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李四光生平故事简介,李四光历史评价,李四光怎么死的？

Posted 2022-05-03 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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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李四光生平故事简介,李四光历史评价,李四光怎么死的？

李四光··少年立志报效祖国

1889年10月26日（清光绪十五年己丑十月初三），李四光诞生于湖北省黄冈县回龙镇下张家湾村。祖父是蒙古族人，名库里，娶汉族妇女为妻，生一子，改姓李，取名卓侯，字康爵。库里精通汉文，在村里以教私塾为生，有薄地三亩和五柱三间、土墙覆瓦的住房一栋。这是他家的全部财产。

李卓侯从小随库里念书，曾考中秀才。后来继承父业在乡里也成为一位私塾教师。卓侯的前妻生一子，名伯涵，续弦龚氏生三男二女：三男名仲揆、和叔、季寿；二女名希白、希贤。仲揆后改名四光。

卓侯为人忠厚耿直，夫妻顶着老小三代九口人生活，日子过得很艰苦。因缺乏劳力，三亩地也只有央求别人搭伙耕种；私塾收入很少。一遇荒年，便有断炊之虞。平日还靠龚氏纺线绩麻，赚点零钱，补助家用。仲揆常跟伯涵一起帮助家里打柴、舂米、推磨、扫地、提水，从小就养成了勤劳刻苦的生活习惯。他心灵手巧，逢年过节还自制一些玩具，扎风筝、造小船、糊灯笼，照看弟妹。他的大妹希白，活到100多岁，对他二哥童年时的活动，仍津津乐道，记忆犹新。

仲揆三四岁时，常听祖父讲洪秀全的太平军六进六出黄冈城的故事。黄冈，古称黄州。它北倚大别山，雄踞长江北岸，与鄂城隔江相望，是武汉东面长江上的一个重要门户。仲揆5岁就跟着一位叫陈二爹的老先生启蒙念书。这年是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次年2月中国海军战败，全军覆没，4月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割让了台湾和澎湖列岛给日本，中国蒙受了奇耻大辱。这在李仲揆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一道印痕。他又听到父亲说，甲午中国海军战败，因为中国的船舰不如日本；他还常见到长江上来往的轮船，多挂着外国的旗帜，就暗下了一个决心，长大了一定要学会造船，为中国争口气。

李卓侯受当时“民主共和”思想的影响，和黄冈的吴贡三、殷子衡等有交往。曾替吴贡三修改过一份反清小册子《孔孟心肝》。1906年，萍浏醴起义失败后，吴、殷被捕，卓侯逃脱，潜藏南京一年多。待风声平息后，才回乡继续任教，直到1923年去世。李四光对自己的父母很孝顺，父母生前的言传身教，对他的影响很深。他在后来给妹夫贺有年的信中曾说道：“每忆及先父母在世情况，辄僵坐不欲出一言。人惊而问之，则支吾其词以告，实有所不忍言者矣^[1]。”“不忍言”三字正是他对父母思念感情最深厚的表达。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湖北省武昌开办新学堂的消息，传到了黄冈县，13岁的李仲揆，只在家乡念了几年私塾，却有强烈的求知欲和报效祖国的愿望，要求到省城上新学堂，得到了父母的支持，父亲为他筹借路费，母亲为他赶做棉袍。就在这年冬天，他挑起了行囊，拜别了双亲，经团风镇坐船到了武昌城。新学堂的报名处，设在水陆街守备衙门内的湖北省学务处，李仲揆初次进大城市的衙门，心里不免有些紧张，在填写报名单时，误将年龄“十四”填进了姓名栏内，他不愿花钱再买一张报名单，只好把“十”字加几笔改成“李”字成了“李四”，但李四也不像个正经名字呀! 正在为难之时，忽然抬头见到中堂上挂着的一块横匾，匾上有“光被四表”四个大字。李仲揆灵机一动，在“李四”后面加上了一个“光”字，四面光明嘛! 从此李仲揆又名李四光了。后来“李四光”越叫越响，知道李仲揆的人倒不多了。

当时，武昌共设有东、西、南、北、中五路高等小学堂，经过考试，李四光被录取进了西路高等小学堂，又称第二高等小学堂。这个学堂开设的课程，不仅有修身、读经，还有算术、历史、地理、格致、绘图、体操等。入校后，李四光如饥似渴地吸取着各种知识，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1904年7月，李四光被破格提前选派去日本留学。到了东京，他遵照留学生监督的指定，进了弘文学院普通科先学日语。在这里他结识了宋教仁、马君武等人，受他们的影响，李四光民主革命的思想进一步增强。1905年7月，孙中山到达东京，筹组同盟会。李四光和宋教仁、马君武一起到东京赤坂区会见孙中山、黄兴等人。经过讨论，一致同意，决定成立一个新的革命组织，定名为“中国同盟会”。由孙中山领导宣誓之后，就成为同盟会创建会员。李四光当年16岁，是这一批会员中最年轻的一员。孙中山曾赠他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给以勉励，寄予厚望。

同年8月20日下午，李四光又参加了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本金弥子爵的宅邸召开的成立大会，到会100余人。听了孙中山的演说，通过了同盟会《章程》，宣布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选举孙中山为总理，并定东京为同盟会总部所在地。自此，李四光投身于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恢复中华的革命活动；同时，更加积极地刻苦学习。

1907年7月，李四光在弘文学院毕业后，考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舶用机关科，学习造船机械。为了实现他自幼立志为祖国造船的心愿，学习上特别努力。

李四光进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后的第一个暑假，曾回国探亲。他的家已由下张家湾村迁到香炉山村，父亲母亲还健在，祖母已去世。当时他看到家里饮用的水源不清洁，曾用很大的力气挖了一口井，可惜没有打出水来。

1910年7月，李四光从大阪高等工业学校毕业后，结束了在日本长达七年的留学生活，回到湖北。当时清政府规定：“凡毕业各留学生，均须勒令来京考试，否则永远停其差遣。”^[1] 李四光回来后，以时间过于仓促为由，当年没有去京应考，先派到了武昌昙华林湖北中等工业学堂任教，担任过日语翻译和工场负责人。在这里，李四光认识了学生中共进会的代表黄冈人陈磊^[2]。李四光通过陈磊的往返奔走和联系，为促进共进会和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的联合做了大量工作。

1911年9月，李四光赴京参加辛亥第六次游学毕业生廷试。10月4日，公布黄榜，李四光考试成绩达80分以上，列为最优等生，授“工科进士”^[3]。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李四光和同学高仲和立即收拾行装南下。抵武昌后，被湖北军政府委任为理财部参议，和董用威（即董必武）共事。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正式改国号为“中华民国”。不久，李四光被孙中山委任为南京临时政府特派汉口建筑筹备员。

民国建立，同盟会由秘密到公开，湖北省同盟会重新组织了支部，石瑛被选为支部长，李四光为书记。

1912年2月7日，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召集各部处军政要员，宣布同时组织实业、教育两部，并投票公选部长。投票结果，李四光被选为实业部部长^[4]。李四光立即投入实业部的准备工作，2月16日，实业部即在武昌三道街旧盐通署开始办公。实业部的职责是掌管全省农林工商矿及一切实业行政事务。湖北的实业当时在国内还比较发达，但金融、交通等重要部门却被英、日、德、美等帝国主义所控制；同时，又因战事影响，一些实业单位遭受严重破坏，特别是汉口被清兵焚掠，损失尤为惨重。3月5日，根据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指示，实业部改为实业司^[1]，李四光任司长。当时，他23岁。

李四光首先派员接管前清劝业道所属各实业单位，凡被军队占驻的地方，限期腾出；对贪赃枉法的人严惩不贷；同时，号召各类工厂，开工生产，恢复汉口商业市场；并同绅商就汉口商务、设立建筑筹备公司、保护营业权、水陆联运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筹划，努力实现孙中山提出的“务使首义之区，变为模范之市”^[2] 的期望。经过一段时间的整顿，在实业司各科下设立了十多个附属单位：农科有农事试验场、茶叶讲习所、蚕业讲习所、女子蚕业讲习所；林科有全省模范林事试验场；工科有全省模范大工厂、制革厂、红砖第一厂、湖北造砖厂；商科有两湖劝业场、商品陈列馆；矿科有炭山湾煤矿官厂、陈家湾煤矿官厂、韩家山铜矿厂、硝磺总局、兴大矿务局等。湖北省的实业呈现一派生机。此时的李四光，经常往返于南京和武汉之间，工作十分繁忙。

此时，在中国政坛上出现了“南北议和”的一股浪潮，革命的领导层热衷于议和运动，孙中山为实现诺言，辞去了临时大总统职务，南京临时政府仅存三个月，就把政权拱手交给了盘踞北京的窃国大盗袁世凯。在李四光的心目中，革命领袖只有孙中山，孙中山一下台，民主共和国的命运如何？中国的前途如何？思想上感到惆怅和沉重。袁世凯上台之后，气氛就明显改变，黎元洪在湖北开始打击和排挤革命党人。在这种形势下，李四光感到发展实业、建设新湖北，已成为幻想。他眼看着革命首义之区的胜利果实，落到了黎元洪手中，革命力量被分化瓦解，内心非常郁闷，愤然辞去了实业司司长职务。考虑到自己年龄“还不太大，不如再读书十年，为革命准备一份力”^[3]。他向黎元洪提出了再到国外留学的要求。黎元洪当即答应，并很快得到北京政府的批准。

李四光被批准出国，尚未成行，1913年3月20日，突然发生了宋教仁在上海站被刺身亡的事件。李四光十分震惊，万万没有想到袁世凯竟下这样的毒手。从这个血的教训中，他进一步看清了袁世凯的反动面目。随后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又遭到失败，李四光对革命形势，感到更为失望。谁能挽狂澜于既倒，看不清目标了。

7月下旬，李四光怀着沉重的心情，办理了出国手续，第二次离开了祖国，远涉重洋，到达英国伦敦，选择并报考了采矿方面较为著名的伯明翰大学。李四光原来还只想到要为祖国争气造船，现在进一步想到造船首先要有钢铁；要钢和铁就离不开采矿冶金技术。他决定先进伯明翰大学预科，学习采冶。一年后，他进一步了解到要采矿和冶炼更离不开地质科学，又再转到理科，从头开始专习地质学。

近代地质学，起源于西北欧。在近代科学技术的启蒙时代，英国的几位地质大师如赫顿^[1]、莱伊尔^[2] 等，都为近代地质学的奠基做了卓越的贡献。李四光深感到英国来学习地质，是一个难得的良机。他对卓有成就的地质先驱们，十分敬重，对地质学史很有兴趣，细心研读先驱们的论著。他认识到地质学不仅是一门揭露大自然奥秘的科学，也是认识和开发地下资源财富，造福人类的科学。他原有的数、理学科的基础比较扎实；经过艰苦的努力对英、德、法等国文字的掌握和运用，也日益熟练。他不仅对地质学方面知识的积累丰富起来，而且在学习方法上有了自己的思路。他认为：凡是前人的见解，都是该受到尊重的；在前人工作基础上的创新则更是难能可贵的。

李四光在英国学习期间，正遇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战时经济困难，物资缺乏，学生生活，尤为艰苦。李四光常利用假期下矿井，当临时矿工，赚点钱改善学习条件和弥补生活费用的不足，并帮助别人解除困难，坚持完成学业。

1918年5月，李四光完成了题为《中国之地质》的毕业论文。全文分地形、地质概况和经济地质三大部分。地质概况部分较长，地层资料占了较大篇幅。在论文的绪言中，他列举了20多位知名的地质学家的成就，其中有中国的丁文江和翁文灏。反映了他对前人的实际工作十分尊重。文中特别指出：“今天，我们要求新兴一代的‘黄帝’子孙，认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也许并非为时过晚。一方面要为纯科学的发展而尽力；另一方面，要用得来的知识，直接或间接地去解决有关工业的问题。就地质学而言，需要的是发挥我们的聪明才智，去倾听和研读自然界早已为我们准备好了的‘古树残叶的语声和古河道的瘗文’。”^[1]6月，李四光通过论文答辩，取得自然科学硕士学位。毕业后，他一心要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意图施展他的学识才干，振兴祖国实业，改变祖国落后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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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四光··走上科学教育救国之路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9年1月，战胜国在巴黎召开了“和平会议”。李四光决定，在回国之前对欧洲地质，作一番考察。他登上了阿尔卑斯山，考察了瑰丽的现代冰川及地貌形态；他深入莱茵谷地，考察了有关矿山和构造；到德国柏林等处，察看了战后景况。他对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建起的苏联，也想去看看，打算走陆路经苏联回国。当时，国内新文化运动兴起，先进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高涨，追求民主和科学，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5月4日，终于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远在海外的李四光也时刻关心着国内形势的发展。

1920年2月，李四光应友人的邀请，在巴黎留法勤工俭学会作了一次学术报告，题目是《现代繁华与炭》^[2]。这是他离开伯明翰大学之后的第一篇学术报告。他提出：“学术问题，不能人云亦云，凡遇着新境象、新学说，要分析它，看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搞科学研究的，“心只管细，胆只管大。掌握逻辑思维，天经地义的学说，也不能吓倒我们，要知真正科学的精神，就是为真理而奋斗”。对于西方先进的学说，可以为我所用，但决不能受它束缚。在报告中，李四光列述了国内许多煤田的储量和开发情况，他认为中国能源储量极其丰富，除煤炭资源外，他还提到其他能源，如石油、潮汐力、原子裂变、太阳辐射、水力、风力以及蕴藏于地球中的热能。

经过丁文江的建议和傅斯年等人的联系与推荐，李四光终于接受了国立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的聘请。1920年夏，李四光和丁燮林、王世杰两位留英同学一道，从巴黎动身，经柏林、莫斯科，坐火车穿过辽阔的西伯利亚回到了北京。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对这几位新任的教授，表示诚挚的欢迎。李、丁、王三人，在东吉祥胡同，共同租了一所院子，合住下来。1921年1月，李四光到北大地质系讲课，正式开始了他的教授生涯。

李四光在北大还积极地参与了一系列重要的校务活动^[1]，协助蔡元培校长做了不少工作。1921年9、10月先后任预科、仪器、聘任三个委员会委员，以及地质学系仪器主任；1922年11月当选为校评议会评议员，12月起担任了大约一年的第二院庶务主任和校庶务委员会委员；1923年11月任财务、仪器、庶务三个委员会的委员；1924年10月再次当选为校评议会评议员，并任仪器委员会委员长及庶务委员会委员；1925年9月，作为北京大学的代表出席苏联科学院成立200周年庆祝大会；1931年到1936年任地质系主任、校务会议当然成员，并兼任图书、仪器两个委员会的委员。

李四光一边教课，一边开始了地质科研工作。1921年，他在太行山东麓和大同盆地，第一次发现了第四纪冰川作用的遗迹^[2]，从而为中国新生代研究，揭开了新的一页。他将这次发现的实际现象，写成《华北晚近冰川作用的遗迹》一文，发表在英国的《地质杂志》上，公开向国外作了报道。这年冬天，李四光参加了筹备中国地质学会的工作，1922年1月27日，中国地质学会正式成立，李四光被选为副会长^[3]。以后他常在地质学会年会上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5月26日，中国地质学会举行第三次全体会员大会，李四光又郑重地将发现第四纪冰川遗迹，以《中国第四纪冰川作用的证据》为题作了学术演讲。当时的农商部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G·Andersson）^[4]，听后表示不同意李四光的发现。在座群众反应也不热烈。李四光虽然坚信自己的发现是可靠的，但一时也拿不出更多的证据作进一步的论证和说明。这一重大问题不得不暂时搁置在心里。

李四光在野外实习考察中，收集到了煤系地层中许多古生物化石标本，其中尤以微体古生物化石科^[5] 样品居多。为了把含煤地层划分清楚，李四光抓住科化石作了精心的研究，他亲自动手磨制了大量的薄片，在显微镜下专心观察，细心比较，作出精确的鉴定。蜒的外壳形状很像纺锤，日本学者就将它称为“纺锤虫”。李四光感到它更像中国旧式纺织用的筵。从它的壳架构造特征考虑，命名为“筵蜗”，又怕人误为“筵状的蜗牛”，就在筵字边上加个“虫”字，写成了“”，算是创造了一个新字—— 。从古生物学上讲，是原生动物门伪足纲有孔虫目的一个科，为了径直称呼这类古生物，干脆就把“筵蜗”改称为“ 科”。从此，李四光取的这个科名词，就被我国古生物学家沿用。

李四光对大量的科化石进行鉴定，深感描述繁琐，记载庞杂，因此，他对鉴定方法，作了创造性的改进，创立了科鉴定的10条标准，这是一项举世公认的重要贡献。他将的主要特征，用若干曲线图表示，使之既有定性概念，又有定量概念，节省了繁琐的文字描述，也提高了鉴定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李四光运用10条标准，对中国北部的科化石作了系统的研究，定出新属20多个，并将含煤地层太原系，作了进一步的划分，上段称为山西系，属下二叠世；下段称为本溪系，属中石灰世。由于有丰富的科化石作证据，经过几年悉心研究，李四光的第一部科学专著《中国北方之科》一书完稿。1927年由中国地质调查所作为“古生物专著”正式出版。这本书传到了英国，李四光的母校伯明翰大学为此特授予李四光自然科学博士学位。

李四光在研究含煤地层时，发现中国北方石炭二叠纪地层，以陆相为主夹薄层海相地层，而南方则是海相地层占优势。由此，他提出海水进退在同一时期内不同纬度地区为什么存在着差异运动的问题。这与著名的奥地利地质学家苏士（E·Suess）^[1] 的海面运动具有全球性的论点是相抵触的。为此，李四光对古生代以后大陆上海水进退规程的探索，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得出的结论是：除有全球性海面升降外，海水还有由赤道向两极，又反过来由两极向赤道作方向性运动。至此，他又将地壳大陆局部运动与整体运动的方向性问题联系起来了。这促使他产生了一个初步的设想：海水具有南北方向性运动，是不是由于地球自转速度在漫长的地质年代中反复发生了时快时慢的变化？大陆运动，包括区域性的构造运动是不是也会受到地球自转速度变化的影响呢？在这样一些重大问题的启发下，结合他对地球表面山川地势沿革的考察，并吸收苏士、泰勒（F·B·Tagor）^[1]、魏格纳（A·L·Wegener）^[2]等学者的进步性理论的合理部分，同时指出他们各自的不足之处，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论点。1926年5月3日，在中国地质学会第四次年会上，李四光把自己的论点，以《地球表面形象变迁之主因》为题作了演讲，引起了到会学者的极大兴趣，在场听讲的一位美国地质学家维里士（B·Wiuis）^[3] 为之惊奇。同年《中国地质学会志》第5卷和《科学》第12卷12期，都全文发表了这篇演讲的英文本。李四光就这样以中国学者的身份，直接参加到国际著名地质学家关于地壳运动起源问题讨论的行列。李四光提出的“大陆车阀”^[4]作用的假说，是一个崭新的论点。这一论点批判了以垂直运动为主导的正统派观点，支持了以水平运动为主导的新观点。这一假说，是他后来创立地质力学在萌芽期的重要思想。1928年，在《中国地质学会志》第7卷上，他又发表了《古生代以后大陆上海水进退的规程》一文，是他关于地质力学在萌芽期的另一篇重要文章。

1921年，经北大化学系丁绪贤教授和丁教授的夫人陈淑女士的介绍，李四光结识了当时在女师大附中任教的许淑彬女士。许淑彬会弹钢琴，李四光的小提琴拉得也很好。两人结识后，常在一起参加募捐演出，相互之间产生了爱慕之情，1923年1月4日在北京举行了婚礼。这年10月，许淑彬生下一个女儿，取名熙芝^[5]。

20年代的北京，处于直奉军阀的统治下，政局动荡不定，战事时有发生，学校的经费困难，教师工资一拖数月不发。北大的教授们联络了北京各校的教师，组成了索薪团。1921年5月19日下午，李四光曾和李大钊、马寅初、何杰等一个组^[6]，参加了到军阀政府教育部索讨欠薪的活动。李四光对军阀混战的局面十分不满，学生罢课，教师罢教，时有发生，到底怎样才能改变这种局面，李四光一时找不到方向。当时他对共产党的革命主张，也不十分了解。1924年国共合作，孙中山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李四光产生了新的希望。孙中山于1925年在北京逝世后，他迫切希望还有好的领导者出来改变混乱局面，却又看不清什么样子的人，才能胜此重任；他希望中国的改革能得到某些国家的支持，却又认不清哪个国家才是真正的支持者。他的这种思想状况，在1927年大革命前后表现得尤为明显。

1927年冬，李四光应蔡元培的邀请，离开北京南下到了上海，参加筹建中央研究院的工作。中央研究院由蔡元培任院长，杨杏佛^[1] 任总干事。李四光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

地质研究所开始设在上海闸北宝通路；1928年7月迁霞飞路；1929年11月迁到沪西曹家渡小万柳堂；1932年1月28日淞沪之战爆发，曹家渡正处在战线附近，地质研究所只好再次搬家，几经洽商，才临时借用了中国科学社明复图书馆两间会议室。李四光回忆当年的情况，所址一迁再迁，真是困难重重。未隔多久，几个人又要扛着“地质研究所”的招牌，在上海马路上跑来路去。9月，地质研究所由上海迁南京，合并在成贤街中央研究院院部办公。经过这样凡年的折腾，直到1933年秋，坐落在南京鸡鸣寺路的办公楼建成，地质研究所才算有了正式的所址。

为了办好地质研究所，办成在学术上有权威性的机构，除了在图书、仪器等设备上争取多有投入外，在用人方面也力求精干。为了使地质研究所和此前早已成立的地质调查所有所分工，又相互配合，李四光很重视地质学的基础性研究工作，他明确提出，地质研究所工作，应特别注重讨论地质学上重要理论，解决地质学上之专门问题，而不以获得及鉴别资料为满足。他也重实地考察，认为野外调查是研究地质的基础，是研究地质的起步和归宿。到野外考察他很注意同其他地质机构的协作关系，要求避免或减少同一地区的重复调查和人力物力的浪费。

李四光对研究人员要求很严格，亲自检查和评价他们的工作，有成绩就给以鼓励，只要有机会就选送他们出国考察或深造。他认为研究中国地质要立足于中国本土，但也要认识到地质科学是一门世界科学，一个国家再大也只是个局部。李四光除吸收一批年青的、有专长的地质学者来所工作外，还聘请所外有贡献的地质学家为本所的兼任研究员，以保证多出成果，多出高质量的成果。

李四光在研究所的工作，在初创时期（1918—1937年），多在中国东南部地区进行考察。考察的内容大体上可分为三个方面：（1）地层古生物，着重古生代地层及其中所含的生物群，对科化石尤其注意。他制成显微薄片800余枚，据此研究结果，可将石炭纪及二叠纪地层划分出九个科化石层。他和学生陈旭一起，对中国南方科，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出版了不少新的著作。关于东南部奥陶纪、志留纪、下石炭纪、乌拉系、二叠纪地层之层次，有了较清晰的结果。（2）关于第四纪冰川研究，30年代初，李四光在长江中下游做了不少工作。从1931年开始，他几上庐山、黄山、九华山和天目山，并对庐山出现的第四纪冰川遗迹，进行了反复的观察和系统的研究。在长江沿岸一些地方如东流、戚家矶等处也发现了冰川堆积泥砾剖面^[1]。1933年11月12日晚，中国地质学会第十次年会结束之前，在北京西城兵马司9号地质调查所会场，李四光又以《扬子江流域之第四纪冰期》为题作了学术演讲。这可以说是旧事重提。11年前他曾在这里介绍过华北第四纪冰川遗迹，遭到了冷遇，如今他又端出了纬度更偏南的扬子江流域的第四纪冰川遗迹，这在学术上不能不说是向某些权威人士的再次提出挑战。1934年春，丁文江、翁文灏筹集了一笔钱，邀请几位外国学者到庐山考察，同李四光开现场讨论会。当时李四光虽然没有完全说服这几位外国学者，但是他自己对庐山冰期研究的信心，更加坚定了。他把庐山称为“困惑难解和耸人听闻学说的诞生场所”，是中国第四纪冰川的典型地区。^[2]1934年他发表了《关于研究长江下游冰川问题材料》一文，1937年完成了《冰期之庐山》一书的初稿，并排出了校样。由于抗日战争爆发，这本书直到1947年才正式出版发行。（3）构造地质学范围，继1928年发表《东亚一些典型构造型式及其对大陆运动问题意义》之后，1931年发表《中国东南部古生代后期之造山运动》，1932年发表《再论构造型式与地壳运动》，1935年发表《中国之构造格架》、《中国之构造轮廓及其动力学解释》等文章。

李四光的主要精力，虽然多用在地质科研上，但从1931年秋开始，他又兼任了北京大学地质系系主任和研究教授，直到1936年暑假还领着北大地质系四年级毕业生上庐山实习。与此同时，他还兼任了筹建武汉大学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长^[1]。1933年6月18日，发生了杨杏佛在上海亚尔培路被特务暗杀事件，当时他在庐山考察，当天接到蔡元培从上海发来的急电，李四光心中十分悲愤，当即赶往上海参加了19日蔡元培召开的各所所长会议，参加了20日的送殡仪式。

1934年至1936年，李四光应邀到英国的8所大学讲授《中国地质学》，讲稿整理出版成书后，在国内外影响很大，学术界给予很高的评价。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博士说：“最卓越的地质学家之一李四光，为我们提供了第一部内容丰富的地学著作。”^[2] 在书的英文版第222页，分析新华夏构造体系沉降带发育的特点时，曾指出在华北平原下部，有可能找到石油储藏。在书中还用了一章专门介绍中国第四纪冰川遗迹的材料。这次讲学结束后，他横渡大西洋到了美国，在美国从东到西作了一次地质考察，然后才回到国内。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四光率领地质研究人员，内迁广西桂林。在抗战八年的艰难岁月里，李四光在桂林度过了将近7个春秋。到桂林不久，李四光就被广西当局聘为广西建设委员会的研究员^[3]，曾为广西建设发表过一些重要意见。在这里李四光认识了当时的著名记者范长江。李四光对范长江的文学才华和组织能力，以及对抗日形势的分析，都极为欣赏。范长江给李四光介绍过陕北延安，军民团结，抗日自救的动人事迹；也介绍过西安事变时，见到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如何从民族利益出发，耐心宣传国共合作、一致对外的道理，促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自此，李四光对共产党和周恩来十分钦佩。

李四光在桂林还会见了早年同盟会的老朋友、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并为实现两人以前的共同心愿，李四光在桂林附近的良丰，创办了桂林科学实验馆。李四光和地质研究所的同仁一起，开展了广西的地质调查，填绘了广西地质图。40年代初期，李四光曾两次长途跋涉，调查南岭地质；在战时交通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考察了鄂西、川东、湘西、桂北等地的冰川遗迹。为了避开国民党特务有可能施加的迫害，他到良丰乡间驾桥岭居住了一段时间，生活条件很艰苦，但他在这里还是写出了不少学术论著，如《广西台地之轮廓》、《南岭何在》、《南岭东段地质力学之研究》等论文。

1944年，日寇侵犯我国西南，直逼桂林。地质研究所再度内迁，经贵阳到达了重庆小龙坎。由于长途奔波，李四光的健康转坏，曾一度病倒在沙坪坝。请名医张孝骞诊治，大夫建议他静养，不要抽烟。他很尊重大夫的意见，此后，再也没有抽过一支香烟。

1945年4、5月间，重庆大学和中央大学联合邀请李四光作学术讲演，讲演的题目是《地质力学之基础与方法》，连续讲演多次。这是李四光20多年来研究地质力学的第一次总结。讲稿经过整理，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同年夏，重庆天气特别炎热，李四光夫妇到北碚琴楼作短期休养。在休养中，李四光在北温泉公园附近侏罗纪砂岩中，发现了后来称为旋卷构造的现象，他要学生谷德振^[1] 在北碚附近做进一步细致的地质测量和研究工作。旋卷构造的提出，对于用地质力学观点去观察分析新的构造现象以及资源勘测都很重要。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战败投降，八年抗日战争终于胜利结束。但是，蒋介石又要挑起内战，重燃战争烽火。这时的李四光为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担忧不已。他先派赵金科到南京接管地质研究所的房屋，然后让全所工作人员陆续东下。1946年夏，李四光夫妇从四川回到了上海，预约了大夫先治病，他不愿意在蒋介石政府的中心南京居住，从上海又转到杭州休养。当时，李四光大有难觅安身之地的感觉。他曾派学生孙殿卿找中共代表团的董必武联系，想去陕北解放区，后经董老劝谕，才借去英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出国暂住。

1947年7月，中国地质学会推选李四光为中国出席在伦敦召开的第18届国际地质大会的代表。1948年2月李四光偕夫人一道，前往英国，8月出席了这次会议。李四光在会上宣读了学术论文《新华夏海的起源》。在这之前，他还接受了挪威奥斯陆大学授予的哲学博士学位。

第18届国际地质大会闭幕后，李四光和夫人许淑彬决定到英国海边博恩默斯疗养一段时间。这时，他的女儿熙芝正在英国留学，常来看望。李四光非常关心祖国的解放战争，每天阅读英国共产党出版的《工人日报》，还买了英文版的《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等书籍，认真阅读。他深信共产党是必胜的，他深情地期待着祖国的解放，新中国的诞生。

1948年底，南京处于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机关开始纷纷南撤，中央研究院接到通知，要各所马上南迁，地质研究所被通知迁往广州中山大学。1949年1月13日，地质研究所留守南京的许杰、孙殿卿等11人，秘密起草了一份反对搬迁的誓约。誓约说：“同仁等为尊重学术工作之独立与自由，兼顾及今后生活之困难，现已意见一致，决定留守南京或上海，以此相约，立誓遵守。如有违约背誓者，应与众共弃之，永远不许在地质界立足。”^[1] 这份誓约寄给了远在英伦海峡的所长李四光。李四光从1月19日到2月9日接连给许杰等写了三封信发过一份电报。对许杰等人“愿意留守本所，看护书籍仪器，深为钦佩”。至于搬迁到广州，李四光说，“如果因为要同中山大学合作，只好任有志者前往；若为地质研究所及同仁避乱，似无多大意义，我个人绝不赞成。”信中还说，“现在是青黄不接的时候，最可虑者，是同仁的柴米等各项生活问题。愿将我个人名下所存少许积资公开，作本所研究工作、个人救济之用，以箪食瓢饮，或尚可维持于一时。俟局面稍定，再从长计议可也。”^[2]就这样，由于地质研究所同仁的团结和所长李四光的电信指示，地质研究所一直留在南京迎接解放。

李四光··回到新中国的怀抱

1949年4月21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命令解放军奋勇前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仅隔一天，23日解放军就进了南京城，摧毁了蒋家王朝统治20多年的政治中心。几天后，陈毅司令员亲自到了中央研究院，问到李四光现在什么地方？情况可好？地质研究所由许杰、赵金科向陈司令一一作了回答^[3]。

1948年11月，地质研究所为庆祝李四光60岁寿辰，还专门编辑出版了丛刊第8号《李四光教授六旬寿辰纪念册》，中国地质事业创始人章鸿钊于纪念册卷首，亲笔填写《南乡一剪梅》词一阕，表示祝贺。词曰：

地史掩蒿莱，长待先生抉剔来。手种门墙桃李满，红也花开，白也花开。

海外且衔杯，星历刚从大地回。著述新来添几许，行遍天涯，誉遍天涯。

这首词，对李四光坎坷大半生，在教学与科研上取得的成就，给予了恰当的评价。

1949年4月，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在布拉格举行，郭沫若率团出席。行前，曾受周恩来总理嘱托，给李四光写信，请他早日回国。李四光接信后很高兴，马上订好了由马赛开往香港的船票，并办好了过路的签证。但由于从英国到远东的船很少，要等上半年才能起程。这时，李四光的心情不免由兴奋而焦灼起来。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开幕，各地报纸在同日都公布了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名单，李四光是作为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委会常委中推举出的代表之一，列入在公布的名单之中，传播于海内外。

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李四光从报纸上见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兴奋不已，彻夜难眠，恨不得立即起程归国。正在这时，一天，他忽接一位朋友的电话，告诉他，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郑天锡，奉命要阻拦他回国，要他发表拒绝当政协委员的声明，否则将把他扣留送往台湾。这位好心的朋友^[1] 要他赶在国民党大使馆来人之前，迅速离开。李四光当即和夫人许淑彬商定，当晚他只身先行离英，独自一人由普利茅斯海港渡过了英吉利海峡。临走之前，还留下一封给郑天锡的信，义正词严地告诉这位大使：“我决不会按照你们所要求的去做，我已经启程回国。”并劝大使“要认清形势，不要再为蒋介石效劳”^[2]。李四光一人经巴黎，到了瑞士的巴塞尔，住了下来，并通知夫人和女儿赶来相会。后来女儿仍回英国念书，他和夫人买了从意大利热那亚开往香港的船票。1949年12月25日，李四光夫妇从热那亚港登轮启程，这艘船在海上漂泊3个多月，途中，李四光撰写了一篇题为《受了歪曲的亚洲大陆》一文，用以悼念已故的著名印度古植物学家萨尼（B·SAHNI）教授。李四光与萨尼曾有过书信往来，有较深的友谊。李四光在途中还发信给在香港的老友陈厚甫^[1]，陈接信后，早为李四光夫妇准备好一个僻静的住处。1950年3月初，李四光夫妇抵达香港，陈厚甫亲自到码头迎接，并迅速将他俩送到了预定的住处。李四光算是安全抵港了。但是，那时的香港是个十分复杂而又有点特殊的地方，李四光夫妇为了避人耳目，防止发生意外事件，还只能暂时隐居以待。

中央人民政府早已得悉李四光离开了英伦的消息。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很关心李四光的旅途安全。为保护李四光安全回国，1949年11月15日，周总理曾专门给新华通讯社驻布拉格分社社长吴文焘和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写信，嘱咐他们“李四光先生受反动政府压迫，已秘密离英赴东欧，准备返国，请你们设法与之接触，并先向捷克当局交涉，给李以入境便利，并予保护”^[2]。后来，事隔数月，杳无音讯，估计李四光有可能从海路经香港回来，周总理又委托叶剑英为首的华南军政委员会派人去香港打听。这样，1950年4月6日，李四光夫妇终于在派来的人员陪同下，经九龙到达广州，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李四光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可能是由于旅途紧张劳累过度，感到心脏不太舒服。当踏上了赴上海的火车后，他即躺在车上安静地休息。火车飞快地驰骋在解放后的祖国大地上，李四光许久没有像今天这样放松过，很快地入睡了。李四光过上海时，经李亚农接待安排，住了四宿。4月13日，到达了久别的南京。前中央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几个全国性地质机构的同行，还有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南京军管会高教处等单位，连日举行欢迎会、宴会和演讲会等。在每次会上，李四光都畅谈在海外的感受和西欧科学界战后的情况，也提出了他对新中国科学界的期望。5月6日，李四光夫妇由地质研究所俞建章、张文佑、孙殿卿陪同到达了新中国的首都北京。

当晚李济深、郭沫若等举行宴会欢迎李四光夫妇和随行人员。12日黄昏，周恩来前往李四光住所看望，一见面两人紧紧握手，热烈拥抱，李四光感动得眼角噙着泪花。两人交谈了将近3个小时。李四光谈到在国外看到资本主义世界科学界的变化趋势，陈述了他希望仍回南京搞地质科学研究工作的意愿。周总理却从新中国当前迫切的需要谈起，有许多重要的事，正期待李四光来做。总理首先提出希望李四光能帮助党和政府团结广大的科学家，为繁荣祖国的科学事业出力；并协助郭沫若院长做好自然科学方面科学家的工作。还有一项亟待着手进行的重要工作也历史地落在李四光的肩上，那就是要求把旧中国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地质工作者组织起来，为国家建设服务。李四光深知完成这样两项任务的艰巨性和紧迫性。李四光想凭着他对旧中国科学界情况的了解，在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下，只要工作做得细一些，完成总理交给的任务是可能的。

1949年10月19日中国科学院成立，任命李四光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到职后，协助郭沫若院长积极筹划和推进中国科学事业，特别侧重在地质矿产领域方面的工作。

李四光··揭开中国地质事业的新篇章

中国人自己办地质事业，是从1912年开始的。草创时期，章鸿钊^[1]、丁文江^[2]、翁文灏^[3] 等克服了很多困难，迈出了艰辛的步伐，建立了中国的地质调查机构。新中国成立时，旧中国留下的全国性地质机构有三个：一个是章、丁、翁创办的地质调查所；一个是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还有一个是抗日时期，谢家荣在后方开办的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此外在几个省里也办有地质调查所和几所大学开办的地质学系。到1949年，全国留下的地质人员，总共也不过300人左右。旧中国地质机构的工作，基本上各自为政，缺乏统一的计划与协调，且多着重在区域调查，对地层系统、构造地质做得较多，与建设事业密切相关的经济地质、矿产调查做的较少。

在李四光这次回到国内来之前，关于新中国的地质机构如何设置，在地质界早有酝酿和讨论。归纳起来，大体上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地质矿产勘探和地质科学研究分开来设置两套机构；一种是全国地质工作归并到一个统一的地质机构。前者有人称为“二元论”，后者称为“一元论”。主张“二元论”的代表人物，曾提出过成立“地质矿产勘测署”，由财政经济委员会领导；成立地质调查机构由中国科学院和文教委员会领导。主张“一元论”者，可能人数较多，其中多数是原地质调查所的工作人员。为什么历史最长人员最多的调查所要求归中国科学院，而不愿归地质矿产勘测署去呢？为什么国家布置1950年的地质矿产野外调查计划，他们又都同意执行并都出发了呢？李四光带着这些问题学习毛泽东的有关调查研究和走群众路线的论述，拟写了一份征求意见的信，于5月16日发给了当时全国所有已知的299名地质工作人员^[1]，不论是在室内还是在野外工作，信都直接寄给本人。8月，收到295人的回信，提出了各自的意见。多数地质专家建议应先成立一个统一的规划全国地质工作的机构。经李四光综合考虑，并同有关方面联系，考虑工作的需要和发展，最后提出成立一会、二所、一局的意见。即建议成立地质工作计划调配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地质勘探局。这个意见，经财委和文委于8月22日联名报周恩来总理，并于8月25日经政务院第四十七次会议通过，把“地质工作调配委员会”改名为“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同时，任命李四光为主任委员，尹赞勋、谢家荣为副主任委员，谭锡畴、田奇、佟城、李春昱、孙越崎、陈国达、黄汲清、顾功叙等21人为委员，章鸿钊为顾问^[2]。

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的组织、任务、人选和领导关系等决议公布之后，立即受到广大地质人员的热烈欢迎。

1950年11月1日至7日，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3]。会上经过反复讨论，充分协商，一致同意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应为全国地质工作统一的领导机构，即将建立的中科院地质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的工作也由这个委员会领导。并建议地方地质机构，应受当地人民政府及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的双重领导，各地质机构间、地质机构与地质教育部门间、各地质教育部门间应加强合作。还建议设立中央地质陈列馆，培训中等地质课程师资，开展地质科学的普及等工作。

通过这次会议，到会人员都感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地质机构之间出现了团结的新局面。地质人员不论是从事什么样的专业，都愿积极地投入到地质矿产调查、恢复重点矿区扩大找矿的工作中去，给中国地质矿产事业揭开了一个新纪元。李四光在会议结束时说：“开会以前我很担心，恐怕会开不好。结果不但开得很好，并且皆大欢喜，大家团结起来了。原来自己只想做研究工作，不愿担任行政领导。这种只顾自己的兴趣，实质就是自私。现在我决定人民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一直到我不能做的时候为止。”这样朴素的语言，表达了李四光为团结中国地质界，开拓新中国地质事业的决心和意愿。章鸿钊也怀着对新中国地质事业美好前景的喜悦，表示衷心拥护地质界的大团结。这次会议结果上报后，政务院文教、财经两委员会据此于1950年11月27日作出决定，明确了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的经常行政工作，由财经委员会领导，重大问题与文教委员会协商解决^[1]。

1951年，在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的领导下，300多名地质工作者组成了84个地质队^[2]，分赴全国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另外，还组成以李璞为队长的西藏地质工作队，第一次随入藏部队进藏，作路线地质调查。正当各项工作紧张开展的时候，委员会的矿产地质勘探局局长谭锡畴突患脑溢血逝世。不久，委员会的计划处负责人张澜庆也得了重病，经住院治疗，次年逝世。李四光对他们过早去世感到痛惜，同时感到委员会需要加强领导力量。当他了解到在四川任成都市委第二书记的宋应是北京大学地质系1937年的毕业生时，他马上亲自写信给中央组织部，请求调宋应来京工作。经中央同意后，宋应于1951年冬到京就任了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并任中国共产党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党组织的领导成员。自此，李四光和宋应，师生共事，相互尊重，相互配合，宋应很快熟悉了自己新的岗位工作，成为李四光的得力助手之一。

1952年，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重新正式发表，李四光如饥似渴地学了就用，他热情洋溢地写出了《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我们的工作》、《学习毛泽东思想发展自然科学建设祖国》等重要文章。并指出：“我们能不能善于把《实践论》、《矛盾论》中所包含的一般真理，沿着我们地质工作者特殊的实践道路，由浅入深，一点一点地体现出来呢？这还是一个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做，那么不仅能引导我们胜利地完成我们面临的迫切任务，而且引导我们的地质科学走向新的更大的发展。”

1952年2月，全国地质人员增至644人^[1]，测绘、钻探、实验等技术设备也有了相应的充实。但是，根据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更快地加强地质工作，已刻不容缓。

要制订国民经济建设计划，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地质资源情况不清，可供使用的统计资料极少，人才不足，知识不足，以致拿不出成型的东西来^[2]。毛泽东主席警示：“地质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3] 此时，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的组织形式，显然不能适应这迅猛发展形势的需要。1952年8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听取了周恩来总理《关于地质勘查的重要性》说明之后，立即通过决议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任命李四光为部长，何长工、刘杰、宋应为副部长^[4]。李四光有这样一些老同志、老干部来地质部共事，把工作分担起来，这是党和政府对地质工作的亲切关怀和重视。繁重的组织工作和繁琐的管理工作，都可以由这些老同志分别负责承担，自己就可以集中精力考虑地质上的重大问题。

1952年11月17日至12月8日，地质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地质工作计划会议，总结了1952年的工作，确定了1953年工作方针任务，编制了地质勘查计划。会议期间，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到会作了重要讲话。陈云说，1953年我国将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地质工作要有一个大的转变，就是由从前地质工作做多少，算多少，转变为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目前更应根据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和燃料工业等建设的需要，在一定时间内，探明一定的储量。为此，地质工作要有一个大的发展，地质事业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已经成了一项最重要的事业了。陈云谈到地质工作量将逐年成倍地增加，摆在地质工作者面前的困难，最主要的是“任务大，力量小”，而且要求急。他勉励大家应该自觉地站到人民的立场上，认识到自己所负的重大责任，努力提高本领，经常总结经验教训，向左右上下学习，形成一种开会讨论，随时商量的风气，以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1]。李四光听了陈云的讲话，深为感动，陈云讲的话，正是他几年来想到应该解决而没有能够解决的问题。

根据地质工作计划会议的精神，地质部于1953年开始执行地质工作大转变大发展的方针。

要实现这个方针，首先应从紧抓干部培训工作，扭转地质力量不足的状况开始。新成立的地质部，干部来自四面八方，许多干部都是第一次转业到地质行业来，地质是怎么一回事，原来不知道。李四光为了加速提高各级管理干部的专业素质，亲自到高级干部学习地质业务班上课。开讲《地球的结构》、《地球的外壳》以及岩石、矿床、地层、古生物化石等地球科学知识。他讲课通俗易懂，很受欢迎。听课的人包括副部长、司局长和少数处级干部，大家学习都很认真。许多干部经过培训和接触实际工作，很快地熟悉地质行业，熟练地担负起领导和管理地质部门的各项工作。

1952年，我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李四光高兴地亲自主持了地质院系的调整和建立工作，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唐山工学院的地质系和西北大学二年级学生合并成立了北京地质学院，把东北工学院地质系和物理系一部分、山东大学地质矿物系，以及东北地质专科学校合并成东北地质学院（后改名长春地质学院）。以后，又以重庆大学地质系为基础，在北京、东北地质学院的支持下，创建了成都地质勘探学院。地质部设有教育司，由著名的地质教育家孙云铸任司长，管理全国地质教育工作。为了适应地质工作大、中专毕业生合理配套比例的要求，“一五”期间，地质部还先后创建了南京地质学校、武汉地质学校、重庆地质学校、西安地质学校等10所中等技术学校，各校一建立，就开始在全国招生。此外，如南京大学、中南矿冶学院等院校的地质学系，也采取措施，扩大招生名额。再就是大量采用办短训班及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培养了许多技术人员和工人。同时狠抓职工业余教育，在工作中采取“边做、边教、边学”的办法培养人才，以应急需。从而为地质工作的日益发展，源源不断地培训和输送了大量的各类技术干部，满足了地质事业大发展的需要，保证完成或超额完成了各项迫在眉睫的矿产资源勘探任务。

地质部成立初期的主要任务，是为鞍山、大冶、包头、石景山等几个钢铁厂探明所谓“等米下锅”的矿产资源。列为重点勘探项目，多是国家工业建设的命脉，如鞍山、包头、大冶等钢铁基地所需要铁矿资源^[1]，大同、开滦、抚顺、平顶山等重要煤田，还有东川、白银厂、中条山、铜官山、寿王坟等处的铜，桃林、水口山、泗顶厂的铅锌，个旧的锡，赣南的钨，昆阳的磷等等。这些矿产地都是在历史上已经发现或被开采过的，现在把它们作为重点勘探对象，以便在最短期间得到较大的成果，从而保证国家当时急需的矿产资源的供应。1954年，地质部成立矿产普查委员会，李四光兼普委主任，黄汲清、谢家荣为技术负责。在重点勘探的外围，扩大了矿产普查检查工作和部分新区的普查工作。1954年底，鞍山、包头、大冶三大钢铁基地的矿产资源，包括铁矿石、炼焦煤和各种辅助原料，都已取得足够的储量；东川、白银厂、铜官山、个旧等处的有色金属的详细勘探报告也提出来了；建设煤矿的资源已得到保证；还获得一定数量的磷矿储量。“一五”计划末，不仅重点勘探项目都大大超过了原定计划指标的要求，而且为从重点勘探走向展开全面矿产普查工作，铺平了道路。

李四光··开展油、铀普查勘探和水文工程地质工作

新中国成立伊始，就设有燃料工业部，主管石油、煤炭、电力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工作。由于种种原因，石油勘探工作进展缓慢。石油是工业的血液，中国到底有没有丰富的天然石油资源，中央领导极为关注。1953年底，毛泽东、周恩来就此征询李四光的意见。李四光根据他多年研究地质力学的理论推断，新华夏构造体系沉降带的可能储油远景是光明的，关键是要抓紧开展普查勘探工作。李四光的回答是肯定的^[2]。周恩来说：“地质部长很乐观，对我们说，石油地下储量很大，很有希望，我们很拥护他的意见，现在需要去工作。”并提出“要有一个单独的石油工业部”^[3]。

1954年初，苏联派来了一个石油代表团，帮助中国找油。他们在西北、西南等地看了之后，回到北京，提出希望听听李四光的意见。

3月1日，李四光应邀到石油管理总局作了题为《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勘探远景》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了三个远景最大的可能含油区，即青、康、滇地带，阿拉善—陕北盆地，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并提出应该首先把柴达木盆地、四川盆地、伊陕台地、阿宁台地、华北平原、东北平原等地区，作为普查找油的对象。石油管理总局的负责人和苏联专家，认为报告的“内容丰富而深刻”，他们很赞成李四光的意见。

为了迅速扭转石油普查勘探工作的落后局面，1954年12月国务院决定，从1955年起，除石油管理总局继续加强对可能含油构造的细测和钻探外，由地质部、中科院分别担任石油天然气的普查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为贯彻执行国务院这一重大决策，地质部决定把石油天然气普查任务列为工作重点，1955年初，将担负固体矿产普查工作的地质普查委员会改为专管石油普查的主管部门。1月20日，地质部召开第一次全国石油普查工作会议。李四光致开幕词，许杰作了《关于1955年石油天然气普查工作的方针与任务》的报告，认为摆在石油普查勘探工作者面前的紧急任务是增加储量和开拓远景。按照当时可能组织起来的力量，决定组成5个石油普查大队，包括24个地质队，17个地球物理队，1个地球化学队和相应的地形测量队以及经纬度测量队，于同年3、4月间，分赴野外，开展油气勘察工作^[1]。1956年1月，地质部召开了第二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总结1955年的工作，认为这一年，是大丰收的一年，发现了很多可能储油的构造。对华北平原、松辽平原的概查，认为这两个地区具有较好的含油远景，值得进一步开展工作。会议决定进一步扩大油气勘查的规模和范围，组成了14个石油普查大队，包括90个地质队，24个地球物理队，29个浅钻队和相应的大地地形测量队^[2]。在西起天山、昆仑，东临渤海、黄海，北抵内蒙古、黑龙江，南达广西、海南岛的全国范围内，蓬蓬勃勃地开展油气勘察工作。在这次会议期间，陈云副总理找李四光谈话，详细询问石油地质普查情况，李四光陈述了关于加强石油普查工作的意见。陈云召见何长工、李人俊、康世恩等研究了李四光的意见，并提出要在两三年内找到一两个广大的油区^[3]。

1956年3月26日，地质部、石油工业部、中国科学院联合成立全国石油地质委员会，作为全国石油普查勘探的咨询机构，李四光为主任委员，许杰、武衡、康世恩为副主任委员。

李四光在指导石油普查工作中，不仅在战略上指出含油的远景区，而且在战术上对石油普查的方法、步骤以及普查过程中发生的实际问题，都很重视。他几乎对每一地区的石油普查工作都有过许多具体指导。

地质部党组根据李四光的意见，认为目前已经找到的油田，多偏居西北地区，按目前交通情况，在短期内大量开发供应全国的需要，还有相当困难。因此，必须在保证西北、西南石油地质普查工作继续前进的同时，把工作重点转向我国工业基础较强、交通比较便利的东部地区。党中央批准了地质部党组这个战略东移的找油决策^[1]。从而确定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松辽、四川、苏北、华北等地区被列为全国石油普查的重点地区。

地质部松辽石油普查大队，经过1956、1957两年的地质、钻探和物探工作，对松辽构造得到了进一步的认识，肯定了松辽盆地是很有希望的含油盆地。到1957年，石油部的队伍也开进松辽平原，从此两支兄弟队伍，同心协力，并肩战斗在茫茫草原上。

1959年国庆节前，9月26日，松辽的大同镇松基三井打出了工业油流，接着扶余两个构造也打出了日产2.5立方米的油流。李四光含着热泪向周总理打电话报喜。消息传开，从中央领导到广大人民无不十分喜悦。松辽的突破，大大增强了李四光在新华夏构造体系沉降带找油的信心，他说：“看来松辽油区，大局已定，今后该是我们跳出门坎（指公主岭以南地区埋伏的东西隆起带）往南移动的时候了。”意思是可以开展辽河下游、渤海地区和华北平原的普查勘探工作。李四光还说，“华北应围绕渤海湾进行工作，渤海湾可能是早第三纪的一个重要沉积中心。”^[2]

1960年春，地质部党组选择了华北平原为下一个石油普查勘探重点地区，首先组成中原石油物探大队，在原有工作基础上开展各项物探工作。1960年共发现了300多个较有意义的局部异常，其中有15个经地震详查证实为圈闭的构造，分布在济阳坳陷，东营、义和庄、黄骅坳陷，羊三木等地区。地质部石油大军越过燕山门坎，开进了华北平原。1961年2月，首先在济阳盆地沁三井打到了油砂，同年4月日产原油8.1立方米，7月义和庄打到油砂58米，日产原油3立方米。同时在羊三木也打到油砂。从此，华北平原济阳、黄骅坳陷大面积见油，华北平原石油终于突破。

继华北平原之后，江汉平原王场构造在下第三系也发现了含油砂岩。此时，李四光深感振奋。1961年9月22日，他给地质部党组写了一封《关于我国东部地区石油地质工作的意见》的信中说：“最近石油勘探工作的进展，令人感到振奋。华北和华中若干钻探地点多层油砂的发现，很清楚，不仅标志着其中某些地区是具有工业价值的油田，而且在更广泛的意义，甚至可以说在更大的意义，再一次证明了华北平原、江汉平原和松辽平原联系起来作为新华夏系沉降带中三个段落的看法是正确的。这个看法，是完全与我部自1954年初以来，迭次提出我国腹地油区预测和根据这种预测从1955年以来我部石油勘探部署的方向是符合的。”还说，“从上述构造体系观点来看，可以说在石油勘探战线上，获得了一次巨大的胜利，揭开了我们对整个新华夏系沉降带石油勘探工作的辽阔远景”。^[1] 他还指出，在华中平原方面，物探和地质勘探工作已经开展了，看来今后值得进一步加强。10月4日，地质部党组讨论并同意李四光的意见，并将李四光的信送呈国务院总理和有关部门。

通过松辽、华北及江汉石油普查勘探工作所取得的经验，李四光对油区及油田的一般勘探程序，特别是对那些表面被新地层覆盖、岩石露头很少、缺乏油气苗显示的地区，总结出了找油的七个步骤。这七个步骤是：一、指出油区；二、选定油区；三、开展物探；四、地质勘探；五、预测油田；六、圈定油田；七、评价油田^[2]。李四光很重视这七个工作步骤，以后多次讲到过它的意义，目的是为了肯定具有工业价值的油田的存在。七个步骤不是截然分开的，在特殊情况下，其中某些步骤，也可以结合起来同时进行。这七个步骤是从实际工作中及时总结出来的行之有效的宝贵经验。它是地质力学理论指导找油工作方法中新增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华夏构造体系靠东边的一个沉降带，是黄海、东海、南海等浅海海域。李四光说：“从含油远景看，海上这个带，并不亚于陆上，可能还好些。”他还指出：“茂名—雷州半岛—北部湾地区肯定是有油的。第一步要开展北部湾的工作。”^[3] 他把开展南海工作的设想和迫切性亲自函告广东省主要领导人陈郁。以后在我国海域开展石油勘探工作，基本上是照着李四光的意见，一步一步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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