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 苏联·苏联对外政策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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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 苏联·苏联对外政策新思维
苏联·苏联对外政策新思维
戈尔巴乔夫继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不久，就提出了“新的政治思维”; 接着，在苏共二十七大上以及在这次大会以后，苏联领导人和苏联学者，不断对“新的政治思维”作进一步论述。戈尔巴乔夫指出： 世界充满了各种利益和差别，为了整个人类，应该跨越这些差别，达到利益的平衡——这就是苏联的“新的政治思维”。“新的政治思维”是为了把文明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并不是立场上的一次性调整，而是处理国际事务的方法论。一、随着新的政治思维”的提出与运用，苏联在对外政策中着重推行的是和平战略。从赫鲁晓夫开始，苏联历届领导人都很重视战争与核武器对人类文明与安全的破坏作用的宣传，而戈尔巴乔夫大大超过了他的前任们。他担任总书记以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场合与时机，对核战争的危险性和防止核浩劫的紧迫性作了充分的论述与描写。这既部分地反映了客观现实，也是出于苏联领导人在政治上的需要，成了他们频繁提出裁军建议的现实依据。苏联领导人近来宣称： 维护和平、裁减战略核武器和停止军备竞赛，是苏联“新的政治思维”的主要原则之一。据此，苏联方面就削减核武器、停止核试验等方面提出过一系列建议。在美国不断进行核试验的情况下，苏联单方面停止了核试验。1987年2月28日，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就消除欧州中程核武器问题愿同美国缔结一项协议的新建议，主要是放弃原先立场，同意把欧州中导问题同美国 “星球大战”计划 “脱钩”，以表示苏联裁军的诚意; 随后又宣布苏联准备在其亚洲部分消除所有的中程导弹、撤销在这一地区保留100枚中导弹头的要求，条件是美国也这样做。戈尔巴乔夫表示：苏联不把在中导问题上的这一 “全球双零点方案”与美国在朝鲜、菲律宾和迪戈加西亚岛的核问题联系起来，只希望美国在这些地区的核力量起码不要再增长。二、随着 “新的政治思维”的提出和运用，苏联的军事战略思想正在发生变化。长期以来，苏美竞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争夺军事优势，这也是它们进行军备竞赛的目标所在。现在苏联领导人对核战争有了新的看法，认为打赢核战争是不可思议的，取得军事优势的想法也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战略均势已不再成为遏制战争的因素。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上提出，要把苏联的军事力量限制在 “合理需要的范围之内”。1987年2月，戈尔巴乔夫进一步表示： 苏联愿意 “放弃自己的核大国地位，将其它各种武器削减到足够理智的程度”。根据这一思想，苏联准备采用新的核战略思想，即“足够实力”思想，来取代原来坚持的 “战略均势”思想。这是 “新的政治思维”在军事战略领域的具体运用。三、随着 “新的政治思维”的提出与运用，苏联在同西方的国家关系中强调 “相互依存”和友好合作。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上提出： 核对抗的局面要求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相互关系采取新的态度、方法和形式，从而为新形势下苏联对西方国家政策定了基调。这种 “新的政治思想”赋予 “和平共处”原则以新的内容，认为在核时代，“和平共处”不仅是排除战争，更重要的是要学会共同相处、加强相互之间的联系与合作; 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只能通过和平竞赛与和平竞争的方式进行。基于这种认识，苏联与西方国家的关系，都在不同程度上较前有所改善。由于苏联领导人作出让步，采取主动，苏美关系现已出现明显变化，结束了两国首脑多年不对话的僵冷局面，两国外长恢复了接触，经济贸易关系有了发展，苏联与其它西方国家的关系也在不断修复中; 一些西方国家对戈尔巴乔夫执政以来苏联对外政策中所出现的变化，普遍表示好感。四、随着 “新的政治思维”的提出与运用，苏联在同社会主义大家庭关系中强调平等与相互尊重。戈尔巴乔夫上任后，苏联重新调整了与东欧各社会主义大家庭成员国家的关系。戈尔巴乔夫指出： 过去沿袭下来的许多合法形式和方式，今天已经不符合当代的可能性与需要; 应当承认社会主义各国革命进程的不同性，不管观点是否分歧，党与党、国与国之间都应该“相互尊重”; 不能因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参加国际主义的配合行动，就说这个国家已脱离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 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里，“没有任何中心”可以向所有成员发布必须遵行的指示，并限制其主权。由于“新的政治思维”在苏联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领域中开始运用，东欧一些国家对戈尔巴乔夫的现行政策怀有好感，给予了积极评价，认为戈尔巴乔夫“有勇气，现实，有眼光; ”说他的政策的基本点是“对内民主对外和”。五、随着“新的政治思维”的提出和运用，在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苏联强调友好合作，突出政策上的现实性与灵活性。戈尔巴乔夫上任后，很重视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交往。虽然苏联并未放弃同美国在发展中国家竞相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但由于阿富汗问题带来的教训及对此所进行的反思，使苏联今天在亚非拉地区的政策比较谨慎、现实和克制，不轻易采取较大的举动，而是通过发展经济与贸易关系扩大友好来往。由于“新的政治思维”的实践，使苏联在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活动有以下几点引人注目： 在与美国进行地区争夺中遇到问题时，在处理方法上主要是通过宣传上的强烈谴责表示反对，而不轻率诉诸行动; 在对待亚非国家能否走“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道路的问题上，强调应考虑该国的生产力发展程度、文化与觉悟水平，而不能只看其主规愿望。在对中东的政策调整方面，把解决中东问题的希望着重放在改善与发展同阿拉伯国家温和派的关系上; 在与非州国家的关系中，苏联强调以发展互利合作为主，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与富有活力的政策。随着“新的政治思维”的提出和运用，对中国的政策也在发生变化。戈尔巴乔夫上任以来，苏联逐渐改变了对中国的敌视政策。戈尔巴乔夫表示要认真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并为此采取“积极行动”。苏联除表现出要改善苏中关系的愿望外，在一些领域也采取了一些有利于中苏关系朝着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方向发展的实际措施。如果苏联在消除“三大障碍”方面采取有效的实际步骤，中苏关系就有可能在马列主义原则基础上继续获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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