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蒋光鼐生平故事简介,蒋光鼐历史评价,蒋光鼐怎么死的？

Posted 2022-05-03 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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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光鼐·辛亥一卒

蒋光鼐，字憬然，1888年12月17日出生于广东省东莞县（今东莞市）虎门南栅乡桐园坊（属今三蒋村），^[1] 世代书香。祖父蒋理祥，字汝宸，号吉云。清咸丰三年（1853年）癸丑科进士^[2]。同治三年（1864年），授翰林院编修。父亲蒋子敏，字兰史^[3]，为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丁酉科举人，官景山官学教习，候铨吏部。戊戌政变与公车诸公上书数万言，力陈改革。终因朝廷腐败，怀才不遇，年48岁，卒于北京。母亲郑夫人，东莞虎门白沙乡郑筱湘长女，生长世家，知书识礼。1903年，蒋的双亲在十天内相继去世。母亲临终时，见世局日非，文字不足以救国，曾叮嘱他“弃文从武”，以“异日为民族干城”^[4]。

他跟在家乡教私塾的大哥读书。当时练新军、办新学的浪潮初起，东莞县城开办了师范学堂，学生免收学、杂、膳费。他于1904年前往报考，并以一份获得“贴堂”荣誉的试卷被录取。

1906年，位于广州黄埔的广东陆军小学招生，蒋光鼐就和同窗好友张廷辅、袁煦圻等人一起到广州应试，并如愿被录取，成为广东陆军小学第二期新生。当时同盟会广州秘密机关的负责人是邹鲁、姚雨平等，很注重在陆军中发展盟员的工作，经陈铭枢介绍，蒋光鼐申请加入了同盟会。

1909年，蒋光鼐在广东陆军小学毕业，升入南京第四陆军中学。蒋光鼐在陆中学习期间，积极参加同盟会的秘密活动，外出联络驻宁新军，准备武装起义。

1911年秋，散居在各地的同盟会会员，接到密令，计划于10月上旬在几省同时发动武装起义，一举推翻清廷政权。武昌首义的消息传到学校后，蒋光鼐和南京陆中的四五十名同盟会会员，都喜形于色，跃跃欲试，接连开会，决定夺取礼堂后面的武器库来武装自己，以响应武昌起义，壮大革命声势。不料校方慑于武昌首义对同学们的影响，连夜把武器库的枪支弹药运走。发现后，大家立刻在学校围墙内的菜园里聚会，讨论应变方法。一致认为，在没有武器的情况下，赤手空拳在南京响应显得力量不足，起义条件不具备。于是决定奔赴武昌，参加战斗^[1]。

蒋光鼐等第一批出发的同学，由陈铭枢带队，在南京下关码头搭乘一艘外国轮船启程。同行者有李章达、殷公武、范其务、张廷辅、袁煦圻、陈果夫等。抵达汉口后，他们立即过江到武昌，向湖北省都督府报到。

这时，武汉形势颇为紧张，清军的援兵已经抵达汉口，直逼汉阳，和革命军隔水相峙。10月28日，黄兴赶到武昌，受任起义军总司令，统一指挥作战。黄兴对南京陆中的100多名学生颇为赏识，把他们编为学生军，直属总司令部指挥。

11月16日，武汉三镇大雨滂沱，起义军发动了一次收复汉口的总进攻，原定部队分三路同时渡江。蒋光鼐当时任起义军总司令部督战队员，和总司令部人员一起，跟随第三路，从汉阳琴断口搭浮桥向汉口循礼门车站方向攻击前进。不料，由于第一路、第二路都没有执行渡江命令，清军于是全力攻击登岸的第三路；这时第三路里参加起义的湘军甘兴典部，完全没有革命斗志，临阵脱逃，不战而退，致使全线崩溃。蒋光鼐跟随部队退到浮桥边时，浮桥已被挤断，一些士兵坠落在深秋寒冷的江水里。他幸运地搭上了最后一条接运小船回到汉阳。

起义军收复汉口的战斗失败后，学生军中有人公开退缩了，要求回南京去。蒋光鼐说：“刚刚来到这里我们都是斗志昂扬，充满革命的朝气，现在遇到挫折，难道就要退缩了吗？做事要善始善终，为人应只求尽责。”他坚决留了下来，驻守在汉阳琴断口，和冯国璋第二军的队伍隔江相对。后来他们从汉阳移驻武昌青山。不久，黄兴离开了武昌，学生军就无人过问了。

辛亥革命之后，蒋光鼐回乡与虎门大宁乡谭妙南结婚。

1912年9月下旬，蒋光鼐接到了保送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入校通知书，进入保定军校第一期骑兵科学习。

1913年6月下旬，李烈钧准备在江西发难讨伐袁世凯的消息，秘密传到保定军校，蒋光鼐和张廷辅、季方、陆铸东、殷公武等30多名学生军毅然离校，直奔南昌，受到李烈钧的热烈欢迎。当时，李烈钧已被江西省议会选举为都督。

蒋光鼐等到南昌不久，就跟随李烈钧到了湖口。李在湖口成立了讨袁司令部，任讨袁军总司令。蒋光鼐被任命为讨袁军方声涛右翼军司令部少校参谋。7月12日，讨袁军在八里坡与袁军遭遇，苦战十余日，方声涛部寡不敌众，湖口失守。讨袁军前无退路，后有迫兵，被打散溃退。蒋光鼐和张廷辅一起经铅山、黄土坡越分水关到达崇安县城。再经建阳、建瓯、南平、水口，进入福州城。在福建的密林中，他们曾遇上一帮土匪，身上的钱财被洗劫一空。

在福州，为了逃脱袁军的搜捕，蒋光鼐和张廷辅打扮成商人，乘船到上海。在上海他见到陈铭枢，得知黄兴、李烈钧已先后到达日本，故决心也去日本。1913年底，他们通过种种关系，找到一艘开往长崎的货轮充当货轮上添煤的锅炉工，这样就巧妙地瞒过了海关的检查，也解决了筹措路费的困难，平安到达了日本。

在日本，黄兴、李烈钧在东京郊外的大森创办了一所军事学校。这所学校由李烈钧出资，请殷汝骊主持校务，以“浩然庐”为代称。宗旨是收容流亡海外的革命青年，准备重整旗鼓，待机回国再和北洋军阀抗争。蒋、张二人从长崎到了东京，进入了这所日后被称为“大森浩然庐”的军事学校。当时在这所军事学校的，还有陈铭枢、李明扬、殷公武、胡景翼、吕超等近百名青年。1915年春节前，搜捕革命党人的风声已较缓和，蒋光鼐回到了故乡。当时家里已是家徒四壁，妻子和2岁多的儿子，全靠岳父家接济勉强度日。蒋光鼐只在家停留了二十来天，就又匆匆踏上了征途。

注释

[1]　蒋光鼐：《给蒋庆渝信三封》，《蒋光鼐将军》，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第236页。
[2]　首都博物馆清咸丰三年“进士题名碑”。
[3]　《东莞县志》。
[4]　胡汉民：《郑夫人碑》，东莞市虎门镇南栅乡三蒋村三台山公园内蒋兰史墓。
[1]　陈铭枢：《我在辛亥前后所接触的人和事》，《文史资料选辑》（全国政协）第75辑，第7—10页。

蒋光鼐·投身军旅

他先到东莞县城找到了张廷辅，又邀集李章达，三人同去香港。但当时革命经费困难，孙中山正派朱执信、胡汉民、邓铿等人到南洋各地筹款。所以到香港后，虽然蒋光鼐他们和邹鲁取得了联系，也只能自谋生路。那时香港的九龙塘还是一片荒山。他们在山边的花圩，向一个客家籍农妇租了半间木屋，靠种植并贩卖时花以维持生计，生活十分拮据。平时他们都穿破旧的唐装衫裤，只有一件长衫，作为他们三个人外出办事时的公用服装。

蒋光鼐不满足于卖花的生活，就给当年一起投考广东陆军小学的同学袁煦圻写了一封信，说明他们三人想办一份宣传革命、声讨袁世凯的报纸，以唤起海内外同胞对革命党人的支持，请他筹款相助。袁接信后，立即从家里筹措了一笔钱，亲自送到九龙他们的住处。

不久，蒋、张、李、袁四人开设了“平民印务馆”。他们自己写文章、自己编印、自己发行、出版了一份《平民日报》，宣传讨伐袁世凯和驱逐袁在广东的爪牙龙济光。他们的工作十分繁忙，但报纸深受平民欢迎。《平民日报》在港九发行了将近一年，直到香港的反袁机构正式成立，为了统一宣传，集中力量，他们把这张报纸移交给反袁机构。

1916年春天，蔡锷等人在云南发动讨袁北伐。李烈钧统率护国滇军第二方面军挥师广东驱逐龙济光，蒋光鼐协助邹鲁策反驻扎在广东潮梅地区的莫擎宇团长，他多次往返于两地，终于说服了莫擎宇，成功地使这个团在潮州誓师响应。尔后，蒋光鼐等四人绕道越南进入广西，投入到广西护国军的行列，蒋光鼐被任命为方声涛第二梯团少校参谋。在护国军向广东的进军途中，传来袁世凯在北京病死的消息，大家兴高采烈，挥师直抵广州。但是，龙济光虽然被赶走了，广东的实权却落在广西军阀手里，护国军备受排挤。蒋光鼐在六榕寺借了间院舍（大梅堂），和李章达、张廷辅、袁煦圻等人住在里面拜师学佛。

当时主持六榕寺的是铁禅和尚。他曾在1912年发起组织广东佛教总会，支持革命，因而对他们十分友善。第二年，陈铭枢也住进了六榕寺。在六榕寺期间，他们都起了充满佛门气息的法号。李章达法号“南溟”，陈铭枢法号“真如”，蒋光鼐法号“憬然”。因为蒋的乳名为“ ”，“憬”与“ ”二字古音相同，也以此寄寓自己对现实与人生憬然有悟。后来他就一直以“憬然”为字。

这时，革命党人正在酝酿建立自己的军队。在广州的革命党领导人邹鲁、朱执信和蒋光鼐等人之间已有十年的交往，时常来到寺里，谈论时事，或差遣他们进行一些联络工作。

1917年9月1日，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9月10日，成立大元帅府卫戍司令部，委任方声涛为司令。蒋光鼐任警卫营第一连少校连长，不久提升为参谋。随后，孙中山以20营警卫军为基础，组建援闽粤军，由陈炯明任司令，邓铿任参谋长，蒋光鼐在邓铿幕下任少校参谋。

1919年6月，廖仲恺和朱执信从上海来到漳州，催促回师广东，开辟广东革命根据地。朱执信要求蒋光鼐和他同去香港配合援闽粤军回粤的军事准备工作。蒋和朱先生一起到香港，把讨桂办事处设在香港中环的东京酒店。为了工作方便，蒋到广州找到担任两广盐运使的邹鲁，谋了一个巡盐缉私舰“操江号”舰长的职务。利用这一合法身份，蒋穿梭于香港、广州和珠江一带，和各地民军联络。

1920年夏，驻闽粤军已回师汕头，原肇军首领李耀汉向朱执信报告说，虎门要塞司令邱渭南已同意宣布独立。朱执信派蒋光鼐去阳江与统率四营肇军的陈铭枢联络，令其立即开赴虎门。正当此时，传来虎门要塞驻军与邓钧的民军发生冲突。朱执信决定乘虎门要塞的差遣舰“追云号”前往调解。蒋光鼐劝阻说，那边情况十分复杂，还是写信派别人去比较稳妥。他说：“虎门是我的乡下，人事和情况都较熟悉，由我带你亲笔信去调解最合适。”朱说：“这是我责无旁贷的事，你不用担心，赶快去阳江和陈铭枢联系。”不幸的是，未等蒋光鼐从阳江返回，就传来了朱执信遇难的消息。

1921年5月，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由第一师参谋长陈可钰组建总统府大本营警卫团。蒋光鼐调任警卫团少校副官，随孙中山誓师北伐，经梧州抵达桂林。

1922年6月，蒋光鼐被任命为警卫第二团中校团副兼营长，与团长李章达一起，负责组建部队。组建工作尚未完成，即发生了6月16日陈炯明炮打总统府的事件。蒋光鼐率领警卫第二团士兵参加了保卫大总统府的战斗。6月18日，孙中山根据李章达的建议，派蒋光鼐去广州香港招抚被打散的官兵。

陈炯明叛变后，粤军第一师发生了许多变化。第四团团长陈铭枢离广州去南京学佛，由第三营营长缪培南接任团长。蒋光鼐则被任命为第一师第二旅第三营营长。蒋去肇庆走马上任后，很快就以沉着机智的用兵，赢得了部属的尊敬和爱戴。

蒋光鼐·东征北伐

1923年8月，蒋光鼐升任第一师补充团团长。孙中山自经陈炯明叛变，目睹滇桂军阀的跋扈，深知军阀不可靠，乃于1924年重建粤军第一师，原粤军部队改称为“建国粤军”。陈铭枢担任建国粤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属下两个团，第一团团长是张发奎，蒋光鼐组建第二团并任团长。第二团以蔡廷锴为第一营营长。第二营营长为黄固、第三营营长为黄质胜。

1925年初，为了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孙中山发起了第一次东征。东征中，蒋光鼐率本团随担任右翼的粤军，沿广九铁路，转向平岗、淡水攻击前进。部队占领河田，旅长陈铭枢接蒋介石急电说，在棉湖与敌激战，要第一旅急速开到河婆截击敌人。蒋光鼐团星夜出发，急行军约60里，于天亮时抵河婆。蒋团和先后赶到的张发奎团、欧阳驹旅急忙渡河，截击敌军。敌军沿大山向罗甘坝逃跑。蒋即令三营与一团三营一道追击敌军，迫敌向安流方向败逃。

翌日晨3时，部队向安流前进。一旅为先头部队，急行军70里，于上午9时抵安流。时敌军正在河对岸集合，向水口方向逃窜。蒋介石和苏联顾问加仑将军也到达，决定：一旅和两教导团、学生军向板子岗、五华前进，进攻兴宁。此时已是上午11时，蒋光鼐团为前卫。任务明确后，蒋对全团官兵作了简短动员，说：“我们是前卫团，大家要振作精神，快步前进，生擒林虎!”部队在蒋的激励下，士气高昂。经90余里强行军，于当夜抵达五华。驻五华林虎部1000余人望风而逃。蒋团遂占五华。各部到齐后，一旅和钱大钧教导团奉命向兴宁进发，下午2时到达。蒋光鼐团布置在兴宁城外南济桥竹子贲山，隔河与义向围一带之敌李易标部对峙。

第二天天刚亮，东征军向兴宁城外围发动全面攻击。蒋光鼐指挥全团徒步涉过昨晚已测量过的南济河，向敌人发起冲锋，经数次反复，终于冲破了沿义向围之敌阵地。与此同时，张发奎团也已攻下俯瞰兴宁城的神光山。敌人大败而逃，蒋光鼐指挥部队乘势追至城下。至此，兴宁外围之敌已被肃清。加仑将军在蒋介石陪同下到蒋团竹子贲山阵地视察后说：“按照计划，我军本来准备下午1时开始进攻的，今天上午11时外围之敌已被你们肃清，你们同苏联十月革命战争时的红军一样英勇。”下午1时，林虎率残部弃城而逃，兴宁为东征军所占领。

6月间，参加第一次东征的滇、桂军杨希闵、刘震寰两部3万人发动叛变，企图推翻革命政府。蒋光鼐又奉命率部与其他东征军回师平叛，经数度激战，也率部攻占瘦狗岭后，继续攻击前进，最后在广州市区将叛军全部消灭，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后驻兵肇庆。

7月1日，大元帅府改组，国民政府成立，军队遂扩编为国民革命军六个军。原建国粤军第一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9月间，第四军第十师在江门成立，师长陈铭枢，蒋光鼐升任副师长，兼第二十八团团长。

这时，逃窜闽边的陈炯明残部，因东征军回师讨伐杨、刘，乘虚重占东江，拟向广州进犯，已达石龙、增城一带。盘踞南路的邓本殷亦乘机蠢动，并纠合中部的申保藩、苏廷友及其他反革命势力进犯阳江。国民政府乃于10月初派国民革命军分两路同时进行东征和南讨。蒋光鼐率国民革命军第十师第二十八团作为南征军的先锋，与第十二师一道向四邑三埠前进。

当第二十八团由中山调到台山白沙墟时，蒋光鼐忽闻十二师师长梁鸿楷出走，所部叛变。为防叛军行动，当晚即率二十八团全部从白沙乘火车撤到公益埠，随即命令部队星夜背进，在进攻江门的咽喉之地，鹤山、开平之交的单水口布防，半依村落取防御攻势。他还利用老部下关系，命令驻在新昌的第十二师郭思演炮兵营即日开回公益埠待命。

不久，敌即向蒋部进犯，激战三昼夜，敌始终不能得逞，气势已经衰竭。时二十九团已到。第四天一早，蒋光鼐即率部全线出击，经几次反复，终于将苏廷友部击溃，残敌向白沙、金鸡方向逃窜。第二十八团蔡廷锴营追敌至开平城附近。是役，蒋光鼐以少胜多，以伤亡30余人的代价，取得缴获敌枪支千余，毙、伤、俘敌数百人的战果。

单水口战役后，第十师复向恩平线敌攻击前进。蒋光鼐率二十八团为前卫，抵达金鸡、白水，残敌反扑，但一触即溃，向阳江逃窜。十师乘胜日夜穷追，不两日克复阳江。接着又向电白、水车、广州湾方向攻击前进。二十八团仍为先遣支队，敌稍抵抗即窜，不久便占领了遂溪、安铺。稍事休整后，继续向廉北追击，到达白沙，遇残敌凭河抵抗。蒋以一部迂回攻击，敌见大势已去，纷纷投诚，余部溃散钦防。不久蒋光鼐奉命率部到北海钦州驻防训练。

部队在北海休整期间，蒋光鼐结识了刘慕雨，后来与之成婚（夫人谭妙南因得肺结核病，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蒋光鼐率部随第四军直指武汉。一路上，北伐军在湖南人民，特别是农民的积极配合下，顺利占领了长沙。8月19日，开始了进攻岳州的战斗。蒋部与第四军十二师、叶挺独立团担任右翼，向守平江的北军第二十五师陆沄旅发起攻击。在农民向导队的引导下，部队由横槎渡过狮子岩到达平江北门。北军疑是飞将军白天而降，吓得魂飞魄散。旅长陆沄狼狈逃窜，因无法脱身而自杀。经三天激战，北伐军攻占岳州。从22日至26日，第四军以风卷残云之势，继续占领了通城、崇阳、羊楼司、蒲圻等地。随后，在汀泗桥、贺胜桥两地，第四军又打了两场血仗，击败吴佩孚主力。10月10日攻克武昌。

武昌战役后，1928年1月，蒋光鼐在国民革命军事杂志第三期发表题为《武昌围城之役经过概要》的军事论文，总结了这一战役的成功经验^[1]。

攻陷武昌后，紧接着，江西南浔方面告急，蒋光鼐奉命率部移师江西，和张发奎部协同，各抽调一部，组成混成师，由张发奎、蒋光鼐指挥向南浔路增援，与孙传芳主力激战于马回岭、德安一线，在友军大力配合下，孙军全面崩溃。同年冬，第四军扩编，第十师扩为第十一军，辖第十、第二十四两师。陈铭枢升任军长，蒋光鼐升任副军长兼第十师师长。

陈铭枢在回忆文章中曾写道：“我虽是军人出身，但身在军中又讨厌军队，常把军务托诸蒋憬然去处理，而自己则任意从事其他所爱好的活动。”^[2] 陈铭枢在行军时，公文箱中很少军事书，装的大都是佛学书籍，他学佛习禅宗，把大乘教奉为圭臬，曾使北伐军第四军苏联顾问感到惊讶^[3]。

注释

[1]　《军事杂志》1928年第三期。资料存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2]　《陈铭枢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16页。
[3]　萧克：《铁军纵横谈》，《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58页。

蒋光鼐·出奇制胜

1926年底，宁汉间出现裂痕，陈铭枢认为不便反对武汉方面，为唐生智所迫，于1927年3月辞职出走，蒋光鼐对革命尚未成功而革命队伍自行分裂的状况，感到痛苦和失望。他召集团长以上军官秘密谈话，讨论十一军前途。他提出两个对策，请大家表态：一、为保存革命力量，一切服从武汉政府，归张发奎指挥；二、如若不然，就不顾一切离开武汉，投奔蒋介石。多数军官认为第二方案虽然好，但必然会立即引起和张发奎部的互相残杀，牺牲太大，实无必要。在此情况下，两天后蒋光鼐未经宣布就秘密离开了十一军，避居庐山，后又转赴上海。跟着，二十四师师长戴戟也离部到了庐山。此时第十一军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武汉国民政府遂任命张发奎兼第十一军军长，并调蔡廷锴任第十师师长，叶挺任二十四师师长，许志锐任二十六师师长。7月，该部奉命东征讨蒋。蔡廷锴率第十师开抵南昌，跟着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南昌起义。

在起义部队南下时，蔡又率部脱离起义部队。蔡率十师经贵溪、弋阳到达闽赣边界的江西铅山县河口镇，在河口停留了一段时间。8月下旬，蒋光鼐自沪携款10万元抵河口劳军。遂即恢复十一军军部，蒋仍任副军长。第十师分编为第十、第二十四两个师。不久，蒋率该军进入福建。10月中旬，应福州民众之情，经多日调查核实，遂将作恶多端的驻福州之新编第一军谭曙卿部缴械，所获枪械，以充二十四师实力。

这时，陈铭枢在日本，蒋光鼐等即电告陈铭枢，请他回闽复任十一军军长职。陈与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联系甚密，李电邀十一军回粤整补。蒋光鼐率部由福州经泉州至漳州集中。

11月17日，张发奎、黄琪翔发动“广州事变”，企图推翻李济深、黄绍蛇，夺取两广地盘。李即电调十一军入粤。十一军受命与潮汕的陈济棠部在东江会合，共同向第四军攻击。1927年底至次年1月，十一军等部在东江上游的岐岭、蓝关、潭下、黎咀等处与缪培南率领的第四军激战。双方损失都很大，第四军师长许志锐阵亡，无力再回广州，乃退入江西。这时陈铭枢接任了李济深的广东省主席之职，蒋光鼐升任第十一军军长，兼广东南区善后委员。率部驻南路钦、廉、雷、琼绥靖地方。

蒋介石通过1929年1月的编遣会议决定，驻广东境内陆军三个军一律缩编为师。第十一军遂为广东编遣区第三师和第二独立旅。蒋光鼐任第三师师长，蔡廷锴任独立旅旅长。以后，第一次粤桂战争爆发，广州一度危急，由于蒋光鼐师和戴戟旅的驰援，粤军反败为胜。是年夏，蒋光鼐任第八路军前敌总指挥，率部讨伐东江徐景唐部，克复潮汕。8月，南京国民政府调整全国陆军，粤军再次改编，蒋光鼐的第三师使用中央军番号，改编为陆军第六十一师，蒋仍任师长，蔡旅改编为第六十师，蔡任师长。

1929年12月初，由鄂西驱兵南下进入广西的张发奎，联桂反蒋（介石），为“绝蒋氏退却之路”，打响了第二次粤桂战争。张桂各军以攻取广州为目的，拟将敌全力压迫于广州以西地区歼灭之。

粤军以蒋光鼐、蔡廷锴两个师和张之英独立团为右翼，在花县、两龙墟一带阻击张军。蒋光鼐任右翼军指挥，设指挥部于两龙墟。蒋介石临时抽调来的嫡系朱绍良部的毛炳文、陈继承、谭道源三个师也加入右翼。朱部抵粤后，星夜开到从化、花县一带防守。12月8日，张军抵花县，与朱部接触，所部分头向朱部发起攻击，双方展开激战。广州市内已可闻炮声极密，朱部抵敌不住，10日退至龙眼洞、白云山一带，损失军械辎重无数。在这紧急关头，蒋光鼐率部及时赶到人和墟增援，遏制住敌军攻势。紧接着在两龙墟附近高地与敌展开激战，经11、12两日苦战，挫败了敌军多次冲锋，致第三路军长黄镇球脚部重伤，另伤张部团长三人，使张部营、连、排长伤亡过半，士兵伤亡2/3。张军不支溃退，蒋率部乘胜追击，遂将张桂联军赶出粤境，并一直追到广西梧州。1930年1月，蒋光鼐因此获三等宝鼎勋章。

2月，张发奎率第四军再犯粤边，已达高州、钦廉地区。这时驻梧州的蒋光鼐为解粤边之急，采取“围魏救赵”之法，率部由梧州直逼驻广西北流的黄绍站第十五军。3月进占藤县，旋占领距北流30里的三和墟，继向黄绍站部展开攻击。黄绍站遭到攻击，电张发奎救援。张发奎接电后，急忙退出高州，率第四军仅有的两师以急行军经陆川奔北流增援。未及休息，星夜便投入战斗，与蒋部展开激战。蒋光鼐早以兵力控制住了周围的几个高地和北山，以逸待劳。张、黄两军分左右两翼同时向蒋光鼐部发起攻击。右翼张发奎以第十二师为攻击队，向北山猛烈攻击。数次攻击均被蒋部以猛烈火力击退，伤亡惨重。张见屡攻不下，遂调预备队第四师十一团增援，攻至半山时，又被蒋部杀伤过半，败下阵去。第四师师长李汉魂再调十二团增援，曾一度攻入蒋部阵地。蒋光鼐旋即增兵反扑，与张军展开白刃战，将张军击退，致张军前线连排长伤亡殆尽。此时，左翼黄绍蛇部遭粤军的有力打击后，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第二天一早，蒋光鼐遂抽调左翼兵力，并力向张军反攻，数度争夺，突破张军阵地，致张黄军全线动摇。3月16日上午，张黄两军分路向西溃逃，北流战役遂告结束。此役历时两昼夜，第四军伤亡过半。

6月间，桂军挥师入湖南，占领长沙后，继续举师北上，大有直捣武汉之势，南京震动。这时陈济棠、陈铭枢都采取拥蒋立场。因武汉告急，蒋介石急调蒋、蔡两师出韶关入湘，以蹑张、桂之后。张桂军见粤军威胁后方安全，将使自己处于后援无济的境地，便变更计划，回师应战。粤军即任蒋光鼐为前敌总指挥，增拨陈济棠部李扬敬师归其指挥。这时蒋率部与蔡师驻军耒阳，白崇禧部前锋已达茶陵，预计两日内双方即将遭遇。而李扬敬师刚过大庾岭。在此敌众我寡之际，蒋光鼐抛开陈济棠要他退回大庾岭，在九峰、坪石一带凭险固守的电令，大胆出一险着，定下将兵力移向左侧方，扼守衡阳，撤去后方，让敌人扑个空，然后与后续部队夹击敌人的计划。蒋部迅速占领了衡阳，把张桂联军前后切成两段。桂军果然扑了个空。

7月初，桂军回师洪桥附近，见衡阳东岸地形险峻，易守难攻，且粤军早已构筑了防御工事，防守严密，在以一部试攻失败后，便决定放弃攻击，绕过衡阳。蒋光鼐见张桂联军渡湘江撤退，迅即率部衔尾追击。以第六十师、六十一师为右纵队，沿衡祁公路前进，以六十三师为左纵队，从小路行进。这时天气炎热，行军甚苦。蒋光鼐一路督师疾进，于下午3时左右追上桂军殿后部队，即展开攻击，迫使张桂联军应战，打乱了其预定计划，使张桂联军不得不被动地掉转头来，在七塘附近与粤军展开血战。蒋光鼐以六十一师为右翼，六十三师为左翼，以蔡师为预备队。与六十一师相遇的是张发奎军，战斗非常激烈。六十一师旅长张世德阵亡。第二天早晨，蒋光鼐令全线发起攻击，战斗至中午，六十三师奋力夺得桂军最高的高地，击毙高地守军师长梁重熙，直接威胁桂军阵地侧背。桂军数度反扑，均被击退，张桂联军阵线已呈动摇状态。蒋光鼐抓住时机，发起猛攻，张桂联军不支，全线溃退。蒋光鼐正要率部乘胜追歼败敌，忽接急电，令其将追击任务交给六十三师，蒋本人率六十、六十一两师星夜赶赴津浦路参战。

这时，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在津浦线、陇海线方面的战斗，其激烈程度已达到了顶点，双方兵力已尽行用上，哪一方有生力军增加上去，哪一方就会获得胜利。所以蒋介石要蒋、蔡两师放弃追击，火速增援中原战局。蒋蔡两师脱离与张桂联军的战斗后，即被编为第一纵队，蒋光鼐任纵队司令官，率部北上。下辖六十师、六十一师，和陈诚第十八师。

7月22日，第一纵队抵浦口乘车，经徐州至邹县集中。抵邹县时，陇海路方面，冯军已攻击归德附近，津浦线方面，阎军已陷兖州，曲阜等处亦同时失守。蒋介石为了迅速扑灭津浦路的阎军，即令第一纵队由邹县出发，经泅水迂回大汶河及泰安阎军之左后方。蒋光鼐率第一纵队日行八九十里。四天后，抵泰安城郊。经一昼夜激战，占领泰安东站、九里山一带险要地势及泰山全部。泰安城内阎军遂成瓮中之鳖。同时，大汶河等处之阎军六万人，归路已断，不战而溃，退窜济宁道口逃至黄河北岸。一部向泰安西北之东平逃窜。

蒋介石为了扭转大战战局，电令第一纵队迅速占领济南并颁布赏令：“若能在十天之内占领济南，则犒赏该军一百万元”。这时泰安阎军千余人，在第一纵队炮火压迫下，正派代表接洽投诚，蒋光鼐即将泰安事宜交给后续部队，于8月9日疾趋济南：以第六十师先攻泰山背长城岭之敌，向党家庄前进，切实占领党家庄，断敌归路。以第六十一师经山口向仲宫镇攻击前进，占领该镇后，即速攻济南。翌日拂晓，第六十师即向长城岭大小津口要隘之阎军攻击。激战至下午2时，始将其攻破，占领长城岭，毙敌一旅长。长城岭以南地区阎军均告肃清。残部沿铁路线向北溃逃，六十师尾随追击。据报，阎军援兵近万人已占领党家庄以南一带高地。时六十一师亦进展迅速，已抵仲宫镇附近，与阎军激战。第二天拂晓，六十师开始向党家庄之阎军攻击，经激烈搏斗和迂回侧击，中午时分守敌遂全线崩溃。

正午，仲宫镇第六十一师方面，阎军反攻甚烈。为迅速消灭当面之敌，蒋光鼐急调第六十师第一一九旅向仲宫镇增援。此前已电催陈诚师接防党家庄阵地。党家庄六十师第一二○旅在陈诚师接防后，亦向仲宫镇跟进。未几，第六十一师已将仲宫镇阎军攻破，入占市镇。时已天黑，又值大雨滂沱，部队即就地露营。蒋与蔡当夜研究了翌日攻击济南的行动方案，决定以第六十一师先行，第六十师为总预备队跟进。第二天凌晨7时，六十一师前卫团与济南城南高地的阎军一个师接触，激战数小时，阎军被六十一师一个旅击溃，缩入济南城内。至此，济南城南大门已完全洞开。阎军屡遭重大挫折，军心已乱，士无斗志，深感黄河南岸孤城一座，难以立足，数万大军纷纷抢渡黄河。适逢蒋介石派飞机轰炸黄河铁桥，死伤者不计其数。

8月15日下午3时，蒋光鼐率部占领了济南城。蒋介石即命蒋光鼐兼任济南警备司令。蒋光鼐坚辞不就，说：“我军非为地盘而战。”17日，蒋介石将第六十、六十一两师扩编为第十九路军，蒋光鼐升任为上将总指挥。22日，蒋介石由陇海线飞抵济南，召集团以上军官开谈话会，说：“济南克复，大局已定，惟陇海线残敌未肃清，当有碍统一，望各将领继续努力……”蒋光鼐乃率十九路军再次踏上征途。

蒋光鼐受命第六纵队司令率十九路军及胡宗南第一师，由济南出发，沿津浦路南行，经兖州，过归德，下陈州，抵周口，至汶河，一路上遍尝行军之苦。时冯玉祥军大部仍据兰封（陇海）、平汉、新郑、豫西等处。十九路军奉令经风舞、纣城向汝南攻击前进。抵达汝南附近，第六十一师即派一部围攻固镇，但久攻不下，为了集中兵力攻击冯军主力，蒋光鼐决定暂时放弃对固镇的围攻，只派一教导团监视汝南之冯军，令一二〇旅攻新郑之盘古寨，集中第六十一师全部约七个团，向新郑北之牛集攻击前进。到达时，冯军主力仍散布新郑附近各堡寨顽强抵抗。经三天围攻，第六十一师占领各堡寨。第六十师同时占领了郭店，切断了冯军之归路。迫使冯军退集新郑的数万余人，向十九路军投诚。是役十九路军伤亡3000余人，蒋光鼐的堂弟、第六十一师第九旅团长蒋光鲁阵亡。未几，张学良转向拥蒋，进抵平津、阎冯通电下野，规模空前的中原大战宣告结束。十九路军奉蒋介石之命，回驻许昌，复返武汉。

12月初，十九路军又奉命从武汉经长沙、醴陵，在江西萍乡一带集中。12月中旬，又奉蒋介石电令，经莲花，徒步到永新、泰和向兴国开进，于1931年1月8日到达兴国。这个月，蒋光鼐获二等宝鼎勋章。

1931年4月，蒋介石发动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大规模“围剿”，十九路军奉命参加了这次“围剿”。在“围剿”中，十九路军遇到了过去所没有遇到过的情况：要带路，找不到向导，要吃饭，找不到粮食，还经常受到赤卫队的袭扰，使得行动迟缓，举步维艰。现实使蒋光鼐“以铁血维护中央统一”的信念发生了动摇。于是在这年5月，第二次“围剿”还没有结束，蒋光鼐就离开部队，赴上海养病去了。6月，蒋介石任命他为“剿赤军”右翼集团第一军团总指挥，他称病坚辞不就。虽然蒋介石派人前往劝说，并亲自到医院探望，他仍不肯回部指挥，一直在沪休养。

夫人刘慕雨婚后不育，长子庆瀛在沪读中学的时候，年年考第一，身体强壮。后来到同学家玩催眠术，导致神经错乱，经多方治疗均无效。古人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刘慕雨觉察到了丈夫心中的遗憾，极力说服蒋光鼐再娶一位夫人，以续香火。在刘慕雨的安排下，他结识了黄晚霞，后来在上海与之完婚。

蒋光鼐·淞沪抗战

1932年日军在上海不断挑衅。1月6日，蒋光鼐被任命为京沪卫戍司令。中旬，日军部署了以上海为中心的压制抗日运动和军事侵略的阴谋，派遣军舰30余艘和陆战队数千人登陆；通过驻华军唆使日侨集会游行，捣毁了虹口北四川路的一些中国商店，还在闸北区制造五名日僧和三友实业社工人殴打冲突事件，使上海空气趋于极度紧张。日军领事村井向上海市政府提出了封闭上海市各界抗日救国会和上海《民国日报》等无理要求。同时，日舰队集沪示威，日陆战队登岸布防，各地日侨撤退等。战争一触即发。

面对这种严峻的局面，十九路军进行了紧张的军事准备。1月23日，蒋光鼐抱病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召集的驻上海部队营长以上军官参加的紧急会议，讨论决定了必要的应变措施，会上群情激奋，一致表示保卫上海，矢志不渝。蔡廷锴、戴戟等高级将领作了动员和部署。会议结束时，蒋光鼐作了简短讲话：“日人图占上海的情形，极其严重，大家想都清楚，蔡军长戴司令更为愤恨，曾同我研究应敌决死、保国守土的计划”，“十九路军是很负名誉的军队，现恰驻扎在上海，此时真是十九路军生死存亡的关头，也可说是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到这种时期，我们军人只有根据自己的人格、责任、职守、声誉，来死力抵抗了! 从物质方面说，我们当然远不如他，但我们有这种决死的精神，就是全部牺牲，亦所不计。我们的死，可唤醒国魂，我们的血，可寒敌胆，一定可得到最后的胜利。从前汉朝时代的李广射石没羽，就是全凭一副独到的精神，因为把石头错认成老虎，必须把老虎射死，自己才会生存，所以虽是射不穿的石头，也会被他射穿，所谓诚之所至，金石为开。我们明知物质上不是日寇的对手，但有这种万众一心的精诚，就可以打开一条必胜之路，何况我们还有两三万人，真不能挽救中国吗？希望大家回去以此激励士兵。还有，我们可想想在江西的情况，我们看共军环境那样的坏，交通给养那样困难。但共军能避重就轻，应付自如。我们现在环境那么好，交通又方便，而且还有人民的协助，大家只要一心一德，有死无二，也学一学避重就轻的战法，何往而不可，可以说没有丝毫顾虑的了。”^[1]

当晚七时，总指挥部向全军发出一道密令，具体布置了应变措施，并不顾军政部的告诫，明确命令：“我军以守卫国土恪尽军人天职之目的，应严密戒备，如日军确实向我阵地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

1月26日，日本领事借口一僧人被殴致死，向中方提出向日方道歉、赔款、惩凶及取缔抗日团体的最后通牒，并且要求中国驻军撤离租界20公里以外。面对日方的蛮横态度，上海民众和驻军官兵都十分气愤，但政府当局竟然完全接受。鉴于情况日益严重，老上司陈铭枢约蒋光鼐到南京面谈。26日下午四时十五分，蒋光鼐复电明确表态说：“万一外侮来侵，弟必站在前线，以尽军人天职，此时实无来京必要。”27日夜，军政部长何应钦三次来急电，命令“忍辱求全，避免冲突，万勿冲动，以免妨害国防大计”。28日，上海所有爱国团体被封；下午，情报表明，日军已决心进攻。驻防闸北的七十八师张君嵩团官兵接到移防命令时群情激奋，不肯交防，而接防部队也仅到一营兵力。鉴于这一情况，蔡廷锴军长请示蒋光鼐总指挥，他们断然改变了上峰的命令，以接防兵力不足为由，决定推迟交防! 就在当夜，1932年1月28日23时30分，尽管中国政府步步退让，但日本军队仍悍然向我闸北驻军发动进攻，而我闸北守军则依照密令，奋起抵抗。十九路军一扫“甲午”以来对外的忍让屈辱，在全国一片救亡声中，打响了中国正规军队抵抗日军的第一枪。

正在医院养病的蒋光鼐接到报告后，立刻驱车赶到龙华警备司令部，与蔡廷锴、戴戟等讨论和决定了作战方案，电令后方部队火速向上海推进。同时向全国发出通电：“光鼐等分属军人，惟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卫国抗战而抵抗，虽牺牲至一卒一弹，绝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此物此志，质天日而昭世界，炎黄祖宗在天之灵，实式凭之。”当夜，他们三人从龙华步行前往真如车站，设立临时指挥部。

29日天刚亮，日军出动飞机助战，在闸北、南市一带低飞到1000米以下狂轰滥炸，地面部队则在坦克、装甲车掩护下多次冲锋，企图冲破闸北防线。日军指挥官盐泽幸一扬言“四小时占领上海”。但在十九路军士兵英勇抗击之下，日军各路进攻均被击退。未得逞的日军在美、英、法等国的调停下，于二十九日晚提出了停火要求。蒋光鼐等虽知此乃敌人缓兵之计，但十九路军也要加强部署，遂将计就计，一面命令前线停止战斗，严密戒备，一面将原驻镇江以东的第六十师调到南翔、真如一带；并将六十一师调运来沪；原在上海的七十八师全部投入前线，加强防御。

十九路军抵抗的枪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慰劳和赞扬的函电如雪片似的飞来，赞扬他们“为世界求公理，为弱小求生存，丹心碧血，壮烈可歌”。东北沦陷后流落关内的民众在电文中说：“贵部捍御外侮，杀敌致果，为民族争光荣，为山河壮气色，挽国运于颠危，苏人心之槁死，精忠益世，溥海同钦”“誓死愿作后盾，歼此蛮贼”。表示了东北同胞对十九路军的敬佩和抗战的决心。在上海，各行各业纷纷组织义勇军，其中包括上海市民联合会救国义勇军、退职军人义勇军、民众反日救国义勇军、土木业义勇军、邮工义勇军、市商会童子军团、南京中央大学义铁血军团、复旦大学义勇军、冯庸大学义勇军等。他们有的作为救护队、随军服务队，也有的直接投入了战斗。

宋庆龄和何香凝在战事刚刚开始就呼吁各界人民支援十九路军抗战，宋庆龄在炮声隆隆中对十九路军官兵说：“你们抗战的枪声一打响，海内海外，男女老幼，都觉得出了口气! 亿万同胞声援你们，支持你们!”在国民党内，以刚刚下台的孙科为首的国民党留沪中央委员李宗仁、程潜、张发奎、陈友仁等11人，在战事爆发的第二天就联合致电蒋介石、汪精卫：“日人横暴至此，军民愤激、誓死抵抗。昨夜至今午，战事剧烈。我军士气百倍，连获胜利。政府此时当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报国家，以谢民众。同人在沪见闻至切，公决应请中央即令近畿各军，抽调劲旅来沪应援，并极力设法接济十九路军军实饷糈。”留粤中央委员唐绍仪、邓泽如、肖佛成、陈济棠、伍朝枢、邹鲁、白崇禧等26人致电十九路军将士：“贵部痛暴日之无理压迫，奋力抗敌，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争人格，迭听捷音，致深钦佩。务望激励将士，坚持到底，同人等誓当竭诚接济，为公等后盾，并请转达各袍泽，共鉴微忱。”同一天，汇款40万元接济十九路军。

30日，日军调集巡洋舰三艘、驱逐舰四艘、航空母舰两艘、海军陆战队5000人抵沪。援军一到，日寇就置自己停火要求于不顾，于31日晚再度发起进攻。2月1日，蒋光鼐亲临闸北前线指挥战斗，再次将日军击退。当晚日军舰艇炮击南京。2月2日，政府决定迁都洛阳，使全国为之震动。为此，蒋光鼐暨十九路军全体官兵再次向全国通电表示决心：“洞胸断手，万众一心，牺牲至最后一弹一卒”，“以纯洁之心血，贡于党国，献于全民”。他继续指挥十九路军将士英勇抵抗。

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战与东北军的不战而退形成鲜明对比。十九路军几天来的胜利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激发了中国军队抗日的决心和士气。第三路军韩复榘部、第四路军何键部、第九路军鲁涤平部、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部、第一集团军陈济棠部、第四集团军白崇禧部、黄埔军校革命同志会以及各省市国民党党部等均发表通电，声援十九路军的正义行动；连在南昌的30多名“剿共”将领也由朱绍良领衔致电蒋介石，请缨御侮。

2月4日，盐泽再发动进攻，战火漫延到江湾、吴淞一带，各线均展开激烈战斗。十九路军在包围歼灭敌进攻江湾的一个联队后，即乘胜反攻，激战9小时，完全粉碎了日军的这次进攻。此时尽管日军增兵已达1万多人，但我军防线仍岿然不动。口出狂言的盐泽少将被免职回国。

2月6日，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乘旗舰“出云号”到达上海，接替盐泽指挥作战，兵力增至2.5万余人。2月7日，蒋光鼐拟定了十分详细的作战计划：死守闸北至江湾一线以及吴淞要塞两地区，形成我军左右两翼犄角之势；而将主力集结于南翔以东至真如、大场、杨家行一带，待敌以主力进出江湾、蕴藻浜之间时，即在该地区与敌决战，以图歼灭之。当天，这一兵力部署即下达部队。日方鉴于闸北方向毫无进展，野村把进攻重点转向吴淞。2月10日，蒋光鼐向政府报告战况：“敌连日以机群、大炮轰吴淞、房屋、炮台、树林等，毁扫已尽，无所凭依。闸北一带，焚炸殆尽，敌屡以铁甲车群分路来攻，我军虽死守阵地，唯有肉搏相持。十日以来我伤亡逾千，甚属困难，吴淞尤危。敌增兵已到，大战在即，誓拼牺牲与敌一决!”然而，蒋光鼐的决心受到当局的百般阻挠。军政部长何应钦发出通令，指责十九路军违命抵抗，不从军令。对十九路军军械始终不发一枪一弹，致使十九路军连手榴弹都不够使用，一些部队只好用上海总工会用罐头盒赶制的“土炸弹”来御敌。战争中，日军宣布：“上海战事只是专对十九路军，不与南京中央政府以及其他军队为敌。”何应钦还在十九路军和日军战斗的枪炮声中严令各军“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通令各部：“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于是就发生了一桩桩怪事。十九路军接防前，吴淞要塞司令听任日舰自由出入，当日军进攻要塞时便临阵脱逃；海军则在开战之后，仍然供应日军淡水、鱼肉，并且与日军达成协议：“此次行动，并非交战，如中国海军不攻击日舰，日本舰队也不向中国海军进攻，以维友谊。”

何应钦一面热衷于和谈，一面催促十九路军撤退。10日，他电令蒋光鼐：“我军为避免敌兵舰大炮及防敌利用租界起见，选定抵抗之本阵地，除现在杨家行、大场、真如、虹桥之线外，则以浏河及嘉定、南翔之线为宜。”实际就是命令十九路军撤退。第二天，蒋光鼐回电拒绝撤退：“蒸午电悉，吴淞炮台被毁，敌之海陆空军全力攻我，明知死守终必毁陷，但骤然撤退，示弱于人，与敌便利，殊属非计。仍拟以一部坚守吴淞、闸北，余配备于胡家庄、大场、真如、虹桥之线，控制预备队于南翔，敌来与一决……”但何应钦坚持撤退主张，再次下达后撤的训令。面对这一纸命令，蒋光鼐十分为难。正当他进退维谷之际，时任行政院代理院长兼交通部长的陈铭枢发来电报：“近日颇有人发表议论，不忍本军牺牲，无以为继，亟欲设法避免再战，枢极不谓然。”12日，陈再次来电，重申原地抵抗的主张：“望兄等坚决到底，不可为当局所动为要”。陈铭枢的态度坚定了蒋光鼐不顾军政部命令，原线抗战的决心。鉴于日军久攻闸北、吴淞不下，他料定敌军必然会将主力从蕴藻浜方向突击，造成决战态势。这时尽管何应钦当晚还打来电报，让他去租界参加谈判，但他仍然当机立断，把总指挥部移至南翔，展开兵力准备决战。13日清晨，果然不出所料，野村向十九路军发起了新的总攻。一面向闸北、八字桥、江湾猛攻，一面以主力从蕴藻浜架桥偷渡，想包抄吴淞后路。当天上午雨雪纷飞，战斗异常激烈，双方几次展开残酷的肉搏。蔡廷锴军长亲临督战，出击敌之侧背，迫使其主力向纪家桥方向溃退。一切恰如所料，成败在此一举，蒋光鼐下令当晚全线出击与敌决战!

正当前方将士磨刀擦枪，枕戈待命之时，蒋光鼐接到了何应钦、陈铭枢、罗文干的联名来电：“介公（指蒋介石）刻到浦镇，召弟等指示沪事，以十九路军保持十余日来之胜利，能乘此收手，避免再战为主。”并指令“从速进行”关于停战的谈判。电文犹如冷水灌顶，但他仍委婉回电陈情：“指示各条，谨遵办理，但敌方狡诈百出，未审能达到否？谨复。”^[1] 蒋光鼐力图维护出击方案。但电报刚刚发出，就收到了何、陈来电：“蒋介公之意我军进攻，无论如何牺牲，不能达到目的，在全盘计划未定之前，仍取攻势防御为要。”在蒋介石的压力下，连主战的老上司陈铭枢也反对出击了。蒋光鼐无可奈何，长叹一声，收回出击命令。前方将士则在鲜血横流的雪地上，捶胸顿足，声泪俱下。计划中最有利的决战时机错过了，从而也失去了在敌增兵前全歼残敌的良机。几十年后，每当提起此事，蒋光鼐仍不免感慨万千，仰天长叹：“我带兵几十年，大小战役无数，从无败绩，至多打成平手。与日寇一战，知其伎俩不过如此，可惜啊，这是被自己绑住了手脚的战斗!”^[2] 当晚7时许，在何应钦再三来电催促下，蒋光鼐前往英租界与日方代表进行谈判。

深夜，他着便装回到家里，郑重地对夫人黄晚霞说：“现在形势严峻，日军还要增兵，战火还要扩大。有些眷属已经疏散了，但我是总指挥，你不能走。如果你也走了，大家会觉得我没有决心和信心，会影响士气，人心就散了。”黄晚霞深明事理，继续参加到后方伤兵医院慰问伤病员的工作。

2月14日，连遭失败的日军再次易帅增兵。陆军中将植田谦吉率部抵沪，接替野村指挥，兵力增至3万余人。当天下午，蒋光鼐回到南翔总指挥部，向何应钦等发电报告：“综合各方确报，敌到沪陆军及陆战队共三万人，我虽欲求和，而日寇决无诚意，为民族生存，国家体面，只有决心一战。”

由于上海、南京是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当日军大举增援后，南京政府也派出第五军军长张治中率部赴上海参战。可是南京政府的基本方针依然是求和。2月16日，张治中军长从南京乘车来到南翔，第五军全部到达。张治中将军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看到一种大可忧虑的情形，十九路军单独在沪作战，孤军决不能久持，应该予以增援；同时，有党内反对派的人在上海说中央看着十九路军打光，按兵不救，这对蒋（介石）的地位和领导权都会发生不好的影响。蒋（介石）二月初由洛阳到浦口，我去迎接他，就表示我的意见：‘我们中央的部队必须参加淞沪战斗才好，如果现在没有别的人可以去，我愿意去。’蒋（介石）说：‘很好’。马上关照军政部长何应钦，即调动散驻京沪、京杭两线上的第八十七、八十八两师合成第五军，命我率领参战。”^[1]15日，军政部命令：“着第五军归蒋总指挥光鼐指挥”。

此时，蒋光鼐决定实行区分作战，夜11时下达了兵力布置命令。以十九军军长蔡廷锴一部为右翼军，占领南市龙华、真如、闸北、八字桥、江湾一线，军部设在真如；以第五军军长张治中率一部为左翼军，占领江湾北端一线，及死守吴淞要塞，军部设在刘行镇。各部务于17日拂晓布防完毕。

蒋光鼐想到几天前，当局以全盘计划未定为由不准出击，而痛失良机，然而时至今日，政府的全盘计划仍然无着，这使他不得不连连发电敦促上峰。16日深夜，他给陈铭枢去电说：“希望政府有整个计划，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则始终无济于事也。”在给参谋总长朱培德、何应钦、陈铭枢的电报中又说：“日方和谈毫无诚意，职等积极备战外，恳请钧座早定全盘计划，盼切!”

17日，蒋光鼐奉命再次到谈判桌上议和，日方的蛮横态度使他十分气愤，不愿再与之周旋。他给何应钦、陈铭枢发电说：“对和谈事，请政府派人参加谈判，商定后自当遵从。”“但敌狡诈，一面谈判，仍望不忘作全盘之备战”。18日，植田向蔡廷锴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我军退出租界20公里，撤去此范围内军事设施并永不重建。蔡廷锴气愤地把通牒呈交蒋光鼐。蒋光鼐面对这一通牒，怒不可遏，立即命令前线部队集结炮火向日军阵地猛轰，作为对植田的答复。

十九路军孤军奋战的顽强精神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戴。上海街头出现了十九路军抗日火柴、光鼐牌香烟；蒋兆和在火线上为蒋光鼐、蔡廷锴所画的油画肖像，被大量印刷、到处张贴，高举在游行声援的群众手上。

2月20日晨，日军发起进攻，先以大炮向江湾、庙行等地猛轰，继以步兵在坦克的掩护下，一路进击张华浜一带；另一路由杨树浦进犯，来势凶猛。蒋光鼐一面指挥部队抗击，一面以十九路军名义向全国发出通电：“军人报国，粉身碎骨，是份内事，大战开始之月，即本军受命之时。使一卒一弹犹存，则暴日绝不得逞。惟愿全国朝野上下，人人怀必死之志，引偷生苟活为无上耻辱，团结一致，前赴后继，则本军之牺牲为不虚，伏尸流血之战士，必含笑于九泉之下矣。”这种拼死抵抗的决心，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他直接打电话责问蒋光鼐说：“这个仗打得差不多了，下令停火吧!”蒋光鼐当即顶撞说：“卫国保土乃是军人天职。强敌压境，怎能不奋起自卫？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已经打起来了，无法收手!”在十九路军的抗击下，江湾、庙行两处争夺激烈，双方都伤亡惨重。

日军的企图是突破庙行南端地域，然后以主力向南席卷，将十九路军歼于江湾、闸北地区；以有力部队向北歼灭第五军于杨家行、吴淞地区。这就是植田的所谓“中央突破”计划。21日，日军在植田的亲自指挥下，以步兵数千人配合飞机、大炮、向江湾、庙行两处重点冲击。延至23日黎明，敌试图从江湾车站包抄江湾镇，经多次组织对敌冲锋，敌不支溃退。中国军队俘敌营长一名、士兵数百人，缴获步机枪数百支，江湾阵地始终确保。庙行方面，敌从22日起，向竹围墩间的麦家宅阵地进攻，发炮数千发，飞机轰炸终日不停。中国守军奋力抗御，正危急时，得到第六十一师一二二旅从右翼增援，第八十七师二六一旅从左翼向敌包抄，庙行阵地终于转危为安，并给敌以重创。以后一连几天，日军继续用飞机大炮向守军阵地轰击。到25日，敌向庙行前线八十七师二五九旅和独立旅古鼎华团等新接防地猛攻，古团几乎支持不住，经六十一师一二一旅以预备队全部赶到增援，两部会合，拼命死守。七十八师一五五旅生力军又从广肇山庄和何家宅一带向敌猛攻，经反复冲杀，至晚又会同一二二旅五团向侵入小场庙之敌反攻，最后展开肉搏，阵地终于收复^[1]。至此，植田精心布置的所谓“中央突破”计划彻底破产。

在蒋光鼐的统一指挥下，第十九军与后来参战的第五军将士们同仇敌忾，保持了良好的协作关系。

连续的失败使日军威信扫地，国内舆论哗然。日本政府决定三易主帅，并再次增兵，派遣前田中内阁的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大将代替植田担任统帅，兵力增至六七万人。而中国方面，连续作战已将近一个月，十九军伤亡已达5000人；第五军伤亡亦达3000人。士兵白天战斗，夜间修工事，日夜不得休息，急需增援。由于从1931年10月以来中央一直欠发军饷，使十九路军装备严重不足。刚刚开战时，从南方来到上海的十九路军士兵都只穿单衣。当申报刊出“前方将士无衣御寒”的消息，各地就发起赶制征衣活动，五天内收到捐助全新棉衣3万余套，棉被2000余条。各界民众慷慨解囊，现金、食品、药物等源源不断送达十九路军。其时，上海各界民众都把淞沪抗战作为国家与民族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来看待，人人关心战事发展，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各凭天良。可以说，十九路军在战争期间的衣食供给，军饷开支，军械补给全部是民众捐助。蒋光鼐在《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序言中曾感动地说：“淞沪之役，我军得民众莫大之帮助，近者箪食壶浆，远者输财捐助，慰劳奖饬，永不敢忘。此同仇敌忾之心，使吾人感奋欲涕。”

和民众的态度相反，当十九路军向军政部领取军饷时，他们居然说十九路军得到海内外同胞的捐献应当交公，军饷应从未交公捐款中扣除。在援兵问题上，军政部的态度和军饷一样，虽然蒋光鼐曾多次要求增兵，却始终没有结果。蒋介石的这种做法激起了国民党内人士的愤怒，冯玉祥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当面斥责蒋介石说：“若不赶快决定派出多数的军队援助他们，那就是害国殃民!”陈友仁说：“有这样不怕死的军队，又有这样慷慨好义的人民，政府不想收复失地，假若把这个机会失去，军心民心全失掉了。”于右任也责问蒋介石：“为什么到了今天国难这样严重，反倒不下决心呢？”但是当局依然置若罔闻。

2月16日，蒋光鼐致电陈铭枢：“大战在即，兵贵万全”，“万恳速请介公、敬之务在最近期内调二、三师开来前线，预备急用”。23日，又致电何应钦：“敌伤亡虽大，而援兵不断，我方似应统筹应付，速派有力部队增援，以免孤军久战为叩。”为了求援，他还专门派出参谋长邓世增向蒋介石面请增兵。但所有这些急切的求援呼声都如泥牛入海，所有预想中的增援部队都没能参战。上官云相部除两营参加了修筑二线工事外，不知何故一团调到南京，两团调到镇江；戴岳旅虽然已到达杭州，却被鲁涤平滞留，不准开赴上海。而这时日方白川所率两师已陆续到达。蒋光鼐十分明白，这蜿蜒百余里的防线，仅以这久战的四万之师抗敌7万余众，其结果不言而喻。2月27日，蒋光鼐回绝一切会见，独自在总指挥部里来回踱步，久久不能决断。撤退？一个月来的浴血奋战将前功尽弃，以1万多将士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胜利就要付诸东流，现在上官云相和戴岳所部近在咫尺，只要他们能火速驰援，阵线就可能坚持到3月3日国联开会讨论沪战问题的时候。这样就能在不失一寸土地的有利情况下和日方谈判。当时，他对当局仍存一线希望! 为民族荣誉，为国家利益，他终于决定，不计成败，坚守到最后一刻。

29日，日军第四任指挥官白川到达上海，发起更加猛烈的进攻。我方兵力不得不全部投入正面战线。3月1日清晨，日军3万余人趁浏河守军已调正面增援，兵力单薄之机，强行登陆，至浏河沦于敌手，直接威胁我军侧背。下午，中央阵线也被突破。由于预备队已全部用尽，无法应付登陆之敌。下午4时，登陆日军已进占浮桥，大有切断我军退路之势。蒋光鼐仍令部队拼死抵抗，希望上官师能即刻投入左翼，驱逐日方登陆部队，以使正面战线得以维护，然而上官云相师却始终按兵不动。至晚8时，我方因援绝兵尽，全线动摇。蒋光鼐不得已，立即拟定了周密的退守第二防线的具体撤退计划，召集蔡、张二军长到南翔会商，气氛极其悲壮。张军长沉痛至极，一言不发；蔡军长则怒目圆瞪，对卖国媚外之流大骂不已；戴司令捶胸顿足，把坐椅踢翻，悲痛欲绝。当晚11时，蒋光鼐含泪下达了全线撤退命令。

当夜，前线各部队在夜色朦胧中，分别按指定路线和目标向常熟、昆山、青阳港之线转移。撤退时偃旗息鼓、无声无响；人马不乱、秩序井然。直到主力离开战场40里后，天才大亮。为避开日方空军的侦察，部队白天隐蔽休息，直到黄昏再继续向目的地前进。这一行动，大大出乎日军意料，所以毫无觉察。直到3月2日午后，才发现我军主力已经撤离，立即开始追击，而我军留置的掩护部队，则按计划且战且退拖延敌军的追击，使全军顺利完成后撤。

3月2日，十九路军在昆山向全国各界发出退守待援通电：“我军抵抗暴日，苦战月余，以敌军械之犀利，运输之敏捷，赖我民众援助，士兵忠勇，肉搏奋战，伤亡枕藉，犹能屡挫敌锋。日寇猝增两师，而我以后援不继，自2月11日起，我军日有重大伤亡，以致倾全力于正面战线，而日寇以数师之众，自浏河方面登陆，我无兵增援，侧面后方，均受危险，不得已于3月1日夜将全军撤退至第二道防线，从事抵御。本军决本弹尽卒尽之旨，不与暴日共戴一天。”

3月3日，国联开会决定，中日双方停止战争。历时一个多月的淞沪抗战宣布结束。

3月7日，蒋光鼐奉命到南京述职。蒋介石脸色阴沉，不再露出往日对他的笑容。他严词指责蒋光鼐不服从指挥，大讲他那套“攘外必先安内”的道理。对他的咆哮，蒋光鼐十分冷静，始终沉默以对。

5月5日，国民党政府与日寇签订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

5月7日，第五军、第十九军复员，八十八师开驻武汉，八十七师暂驻常熟一带，十九军各师驻昆山、苏州、镇江等处。

5月28日，淞沪抗战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在苏州举行。4万群众到会，群情悲壮，挽联如林。念及几个月来所思所感，蒋光鼐凝悲愤于笔端，挥毫亲撰一联：

自卫乃天赋人权，三万众慷慨登陴，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石烂海枯犹此志；

相约以血湔国耻，四十日见危授命，吾率君等出，不率其入，椒浆桂酒有余哀。

这副挽联，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和抗日将军的壮烈情怀。字字泣血，掷地有声。

没过几天，他接到军委会密令，着令十九路军调往福建，进剿红军。他早已决心永不参加内战，参加完上海市民在商会召开的“淞沪抗日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后，就独自偕同家人悄然离沪赴港，不久就回到了他的家乡虎门。6月，因淞沪战役抗日有功，获青天白日奖章，调升驻闽绥靖公署主任；蔡廷锴升为十九路军总指挥。

蒋光鼐对新的任命不加理会，闲住在由他祖父书房改建的“荔荫园”里，整理和购置书籍，开鱼塘，植果树，修朱执信纪念碑，兴办吉云小学，还筹备在故乡创立虎门医院。闲时他读书，习字，更专门篆刻了一方印章“红荔黄蕉是吾乡”和一方藏书印“荔荫园藏书画”，表达自己热爱家乡和不问政事的心愿。

注释

[1]　《一月二十三日本部紧急会议》，《“一· 二八”的一些纪念品》，淞沪警备司令部编，1933年版。
[1]　《蒋光鼐将军》，团结出版社1989年，第一版，第104页。
[2]　蒋庆渝：《淞沪抗战中的蒋光鼐将军》，《纵横》，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二期。
[1]　《张治中回忆录》，文中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97页。
[1]　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七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版，第8页。

蒋光鼐·福建事变

当时的福建局势十分复杂，闽西南有红军活动，土匪陈国辉部占据了闽北；另外还有张贞、刘和鼎的军队以及地方保安部队等。十九军军长蔡廷锴率部到达福建后，感到十分棘手，曾多次发电给蒋光鼐，希望他赶快到任，但蒋光鼐置之不理。1932年7月，蔡廷锴偕同代表粤军的第二军军长香翰屏，来到虎门南栅蒋光鼐的寓所“荔荫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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