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承前启后――秦惠文王自立为王

Posted 2023-01-04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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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承前启后――秦惠文王自立为王

　　在秦的历史上，继秦孝公而为秦国国君的秦惠文王也是一位有为之君。 > 　　秦惠文王名驷，孝公之子，又称惠文君、文王、惠王，也被追称为帝。其于公元前337年即位，享国27年。 > > 　　对于秦国的发展而言，秦惠文王的政治历史作用是承上启下的。秦惠文王即位之初，为了缓和国内政治矛盾而诛杀了商鞅，但是，他并没有废除商鞅制定的法令制度，相反，在内政方面，他仍然坚持并完善以“客”为“卿”的用人制度，继续执行“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的原则，从而聚集了大批谋臣良将。尤其为后世史家所称道的是，自秦穆公以来的“求贤”、“纳客”举措，在秦惠王时期形成一项比较完善的客卿制度，对秦国以后的迅速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 > 　　具体说来，秦惠文王时期的客卿制度与战国之时“养客”和商鞅之时及之前的“用客”制度有很大不同，表现出秦惠文王在用人制度（仕进制度）上的改革意识和创新举措。 > > 　　我们知道，战国以来，各诸侯国为了富国强兵，争雄天下，都竞相养客。战国四公子中的齐之孟尝君、魏之信陵君、赵之平原君、楚之春申君，都因养有大量的宾客而闻名天下。这些被养的宾客，又叫“食客”，他们或怀绝技，或有异能，或属罪徒，或为无赖，不分国别，无论良莠，成分比较复杂，而且无“特操”，大抵都是为利而聚，乘势而往，所谓“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者比比皆是。据《战国策》、《吕氏春秋》等史籍载录，在这些“食客”中，亦不乏智能之士。如《战国策·齐策》中所载的孟尝君所养之“食客”冯谖（xuān），就“焚市义”、“游说于梁”，为孟尝君营得“三窟”，不但使孟尝君得以恢复相位，为齐王所重用，而且避免了潜在的政治风险，得以富贵永保。 > > 　　和其他六国相比，秦国的养“客”之举，似乎要严谨得多。据《商君书·境内》载，并非每个富豪之家，都有养客的资格，要养客，必须有600户的地户和封邑，否则即为违法。除此之外，秦国还设有专门的粮仓，以供客用。由此可见，客在秦国的社会地位要比其他六国高得多，已经有“官养”之实。 > > 　　正如孟尝君所养之门客，有无鱼之客、食鱼之客、车乘之客诸般等级一样，秦国之客也有等级之别。一般说来，比较受重视并且给予较高礼遇的为之“上客”，反之为之“下客”。但无论是“下客”，还是“上客”都还是无官之人，由客而为“客卿”，方为得官之人。而这一制度性的客卿使用流程，正是秦惠文王对秦政治制度的创新与贡献。 > > 　　秦惠文王的制度创新还体现在，他一方面继续贯彻商鞅制定的军功授爵制，比如张仪等拜客卿后，均以立下军功为主的功劳后才得以拜相，但另一方面，秦惠文王却在由客拜为客卿时，往往因客的一番政论而授以官位，并以此作为仕进的另一途径，为智能之士提供了施展政治才能的舞台，拓宽了仕进之路。正因如此，以惠文王十年张仪相秦为标志，秦国出现了以客入仕的高潮，大批异域人才进入秦国，秦国的高级官吏之位，更多的“出于客”。以张仪相秦为标志而形成的客卿制度，对秦以后的迅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人力资源保障作用。黄留珠先生评价秦惠文王的这一举措时说：“它即是秦较早突破宗法制的茧缚，举用外人的传统特点的继续和发展，同时也是秦统治者不断总结仕进经验教训，纠正军功取仕弊端的必然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秦惠文王的制度创新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 > 　　秦惠文王的政治历史贡献还体现在拓边开疆的对外战争方面，具体说来，秦惠文王的拓边开疆之功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 > 　　一、迫使魏献河西之地与上郡15县。公元前341年，魏国进攻韩国，韩国求救于齐国。齐国派田忌、孙膑为将率军击魏救韩，孙膑使用“减灶之计”引诱魏军，并在马陵（今山东省濮县）设伏，魏军中计，被齐军打败，损兵十万，主将太子申、庞涓战死，历史上把这次战役称为“马陵之战”。此战之后，魏国军力大大削弱，而秦、齐两国军力日盛，与楚形成三强并立的对峙之势。公元前333年，秦惠文王任用魏国阴晋（今陕西省华阴东）人公孙衍为大良造，次年，魏国为讨好秦国，主动把阴晋献给秦国，秦更名为宁秦，取得了东进的战略要地。公元前331年，秦公子率军与魏军作战，俘虏了魏军主将龙贾，斩首八万。次年，秦惠文王继续发兵进攻魏国，历经数次大败的魏国军力不支，被迫把河西之地割让给秦国。 > > 　　公元前329年，魏国人张仪入秦为相。张仪任秦相后，一方面仍继续打击魏国，另一方面又利用魏国处境困难的局面，采取连横策略，诱迫魏国就范。 > > 　　公元前328年，张仪遣公子桑攻魏，取蒲阳（今山西省隰县），继而又归还魏国，接着，遣公子繇到魏国做“人质”，表示亲善。张仪在进行了一打一拉之后，便亲往魏国，对魏惠王说：“秦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无礼于秦。”魏国只得把上郡15县（包括少梁）献给秦国，魏国由此失去了在河西的全部领土，连国都也不得不迁到大梁（今河南省开封）。次年，秦国将少梁更名为夏阳（今陕西省韩城西南）。在获取魏国的河西、上郡等地后，秦国声威大振，公元前325年（楚怀王四年），秦惠文王也就正式称王了。 > > 　　二、击败赵、燕、韩、楚、魏五国合纵伐秦。公元前319年，赵、燕、韩、楚等四国助公孙衍为魏相、逐张仪而行“合纵”之策后，秦、楚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原来的友好相援而改为紧张对抗。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秦国自商鞅变法后迅速崛起，攻三晋又连连得手，楚国已感到“秦，虎狼之国，不可亲也”，所以对秦国转而采取防范和对抗政策。公元前318年，楚等五国伐秦，楚怀王被推举为纵约长，但楚怀王领导不力，各国又不齐心协力，秦军迎战五国之师于函谷关（今河南省灵宝北），五国的军队都不是秦军的对手，逐一被秦军击败。楚怀王举棋不定和软弱无能的性格弱点暴露无遗。秦惠文王瞅准楚怀王的弱点，对楚国采取文武两手，步步进逼，先取巴蜀，“得蜀则得楚”，从长江上游扼制荆楚，以震慑楚国；又使张仪诳楚，许以商於之地600里而使楚“绝约于齐”，斩断了楚国与齐国的联盟，置楚国于孤立挨打地位。楚怀王利令智昏，果然中计，先绝齐而后又攻秦，结果被秦大败于丹阳和蓝田，楚国从此一蹶不振，由盛而衰。

汉朝历史第七节废除苛刻的刑法

　　西汉文、景两帝，全面推行与民休息的让步政策，致力于经济发展，注重人的道德思想教育。在轻徭薄赋的同时，又实行轻刑薄罚，废除苛法，使人知耻自重，自觉遵纪守法。在宽松刑法下，百姓既在精神上获得一定解放，又在肉体上免遭摧残和羞辱，使人的才智尽可能地得到充分发挥，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国家也从而得到安定。> > 　　自战国以来，随着地主阶级级的兴起，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思想独领风骚，受到普遍重视，各国纷纷任用法家，变法图强，推动中国封建社会的进程，终于使秦国并吞六国，海内为一。但是，以秦始皇为首的统治核心，把法家思想极端化，使国家走进了死胡同，“专任刑罚，躬操文墨”，法家政治主张与社会实践，皆达到历史的高峰，随之而来的便是从高峰上跌落下来，走向自己的反面，“天下愁怨，溃而叛之”，遂陷于绝境。> > 　　秦末大起义，既是广大民众反抗秦朝暴政的斗争，也是对法家思想的大扫荡，任何刻峭寡恩、专制独裁，在愤怒的民众面前都变得苍白无力，令后继的西汉政权时刻引以为戒，改弦更张，对人民让步。> > 　　先是刘邦入关后，首先宣布废除秦朝苛法，约法三章，以顺应民心，聚集反秦力量，壮大了队伍。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简单的几条法规，可能包治一切， “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网漏吞舟之鱼”，使坏人逍遥法外。于是，“相匡萧何擦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部分地恢复了秦法，甚至秦法中最残酷的“夷三族”之令，继续付诸实施，使“彭越、韩信之属皆受此诛”，同样是黥、劓、刖、宫、大辟五刑俱全，其严酷栏爱并不逊于秦时。《晋书·刑法志》称：“萧何定律，除三夷连坐之罪。”但是，条令中没有的，并不等于客观上不存在，皇帝旨意就是法令，不受法律条文限锎。考于史实，吕后称制元年，为笼络人心，缓和矛盾，曾宣布废除三族罪及妖言令，证明在吕后称制之前的两代，尚有夷三族之罪。妖言令即诽谤罪，凡不利于统治者的言论，都有被定为诽谤罪之危险，轻者景官囚禁，重则杀头丧命，是一项阴毒莫测的法令。秦始皇曾以妖言诽谤的罪名，一次坑杀儒生460余人。西汉统治者虽多次宣布废除此令，仅是一时一事的权宜之计，不可能彻底废除，直到汉哀帝即位后，还鲺布废除“诽谤诋欺法”。因此，法律的宽松或严厉，是受社会矛盾的缓和或尖锐所制约，苛法的实行或废除，取决于社会矛盾，是统治者维护自身利益、表达意志的具体手段。> > 　　汉文帝即位时，西汉经：过二十多年休养生息，出现“民务稼穑，衣食滋烦”的发展趋势，社会矛盾相对缓和，是以“刑罚罕用”。其一，在统治阶级内部，危害国家安定的诸吕势力被彻底铲除，皇权复归刘姓，政权得到巩固。其二，各同姓诸侯王虽拥兵自重，独霸一方，但因各自忙于封国内部事务，积极储存力量，既不能直独与朝廷为敌，又形成不了联合对抗朝廷的力量，同中央的矛盾处于潜伏时期。其三，朝中将相皆为旧时功臣，个人利益阜已得到满足，同朝廷已结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休戚与共的利害关系，忠贞不贰地维护刘姓天下。统治集团内都相安无事，天下自然和乐太平，成为汉文帝废除苛法、几致刑措的先决条件。特别是朝中握有实权的几位大臣，斗争经验丰富，遇事沉着果断，尤其是对刘邦开创的西汉政权忠心耿耿，功劳显赫，在广大民众中很有威望和号召力，诸如厚重少文的右丞相周勃，善为奇谋的左丞相陈平，能征惯战的老将灌婴，擅长律历计算的御史大夫张苍等人，皆经过秦末战争考验，遇事能以大局为重，不计个人得失，不尚空论，讲求实效。其“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不唯独善其身，而且兼济天下，对巧舌如簧的辩士摒弃不用，故而其“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汉文帝置身这些三公九卿之中，不扶自正，欲走歧路而不能。良好的用人环境，极有助于主观愿望的实施，使其能够做到政尚简易、躬修玄默、轻刑薄罚、务劝农桑。在上者能顺民心，居下者愿为效力，其政令举措无往而不胜。故 “吏安其官，民乐其业，蓄积岁增，户口寝息。风流笃厚，禁网疏阔”，“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措之风”，呈现出一度安乐祥和的历史瞬间。> > 　　先是文帝前元元年（前179），有感于法令严苛暴民，失于过当，召集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讨论废除收律、相坐法。文帝指出：“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卫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论，而使无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收，朕甚不取。”但是，周勃、陈平却认为“父母妻子同产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也。收之之道，所由来久矣。臣之愚计，以为如其故便”，明确表示不同意废除收律和相坐法。接着文帝又对他们说：“朕闻之，法正则民悫，罪当则民从。且夫，牧民而导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导，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于民，为暴者也。朕未见其便，宜熟计之。”不仅坚持要改，并把法令不当的责任推到“吏”的身上。于是，周勃、陈平不敢再坚持己见，一面表示同意废除，一面称颂文帝盛德：陛下幸加大惠于天下，使有罪不收，无罪不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等谨奉召，尽除收律、相坐法。此为文帝有轻刑之名的一项重要标志，然而很难废除，相坐法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只要封建社会存在，此法就不能废除。> > 　　汉文帝前元三年（前177），中郎将张释之以贤能见用，迁升廷尉，掌管刑罚大权，处理诉讼。由于张释之持法严正，秉公无私，就连文帝不合法规的干涉也敢驳回，凡无真凭实据的疑案，一律从轻了断，故而使文帝外有轻刑之名。张释之出任廷尉不久，发生一起惊驾案，由其处理。案情经过：“上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乘舆马惊。于是使骑捕之，属廷尉。”张释之接过此案后，亲自审理传问，行人回答：“县人来，闻跸，匿桥下。久，以为行过，既出，见车骑，即走耳。” 听完行人诉说，张释之认为此人先听到避惊传呼，躲于桥下，而后触犯惊跸法令，按津当罚金四两，于是回奏文帝：“此人犯跸，当罚金。”文帝听后，很不满意，要求严惩，怒冲冲对张释之说：“此人亲惊吾马，马赖和柔，令它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甚不以为然，完全是打算重刑厚罚的面孔。张释之据理相争说：“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使诛之则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天下用法皆为之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张释之极力维护法律尊严，使之取信于民。文帝被张释之说得无言以对，很久才说出一句：“廷尉当是也。”法律是统治者制定的，统治者首先应遵法醇谨，执法公正。世风良莠，治安好坏，直接与统治者的执法有关，即使有好的法令，而不依法办事，也等于没有。

第七节 承前启后――秦惠文王自立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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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历史 第七节 废除苛刻的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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