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杨虎城人物传,杨虎城生平事迹,杨虎城评价

Posted 2022-05-04 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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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虎城

杨虎城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爱国将领。1949年12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致杨虎城家属的唁电中指出：“杨虎城将军在一九三六年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推动全国一致抗日，有功于国家民族。” “杨将军的英名，将为全国人民所永远纪念。”①周恩来也指出：“杨虎城将军是 ‘千古功臣’ ”②。他的英雄形象、伟大业绩和高尚情操，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跳上浪头”

杨虎城幼名长久，曾用名，号虎城。 1893年11月26日出生于陕西省蒲城县孙镇甘北村一户农民家庭，父亲杨怀福，务农为生，兼作木工。母亲孙一莲，生杨虎城兄弟二人。虽然父母辛勤劳动，但因关中连年大旱，庄稼歉收，加上地主高利贷盘剥，家庭生活贫困。杨虎城10岁至12岁时，在本村私塾读了三年书，后因家贫辍学，到孙镇的薛家饭铺当童工。他每天拉风箱烧火、洗碗、擦桌子，忙里忙外，但除吃饭外，不挣工资，连衣服、鞋袜，还得靠家中供给。

1908年农历五月初二，杨怀福因从事反清活动被清政府绞死于西安。不满15岁的杨虎城，奔走数百里，搬尸归葬，还要偿还父亲生前死后的债务，受尽了人间苦难。为了埋葬父亲，他和本村七户贫苦农民成立了一个在丧葬方面进行“贫困相帮”的互助组织，名叫孝义会。穷苦人互相帮助，使他渡过了难关，也使他初次感受到了穷苦人联合的力量。

同年9月的一天，杨虎城随饭铺掌柜进县城买货，见许多人拥进县衙门，他也跟了进去。只见知县正在坐堂问案，喝令两班衙役，狠打一群学生。有的学生反抗顶嘴，知县竟令打嘴板子，打得嘴上鲜血直流。杨虎城急切打问，才知道事情原委：蒲城留日学生井勿幕，奉孙中山之命自日本回国，策动蒲城一批知识分子成立教育会，以县高等学堂教习、举人常自新为会长，发展同盟会员，组织学生讲演团，宣传革命。知县李体仁认为这是“反叛”，是“乱党”，遂逮捕了常自新和许多学生，当堂毒打。拥进县衙的人都纷纷呐喊： “不要打了! ”杨虎城义愤填膺，也大喊： “不能打! ”李体仁不听劝阻，喝令继续毒打，学生原斯健因伤重致死。蒲城学生和教育界人士群起抗议，陕西80余县的学生和教师，连在北京的陕籍官员，也纷纷声援学生，要求惩办凶手，形成了震动西北的所谓“蒲案”。

“蒲案” 以李体仁被撤职而很快结束，但它撒在杨虎城心中的革命种子，却在发芽、成长。正如他自己后来说的： “我的革命，实从蒲案起点。”① “蒲案”前后，杨虎城以孝义会为基础，联络更多的穷苦人结成了一个小团体，于古历8月15五日焚香立会，故名中秋会。杨虎城被举为首领。他们拟定了一个朴素的政治纲领，如打富济贫、互相帮助、不侮辱妇女、同生共死等等。中秋会发展很快，到辛亥革命前夕已有会员数百人。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成功。10月下旬，陕西也爆发了反清革命。杨虎城率领部分中秋会会员，参加了陕西反清的革命队伍，被编入秦陇复汉军张云山部向紫山的向字营，与清军在乾州、永寿等地作战，多次击败清军。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给农民带来真正的利益。加之那些自举反清旗帜的军队内部腐化、纪律松弛，甚至奸淫掳掠、欺压百姓，使杨虎城非常失望。1913年，他告辞退伍，回到蒲城家乡劳动谋生。

当时，蒲城人民生活非常困难，收成不好，衣食无着。豪绅地主横行霸道，苛捐杂税肆意盘剥。杨虎城面对这种局面，便带领中秋会部分会员，进行抗暴抗捐活动。一次，县府派差役下乡捉拿中秋会会员，杨虎城组织群众，一顿拳棒，把差役打跑了。这件事使中秋会声威大震，附近的农民纷纷要求入会，杨虎城成了蒲城东南乡贫苦农民的领导者。

蒲城东南乡劣绅李桢，勾结军阀、官府，包揽诉讼，霸占民女，无恶不作，还同富商冯谭富一起在孙镇开设粮号，囤积居奇，放高利贷，百姓恨之入骨。1914年5月的一天，杨虎城躲债到姑母家，正巧碰上李桢来逼债。目睹打手们吊打农民的惨状，杨虎城怒火中烧，集合起中秋会的乡亲们，一阵拳打脚踢，将李桢和他的打手们赶出村庄。事后，李桢勾结官府，四处捉拿杨虎城。杨虎城借来一支枪，趁孙镇逢集人多时，闯进了冯谭富粮号，将李桢打死。官府通缉杨虎城。杨虎城带着一部分参与打李桢的青年农民，在附近关山镇买了一批大刀，携刀流浪，除暴安良。一次，他们侦察到澄城县有一批税款，要经蒲城解往西安，便乘黑夜在蒲城东乡劫夺了这批钱，买了几支枪。到同州 (今大荔县)、合阳一带活动。军警缉捕来的人少，他们就硬打; 人多，他们就撤走; 还从军警手中夺得了一些枪弹，逐渐成为活跃在陕东的义军。关于这段经历，杨虎城后来曾写了一首诗，记述自己的情怀：

西北山高水又长，

男儿岂能老故乡，

黄河后浪推前浪，

跳上浪头干一场。

“护国”、“靖国”

1915年，袁世凯窃国称帝，国人群起声讨。陕西各地义军四起，驱逐袁世凯的爪牙陆建章。这时，杨虎城在同州、合阳一带聚集起来的乡民数百人，在井勿幕和一些同盟会会员的策动下，参加了陕西护国军，在朝邑、华县、华阴一带截击袁军，与陆建章部作战多次，屡获胜利，力量不断扩大和加强。讨袁军事得胜后，陕西整编军队，1916年，杨部被编为陕西陆军第三混成团第一营，杨虎城任营长。

1917年，孙中山为反对北洋军阀，在广州树起“护法”旗帜，同时就任大元帅之职，号召与北洋军阀血战到底。以革命党人于右任、井勿暮为领导，在陕西建起靖国军，设总司令部于渭北三原县，与隶属北洋军阀段祺瑞系统的陕西督军陈树藩相对抗。杨虎城坚决支持“护法”，率部参加陕西靖国军，被任命为靖国军左翼军第五游击支队司令，驻扎临潼栎阳镇。他注意结交进步知识分子，请来留日学生韩望尘、张瑞卿等组成广益社，向部队演讲中国政治形势及孙中山的革命理论。当时，陈树藩为了加强北洋军阀在陕西的统治，先以“省长”职位招引刘镇华的镇嵩军自河南入陕;接着，北洋军阀又发动了“八省援陕”行动，集中豫、晋、直、甘、川、奉、绥、鄂八省军阀企图歼灭靖国军。当陈树藩倾大部兵力由渭南一带西进，妄图突破杨虎城在临潼关山、相桥的防线，直趋靖军国中心的三原、高陵时，杨虎城率不满千人之兵与陈树藩万余之众，在关山界坊鏖战六昼夜。他身先士卒，常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督战，并带头冲锋，鼓舞士气，终于遏止了陈军的进攻。后来，在靖国军抗击北洋军阀的围攻时期，杨虎城率部在关中一带利用灵活多变的战术，屡胜敌军，成为靖国军中一支非常活跃的战斗力量。

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打败段祺瑞，控制了北京政权。曹、吴派本部第二十师师长阎相文督陕。1921年，阎相文、吴新田等部进入陕西后，采取分化瓦解的手段，使靖国军内部分裂，各部被逐个改编。当时，吴佩孚曾派曹锟的参议武斌叔找杨虎城谈判，答应将杨部编为一个独立旅，枪枝、经费从优。杨虎城以“人各有志”、要“保全革命人格”为由，予以拒绝。杨部成为仅有的维护靖国军旗帜的一支孤军。在靖国军大部被改编，靖国军司令部的牌子被人卸走，总司令于右任被迫移住三原东里堡之时，杨虎城亲迎于右任到武功驻地，重建靖国军司令部。于右任任命杨虎城为靖国军第三路司令，将部队编为四个团。杨又率部缴获甘军数十马车枪械子弹，补充了军械，使靖国军重振军威。

1922年，直系军阀为彻底消灭靖国军杨虎城部，又派阎治堂、郭金榜和柴云升等部3万多人进犯武功。杨虎城率部与之激战20余日。为鼓舞士气，他偕同怀孕的夫人罗佩兰，经常骑马巡视前线，慰问伤员，使部队斗志激昂，屡打胜仗。但终因寡不敌众，加之伤亡过重，部队处境危险。杨虎城和于右任商定，一方面派人送于右任去找孙中山请示办法;一方面为保存实力，让部队向陕北转移。于是，杨虎城率仅存之师，从凤翔出发，经麟游、乾县、礼泉、泾阳、蒲城、白水、洛川等地，转战千里，最后进入陕北镇守使井岳秀的势力范围。他派人赴榆林与井岳秀联系，为减少目标，将部队改编为陕北镇守使署暂编步兵团，分驻定边、靖边、横山、延安、延川等地。杨虎城离开部队，暂住榆林。

这时候，广东发生了陈炯明叛变。叛军炮轰总统府，妄图谋害孙中山。杨虎城闻讯曾通电讨陈。这件事使他心里非常苦痛，他不明白，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民国，为什么军阀混战，百姓更苦?靖国军拥护革命，南北转战，为什么四分五裂，一败涂地?孙中山那么伟大，能干，为什么也失败了? 为此，他病倒在床。就在这时，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介绍他认识了共产党员魏野畴。杨、魏两人一见如故，促膝谈心，肝胆相照。魏野畴向杨虎城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社会进化史》中的主要观点，分析了靖国军失败、军阀混战、列强入侵的根源，使杨虎城眼前豁然开朗，病也好了。他下决心和共产党合作，请魏野畴等共产党人帮他训练军官，教育部队。当时，革命暂时处于低潮，但杨虎城依然坚持革命信念，坚决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并派姚丹峰为代表赴上海谒见孙中山。孙中山同意杨虎城的安排，并请杨虎城方便时去上海①。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杨虎城又派姚丹峰为代表去参加。会后，孙中山当面向姚丹峰指示：曹锟贿选是倒行逆施，大背人心，可通过杨虎城，在北方与张(作霖)、段 (祺瑞) 联系，共谋推翻曹锟②。后因杨虎城患病，这一指示未能实施。

杨虎城通过反复实践，认识到训练干部和宣传鼓动工作的重要，于1924年秋在陕北安边成立教导队。班师耀县后，又在部队建立三民军官学校，并以共产党人魏野畴为学校政治部主任，对部队进行革命的三民主义教育，使部队的政治素质很快提高。为了加强军事教育，他还招聘了赵寿山、段象武、刘光甫等任军事教官，又招收了一批青年学生进行培养，其中如张汉民、吴岱峰、孔从洲、刘威诚等人，后来都担任了杨部的重要职务，有的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此期间，杨虎城目睹反动军阀的黑暗统治，又受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鼓舞，曾挥笔写诗抒情：

大陆沉沉睡已久，

群兽无忌环球走，

骨髅垒垒高太华，

红潮澎湃掩斗牛。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北京开追悼大会，杨虎城送了挽联。5月1日，他又在耀县举行追悼孙中山大会，表示忠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作一个爱国爱民的将领。为此，他进而把爱国家爱民众作为部队的宗旨，印在部队徽章的背面，命令全体官兵随身佩带，认真遵守执行。5月4日，因直系军阀、陕西督军吴新田纵容部下殴伤省立一中学生，激起西安各校师生的愤怒。在陕西共青团组织和魏野畴的领导下，全省掀起驱吴运动，杨虎城率部积极支持。不久五卅惨案发生，陕西的反军阀运动与反帝运动结合起来，声势更加浩大。吴新田见群众运动高涨，又有国民军第三军孙岳部入陕之讯，即率部向汉中撤退。杨虎城率部追击，重创吴军，歼其两个团，缴获甚多。孙岳率部入陕后，任陕西军务督办，编杨部为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任命杨虎城为师长。

坚守西安

1926年春，直奉军阀联合，向国民军进攻。原国民军第二军军长兼河南军务督办岳维峻战败，吴佩孚委任的陕甘剿匪总司令刘镇华，在豫西聚集曾被陕西人民驱逐出境的镇嵩军旧部，以“打到陕西升官发财”为口号，收编了许多土匪、红枪会，打垮了岳维峻残部; 原国民军第二军系统的陕西军务督办李虎臣率部赴豫西援岳，亦遭失败，李虎臣化装逃回陕西。刘镇华得意忘形，率领八师人马，号称十万之众，浩浩荡荡占领潼关，直指西安。当时，西安城内的守军，只有李虎臣所属第十师的一部分和陕西陆军第四师卫定一部的两个团，兵力不到5000人。李虎臣豫西惨败，惊魂未定; 城内与刘镇华勾结的一些豪绅，组织了“和平期成会”，准备欢迎刘镇华入城;刘镇华踌躇满志，也开始筹备“入城式”。

杨虎城率领的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建制完整，战斗力较强。杨听说刘镇华祸陕，即率部回师，移驻三原、泾阳一带，与国民军第二军留守部队田玉洁、朱子敏等人商议抗击刘镇华的办法。这时，以魏野畴、黄平万、吴化之、雷晋笙、刘含初等共产党员为代表的陕西中共组织，号召陕西人民起来抗刘并积极促使驻陕各军组成驱刘统一战线，共同御敌。在魏野畴的鼓动、参与下，杨虎城在三原县东里堡召集各将领会议，明确指出：国共合作的广州革命政府正在准备北伐。西安是西北革命的根据地，若被刘镇华占据，将不利于革命军北伐，也会给三秦父老以极大灾难。因此，坚决主张迅速将部队移驻西安，与李虎臣合兵抗击刘镇华来犯。会后，杨虎城除留李子高旅防守三原外，令其余各部5 000余人驰奔西安。

在此之前，杨虎城还派军需李天午到西安与李虎臣商量防守事宜。李虎臣说： “我 ‘对点’ 来，我守。我 ‘对点’ 不来，我走” (虎臣与虎城音同，彼此一直以“对点”互称) 。把守卫西安这样重大的军事行动，完全寄赖于杨虎城的决心上。李天午向杨虎城汇报了李的态度以及省城情况，杨虎城立即用电话告诉李虎臣，说他已令冯钦哉、姬汇百二旅长率部星夜赴省，他随后就到。

杨虎城先派孙蔚如率领第二支队挺进渭北各县通往西安的重要渡口草滩，准备船只，掩护大部队渡河。孙部占领渡口后，冯、姬二旅长即率精锐部队连夜相继渡河，迅速向西安前进。这时，刘镇华的先头部队已占领西安东郊的韩森寨，一部已至东关，向西安城垣攻击。守军抵挡不住，被迫后撤，情势非常危急。冯、姬二部未及休息吃饭，就出东门投入战斗，击退敌人，才把战局稳定下来。时在4月16日。

4月18日，杨虎城率领后卫部队由草滩、马神庙两路渡河进入西安，进一步稳定了战局，安定了人心。

刘镇华见杨虎城率部入城，气急败坏，命令部队攻东关，占三桥，很快将西安四面包围，断绝了城内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杨虎城深知孤城坚守之难，忙派兵突围开路，但几次突围，均未成功。眼看只剩下坚守孤城一条路了，杨虎城又找李虎臣、卫定一等研究如何抗击刘军进犯问题。他谈了自己在三原将领会议上的看法，大家表示赞成，并迅即进行守城防御部署，在城外各要隘和城墙上构筑工事，分别派兵固守，拉开了“二虎守长安”的战斗序幕。

当时，要坚守西安，确实非常困难。刘镇华围攻西安的兵力有7万多人，城内的守军不足1万; 刘军有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源源补给，又有山西军阀阎锡山的接济，武器装备较优;而城内守军武器弹药和军需粮草均无补给之源。双方力量对比不仅众寡悬殊，而且城内守军的三个部分，思想混乱，标志不一，很难统一行动。杨虎城、李虎臣和卫定一等几个不同系统的部队，过去各有所属，各自为战，而且有过分歧，这次由于共产党的帮助，暂时联合，共守孤城，但是各有人马，各有打算。在这种外有强敌进攻，内有奸人挑拨，守军情况复杂，特别是李虎臣时有动摇的形势下，杨虎城要带领守城部队，团结全体军民坚守西安，确实不易。但他不畏艰险，团结友军，力挽狂澜，首先带领部队，血战西安东关，打退了刘镇华部的猛攻，为守城军民的部署，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杨虎城正欲找李虎臣、卫定一商量统一部署兵力问题，5月14日晚，李虎臣忽然失踪。顿时，谣言四起，传说李虎臣已经越城逃走。加上第二天敌人把西安城团团包围，城内人心惶惶。杨虎城千方百计地找寻李的下落，终于在李部的手枪营营长家中，将李找到，并亲自将李虎臣请到省长公署，促膝谈心直至夜半，最后决定召开会议，解决统一指挥、共同御敌的问题。5月19日，各方将领联席会议召开。杨虎城审时度势，提议取消国民军第二、第三军名称，将守城部队统一改称陕军，并主动推举李虎臣任陕军总司令，自己甘当副职，愿意负责防御敌人的重点方位。杨虎城的这种顾全大局、主动谦让的精神，争取了李虎臣，团结了卫定一。接着，他又自动提出取消所部官兵多年来军帽上边的红色布圈标志。与会将领一致通过了杨虎城的提议，通电全国，决心“坚持到底，誓歼嵩匪，以期吾陕父老子弟之安全而后已”①。

刘镇华求胜心切，指挥部队，多次发动强攻;杨虎城率部反击，寸土必争。刘下令在东北城下挖掘地洞，准备爆破，炸毁城墙，攻入城内。杨虎城从一个农民口中得知这个消息后，派副官李秀侠、卫队营孙辅丞负责寻截，在地下挖掘堑壕，专门防御敌人的地道爆破。后来，刘军几次挖掘地道，都被发现堵塞，使敌之阴谋未能得逞。

7月22日夜，守军中级以上军官正在三意社看戏，突然有一个副官匆匆走近杨虎城身旁，低声报告了刘军进行夜间偷袭的军情。杨虎城和李虎臣、卫定一商量了几句，就站起来向在场的军官说： “敌人今晚由东北城角大举攻城，已将我军口令盗去，今晚口令改为“杀敌! ”接着，他命令冯钦哉、姬汇百两部各抽一营准备增援，其余各部军官赶快各回原防，严加戒备。当看戏的人群走出三意社时，东北方向已传来激烈的枪炮声。杨虎城高声喊道： “一律向城东北方向增援御敌! ”士兵们在长官的率领下，直奔战斗前沿浴血奋战，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1926年7月，广州革命政府正式出师北伐。9月上旬，北伐军先后攻克羊楼司、汀泗桥，迫近武汉。吴佩孚连续失败，惊恐不安，急于结束西北战斗，以便缩短战线，遂于9月26日派飞机轰炸西安，并散布传单，以10万元赏金，索取杨虎城等的首级; 刘镇华亦奉命抽兵围攻杨虎城部守卫的三原县，长达五月之久，但阴谋并未得逞。

9月间，刘镇华在强攻多次失利后，企图用欺骗手法，诱使守军下层军官投降。杨虎城知情后，就和李虎臣研究，决定将计就计，让李部下的连长诈称愿意献城，诱骗敌人上钩。杨虎城为了就近指挥，和李虎臣移驻西北城角的广仁寺。当敌约100人爬上城头时，全部被守军缴了械。敌人惊慌失措，自相践踏，城外伏兵向逃敌展开猛烈追击，并分两路向城北大白杨、城西的潘家村进攻，刘镇华精心组织的500名偷城敢死队，生还者仅25人。

守城期间，杨虎城的情绪始终坚定而激奋。一天，他和王宝珊、党晴梵等人在五味什字中州会馆，畅谈自己的抱负和对守城必胜的信念，曾吟成五言绝句一首：

西北大风起，

东南战血多;

誓摧铜马尽，

还我旧山河①。

守城数月后，食粮缺乏，生活困难;弹药奇缺，战斗日艰。守军内部妥协、动摇的情绪日益滋长，总司令李虎臣的情绪更灰。

李虎臣在开始守城时态度就不积极。后来，在守城面临严重危机时，他又一次表现动摇，甚至企图放弃原则，和围城的敌人进行和谈。杨虎城对李多次规劝。下面是李虎臣与杨虎城在守城期间的一次对话：

李： “‘对点子’，弹药极缺，又无来源，咋办?”

杨： “打完了再说! ”

李： “打完了咋办?”

杨： “用城墙上的砖打! ”

李： “城墙上的砖打完了咋办?”

杨： “我们两人上钟楼战死! ”

李： “ ‘对点’，我和你说老实话，守西安有什么价值? ”

杨生气地站起来说： “我守西安为的是缩短国民革命和世界革命战线。”

李： “你不要给我上洋条子，我不懂! ”②

李虎臣的错误思想对守军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在此情况下，中共西安地委领导城内的工人、学生、妇女等进步组织，积极发动群众，宣传打倒军阀，大力支持了杨虎城，并通过杨虎城反对和谈、打击投降分子。杨虎城在魏野畴、吕佑乾、刘含初等共产党人的真诚帮助和有力支持下，表示绝不与刘言和，并宣称： “虽留我一人，亦非死守不可，有倡言和者，即以军法从事。”在对民众演说时，他慷慨激昂地表示： “西安革命城如果存在，我与城共存;如果城失，亦与城俱亡。”①杨虎城的坚定决心与他耐心细致的工作，终于使李虎臣坚强起来，打消了言和的主意。

刘镇华曾派张益谦进城分化、瓦解守军，被杨虎城识破后拒绝。刘又生一计，派人散布革命军失败的消息。卫定一信以为真，打算放弃西门，撤回兴平原防地。为了防止敌人破坏团结，挑拨离间，杨虎城遂与李虎臣一起移住喇嘛寺，指示李定五团长带两连兵晚间转驻西门城楼，万一卫定一撤离西关，立即占领，守住西门。安排妥当后，杨虎城又和李虎臣召开了团以上军官会议，公开揭露了敌人的阴谋，使卫定一觉醒过来，在会上痛哭流涕地表示愿与城共存亡，与大家共生死。从而粉碎了敌人的阴谋，进一步增强了守军的团结。

在守城后期，物资极端困难，少数官绅囤积粮食，有的甚至叫嚣投降。省议会议长胡佑丞暗藏粮食不交，反而经常向杨虎城诉苦，要求供应。杨虎城得知他藏粮的情况后，立即派人搜查，结果查出了30多石小麦和大米，暴露了官绅的丑恶面目。大绅士诸小毖等人顽固地坚持投降，散布悲观论调，暗通城外敌军，刺探军情，企图动摇人心，瓦解士气。杨虎城劝阻无效，便在群众支持下枪毙了诸小毖，打击了投降活动。

10月以后，城内出现了更严重的缺粮现象，很多人断炊，以油渣、谷糠、野草充饥。11月，发生了军民争食的现象。不少部队派人到居民家中征粮，引起了秩序混乱。为了解决好这些问题，杨虎城专门召集军官训话： “北洋军阀祸国殃民，是人民的敌人。刘镇华是北洋军阀的走狗，我们抗击刘镇华，就是直接打击北洋军阀，也是协助革命军北伐。我们坚守西安，也是为西北革命争人格，我们一定要坚守到底，取得最后胜利。万一不幸西安被敌攻破，我各部官兵必须坚守防地，与城共存亡，与敌巷战，打完最后一颗子弹，流尽最后一滴血。我不是要大家战死而我独生。我已下了决心，城破之日，我就自戕于钟楼底下，以谢大家，以谢人民。”①言时声泪俱下，在场的许多人都感动地流下泪来。他最后说：“我们革命是为救国救民，倘不顾老百姓，怎能算得革命?近来各部队往往各派官佐到居民家中征粮，秩序大乱，这还能坚守西安吗?”②接着，他派姬汇百等人为纠察，倘发现有不遵守规定，私自征粮者，在哪里查出，即在哪里枪毙，并且不顾私情，枪毙了部下一个违犯纪律的军官，使秩序复归稳定。

同年秋，冯玉祥、于右任从苏联回国。冯在绥远五原誓师，就职国民军联军总司令，率全军响应北伐，派部下孙良诚援救西安。孙部赶到后，与守军里应外合，西安城于11月28日解围，刘镇华被赶出陕西。

坚守西安八个月，人民群众付出了重大代价。繁荣的城市变成了瓦砾场，死亡军民5万多人。解围后，将所有遗骨安葬于西安革命公园(革命公园因此而得名) 。在革命大祭会上，杨虎城送了这样一幅挽联：

生也千古，死也千古;

功满三秦，怨满三秦①。

坚守西安的战争，拖住了号称十万之众的镇嵩军部队，从侧背上打击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在战略上策应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但是西安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特别是战争后期，食物极缺，守城部队与城内居民，罗雀扑鼠，争夺食物，以致军纪废弛，军民关系相当紧张。杨虎城看到这些情景，心痛如裂。解围之后，遂于12月初，只身离开西安，隐居于富平、三原一带的友人家中，引咎辞职。友人劝慰他，他说： “我这样一个人，率领着这样的部队，实际上等于废物。以这样的废物而勉强完成坚守西安的政治任务，已经算发挥了废物利用的最高限度，到这时不能不就此下台了。”②

冯玉祥到西安后，委任于右任为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邓宝珊为副总司令。冯听说坚守西安的主要将领杨虎城只身出走，非常惊异，要于右任、邓宝珊速将杨虎城召回。12月26日，于右任给杨虎城写了亲笔信： “虎城老弟麾下：兹派周诚前来，请弟回省，望即日命驾，共商一切。弟如不归，我即前来，此时非碰死在你面前不可。陕民痛苦极矣，此千载一时之机会，教我一个伶仃老弱之人做去，如何能改良，能进行。弟如是爱我者，弟应当速归;弟如是怜我者，弟更当速归。我四万里外舍命回来，竟不能见弟一面，弟任我老而翻筋斗，心中安耶否耶。老天助我，杨虎归来。临书吁嗟，欲言不尽! ”①

杨虎城见信，仍不肯回西安。1927年1月15日，冯玉祥派姚维藩带着他的信又去渭北找杨。信中写道： “嵩匪祸陕，荼毒生灵，围扰长安，阅时数月，我同志孤城力守，坚忍撑持，卒获解围，远逐丑虏，功高劳苦，至深叹服。惟是目今匪众虽溃，元气已伤，诸资整饬，是用迭电奉请，担任联军第十路总司令，以期早日削平逆贼，完成革命大功。务望继续努力，协同右任、宝珊诸同志，一致奋斗，益用猛进，党国前途，实深利赖。兹派姚维藩同志代谒台阶，面致敬佩，祈赐接洽，不尽之意，统由姚同志代达”②。

杨虎城见了姚维藩，婉言谢绝，仍不上任。1927年2月4日，于右任又给杨虎城写了一封情急意切的信，促其出山。于右任闻知杨虎城的夫人罗佩兰病逝，又送去挽联一幅，上写：“有灵为我促杨虎，多难思君吊木兰。”

杨虎城执意隐退，不肯出山。冯玉祥、于右任又派史可轩(中共党员) 和张之江等人去请，杨虎城才于1927年2月9日回到西安。他见了冯玉祥当面表示： “当吴佩孚指挥刘镇华率领嵩匪入陕之日，西安岌岌可危，国民第二军新遭挫败，无力支持，在一发千钧之际，虽自知能力薄弱，力量有限，而且部队连年作战，缺乏训练，但既没有其他部队担任保卫西安之任务，(我) 只有不顾一切，使自己和所率部队，发挥废物利用的作用，遂断然进入危城，团结友军，勉力支撑。时经八月，对外隔绝，军需民食，不能不取之于城内，因之军纪废弛，军民伤亡过多。兹幸总司令万里驰援，使强敌溃退，坚守取得胜利。回忆坚守期间情况，不仅对不起部下，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总司令。现在总司令已莅西安，大计主持有人，希望准我解甲归田，以谢部属和西安人民。所有部队，请酌予整编，使他们仍能为国民革命效力。”①

历史是复杂的。杨虎城当时坚持要引咎辞职，除上述公开的理由外，还有更深的原因：他对冯玉祥历史上攻打靖国军，特别是设宴请客，诱杀靖国军将领郭坚等事记忆犹新，对冯玉祥这次请他出山心有戒备。经冯玉祥申明大义，耐心解释，又经于右任、邓宝珊等多次敦劝，他才就任国民军联军第十路军总司令职。不久，该部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十军，在杨虎城率领下东出潼关，与武汉国民政府的北伐军会师中原，杨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同直鲁联军在陇海线徐州以西作战近半年; 后因无援失利，转移至安徽省太和县一带休整。

曲折历程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到处捕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6月10日，冯玉祥与汪精卫、孙科等在郑州举行会议，转向反共;6月19日又与蒋介石在徐州会晤，举行了所谓徐州会议。紧接着，冯玉祥撤销了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部政治部部长、共产党员刘伯坚的职务，“礼送”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等人回国，并命令各地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西北地区

的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到处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冯玉祥反共后，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政治部副部长魏野畴无法立足，只好前往安徽太和县杨虎城军中。此时的杨虎城，并没有因为国内政治形势的骤变而动摇。他不但没有捕杀共产党员，反而拒绝上司命令，任命共产党员蒋听松为军部秘书长，魏野畴为军部政治处处长，南汉宸为军政学校校长，寇子严为第一师冯钦哉部参谋长，曹力如为第二师孙蔚如部政治处处长。许多共产党员如吴岱峰、杨实初、张学静、刘子华等来到杨部，他也都委任职务，表现出了坚定的政治信念及良好的政治道德。在他的掩护下，到1927年底，第十军的共产党组织发展到百多号人。当时，杨虎城本人也曾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当时的中共河南省委没有批准①。

1927年冬，以南汉宸、魏野畴、蒋听松等组成的中共皖北特委，以杨部为据点，在太和、阜阳、亳县一带开展兵运、农运，准备发动暴动。魏野畴、南汉宸等特委的领导人，曾和杨虎城多次商谈要杨率部起义。杨虎城觉得部队缺少基层骨干，一时抓不起来。如果勉强起义，少数人硬干，难免失败。他主张积极充实革命力量，加紧训练军事干部，不必急于暴动。因此和魏野畴、南汉宸等也有争执。

中共皖北特委的活动，引起了南京政府的注意。南京政府派韩振声携带两万元，以劳军为名，到皖北摸底。韩在亳县见了杨虎城，要杨逮捕南汉宸押送南京。杨虎城说：你我都和汉宸是朋友，而你和他的关系比我还早，尽管政治见解不同，但首先应顾到朋友间的道义。我不能这样办。杨虎城很快将这一情况告知魏野畴①。南汉宸根据中共皖北特委的决定暂时躲避。韩振声又劝杨靠拢南京政府，要杨去南京见蒋介石。中共皖北特委建议杨虎城随韩去南京。但杨到南京后，游山玩水，并没有见蒋介石。

1928年春，以魏野畴为首的中共皖北特委 (归中共河南省委领导) 发动了阜阳暴动，成立了皖北工农红军，建立起皖北苏维埃政权，后因国民党部队和当地地主豪绅武装的围攻而失败。魏野畴不幸被捕牺牲。这时，蒋介石下令要杨虎城逮捕南汉宸等共产党员。杨虎城没有执行这个命令，他在离开太和去南京前就曾对参谋长孙蔚如说： “这些朋友都是我们请来的，即使一时不能合作，也要对得起朋友，要有道义，要留有他日见面的余地。”他还对南汉宸说： “我宁愿离开我的部队，也不愿把同你的关系搞坏。”

1928年下半年，蒋介石在南京政府中独揽了全部军政大权，开始了第二次“北伐”。杨虎城不愿参加蒋介石的 “北伐”，化名 “呼尘”，去日本疗养。在日本期间，他到处参观游览，考察政治、军事，与陕西留日进步学生接触。由于目睹了日本垄断资本日益扩大和劳动人民日益贫困的现象，使他进一步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除了向外侵略，别无他途。这对他以后坚持抗日具有重要作用。

1928年11月，杨虎城回国。这时，蒋介石、冯玉祥之间矛盾尖锐，分别用各种手段极力拉拢杨虎城。杨部虽还属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但已缩编为暂编第二十一师 (杨任师长) ，被调到山东临沂去剿办鲁东顾震、刘桂棠等匪部。杨虎城回到部队后，常到操场亲自督练，发表讲话，对军队进行爱国爱民教育。他强调：军队要讲纪律，不得扰民，并尽可能帮助老百姓。

1929年3月，杨虎城率部打垮了盘踞在莒县、日照地区的刘桂棠匪部。接着又完全消灭了盘踞诸城、安邱一带的顾震匪部，随后又扫灭了其他多股土匪武装，两月时间，就把鲁东铁路以南十余县的匪患肃清，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鲁东的刘、顾等匪军，都是蒋介石给的番号。杨虎城打垮了他们，实际上是帮助冯玉祥铲除了蒋介石伸向山东的黑手。但是，杨部的作战能力和严明的军纪，却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

1929年4月，蒋、冯关系破裂。冯玉祥为了对付蒋介石，把他驻鲁豫的部队调往洛阳以西集中，也令杨部西撤。因杨部多数军官对冯玉祥不满，加之胶东一带地方绅商挽留，杨虎城没有听从冯玉祥西撤的命令。蒋介石闻讯，即让何应钦电告杨虎城： “驻防原地，维持秩序，所有部队经费、番号，中央当负责解决。”极力拉拢杨虎城。杨虎城为了保存实力，接受了蒋介石改编的命令，就任新编第十四师师长。

9月，蒋介石命令杨部移防河南。杨虎城从徐州去南京见蒋介石，受到蒋介石的慰勉，说他的部队在山东军纪好，调往河南是为了防备冯玉祥部由荆紫关东进，并问他的部队能否与冯军作战。杨虎城表示他才脱离冯玉祥的节制，马上就去打冯军，不甚合适;但如果使他守一个地方，冯军来攻，激发了部下的敌对情绪，就一定能坚持到底。蒋介石认为他说得很对，决定让他守备襄樊的前哨老河口。后经幕僚研究，又改为守南阳。蒋介石当面问杨虎城南阳能守多久?杨虎城说： “只要有米面吃，有子弹打，命令守多久我就能守多久。” 蒋介石大喜，说：“你曾经坚守西安八个月，我相信你可以守住南阳，至于粮食子弹自然充分供应。”①于是，杨部改调南阳，蒋介石又加委杨虎城兼任南阳守备司令。

1929年冬，蒋、冯战争爆发，双方主力在洛阳以西交战。冯部刘汝明率大军由商洛出荆紫关东进。蒋介石令唐生智的第五路军集结洛阳一带对付冯军主力，令杨虎城坚守南阳，阻止刘部东进。杨虎城派部下商洛籍的一些官兵化装回原籍，侦察荆紫关以西冯军兵力、番号及动向，得知刘汝明部无后续部队，乃改变坐守南阳的战法为以主力控制南阳，另派孙蔚如旅突然西击，在西峡口大败刘军，获得蒋介石的嘉奖。

唐生智在打退冯军主力后，12月间与石友三相约共同反蒋。唐生智自称护党救国军总司令，率主力由平汉路南下，进攻武汉，并派陕西三原人李文卿以他的总参议身分，密到南阳，游说杨虎城共同讨蒋，并委杨以护党救国军第九军长职。杨虎城对蒋介石有看法，欣然受命，准备利用蒋介石调他到信阳布防的机会，袭取武汉，逐鹿中原。一天，他看到了阎锡山拥蒋讨唐的通电，知道唐军孤立，不能久长，便决定随机应变，将计就计，把李文卿款待在洛阳，自己则领兵奔袭唐军驻守的驻马店。当时，军阀混战，变幻莫测。蒋军的识别标志是官兵每人脖子上围一条象西装领带一样的红白蓝三色识别带;而唐军每人左臂上缠一条长方形的红白黄三色识别带。杨虎城命令部队准备两种识别带。随军参谋李振西问： “佩哪一种识别带?”杨虎城说： “两种都准备上，到时再说。”②

大雪纷飞，部队冒雪前进，沿途冻死的，跌入雪窖的，摔死的，时有发生。杨虎城也连人带马跌入雪窖，费了好大劲，才被吊上来。部队连爬带滚，于1929年12月31日下午先后到达了距驻马店15公里的沙河店附近。经了解，得知驻马店周围十几里都有坚固工事，外边架设铁丝网，周围有两个师和一个骑兵旅、两个炮兵团、一个宪兵团驻守，强攻很难奏效。杨虎城让部队把唐生智的识别带佩上，装作友军，前去交涉。唐生智中计，要部下“尽力协助”。杨虎城率部拥进驻马店，枪声四起，火光连天。唐生智部的指挥机构全被破坏，散兵逃窜，一片混乱，后虽组织了几次反扑，均被杨部击败，只得向东逃去。此役给唐生智以致命打击。杨虎城向蒋介石报捷，蒋介石一时不敢相信。原来，蒋介石对唐生智的叛变十分恐慌，怕唐部进入武胜关，联络湖南何键夹攻武汉，夺去他的半壁江山。他亲自到武汉主持讨唐军事，又无取胜良策，正在苦恼之际，接到杨部报告，当确信唐部大败之后，立即复电对杨虎城备极嘉奖，并批发赏金十万元，接着，又命令把新编十四师改为陆军第十七师，擢升杨虎城兼任第七军军长。

1930年4月，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蒋，演成民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军阀混战。蒋介石任命杨虎城为讨逆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负责平汉路以西广大地区的攻守任务。杨虎城曲意应付，未卖大力。在战争中，扩编了四十二、五十八两个师。8、9月间，张学良率东北军入关，阎、冯受挫。蒋介石令杨虎城率军西进。杨虎城带领部队占洛阳，攻潼关，追击冯军，于11月占领西安。蒋介石委任杨虎城为陕西省政府主席。至此，蒋、杨相互利用的关系达到了最高峰。

主持陕政

杨虎城任陕西省政府主席以后，希望组成一个较开明的政府，“为老百姓办些好事”。他曾对部下孔从洲等说：“当国民党的官，难免刮地皮，不过，我想把刮地皮的钱，尽量用来给老百姓办事。”①所以，他重用有知识有作为的人才，提名南汉宸为省政府秘书长，李百龄为教育厅厅长，李仪祉为建设厅厅长。

南汉宸在皖北时，曾任中共皖北特委书记和杨部军政学校校长，杨虎城对他非常信任，把省政府的许多大权交给他，自己具名。而南汉宸也没有辜负杨的厚望，把陕西省务治理得井井有条，是杨虎城主政方面最为得力的助手。

值得称道的是，杨虎城对教育事业的大力投资和对兴修水利的积极支持。

李百龄任教育厅厅长时，陕西教育一片凋零，教师的工资有时也难以支付。杨虎城采纳李百龄等教育专家的意见，大量压缩军费，增加教育经费，扩大招生人数，提高教学人员的生活待遇。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杨虎城还任用有知识的进步青年为各级学校负责人。当时较为著名的武功西北农林专科学校，蒲城尧山中学和井勿幕图书馆就是在杨虎城的有力支持下办起来的。1931年春节期间，杨虎城接待了一个蒲城老乡、当地有名的教育家冀和亭。冀先生在家乡办学，把自己的家产卖光了，听说杨虎城热心教育事业，便来找他资助。杨虎城高兴地说： “我就任三个多月，咱县上来找我的人不少，大都是想升官发财的。你是唯一找我谈办教育的，我很欢迎。”随即拿出3万元交给冀和亭。冀和亭很感动，在蒲城东乡办起第一所高级小学——孙镇小学。由于杨虎城对教育事业特别重视，对知识分子同情和支持，所以陕西的教育事业，在他主政期间，大有起色。

杨虎城对兴修水利也相当重视。1928—1930年，陕西关中连续三年大旱，赤地千里，饿殍遍野，死亡人数达250余万。杨虎城就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后，深感旱灾给三秦人民带来的痛苦，决心兴修水利。他特地请留德水利专家、当时在外地任职的李仪祉来陕，任命为建设厅厅长，领导水利建设。自1931年至1939年，李仪祉先后主持设计修建了泾惠渠、洛惠渠、渭惠渠、梅惠渠四项工程。仅泾惠渠工程，就使礼泉、泾阳、三原、高陵、临潼等五县70多万亩旱地变为水浇田。在修洛惠渠时，杨虎城和李仪祉曾亲自实地视察。后来，款源发生困难，李仪祉给杨写信说： “泾惠渠由公手而成，亦复有意再成洛惠渠乎?”杨虎城欣然拨款120万元，资助修渠。这条渠，仅蒲城、大荔、朝邑等县就有50万亩旱地受益。这四条渠，至今仍造福人民，流惠后代。

杨虎城重视知识分子，注重培养人才。1932年，他计划建立陕西讲武堂，拟聘北洋陆大、保定军官学校出身的人才任军事教官。这个计划后因连年灾荒、武器被阻等原因，未能实现。他随即举办了步兵训练班，训练军事骨干。从1932年起，杨虎城先后委任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中共党员唐明哲为十七路军总部军械处长，云南讲武堂毕业的王根僧为少将参谋处长，黄埔军校毕业的王泰吉为骑兵团长，保定军校毕业的李兴中为中将参谋长，韶关讲武堂毕业后又留苏的中共党员许权中为旅长，韶关讲武堂毕业的中共党员童陆生为宪兵营副营长。与此同时，他还选派思想进步的青年外出深造。军事方面，派王进荚、任云章去广东韶关讲武堂、四川讲武堂学习，刘云龙、周诚去黄埔军校学习;政治方面，派庞志杰去北京大学学习; 还派了许多有志青年去国外留学，资助王炳南、袁若愚、李敷仁、李子健、刘佛吾去日本(王炳南后又去德国) ，郭则沉、江隆基、韩鲁、樊雨农去德国，潘自力去法国，原政庭、蒲克敏、亢心栽去英国。杨虎城十分关怀他们的成长，不时写信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刻苦钻研。

杨虎城提倡学术自由，学校可以公开讲授各种学术观点，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书籍任人阅读，任何思想言论都可自由发表。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不许谈抗日，到处张贴“勿谈国事”等标语。但杨虎城主政的陕西地区宣传抗日仍然自由。这有利于爱国群众运动的开展。

杨虎城对红军有个认识过程。主陕初期，他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并受蒋介石命令所迫，和红军多次打过仗，但后来对红军又有过一定的援助。1932年红四方面军到川北通江、南江、巴中地区，与他驻汉中的孙蔚如部防区接近，他采纳高级参议杜斌丞的建议，派参谋武志平 (中共党员) 去川北联系，和红四方面军代表徐以新协商，达成了互不侵犯的默契。

蒋介石对杨虎城心怀叵测，一方面利用杨虎城的势力和影响，彻底摧毁冯玉祥在陕甘的势力，控制西北;另一方面，又怕杨部力量强盛，不好对付，对杨部又多方削弱、控制、分化、瓦解。因此，从杨虎城二次进西安时起，蒋、杨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日渐尖锐。1931年春，蒋介石派嫡系顾祝同任海陆空军总司令部驻潼关行营主任，管辖西北各省军务，并带两个师进驻华县、华阴、渭南一带，大有取杨而代之势。同年秋，河北石友三叛蒋，蒋令顾祝同率部讨石，潼关行营主任一职，才不得不由杨虎城兼任。1932年，蒋介石为了把杨的军权限制在陕西，改潼关行营为西安绥靖公署，杨兼任主任。接着，蒋又令杨把孙蔚如部由甘肃调到汉中防共，派嫡系第一师胡宗南部进入甘肃天水，处处监视杨部。后来，蒋介石又派特务策动杨部马青苑师叛杨。南汉宸是省政府秘书长、杨虎城的得力助手。蒋介石勒令杨虎城捉拿南汉宸解往南京“惩办”，杨不肯，只好暗中让南离开。杨虎城曾镇压了一批由蒋扶持的反杨地方武装; 收编马仲英部为新编第三十六师，令马部进兵新疆，欲从西北打通国际路线，和苏联建立联系。1935年5月，蒋介石违背南京政府任免职务先例，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免去杨虎城陕西省政府主席之职。委任蒋的秘书长、原甘肃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为陕西省政府主席，只保留杨的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职务。1934年10月，蒋介石进一步把杨部十七师四十九旅杨渠统部改编为新编第五师，调往河南，脱离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建制。

蒋、杨除了军事方面的矛盾以外，在其他方面的斗争也很激烈。杨虎城在主持陕政期间，释放了一批“政治犯”，大部是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其中有共产党员潘自力 (中共陕西省委书记) 、蒲子政、徐梦周、刘继增等。蒋介石闻知后，极为不满。同时，杨虎城部队中还保留一批革命分子，如共产党员张汉民、王泰吉、童陆生、阎揆要、刘威诚等。

1932年，陕西学潮高涨，进步气氛很浓。蒋介石派他的考试院院长戴季陶来陕调查镇压。戴一到西安即要向各校师生“训话”。杨表面让教育厅通知各校师生在民乐园集会，暗地里同意西安中共地下党组织进步师生打击这个反动头子的意见，并派军警到场“维持秩序”，保护学生。当戴季陶上台训话大放厥词时，师生纷纷提出质问，进而砖头、瓦块掷向台上，使戴季陶在一片喊打声中仓皇逃走。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禁止学生读进步书籍并暗拟黑名单捕人。学生便捣毁省党部办公室，砸毁省党部招牌，杨知而不管，暗予支持。南京派的《西京日报》社长邱元武，在报上写文章攻击共产党，并指桑骂槐，指责杨虎城搞“赤化教育”，杨虎城便派人将其处决。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大举进攻，蒋介石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严令不准抵抗。1933年3月日军占领热河，迫近长城各口的时候，蒋介石乘专列到石家庄，要把北方抗日运动压下去。杨虎城心急如焚，亲自去到石家庄面见蒋介石，要求带兵上前线，抗日保国。蒋介石表示冷淡，要杨好好“剿共”，不要多管闲事。杨虎城满眼泪花，说是日本人已占了东三省，如今又占了热河，如不抗战，国家将亡。蒋介石厉色申斥：国事中央自有部署，你们不必多事!杨虎城快快而归，对部下说： “日本人已占了大片国土，可他还要 ‘剿共’ ，‘剿共’ 要亡国，要叫人骂祖先。国家民族不抗战没有出路，我们十七路军也没有出路! ” “我们不能跟着蒋介石殉葬，不能当卖国贼，只有他干他的，我们干我们的! ”于是，他办起了步兵训练班、学生训练大队、王曲军官训练团，训练抗日骨干。

1935年夏，失掉家乡土地的东北军从河北移驻西北 “剿共”; 同年10月，经过长征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使西北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蒋介石、杨虎城之间的矛盾也更趋尖锐。蒋介石迫使张学良、杨虎城在“剿共”中打头阵，想让东北军和西北军 (十七路军)在同红军打仗中两败俱伤，既消灭红军，又消灭“杂牌”军。张、杨逐渐认识到蒋介石的阴谋，也因所部多次被红军打败，害怕他们的实力被红军消灭，不得不另找新的出路。

这一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南汉宸曾派人专门给杨虎城传达“八一宣言”，杨表示拥护。11月，毛泽东派汪锋为代表，持他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三人的三封亲笔信到西安，给杨虎城指明了出路，坚定了杨联共抗日的决心。以后，毛泽东又派张文彬代表红军直接沟通和杨虎城的联系。1936年春，王炳南奉中共的指示从德国回国，做争取杨虎城的工作。经过多方努力，杨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与中共代表商定：红军与十七路军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密切联系，共同为抗日进行准备工作。红军的秘密交通站、运输站，在十七路军掩护下，在富县、西安等地也建立起来了。

1935年11月，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杨虎城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事后，他曾以激愤而懊悔的语气说：“从辛亥革命起，就跟同盟会闹革命，到今天还不能不花钱买一个中央监察委员，太丢人了! ”①

发动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前的西安，是当时中国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集中的焦点之一，也是国共两党关于内战卖国和抗战救国斗争的中心。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后，蒋介石调集大批人马和军政大员到西安，全力“剿共”。时势把杨虎城推到了矛盾的中心、关键的地位。他看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推动了全国抗日运动的蓬勃开展，更加激发了自己的部队和东北军的抗日爱国热忱。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①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先后与红军秘密地达成了停战协议，事实上实现了停止内战，有利于抗日救亡运动，而国民党反动集团却非常恼火。蒋介石在加紧策划“围剿”红军的同时，派遣大批特务监视张、杨及其部队的行动，破坏西北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西北“剿匪”总部成立时，以曾扩情为首的特务组织大规模地发展，到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南京政府在西安的特务机构多至120个，其中有武装的就有42个。中统、军统特务布满了西安的各个角落，有许多潜入了张、杨的部队内部和军政机关，闹得张、杨非常紧张。杨虎城秘密地组织人员与特务进行了收买与反收买、间谍与反间谍的斗争。北平学联和东北大学学生会代表宋黎，来到西安搞抗日活动。杨虎城接见了他，并请宋黎在西安绥靖公署纪念周会上，报告东北沦陷后的惨状和北平学生运动的情况。杨虎城听了，心情激动，带头高呼口号： “学生抗日万岁! ”

一天，杨虎城部的宪兵巡逻队路过西北饭店门口，看见国民党特务带着一个学生出门，那位学生大喊： “土匪绑架! ”巡逻队根据杨虎城的密令，立刻把那位学生抢救过来，一问，知是宋黎，便连同特务们一并带走。张学良派人接走了宋黎.又派军队查抄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

杨虎城很重视对部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1936年元旦，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举行阅兵典礼。张学良讲话后，杨虎城召集十七路军连以上军官讲话。他说： “南京 (指蒋介石) 违背民意，卖国求荣，丧权辱国，出卖国家民族利益。‘上海协定’ 、‘何梅协定’ 等都是卖国协定，将我领土送给帝国主义。尤其是 ‘何梅协定’ 极为可耻! 将河北省以及平津两市完全断送。”停了一会，杨虎城又说： “国人对南京丧权辱国的协定以及不平等的条约，誓不承认。过去对敌人敢贴标语，敢喊口号，今天在教科书上，用××代表敌人，是我们莫大的耻辱。别人抗日不抗日，我十七路军坚决要抗日。”①

杨虎城热情支持中共领导的群众抗日运动。谢华、李木庵、徐彬如等组成的中共西北特别支部，在杨虎城的掩护、支持下，联络上层人士，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各学校的教职工和学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6年春，西北抗日救国会成立，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7月间，杨明轩等进步人士领导西北抗日救国会，改组扩大为西北各界抗日救亡联合会(简称西救) 。同时，东北的旅陕人士刘澜波、宋黎、高崇民等组织起了东北民众救亡会 (简称东救) 。西救、东救，相互配合，宣传抗日救国。九一八事变五周年时，西救、东救联合召开了群众大会，发表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提出组织“五省抗日联军”的口号，并举行游行示威。杨虎城暗令军警，防止特务破坏，保护群众爱国活动。

1936年11月28日，是杨虎城率部坚守西安胜利十周年纪念日。杨虎城授意西救发起筹备纪念活动，在革命公园举行纪念大会。张学良也带东救和东北军参加。会议声势浩大，群情激愤。张学良在讲话中，对杨虎城坚守西安，策应北伐，给予高度评价，勉励十七路军与东北军一起，发扬牺牲卫国精神，准备对日作战。杨虎城在讲话中表示十七路军愿在张副司令的领导下共同抗战。这次大会密切了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合作关系，实际上成为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誓师大会。

此前的10月31日，蒋介石在洛阳庆祝50大寿。国民党在全国大搞“祝寿献机(飞机) ”活动。11月中旬，蒋介石先后飞往太原、济南等地，向阎锡山、韩复榘、宋哲元等部署“剿共”;11月22日在上海逮捕了爱国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仆等七人。随后，又命令钱大钧、陈诚等数十位高级军政人员到西安共商“剿共”大计，调集了嫡系精锐部队260个团，约计30多万人，任命蒋鼎文为前敌总指挥，卫立煌为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陈诚以军政部次长驻前方指挥督“剿”，扬言要在一月之内，消灭全部红军。12月4日，蒋介石到西安，连日召见张、杨以及张、杨部下的军长、师长等高级将领，要他们致力“剿共”，“不成功便成仁”。杨虎城见蒋时，曾委婉地劝蒋抗日救国。蒋介石极不耐烦，向张、杨明确摊牌，让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开赴陕北前线“进剿”红军，否则，便要将东北军调往福建，将十七路军调往安徽，接受改编。

张、杨以各种方式恳求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联合各阶层各党派共同抗日。蒋介石根本听不进去，拍案顿足，大发脾气，说： “要抗日，等我死了，你们再去抗吧。”并召集东北军、十七路军军官多次训话，对张、杨和坚持抗日的将士进行利诱和谩骂。蒋介石这些倒行逆施，激起了张、杨和广大官兵的愤怒。

杨虎城对蒋介石的反动本质已有更清楚的认识。当蒋介石率领南京政府的军政要员一到西安，他便要当时任警备第二旅旅长兼西安城防司令的孔从洲对蒋采取防范措施，进行“夜间军事演习”，并对孔从洲说： “东北军的命运有和我们相同之点。张汉卿是可以合作共事的。我和张先生已有密切联系，我们总要想个共同对付蒋介石的办法。至于我们同北边 (指陕北、共产党) 的关系，你可能也知道一些，千万要严守秘密。”12月7日，张学良到临潼蒋介石住处，言辞恳切地进行了一次“哭谏”。他说：日寇侵略我国，步步进逼，继东北沦陷之后，华北名存实亡，最近，绥远又复告警，国家民族的存亡，已到最后关头。非抗日不足以救亡，非停止内战，举国团结一致，不足以抗日。继续“剿共”，断非出路。张学良慷慨陈词，声泪俱下，蒋介石却勃然大怒，厉声训斥张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最后，蒋介石把桌子一拍，说： “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 ‘剿共’ 计划也不能改变! ”

张学良把哭谏的情景讲给杨虎城，杨听后非常气愤，但是为了国家民族，他又强压怒火，于12月8日上午11时去临潼面蒋。他说：看国内形势，不抗日，国家是没有出路的，人心是趋向于抗日的。对于红军的事，可以商量办，宜用政治方法解决，不宜再对红军用兵。蒋介石听了，表面上态度平和，但话语却骄横而严厉： “我有把握消灭共产党，我决心用兵! 红军现在已经成为到处流窜的乌合之众。他们必须听从政府的命令，缴出武器，遣散共产党。我已叫邵主席 (邵力子) 拟传单，准备派飞机到陕北散发。如果共产党还要顽抗，我们以数十倍的兵力，对付这些残余之众，消灭他们有绝对把握。现在我们东西南三面合围，北边，我已命令马少云(马鸿逵、时任宁夏省政府主席、十五路军总指挥) 派骑兵截击，一举可以把红军打到长城以北沙漠一带。在那里，红军无法生存，只有瓦解投降一条路。十七路军若果兵力不足，担任进攻的战线可以缩短一些; 如果有不主张 ‘剿共’ 而主张抗日的军官，你放手撤换，我都批准。”说到这里，蒋介石抬起头来，双眼盯着杨虎城，显然要看到敲山震虎、杀鸡给猴看的功效;杨虎城声色不露，蒋介石又接着说：“你是本党老同志，要知道，我们和共产党是势不两立的。消灭了共产党，我会抗日的。”①

杨虎城见蒋介石执迷不悟，无法挽回;又怕说多了引起蒋的怀疑，就回西安，找张学良商定了扣蒋和逼蒋抗日的计划，并作了大体分工。

12月9日，在中共西北特支的领导下，西安市1 5000多名青年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了轰轰烈烈的爱国请愿运动。蒋介石派兵镇压，要张学良“格杀勿论”。张学良对学生们说： “一星期内以事实回答大家”②。蒋介石闻讯火冒三丈，指责张学良没有站在国家大员的立场，说什么“对无知学生，只有开枪打，他们才会明白。”③张学良万般无奈，含泪退出，返回西安，把情况告诉了杨虎城，希望杨虎城再去临潼，对蒋介石作最后一次恳求。杨虎城又去见蒋，蒋介石态度恶劣，坚持反共政策，毫不退让。杨虎城怏怏而归，和张学良商量，一致认为蒋介石十分顽固，多次劝告，乃至苦谏、哭谏，全都无济于事，别的无路可走，只有按照原来的计划：实行兵谏，活捉蒋介石。

12月11日，杨虎城命令部队分别到达了指定地点。晚上9时许，杨召集孙蔚如、赵寿山、孔从洲等主要将领，检查兵力部署情况。然后说： “蒋介石不顾国家民族的危亡，一意孤行，坚持内战，竭力挑拨东北军和我们的关系。这次蒋介石召开高级军事会议，表面上要打共产党，实际是一箭双雕，也要消灭我们和东北军。张先生和我决定采取一致行动，实行捉蒋，逼他抗日。”①接着，讲了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分工、西北军各部的具体任务和行动计划。

由于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精密安排，统一指挥，十七路军和东北军统一行动，于12月12日，在临潼活捉了蒋介石。在西安的西京招待所等处扣押了在那里下塌的南京政府陈诚等几十名军政要员，同时，解除了西安国民党宪兵、警察、特务七八千人的武装，击毙了特务头子蒋孝先，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捉蒋以后，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军民的一片欢呼声中，宣布改组陕西省政府，通令释放政治犯，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 通电全国，提出八项主张： 1. 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2. 停止一切内战; 3. 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4. 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6. 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 7. 确实遵行总理遗嘱;8. 立即召开救国会议。并派代表去新疆、山西、山东、广西、四川等省，说明对蒋介石实行“兵谏”，是为促其反省，改变其内战政策，实行抗日救国。

捉蒋以后，张、杨立即向中共中央致电，请派代表来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12月16日，中共中央派出的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到达西安。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周恩来做通了张学良的工作之后，即做杨虎城的工作。杨虎城热爱祖国，对于联共、反蒋和抗日的态度是坚决的。他认为蒋介石出身流氓，为人阴狠毒辣，奸诈狡猾，翻脸不认人，说话不算数，如果轻易放蒋，必然遭受残酷的打击报复。他对蒋不报幻想，捉蒋时，他是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的。他在决心捉蒋的12月11日晚上曾说过： “把这个摊子 (指杨的部队) 这样摔了，响! 值! ”但是对于捉蒋又放蒋，没有思想准备。当周恩来把先一天晚上同张学良谈话的内容告诉了杨虎城之后，杨还不完全同意放蒋。他说共产党和国民党是敌对的党，地位上是平等的。对蒋可战可和; 而我是蒋的部下，如果轻易放蒋，蒋一旦翻脸，我的处境与共产党就大不相同了。周恩来对杨虎城的各种顾虑表示理解，同时指出：现在不但全国各阶层人民逼蒋抗战，就连国际上也争取他抗日。蒋介石本人，现在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因此，促使蒋改变政策，实现对日作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至于蒋是否会报复，并不完全取决于蒋介石个人，只要西北三方面团结一致，进而团结全国人民，形成强大的力量，蒋徒有报复之心，也不可能实现。杨虎城听了周恩来的话，非常感动，他说：“共产党置党派深仇历史于不顾，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介石以德报怨，令人钦佩。我是追随张副司令的，现在更愿意倾听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既然张副司令同中共方面的意见一致，我无不乐从。”①

蒋介石被捉以后，国民党统治集团一片混乱。把持了南京政府的亲日派何应钦等，调兵遣将，准备进攻西安，表面讨伐张、杨，暗地筹划夺取蒋介石的地位，即所谓“戏中有戏”。日本帝国主义趁机活动，以扩大中国的内战，从中渔利。在西安，出于义愤的广大军民，对蒋也是一片“杀”声。周恩来向张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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