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托、夹带、冒籍,手段无穷,看五代十国科举作弊与反作弊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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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托、夹带、冒籍,手段无穷,看五代十国科举作弊与反作弊的斗争

唐朝灭亡后,中国进入了一个分裂的时期。从公元907年到979年的七十多年时间里,一共出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五个朝代以及前蜀、后蜀、吴、南唐、闽、南汉、楚、吴越、北汉和荆南等十个割据政权,这就是「 ”五代十国”时期。 五代十国时期的朝代寿命都很短,一般也只有十年左右的寿命。当时北方地区战争频发,社会经济受到重创,大量流民迁徙到南方,为南方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 当时的形势是北方虽然军事方面强大,但相互征战,无暇南征;南方那些割据政权实力弱小,为了提高国力,南方的割据政权比较注意轻徭薄赋,对人才也比较重视,所以文化比较发达,诗词和绘画等艺术得到长足进步,南方士子也对读书非常重视,他们也想通过读书进入官僚阶层,实现个人价值。 一、五代十国的科举制度 五代十国时期,取士基本沿用唐代的科举制度。而南方政权对科举更为重视,虽然处于乱世,但科举仍旧照常进行。 比如南汉政权在短短十几年中,几乎每年都开科取士,一共举行了十三次科举,选拔了近二百名进士;南唐也举行了十余次科举,选拔了进士一百六十多人。 五代十国的科举,分为进士科、明经科、明算科、明法科等科目,但以进士科为主。进士科主要考察儒家经典的掌握和时政对策,由于乱世读书人较少,所以难度相比唐朝有所降低。 考试时除了考生在纸上写出文章外,还会对考生进行面对面的策对,考察考生的反应能力和表达能力。只要答案基本上符合儒家的经典要义,一般都能过关。 (科举) 虽然难度降低了,但此时的读书人水平与盛唐时期相比,下降得厉害。由于长期战乱,教育制度遭受破坏,读书人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所下降,即使有读书人,也以书呆子为多,知识运用能力很差。 所以各国对考试的难度一再降低,从开始的沿袭唐朝的标准降低到五经只要通三经就可过关,到最后放宽到通两经即可。而五道对策题,只要答对两道,其他几道不偏离得太厉害,也可以算是乙等。 五代取进士,在文章与对策之外,还会进行诗词的复试。 公元930年的一次复试中,二十四名通过初试的准进士中有九人的诗词水平极差,几乎是不通音律,因此只录取了十五名。 正是因为教育水平和综合素质的下降,许多士人凭真才初学无法实现科举入仕的梦想,所以各种歪门邪道纷纷登场,揭开了五代时期长达五十年的读书人与官府的做弊与反作弊的斗争。 二、五代十国时的作弊手段 五代时期士子考试作弊的手段五花八门,有冒名顶替的,有托人走关系走门路的,也有请枪手代考的,还有夹带书籍入场的。 除了考试者之外,考官、考吏以及朝廷一些大员也纷纷被牵扯进来,形成一条完整的利益链和灰色产业。 考试作弊可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场外的,一类是场上的。场外手段以冒籍、请托、行卷几种最为常见。 所谓「 ”冒籍”很好理解,类似「 ”高考移民”。五代时的考生,先是由当地政府进行初试,称为「 ”解试”,通过解试后才能有资格参加全国性的考试。 而由于各地教育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地方名额多,有的地方名额少,所以难易程度也不尽相同,这就为一些精明的考生「 ”冒籍”提供了可能。 一般来说,首都及其附近地区都是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这些地区解试的名额多,通过考试的难度相对较小,是冒籍的热门地区。 此外,一些具有读书传统的州府文风较盛,读书人比较多,分配的名额也多,也深受冒籍者的欢迎。 早在唐朝时,京城附近地区的解试通过名额相当于全国的一半,所以一些文化比较落后地区的士人便想办法将户籍迁到文化发达地区,以便顺利通过解试,获得参加中央一级考试的资格。 「 ”请托”就是考前利用权、钱打通关系,考试只是一种形式,考前就已被内定录取的作弊方式,是最被人们痛恨的一种作弊手法。 冒籍者毕竟还要参加考试,还要有一点真才实学,而请托与人的水平几乎完全无关。这是一种极不公平的作弊手法,有权有钱家的子弟可以大字不识几个也能高中,于国于民都无半点好处,所以也是政府打击和取缔的重点。 后汉权臣高遄担任主考官时,就将另一权臣李仲举的儿子、侄子四人全部录取,事发后全国一片哗然,读书人纷纷骂高遄「 ”以国恩报私德”,要求严办高遄。 但是高遄在李仲举等权臣的庇护下,仅被罚俸一年。 南唐士子聂屿向考官郑珏行贿,郑珏收下钱后忘记录取聂屿,聂屿上门找到郑珏,表示如不录取自己便将郑珏收钱之事告之天下,郑珏连忙进行暗箱操作,又将聂屿补为进士。 这种事情在五代的官场上是司空见惯之事,所以当时的科举毫无公平可言。 举子 有一些有真才实学的读书人,为了保证自己录取,会在考前为自己宣传造势,用文章来包装自己,获取一定的知名度,这种做法叫做「 ”行卷”,在某种意义来说并不算是作弊,只是一种包装手段。 很多士子会在考前以自己的文章、诗词去拜会一些文坛大佬,想获得他们的赏识和推荐,提高自己的知名度,给考官带去一定的压力。 唐朝有不少大诗人都做过这样的事,杜甫、白居易、李商隐都做过同样的事,虽然后来他们结局不尽相同,但这种「 ”行卷”的作法确实让一些有才之士被发掘出来,步入官员的行列。 场内作弊手法指的是在考场上使用的、能帮助考生获得较好成绩的作弊手法,主要包括夹带书本和调包两种。 科举考试本来是闭卷考试,按说是不能带书本进去的。但由于五代十国的士子们平均水平真的较差,所以政府从实际出发,允许他们在场内查阅由官方提供的五经四书,但严禁士子携带其他参考资料入场。 为了保证公平,士子入场时会进行搜身。而一些作弊的士子会事先买通有关人员,在搜身时走走形式,其实还在考篮或者衣物之内夹带请人做好的文章或者资料入场。 (夹带的资料) 夹带资料是一种带有赌博性质的作弊方式,如果考试题目太偏或者超出士子事先准备的资料,夹带的作用有限。 所以有些有钱的士子会用「 ”调包计”,请高手冒名顶替自己参加考试。由于古代没有照片,准考证上对考生的相貌描述也比较简单,在事先打通有关关节之后,冒名者很容易混入场内。 这些冒名者在考卷上填写雇主的姓名和籍贯,然后自己答题,即使有人巡场,也不容易发现,更何况这种情况多数在事前都已打通关节,所以查出来的情况极少,非常安全,效果也非常不错。 大诗人温庭筠就多次帮人代考,人送外号「 ”温救人”,形容他帮不少士子实现了入仕之梦想,好像观音菩萨一样「 ”救世救人”。 三、官方应对作弊的措施及意义 所谓「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有作弊的,就会有防作弊的措施,主要方式有四种。 一是认真检查。 加强对考生入场时的检查,防止他们夹带私货进场。为了有效防止事先沟通,考试之日搜身的任务由军队士兵进行,且士兵们的抽调是随机的,尽量减少买通搜查者的可能。 这些士兵一般来自京城的防卫营,考试前一天抽调到考院,不得与外界接触,确保他们不参与舞弊。由于军营的士兵成千上万,抽调哪些人搜身只有主考官与防卫营的将军等少数人掌握,对搜身的士兵,士子们不可能逐一买通,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夹带的可能。 (搜身入院) 二是「 ”锁院制度”。 一般来说,主考官和副考官是在考试前半年任命,但协助他们工作的工作人员仅在考前三天才公布,这些工作人员一经公布,必须集体住进考试院,杜绝他们与外界的接触,隔断一切联系,让想作弊者找不到请托之人。 这个制度源自唐代科举,唐朝时锁院制度比较严格,主考官要提前三个月住进考试院,而五代时只须提前三天入院即可。 这项制度减少了一些小吏们舞弊的可能性,但对主考和副主考等关键人物的防范还是不够,他们完全有时间有机会参与舞弊。 三是禁止请托。 五代十国的各个国家,对请托的打击都很严厉。统治者知道这是最破坏考试公平的一种作弊方式,如果不严格防范,连目不识丁者都有可能凭借关系或者金钱加入到官僚队伍,对统治者没有一点好处,所以都制订了严厉的惩罚措施制止请托行为。 如果主考官或者副主考在取士的过程中受人贿赂或者因为人情取了不合格的士子,一经查出,考官以下均要判处流刑,行贿者除去功名,终身不得再考。 如果买通多位考官的,可以判处流刑、充军或者籍没家产。如果有士子举报请托行为,查证属实的,请托者的功名由举报人填补。 这样就是在无形中利用考生监督考试,能够发动广大考生的监督积极性,在考生、家属及亲朋的上万双眼睛的共同监督下,很好的扼制了请托现象的发生。 虽然不能说百分百杜绝,但毕竟数量上减少了很多。 四是随机抽取录取者进行复试。由于几乎每次考试都会有作弊现象发生,五代十国的君主们会在录取的学生中随机抽取数人参加复试。 皇帝会让吏部将他们的试卷取出,交给由吏部、国子监、御史台等机关组成的评委会品评,然后在金殿上随机命题,让录取者以诗赋的形式答题。 复试评委们根据答题情况写出自己的意见,汇总后交给皇帝决定。如果复试中不合格者,取消他们的成绩。 (复试) 五代十国中,有后梁、后汉等几个国家取士还采用试卷糊名的方法,考生试卷上的名字被密封起来,改完卷后再拆开,也是对作弊行为的一种有效的防范措施。 对于查出来的严重作弊者,或者民愤极大,影响恶劣的舞弊案,各国处理都毫不手软。 一般主考和副主考发现舞弊情节,一律罢免官职,严重的要充军或者判处流刑;对取士过程中责任心不强,导致水平不高的士子混入录取名单之中的,考官如无受贿行为者,罚俸三个月;如果有意抬高士子分数,导致水平不够者录取的(水平不够的意思是考生有一定水平,但不足以名列前茅),罚俸半年至一年。行贿的考生除终身不得再考之外,视情节和影响也会被判处相应的刑罚。 五代十国时期,虽然战争不断,但统治者为了统治的需要,对科举取士还是非常重视的。正是他们接过了隋唐科举的接力棒,并且在防止科举舞弊方面做了各种尝试,为之后的宋朝科举的兴盛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北宋初年的科举几乎是完全沿用了五代十国的科举模式和防舞弊措施,是继承了五代十国改革的成果。而重视科举舞弊行为,也反映了科举考试地位的不断加强,制度越来越完善,为之后的宋、明、清等朝代提供了宝贵经验,意义还是非常重大的。 参考资料:《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五代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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