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杨之华人物传,杨之华生平事迹,杨之华评价

Posted 2022-05-04 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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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杨之华人物传,杨之华生平事迹,杨之华评价

杨之华

(一)

我国妇女运动的先驱，杰出的妇女工作领导人之一杨之华，浙江肖山县人，1900年出生于一个趋于衰落的地主家庭，小名小华、杏花，别名文君、文尹、杜宁。少年时代随哥哥在家塾读书。1919年，她冲破封建藩篱，前往杭州入浙江女子师范学校求学，在五四运动中受到了革命风暴的洗礼。

1920年，杨之华由父亲作主与自小订亲的沈玄庐之子沈剑龙结婚。由于她与沈剑龙缺乏共同的思想基础，婚后，两人之间的分歧逐渐加深。这时，上海《星期评论》杂志要组织一批青年去苏俄学习。正在家乡寻找出路的杨之华闻讯前往上海。后因去苏未成，便留在星期评论社工作。1921年春，星期评论社被封闭，杨之华回到肖山家乡参与宣中华等人创办的农村学校，讲解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减租减息等课程。年底，杨之华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这时，她和沈剑龙之间的裂痕愈见扩大，决心摆脱家庭的束缚。

1923年，她听说上海有一所上海大学，是共产党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便决定再次赴沪，投考上海大学。

上海大学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情况下，由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联合创办的。校长于右任，实际负责人是邓中夏和瞿秋白，瞿秋白兼任社会学系主任。由于校内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不断增长，上海大学成了中共培养锻炼革命青年的大熔炉。1923年夏，杨之华考进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这个系的学生很多，占了全校学生的一半，而且大部分家境贫寒，政治上倾向革命。在这里，杨之华遇到了许多良师益友，其中不少是共产党员，如瞿秋白、邓中夏、张太雷、恽代英、肖楚女等。他们讲的课使杨之华受益很多，对她影响最大的是系主任瞿秋白。

杨之华和瞿秋白初次见面是在1924年1月、杨之华来到上海大学学习将近一年的时候。那一学期，她听了瞿秋白讲的《社会科学概论》和《社会哲学》两门课。瞿秋白讲课时，常常引用丰富的古今中外的故事和实例，精辟地分析问题，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当时的革命斗争结合起来。例如他对国家主义派的剖析和揭露，使学员们认清了国家主义派的丑恶面目，有了与它作斗争的思想武器。最初，杨之华对瞿秋白的印象是沉静、严肃，平时不大讲话，似乎不大容易接近。但是通过工作上的接触，这个印象逐渐改变了。

当时，杨之华除了在学校里紧张学习之外，还担任中国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妇女部的工作，经常和向警予在一起。有一次，苏联顾问鲍罗廷夫妇要了解一些上海妇女运动的情况。向警予不在上海，这个任务便落到了杨之华的肩上。杨之华初次承担这样的任务，尽管她对上海的妇女工作情况很熟悉，但仍然有些忐忑不安。按照约定的日子杨之华来到鲍罗廷的住所时，意外地发现瞿秋白也在场。原来，他是被请来为她当翻译的。瞿秋白把鲍罗廷夫妇提出的问题译给杨之华听时，指点她“先把这些问题记下来，想一想再慢慢说。”瞿秋白的帮助和鼓励，使杨之华平静下来了。通过瞿秋白的沟通，杨之华向鲍罗廷夫妇介绍了上海妇女运动的状况，也了解了苏联妇女的生活状况。此后，又通过工作中的接触，杨之华感到瞿秋白很真诚、很愿意帮助别人，对同志谦虚而热情。瞿秋白确实给杨之华以很大的帮助，无论是学习上，还是政治上。他曾对杨之华说：“你能从封建家庭跑出来是有勇气的，但是革命是长期的，你一定会遇到更多的困难，要经得住种种考验。”杨之华在上海大学这座革命的大熔炉里，经过党组织和瞿秋白、向警予等的帮助教育，又经过了实际的锻炼，终于向学校中共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24年春，经向警予介绍，中共上海大学支部大会通过了接收杨之华入党的决定。

1924年11月，杨之华和沈剑龙离婚。

在长期的共同战斗中，杨之华和瞿秋白结成了终生伴侣。

(二)

1924年6月和9月，杨之华和上海大学的一些同学一起，先后发动了纱厂和卷烟厂的女工进行罢工斗争，以反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11月，为了伸张女权，促成国民革命，杨之华和向警予、张琴秋等一起筹建了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当孙中山为召开国民会议北上途经上海时，杨之华还代表女界在上海各界举行的欢迎会上致词欢迎。

这年冬天，杨之华深入到女工众多的工厂里去，几乎走遍了杨树浦的老怡和纱厂、东方纱厂、大康纱厂和班达蛋厂，以及引翔港的公大、同兴、厚生纱厂，浦东的日华纱厂、英美烟厂，虹镇的协成丝厂等，和女工姐妹们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1925年3、4月间，杨之华到浦东英美纱厂发动群众。她耐心地找工人谈心，启发她们的觉悟，又通过这些女工联系其他工人。日商日外纱厂工人顾正红被日本人枪杀后，杨之华发动上海大学和上海美专、务本女中、坤范女中、敬业中学等校同学上街募捐，抚恤顾正红烈士的家属，援助生活困难的罢工工人。

五卅罢工期间，中共在工人集中的地区浦东陆家宅开办了民众夜校，学生大多是英美烟厂、日华纱厂和祥生铁厂的青年工人。杨之华常常以通俗的语言和生动的事例向女工们讲课，还教女工们唱国际歌，讲解国际歌的歌词，同时发展了一些有觉悟的品质优秀的积极分子加入共产党和共青团。她还写了《上海反段大会的感想》、《广州国民政府肃清东江反革命军的意义》等文章，号召 “平民的男女同胞们联合起来，向着旧社会制度奋斗”①; “洗雪五卅以来的耻辱，要求中国民族的解放，要求中国妇女的解放”。②1927年春，在国民革命军胜利北伐的形势下，上海工人阶级先后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这时，杨之华和瞿秋白住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五丰里5号，中共江浙区委委员侯绍裘也住在这里。共青团中央书记任弼时、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时常到杨之华家中商量工作。1927年2月，为了配合北伐军的进攻，上海工人进行了二次武装起义。2月19日，上海15万工人罢工。杨之华参加了在上海勤业女子师范学校里举行了全市积极分子会议会后，曾及时向中共中央机关报告紧急情况。但，这次起义在军阀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

3月中旬，瞿秋白调武汉工作，杨之华留在上海。3月21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杨之华在上海总工会党组的领导下，着手组织丝厂工会，然后成立基层工会。到4月12日的十余天中，总共成立了60余个基层工会组织。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当晚，中共中央来电要杨之华去武汉。13日，杨之华在参加了上午举行的上海工人群众反击蒋介石叛变的抗议示威大会和游行后，乘江轮离开上海去武汉。4月27日，杨之华参加了在武汉召开的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后，她留在武汉参加中共中央妇委的工作。

(三)

1928年4月，瞿秋白去莫斯科筹备召开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不久，杨之华和女儿独伊也前往莫斯科。在莫斯科，杨之华出席了中共六大，并参加了大会妇女委员会、农民土地委员会的工作。六大以后，她又和瞿秋白一起出席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会后，瞿秋白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主要负责人留在苏联。因经过两个大会的紧张工作，瞿秋白的身体极度虚弱，杨之华不得不将独伊寄放到一家孤儿院去，以照顾瞿秋白的生活，同时继续学习。

当时，莫斯科中山大学举办了一个特别班，吸收一些老同志参加学习，其中有吴玉章、林伯渠、何叔衡、徐特立、方维夏、江浩、夏曦、董必武、叶剑英，赵世芝、李文宜、杨子烈等。这些同志的年龄都比较大，其他班的学员戏称他们为“老头子班”。杨之华也参加了这个班。当时，她才20多岁，性格开朗活泼，为这个班增添了不少生气。她学习刻苦，俄文进步很快。班内讨论问题时，她的发言观点鲜明，言之有物，深得同志们的赞赏。

在紧张的学习生活之余，杨之华还得照料瞿秋白的生活。那时，莫斯科的物资很缺，很难买到比较好的食物，有时，一连几个月只能吃到一些鱼类，杨之华总是设法调剂一些副食品，让瞿秋白吃得好些。当瞿秋白工作时间过长时，她就在一边说些诙谐风趣的话，使他能从紧张的工作中松弛一下。独伊后来进了远离莫斯科的伊凡城里一所幼儿园。每当周末，他俩便去看望女儿。这一天，瞿秋白能和孩子痛快尽情玩乐，忘却了工作的紧张和劳累，杨之华总是带着十分满意的心情，陪伴着丈夫和女儿。

在“中大”特别班，杨之华担任中共小组组长。因为她和小组的同志一起与王明进行斗争，遭到了王明的打击，受到了严重处分。学习结束，杨之华主动要求到莫斯科灯炮厂做半年工，以了解苏联女工的劳动和生活情况。

1929年8月，杨之华出席了太平洋职工大会，并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太平洋劳动妇女运动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的报告。她在报告中讲了太平洋劳动妇女在经济斗争和反帝国主义斗争中的作用及赤色工会今后对于太平洋劳动妇女的任务等问题，受到与会者的重视。

1930年，杨之华随瞿秋白回国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妇委负责人，并参加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的工作。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等人实际上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瞿秋白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被撤销，同时撤销了杨之华的中央妇女负责人的职务。杨之华为此感到愤慨。瞿秋白耐心地劝说她，鼓励她在受到挫折的时候要经得住考验。于是，杨之华随着瞿秋白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从事左翼文化工作。开始，她感到不习惯，慢慢地稳定了情绪，在瞿秋白的指导下，读书、写作、学习俄文，翻译苏联文学作品。

这时的上海，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国民党特务的跟踪，中共党内叛徒的告密，使杨之华一家的生活很不安定，不得不时常转移，姓名也经常更换。有一次，茅盾夫妇得知瞿秋白和杨之华住在大西路西宜里时，便前往探望。杨之华热情地接待他们。正当瞿秋白和茅盾谈论《子夜》的创作问题时，忽然收到一封信，信中称： “你们的母亲病得很厉害，快回去看看吧!”原来这是一个暗号，告诉他们党的机关已被破坏，这里危险，要他们立即转移。茅盾夫妇当即邀请杨之华和瞿秋白到他们家暂避。不久，由冯雪峰在南市紫霞路68号谢旦如家为他们找到了住房，隐居了下来，谢旦如比瞿秋白小5岁，既是商人，又是文人，思想进步，为人正直，虽不是共产党员，却负担了中共交给他的重要秘密工作，这次又承担了掩护瞿秋白、杨之华夫妇的任务。杨之华搬进谢家时，除了谢旦如，谁也不知道他俩的真实姓名和身分。两家住在一起，平时称杨之华和瞿秋白为林家嫂子和林先生。杨之华在谢家待人亲切，说话得体，办事利索，很快得到谢家老少的信赖。谢旦如的母亲去世了，杨之华就像亲人一样帮助料理丧事。谢家来往的亲戚朋友对这位“林家嫂嫂”的印象都很好。这对杨之华、瞿秋白起了很好的掩护作用。

在频繁的转移过程中，鲁迅的帮助令人难忘。1932年夏，瞿秋白拜会了鲁迅，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尽管在此之前瞿秋白与鲁迅之间早有书信来往并互称同志。回家之后，瞿秋白对杨之华说，他与鲁迅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此后，两家的友谊日益深厚。杨之华的习作小说《豆腐阿姐》就得到鲁迅的评阅，并认真加以修改，使杨之华深受教益。杨之华译出的苏联文艺作品——绥拉菲摩维支的《一天的工作》和《岔道口》寄给鲁迅后，鲁迅很快便把它收进苏联短篇小说集《一天的工作》中去，由良友公司出版。鉴于杨之华当时生活颇为窘迫，鲁迅从自己刚收到的版税中抽出60元钱给杨之华，以补贴她一家的生活。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不啻雪中送炭，杨之华十分感激。

当时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鲁迅自己的安全也没有保障，但当瞿秋白和杨之华遇到危急时，鲁迅夫妇却保护了他们。

那是1932年11月下旬，杨之华得到了警报，说有一名叛徒正在盯她的梢。瞿秋白闻讯，立即转移到了鲁迅家。但杨之华未能同去，因为在确信甩掉了尾巴之前，为了鲁迅和瞿秋白的安全，她是无法直接到鲁迅家去的。她独自一人在外面转，直到第三天晚上，确信已经甩掉了跟踪者，才悄悄地来到鲁迅家。这一次，他们夫妇在鲁迅家住了20多天，12月23日深夜，才由陈云把他们接回紫霞路，但仅过了一个多月，又因为有情报说国民党特务要破坏中共在紫霞路的机关，所以杨之华和瞿秋白再一次到鲁迅家避难。

1933年2月17日，英国作家肖伯纳到上海。当天下午会见了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林语堂、杨杏佛等。肖伯纳在上海只停留了半天，而报刊的评论却很多，有捧的，有骂的，有热烈欢迎的，也有冷嘲热讽的。鲁迅和瞿秋白决定把这些评论收辑成册——这就是《肖伯纳在上海》。这本小册子所需要的材料就是由许广平从大、小书摊上搜罗当天的报纸，回来后与杨之华一起剪贴，最后由鲁迅、瞿秋白编辑，于2月间交野草书屋出版的。

鲁迅对杨之华和瞿秋白因形势所迫频繁搬迁的事十分不安。他通过内山完造夫人的帮助，在东施高塔路东照里12号为杨之华、瞿秋白租到了一间亭子间。鲁迅亲自前往附近察看，确信那里比较安全之后，才让他们搬迁。小小的亭子间，经过杨之华亲手布署，一个温馨安定的家又建立起来了。为了打发经常来访的房东和邻居，杨之华让瞿秋白白天卧床休息，自己在门口不断为他熬药，弄得满屋药味。这出“戏”演得很像; 卧床的病人，药味的熏腾，使房东和其他房客却步了，终于扫除了干扰。瞿秋白在杨之华的悉心照料下，在这个小亭子间里，进行评论文艺和写作。具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里程碑意义的1.7万字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完成的。

瞿秋白在被迫离开政治岗位以后，不顾屈辱与病痛，凭着他对文艺的特殊爱好、深厚的造诣及杰出的才能，在文学园地上奋力耕耘，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写下了大量文艺理论和杂文，创作了新形式的诗歌和曲艺，翻译了大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苏俄作家的作品，成为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其中不能不看到杨之华的作用。她默默地为支持瞿秋白写作而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所以有人这样评论： “他是这个家庭的灵魂，而她犹如融融烛光，照亮并温暖了这个虽然贫困却充满了激情的小屋。”①

1933年底，中共临时中央来电要瞿秋白去中央苏区。瞿秋白一直向往、关心着苏区，当他接到中央通知时兴奋极了，说： “想去很久了。”杨之华见瞿秋白重病在身，很想同他一起前往，以便在物质条件极为困难的苏区能好好地照顾他。但这个合情合理的要求被拒绝了，理由是杨之华在上海的工作一时没有人接替。杨之华只得怀着不平静的心情为瞿秋白整理行装。她买了十本瞿秋白素来喜欢用的黑漆布面本子要他带上。瞿秋白把本子分成两半，对杨之华说： “这五本是你的，这五本是我的。我们离开以后不能通讯，就把要说的话写在上面，重见时交换着看。”②瞿秋白还给杨之华找好一叠书，对她说：“这是你要看的书，我给你整理好了。我还给你订了个半年的读书计划。”③ 瞿秋白还带着遗憾的口气对妻子说： “我爱读的这许多书不知能够保存到什么时候，希望你快来，如有可能，书也带来。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相见……”④杨之华感到丈夫在为她担心。为使瞿秋白宽心，她故作轻松地说：“不要紧，我们过去分离过六次，不都重见了吗?这次当然也会一样的。”⑤ 分离的时刻终于到了。1934年1月11日晚，杨之华看着瞿秋白穿着单薄的寒衣，负着病弱的身体，走了。那晚，正下着大雪，风雪中，瞿秋白的身影消失在大街的尽头……杨之华的心头涌起了千丝万缕的思绪，回首房中，情景依旧，可是人已去，楼已空。她看着瞿秋白为她订的读书计划，暗暗地下了决心，提高自己，充实自己;也暗暗祝祷他能平安到达苏区。半个月后，杨之华接到了瞿秋白托人带来的纸条： “我将到我们的老家，很快会看见亲兄弟，那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天堂。快来! ”杨之华看到纸条，好像见到了瞿秋白，庆幸他即将脱离险境，踏上红色的土地。她也多么盼望能早日到中央苏区去，但是由于上海党组织继续不断地被破坏，去苏区的交通又断绝了，终于没有去成。但她万没有想到，这次分离竟成了他俩的诀别。

1935年，在白区工作的同志仍处于国民党反革命派残酷迫害之下，中共组织不断遭到破坏。杨之华为了掩护自己的身分，也是为了生活，便在2月间考入英商班达蛋厂做工。这年春天，在断绝了很长时间的音讯后，杨之华忽然得到通知，鲁迅叫她去拿一封紧要的信。杨之华托人取来一看，才知道是瞿秋白化名林祺祥从狱中写给鲁迅的信。写这封信时，瞿秋白的身分尚未暴露。杨之华得讯之后，内心焦虑不安。鲁迅先托人给杨之华送去一些钱，要她设法寄给瞿秋白在狱中使用，同时多方设法营救。鲁迅先拿出一笔钱，筹办一个印刷所，好作为“铺保”去保释瞿秋白，但未成功; 又打算与陈望道等发起公开营救，也未能实现。他又通过蔡元培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力争保留瞿秋白的生命，也未能成功①。鲁迅以其丰富的斗争经验，深知瞿秋白的前途凶多吉少，所以一面设法营救，一面托人带信给杨之华，要她多加保重，并要有最坏的精神准备。杨之华知道后表示： “自得知秋白被捕的消息起，就有这种估计……我已作了最坏精神准备。秋白同志这次纵然不幸而牺牲，在我个人来说，失去了亲人，是很痛苦的，对党对中国革命也是一大损失，我们只有踏着先烈的血迹，担负着先烈未竟的事业前进。”①这就是杨之华在即将失去亲人时对党的誓言。几天以后，报纸上登载了瞿秋白被捕的消息，国民党当局知道了 “林祺祥”就是他们重金悬赏缉拿的“共党首领”瞿秋白。这样，一切营救计划都成了泡影。6月，瞿秋白终于被害。当噩耗传来时，杨之华的老母亲特地从家乡赶来，想说服杨之华回到家乡去。杨之华强忍着心中的悲痛，向母亲表示今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为她难过。她要以自己的行动，继续完成秋白未竟的事业。

1935年7月，瞿秋白就义不久，杨之华受中共组织的委派，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后，杨之华担任了国际红色救济会的中国代表，留在莫斯科。此时，女儿独伊也在苏联。杨之华在莫斯科工作一段时间后，便把独伊从国际儿童院接出同住。女儿的欢声笑语，使她得到了一些安慰。

1940年初，周恩来去苏联治疗臂伤。回国前，杨之华特地去周恩来寓所探望他和邓颖超，向他表示了回国工作的愿望。周恩来理解她的心情，亲切地对她说： “华姐，不要太难过，不要太思念秋白了，这对你的身体不好。应该保重你自己的身体。你把病养好，就可以回国工作了。”②周恩来的关怀，给了杨之华极大的安慰和鼓励。

(四)

1941年，德苏战争爆发。共产国际通知一些中国同志回国，其中就有杨之华母女。久已盼望回国的杨之华，得此通知后，心情很不平静。她准备回国参加抗日战争，谁知道等待她的却是另一场严峻的考验。

杨之华和女儿独伊从苏联经陆路回国，到了迪化 (今乌鲁木齐市) ，却因去延安的交通断绝，只得暂住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招待所，并改名为杜宁。当时，新疆的形势日益恶化。军阀盛世才破坏统战协议。在1942年9月将在新疆帮助工作的八路军、中共方面的人员，住招待所的休养员，过路的革命同志及家属、孩子等150余人全部拘禁起来，以后又分批投入监狱。杨之华和其他一些难友，被关进了第四监狱。监狱里条件极差，杨之华又体弱多病，但她始终充满乐观主义精神，从政治上和生活上帮助其他难友，还和女牢的同志筹集一些食品慰问男牢绝食的同志，鼓舞他们的斗志。她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根据白区工作的经验，常常给狱中中共支部出主意，运用各种方式同敌人作斗争。当敌人严刑拷打狱中难友的时候，她就和大家一起唱起了《囚徒歌》：

砍头枪毙，告老还乡，

严刑拷打，便饭家常。

囚徒，新的囚徒，

坚定信念，坚守立场。

掷我们的头颅，

奠筑自由的金字塔，

洒我们的鲜血，染成红旗，

万载飘扬!

悲壮的歌声，表达了杨之华等共产党人对革命的信念和不怕死的英雄气概。

在四年的监狱生活中，杨之华经受了敌人残酷迫害的考验，挺过了肺结核和淋巴结核病痛的折磨，还坚持自学，坚持工作，翻译了俄文大字典中关于文法的部分，供难友们学习使用; 翻译了政治经济学和西方近代史等资料。杨之华不愧为坚强的共产党员!

(五)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通过国共两党重庆谈判和《双十协定》的签订，中国共产党一再提出要求释放政治犯，周恩来又亲自与张治中谈判，终于使杨之华和在新疆监狱里的全体同志于1946年获得自由，安全地回到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

延安2万多干部和群众夹道欢迎这些党的好儿女。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都来探望他们。杨之华还应邀到毛泽东家吃饭谈话。当时，周恩来不在延安，他给杨之华留下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中说： “望你天寒保重，深入农村在群众中求温暖，求快乐，那将是你最大的安慰。”她深深领会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她的关怀，也体会到老同志体贴入微的情谊。到延安后，她担任了中共中央妇委委员、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妇委书记。不久，她就到晋西北、晋冀鲁豫农村参加土地改革。这时，她已经年近半百了。

1948年秋，杨之华的肺病复发，但依然带病坚持工作;同年冬，实在支持不住，才住进了医院。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不久，杨之华迁入北平。

1949年3月，杨之华参加了在北平召开的全国妇女代表大会; 9月，又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杨之华历任全国妇联中共党组成员、国际部部长、副主席，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共党组成员、女工部部长等职。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6、7月间，杨之华带领工作组到上海国棉十七厂蹲点。她十分关心群众，和女工同吃同住，鼓励女工们要使自己成为有文化、有技术、有觉悟的工人，能参与领导和管理国家事务。她做了许多耐心细致的工作，顺利地整顿了该厂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杨之华在担任全总女工部部长期间，又领导女工部具体指导基层厂工会的家属工作，组织家属委员会，以解除女工的后顾之忧，使她们安心生产。

1954年9月，杨之华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956年的三八妇女节，杨之华作为中国妇女界的领导人，发表了《不能忘记的日子》一文，向全国妇女介绍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女领袖、三八国际妇女节的发起人蔡特金; 介绍了五四运动以后蓬勃开展起来的、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紧紧联系起来的中国妇女运动的情况。

1956年6月，杨之华率领中国女工代表团出席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的第一次世界女工大会。这是在世界工人组织长期分裂之后第一次召开的各种不同工会组织的女工大会，也是一次世界工人阶级大团结的大会。杨之华代表中国的女工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

1961年，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杨之华当选为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候补常务委员。她刚正不阿，实事求是，兢兢业业，公而忘私，工作搞得十分出色。1963年，她又兼任第一轻工业部监察组组长。此时，正逢1963年5月1日我国远洋货轮“跃进号”首航日本，在途中发生事故沉没海底。经过调查，弄清了沉没的原因是触礁。中央监察委员会派出以杨之华为组长的工作组，实事求是地处理了这一事件。

杨之华在担任监察工作期间，对所遇到的冤假错案，总是尽力核实案情，为受冤者平反。1965年，她亲自率领工作队到杭州华丰造纸厂蹲点，深入车间，参加工人的座谈会，倾听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该厂有几名干部被划为右派分子，找杨之华申诉，杨之华认真听取了他们的诉说，还找他们个别谈话。经过仔细调查，杨之华认为这是错案。但当时她不能作主为这些干部平反。她对他们说： “情况是复杂的，要耐心等待，问题最后终会得到解决的。”

(六)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杨之华在杭州华丰造纸厂的工作尚未结束，就奉命回到北京。此刻，等待她的是难以想象的厄运。康生怕杨之华揭露他的底细，处心积虑要置杨之华于死地，于是直接指挥了对杨之华的迫害。先是蒙骗、指使了北京政法学院的青年学生召开了 “声讨”瞿秋白的大会，在会上侮辱、殴打杨之华，继而给她加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并让她无休无止地写那些永远也不能使康生这类人满意的“检查”，原因只是因为杨之华收集了瞿秋白的一些历史资料，发表过一些纪念瞿秋白的史料性文章，如《一个共产党人——瞿秋白》等。

1966年底，康生等人又诬陷杨之华是“苏修特务”，把她在新疆被无理拘禁，在狱中与盛世才的斗争说成是“背叛”，将她和其他100多位同时遭难的同志打成“新疆监狱叛徒集团”。1967年5月12日，瞿秋白的墓被砸了。这一年，杨之华先是被“隔离审查”，继又被逮捕“监护”，受尽了难以忍受的折磨。杨之华本着一个共产党员对党负责的态度，曾上书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但都石沉大海，杳无音讯。此后，杨之华便与亲人们断绝了联系，亲人们不知道她被关押在哪里。

过了六年，1973年1月，杨之华的外甥女吴幼英和外孙女李晓云向周恩来写信，打听杨之华的下落，才获准去监狱探望。这时，杨之华已患骨癌被转到了北京郊区的一所医院。当吴幼英和李晓云前往医院，见到被折磨得不成样子的杨之华时，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杨之华语重心长地说： “毛毛 (幼英小名) ，我们家的人是不喜欢流泪的。”

杨之华的病得不到应有的治疗，日趋恶化。她多次要求出外就医或让妹妹杨之英来护理，但都未获准。直到她病危之际，才被匆匆转到北大医院，并宣布“解除监护”，换去了在监狱中的囚号，重新用了自己的名字。但这时已是1973年10月17日了。临终前三天，杨之英前去探视时，她只能轻轻地说： “之英，你来了很好，不要再难受了。”她勉励亲属们不要忘了国家的事业，不要忘了维护党的利益，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崇高的情操。

1973年10月19日上午，杨之华的病又一次出现了险情。经过输血，她才能强打起精神，严肃地对在场的“专案组”人员说： “我的问题，相信党一定会替我解决的。”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杨之华又对在场的亲友回忆起了当年和鲁迅在一起的情景。在那种情势下，杨之华是不可能直接表达自己对瞿秋白的怀念的，而只能在视瞿秋白为知己的鲁迅身上来寄托她对瞿秋白的无限深情。

1973年10月20日凌晨3时，杨之华，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含冤去世，终年73岁。

①杨之华: 《上海反段大会的感想》,《中国妇女》1925年12月第2期。

②杨之华: 《广州国民政府肃清东江反革命军的意义》,《中国妇女》 1925年创刊号。

①陈铁健: 《瞿秋白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5月版第869页。

②杨之华: 《回忆秋白》,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149页。

③④⑤杨之华: 《回忆秋白》第149页。

①陈铁健:《瞿秋白传》第473页。

①杜延庆: 《永远怀念杨之华同志》,《回忆杨之华》第86页。

②瞿独伊: 《怀念妈妈》,《中国妇女》198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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