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闳促成留美生

Posted 2023-01-04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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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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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字纯甫，1828年(清道光八年)生于广东香山县境距澳门四五里的彼多罗岛上南屏村(今属珠海市)。其父和岛上居民均靠种地捕鱼为生。容闳兄弟姐妹四人，全家六口，生活十分困难。

1835年容闳七岁时，被父亲送到澳门一所德国女传教士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夫人办的小学，学习英文。不久，学校停办，容闳失学回家。1839年，美国传教士勃朗(Samuel Robbins Brown)在澳门正式建立玛礼逊学校，1841年勃朗把容闳找回去继续学习。次年，容闳随学校一起迁到被英国割占的香港。

1847年，勃朗辞职回国，他挑选了容闳和另外两名中国学生王宽和黄胜去美国学习，准备培养他们成为传教士。1849年，容闳在马萨诸塞州的孟松中学毕业。他在中学学习期间，阅读了英国著名文学家莎士比亚等人的文集和政治家卓伯斯特的演说辞，他的英文具有较好的基础。接着，他在乔治亚州萨凡纳妇女协会的资助下，考入耶鲁大学，1854年毕业于该校。同期毕业生有九十八人，他是其中唯一的中国学生。这时，容在美国已居住了八年，深受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熏染，并已取得了美国的国籍，后来还娶了美国妻子。但当他看到外国殖民者加紧侵略中国，清朝政府贪污腐败，中国人民过着啼饥号寒的贫困生活时，他内心无法平静。容闳慨然发誓：“余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余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1]

容闳本想在美国继续深造，学习工程专科，可是资助他求学的教会急于希望他早日回中国传教。容遂于1854年11月启程回国，先在美国代理公使派克(Peter Parker)[2]处担任书记。三个月后，他辞职前去香港充当高等审判厅译员，同时学习法律，准备当律师，可是受到英国律师的排挤，使他在香港不能立足。他于1856年秋到了上海，在江海关翻译处担任通事。容闳发现海关其他通事和船商相互勾结，贪污走私，海关的华员没有升到总税务司职位的希望，遂辞职而去，从事翻译业务。由于他的译文准确流畅，使他在买办与洋人中间声誉噪起。

1859年3月，容闳受洋商宝顺公司的委托，到产茶区调查装茶情形。他从上海乘船，顺运河转入长江，历苏、浙、赣、湘、鄂五省，一直到了汉口，调查和了解茶叶的制造及装运出口的方法。1860年，容闳应曾兰生和两个美国传教士邀约，访问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今南京)，他想乘此机会了解太平天国的实际情况。同年11月18日到达天京，干王洪仁玕两次接见他们。洪仁玕是洪秀全的族弟，容闳在香港时已和洪相识，容向洪仁玕提出了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七项资本主义的改革措施。当时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正忙于作战，没有时间研究容闳的建议，但很器重容闳，想把他留下，曾封他第四等义字的爵号。容闳和他的同伴对太平天国能否成功都没有信心，他亲自去向洪仁玕告别并辞谢给他的封爵，只要了一张在太平军占领区自由通行的护照后返回上海。

1861年，容闳利用洪仁玕给他的护照，受一家洋行的委托，带了几万两银子从芜湖乘船深入到安徽太平县的山区收购茶叶，历时半年，共收购茶叶六万五千箱，运往上海。因茶叶生意有利可图，他在九江设立事务所，专做茶叶经理人。不久发觉以经商所得来振兴国家的想法难以实现，遂罢。

1863年，容闳通过曾国藩的幕僚李善兰等人的介绍，在安庆见到了主张“师夷智”以自强的洋务派首领曾国藩。他向曾国藩建议开办机器厂，制造各种机器，然后再用这些机器装备制造枪炮、造船等厂。他的建议，与曾国藩开设工厂自造坚船利炮的办洋务打算不谋而合。曾委派他出洋购办机器，并赏给他五品军功的头衔。容闳领了六万八千两银子，到美国向朴德南公司订购了机器。1865年春，机器装运回国，在上海高昌庙创建江南制造总局，专门制造枪炮、弹药、火轮等。这是清朝洋务派最早兴办的军事工业。容闳因建厂有功，清朝政府赏给他五品候补同知的衔头，并任他为江南布政使署的译员。在此期间，容闳曾翻译哥尔顿所著《地文学》和派森所著《契约论》。

1868年，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先到上海视察江南制造总局，容闳陪曾参观了从美国进口各种机器的开动情况和产品制作程序，曾颇为赞赏。容闳乘机向曾国藩建议在江南制造总局内附设兵工学校，以培养机械工程技术人员，曾予以批准。容闳认为兵工学校的成立是他的“教育计划”小试其锋，鼓舞了他把“教育计划”付诸实施的勇气。他的“教育计划”由他“交颇投契”的江苏巡抚丁日昌转呈武英殿大学士文祥。容闳在“教育计划”中提出“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材”[3]。其时，文祥居丧，不能参与政事，他的留学计划搁浅。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清政府派曾国藩、丁日昌等去天津办理此案。丁日昌电邀容闳赴津担任译员。容闳待办案完毕，乘机请丁日昌向曾国藩重提他的教育计划，并得到曾国藩和李鸿章的赞许与支持。曾、李联衔致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称：“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4]同年冬，清政府批准了曾、李派遣幼童留学的奏折。曾当即约容闳到南京共商派送出洋学生的名额、学习年限、留学经费以及设立预备学校等事项。次年7月，他们制定了《挑选幼童前赴泰西肄业章程》十二条，上奏清政府，章程中规定：留学生名额为一百二十名，分为四批，每批三十人，按年分送出国;学生年龄十二岁至十五岁;挑选学生的条件，不分满人或汉人，必须身家清白，有殷实保证，体质经医师检验，方为合格;考试科目为汉文写读，进学校学过英文的，加试英文;考试合格后，必须先入预备学校，学习一年中西文，然后派送出国;在学生未出洋以前，学生的父兄必须在“出洋志愿书”上签字，写明他的子弟在出国留学期间，如有疾病或者意外事件，清朝政府概不负责;学生留学费用及出国的服装等，全部由清政府供给。章程中还规定了学生学习汉文的书目，宣讲礼教的次数以及遥向清朝皇帝叩头的日期等等。

清政府决定成立留学生事务所，任命陈兰彬与容闳为正副监督;又成立预备学校于上海，由曾国藩的幕僚刘开成任校长。该校先在上海招生，因所招学生不满第一批定额，容闳亲赴香港招生。詹天佑就是在香港报考而被录取的幼童[5]。第一批录取的学生于1872年3月到沪进预备学校补习中英文，同年7月由陈兰彬率领启程赴美，时容闳已先去美国安置学生们的入学、住宿等事项。容闳先在美国的斯布林菲尔设立留学生事务所，并于1874年在哈特福德的克林街建筑一幢坚固壮丽的楼房，准备做留学生事务所的永久所址。

1873年春，容闳为引进美国的新式军械格林特炮，而返国一行。当他在天津见到李鸿章时，适秘鲁派专使来招募华工。李派容闳与秘鲁专使进行谈判。他向李报告秘鲁与古巴等国奴隶般地虐待华工的情况，李派他去秘鲁，派陈兰彬去古巴调查华工情况。他和陈兰彬均有调查报告书寄给李鸿章。容闳的报告书中附有华工背部受笞被烙的伤痕斑斑的相片二十四张。秘鲁专使初对虐待华工矢口否认，后来看到这些相片，噤不能声，垂头丧气而去。清政府遂将华工出洋定为禁令。

1875年秋，留美幼童最后一批三十人送到美国。不久，清政府发表派陈兰彬与容闳为驻美正副公使。容闳为了专心进行他的“教育计划”，请求清政府收回成命，免去其副公使职，仍专任留学生事务所副监督，但未得准许。次年，陈兰彬以全权公使的身份来美国，吴子登继任监督。吴认为中国派送留学生是背经叛道的举动，和陈兰彬勾结起来破坏留学生计划。吴还暗中打报告给清政府，说留学生仿效美国人参加或组织各种秘密结社，甚至信仰了“番教”。吴建议清政府必须从速解散留学生事务所，撤回留美学生。时逢美国盛行反对华工以及宣传种族歧视的舆论，背信弃义地破坏了1868年和中国签订的关于派遣留学生的中美《勃林加姆条约》(亦称《蒲安臣条约》)。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命令留美学生返国，交给“地方官严加管束”。1881年，一百二十名留美学生全部回国，其中仅有詹天佑和欧阳庚二人在美国获得了学位，其他都是半途而废，容闳的“教育计划”从此夭折。

1881年，容闳驻美副公使任期届满，回北京销差。他曾条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请禁止输入和种植鸦片，未被采纳。不久闻其妻患病，遂于1883年再去美国。1886年其妻病故。此时容闳对清政府和洋务运动颇为失望。

1894年11月，孙中山创立兴中会，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目标，第一次向中国人民提出了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革命主张。据说“合众”二字是容闳向孙中山建议的。他对孙中山说：“做皇帝不成功，洪王其前车也。莫如用合众二字号召。孙先生从之。”[6]

1894年8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容闳自美国接连写了两封信给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蔡锡勇，建议向英国借款一千五百万英镑，购买铁甲舰三四艘，雇用洋兵五千名，由太平洋抄袭日本的后路，使日本腹背受敌。张之洞看到容闳给蔡的信后，立即电令容闳去英国接洽借款。容闳即赴伦敦接洽借款，但由于以李鸿章为首的主和派正向日本乞和，同时容主张以关税作为借款抵押，李鸿章与总税务司赫德均不同意，借款交涉终于流产。容应张之洞的邀约，再度回国。时张调署两江总督，他向张提出实行新政的建议，张未予采纳，给了他一个江南交涉使的挂名差使，他到任三个月便辞去了。

1896年，容闳打算创立中国国家银行，得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张荫桓的支持，并邀请他到北京草拟章程。章程中规定由清政府预筹开办费一千万两，供银行开办后第一年之用。户部尚书翁同龢看到章程后，与张荫桓的意见一致，并奏请光绪帝批准。他们积极进行集资与购地建筑银行行址等筹备工作，并委托容闳去美国考察银行业务。这时，中国电报局总办兼上海招商局总办盛宣怀闻知此事，立即带了三十万两银子到北京，贿赂有关人员，阻止国家银行的成立。后来连预筹的开办费一千万两也被盛挪去开办中国银行。容闳愤慨地指出中国上自慈禧，下至官吏，无一不以贿赂办事，“吾人之在中国，只需有神通广大之金钱，即无事不可达目的”[7]。

1898年，容闳打算组织铁路公司，修建天津到镇江共长五百英里的津镇铁路，取得清政府批准给他的筑路权。此时德国声称在山东有筑路特权，不许津镇铁路通过山东。容闳修铁路的计划又以德国的阻挠和破坏而失败。容闳救国有心，但他提出的主张到处碰壁，他感慨地说：“余之种种政策，既皆无效，于是救助中国之心，遂亦至此而止矣!”[8]

容闳在北京筹办银行与铁路时，结识了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党人。容闳认为：“维新是中国政治存亡危急之机，澎湃而来的潮流，全世界人见此莫不惊奇，以为从未曾有。”同时他也认清慈禧无时不思窃取政权。他决定留在北京，以观究竟。维新党的领袖们经常在他的寓所讨论变法问题。1898年，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发动了戊戌政变。容闳被慈禧视为奸细，容闳逃到上海租界居住。他仍和维新党人有联系。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与光绪逃往西安。康、梁等人指使在上海的唐才常邀集当地社会名流约百余人，开“张园国会”，主张起兵“勤王”，清除后党，拥戴光绪帝执政。容闳在会上被选举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才常为总干事。会上还通过了由容闳以英文起草、严复译为中文的对外宣言。会后，唐才常赶赴汉口，指挥自立军于8月24日起义，但唐在起义前一天被张之洞捕杀。清政府通电缉拿容闳就地正法。容被迫亡命香港。

1901年，容闳曾到台湾游历，见到日本驻台湾总督倪玉。倪玉邀他去日本游历。他婉辞，仍回香港，随后即返美。

容闳回美国后，用英文写成自传体的《西学东渐记》一书，记载了他大半生的事迹，也记述了他在中国的亲见亲闻。后由徐凤石与恽铁樵译为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于1991年经王蓁重译更名为《我在美国和中国生活的追忆》，由中华书局出版。

1912年元旦，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曾写信给容闳，希望他回国参加工作。此时他已八十多岁，不堪长途跋涉的辛劳了。同年4月21日，他在美去世，临终前还谆谆嘱咐他的两个儿子回国为“新生的中华民国”服务，以替他尽报效祖国之心。

注释

[1]容闳著,张叔方补译:《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页。
[2]旧译伯驾。
[3]容闳著,张叔方补译:《西学东渐记》,第86—87页。
[4]李鸿章:《论幼童出洋肄业函》,吴汝伦编录《李文忠公译署函稿》卷1,合肥李氏1921年版。
[5]徐启恒、李希泌合著:《詹天佑和中国铁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6]李根源:《雪生年录》,曲石精庐1934年排印。
[7]容闳著,张叔方补译:《西学东渐记》,第120页。
[8]容闳著,张叔方补译:《西学东渐记》,第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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