，研究今后的行动方针，决定以南梁地区为中心，扩大红军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会后，游击队进驻新堡，进行整训。尔后，队委会抽调了十余人枪，新组建了一个支队，由阎红彦任队长，到乔山北段陕甘交界的曲子、环县、定边一带开展游击活动。阎红彦在这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牛羊，抗捐、抗款、抗粮，扩大武装。很短时间，部队发展到步骑一百余人。

一九三二年一月初，省委根据“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西北地区人民抗日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决定将部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阎红彦任第一大队长①。

这期间，阎红彦奉命到西安，除向省委汇报部队有关情况外，还同在杨虎城部担任警卫团团长的地下党员张汉民和副团长阎揆要、军械处处长史唯然等老相识取得了联系，为游击队筹措了一批枪枝弹药。特别使大家感到兴奋和鼓舞的是，他带回了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它对部队的整顿和改造，对克服各种错误倾向，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四)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根据省委的指示，部队经过整顿，在甘肃正宁县三甲原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省委军委书记李杰夫 (后叛变) 兼任政委，杨重远任参谋长，阎红彦任第一大队大队长，吴岱峰任第二大队大队长，白锡林任警卫队长。“从此，陕甘边地区第一次打出了工农红军的旗帜”①。

陕甘游击队成立后，根据省委进军渭北各县，在关中平原建立苏区的指示，于二月十三日拂晓进驻关中旬邑的职田镇，捣毁了反动的区公所，收缴民团的枪枝，处决了唐碧武等八个大土豪，开仓放粮，赈济贫苦农民。二月十五日，敌猛扑职田镇，次日，在阳坡头展开激战。阎红彦指挥突击队三十余人，迂回侧袭，插入敌阵，猛打猛冲。敌指挥失控，顿呈散乱。我军乘势反击，毙俘敌三百余名，缴枪三百余支。这是陕甘游击队成立后的第一次大胜利。

三月十九日夜，游击队奔袭正宁县政府所在地山河镇，战斗失利，部队进入四村原、湫头原。阎红彦、杨重远、吴岱峰等遵照队委会的指示，在这里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摧毁地主政权，召开了四村原七十二村农民代表大会，建立了正宁县革命委员会。接着又成立赤卫军、贫农团、少先队和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开始了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活动。

四月十三日，我军再度袭击山河镇，仍未得手。二十日，在地下党组织的协助下，游击队由山河镇撤回，星夜兼程，直捣旬邑。阎红彦率一大队猛攻东城，吴岱峰率二大队直取西堡山寨，全歼守敌三百余人，一举解放旬邑城。

这时，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陕西省委书记杜衡 (后被捕叛变) 来到部队巡视工作。他不从省委要求游击队攻打城镇和平原地区这一“左”的错误指导方针上去总结两次攻打山河镇失利的经验教训，而把责任全部推到指战员身上，指责谢子长是“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撤销了谢子长的总指挥职务，强令其离开游击队。接着，在旬邑马家堡，他把游击队改组为三、五两个支队。三支队队长刘志丹，政委李杰夫，参谋长吴岱峰，前往西兰公路永寿、乾县、礼泉一带活动;五支队队长阎红彦，政委黄子文，参谋长杨重远，开赴三原新字区、武字区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三原的新字区、武字区，大革命时期就有党和群众工作的基础。阎红彦率部到这里后，在地方党的协助下，收缴了田家营、孙家坡民团的枪械，建立和发展了各种群众组织。游击队也很快得到了发展。

五月十日，省委改任刘志丹为总指挥兼三支队队长。根据当时的形势，队委会决定集中三、五支队，进军陕北，建立根据地。五月十五日，在刘志丹指挥下，阎红彦、杨重远等率部攻破马栏镇，歼灭陕北军阀井岳秀部两个连及民团一部。十七日，在乔山主峰凤凰山歼敌两个连之后，又乘胜攻入焦家坪和五里镇，一天之内，歼敌五百余人，缴枪四百余支。在五里镇镇压了土豪杨百万，发动群众开仓分粮。游击队也迅速扩大至一千余人。五月二十七日，部队进驻吉子岘。阎红彦正在组织群众，开仓分粮，敌特务团尾追而至，向我发起进攻，事前混在分粮群众中的敌便衣队，从内策应，我军受到内外夹击，仓促撤出战斗，涉水抢渡洛河。恰在这时，天色突变，暴雨倾盆，我军踏上洛河左岸时，河水陡涨，洪峰咆哮而下，把敌隔在对岸。我军遂得以安全地撤退至洛川交道原休整。队委会总结了战斗失利的经验教训，阎红彦对自己麻痹轻敌，防范不严作了检讨。

交道原休整后，五月三十一日，三、五支队分两路急行军进攻英旺镇。阎红彦率尖兵连逼近敌营，发出信号，我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捣敌指挥部，全歼敌一个营。接着，攻打临真镇。队委会命令阎红彦率五支队担任正面主攻，高岗 (时任三支队二大队政委) 指挥二大队占领该镇东山，掩护主力。战斗开始后，阎红彦率部攻入镇内，二大队也占领了东山制高点。当敌组织力量反扑时，高岗带领十余人临阵脱逃，致使攻入镇内的我军，遭受重大损失，伤亡七、八十人，被迫撤出战斗。事后，中共陕甘游击队队委会决定，开除高岗党籍、军籍，总指挥部下令通缉，以正军法①。

六月上旬，阎红彦根据队委会指示，率陕甘游击队少先队六七十人②，深入黄龙山发动群众，筹款筹粮，配合主力，扩大政治影响。与此同时，游击队主力经宜川集义镇，进抵韩城上官庄。原拟在这一带开辟根据地，后因强敌袭击，难以立足，只好又横穿韩城、蒲城、白水、宜君等县，西撤至甘肃正宁县麻子掌，部队锐减至二百余人。在讨论行动方向时，领导人中发生了 “南下三原”和“北上乔山”的争执。有的认为渭北一带群众基础较好，主张把部队拉到三原新字区、武字区，采取“昼伏夜出”的办法打游击。有的认为，三原一带是平原地区，离敌统治中心西安太近，游击队不易立足，主张北上乔山，那里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地域开阔，回旋余地大。两种意见争执不下，有人便提出，“愿意到北边的北边去，愿意到南边的南边去。” 于是，部队各驻一个村子，准备分兵。正在这时，阎红彦从黄龙山赶回部队。争论的双方都派人来争取阎红彦。他明确地表示： “我那边都不去。”并且说服双方，认识“南北分兵”的严重后果①。最后，在梁掌堡召开的队委扩大会议上，大家一致同意了阎红彦的意见，决定就地开展游击战争，并一致推举阎红彦担任总指挥。接着，整顿了部队，刘志丹、吴岱峰率二大队深入照金一带活动，阎红彦率骑兵队、少先队战斗在盘客原一带。七月九日，驻甘肃合水县西华池的新编警备十一旅一团一连连长、共产党员高鹏飞率两个连举行起义，阎红彦亲自率部接应。陕北特委和三原党组织也及时地输送来一批党员和战士，游击队又发展壮大到七百余人。

正当游击队得到恢复的时候，推行“左”倾错误的陕西省委却提出要“彻底转变陕甘游击队与苏区机会主义的领导”②。七月二十三日，省委派军委书记李艮 (亦名愚痴) 接替李杰夫担任游击队政委。李艮到职后，要求部队“停止游击战争”，“演习阵地战和平原战”，“修筑防御工事”，“坚守阵地”③。他指责阎红彦、刘志丹、杨重远等是“游击习气”、“上山路线”、“逃跑主义”。在游击队占领只有六、七户人家的五倾原以后，李艮提出： “死守五倾原，不让敌人铁蹄踏进五倾原一寸土地。”限令二十天之内分完土地，并命令游击队消灭附近敌人的强固据点，建立新的根据地。李艮的错误受到了阎红彦等的抵制。李艮便利用职权，把阎红彦等集中整训，强制推行他的错误主张。他还在组织上搞宗派主义，非法成立了“秘密队委会”，错误地认定阎红彦、杨重远、吴岱峰等有反革命嫌疑，进行打击迫害①。由于李艮的错误指导，致使游击队在王朗坡、三甲原等地的三次战斗中接连失利，损失惨重。八月二十日，部队在牵马原被敌冲散。

为了扭转这个局面，八月三十日，省委重新派谢子长回游击队担任总指挥。谢子长到任后，会同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等率部南下。九月十二日，攻破照金，歼敌四百余人，缴枪三百余支，击毙富、铜、耀三县民团总指挥胡景铨、副总指挥党谢芳，生擒耀县民团大队长蔡子发，大大振奋了我军的士气。但九月二十六日攻打保安失利，接着又在墩儿梁、八卦寺一带遭敌袭击，十月中旬，几经辗转，被迫撤退到南梁附近人烟稀少的平正川、瓦子川梢林地带，住在破烂的窑洞里，缺粮缺穿，处境极为艰难。队委会根据当时的形势和部队情况，决定分散游击，开展群众工作，筹粮筹款，恢复战斗力。此后，阎红彦和杨重远率骑兵奔袭耀县照金地区。他们忽东忽西，神出鬼没，打土豪、截烟土，获得了很多现款、衣物和药品。不仅解决了游击队过冬的衣食困难，还拿出一部分现款送给安定县委书记马文瑞，托他上缴陕北特委和上级党组织作为活动经费。

十二月上旬，省委根据中央北方会议的决定，指示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并命令游击队开往宜君转角镇进行整编。这时，杜衡以中央特派员身分来到部队，并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在宜君杨家店召开党团员大会，宣扬“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诬蔑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等犯了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土匪路线”、“梢山主义”的错误; 对他们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撤销了他们的领导职务，并擅自决定给谢子长、阎红彦以留党察看的处分 (后经中共上海中央局查明事实真象，撤销了这个错误决定) ，强令谢子长、阎红彦离开部队，送中共上海中央局“受训”。

(五)

一九三三年初，阎红彦和谢子长到上海中央局，经过短期学习审查，被派往河北省委工作。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东三省后，准备大规模进犯华北地区。为推动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抗日，我党派出大批党员和干部到爱国将领冯玉祥、吉鸿昌等部工作。四月，阎红彦和谢子长一道，受命到热河前线参加和改造“老北风八千岁”①领导的抗日义勇军。这支部队“成分非常坏”②，阎红彦和谢子长无法在那里开展工作，很快又返回张家口。

五月二十六日，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帮助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正式成立，冯玉祥任总司令，方振武任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任北路军总指挥。为了对这支队伍进行“革命的改造”，中国共产党河北省委成立了前线工作委员会①，由柯庆施任书记，阎红彦是前委成员之一。遵照前委的指示，阎红彦潜入孙殿英部组织兵暴。他会同在该部秘密工作的地下党员刘振远 (时任孙部副团长) 等，经过周密的策划，七月下旬，打死了反动的敌团长，成功地举行了 “包头兵变” ，拉出一个团，进驻商都以北的武川。在这里，阎红彦对部队进行了整顿，并抽调一百多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建了一个骑兵连，作为这支部队的骨干，由阎红彦任连长。

这时，蒋介石一面配合日军夹击抗日同盟军，切断交通，断绝粮秣;一面施展各种阴谋，从内部对抗日同盟军进行分化瓦解。八月初，冯玉祥被迫下野，抗日同盟军处境十分艰难。在这样情况下，前委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动员在党影响下的部队约一万余人，于八月九日同前委一起撤至张北。阎红彦和刘振远奉调率部至张北，编入许权中 (共产党员) 的第十八师。不久，阎红彦的骑兵连又调归同盟军北路军总指挥吉鸿昌，改编为特务连，仍由阎红彦任连长。

八月二十七日，前委在张北县北部之二泉井召开了扩大会议，研究部队的去向问题。阎红彦提出“将部队拉过平绥线到陕北与红二十六军汇合”②。陈伯达当场指责阎红彦“只知道你们陕北”，是“大西北主义”③。他主张我们党应当退出同盟军。阎红彦和他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一气之下，退出会场。第二天，前委常委邹春生 (后叛变) 批评阎红彦，并要阎红彦检讨，阎红彦拒绝。不久，他被撤销职务，调司令部“休息”。

抗日同盟军失败以后，阎红彦潜至北平。十一月，他奉命再度到孙殿英部做兵运工作，并任士兵委员会书记。这时，孙殿英受任青海西区屯垦督办，正在以“开发西北” 为名，向宁夏进攻。士兵厌战，纷纷开小差逃跑。阎红彦同南汉宸等利用这一有利时机，秘密进行暴动准备。他们提出了“反对军阀混战，不开小差开大差”的口号，短期内掌握了官兵三千余人①，并确定了暴动时间。由于黄河涨水，渡船缺乏，暴动未能如期举行。其后，宋哲元、庞炳勋、马鸿逵等，在蒋介石的暗中策划下，从东西两翼联合夹击孙殿英，加之孙一旅长倒戈投降，里应外合，一夜之间，孙部全军溃散。阎红彦在混乱中，组织一部分党员，拉出了数百人，退到磴口以东的沙漠里，“人困马乏，饿了几天，不得出去”②，最后，被宋哲元部包围缴械。阎红彦只身逃出，经包头、北平到天津，向组织汇报了情况。随后被派往河北省委军委工作。

一九三四年七月，上海中央局派阎红彦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并向共产国际汇报华北和西北的情况。受命后，他从上海出发，渡渤海湾、越辽宁、吉林、黑龙江，闯过几十道封锁线，经过千辛万苦，于十月份到达苏联莫斯科。

阎红彦在苏联，先后进入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和苏联红军陆军大学附设的共产国际军事研究班学习马列主义和军事科学。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一九三五年四月，共产国际为了尽快地恢复和我党中央的电讯联系，以便及时地了解和指导中国革命，特派阎红彦和刘长胜带着秘电码回国。密电码由英文字母编排，阎红彦不懂英语。为了工作的需要，他废寝忘食，用极大的力气，背熟组编的电码。由于提前回国，阎红彦未能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四月下旬，他和刘长胜从苏联起程，进入我国新疆后，又乔装富商，骑着骆驼，载运着毛毯和灯芯绒，经伊犁、迪化 (乌鲁木齐) 、兰州、宁夏、绥远到达北平。

这时，中央红军已经长征到达陕北，阎红彦听到这一消息高兴极了，立即去陕北找党中央。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他在瓦窑堡见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了带回来的密电码①。从此，我党中央又和共产国际取得了联系。

(六)

一九三六年二月，党中央决定组织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挺进抗日前线。渡河前，中央指派阎红彦组建黄河游击师，并任司令。其任务是：警戒清涧、延川、延长一线黄河沿岸，保卫驻在瓦窑堡的党中央和陕北省委;协助周恩来为红军东征抗日准备渡河船只。阎红彦与清涧等地方党的负责同志组织和动员群众日夜造船，成立了水手工会，对船夫进行思想教育和训练; 还领导游击师协助地方筹粮、筹款，发动群众做军鞋。后来，毛泽东回忆东征时说： “阎红彦是一位好同志，东渡黄河的时候，渡船的解决，主要是靠他。阎红彦同志主动承担这个任务，他解决得很好，解决得很快，因此，红军能够顺利地完成东征抗日的任务。”①

二月二十一日，阎红彦奉命率黄河游击师于红军抗日先锋军渡河之后，亦从河口东渡，先后占领了义牒镇和隰县的午城;拆毁了沿河敌修筑的碉堡;配合兄弟部队攻占了大宁县城; 并在石楼、永和、大宁、蒲县、隰县、中阳一带围歼敌人，有力地保障了东征红军与陕北苏区后方的通道。不久，游击师奉命改编为红三十军，阎红彦任军长，蔡树藩任政委。

三月，红军抗日先锋军节节胜利，准备越同蒲路东出河北，直接对日作战，但蒋介石调集重兵伙同阎锡山部阻拦我军东进。为避免大规模内战，保存国防实力，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宣布红军回师陕北。

红军回师西渡时，阎红彦率红三十军担任后卫，堵击敌人的尾追，掩护主力渡河。由于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在三交镇壮烈牺牲，中央决定调三十军政委蔡树藩接任二十八军军长。同时，任命宋时轮为三十军军长，阎红彦改任三十军政委。当我军主力经石楼、永和由东向西转移至黄河岸边时，阎红彦和宋时轮奉命率红三十军离开黄河一线，由西向东插向吕梁山的隰县、大宁一带，迷惑和牵制敌人。

红三十军主力完成阻击任务后，被敌分割包围。五月十三日夜晚，部队转移到晋西南吉县平头关渡口，找到了九只木船，准备渡河。但是，天刚亮，敌人就出动飞机轰炸，接着步兵也逼近我军阵地。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宋时轮说： “阎政委! 你带着司令部、政治部先撤，我掩护。”阎说： “你才来，对这个部队还不太熟悉，还是我留下掩护。”宋说： “你不放心吗?! 相信我，不会把你的部队丢掉的! ”阎说： “这不是我的部队，这是党的部队。”宋时轮最后命令说： “你赶快走! ”阎说： “好! 好! 我先走! ”接着，宋时轮指挥二六三团一部与敌激战。阎红彦指挥主力胜利地渡过黄河，他自己却仍留在黄河东岸。当宋时轮带着阻击部队撤到黄河边时，见阎红彦还站在那里。宋时轮拉住阎红彦的手激动地说： “阎政委! 你怎么还呆在这里?! ”阎红彦说： “我在等你们! ”①

红军回师后，宋时轮奉调至红二十八军。阎红彦复任红三十军军长。

这时，蒋介石继续组织力量进攻红军。敌李生达、汤恩伯部进抵黄河东岸，准备渡河进犯陕甘宁根据地。五月十八日夜，根据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发来的“火急” 电报，阎红彦指挥部队，渡过无定河，进抵宋家川，配合地方游击队，切断敌人的交通，袭击敌人的船只，使河东之敌，不敢贸然西渡。

就在宋家川形势暂趋缓和的时候，党中央驻地瓦窑堡又遭国民党张云衢部的突然袭击。当时，我军在瓦窑堡只驻有少数警卫部队，力量比较单薄，中央命红三十军立即赶回增援。由于路途遥远，部队到达时，党中央和毛泽东等正在向西转移。阎红彦立即指挥部队，坚决阻击进攻之敌，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其后，阎红彦遵照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部署，率部进驻瓦窑堡和安定之间的十里铺，严防敌人的袭击。

八月下旬，阎红彦奉命率部开赴三边。在这里，他除指挥部队进行战斗外，还帮助地方建立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领导群众打土豪、分牛羊。年底，根据中央指示，和三边军阀张廷芝进行谈判，达成了“互不侵犯，通商往来”的协议。

双十二事变后，阎红彦至西安杨虎城部从事统战工作。一九三七年二月，奉调返回部队，仍任三十军军长。

(七)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三十军改编为警备第三团，阎红彦任团长、杜平任政委。在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改称留守兵团) 领导下，警三团驻守在河口、界首、高杰村一带，守备河口至枣林坪沿河渡口，阻止日军进攻，担任保卫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的任务。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胡宗南侵占我陕甘宁边区五座县城，并准备进犯延安。为了保卫陕甘宁边区，党中央将王震率领的八路军三五九旅主力由华北前线调回陕北，接替警备三团的防线。警备三团、四团、炮兵团这时合编为留守兵团警备第一旅，文年生任旅长，阎红彦任政委，杜平任政治部主任，部队南下驻防甘泉、富县一带，守卫着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

一九四○年春天，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在反对顽固派斗争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阎红彦奉命到洛川同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经过军事打击和谈判斗争，陕甘宁边区南线的局势相对稳定。其后，阎红彦带职到马列学院和留守兵团军政研究班学习。

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开始，阎红彦最初在中央党校一部军事队第十四支部学习，并任支部书记，后调第三支部 (高干支部) 学习，任支部生活和组织委员。先后同支部学习的有曹里怀、陈先瑞、王树声、贺晋年、陈锡联、杨勇、陈赓、薄一波等。阎红彦通过学习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文件，联系实际，总结了自己十多年来斗争的经验和教训。一九四三年，他把学习心得，写成文章，发表在延安中央党校校刊上，受到毛泽东的称赞①。

一九四三年七月，在审干过程中，康生夸大敌情，掀起了一个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阎红彦多次在支委会上说：“肃反工作绝不能有半点主观主义，我在苏联时，就听到苏联在肃反中出了不少问题。过去我们苏区的肃反教训也不少，我们陕北苏区的肃反，连刘志丹这样的同志都抓起来。如果不是毛主席和中央长征到达陕北，不知道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因此，我们作事，必须实事求是，必须慎重。”②在整风结论中，肯定了阎红彦在抢救运动和审查干部中“能把握党的方针和政策”③。

整风运动期间的一天晚上，高岗到中央党校来，要阎红彦证明他是陕甘红军游击队队委会委员，还说他在临真镇战斗中是被绑架而走，不是临阵逃脱。阎红彦当即指出： “你不要将自己打扮成陕甘游击队的领袖，你的历史我知道。组织晋西游击队时没有你，成立反帝同盟军时没有你，陕甘游击队成立时，你是三支队二大队的政委，你不是陕甘游击队的队委，那个时候你没有负责任”。“在临真镇战斗中，你火线上当了逃兵，大家都很气愤，队委会决定，开除你的党籍，并下令通缉。按当时游击队的纪律，叛逃者抓回来是要枪毙的。后来，你回来了，编造一套谎言，说战斗紧急时，部队叛变，你控制不住，被绑架而走。当时，我任游击队总指挥，考虑到你是自己回来的，给你留党察看处分。刘志丹要你立功赎罪。队委会决定让你到一个游击小组去当战士”①。两人争吵一夜，高岗倒打一耙，说阎红彦“对他造谣、陷害”，并且无中生有地反诬阎红彦有野心，说阎“企图组织陕北师，向中央夺权”②。关于成立陕北师一事，是红军改编时，陕北军事干部 (包括高岗)在一起的议论。大家说，一方面军有一一五师，二方面军有一二○师，四方面军有一二九师，陕北红军也应编一个师。阎红彦曾将这些意见向肖劲光反映过，这完全是正常的，合乎组织手续的，并没有组织陕北师③。高岗在整风中把这作为阎红彦的所谓“问题”提出来，完全是别有用心的。

在整风期间，党对阎红彦的历史进行了全面的审查，充分肯定了阎红彦在创建陕北红军和开展陕甘游击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认为他“政治坚定”，“对党忠诚” ; “作风正派，没有拉扯情形”; “在团结中央干部和陕北干部的关系上，是起了好的作用”; “作事自信心强，坚决果敢，敢作敢为”。党实事求是地为阎红彦作了历史结论①。在阎红彦历史结论上签名的有曹里怀、杨勇、王树声、陈先瑞、解方等。

一九四五年，阎红彦被选为党的“七大”代表，参加了代表大会。会后，他就高岗问题向刘少奇、任弼时反映了“几条意见”指出高岗这个人品质不好，诡计多端，望中央注意，并要求把他的意见记录存档②。接着，他坦率地告诉高岗，希望他改正错误。高岗更加怀恨在心，在七月份召开的“西北历史座谈会”上，指定人揭发斗争阎红彦，因为没有事实，会议开不下去。最后，康生出面说： “高岗是西北的革命领袖，今后不准任何人反对，阎红彦反对高岗是错误的”③。

此后不久，经中央批准，阎红彦调晋冀鲁豫野战军工作。

(八)

一九四五年九月，阎红彦到达太行山晋冀鲁豫解放区，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副司令员，率部参加了当年十一月的邯郸战役。不久，被任命为第三纵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向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八月，晋冀鲁豫解放军在刘伯承、邓小平的指挥下，向开封至徐州的陇海路出击。陈锡联、阎红彦率三纵队攻克砀山后，接着攻打民权，激战三天未克，我军伤亡很大。战斗结束后，阎红彦了解到许多干部和战士在抗战胜利后，产生了“解甲归田”的思想，对自卫战争缺乏精神准备。于是，他向纵队党委提出在部队开展整风的建议。经过这次思想整顿，大大提高了部队的素质和战斗力。晋冀鲁豫野战军表扬了三纵的做法，并在全军加以推广。

九月初，在山东定陶战役中，阎红彦参与指挥左集团三、七纵队。在六纵队围歼大洋湖之敌后，驻扎在天爷庙的敌师部，直接暴露在我军面前。阎红彦亲率两个团，楔入敌人的心脏，发挥我军夜战的特点，攻破敌指挥部，生俘敌师长赵锡田。

一九四七年三月，阎红彦参加豫北反攻，历时两个月。五月，根据刘、邓指示，三纵配合六纵，一举攻破汤阴，全歼国民党暂编第三纵队，活捉纵队司令孙殿英。

六月三十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七月十五日，在六营集战斗取得胜利之后，三纵与二、六纵队一起，对困守在羊山集的敌人发起进攻。由于羊山集三面环水，背依羊山，敌人利用天然地形，构筑了坚固工事，居高临下，凭险固守，我军几次强攻未克。在这样情况下，阎红彦和陈锡联一道，冒着酷暑，穿着裤衩，踏着我方堑壕里淹没膝盖的混水，带着团以上干部，在前沿阵地详细观察地形，重新选择突击方向，制定作战方案。七月二十七日，我军发起总攻，激战一昼夜，全歼守敌整编第六十六师，活捉敌师长宋瑞珂。

鲁西南战役结束后，刘、邓大军以锐不可挡之势，向大别山挺进。八月下旬，越过淮河后，陈锡联、阎红彦奉命率三纵队开赴皖西，扫除地方保安团队，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不久，尾追我军的敌人二十三个旅，也先后压过淮河，进抵大别山区。三纵奉命从皖西回师和兄弟部队一道，于九月在商城以北的河凤集地区、以西的中铺地区和光山附近打击敌人。其后，陈锡联、阎红彦遵照刘、邓指示，率三纵队从豫东南的商城、固始向东突围，冒雨兼程，拖走了大别山北麓合围我军的国民党桂系第七师和四十八师两股敌人到皖西，并乘敌之合围势态尚未形成之时，于十月九、十两日，在皖西六安的张家店，全歼敌八十八师六十二旅，毙、伤、俘敌四千余人。这是我军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下一次歼灭敌人一个旅以上兵力的重大胜利。张家店战斗后，三纵队即进至长江北岸的望江地区。与此同时，其它兄弟部队也连克团风、浠水、广济、英山、武穴等城镇，我军控制长江北岸达三百余里，威震大江南北。

十月下旬，大别山进入深秋，寒气袭人，我十几万大军这时仍然穿着单薄的衣裳。如何抓住胜利后的有利时机，尽快地解决过冬的棉衣，就成为一个极为迫切的问题。党中央曾打算从晋冀鲁豫根据地送棉衣来或送银元来就地采购，但是，千里迢迢，封锁重重，难予解决。刘、邓报请中央，决心自己设法克服困难。三纵领导开会研究，陈锡联问阎红彦： “你能不能和资本家打个交道，不管白布、花布，只要能穿，有个夹衣也好。”①阎红彦在六安地方党组织的协助下，做商人和资本家的工作，很快筹借到大量布匹和棉花。同志们用竹鞭、树条制作的弹弓弹棉花，用稻草灰染出灰布，全军上下，自己动手，不久，指战员都穿上了新棉衣。陈锡联说：“穿衣是当时一个带关键性的问题。仗打不好，站不住脚，没有棉衣，过不了冬。阎红彦为部队作了件大事。”①

十一月下旬，蒋介石纠集了三十三个旅，由白崇禧亲自指挥，对大别山展开了大规模的围攻。为了粉碎敌人的围攻，我军采取了内线和外线相结合的方针，三纵队奉命与二、六纵队留在大别山，和军区部队、人民武装相配合，坚持内线作战。一九四八年一月，为了拖散和疲惫敌人，陈锡联、阎红彦指挥三纵队，牵着敌黄伯韬和两广部队，围绕大别山进行了十八昼夜的打圈子战斗。从皖西的金寨、六安开始，经舒城、桐城、岳西、湖北的英山、麻城，又回到皖西的六安一带。陈锡联说： “最艰苦的就是这十八天，我们处境十分危险，天天夜行军，早上八九点钟住下，下午两三点钟开拔，后面打，前面走，有时一天走二十四小时，顾不得吃一顿饭。”②

十八天连续行军，战斗频繁，生活艰苦，部队十分疲劳。为了鼓舞士气，阎红彦向部队作了《当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陈锡联回忆说： “真没想到，阎红彦作了那样好的一个报告。它对增强部队斗志，提高斗争信心，的确起了相当好的作用。”③

经过一个多月的斗争，我留在大别山的部队，粉碎了白崇禧的残酷围剿，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

(九)

一九四八年五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奉命改为中原野战军。从此，我刘邓、陈粟和陈赓兵团三支大军互相配合，协同作战，展开了逐鹿中原的伟大斗争。

五月，陈锡联、阎红彦率三纵队转战到豫西。利用战役间隙，在宝丰开展了以诉苦 (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 和三查 (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 为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通过诉苦和三查，大大提高了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

宝丰整军后，我军第一次攻打郑州。刘邓电令，决不能让敌人渡过黄河向北逃跑。“阎红彦坚决执行上级的作战意图，亲自带领下级指挥员，仔细勘察地形，分析敌我势态，拟制战斗方案，并率领主攻部队，穷追猛打，同兄弟部队一道，把敌人歼灭在黄河以南”①。接着攻打柘城，前线我军在阎红彦、刘昌义的指挥下，一鼓作气，破城而入，歼灭敌一个纵队，缴获了大批枪枝弹药。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海战役打响了。战役的第一阶段，三纵奉命阻击从蚌埠向北增援之敌。其后，陈锡联和阎红彦各率一部，于十一月十五日攻克宿县，歼敌一个师，切断了敌徐州与南京的联系，使我军完成了对徐州大包围的态势。毛泽东对这一战役的意义，作了充分的肯定和嘉许。

战役的第二阶段，在围歼黄维兵团的战斗中，陈锡联奉命统一指挥三纵和一纵，阎红彦和刘昌义为前线指挥。陈锡联有段回忆，生动地再现了阎红彦在前线战斗的日日夜夜。他说：“最艰苦的一天是我们准备发动进攻，被敌人发觉，他们集中了四个整编师，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抢先进攻我们。打到后来，敌我分不开，敌人跟我们的部队混在一起了。我们组织进攻，敌人又反扑，牺牲很大，血流了一沟。我和阎红彦到前面去看，回来时半身都是血。我们在一辆被打烂的敌坦克下，挖个洞当指挥所，离敌人的工事很近，敌人枪上的刺刀看得清清楚楚。阎红彦爱跑进跑出，我对他说： ‘你还看不见，敌人那么近! ’他的胆子大，敌机投弹，他还要看看。危险的地方，你越是不让他去，他越是要去。打仗时，你不叫他上，他偏要上。我们在坦克下住了一周，有几次很危险，参谋都很担心。炊事员送来饭就吃，送不来就不吃，有时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晚上，把大衣一裹，就在坦克下睡觉。阎红彦他晚上不睡，守在电话旁，他白天睡。那里战斗打得最艰苦，阎红彦就到那里。有一次，他到前沿阵地七旅去视察，指挥战斗，敌人排子炮打来，警卫员机智地将他按倒在地，卫生员立即上担架，准备抬他，见他还活着，好端端的。阎红彦嘿嘿一笑说： ‘还是我的命大!’”①十二月十五日，我军会攻敌最后据点双堆集。晚十一时，黄维十二兵团全军覆没，黄维被我三纵队七旅活捉。

历时六十五天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阎红彦由于操劳过度，突然白了一块头发。邓小平曾经和阎红彦的夫人王腾波开玩笑说： “老阎象伍子胥一样啦!没关系，以后还会变黑的。”②

淮海战役以后，中原野战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一九四九年二月，阎红彦被任命为二野第三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我第二、第三野战军，在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的指挥下，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长达五百多公里的战线上，分三路强渡长江。三兵团从安庆一带突破长江防线。二十三日，南京解放。陈锡联、阎红彦率三兵团进驻芜湖地区，防止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并进行向西南进军的准备工作。八月十九日，刘、邓下达了《川黔作战基本命令》。三兵团九月初由芜湖出发，十月中旬，抵达湖南常德集结。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一日，我军发起了进军川黔的战斗。三兵团由湘鄂边出动，突破了宋希濂的防线，进入川东，攻取彭水，强渡乌江，占领南川。十一月底，解放重庆。阎红彦兼任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

(十)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中共川东区委和川东行署成立。阎红彦任川东区党委副书记和川东行署主任。当时，号称“天府之国” 的四川，由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军阀的长期统治，尤其是国民党军队在覆灭之前的疯狂破坏，社会秩序混乱，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在西南局和川东区党委的领导下，阎红彦主持行署工作，开展了一系列斗争，进行了清匪、反霸、镇反、减租、退押、土改，使川东很快得到治理，出现了社会安定、生产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局面。真是“雷霆风雨，三载奏功。”①

一九五二年，四川合省以后，阎红彦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副省长、重庆市委第一书记、成都部队政委、中共西南局书记处书记、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一九五五年九月，阎红彦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荣膺“一级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一九五六年九月，当选为“八大”候补中央委员。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开始后，浮夸风盛行，不符合实际的宣传报道，比比皆是。当年秋天，阎红彦听说温江地区某公社水稻亩产三万多斤，便亲自到当地察看。原来所谓亩产三万多斤，是把若干亩已成熟的水稻，拼栽在一块田里。他批评干部说： “这样搞高产，不是实事求是嘛! ”他要求干部保持冷静头脑，产量一定要搞实在，千万不要人为地层层加码①。

一九五九年初夏，阎红彦带秘书和警卫班的六、七个战士到乐至县，参加油菜试验田的收打。打完头遍，亩产达到二百六十斤，比大面积产量高出一倍。他十分高兴地说： “再复打一遍菜秆，得出最后产量，开个会庆祝种试验田获得了高产，让《四川日报》发消息，登照片，推广种试验田的经验。”谁知有几个干部看见实产没有达到他们夸口的六百斤，趁阎红彦吃中午饭的时机，偷偷往菜秆底下倒了几箩筐菜籽。阎红彦发现捣了鬼，十分生气，当场批评这种弄虚作假的行为。他在省委汇报会上严肃指出，一定要警惕这种不良作风的蔓延②。

当年夏秋之际，群众生活发生了严重困难。阎红彦带了一个工作组到仁寿县，了解和解决那里群众发生的水肿病问题。当时，干部不敢反映真实情况，忌讳说浮肿病是缺粮造成的。对此，阎红彦深感痛心。他找县委的负责人谈话，解除大家的顾虑，要大家实事求是的反映情况。这样，事实真象很快就弄清楚了。阎红彦连夜召开各种会议，了解缺粮的情况，报请省委批准，调拨五百万斤粮食给这个县安排群众生活。

一九五九年秋，阎红彦奉调至云南，任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昆明部队第一政委。

一九六一年三月至五月，阎红彦响应毛泽东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的号召，深入楚雄、大理、道宏、思茅等地区，系统地调查了人民公社的规模、公共食堂、工资制、山林管理、实物分配等问题。五月十日，他在弥渡县给毛泽东写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几个问题的调查》(即《阎红彦给毛主席的信》) ，对上述问题向党中央作了比较系统的汇报，并提出了解决这些重大问题的意见，特别是提出了解散公共食堂和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建议。五月十六日，毛泽东对阎红彦的信作了批示：“阎红彦同志此信写得很好。他的调查方法也是好的，普遍与个别相结合。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①

不久，阎红彦根据云南的实际，提出坚决缩小人民公社的社队规模，把边疆地区的人民公社调整为初级社或互助组。对居住分散的山区，他指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实行单家独户的经营，还明确规定了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强调必须贯彻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②，促进了云南农、林、牧、副、渔各项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一九六○年，在阎红彦的主持下，云南省委制定了“照顾大局，服从稳定”的边疆工作方针。他说： “我们的根本任务，是保证边疆的稳定局面，以支援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外交斗争。”①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他更特别重视。在边疆工作会议上，他说： “民族干部问题，是个严重问题。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的边疆，巩固国防，没有民族干部的生长，是不可设想的。” “从省到各级都要注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党、政、军，包括群众团体，都应该有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任务。少数民族干部的多少，质量的高低，是衡量边疆工作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②。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六年初，云南边疆各地都陆续办起了各类学校、识字班、夜校等，以提高边疆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

(十一)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对林彪接二连三发表的讲话，阎红彦说： “我怎么都听不进去”③。八月，党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阎红彦在会上对西南局几个负责同志说： “我们应该向中央反映，文化大革命不能这样搞，既破坏了生产，又破坏了社会秩序。”④九月以后，全国“大串连”，党组织瘫痪，地方党的负责人也失去了控制局面的能力。昆明和全国一样，陷于一片混乱之中。阎红彦十分愤慨，他不止一次地说： “这是什么革命? ! 这是丑化革命，是丑化我们党! ”①

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阎红彦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其间，阎泽群告诉他，江青在北航对红卫兵讲： “中央正在开会，她和毛主席占少数，很多人都反对毛主席，要准备上山打游击。” 阎红彦紧锁双眉，豁地从沙发上站起来，愤慨地大声说： “怎么能讲出这样不负责任的话! 我们跟毛主席几十年，会反对毛主席!会反对毛主席! ”阎泽群劝父亲准备回去戴高帽子游街。阎红彦坦然地说： “我怕什么，无非下台当老百姓”;“但是，给共产党的干部戴高帽子，我就是不赞成。这是侮辱我们党，糟踏我们党! ”②

阎红彦当时已年近六十，又患高血压、心脏病，在“横扫”、“火烧”的声浪中，他受到残酷的迫害。批斗会一个接着一个，白天晚上不能休息。有一天从早晨八时斗到晚上八时，没有吃一点东西，没有喝一口水。休息中间，一个不知名的小姑娘，偷偷给他送来一碗荷包鸡蛋。他抚摸着孩子的头，激动地说： “多好的人民”③。

一九六七年一月，昆明造反派积极酝酿“夺权”。他们扬言： “哪里抓到阎红彦，就地处决。”阎红彦听了哈哈大笑说： “国民党曾经悬重赏要我的脑袋，我都不怕，现在我又不是反革命，怕什么! ”这时，中央对阎红彦的安全也十分关心。一月七日，叶剑英打电话询问云南军区： “阎红彦在什么地方?身边有哪些人?”要求云南军区确保阎红彦的安全。当晚，阎红彦和周兴、王银山等开会到十二时，确定第二天召开书记处会议。八日凌晨，陈伯达给阎红彦打电话，由于口音难懂，由汪东兴复述，对阎红彦横加指责。阎红彦几次要回话，对方都不让他讲。他气愤地质问陈伯达：“‘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 ”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我就不承认你是代表中央讲话! ”①

一月八日五时左右，秘书走进阎红彦的住房，发现他已经辞别人世。

阎红彦死后，林彪一伙下令不准开追悼会。可是昆明党、政、军机关干部和群众，自发地为阎红彦举行了庄严的追悼仪式。

一月十二日，云南省委和军区几个负责同志赴北京向周恩来汇报了阎红彦逝世的情况。周恩来听后沉痛地说： “是啊!阎红彦是个好同志，他在处境困难的情况下，还是想着工作，他是要工作的啊! ”②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指出： “阎红彦是个好同志，我了解他，他在云南的工作搞得很不错，这个人正派，耿直刚强，要不是林彪、‘四人帮’迫害，他不会死。”③党中央为阎红彦进行了平反昭雪，恢复了他的历史本来面貌。彭真为阎红彦题词： “悼念坚强不屈、终身为革命奋斗不息的阎红彦同志。”李达将军题词： “阎红彦将军浩气长存。”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四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阎红彦骨灰安放仪式，邓小平、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参加。

一九七九年春，任白戈赋悼诗一首，表达了人们对阎红彦的深切怀念。诗曰：

闻君英名延水旁，

首次相晤在太行。

肝胆照人配明月，

性格爽朗若朝阳，

豪情壮志冲霄汉，

敦厚朴实非寻常。

少年深怀阶级恨，

早将青春献给党。

清涧暴动掌武装，

吕梁割据红旗扬，

横跨黄河闹革命，

开辟陕甘北战场。

百战不殆身未丧，

饮恨死于“四人帮”。

蜀中人民齐悼念，

云南大地亦悲伤;

下关苍山风雪漫，

大理洱海花月残。

而今沉冤得昭雪，

君当含笑九天上。

阎红彦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陕北劳动人民的心上，响彻在巴山蜀水、苍山洱海之间。

作者附记：

本文在编写过程中，承蒙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档案馆、中央军委档案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及其档案馆、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档案馆、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政协、山西省档案馆、山西省博物馆、山西省吕梁地区文化馆、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档案馆、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政协、四川省档案馆、成都军区及其档案馆、昆明军区及其档案馆等单位的积极支持，提供了历史资料。还访问了一批老同志，参考了老同志写的有关文章和回忆，这些老同志是：马文瑞、马云泽、吴岱峰、贺晋年、刘澜涛、阎揆要、李锦锋、高朗亭、崔田民、郭洪涛、赵苍壁、吴志渊、黄石山、孔原、李华生、王震、李达、杨勇、宋时轮、杜平、罗志敏、莫文骅、魏传统、陈锡联、钟汉华、郑国仲、明朗、何德庆、李漠、柯岗、廖志高、任白戈、张秀熟、沈兰芝、王定一、余述申、秦基伟、王银山、赵增益、孙雨亭以及阎红彦身边工作的人员和他战斗过地方的群众共二百七十余人。阎红彦的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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