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百科 20世纪20年代女性题材影片与电影女演员

Posted 2022-03-21 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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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百科 20世纪20年代女性题材影片与电影女演员

电影自19世纪末传入中国后，迅速崛起为一门广受国人欢迎的大众艺术，它为近代中国女性步入社会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平台。至20世纪20年代，在女性解放思潮的推动下，一些知识分子加入电影公司，拍摄了一批“女性题材”影片，造就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电影女演员，其形象和演技得到了观众的认可。电影女演员渐成上海引人注目的社会群体，她们为中国早期电影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中国电影女演员的产生

女演员出现于银幕是娱乐文化发展的一种必然现象。电影诞生后，在法国、意大利、美国等地，一些电影女明星受到观众的狂热崇拜：“从1914年开始，浮华剧在意大利的发展超过了大型历史片。电影女明星时代也由此开始了。”〔法〕乔治·萨杜尔：《世界电影史》，徐昭、胡承伟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95，第111页。西洋影片输入中国市场后，人们耳濡目染，潜移默化，觉得男女合演的影片较之京剧、文明戏中的女角男扮更为自然，更具表现力。此外，电影的写实性特点也要求男女演员的真实表演。早期的电影均为无声片，因为“电影是没有声息言语可以帮助表现，全靠一举一动，表演逼真，丝毫不容假借。因此电影中需要的女角色，非征求妇女扮演不可”。凤歌：《妇女与电影职业》，《妇女杂志》1927年第13卷第6号。

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的电影女演员是严姗姗。严姗姗，广东南海人，毕业于香港懿德师范，辛亥革命时期曾参加过广东北伐军女子炸弹队，因在电影《庄子试妻》中扮演一使女角色而成为“中国影片中出现的第一位女演员”。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1卷，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第28页。此片拍摄于1913年，由香港“任我镜剧社”的主持人黎民伟编导，黎在片中反串庄子之妻，但依旧男扮女装。据黎民伟回忆，“在这部影片拍摄时，有一段小插曲，就是没有女性来饰演庄子的妻子，物色了许久，仍然找不到。最后被逼由我易弁为笄，才能如愿拍摄”。黎民伟：《我与中国电影》，《当代电影》1993年第6期。但这部电影开启了一种新气象，黎民伟的妻子严姗姗在片中饰演丫鬟，“虽不是主要角色，以女演员的新姿态，第一次出现在中国银幕上。严姗姗是中国电影的第一位女演员”。程步高：《影坛忆旧》，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第49页。

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次男女合演，据程步高的回忆，则由影片《阎瑞生》开其先例。《阎瑞生》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故事长片，由“中国影戏研究社”摄制于1920年。此片演员的安排开创了两个先例，一是完全用新人，没有文明戏演员，演者全是对电影感兴趣的影迷，将拍电影当做玩票；二是男女同台演出，“大家既是时髦朋友，又是年轻头脑，比较开通，遂实行男演男，女演女，男女同台，男女合演的合理制度”。程步高：《影坛忆旧》，第48页。一位妓女出身但已赎身从良的“四小姐”（真名不明）饰演片中女主角王莲英。由于此片是由上海发生的真人真事改编而来的，迎合了小市民阶层的趣味，赢得了一部分观众。当它在夏令配克戏院上演时，“一日所售，竟达一千三百余元”，“连映一星期，共赢洋四千余元”。徐耻痕：《中国影戏之溯源》，《中国影戏大观》第1集。起用非职业演员，男女同台合演在当时的电影界无疑是一大创举，为后来的影片竞相效法。

1920～1921年，管海峰编导、商务印书馆代为拍摄了《红粉骷髅》。接着，“上海影戏公司”的新派人物但杜宇导演了爱情故事片《海誓》。这两部影片与《阎瑞生》并称为中国最早的三部故事长片。《红粉骷髅》的演员班底大多仍为文明戏演员，但片中女角服装考究，打扮入时，为人物平添了几分妩媚。据说管海峰为人物设计的新型女人旗袍，颇得女观众的青睐，后来竟作为时装，为上海人所纷纷仿制。郦苏元、胡菊彬：《中国无声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第77页。《海誓》是我国第一次纯粹由本国人士执导及表演的影片，“为一表演近代情事之爱情剧，由殷明珠女士主演”。蔡受百：《中国影戏事业之勃兴》，《国闻周报》1924年第1卷第11期。殷明珠毕业于上海著名的中西女塾，“生性颖慧，中西文都楚楚可观，且尚交际，因有校花之称”，“她常穿西装，有时模宝莲装束，人们呼之为F.F（Foreign Fashion），意译为外国式。和袁澹然的S.S傅文豪的A.A鼎足而三”。郑逸梅：《从〈海誓〉谈到上海影戏公司》，《中国电影》1957年第3期。这三位洋化的时髦小姐，都是上海社交场上的热门人物。殷明珠后来嫁给了上海影戏公司的老板但杜宇，夫妻联袂从影，殷明珠迅速成长为一名职业演员；但后两者在银幕上仅仅昙花一现，不久即默默无闻。

二 20年代的“女性题材”影片

所谓“女性题材”影片，即以表现女性的社会状况，关注女性的个人命运，维护女性的人格尊严，借女性的遭遇反映社会环境的压抑及其“人”的苦闷为特征的影片。“五四”前后，随着妇女解放思潮的蓬勃兴起，继前文所述三部故事长片后，一些知识分子加入电影公司，于20世纪20年代摄制了一批“女性题材”影片，这些影片在中国早期电影发展史上占不容忽视的分量。

1922年2月，张石川、郑正秋、周剑云、郑鹧鸪、任矜苹在上海贵州路7号（原大同交易所旧址）发起组织了明星影片有限公司。同年3月，公司宣告正式成立。吴贻弓主编《上海电影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第119页。1923年底，明星公司拍摄完成了《孤儿救祖记》，该片由张石川导演、郑正秋编剧、王汉伦等主演。影片直接呈现给观众的是一个家庭悲欢离合的故事，带有明显的改良色彩；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宣扬了“母爱”的主题。此外，“剧本取材、演员服装、布景陈设，皆能力避欧化，纯用中国式”，《昌明电影函授学校讲义》，1928年4月上海印行。带有鲜明的民族生活气息；“全片富于影戏色彩，减少了新剧化动作”，舍予：《观明星摄制之〈孤儿救祖记〉》，《申报·自由谈》1923年12月26日。情节曲折，富于故事性，引人入胜。这些艺术特点与改良主义思想相结合，投合了一部分市民阶层的心理，受到观众热烈欢迎，从经济上挽救了明星公司：“《孤儿救祖记》公映后，大为轰动，明星公司也因之大赚其钱，玻璃摄影棚也搭了，炭精照明灯也买了，又置了洋房。”王汉伦：《我的从影经过》，《中国电影》1956年第11期。

《孤儿救祖记》营业上的成功，鼓励了明星公司继续摄制此类影片。郑正秋依然保持民主主义思想的批判锋芒，编写了《玉梨魂》、《最后之良心》、《上海一妇人》、《盲孤女》、《二八佳人》等电影剧本，揭露了婚姻制度、蓄婢制度、娼妓制度等的罪恶，描述了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广大下层妇女（童养媳、婢女、妓女……）的生存状态及其心理状态，对中国妇女的悲惨命运给予了深深的同情。

明星公司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电影公司，摄制影片数量最多，制作阵容也较强大，所拍的女性题材电影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他一些影片公司出于不同动机，也进行了有关女性题材电影的创作。

1921年5月，几位旅美的知识青年出于对美国辱华影片的义愤，在纽约招股，办起了“长城制造画片公司”。1924年，他们认为“以在美国制造既非目的之所在”，徐耻痕：《沪上各制片公司之创立史及经过情形》，《中国影戏大观》第1集。携带器材回国，设长城画片公司于上海法租界西门路。在制片方针上，他们主张每部影片提出一个中心问题，“非采用问题剧制成影片，不足以移风易俗，针砭社会”。梅雪俦、李泽源：《导演的经过》，《春闺梦里人》特刊，长城画片公司，1925年9月。长城公司以侯曜为代表，编导了一系列所谓“问题剧”，提出各种“人生问题”，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妇女问题，包括了女权、婚姻、恋爱、家庭等各个方面。“长城”第一部影片《弃妇》摄制于1924年，它描写了一位妇女求职的经历，提出了“妇女职业”问题。随后，《摘星之女》反映了“恋爱问题”，宣传一种“能牺牲者才是真爱”的“人生”哲理。何心冷：《长城派影片所给我的印象》，《伪君子》特刊，长城画片公司，1926年4月。《一串珍珠》则是“家庭问题”和“道德问题”剧，宣扬“忏悔是一种极伟大的精神”，即所谓“自我完成”的人生哲学。侯曜：《〈一串珍珠〉的思想》，《一串珍珠》特刊，长城画片公司，1926年1月。

1926年2月，黎民伟创建于香港的民新影片公司迁入上海，公司宣言明确表示“宗旨务求其纯正，出品务求其优美”，把中国固有的“超迈之思想、纯洁之道德、敦厚之风俗”介绍给欧美，而且“同人意向所趋，不独在都会，而在穷乡僻壤之间也”。《上海民新影片公司宣言》，《玉洁冰清》特刊，民新影片公司，1926年7月。欧阳予倩先后为民新公司编导了三部女性题材的影片：《玉洁冰清》摄制于1926年，客观描写了由于社会不平等，造成三个青年婚姻爱情不幸的故事；《三年以后》则抨击了封建家庭制度；《天涯歌女》则成功地塑造了歌女李凌霄备受压迫而敢于反抗的妇女形象，力图“替一种被压迫者说一句公平话”，“是借个题目描写一种平民的反抗”。欧阳予倩：《我编〈天涯歌女〉的感想》，《天涯歌女》特刊，民新影片公司，1927年4月。

20年代的“女性题材”影片，虽然从数量上看并不多，但在艺术上无疑属于“现实表现”的范畴，理当成为中国早期电影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 “女性题材”影片对电影女演员的培养

20年代的“女性题材”影片，主要通过表现当时女性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感受，来反映女性的命运，塑造女性的形象。这些影片的问世，为中国早期电影培养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女演员。

王汉伦被誉为我国电影史上第一位“悲剧女明星”，她在《孤儿救祖记》中首次出演女主角即大获成功。她的悲剧表演，“善于设身处地，化自己为剧中人，演来真情流露，真挚动人”。程步高：《影坛忆旧》，第72页。此后，她又先后主演了《玉梨魂》、《苦儿弱女》、《一个小工人》、《电影女明星》、《弃妇》、《春闺梦里人》、《摘星之女》、《空门贤媳》、《好寡妇》等影片，20年代前中期的社会片中，几乎都有她的表演。她是一位自尊且勇于自立的新型女子，当意识到“片子是我创造的，但它并不属于我”时，毅然决定自己拍片，成立自己的公司——汉伦公司。她买来包天笑的剧本《盲目的爱情》，自己主演，自己接片，自己推销，“我怀着希望，带着这部片子从上海到苏州、宁波、常熟、杭州、无锡、青岛、济南、天津、北京、沈阳、长春、哈尔滨以至于大连”。王汉伦等：《感慨话当年》，中国电影出版社，1988，第59页。

张织云是我国第一位“电影皇后”，1924年因主演《人心》而一举成名，她“姿容妙曼，在《人心》演的表情很为深刻，初上银幕而艺术大有可观”。良斌：《中国电影女明星志略》，《申报·游艺丛刊》1925年1月15日。1925年，她主演《战功》又获成功，从而奠定了其电影明星地位。此后，她又连续主演了《可怜的闺女》、《新人的家庭》、《空谷兰》、《未婚妻》、《爱情与黄金》、《玉洁冰清》等。尽管“她的资质却似乎不很好”，但“她的演技常常能强烈地感动观众”。张石川：《自我导演以来》，《明星》半月刊1935年第1卷第3期。有观众评价她的演技，认为“她每演一片，都有她的悲哀，差不多没有一张脸不充满泪痕的。哭的真情正可和丽琳甘许（好莱坞早期影星）并驾齐驱哩”。蒋信恒《追怀里的张织云》，《影戏生活》1931年第1卷第31期。

杨耐梅因擅演放荡风流的角色，其表演风格在20年代被称为“杨耐梅型”。20年代前中期，她在《玉梨魂》、《采茶女》、《诱婚》、《好哥哥》、《四月里的蔷薇处处开》、《空谷兰》、《新人家庭》、《她的痛苦》及《美人关》等影片中出演主角。“她的天才比王汉伦高，而且因为私生活放荡不羁的缘故，饰演那种风流的女性特别适宜，因此一片（《玉梨魂》）以后，她便崭然显露了头角”，“《诱婚》以后，杨耐梅获得了她在电影界的优越的地位”。张石川：《自我导演以来》，《明星》半月刊1935年第1卷第3期。当然，她也能演好娴静妇女的形象，如在《良心复活》、《湖边春梦》、《少奶奶的扇子》等影片中，她扮演与以前决然不同的角色，也有出色的表演。应当说，她是20年代女演员中为数不多的佼佼者之一。

宣景琳被导演张石川赞为“天才卓荦”，为演艺界所“推崇激赏”。张石川：《自我导演以来》，《明星》半月刊1935年第1卷第3期。《最后的良心》是她入电影界后拍的第一部影片，由于她较好地把握了人物的思想感情，得到观众赞誉，“女士演剧，富有天才，喜怒哀乐，悉中肯要，据张君云，以表情言，全剧成绩，实以女士为冠军”。庐：《〈最后之良心〉中之二女角》，《电影杂志》1925年第1卷第12期。接着她主演了《上海一妇人》，谈及在该片中的表演时，她深有体会地回忆说：“我扮的角色也很难讨好，因为开头我应该是个天真娇慧的农村姑娘，后来沦落为妓女后，又过着放荡的生活，可是她又应该不时流露出那纯洁的心灵使观众同情她”，“因为我亲身体验过这种痛苦生活，所以演来比较深刻”。宣景琳：《我的银幕生活》，《中国电影》1956年第12期。此后，在《盲孤女》、《可怜的闺女》、《富人之女》、《新人家庭》、《梅花落》、《少奶奶的扇子》等十多部影片中，她先后出演女角，成为当时屈指可数的女明星。

以上几位均是当时较有代表性的电影女演员，她们几乎出演了20年代所有的“女性题材”影片，在演艺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以至于后来的女演员也在一定程度上深受其影响。她们的出色表演赢得了观众的好评，故有人称扬“吾国电影演员……女角中若殷明珠、王汉伦女士等，艺术已颇可观，加以陶培，不难追步欧美”。葺余：《电影杂谈》（二），《申报·游艺丛刊》1925年1月14日。

电影是社会形象化的表征。作为一门新兴的艺术，“中国电影从创生之初，就以再现生活、表现现实、揭示人间苦难、描绘社会情状为己任”。周星：《从疏离现实到批判现实的发展路径——1905-1949年中国电影现实题材综论》，《文艺研究》2005年第9期。20世纪20年代“女性题材”影片的拍摄，培养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电影女演员，为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表现传统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对中国早期电影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