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经验 “濮议”论战之谜

Posted 2022-02-07 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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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经验 “濮议”论战之谜

英宗同他名义上的父亲仁宗一样，也是一位很想有所作为的帝王，但他近乎偏执地恪守孝道，使得他即位之初便与曹太后矛盾重重。亲政不久，更是演出了一场震惊朝野的追赠生父名分的闹剧。

英宗亲政仅半个月，宰相韩琦等人就向英宗提议请求有关部门讨论英宗生父的名分问题。当时仁宗逝世已有14个月，英宗批示，等过了仁宗大祥再议，也就是待到满24个月再说，这显然是英宗为了减少追封的阻力而做出的姿态。治平二年 (1065年) 四月九日，韩琦等再次提出这一议题，于是，英宗出诏将议案送至太常礼院，交两制以上官员讨论。由此引发了一场持续18个月的论战，这就是北宋史上有名的“濮议”。

以王珪为首的两制认为，濮王于仁宗为兄，英宗应称其为皇伯，而以韩琦、欧阳修为首的宰执们则认为，英宗应称其为皇考，他们还请求英宗将两种方案都提交百官讨论。英宗和宰执们原以为，大臣中一定会有人迎合他们的意图，谁知情况恰恰相反，百官对此反应极其强烈，大多赞同两制官员的提案。一时间，议论纷纷。就在这时，太后闻讯，亲自起草了诏书，严厉指责韩琦等人，认为不当称濮王为皇考。英宗预感到形势的发展于己不利，不得不决定暂缓讨论此事，等太后回心转意再说。

这样，经过长时间的争论，英宗和韩琦等人逐渐意识到，要想取得这场论战的胜利，曹太后的态度是关键，只有争取太后改变态度，釜底抽薪，才能给两制和百官以致命一击。治平三年，中书大臣共同议事于垂拱殿，当时韩琦正在家中祭祀，英宗特意将其召来商议，当时即议定濮王称皇考，由欧阳修亲笔写了两份诏书，交给了皇上一份。到中午时分，太后派了一名宦官，将一份封好的文书送至中书，韩琦、欧阳修等人打开文书，相视而笑。这份文书正是欧阳修起草的诏书，不过是多了太后的签押。曹太后一直与养子英宗不和，这一次竟不顾朝廷礼仪和群臣的反对，尊英宗的生父为皇考，确实令人费解。于是，便有了诸多传言。有人说，这一关键性的诏书乃是曹太后前日酒后误签，次日，太后酒醒，方知诏书内容，但后悔已经晚了。另一传说则称，太后手诏的出台，是大臣韩琦、欧阳修等人交结太后身边的宦官最终说服了太后。但无论如何，白纸黑字，太后是不能抵赖的。

不管曹太后的诏书是否出于情愿，却正合英宗的心意，英宗便立刻下诏停止讨论。同时又将宰执们召来，商量如何平息百官的情绪，以稳定时局。韩琦对英宗只说了一句“臣等是奸是邪，陛下自然知道”，便垂手不言。欧阳修更是非常明确地对英宗道出了自己的观点：御史既然认为其与臣等难以并立，陛下若认为臣等有罪，即当留御史;若以为臣等无罪，则取圣旨。“英宗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同意了欧阳修等人的意见，将吕诲等三名御史贬出京师。英宗明白这三个人无过受罚，心中也很过意不去，特地对左右人道：“不宜责之太重。”同时宣布，濮安懿王称亲，以茔为园，即园立庙。英宗的这项决定，遭到了朝臣的坚决抵制，包括司马光在内的台谏官员全部自请同贬，甚至英宗在濮邸时的幕僚王猎、蔡抗均反对称亲之举，这是英宗万万没想到的。在严厉处分吕诲等人的同时，英宗又不得不拉拢反对派主要人物王珪，许以执政职位，可以说是软硬兼施。为了生父死后的名分，英宗绞尽脑汁，用了各种手段，耗费了18个月的光阴，才最终达到目标，英宗笃孝的品行就以这种奇特的方式体现出来。其实，“濮议”并非单纯的礼法之争。司马光等臣僚坚持濮王只能称皇伯，是希望英宗能以此收拾天下人心，维护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而韩琦、欧阳修等掌握实权的宰执们考虑的问题则更现实，深知仁宗已死，太后已无能为力，他们要一心一意地拥戴英宗，因为毕竟英宗是皇权的现实代表。

英宗虽然多病，行事甚至有些荒唐，但刚即位时，还是表现出了一个有为之君的风范。仁宗暴亡，医官应当负有责任，主要的两名医官便被英宗逐出皇宫，送边远州县编管。其他一些医官，唯恐也遭贬谪，便在英宗面前求情，说：“先皇起初吃这两人开的药还是很有效的，不幸去世，乃是天命，非医官所能及。”英宗正色道：“我听说这两个人都是由两府推荐的?”左右道：“正是。”英宗便道：“如这样，我就不管了，都交给两府去裁决吧。”众医官一听，都吓得魂飞魄散，暗暗惊叹新皇帝的精明与果断。显然，英宗行事很有些雷厉风行的风格，与滥施仁政的仁宗有着很大的不同。不仅如此，英宗也是一个很勤勉的皇帝。当时，辅臣奏事，英宗每每详细询问事情始末，方才裁决，处理政务非常认真。

更重要的是，英宗继续任用仁宗时的改革派重臣韩琦、欧阳修、富弼等人，面对积弱积贫的国势，力图进行一些改革。一次，英宗问欧阳修，近日屡有天灾，言事者多称是因为朝廷不能进贤任能，不知这是为何。欧阳修回答，近年进贤之路的确太窄，他自己也常常与韩琦讨论此事。可见欧阳修是有备而来，乘机进行劝谏。欧阳修认为，自英宗亲政以来，自己和韩琦、富弼有感皇恩，精心挑选内外官员，而皇上也用人不疑，这是过去所不能比的，但所选之人多为擅长于钱粮刑名的强干之才，并非文学之士。欧阳修的这番话，先对英宗的知人善任大加褒赞，转而指出了以前所选人才过于单一的问题。英宗听罢深有所悟，决定广泛招揽人才。他对以前旧的选任体制进行了大胆的改革，甚至走得比当时劝说英宗的欧阳修等人还要远，还要快。从中可见英宗励精图治、奋发有为的迫切心情。

另外，英宗还非常重视书籍的编写和整理。治平元年(1064年)，司马光写成了一部《历年图》进呈给英宗，英宗对此大加赞赏。治平三年(1066年)，司马光依据《史记》，参以他书写成《通志》八卷，大约即是后来的《资治通鉴》的前八卷。英宗对此予以充分肯定，鼓励司马光继续将《资治通鉴》手稿写下去，等书成之后再颁赐新书名。他还同意司马光自己选聘助手并组织编写历代君臣事迹书局的请求，批示将书局设在崇文院内，特许其借调龙图阁、天章阁、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的书籍。不仅如此，英宗还批准提供皇帝专用的笔墨、缯帛，划拨专款，供给书局人员水果、糕点，并调宦官进行服务。英宗的批示，极大地改善了司马光编修史书的条件，使编写《资治通鉴》的宏伟事业自一开始就有了坚实的后盾。应该说，史学巨著《资治通鉴》的最后编成也有英宗的一份功劳。

英宗虽然有一定的政治才能，却因病英年早逝，享年36岁，空有一番抱负无从施展。不过，等到那场争议得以平息，他的生命也就走到了终点，于是，振作国势改革大业的挑战和机会只好留给他的儿子宋神宗去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