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人物张梓昌人物简介

Posted 2022-04-13 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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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人物张梓昌人物简介

·张梓昌

张梓昌，计算机工程技术专家，是我国计算机专业的主要创业者之一，第一台电子数字计算机103的技术带头人之一。在计算机专业为导弹和航天事业服务中作出了突出贡献，培养了一代计算机工程技术方面的人才。

张梓昌，1921年10月3日出生在祖籍上海市崇明县。祖父早逝，父亲在初中读了2年后就辍学谋生，辛勤终老。1940年他毕业于江苏省立上海中学，1945年毕业于重庆交通大学电机系。随即进入资源委员会中央无线电器材公司重庆分厂，1946年调公司上海研究所，历任技术员、工程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所归华东工业部领导，改名电工研究所。1952年搬迁北京，组建通信兵部电子科学研究院。1957年被定为副研究员、技术四级。1957年11月该院并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二分院。

就在此时他被借调到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参加计算机创业工作。

1959年12月回二分院，历任研究室主任，计算处工程师，第五设计部主任。1963年参军，授中校军衔。1965年国防部五院改为七机部，二分院改为二院，五设计部改为706所，张梓昌任所长。1979年晋升研究员、技术三级。1982年调任七机部测控公司任总工程师，198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87年调回706所，1989年退休。

1991年被评为航空航天部有突出贡献的老专家。同年接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张梓昌理论联系实际，有缜密的技术思维和娴熟的实践技巧，取得过多项技术创新和实用有效的早期成果。他是我国计算机专业主要创业者之一，我国第一台数字计算机103的技术带头人之一。在计算机专业为导弹和航天事业服务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实用有效、富于创新的科研成果

1946～1952年期间从事无线电收发信机的批量调试，负责研制音频扫频仪、短波电疗机和音频畸度仪。

在通信兵部电子科学研究院期间(1952～1957)，他负责保密终端机的改进任务。经改进，样机原来使用20多个电子管削减到只需6个，高1.5米的机架被压缩成一个手提小机箱。通信兵部表示满意，生产30余套，用于高层领导之间直接通话时接入。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开会前不久，特急要求在1个月之内研制成会场(中南海怀仁堂)用的扩音前置系统。系统要求能容纳话筒27路，并且为了降低背景杂音，当首长讲话时面前的话筒自动接通，讲话完毕自动断开。院里成立了五人突击组，张梓昌在组内分工负责“音阈自动控制前置放大器”电路的研制。电路必须先行，他经过4个日夜把电路确定了下来。又经过全组紧张的突击，按时完成了任务，试用时一次通过。第2年应全国政协礼堂的要求又复制了一套。在完成人大任务之后，他配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苏联专家研制了用于干扰敌台的音频噪声发生器。接着负责为炮兵仿制两套苏联的数字式高精度炮弹初速测定仪。这是他从事数字电路的开端，仿制使他迅速获得了数字电路的基本经验。在这项任务中属于他独立构思的工作有2项：一是仪器附带的交流稳压器需要改用国产硅钢片而另行设计。为此，他开发了稳压器图解设计法。二是成功地探索了传感器接口电路实弹射击试验的室内模拟试验方法，不需要实弹射击就把电路定了下来。仪器制成后交付炮兵研究院试用，一次成功。1955年负责研制计数测频仪。解决的新问题主要有3个：一是研制成用于读数末位的1兆赫计数器，测试频率比炮弹测速仪的提高10倍;二是将其余各位计数器的电路结构采用前馈法，比炮弹测速仪的反馈法提高了可靠性;三是设计了三重逻辑门，保证了测频和自校时启闭的逻辑严格性。该测频仪后由二分院仪器室生产了5台作为院内的通用仪器。张梓昌在第一线勤奋工作并且任务饱满，逐渐养成了精心设计的思想：从实际出发，有所创新，重视质量，重视性能价格比，不留隐患。他的成果在实用中经得起考验。

1956年因工作成绩优秀受到通信兵部通令嘉奖，并且作为解放军列席代表团的一员参加了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

我国第一台数字计算机的技术带头人

在50年代中期，计算机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十分陌生的新生事物，张梓昌在数字电路的基础上利用业余时间潜心学习了计算机原理。

1956年全国12年科技规划之后，中科院筹建了计算技术研究所。1957年秋季决定以苏联M3小型计算机的资料作为蓝本，按总体仿制局部修改的原则展开研制工作。11月，计算所借调张梓昌担任该机研制组负责技术的副组长(组长负责生产)。M3大约使用800个电子管，2000个氧化铜元件，10000个阻容元件，分装400个插件，插入3个机柜，全机约有10000个接触点和50000个焊接点。计划很紧，1958年3月苏联资料到齐，6月完成生产，下半年调机，1959年1月试运行。

全组30余人，除个别人员外都是新手。技术新、人手新、时间紧，三者之间的矛盾异常突出。为了抢时间，当务之急是尽早投产。为此，他自己动手做最少限度的试验后，迅速决定：作为逻辑元件的2000个氧化铜由于参数不稳定并且没有提速的潜力，全部改用锗二极管;触发器偶尔有寄生振荡，必须全部加接遏振电阻;一批电阻温升过高，改用额定功耗值加倍的电阻;修改脉冲分配器时序电路，改善配合关系;采用国内输入输出设备，修改相应的接口电路;设计苏联资料缺漏的控制台电路和机柜导线表。事实说明这些修改是正确的和及时的。

1958年春天在“大跃进”运动的大轰大嗡中计划被提前到5月底生产完毕，7月底调机完毕向“八一”建军节献礼;机器也被命名为“八一型”以表示决心。张梓昌实事求是地说明原计划已经十分紧张，所以顶着压力坚持不参加大轰大嗡。不过计划既经上级批准提前他决心全力以赴做实际工作。他向领导及全组讲明，为了献礼不得不先进行正确性调机然后再返工进行可靠性调机。这样，机器真正的完成时间必然比原计划要晚。调机之前，除了正常的准备工作之外，为了最大限度地缩短正确性调机的时间，他不分昼夜一个人增加了超常的准备工作：把机器全部指令的基本操作进行分类和归并，选定部件分调和联调的测试路径，选定各路沿线的观测点，事先画出百余点应有的逻辑波形。实际上这是一整套调机操作的指南，他为此付出了极大的精力。开始调机后这套指南使组员们迅速进入各自的角色，忙而不乱，对按时献礼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组员们三班倒，他倒三班，不分昼夜和组员们一起解决调机指南所无法预知的大量技术细节问题。经过60个日夜，“八一型”计算机终于在7月30日作为一台计算机而运行简短的程序，按时完成了献礼任务。此后，返工排除了元件早期失效、线间杂散干扰、设计容差欠妥、接触不良、虚焊等大量的可靠性问题，全机于1959年3月开始试算。不久，计算所三室成功地为该机配置了磁芯存储器，运算速度从以磁鼓作存储器时的每秒30次提高到每秒1800次。1959年8月投入正式运行。738厂生产了30余台并且改名为“103型”，供各单位使用。

研制103样机有双重意义：一是填补了我国计算机领域的空白;二是通过系统实践迅速培养了一批专业人员，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计算机领域的专家。

1958年春季曾经发现当触发脉冲超过一定宽度时触发器翻转过程就不稳定，当时由于时间太紧，来不及作出满意的解释，所以用实验法选定了脉冲宽度。两年后他抽时间仔细研究触发器的翻转过程，从理论上找到了选择触发脉冲宽度的依据，并且得到实验的验证。回过头来看两年前选定的脉冲宽度并无不妥，才最后放下心来。

为早期的型号研制工作提供计算机专业的技术支撑

706所是国防部五院最早成立的计算机专业单位，60年代的任务面向全五院。为了满足型号研制过程对数值计算的需求，张梓昌主持安装了国产103型、104型和从苏联进口的乌拉尔型计算机。其中104型是大型机，是七机部创业时期主要的计算工具。

为了满足型号对仿真的需求，他主持安装了苏联进口的五台Φ

模拟站，研制了8阶的FM8和20阶的M2等通用模拟计算机，后者5台联用构成70年代进行系统仿真的主要工具。“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军管会领导下参与了60阶大型数模混合机M6的方案制定工作和地空型号目标模拟器M3和干扰信号产生器M4两台模拟机的部分工作。为了满足兄弟单位对计算机专业人员的需求，他对委托代培的干部与本所人员一视同仁地通过任务加以培养。

这些专业技术支撑使全五院早期的地地、地空、海防各型号研制过程的计算和仿真工作得到了保证。

作为型号装备的军用计算机研制工作

706所从1961年开始研制装备用的军用专用计算机和外围设备，这是对型号提供专业支撑的主要方面。张梓昌主持研制了地地导弹横偏校正计算机S1，中程导弹弹上模拟计算装置BF33，地空导弹群指挥车载计算机S2，某岸舰导弹车载制导计算机S3，某导弹制导计算机S4，远程导弹落点预报计算机S7。

张梓昌兼任S1主任设计师。S1是室内的中、大型晶体管计算机，最大难点在于可靠性，要求平均无故障时间大于1000小时，大大地高于当时国内二三十小时的水平。由于国内元器件缺乏可靠性指标，无法进行可靠性理论设计，决定采用经验设计原则：晶体管和关键元器件都经过老化处理和筛选并且降额使用;触发器左右臂的分压电阻配对使用;磁心存储器采用线选方案;使用少量的冗余技术;线间干扰采取预防措施;分路馈电和分级接地;研究室和车间加强质量管理。这些原则由老同志在具体工作中以老带新予以落实。

当时技术人员中的85%是新手。为了落实“出成果出人材”这一原则，他向新同志宣讲科研程序、设计思想、工程实践、基本功等方面的要领，培养新同志树立在工作中锻炼的高度自觉性。在第一线工作方面他重点关心和参加晶体管测试、元件老化处理、线间干扰、结构设计等工作。当时市售的晶体管测试仪不能准确测量击穿电压，有时还损伤被测的晶体管。为此他动手研制了利用高占空比的测试锯齿波并且带有游标的晶体管测试仪，可以方便、准确、无损伤地观测晶体管的击穿电压和雪崩现象，以利于掌握晶体管的质量情况。

在全体有关人员共同努力下，1965年上半年S1开始考机后1500小时无故障而停止考机，其可靠性期望值优于预期指标。

1965年兼任S3主任设计师。在三院三部组织下，去海军基地和阵地学习之后制定了方案。S3除了替代苏联模拟式指挥仪之外，还增加了雷达数据处理功能，为某岸舰导弹提高战术技术性能提供必要的支撑。S3的电路继承S1的技术，由于规模比S1小所以可靠性更高。为了进一步提高可靠性，S3的制导程序存放在只读存储器中。S3共3台，1966年秋季交付三院三部，经过型号联试后交付海军。用于战备值班，性能稳定可靠。服役10年后退役。

S4计算机速度较快，内部信号需要用传输线互连。而传输线连接多个分散的负载时将会产生反射信号，其幅度必须限制在不影响机器正常运行的安全范围之内。为此他自己动手进行分析、试验，找到了运用特性阻抗不同的传输线和一定的接线规则限制反射信号幅度的方法。

张梓昌深知作为装备用的军用机应把可靠性放在首位，所以他主持，特别是负责设计的机器都有很突出的可靠性(S4是例外，因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可惜他主持的这些计算机中除BF33和S3应用于型号外其余都遭厄运。S2完成于1967年“文化大革命”高潮之时，交付空军后犹如石沉大海，无声无息。完成于1965年的S1和完成于1980年的S7都因为型号总体的改变而被遗弃。S4完成于1974年，因为全型号被撤消而报废。这些都是受型号总体的败笔所拖累。对于型号总体来说只是局部的失误，而对于706所来说则是百分之百的劳动付诸东流，张梓昌引为终身莫大的遗憾。

“文化大革命”使706所的技术几乎停顿了10年，专用机作为706所的技术路线已经落后于形势。“文化大革命”末期张梓昌组织并且参加了全所技术骨干学习新技术的活动。在此基础上通过讨论将技术路线修订为具有专用功能的通用军用系列计算机，得到上级的同意。80年代初期，国防科工委开展军用计算机系列的选型工作，最后选定2个小型机系列和2个微机系列。张梓昌论证和推荐了S8系列，经批准成为我国两个军用小型机系列之一由706所承担研制。

在测控公司任职期间仍配合706所开展S8的工作。由于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当S8于1985年制成并且通过国家鉴定之时其技术已趋落后。根源在于得不到集成电路芯片工业的配合与支撑。当选定4个军用计算机系列之时，同时也制订了芯片的协同发展规划。芯片业某些权威人士宣称引进生产线就可以迎头赶上生产计算机的芯片，事实证明这是空想，芯片落了空(七机部有关部门的芯片规划也落了空)，4个军用计算机系列都成了无源之水，难以为继。张梓昌为芯片业规划的严重失实导致706所再做虚功而又一次深感遗憾。

1987年回到706所之后，受所领导的委托参加国内有关部门组织的计算机防止杂散辐射技术的论证工作和706所防杂散辐射实验室的筹建工作。

关心计算机专业的发展战略问题

张梓昌具有战略思考能力。1961年国家科委主持制订国家计算机规划。张梓昌建议国家安排研制由高、中、低3个型号组成的通用计算机系列，系列应是一个整体必须统一进行设计。但在后来安排时，由于谁得到项目谁就能获得经费等原因却分给民口的3个研究所独立设计。后来机器虽然制成了但不成系列达不到战略目的。相比之下，1964年美国IBM公司推出360系列，风靡全世界，说明系列机的强大生命力。我国由于人为的原因而丧失了机遇。

1963年规划期间他根据706所对风洞和火箭发动机试车台的调研结果建议国家安排研制16位字长的数据处理计算机。国家科委作了安排。但是承担单位认为此机没有水平，不值得研制，不安排工作，然后不了了之。1965年美国DEC公司推出12位字长的PDP8数据处理机，很受用户欢迎。1969年DG公司和DEC公司分别推出16位字长的Nova和PDP11系列计算机成为小计算机的先驱，也风靡全世界，说明短字长的数据处理机有广阔的应用范畴。我们又一次失之交臂。

1980年他分析我国机床业一定会向数控发展，决定把机床数控系统作为706所民用产品的主攻方向。两年内接连抓了3个批次的产品，以可靠性而赢得某些机床厂的青睐并且得到国家计委的关注，成为计委定点的两个数控研制单位之一，为后来发展成航天数控集团奠定了基础。

20世纪80年代的上半期，张梓昌目睹了美国计算机和芯片长驱直入地涌进中国市场，我国计算机芯片工业全线溃败，芯片规划彻底落空。痛定思痛，再加上与外商周旋中的感受，他清楚地意识到西方的策略是在向中国用户推销计算机和芯片等下游产品的同时，严格禁止上游技术的出口，企图扼杀中国计算机制造业的自主能力，造成中国计算机不得不依附西方的总态势，为其在经济、军事、政治上对中国施加压力的战略目的增加至关重要的筹码。这是综合国力的较量，必须由政府行为去应付。依靠企业行为和行业行为，通过市场运作是无法解决的。

80年代初张梓昌参加了国家科委等领导机关组织关于信息技术战略问题的研讨活动。当时有3种观点。自主论认为计算机及其芯片应是现代社会主义大国的核心技术必须用政府行为组织国内自主发展(从源头开始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持这种观点的人是少数，他是其中坚定的一员。经济论认为在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中要扬长避短，既然芯片非我之长，理应进口。伪自主论宣传引进西方的芯片生产线，给人以迎头赶上可以生产计算机芯片的错觉。持后两论的是多数人。国内在行动上体现的是后两论。其结果必然是：第一，引进了几个回合的集成电路生产线，在跨进21世纪的时候，国产的计算机芯片依然不见踪影。我国的计算机产业几乎被美国芯片和系统软件一统天下。第二，我国计算机产业处于技术下游，利润只能是西方上游企业的唾余。第三，我国的科技、经济、国防在向高端发展时必将由于芯片和计算机而受制于西方。第四，由于计算机继承性和相容性的作用，依赖外国芯片和软件犹如吸毒而难以自拔并愈陷愈深。第五，外国芯片和软件都可能是特洛伊木马，对信息保密和国家安全构成难以言状的威胁。这是西方策略精心设置的圈套，既赚取了上游技术丰厚的利润，又在出口的计算机、芯片、软件里面布下了木马计，真可谓一箭双雕。经济论和伪自主论误导微电子产业落入西方圈套，在岁月蹉跎中顺应了西方的战略意图。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张梓昌在1986年中国计算机学会年会和1988年中国科协学术年会上剖析了西方的策略思想和圈套。在国防科工委和七机部规划活动中，在国务院电子振兴领导小组计算机顾问组活动中一直宣传自主论。在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多年活动中也围绕自主论展开研讨。虽然不见实效，仍坚持不渝。

20世纪90年代的最后几年，西方关于信息战的公开谈论多起来了，并且已经在侵略南斯拉夫的战争中小试牛刀，这才引起国内有关方面的重视。微电子技术发展极为迅猛(90年代又延伸到纳米技术、光计算技术等)，若要从根本上建立我国自主的知识产权，必须认真肃清伪自主论的流毒，才能走上正道。事关国运，张梓昌惟翘首以待。

简历

1921年10月3日出生于上海市崇明县。

1940～1945年上海交通大学入学、重庆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工学士)。

1945～1949年资源委员会中央无线电器材公司重庆分厂、上海研究所，技术员、工程师。

1949～1952年华东工业部电工研究所。

1952～1957年通信兵部电子科学研究所(后称院)，1957年定为副研究员，技术四级。

1957～1959年 (借调)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1960年国防部五院二分院五设计部研究室主任。

1960～1962年国防部五院二分院计算处工程师。

1962年国防部五院科技委员会委员。

1962～1965年国防部五院二分院五设计部主任。

1963年中国电子学会第一、二届理事，计算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1965～1982年七机部二院706所所长，1979年晋升研究员、技术三级。

1979年中国宇航学会第一、二届理事，计算机应用专业委员会主任。

1980～1981年七机部二院科技委员会副主任、计算机专业组组长。

1981年七机部、航天部、航空航天部科技委员会委员，计算机专业组组长。

1982～1987年航天部测控公司总工程师，国务院电子振兴领导小组计算机顾问组成员。

1983年中国计算机学会第一届副理事长，第二、三届常务理事。

1985年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员会军用计算机专业组副组长。

1986年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1987～1989年航天部二院706所研究员。

1988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顾问。

1989年退休。

1991年中国计算机学会名誉理事。

主要论著

1 张梓昌.稳压器图解设计法.电子学研究(电子科学研究院出版)，1957(创刊号)：125～135

2 张梓昌.计数测频器.电子学研究(电子科学研究院出版)，1958(1)：1～15

3 张梓昌(主编).八一型电子计算机技术总结.北京：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1961

4 张梓昌.电子管触发器的翻转过程.第三次全国电子计算机专业学术会议论文选集.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64：537～550

5 张梓昌(主编).出国参观考察报告——美国计算机.北京：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1974

6 张梓昌(校订)，汪成为，于士齐(合译).分级式计算机的构成.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

7 张梓昌.论差距.中国计算机学会1986年会论文集.学会向中国科协1988年学术年会推荐为论文之三十九，大会宣读，1988

8 张梓昌.在通往民富国强的道路上信息技术这一关是绕不过去的.国际技术经济研究学报，1996(1)：17～23

9 张梓昌.初探发展微电子技术的国家行为、行业行为和企业行为.国际技术经济研究学报，1996(2)：16～22

10 张梓昌.信息空间的战争阴影.国际技术经济研究学报，1997(1)：20～28

11 张梓昌.知识经济透视.国际技术经济研究学报，1999(1)：2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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