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百科 30年代左翼电影的代表作

Posted 2022-03-21 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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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百科 30年代左翼电影的代表作

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界的“明星制”之风盛行一时，其突出的表现是“明星中心制”和“明星效应”，这种过分追逐商业利润的做法，带来了不良的反应，不利于电影新人的培养，成为提升电影艺术的重要障碍。为了克服“明星制”的弊端，左翼电影采取多种措施对其予以批评并试图突破其藩篱。但宥于当时中国电影发展之现实，“明星制”终究未能发生根本改观。

一明星中心制

“明星制”具体表现在电影界内，是“明星中心制”。由于明星尤其女明星是电影公司高票房的保证，因此，在公司老板的授意下，导演、编剧等在排演人物时，一切以明星为中心，为明星写戏。当时的三大影片公司——“明星”“联华”“天一”均有这种明显的趋向，它们均有自己的台柱女演员，“中国银坛的三大明星——胡蝶、阮玲玉、陈玉梅——分属三大公司，各有各的特长，各有各的群众，实在分不出什么高下”。守玉：《三大明星的巧合》，《申报·电影专刊》1933年12月4日。胡蝶在明星公司受到了极高的优待，她的生活待遇和片酬，其他演员无法与其相比，“胡蝶红起来后，‘明星’给她的报酬是月薪2000元（当时还不兴论片计酬），实支1000元，另1000元算公司欠她的。就这样，这1000元在当时也相当可观了，因为那时大米才卖10元左右一石。另外，公司还供给她一部汽车长期自用”。何秀君：《张石川和明星影片公司》，《中国文史资料文库》第15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第880页。在表演时，“明星”的两大导演张石川、郑正秋都对她刻意栽培。郑正秋对胡蝶的影响，胡蝶本人深有体会，“我在明星公司的时间最长，得到他的教益不少，直到今日仍然铭感于怀”。胡蝶口述、刘慧琴整理《胡蝶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87，第32页。郑正秋20世纪30年代编导的影片《红泪影》、《自由之花》、《春水情波》、《姊妹花》、《再生花》等，片中的女主人公均由胡蝶扮演，角色的设置也是按照胡蝶的戏路编写。阮玲玉、陈玉梅在各自公司的地位也相当显赫，陈玉梅是天一公司老板邵醉翁的夫人，为其主演了30多部影片，成为该公司的头牌明星。阮玲玉则是联华公司的“无冕皇后”，公司有影响的影片几乎都由她主演。

女明星在影片中的地位，在影片广告中也有反映。20世纪30年代的报刊电影广告中，所有的影片无一例外均将片中主要女演员列于最引人注目的位置，导演、编剧、其他男女演员则名列其后。广告词中一般会对女演员做一介绍，以吸引观众，如胡蝶主演的《盐潮》广告词为：“东方大港的奇丽背景，胡蝶皇后的裸腿赤脚，盐民生活的空前题材，情感丰富的动人故事”，《盐潮》广告，《申报·电影专刊》1934年1月5日。这已有卖弄色相之嫌了。

“明星中心制”在给影片公司带来利润的同时，却不可避免地降低了影片的艺术性。任何演员的创作力都有限度，无论何种角色，只要位居首位，无一不由台柱演员包办，这样带来的负面效果就是造成了“类型化表演”：“‘类型角色分配制’主要是美国电影明星制度下的副产物。中国电影演员直接受过它的不良影响。”郑君里：《角色的诞生》，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第23页。演员常因外貌和形体原因而专门塑造某一类型的人物，因而观众在看影片时，往往会对某一演员扮演的不同角色形成同一印象，从而造成观众在欣赏影片时，看重的不是角色的心灵，而是扮演者的躯壳。更有甚者，在影片中纯粹利用女明星的形体招引观众，“在《满江红》和《残春》里面，照旧是明星中心主义，照旧是用标准美人的裸体来毒害观众……看这形势，大概中国电影依旧是杨耐梅式的时代！愈浪漫，私人生活愈糜烂，在中国愈容易蠢动。因此，企业家愈将这一点当作他们赚钱的幌子”。杨济珩：《从〈残春〉谈到女演员的私生活》，《申报·电影专刊》1933年10月8日。有人对此现象表示担忧：“‘明星制度’的存在，不仅埋没了许多优秀演艺的演员，掀起了多少演员争名次先后的波浪”，并提出了解决的办法，“一方面用种种的有效方法，把观众对于电影认识的水平提高，更一方面的要求制作者将影片中演员排名的先后，依在戏中出场的先后为先后。这样，到相当的时候以后，‘明星制度’自然会在无形之中消灭了”。潘培元：《关于明星制度》，《明星》半月刊1935年第2卷第3期。

对明星自身而言，“明星中心制”给他们造成了自由散漫的倾向。一个演员一旦成为“明星”，难免有些自满和骄傲，将注意力投向其他方面，从而在演技上停滞不前。明星们在演戏时耍明星派头，争戏多少，使性子、摆架子、迟到早退种种现象在报刊上时有披露。当然女明星中也不乏头脑清醒者，仓隐秋在论及这一现象时说：“一个努力电影艺术的艺人，是应该忠实的努力他的艺术，不应该争求名次的高低和拒绝演不重要的角色。”青云：《仓隐秋嘴上的疮》，《申报·电影专刊》1935年2月10日。但这样的女演员在当时并不多见。

二明星效应

“明星制”表现在电影圈外，则是社会上制造的“明星效应”。商家将女明星照片作商品的商标，利用其做广告，在当时很风行。力士香皂在《申报》上的广告，每隔一段时间，就换一个当红女明星作商标，因为这些明星已为读者耳熟能详，商品卖价相当不错。这种方法很快为其他商家效法，“某烟草公司，要出一种‘明星’牌香烟，仿华芳牌办法，中间放着胡蝶的照片，定合同三十年”，“一家火柴公司，要出一种‘明星’牌自来火，与美丽牌一样，中间用陈玉梅的画像，定合同二十二年”。明：《两种明星新商标》，《申报·电影专刊》1933年3月16日。中国国货公司也曾邀请女演员参加时装表演，推销产品：“南京路大陆商场中国国货公司，为提倡国货时装起见，举行时装大会，吴市长夫人亦到，海上名媛翩然莅逮，并有电影明星胡蝶、胡萍、徐来等十余人，加入时装表演，博得不少佳评。”“短讯栏”，《申报·电影专刊》1933年5月14日。此外，一些游艺大会、揭幕式邀请女明星出席捧场以多售门票、招揽观众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以至人们认为“电影明星对于社会的服务，仿佛只限定在‘揭幕’，‘参加游艺表演’等等场合上似的”许嘉：《从跳舞救国说起》，《明星》半月刊1936年第7卷第3期。。

当时电影刊物的封面上一般都刊登着女明星的大幅照片，刊物内容对女演员的个人生活时有涉及，以迎合小市民观众的口味，扩大销售量：“电影刊物中之大载电影从业员的起居注，近来愈加热闹，尤其这种起居注的主人多半是属于女性，而所注的起居又以恋爱、订婚、结婚、生孩子，甚至于自己说孩子像谁不像谁的话为多。”张金标：《黄色新闻的经济背景》，《联华画报》1935年第6卷第11期。《电声》虽在创刊时即以“舆论公正”为标榜，但作为畅销影刊，大量报道了女演员的行踪，仅在第3卷第26期上，就登载了“徐琴芳的今昔”“张织云之友”“三角漩涡中谈瑛的出路问题”“朱秋痕学习游泳”“银星备忘录”等诸如此类的新闻。《明星家庭》是专门以电影明星生活为内容的不定期摄影画报，每期报道5个明星，内容包括肖像照、生活照、家居环境展览、和家人朋友合影等。上海市电影局史志办公室编《上海电影史料》第2、3合辑，1995年编印，第299页。1934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了陈嘉震摄影、编辑的《中国电影女明星照相集》，全套8册，每册各介绍一位女明星，8人依次为王人美、阮玲玉、胡蝶、徐来、袁美云、陈燕燕、叶秋心和黎明晖，每册卷首刊小传和8人合影，卷末附每人主演的影片剧照。陈嘉震本人主张“明星制”，他在1935年又主编了《影星》，这是一种全部刊载女明星私生活照片的刊物，被选入的明星主要有胡蝶、阮玲玉、陈燕燕、袁美云、黎明晖、黎莉莉、黎灼灼、王人美、徐来、宣景琳等，该刊第2期为“健美号”，第3期为“泳装号”。同时，陈嘉震还编辑了《艺声》月刊，由艺声出版社出版，编者认为：当时的电影刊物，“在态度方面不外于极端的、低级的和宣传的，不过我们的《艺声》决不让它走上这三条中的任何一条”，《艺声》将“做一个真正爱好电影艺术的好伴侣，一个中间刊物”陈嘉震：《编者开场白》，《艺声》1935年6月创刊号。。该刊以明星效应为号召，刊出大量明星照和手迹，以显图文并茂的特色，发表了胡蝶、陈燕燕、袁美云、黎莉莉、周璇、叶秋心等众多影人的作品。此类刊物在上海有很多，内容大都追求可看性、可读性，生动活泼，一般还不流于低级庸俗。但有些影刊却走上极端，如1935年出版的《影舞新闻》周刊，该刊以介绍影坛和舞场明星们的桃色新闻为主，文字低俗，辟有内史氏杂缀、笑话篇、消息集、舞场百景、舞场秘讯等栏目，每期的最后一页连载长篇电影故事《四美人》。

“明星中心制”在电影发展的初期，固然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为中国早期电影培养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知名演员，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明星中心制”成为制片公司追逐商业利润的主要手段，它所带来的“明星效应”在社会各界引起了不良反应，不利于电影新人的产生，阻碍了电影艺术的发展和提高。

三左翼电影对明星制的突破

1933年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支持和直接领导下，电影界进步人士和左翼电影工作者在上海成立中国电影文化协会，以此为标志开展了一场电影文化运动。左翼电影工作者在入驻电影界之后，很快意识到“明星制”的弊端，认为电影要往正确的方向前进，只能废除“明星制”，而任用新人参与电影事业，即是有效方法。他们从戏剧界选拔新人进入电影界，本身就是打破“明星制”的体现。洪深在总结1933年电影事业的得失时，提到了萌发的新现象——“新人，新作”，尽管只是处于萌芽状态，未扩及整个电影界，但他对此种现象予以肯定，“在这个‘中国电影年’里面，能和澎湃的电影热相呼应，我们理想中应该有大群的新人的出现……在这一年之内出现的新人，有《女性的呐喊》中的王莹，《挣扎》中的刘炳华，《铁板红烛泪》中的陈凝秋等等”。洪深：《1933年的中国电影》，《文学》1934年第2卷第1期。洪深文中提到的新作均是左翼电影初期的代表。

左翼电影工作者对于电影公司从商业利益着眼、不问合适与否反复起用知名演员的做法进行了批判：“明星制度的弊害，在中国发生了许多可鄙可叹的影响，为使中国电影正当发展，这也是应该废除的，要打破这恶习，只有提倡新人。孙瑜先生提拔新人的成绩，不是可供借镜吗？”郑伯奇：《是希望，不是意见》，《明星》半月刊1935年第1卷第1期。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左翼电影的大本营——电通影片公司，共摄制了四部影片，从编剧、导演到主要演员，几乎都是电影界的新手，但拍摄之后，却取得了成功。这更加为左翼电影工作者废除“明星制”坚定了信心。有人撰文指出：“一个所谓大导演大明星占据着的影坛，一切离开‘名’导演与大明星即不足以资号召似的。自从这个‘定例’第一次为一队新的战士所破坏，电通公司以全部新人摄制《桃李劫》而获得了广大的观众底赞誉之后，这使某一些短视的制片者对于自己平日的信仰不免动摇起来”，作者对电影界打破旧例的做法，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以提携影界新人及创造艺术新生命之任务的电通底出现，正是使每个开心电影文化运动之前途的人们，万分兴奋的事”。唐瑜：《望众·破例》，《电通》1935年第1期。

演员在影片中的排名问题也引起了左翼电影工作者的关注：“过去制作者对于一部新片排名的问题，不是视察演员的成绩如何或所任角色的轻重而判定，也不是以演员出场次数的多寡为排名的标准，只是在‘生意眼’下以演员中谁的名气大与谁的观众最多为排名的先后，‘明星制度’就是在这种的情况下而根深蒂固的奠定了它的基础的。”潘培元：《关于明星制度》，《明星》半月刊1935年第2卷第1期。左翼电影工作者在其编导的电影中，运用了自己的解决方法。沈西苓导演的《上海二十四小时》和史东山导演的《人之初》，作了推翻“明星制度”的先锋，这两部影片是以演员姓氏笔画或出场的先后对演员进行排名。田汉编导的《民族生存》，方法则更激进，“影片中没有主角和配角之分，每个演员都有充分的表演机会，这在过去的中国影片里，也是很少见的”。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1卷，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第274页。

针对社会上的“明星效应”，左翼电影工作者也作了一些剖析，他们认为当时的电影批评在中间起了不良作用，“在一两年之前，‘电影批评’只是一种宣传和广告的延长，直到现在为止，一部分剧作者和影评人还将影评当作一种私人感情的馈赠”。韦玉：《影评人·剧作者·与观众》，《大晚报·火炬》1934年11月5日。女演员表面看来，虽然风头很劲，极具社会影响，但在电影制作商的意志强迫和影评人的肆意批评下则始终处于弱势，左翼影评工作者在规劝女演员自爱的同时，对她们的形象予以维护。1936年第6卷第2期的《明星》半月刊上登载了一组漫画，名曰“我假使是个女明星”，并配以旁白，对女明星极尽讽刺之能事，诸如：“一个月结婚离婚十五次。（赡养费10000元）”，“当联络几个瘟生，把我捧成电影大明星”，“先把几位导演迷汤灌醉了”，“一定增强诱力，力使观众迷恋，得到娱乐的快感”，等等。牛鼻子老尧：《我假使是个女明星》，《明星》半月刊1936年第6卷第2期。漫画虽然对当时女明星的某些现象作了揭露，但作者的恶意是不言而喻的。左翼影评工作者立刻给予了回击，认为该漫画的作者足以代表社会上一部分人的看法，尽管女演员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的改变，但一些人的头脑中，还或多或少地残存着封建思想，“把女明星和从前的‘髦儿戏子’等量齐观，以为演戏演电影都是一种不甚高尚的职业，便对她们无形中带了若干的轻蔑”。这种成见致使“漫画特辑里面的作品，消极的讽刺，就远过于积极的鼓励”，他们认为在中国电影文化运动中，女演员的状况有了较大的改观：“目下一般的电影从业员（连女演员在内）思想比从前进步，生活比从前严肃，是一件很明白的事实，利用女性生理关系而作着投机取巧的勾当的女演员，虽然还有，却是极偶然的现象。”作者呼吁，影评工作者的批评应该公正，符合事实，态度严肃：“为了中国电影事业的进步，严格的批评和指摘是必要的；但一方面也不应该抹杀了她们中间的进步性，更重要的是，多注意一般化倾向，少吹求私人的生活。——这就是所谓‘大处着眼’！”亦新：《“假使我是女明星”——读画有感》，《明星》半月刊1936年第6卷第3期。

总之，左翼电影工作者对废除“明星制”作了极大的努力，试图以此改变电影界的风气和面貌，使之走上左翼电影文化运动的正轨，他们的电影实践活动，应该说，给电影界带来了新的气象。但当时中国的电影事业并不掌握在他们的手中，他们只不过是电影公司暂时的受雇者，由于运用新人需要电影商冒投资的风险，电影的投机性让这些制片商避重就轻，“明星制”依然是电影界的主流，左翼电影并未使“明星制”得到根本的改观。值得注意的是，在左翼电影工作者创办的理论批评刊物——《电影艺术》创刊号的卷末，也赫然印着“国产片三大代表作——你认为满意的三部作品”投票活动，而投票的内容除了片名、出品者外，主演者也包括在其中，《电影艺术》1932年第1卷第1期卷末。这或许有几分是迫于形势所逼，左翼电影要赢得观众的支持，也不得不作出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