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百科电影明星的制度由来

Posted 2022-03-21 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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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百科电影明星的制度由来

电影传入中国后，广受国人欢迎，为近代中国女性步入社会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舞台。至20世纪30年代，电影女演员在上海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群体，由此形成的效法欧美电影的“明星制”。上海电影界的“明星制”的产生，固然受西方电影的影响，但也有着京剧中“名角挑班制”的遗风；市民观众的偶像崇拜心理，是“明星制”尤其是“女明星制”维持其存在的客观因素；有闲阶级的猎奇心理，则助长了观众的“偶像崇拜”；而演员们自身难以克服的“风头主义”，也为“明星制”的出现提供了方便。

一

“明星”是对某些在观众中具有号召力的电影演员的一种专用称谓。“电影明星”一词始于美国无声片时期，自好莱坞创始者之一A.楚柯尔创建的“名演员公司”选用优秀电影演员拍摄的影片大获成功之后，该词开始流行。所谓“明星制度”，是电影界以制造电影明星偶像作为获取高额利润的惯例。《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影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第290～291页。

明星出现后，制片人为了在观众中制造能谋取高额票房价值的偶像，专门起用和培植具有号召力的明星去占领银幕，并动员宣传机器制造偶像。一些编剧和导演也依附于明星偶像，为能够创造更高的票房而创作。这种现象在西方某些电影大国，首先在美国蔚然成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十年之间，对于美国电影而言，乃是一个征服全世界的兴盛时期。美国影片占据世界各国上映节目60%～90%的优势，每年约有2亿美元被用来生产800多部影片，电影事业在美国成了一种大规模的工业，号称“魔幻工厂”。福克斯、米高梅、环球等大制片公司，支配着影片的生产以及全世界影片的上映和发行。它们和华尔街的金融、工商巨头如柯恩·洛埃伯银行、通用汽车公司、杜邦、摩根、洛克菲勒等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法〕乔治·萨杜尔：《世界电影史》，徐昭、胡承伟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95，第247页。金融资本家此时重视的已不再是导演，而是电影明星。后者成了制片公司的一种工具和商标，导演和照明技师、摄影师、布景设计师一样，只不过是每周领取一定报酬的受雇者而已。而影片的真正主人是制片人，他们最关注的乃是如何最大限度地赚钱，摄制影片完全以票房收入为指导原则。但制片人只是在幕后指挥一切，在好莱坞露面的乃是电影明星，而“明星制”也成为好莱坞征服世界的基础。观众对电影明星的崇拜是用几百万张签名照片来维持的，广告和宣传在这些偶像周围创造了一种传奇的气氛。明星的恋爱、婚姻以及他们所使用的化妆品、住宅、他们所喜爱的动物，成了一般人关心和津津乐道的题材。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电影界，可以说是处处以美国为风尚，极力效法，好莱坞的“明星制”自然也传入国内。一个显著的例子，即是在1932年美国影艺学会选举“电影皇后”，《中国电影大事纪》（四），《电声》周刊1934年第3卷第25期。1933年中国也举行了类似的“电影皇后”选举。这一年，美国电影明星玛丽·皮克福造访中国电影城——上海。皮克福是第二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演员奖得主，她摘取这项桂冠后，被西方人誉为“电影皇后”。此时正值以刊载电影消息为主的《明星日报》在上海创刊，该报为了招徕读者，扩大销路，乘西方影后驾临之机，发起了选举中国电影皇后的活动。

《明星日报》对此次评选活动的目的作了如是说明：“鼓励女明星之进取心，促成电影事业之发展。”选举的办法是在《明星日报》上附印选票，使之随报自然流散，然后将回收的选票放到特制的选举箱里，选举的截止日期为同年2月28日。“电影皇后选举”广告，《明星日报》1933年创刊号。此举吸引了广大影迷踊跃投票，两个月内收到选票数万张。2月28日，《明星日报》社邀请各界名人及律师在上海北京路大加利莱社举行了揭晓仪式，结果为：“胡蝶以二万一千三百三十四票，当选为民国二十二年第一届电影皇后，次多数为陈玉梅一万三千零二十八票，阮玲玉七千二百九十票。”《电影皇后选举揭晓·胡蝶当选》，《申报·电影专刊》1933年3月2日。

《明星日报》发起的“电影皇后”选举刚刚落幕，1934年元旦《影戏生活报》又刊登了选举“电影皇后”的启事。《〈影戏生活报〉为选举1934年中国电影皇后启事》，《申报·电影专刊》1934年1月1日。选举结果是，“陈玉梅女士以三万零二百卅十一票之最多数当选为廿三年中国电影皇后”。《影戏生活举办二十三年中国电影皇后选举大揭晓》，《申报·电影专刊》1934年2月2日。这些活动在突出女明星的同时，也助长了社会上“偶像崇拜”以及电影界“明星制”的风气，反映出电影与社会的互动作用日益加剧。

二

中国电影界的“明星制”固然受着西方电影的影响，但也有着京剧中“名角挑班制”的遗传。“明星制”的产生“多少是受着中西影片‘主演’和‘领衔’的感染、京剧的影响，好奇心与利欲心使然”魏绍昌编《石挥谈艺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第140页。。京剧形成之初，沿袭徽班体制，演员个人位居于群体之中，演员之间、演员和乐师之间的关系，都没有什么个人的突出地位。这种现象渐渐过渡到以主要演员为中心，其他演员围列周围的一种体制。在剧目排列上，主要演员总是演最后一出戏，谓之“大轴”，他们总是演主角，自行聘请专门的琴师、鼓师，其他演员则为其配戏。这种体制即为“名角挑班制”。“名角制”溯源其初，自程长庚始。程长庚掌三庆班以后，“以章圃司鼓，桂芬操琴，为自用场面之渐”。陈彦衡：《旧剧丛说》，转引自马少波、章力挥等主编《中国京剧史》（上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第149页。

真正建立起“名角制”的是谭鑫培。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谭鑫培通过宫廷总管太监明心刘、祥五等人介绍，第一次以戏班台柱演员名义，私人聘请场面艺人组班，聘用者有鼓师李五（李奎林）、琴师孙佐臣（后换梅雨田）、小锣汪子良、月琴浦长海、弦子锡子刚等，都是享名一时的场面艺人。陈彦衡：《旧剧丛说》，转引自马少波、章力挥等主编《中国京剧史》（上卷），第149页。私人聘用场面艺人可以说是京剧班社“名角制”形成初期的一个标志。自此以后，各戏班享名演员都相继自带琴师等，于是京剧演出上的“名角制”逐渐发展，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各大流派的形成，如老生中的程派、谭派，以及20世纪上半期极负盛名的梅、尚、程、荀四大名旦等。因此，中国早期电影与京剧的渊源密切，京剧的“名角制”传入电影界也就顺理成章。

上海是中国早期电影的阵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是中国商业和时尚文化的中心，那时一些大的电影制片公司、电影放映场所多集中于此，且绝大多数电影明星都是在此登上银幕舞台的。商业社会是“明星制”得以存在并长期不衰的现实基础，“‘明星制’是商业资本社会中的必然产物”，明星制“最大的原因还是为了当前社会——一个商业资本社会”魏绍昌编《石挥谈艺录》，第140～141页。。当时上海的电影业大多为商业资本家和社会势力所控制。明星影片公司的老板张石川是经营股票的投机商，到了30年代，却被帮会势力杜月笙所掌握，“‘明星’聘他作了名誉董事，三位老板执弟子礼，一年到头送不完的孝敬”。何秀君：《张石川和明星影片公司》，《中国文史资料文库》第15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第887页。联华影片公司的创办人和经理罗明佑起初是电影放映商，在华北拥有规模不小的放映网，在“联华”的资本集团里，有曾任香港总督的何东，有做过北洋军阀政府的国务总理、内务部长、司法部长和财政大员，有南京政府的外交部长，也有江浙财阀、华侨巨商以及买办等，“可以说，是集官僚、政客、财阀、买办之大成”。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1卷，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第147页。其他电影公司的资本组成也大体如此。整个电影业的运作由这些人所操纵，他们一般无视电影的艺术性，从利润着眼，将演员尤其是女演员视为商品和牟利工具，“女明星的商品化，却更强烈的形成着”，“商人的观念为逗引小市民观众低级趣味的色情的心理不惜牺牲相当的经济，利用若干知识水准低下的女性，借其好慕虚荣的趋向，造成那一个个所谓中国的女明星们，而对于电影演技的注意与否，是漠不相关的”。苏霄：《明星商品化》，《电影新闻》1935年第1卷第8期。

电影界的商人利用女演员的特殊性，对其大加包装和鼓吹，电影界的“女明星制”日渐突出，男演员只能居其次要地位，当时的男演员龚稼农深有苦衷，“影业界以女星为制片中心的不正确观念是极浓厚的，以女星为营业保障的传统做法，亦为大家所遵循。所以在基本观念上，男演员无形中被认为能与红牌女星合演，收绿叶扶衬之功”，男演员“无论是否为全剧的中心人物，排名居次亦是理所当然”。龚稼农：《龚稼农从影回忆录》（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0，第303页。

三

市民观众的偶像崇拜心理，是“明星制”尤其是“女明星制”维持其存在的客观因素。20世纪30年代随着国产电影的进步，使得电影演员在一些观众心目中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1934年上海女声社为“庆祝一周年纪念，鼓励女青年为国家努力及测验我国民众之心理”，发起女伟人竞选，定额十名，历史上五名，近代五名。选举结果，近代女伟人前五名依次为宋庆龄、谢冰心、丁玲、刘王立明与何香凝，电影演员胡蝶排名第八。这次选举与“电影皇后”选举性质不同，纯粹为女界中人组织发起，人们自愿投票，没有外界的干预。电影演员被选为女伟人，与知名妇女活动家、女作家并列，这大体反映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某种变化：女演员已经成为市民观众中的偶像，“他们崇拜她们，爱慕她们，甚至有些大学生都因为羡慕银幕上的生活，而从千山万里的地方跑到电影事业的集中地上海来碰他们的运气”，“他们的动机是十二分的纯洁的，同时电影生活自此而后，也由‘神秘’‘卑贱’的黑幕中跳了出来，成了一种人人都想尝试的高尚的‘艺术生活’了”。学习记者：《梁赛珍做舞女的经过》，《电声》周刊1934年第3卷第3期。观众从演员的艺术表演中获得精神上的食粮，得到启示、勇气、力量，自然能形成一种崇拜心理。但女明星吸引市民观众的还有她们奢华的生活，在苏州，女孩当中兴起了“明星热”，“近年来电影明星豪奢的生活，久已迷醉了苏州女郎的心灵”。学范：《苏州女郎的明星热》，《申报·电影专刊》1933年2月10日。

有闲阶级的猎奇心理也助长了“偶像崇拜”，“电影演员（尤其是女的）自从由‘吃影戏饭’的而被改称为‘明星’之后，一般人对待的手段由不齿而改为玩弄，在吃厌了花酒，打厌了麻雀之后，电影明星成了他们解厌的对象”。忻忻：《再谈明星》，《明星》半月刊1935年第2卷第6期。他们观看电影纯粹是娱乐的，不追求电影的意识和艺术，而只求感官上的满足，“太太小姐们要看的是漂亮的男明星，老爷公子们要看的是美艳的女明星”，王珏：《电影的三种观众》，《联华画报》1935年第6卷第3期。因此报刊上关于“演员个人”的“消息刊载”就很容易引起反响。

此外，演员们自身难以克服的“风头主义”也为“明星制”提供了方便。诚如龚稼农所言，当时，“演员能潜心钻研演技，进而使作品获得艺术上成功的人，到底不如争名逐利者众”。龚稼农：《龚稼农从影回忆录》（一），（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0，第89页。女明星张织云在回顾自己的电影生活时，不无后悔：“物质的诱惑，就渐渐环绕了我，我因经历浅薄，学识不足，使我不知不觉向物质享受下了降书。”《张织云赤裸裸的自白》，《电声》周刊1934年第3卷第40期。交际，成了当时一些女演员演戏之外的最重要的活动，她们对于电影教育观众、组织大众的功能不甚关注，“大部分呢，是为了吃吃豆腐，出出风头，要是有机会结识几个权贵，作为进身之阶，或是作为抬高身价的，那也不在少数”。忻忻：《再谈明星》，《明星》半月刊1935年第2卷第6期。女演员的这种心态，正好被电影公司、社会势力以及无聊文人所利用，他们将“女演员当作享乐工具，以色相去换得金钱”。许嘉：《从跳舞救国说起》，《明星》半月刊1936年第7卷第3期。于是，关于女演员各种游艺大会，女演员的个人生活等方面的新闻层出不穷，这一点又恰恰迎合了一部分市民阶层的心理，为女明星们赢得了观众，给电影的投资者带来了巨大利润，这正是他们目的所在。

明星制在其发展的初期固然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为电影界培养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知名演员，但由于明星制成为制片公司追逐商业利润的主要手段，它所带来的“明星效应”在社会各界引起了不良反应，不利于电影新人的产生，阻碍了电影艺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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