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杨贤江人物传,杨贤江生平事迹,杨贤江评价

Posted 2022-05-04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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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杨贤江人物传,杨贤江生平事迹,杨贤江评价

杨贤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青年运动领导人，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①他的一生对党忠贞不渝，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全部心血。一九三一年，在中国革命最艰苦的年代，积劳成疾，不幸逝世，终年三十六岁。

(一)

杨贤江，字英甫 (或英父) ，一生所用笔名甚多，主要有李浩吾、李膺杨、柳岛生、李洪康、洪康、祝康、叶公朴、公朴、姚应夫、李谊、雁江、江一、江天、健夫、牛犇、英夫、曲他、江、YK、K等。

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一日 (农历三月十七) ，杨贤江出生在浙江省余姚县下垫桥一个手工业者家庭。父亲杨树芳，以裁缝为职业; 母亲方氏，勤俭善良，管理家务。全家除靠父亲手工劳动外，还有园田三亩，由母亲种植瓜果菜菽，维持生计。

杨贤江兄妹六人，他为长子，父母尤其锺爱，盼望他将来知书明理，长大成才。从七岁起，父母就送他入村塾读书识字，四年之中读完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等课本。一九○六年，杨贤江十一岁时，父亲又送他到离家二十里的郑巷，进溪山初级小学读书，开始学《四书》、《五经》，后学《纲鉴易知录》等书。杨贤江在校聪颖好学，成绩优良，深得师长器重。据郑文利回忆说： “《纲鉴易知录》是本线装历史书，共十分册，没有标点。老师要求学生半年内圈三遍(即断句) ，贤江却圈了十遍，老师表扬了他。最后半年，又学一本日本人编的《支那通史》。有一次上课，老师问这两本书有什么异同?杨贤江讲得头头是道，老师特地走到贤江旁边，拍拍他的肩头说： ‘学得好! ’ ”①

一九○八年，杨贤江转入第四门诚意高级小学。由于他的勤学努力和教师的热心指导，学业进步很快，“使他的父亲和师长非常的兴奋，尤其是他的父亲，在十分艰困穷窘的状况下，极力挣扎，多方罗掘，供给他的学费。”②这更加强了他刻苦奋斗的精神。

一九一一年冬，杨贤江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诚意高级小学，因家境贫寒，无力继续升学。杨贤江很苦恼。他渴望上学读书，但又不忍心父母为他过于辛劳，曾设想去报考费用较少的工业学校或电报学校。但父亲却希望他做小学教师，诚意小学也破例同意他留校任教。强烈的求知欲望支持着他，他恳切地说服了父亲，同意他入师范学校(师范生是全部免费的)继续深造。

一九一二年秋，杨贤江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所学校的前身是浙江两级师范学校，地处杭州市贡院旧址，校园秀丽壮观，校内设备齐全。在当时，它不仅是浙江省最有声望的学校，也是江南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重要场所之一。校长经亨颐是个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教育家，在全国教育界颇负盛名，他延揽了一批名学者，如李叔同(后出家，法号弘一)、夏丐尊、胡公冕等。这些学者不仅有渊博的知识，严肃的治学态度，而且有强烈的爱国热情。他们为人师表，深得学生们的尊敬。杨贤江受到了他们多方面的教育和培养，并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师生友谊。校内有幢亭台式的三层楼房，叫做明远楼，是浙一师的图书馆，馆内藏有丰富的中外文书籍，订有全国各地的报刊杂志。杨贤江在这里是个最勤奋的读者，五年之中他博览了古今中外的哲学、历史、伦理学、教育学、心理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著作，学习和积累了各方面的知识，接触了各种新文化和新思想。

杨贤江在浙一师学业五年，在全校师生的心目中，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在校内，他是全校优等生奖的获得者; 在校外，他又是《学生杂志》特别征文奖的第一名。

杨贤江自幼就养成了学而不厌、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到浙一师之后，这种精神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他遵照“勤慎诚恕” 的校训，制定了严格而周详的计划，分秒必争的学习和锻炼。他每天早晨六时起床，晚上十时就寝，其中以十小时半为读书学习时间，对上课与自修，复习与自学，都作了合理而科学的安排。每门功课除了认真钻研教科书和讲义之外，自己还“必备多册参考书，旁搜远证，探原穷委” ，以求学深而透。他在总结自己的学习经验时说： “吾人欲明一理，知一事，固有籍乎教师之教授，而举一反三之功，则仍在吾学生。是以教授之力仅为诱导之具，而自动之力实为成功之基。仅有知识而不发展其能力，则所得终难见诸实行，是故不惟知之且须能之，不惟理会之，且须应用之。”①下面我们摘录一段他在二年级时学习情况的记载：

“学校所授，就一般而言，不过法定之几册教科书及油印之讲义本。吾人则宜就性之所近者，多加演习之功，故参考书实不能不多备也。余于国文别备子书及名人书简数种，又国文读本及字典等，间亦倾心诗籍以自娱焉。英文除英文新读本、增广英文法教科书之外，再阅英文杂志、英文作文教科学、华英会话合璧、华英会话文件辞典，及英汉字典等。教育于心理学讲义、伦理学讲义外，再阅心理学通论(日文) 、心理学要领、伦理学讲义(日文) 、新伦理学。物理学则有饭盛挺造氏之物理学为参考书。此外自修之书尚有学修法、成功与人格、活动的身心修养法 (均日文书)、近思录、明儒学案、公民鉴、康德人心能力论、少年丛书、修学一助、成功宝诀、卫生新义，及教育、学生、东方、大中学、进步、青年等杂志。其中自备者多，余向本校藏书楼借阅，或在校友会杂志阅览室披阅者也。”②

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杨贤江学生时代勤奋主动、刻苦自励的学习精神是多么强烈。

当时，西方和日本的许多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著作还没有中文译本。杨贤江进校以后，为了直接阅读这些外文著作，非常重视外文学习。英文课是浙一师的必修课，他除了随班学习外，星期日还经常去圣经研究团，听其用英语讲解基督教义，目的是练习英文听讲能力。此外，他还利用课余时间在夏丐尊老师指导之下学习日文。经过二年的刻苦攻读，他便能顺利地阅读英文、日文参考书，并能翻译外文资料和小说。朱文叔曾回忆说： “他对于环境中有利学习的条件，都会利用。一师有藏书楼，他借书借得最勤; 楼中藏书多日文书，他就第一个在课外请夏丐尊师教日文。地方上有规模很大的省立图书馆，星期日他就上孤山去阅书。”①

杨贤江虽然精于学业，但又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他在浙一师求学期间，正是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篡夺之后，内有军阀的统治，外有列强的侵略，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形势日益严重之时。杨贤江和大多数知识青年一样，一面求学，一面关心着国家的兴亡。

一九一五年，日本政府乘欧美各国无暇东顾的机会，对袁世凯施加压力，公开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五月七日，日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内答复日本的要求。五月九日，袁世凯屈辱地接受了亡国的苛刻条件。这一国耻民辱的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浙一师校园里也沸腾起来了。平日沉默寡言的杨贤江连日来坐卧不安，忧心如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成了他与同学们议论的中心。他每天去阅览室翻阅报纸，密切注视着中日局势的发展。五月份的日记内容，充分记载了他当时为国家为民族担忧、对日本对军阀愤恨的思想感情。他写道： “我国政府对于日之最后通牒已全部承认，含辱忍耻已达其极”。这是国家和人民的耻辱! 他责问那些国难当头仍不顾国家安危的人： “究竟知国家否?究竟知中国即我之国否?”当时，杨贤江还认识不到国家贫弱的真正原因在哪里，仍认为是由于不良的教育造成的。因而他叹日：“呜呼! 教育之效果乃竟如是，吾不知将有何言矣! ”他希望“我国人共奋急起直追之心，毋再空言，冀安无事也。”①为了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罪行，唤起我国国民的爱国热情，浙一师的师生组织了劝用国货同志会，进行反帝爱国宣传。早年曾留学日本，在学生中很有威望的教师李叔同等也身体力行，“脱下洋装，穿上一身布衣”。学校举行活动，也一律选用国货。劝用国货同志会推选杨贤江为文牍员，负责该会宣传活动。他欣然承担了这一工作。在这年举行的全校运动会上，杨贤江代表劝用国货同志会向校内外数千名学生和来宾发表演说，以饱满的爱国热情，激动人心的语言，宣传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道理和意义，引起了广大听众的共鸣。这一天，杨贤江也十分激动，他说： “此种当大众前之演说，为余生平之第一次，是亦以当为吾之纪念。”②

这年八月，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又做起了皇帝梦。他在北京组织了御用团体筹安会，宣称“以筹一国之治安”，为复辟帝制进行鼓吹。杨贤江从报上看到这个消息，心中十分气愤。他说： “呜呼! 国事不宁，而根本事业又须动摇，吾不知吾仍为民主国国民耶，抑将转为君主国国民耶!”①

袁世凯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急于黄袍加身，爬上皇帝宝座，并决定在一九一六年元旦改元洪宪，复辟帝制。对袁世凯这种倒行逆施的复辟活动，杨贤江心情沉痛。十二月三十一日这天，他邀同窗好友朱文叔等在一起议论国事，痛斥袁世凯的卖国罪行，诉说压在心头的忧愤。他痛心地说： “几千年来皇帝的根好容易才拔掉了，怎么人民如此不中用，会让他把民国又改成帝国。”浙一师有一首双十节纪念歌，末句是“长勿相忘”，曲谱上用延长号。杨贤江提议说： “这首纪念歌，以后我们怕不能再唱了，今天尽情唱一次。” 于是他弹琴，和几位好友一起合唱，末一句他唱得特别高，特别延长，不胜激烈牺楚②。

学生时代的杨贤江，虽然有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但却找不到救国救民的方法。他很自然地接受了当时流行的“教育救国”的思想，认为通过改革中国的教育事业，就能够振兴中华。一九一三年，他在《浙一师校友会志》创刊号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就明显地表现了这种思想。这篇论文指出了我国教育脱离实际的弊病，主张采用欧美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教育方法，改良教育制度，以“应世界之潮流，挽多年之狂澜，使我国学校皆能产出实际有用之学生，以与列强相见于二十世纪之舞台。”③

当时，杨贤江对造成中国现状的原因有一个错误的认识，以为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所以形成这种军阀横行、争权夺利的局面，是由于掌权人物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的结果。于是，他得出了“政治革命之奏效实有不如教育革命”的看法①。因此，当一九一五年八月全国师范学校校长会议在北京召开的时候，杨贤江对其充满着希望。他说： “一国之根本在教育，而教育之良图莫如培植师范生，今开此会，诚我国教育界振兴之机会也。”②可是会议的结果却使他大失所望。他后来回忆说：“这年八月教育部召集全国师范校长会议，在教育部总长提出咨询事件中有一件是 ‘师范学校读经方法问题’ ，我们单看这个题目，就可见得小学的应该读经是已经肯定了的! ” “ ‘袁皇帝’ 的用心，真可谓 ‘至矣尽矣! 蔑以加矣’ ! ”③

在教育救国的思想影响下，杨贤江不仅寄希望于教育事业，而且立志做一个理想的教育工作者。他在日记中写道：“男无他志，在今日为师范生，将来为小学教员，惟期教育一辈之儿童，使之为一国之增光荣者耳。”④为了把自己培育成才，将来做一个合格的教师，担负起教育上的责任，他在学生时期就非常重视教育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提出了许多有真知灼见的教育观点，如教育当注重实用的观点，学习应发挥主动性的观点，尤其是关于德、智、体三育兼备的观点，在当时来说，都是很有积极意义的。他说： “若培植己才而偏于体育，贲获而己; 偏于德育，程朱而己; 偏于智育，仪秦而己。必兼有三育，融会精彻，始能成为完人。”①

一九一五年九月，正当杨贤江在关心国家兴亡而探寻救国道理的时候，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 (开始名为《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创刊了。杨贤江立即成了这个刊物热烈的读者。这个以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为宗旨的革命刊物，对青年一代的成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曾经回忆说： “《新青年》一旦出世，唤醒了迷梦，照亮了黑夜，于是青年的勇气恢复了! 精神充满了! ”②特别是陈独秀的文章中表现出来的那种革命的热情，奋斗的精神，对他鼓舞很大。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当他读了陈独秀写的《抵抗力》一文后，精神十分振奋，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阅《青年杂志》第三号，谓人处于奋斗之境地，不可不具有精神上及身体上之抵抗力，促社会之进化，全群己之利益。又谓青年自觉，须练志练胆练识，三者力趋向上。余乃自奋曰：我必须以己之志诀吾之行，切不可存侥幸之想，又不可遇难而退，遇苦而悲，负虚此一生也。”③

杨贤江在学生时代，就是这样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刻苦地进行锻炼、修养和学习; 就是这样怀着忧国忧民的感情，探寻着救国救民的真理。一九一七年夏，他以品学兼优的成绩毕业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抱着“君子洁其身而同者合焉，善其音而类者应焉”④的立身之道，走上社会。

(二)

一九一七年秋天，杨贤江受聘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初任学督处学监，后任教育科助理。为了实践献身教育事业的理想，他兢兢业业的工作，勤勤恳恳的学习。平时，除完成本职工作外，还随班旁听教育学、心理学、国文、英文等方面的课程，同时还参加了商务印书馆附设函授学社英文科学习，并从事教育理论的研究工作。

那时，学校的学监处是专门管学生的机关，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由学监监督学生遵守执行。一般说来，学监往往与学生处于对立的地位，担任这个工作多是出力不讨好，不受学生欢迎。学生见了学监，或者情绪对立，或者敬而远之。然而杨贤江在南高师学监处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他“为人稳重沉着，好学深思，平易近人，在办公室不是看书就是写文章，就是和学生谈话。他提出的革命人生观和革命的教育观，是很突出的，也很受学生欢迎。”①他支持学生的正当要求，与他们共同探讨学术，帮助他们解决各种问题。

例如，有的青年学生把“关门读书”、学习知识看成是“救国的唯一方法”，杨贤江批评了这种不分是非的观点。他对学生们分析说，同样是知识，爱国者学习它是为国为民，有益社会; 卖国者学习它是为虎作伥，自残同类。这是什么缘故呢? 因为他们学习知识“不依正鹄，不走正路所致。”他进一步启发学生说： “何谓正鹄?何谓正路?即求知识所以为救国，先使了解国与民之关系，今世各国之大势，以及我国日下之状况，而归结于国之兴亡，民有其责。我国虽弱，倘各尽其职，努力进行，终有富强之一日。所持者恒心、毅力与其救国之决愿。”①这不仅使学生认识了学习知识“是救国的唯一方法”是错误观点，而且指导学生觉悟到树立正确的学习目的的重要性。

又如，有的青年学生刚进入高等学校，不懂得正确的学习方法，杨贤江就借新学年开学之际，具体给他们以指导。他说： “事象变化日新月异，书不能尽载，师不能尽教，即吾人不能尽信书，不能全赖师，要当具自学自励之精神，以活眼观察活物，而求得其情理之所存。”他还以过去的读书者，往往以“埋首窗下，孜孜诵读为美事” ，其结果不过产生 “书呆子”、“学究”、“不通事故”之人物为例，告诫青年学生，“今世剧变与古大异，故学生求学，亟当转易其道，认定读书以实地受用为贵，不以记诵章句为能，外之社会情况事物常识均为情理之所寓，即当随时深体察之功，随地有研究之心，既资今日智德之进益，又为将来就业之预备，实乃求学之正道也。”②这样用辩证的观点说明教与学、学与用的关系，对青年学生启发教育很大。

因此，杨贤江在南京高师与学生建立了真诚的感情，成了学生们的知心朋友。他不仅受到了学生们的尊敬，而且他自己也逐渐爱上了这一工作，曾立志当好“高等师范之学监，有训练全校学生之全权，以养成许多为中坚国民之优秀人物”①。

杨贤江在南京高师工作期间，由于共同的理想与追求，他与恽代英建立了真诚的友谊。这是杨贤江在生活道路上的一件大事，对他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和领导青年学生运动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还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杨贤江到南京高师工作不久，在武汉中华大学文科学习的恽代英，组织了进步的学生团体互助社，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探寻改造社会的道路。恽代英经常撰写文章，宣传他们的理想和主张。这时的杨贤江也主张青年学生应铲除独善思想，养成兼善思想，“贤于我者奋心力以则效之; 不如己者与同情而启迪之。刚柔相济，长短相补，互励美行，互戒过恶，实行泛爱亲仁之德，克除意必固我之私，且感且施，相扶相助，于是养成积极进取之行动，与夫愉快恳挚之校风。”②当他看了恽代英的文章，感到同自己的理想相近，并认为恽代英的主张，“说得来可称透辟” 。于是，二人在思想上产生了共鸣。

一九一八年五月，杨贤江与恽代英开始了通信联系，相互交流思想，研究学问，相互帮助，引为挚交。杨贤江对恽代英的理想、抱负和为人，非常钦佩，他自谦地说： “代英不过二十四岁，与余同年，然彼之思想、彼之文字较余周到流利得多。凡物经比较而审优劣，故人不可独处自傲也。”③恽代英结识了杨贤江，也非常高兴，认为得到了志同道合的 “良友”。从此，杨贤江与恽代英的革命友谊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渐增进。一九一九年，他们共同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在第二年的少年中国学会年会上，他们又同时当选为该会第二届评议员。在少年中国学会内，他们与国家主义思想倾向作了长期的斗争。以后，他们又在一起领导了青年运动和学生运动。

杨贤江在南京工作期间，对当时发生的学生爱国运动，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和支持。一九一八年五月，段祺瑞军阀政府继承袁世凯的衣钵，与日本秘密签订了“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进一步出卖我国的主权，激起了留日进步学生的义愤。他们在李达等人的组织下，罢课回国，到上海、北京等地组织宣传抗议活动，国内学生也纷纷响应。五月二十一日，北京各校学生千余人集会，向段祺瑞政府请愿示威，遭到反动军阀的阻挠和镇压。杨贤江称这次学生爱国行动为“义举”。他在日记中写道： “国有奇辱，为国民者，孰不痛心?奋发鼓励，足振民气，故此举可嘉也，而不可轻抑。……呜呼! 国危矣，寇深矣，雍容矩步，恐非其时矣。不乘此时以扬威作气，岂将待至受异族威迫势禁而后为殂耶?故吾谓学生此举甚正当也。”①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反帝爱国的学生运动首先在北京爆发，接着以锐不可挡之势波及全国。五月七日，南京各校学生代表在玄武湖畔鸡呜寺开会，决定在“五九”国耻纪念日开展大规模的爱国反帝活动，支持北京学生“外争国权，内除国贼” 的爱国运动。

杨贤江亲身经历和目睹了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他热情地赞扬说： “北京学生发难于前，各地学生响应于后，即所称为‘五四运动’、‘六五运动’者是也。而此次所得之教训为尤大。则以此次运动为学生直接所参与，为学生空前之事业，足为吾学生界生色，为新中国增光者也。”他把这次运动与社会改造联系起来分析，认为“自世界改造上观之，确有不朽之价值也。”①

五四爱国运动在杨贤江的思想发展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使他认识到了人民群众力量的伟大。他说“五四运动是个我国学生界划一新纪元的大运动，”在这一运动中，“青年的热血沸腾了! 青年的革命精神爆发了! 天下最无敌的，就是这种青年之力的表现! 我们幸无忘自身固有的力量! 中国的前途，世界的前途，都靠我们的力量来开辟来创造呢! ”②

五四运动以后，杨贤江在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中，认识了李大钊、邓中夏、高君宇、张闻天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他们的影响下，他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并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用来分析中国社会的问题。一九二○年上半年，杨贤江的思想认识就有了很大的提高。这年五月，他发表的《论个人改造》一文中，就开始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私有制度的不合理。他指出： “腐败的官僚，野蛮的军官，刻薄的资本家，都是要剥削了人民的劳工的利益，才能享受他们豪奢放纵的生活。” “现在劳动的未必能得到满足的生活，而不劳动的，靠着资本势力，享那比劳动人多快乐多适意的生活的，反是很多。这实在是社会组织不合理的结果，我们须得设法改造。”③

一九二○年九月，杨贤江辞去在南京高师的职务，前往广东省肇庆市，担任高要县国民师范补习所教务主任，并准备教授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教育史等课程。据他自己打算，这次去广东任职的目的，一为检验自己的学力，锻炼自己的才干;二为考察广东的文物风情，增长阅历; 三为薪金较高，可积累资金以备出国留学。当他兴致勃勃到达肇庆市的时候，正值粤桂军阀战争爆发，兵荒马乱，水陆交通断绝，所有学校早已停课，校长教员和学生都逃得无影无踪，学校校舍变成军阀的兵营，县师范补习所也无法开办。

杨贤江虽然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但这次广东之行，对他进一步认识中国的社会问题却起了很大作用。他在肇庆市困处五十余日，亲眼看到了军阀的残暴和人民的疾苦，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军阀统治的腐败。他深有感触地说：这种军阀战争，“结果只有少数人满足占据的冲动，而大多数安分的老百姓便要实实在在受苦受难。”他愤然指出： “不管什么救国，什么护法，名目怎么好听，战来战去，终是平民吃亏。生命损失，财产损失，试问谁来赔偿?”①他在赴广东的轮船上，看到坐统舱的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十分感慨，更加认识到“现代金钱社会的种种不公平不合理了”。他“咀咒现代以金钱为主的社会组织”，并明确地宣告： “我的理想，在把全人类的生活，要都能够有幸福，故不满意于现代的财产制度。”②

一九二○年，是杨贤江的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他自己曾回忆说： “我从民国九年起，就把自己革了命：从谨守的到怀疑的，从个人独善的到 ‘社会服务’ 的，换句说，就是从静的到动的。”①这里所说的“从谨守的到怀疑的”，是指对社会制度的认识; “从个人独善的到社会服务的”，是指他自己信仰的变化。虽然这时候他的世界观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在他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却是前进了一大步。

(三)

一九二一年初，杨贤江到了上海，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担任《学生杂志》的编辑。《学生杂志》本来是一个单纯的知识性的刊物，主编朱天民，思想守旧，“五四以后，潮流所趋，他那一套方法实在干不下去了。”②于是聘请杨贤江编辑《学生杂志》。

当时的上海，是中国南方思想、文化的中心，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刚刚建立，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正在积极开展党的活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李达主编的《共产党》月刊都在上海发行，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也在上海出版。商务印书馆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开展活动的主要场所之一，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沈雁冰就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主编《小说月报》。杨贤江在这里和沈雁冰等成了很好的朋友，建立了革命的友谊。同时，他利用上海的有利条件，开始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认真地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著作，逐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二年党的“二大”前后，他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如《科学研究的精神和现代思潮》、《奋斗以后的快乐》、《太平洋会议与学生的觉悟》、《警告受人利用的学生》、《学生们底一个重大的觉悟》、《病后》、《复活五四的精神》《青年! 向哪里走! 》、《从救国运动到社会运动》等，都表现出显明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

首先，他进一步认识了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本性。一九二一年十一月，美、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在美国华盛顿召开太平洋会议，目的是为了对远东和太平洋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进一步瓜分。在美帝的操纵下，也邀中国派代表参加。会议召开之前，杨贤江就根据巴黎和会的经验教训，明确指出： “我们从前年巴黎和会的结果看来，晓得自己不强徒望他人帮助，终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以巴黎和会为前车之鉴，以为国人所希望于太平洋会议的，将都成梦幻，而危害之来，反将变为实在。又以为以手签二十一条约及军事协定之人所委派的代表，在会议席上必无发言的资格。因此便断定太平洋会议必无结果。这种心理，我们只要看一看列强把持的情形以及国内军阀的横暴，便不能不老实承认下来。我敢确说：我国政事不改良，军阀不消灭，卖国奸人不下台，要想统一全国简直是妄想。国内既纷扰不安，即使外交胜利，也终无以善其后。何况在现代国家主义下全无正义公道之可言，弱国外交又万无得胜之理乎?”①这里杨贤江已经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总结过去的历史经验，进一步看到了帝国主义与军阀的阶级本性，对他们不抱任何的幻想。后来太平洋会议的结果，证明杨贤江的分析是正确的。

其二，他已经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认识到要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必须推翻旧的社会制度，抛弃了原来“教育救国”的观点。他从五四以来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看到单靠学生请愿、示威等活动，是无法解决中国问题的，必须另辟革命的道路。他说： “我们承认现在的社会组织，是不合理的，非人道的。我们要大家觉醒，要大家团结，要大家都走上社会革命的路。”①他还说： “对于现在的社会制度，已经看出弊病，要计划根本的改造了。”他曾把这种“根本的改造” 比方为待辟的路，指出： “这条待辟的路，虽然崎岖不平，我们难道不可以用力铲平的么? 虽然荆棘丛生，我们难道不可以用力斩除的么? 虽然吃人的野兽当道，我们难道不可以用力杀死的么? 我们所有的是力，我们还怕什么? 一个人的力虽觉单薄，联合了我们大家所有的力，我们还怕什么?”②杨贤江所希望开辟的这条道路，是指象黄花岗之役那样的武装革命斗争，“你看! 七十二烈士的举动是何等的勇猛，何等的爽快啊! ”③这是一条推翻旧的社会制度的武装革命道路。

其三，他已经看到了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是行不通的。当时，有不少人主张要救中国，只有走美国、英国等资本主义革命的道路，杨贤江却在《从救国运动到社会运动》一文中指出： “倘若现代的社会组织不根本改造过，无论你怎样热心地救国，都是枉然的啊! ……照现代的社会组织，就是在那号称最富最强的美国、英国地方居住的人民，还是不能够得到一样普遍的公平的福利。从这看来，我们盲目的讲救国救国! 只可说是上了国家主义论者的当。纵使救国运动成功了，还不是一个 ‘强凌弱，富劫贫’ 底世界么! ”①这就是说，改造中国不能走美国、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老路。

其四，他向往着社会主义制度的早日实现。一九二二年三月，杨贤江生病，因医院费用昂贵，未能住院，但被扣除薪金和支付医药费七十多元，于是他联想到社会制度的不合理以及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生活的疾苦，无限感慨。他公开声明：“从这次病，我对于资本主义的仇恨和对于社会主义的归向，都要比未病前更急迫些，更亲切些。”②这年十一月七日，苏联十月革命五周年纪念日，他怀着崇敬的心情，称颂“五年以前，在这个地球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无产阶级革命而得胜利的苏维埃俄罗斯，为人类文明史放一种异样的光彩。”③在这里，杨贤江已经明显地表示了他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向往。

虽然这时杨贤江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还不是很准确的，但是从以上可以看出，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二年间，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已经基本形成。一九二二年五月，杨贤江由沈雁冰、董亦湘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便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身份，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更加积极的工作。

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七月八日，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召开全体党员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执行委员会。七月九日，在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为了贯彻党的“三大”精神，决定建立国民运动委员会，由沈雁冰任委员长，杨贤江、张太雷、林伯渠、董亦湘等人任委员。国民运动委员会的任务是贯彻党的“三大”决议，发动各阶级的进步力量参加革命工作，促进与国民党的合作。八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长恽代英来到上海。九月二十七日，国民运动委员会增补恽代英、向警予等为委员。改组后的国民运动委员会，负责一切劳工运动、妇女运动、学生运动、商人及农民运动等，杨贤江与恽代英等分工负责学生运动的工作。

一九二四年一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与推动下，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一大”，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会后，在上海建立了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等都参加了上海执行部的组织领导工作。杨贤江等也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了国民党。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开展党的工作，一月十三日，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二届执行委员会，杨贤江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不久，又递补为正式委员。这次会议还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组织国民党委员会，专门开展国民党内的统战工作。杨贤江作为中央上海党组织的代表，参加了国民党委员会。

在这期间，杨贤江还和沈雁冰一起负责商务印书馆党团组织的领导工作。他经常在编译所的知识分子中间开展统战工作，在印刷所的工人中间宣传革命的道理，组织印刷工人讨论革命问题。在他和沈雁冰的组织领导下，商务印书馆的党组织，在上海党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杨贤江还利用《学生杂志》编辑部的条件，担负了党中央和各地党组织的通讯联络工作。中共江浙区委及其他省市党组织与党中央之间的文件、通讯，都是通过《学生杂志》编辑部杨贤江转送。由于杨贤江对党的工作的责任心和他那认真细致的工作态度，几年之中，这一重要的联络工作没有发生过任何问题。

杨贤江入党后，社会活动更加繁忙。他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讲过课，在上大附中执过教，又被上海景贤女中聘为教授，还兼浙江春晖中学的教务主任。每年暑假在上海学联组织的暑期报告会上，他和沈雁冰、侯绍裘等也总是应邀参加，对青年学生发表深有教益的演说。同时，他还负责在青年学生中发展党的工作，上海学生运动中许多骨干分子，经过杨贤江的培养与教育，都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以后的杨贤江，似乎有用不完的精力使不完的劲。他把每天的时间都安排得十分紧张，什么时间学习，什么时间工作，什么时间参加活动，什么时间写文章，总是有条不紊的进行。当时有人曾“笑他是 ‘牛’ ，他也笑而不辩。”①他的确是在象“牛”一样的工作，来实践自己的崇高信念。

(四)

杨贤江一方面积极地开展党的工作，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另一方面仍然在商务印书馆编辑所，以《学生杂志》为阵地，指导学生运动。在这期间，他与恽代英共同努力，相互配合，教育青年学生正确地对待学习和生活，批判各种错误的思想和观点，引导他们关心政治，树立革命人生观，走革命的道路，成为革命的一代青年。在这一工作中，杨贤江编辑的《学生杂志》和恽代英主编的《中国青年》，都起了极大的教育作用。

当时的《学生杂志》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学生杂志》主编朱天民也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由于杨贤江担任了编辑，使这个刊物得到了比较彻底的改造。每期上都有杨贤江亲自撰写的思想新颖、观点明确、结合实际、通俗易懂的社评和文章。为了更密切地联系青年学生的思想，杨贤江又在《学生杂志》上开辟了“通讯”和“答问”专栏，他亲自解答青年学生提出的各种实际问题。杨贤江在编辑《学生杂志》的六年之中，仅在《学生杂志》上发表的社评、文章和译文。就有一百八十多篇，还有通讯一百多封、答问一千五百多则。单从这些数字上就可以看出杨贤江在教育青年学生方面是花了多么大的精力和心血!

在杨贤江的精心编辑下，《学生杂志》这个普通的青年学生读物，从内容到形式都面貌一新，再加上它可以公开出版的有利条件，所以在国内国外发行数量很大，流传范围很广，甚至在一般青年学生中，比《中国青年》杂志的传播还要普遍。在国内，从东北到两广，从西北到江浙的广大青年都争相传阅; 在国外，包括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亚、新加坡等地的华侨青年也深受影响。不少青年学生把《学生杂志》看作“生活道路上的指路明灯”，称赞杨贤江是“青年一代最好的指导者。”有的读者来信说： “我从前是一个枯寂守旧的学生，从来不知何谓 ‘解放’ 、‘新潮’、‘新思想’ 、‘新文化’ ……种种新名词、新学说; 每日除开埋首窗下，温习功课以外，没有一种有益的杂志来参阅; 而我自己也不知觉悟，仍然糊糊涂涂度我的岁月。后来在校中图书馆偶然看见一本《学生杂志》，读过一遍，不禁兀自惊讶，以为世界上竟有如此补益学生的一种杂志，从此在这一学期里，把《学生杂志》从第一卷起读了一遍，而我自己看来，好象我从一个旧式的人，翻而为一个新式的人，从黑暗地牢里一跃而入了光明的世界，这是不是《学生杂志》的益处! ”①李一氓在回忆杨贤江指导学生运动时的情景时也曾说过： “他与当时恽代英同志的工作是相辅而行的，代英同志对于青年工作的实际指导多，而贤江同志则对于学生运动的教育工作多。当时比较进步的中学生和大学生，大体上都受《学生杂志》的影响，而实际则是受贤江同志的影响。”②

杨贤江是怎样教育和影响青年学生的呢?

第一，他非常注意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青年，培养他们革命的人生观，但又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通过纪念活动或指导读书、解答问题等方式，循循善诱地启发他们认真学习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

一九二三年五月，杨贤江借纪念五一劳动节的机会，称颂“马克思是有组织的群众运动的先驱”，是“为被压迫阶级鸣不平的伟人”，引导青年学生向革命导师学习，走马克思的道路。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不幸逝世。为了悼念列宁，杨贤江写了《列宁与中国青年》一文，向青年们介绍了列宁的一生，指出列宁是个伟大的革命家，“他是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他也是全世界被压迫阶级的革命领袖。” “他的革命不是感情的，不是浪漫的。他乃是一个极热烈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研究唯物史观，他研究俄国真象，他更研究各种学术”，“他的学问能使他成为一个最有权威最能成功的革命领袖”。杨贤江还号召我国青年向列宁学习，他说： “现在我可以忠告我国的青年，列宁的刻苦力行，列宁的勤学研究，列宁的为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谋解放的革命行为，都是我们做青年的好模范。”①这就有意识地教导青年学生把学习革命领袖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结合了起来。

为了具体地指导青年学生的学习，杨贤江经常向他们介绍当时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通过《学生杂志》向青年们推荐《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经济学原理》、《唯物史观解说》等著作; 经常向他们介绍《新青年》、《前锋》、《中国青年》、《新建设》等革命刊物，特别是在这些刊物上发表的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等人的文章，曾多次介绍给青年们阅读。

杨贤江还指导青年学生注意研究苏维埃俄国的情况，向他们推荐《劳农俄国研究》、《赤都心史》、《俄国革命纪实》、《劳农会之建设》、《苏维埃研究》、《俄国新经济政策》、《俄国经济政治之剖析》等书籍和文章，教育他们正确地认识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他在向青年学生解释苏俄国内新经济政策时指出：“新经济政策乃是无产阶级革命后所不能免的，尤其是大生产势力甚而农民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俄国，其中固含有资本主义的因素，但更含有社会主义的因素，而且据实行了五年的结果，社会主义因素的经济比资本主义因素的要发达。所以新经济政策只是向社会主义走的一种设施，决不是回到资本主义去的。”①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现在币制稳固，教育发达，产业振兴，政治地位也很安定。”②很多青年学生在杨贤江的启发教育下，通过自己的学习，对社会主义的苏联消除了疑虑，得到了正确的认识。

第二，他还根据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和路线，教育青年学生认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革命的主要对象，引导他们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

有些青年学生对中国革命必须走反帝反封建的道路认识不清，杨贤江就反复地向他们指出： “国内的军阀和在军阀背后阴谋中国的列强，都是使中国不统一不自由的两大仇敌，军阀得列强的借款与军火，引起了多年的国内战争。列强把持了中国的海关、盐务、邮政、铁路、矿产，更硬索赔款与国债利息，所以中国便陷入了贫弱。现在要救中国，只有兴起全国国民的力量，以内除军阀外抗列强，由此以建立统一的自由的中华民国为唯一的办法。”①

杨贤江在向青年学生宣传为什么革命和怎样革命的问题时说： “如何才能从这两重压迫——列强与军阀——中解放出来呢? 这个答案自然只有革命。因为军阀和列强的利益正和我们人民的利益相反，希望他们恩赐或和他们商议，到底是不可能的。”②因此，“呼吁?请愿? 这些方法，我敢说万万没有效用。我们要知道军阀的本性是要掠夺的，在被压迫者与压迫者中间是无情义可讲的; 对付这种掠夺成性的军阀，只有用民众的实力去抵抗才会得胜。”③ “现在的政治状态是已经到了最卑污最无耻的田地，非再经过一次革命，是没法改良的。”④

杨贤江经常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帝国主义进行分析，教育青年正确认识反帝运动并不是一般的排外活动，应该结成国际统一战线。他说： “帝国主义实在就是资本主义，或者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发达到最高度的一种形式。因为现代的资本主义已经是个无国界的东西，只要有可以侵略进去的余地，便无往而不实行侵略。……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不单是本国以外的他国或他民族，即在以资本主义立国的本国，也有大部分民族受着压迫的。所以反抗帝国主义决不是政治上国与国之间的武力战争，乃是经济上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阶级战争。我们反对帝国主义，我们却不一味排斥外人。”①

第三，他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教育青年学生认识工人、农民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学生运动必须与工农运动相结合，青年学生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

大革命时期，青年学生热情奋发，积极性很高，杨贤江因势利导，教育他们认识：青年学生虽然因为有文化，接触革命道理较早，可以成为革命运动的先锋。但中国最广大的还是工人和农民，所以，“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主力军为工人农民。”②

杨贤江还进一步启发青年学生说： “谁来担任革命呢?这必须是利害相同的被压迫群众——工农学商结成一个大联合，来打倒两个共同的敌人——军阀和列强，以建设一个真正的中华民国，这便叫做国民革命。”他特别提醒青年学生： “救国的事业绝不是我们学生所能独干的，乃必须使全国被压迫的民众，都联合起来才行。”③这样，青年学生就有一种责任，投身到工厂、农村，去唤醒群众的阶级觉悟，共同起来革命。

杨贤江还具体指导青年学生，如何到工厂去与工人结合，如何到农村去与农民结合，结成革命的统一战线，反对共同的敌人。

一九二三年初，当唐山大学生参加开滦煤矿工人反对中外资本家的剥削与压迫的罢工斗争，在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之后，杨贤江从这次罢工斗争中看到了学生运动的方向。他说：“在平时青年学生应和工人联络，给他们受教育的机会，替他们诉说苦痛。在罢工时更应该设法援助他们，使他们免于冻饿。这是人道应有的行为，这更是中国青年应有的行为。……所以我要说唐山大学生的援助矿工，是学生运动中新发生的，最切实的，极有意义的一件事了。”①在五卅运动和大革命高潮中，他便组织和领导上海的青年学生直接参加到工人运动中去，与工人阶级并肩战斗了。

一九二四年，广东海陆丰地区的农民运动在彭湃领导下开展起来，成立了农民协会，制定了农会章程。杨贤江鼓励广东的青年学生到农村去，并把农民协会章程介绍给他们，指导他们开展农民运动。一九二五年十月，他又通过《学生杂志》，介绍青年学生做农民运动的方法，去农村“联络农村民众，应很谦和很亲切地和他们接近，探问他们的生活实际，讲些故事及时事引起他们的注意，有机会时宣传国内军阀官僚的罪状，并及于帝国主义者侵略我国的实情，打破他们 ‘靠天吃饭’ 的迷信，要激动他们用人力改造环境的志愿，到相当时机，并要帮助他们组织农会，做改善农民生计的实际事业。”②

第四，他根据青年学生的特点，对他们进行“全人生的指导”。凡是青年的求学、择业、交友、恋爱、家庭、健康，以及为人处世，生活习惯，兴趣爱好等问题，他都给予全面的关心与教育。

他批评“向来的学校教育，大都偏于知识的传授，而对于良好习惯的培养，青年问题的探索，未尝加以留意;换句话，就是未能为全人生的指导，于书本的教室的课业以外，对于如何过日常生活，如何交友，如何消闲，如何处世，如何发现并解决本身各种问题，如何满足并发达学生所喜欢做的活动，都在所不问，这怎能完成他的指导全人生的职责呢?”①

为了实现对青年学生“全人生的指导”，杨贤江通过讨论会、谈话访问、通讯联系等渠道，与各地青年保持着密切联系，对于不同处境、不同思想状况的学生，进行具体的指导与教育。

一九二三年一月，杨贤江与侯绍裘、高尔松、高尔柏、赵祖康等九人组织了“青年问题讨论会”，讨论青年的求学、婚姻、服务社会、选择职业、独立生活等等切身问题，讨论结果在《学生杂志》分期发表。这次讨论吸引了全国各地青年纷纷参加。杨贤江认为：“有了这个会，多少些终可求出一个较为妥当的解决的方法。这样，我相信现时彷徨在歧路的青年可以得到一个引导了; 现时围困在烦闷的青年可以得到一个解脱了。所以这种讨论是于我们的 ‘立身处世’ 大有帮助的。”②

杨贤江在与青年学生的通讯往来和问题解答时，对于那些家境贫困、无力入学的青年，鼓励他们刻苦自学，指导他们自学的方法，说明“无产者不必定要入学校读书”的道理。有的青年来信说： “我看见 ‘无产者不必定要入学校读书’几个大字，当时我就高兴得了不得，以为我们这班舍学生，从此可以不用蹙额皱眉了，想升学而苦于不能升学的可有解决的方法了。”①对于那些富家子弟，重视学业的在校学生，希望他们除了正课学习之外，要学点新兴社会科学，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他诚恳地告诉他们说： “现在中国的社会所需要的人才，不是伏案死读的书呆子，不是讲礼貌存客套的伪君子，而是聪明、勇敢、能干、肯为民众服务的公民。培养这种公民，应是现在中国学校的责任; 立志做这样的公民，应是现在中国青年的责任。”②对于那些愤世嫉俗、思想消沉的青年，鼓励他们要正视现实，关心时事，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对于那些慷慨激昂、满腔热情的青年，指导他们要团结同志，深入群众，讲究工作方法。对于那些为名为利，死啃书本的学生，教育他们树立正确的求学目的。对于那些身体虚弱，只知读书的学生，要求他们锻炼身体、健康第一。

由于杨贤江关心青年学生的成长，熟悉青年学生的生活。很自然地得到了青年的敬仰。他所编辑的《学生杂志》，也成了青年最欢迎的一种通俗读物。

(五)

一九二三年党的“三大”以后，全国的青年学生运动在党的指导与影响下，发扬五四精神，有了很大的发展。学生们冲破了军阀政府的种种束缚，积极开展各种政治活动，要求参加革命的党团组织。但是，青年学生的这一进步行动，却遭到了教育界守旧复辟势力的非难。他们极力反对青年学生过问政治，反对青年学生参加革命活动，尤其反对青年学生参加革命的政党。

针对这种情况，杨贤江与恽代英在青年学生中积极地开展工作。他们支持和参加了应修人组织的上海通讯图书馆共进会，指导青年明确认识读书学习，目的是“发扬进步的思想，摒斥反动的潮流，灌输革新的精神”①。杨贤江还在《学生杂志》开展了一个“学生干政问题的讨论”，组织各地青年学生批判学校脱离政治的现象，提倡学生参加政治活动，参加革命斗争，一时震动了整个教育界。

杨贤江先后发表了《青年应注意时事》、《学生与政治》、《再论学生与政治》、《中国学生运动与青年运动》、《求学与救国》、《青年学生救国的途径》、《新学生与旧学生》等文章，还写了《关于学生干政问题》、《关于学生救国问题》、《学生政治运动问题》等通讯，提出了“求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求学”②的口号，揭露那些反对“学生干政”的人，是企图把青年学生培养成“温文尔雅，闭户潜修，规行矩步，安分守己; 生病是常事，‘口呐呐然’ 还是君子人的本色”的书呆子。杨贤江指出： “学校教育的出产品竟然是这些‘宝贝’”③，何以担负救国的责任! 他教育青年学生“要做个活的进步的青年，不要做死的陈腐的青年。”为此，第一要做政治运动，“就是要做国民革命的运动，而以打倒利用军阀侵略中国的列强及勾结列强压迫国民的军阀为目标。”第二就是做劳动青年群众的运动，“青年学生就有一种责任，这责任便在努力唤醒劳动青年的阶级觉悟，我们应该组织他们，教育他们，……最好我们能投身到工人队里、兵士中间和乡村里去做青年运动。”①

为了更好地指导青年学生参加政治运动，杨贤江还号召所有的教育工作者共同来关心这一工作，对他们提出了要求。他说： “不管教育最后的目的怎样，但就目前讲，只有革命的教育才是中国需要的教育，只有革命的教育者才是中国需要的教育者。做教育者的人不但应当指导学生去革命，还应当指导群众去革命。现在所谓革命，自然是打倒军阀为第一着。而在这样一个共同一致的目标之下，教育者还应有一种眼光来识别国内最有革命精神的党派而与之合作。”②

一九二四年初，杨贤江又在《学生杂志》上组织了“学生入党问题的讨论”。为了教育青年正确地对待政党问题。他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向青年学生指出：“个人的意志无论如何伟大，决不能产生或变动实际上所不可能的事情。譬如军阀专横，你可能用一个人的力量去推翻他们吗?要知他们已成为一个阶级，我们要推翻他们，也必须是我们的阶级的力量，可决不是个人的力量。所以做政治革命的必须结党，做社会革命的也必须结党，以此类推，做青年运动的也必须结党了。”③他还说： “单靠武力谋实行社会改造，是不可能的。真要打破现社会的恶现象，建设能合于人生需要的良好制度，必须平民一起起来奋斗，且需有真正为民众谋利益的政党负组织领袖之责。”①他号召立志于革命的青年学生，应“加入那些有改进思想，有正确主张，有切实计划的党，……做一个不是挂名而是有力的党员。”②

杨贤江组织的学生干政与入党问题的讨论，在青年中影响很大，许多青年纷纷写信给杨贤江，表示要积极地参加革命运动和革命政党。有的学生来信说，参加了这次讨论，“心神为之一振，一来添加我的信条;二来确信现在学生的责任所在。从前一般糊涂虫主张学界与政治脱离关系的论调，我是绝对反对的，如果学界不问政治，彼万恶的政府，将靠住卑污无耻的官僚、政客、军阀、武人，实施愚民的手段，做皇帝、借外债、卖国祸民的事无所不为了。”③

大革命初期，胡适提出中学生“应多读古人的古文”，梁启超则列了名目浩繁的古文篇目，叫学生用功习读，受到了军阀政府的支持。接着不少封建学阀式的人物也鼓噪而起，在一些学校中通过各种方式提倡读经，注重国学，在教育界掀起了一股复古逆流，于是引起了一九二四年的一场反对国故派的斗争。

一九二三年底，先有东南大学预科的国文考试，后有上海澄衷中学策问式国文会考，其内容涉及到“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二十四史” ，甚至《汉书艺文志》、《张香涛书目答问》也范围其中。中学生要应付这样的考试，非得终年钻到古书堆中不可。教育界的这些守旧复古分子还在报刊上公开宣扬，企图把学校教育拉到复古的老路上去。

杨贤江一贯主张学校教育应采取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学问，对那些抱残守缺的学究们提倡读经书、保存国粹的陈腐观点，一向持批判的态度。他曾经说过： “那些学究们的主张不对，就因为他所用的方法，抱的态度有不对，他们是用因袭古人的方法，是抱迷信古人的态度; 所以即使读到头童齿豁，顶多也不过和古人一模一样，想往有些从开发而得的利益，是没有的。对于我国学问的真象和价值，还是不能有个明白的表示。这样岂不白费功夫!”①所以当他看到上海澄衷中学国文策问式试题之后，立即意识到这不仅是个方法与态度问题，而是关系到教育事业发展的政治问题。于是他不得不和他们直接展开激烈的争论与斗争了。

一九二四年二月，杨贤江抓住上海澄衷中学策问式国文会考为例，发表了《国故毒》的社评，发动了对国故派的批判。他指出：“去年十二月间，从上海报上见到了一则怪新闻，是说上海某中学校的国文会考。今特把试题录在下面，请读者看看，并请读者想想这种国文会考是不是一九二三年的中国学生所应该需要的。”接着，杨贤江评论说： “现在且不必讲现代中学生所应该注重的智识和技能，姑单就国文一种而论，注重国文自有他的目的和方法。但我看稍有常识的教育者，决不会采用象上面那样的方法来考试中学生罢?研究国学也自有他的目的和方法，但我想稍有常识的国文教师，决不致于对中学生举行这种‘国文会考’ ，算是提倡了国学。”最后，杨贤江尖锐地指出：“这种考试乃是国文教育上的 ‘复辟’ 行为，凡不甘受束缚教育的青年学生，应该对于这种行为竖起反叛之旗，大喊一声革命!”①

这篇社评击中了国故派的要害，因此，澄衷中学校长、封建学阀曹慕管进行了疯狂的反扑。他在三月二十一日的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了《澄衷中学校长曹慕管致〈学生杂志〉主撰杨贤江书——讨论国故问题》，攻击杨贤江“无所知而轻易执笔批评”，“只知鼓吹破坏，掀起学潮，贻害学生。”他还联络多方复辟势力，采取各种手段，向商务印书馆施加压力，迫使杂志编辑部主任朱天民不得不向他道歉。

在这种气势汹汹的反动势力面前，杨贤江丝毫也没有退缩。他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沉着冷静地与他们进行了说理斗争。三月二十五日，他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答复澄衷中学校长曹慕管的信——讨论国故》，反驳了曹慕管信中的论点，进一步批判了国文会考试题。他指出：“现在已经不是举行‘博学鸿儒科’的时候，究竟有没有举行国文会考的必要?”在这次斗争的过程中，杨贤江还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了《今年的五四和第三期复古运动》、《教育问题》等文章，在《学生杂志》上发表了《研究国学问题》、《中学生读古书问题》、《研究社会科学去救国》等“通讯”与“答问”，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对国故派作了系统的批判，对青年学生进行了耐心的教育。他进一步指出了曹慕管的策问式国文会考等复占现象的出现，是由于五四运动时“猛烈的风潮和缓了，热情也冷淡了，盛极一时的新文化运动不复勇往直前，只剩了些尾音了，而外敌的势力却乘虚大盛”，“种种反动现象就陆续搬演过来”。而复古运动“是最可怕的一种不好现象”，“是教育上令人痛心的不好的趋势”，“是思想界的反动”，“其影响足以麻痹青年学生的神经使他们感觉不灵，竟会对于有灭国亡种的祸患熟视而无睹。”他号召： “当目前外力压迫，旧思想反动都日甚一日的时候，有人脑人血的青年学生自当本当年五四运动的精神，益谋充分的反抗。青年学生应干预政治，应尽力救国。”对于复古运动，也应当有“严重反抗的表示”，要“本科学的精神各在‘所在地’进攻，务期把这一股乌烟瘴气扫荡干净，为革命前途放一线光明。”①

恽代英主编的《中国青年》，也参加了对国故派复辟活动的批判斗争。它发表文章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这种国文会考的背景，实在代表了一种反动黑暗的势力。中国的国势已经危机得了不得，而这般老学究们还在那里提倡‘国故’ ‘国故’，这简直是昏庸已极的事情。所以凡有血性有觉心的青年学生，应该起来反抗这种考试，彻底些说，就是反抗黑暗的势力。”②肖楚女也针对着胡适、梁启超勾结军阀政府提倡国故的种种活动，尖锐指出：“这是教育界的老朽流氓和野心军阀相勾结的法西塞运动!”告诫青年们“要警觉起来，不要让五四以来一点再生之萌芽让反动派摧残殆尽。”①

杨贤江与恽代英等对守旧复辟派的反动观点所作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对指引广大青年学生冲破守旧复辟派设置的种种障碍，参加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起了重大作用。

(六)

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党的“四大”之后，全国的工人运动首先是上海的工人运动蓬勃的发展起来，预示着大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

这年五月，上海日本纱厂的工人为了抗议日本资本家的剥削与压迫，进行了罢工斗争。五月二十八日，中国共产党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召开联席会议，讨论了领导这次罢工斗争的问题，决定杨贤江、侯绍裘、董亦湘等分头与各校学生联系，组织学生进行宣传活动，支援工人的罢工斗争。第二天，他们就发动了上海大学等校的部分学生，与小沙渡工人一起组成宣传队，奔走各个学校、工厂，揭露日本资本家无理开除工人和压迫工人的罪行，动员广大学生和工人积极参加罢工斗争。

五月三十日，在党的组织领导下，三千多学生和工人走上南京路进行反帝宣传和游行，遭到了英、日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造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于是，上海工人、学生、商人组织了各阶级的统一战线。商务印书馆的职工，也在杨贤江与沈雁冰、陈云等人领导下，积极参加了这一反帝爱国斗争。

在工人阶级英勇斗争的影响下，由上海大学的教师发起，联合其他学校的教师，组织全市教职员联合会，并加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直接参加全市的爱国反帝运动。六月二日，各校教职员代表召开筹备会议。但是，在组织过程中，由于江苏省教育会的幕后支持，使潘公展、张东荪、张君励、曹慕管等右派把持了领导权。因此，上海教职员联合会一开始就变成了一个违背革命教职员意愿的组织。他们排斥和限制上海大学等校革命教职员发挥作用，并改变了联合会反帝斗争的性质，引起了广大教职员的不满。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决定重新建立革命的教职员组织，积极参加和支持五卅爱国反帝运动。根据党的指示，由杨贤江、沈雁冰、侯绍裘、董亦湘等共产党员，联合革命的左派教职员三十余人，发起组织上海教职员救国同志会，并于六月四日在立达中学召开各校教职员代表会议，讨论救国同志会宣言以及与学生各界共同救国等问题。各校代表讨论热烈，气氛高昂，一致通过了支持五卅运动，“要和学生及各界一致起来救国”为内容的宣言。

针对教职员联合会公开站在爱国反帝运动的潮流之外，指手划脚地进行阻挠和破坏的行径。六月十四日，教职员救国同志会发表宣言，对他们作了痛斥。宣言批判了教育界的“学阀、名流”们所谓 “在学言学，教育救国” 的谬论，明确提出： “救国应先于教育，而目前之教育，应即为救国运动的一种。”主张，“一，教育者应以国民资格加入救国运动; 二，以教育者资格领导学生为救国运动;三，反对北京政府取缔学生为政治运动之命令; 四，永远不得借口在学言学，以遏止学生之救国运动”;并以此“使救国的教育成为全国教育界之风气，以挽国家之危机，从而奠定根本的教育之基础。”①

为了配合上海各界人民罢工、罢市、罢课斗争，教职员爱国同志会的杨贤江、沈雁冰、董亦湘、丁晓先等，连日来应各界群众的邀请，不顾疲劳地到工厂、商店、学校中进行宣传，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和宣扬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精神，鼓舞人民群众反帝斗争的热情，扩大五卅运动的影响。从六月十日开始，杨贤江在中华职业学校等单位，先后作了《五卅运动与民众革命》、《民众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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