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 隋唐五代道教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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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历史 东汉道教 两晋南北朝道教 隋唐五代道教 宋元道教 明清道教 民国道教 当代道教

目录

1隋代至盛唐时期1.1隋代道教1.2初唐至盛唐时期统治者的态度1.3初唐至盛唐时期道派的融合2安史之乱后至五代十国时期道教2.1安史之乱后至唐末时期2.2五代十国时期2.3主流道派2.4道教教理和科仪的发展3参考资料

隋代至盛唐时期

隋至盛唐时代道教的特点:隋至盛唐时代的文化可用「交融」二字来概括,在这一大文化背景下的道教亦以「交融」为特色。南北道教的大汇合带来了道教发展的大兴盛,统治者的狂热崇道则推波助澜,使道教对社会上的人们产生了极大的诱惑力。尤其令人惊叹的是,道教教理的精彩纷呈,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业绩。

隋代道教

从道教发展史来看,隋代道教正处于一个转捩点,为唐以后道教的兴盛与教理大发展作了准备。这种转折是道教自身发展的结果,也与隋统治者宗教政策有关。隋文帝实行佛道二教并重的政策,利用道教来达到现实的政治目的。他利用道教符谶,为其夺取政权造舆论,并为其统治地位的合理性作神学论证。他十分关注并积极支持道观的修建和道徒的发展,并在晚年对道教神仙长生说产生了信仰。隋炀帝与其父一样,既笃信佛教,又利用和扶持道教。隋炀帝还曾集中学者撰作新道书,并编撰道经目录。隋代佛道并重的政策,不仅对道教的发展关系重大,而且对唐统治者也有深远影响。

隋的统一,使南北方道教的交流更为便利,南方的上清经法传到北方,南北各具特征的道教逐渐融汇,这是隋道教不同于南北朝的一个特点。这时候,由上清派演变而来的茅山宗,不但巩固了在南方的传统范围,而且逐渐占据了北方,这与当时的茅山宗领袖人物王远知的活动分不开。王远知从南方到北方进行传道活动,大业年间(605-618年)收潘师正为弟子,潘后来成为茅山宗在北方传教的重要人物。总的来看,隋代道教南北的融汇,是以南方茅山宗为主,直接为唐代道教以茅山宗为主流的格局奠定了基础。从隋代道教的地理分布来看,除了京畿之外,还有汉中、巴蜀、江南等热点区域。隋代道教徒大多积极参与了上层统治集团的政治斗争,民间道教的活动逐渐衰落。据《隋书.经籍志》,隋代道教的特征主要有:

第一,尊崇元始天尊,奉为最高神。 第二,授道者必须经四十九年始得传授人。 第三,传授道法的要旨归于仁爱清静,经渐渐的长期修行而致长生。 第四,传授道法的先后品次是,先受《五千文箓》,次受《三洞》,次受《洞玄箓》,最后受《上清箓》。 第五,讲经以《老子》为本,次讲《庄子》及《灵宝》、《升玄》之属。 第六,道术以符箓为胜,符箓派占主导地位。

综合上述,隋唐道教是在沿着上层化的方向继续发展,又形成了自己的许多特色,并以茅山宗为主使南北道教融汇合流,为唐道教的兴盛准备了内在的条件。这种承上启下的作用,使它在道教发展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初唐至盛唐时期统治者的态度

唐代开国君主高祖李渊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即广泛利用道教为他制造舆论,称帝后确认道教教主太上老君为其先祖,在羊角山修建了老君庙,取名伏唐观,祠祀老子。高祖李渊又努力提高道教地位,力图把道教排在佛教之前,还派使臣把天尊像送给高丽,派道士到高丽宣讲《道德经》,使道教传播到了国外。

唐太宗李世民和其父李渊一样,尚未登基之前,即和道士有密切的关系,道士王远知曾预告其「作太平天子」,登上帝位后即优宠王远知。太宗李世民崇道的特点,集中表现在贞观前期以《老子》清静无为思想治天下这一方面。他也尽量设法提高道教地位,实行崇道抑佛政策,于贞观十一年(637年)明确宣布道教在佛教之上,崇道就是发扬「尊祖之风」。他晚年追求「神仙轻举」,服长生药,终于因此而丧生。

继位的高宗李治,追号老君为「太上玄元皇帝」,「圣母为先天太后」,规定王公百僚皆习《老子》,并令士子加试《老子》,贡举人皆须兼通。

女皇武则天,虽号称佞佛,但也利用道教图谶为其登上皇位制造根据,并拉拢利用道士为其政治目的服务。武则天在信仰上毫无疑问是笃信佛教的,但对道教的神仙长生也是有所追求的。到了晚年更是如此。她曾令道士为其章醮、投龙作功德,又令道士炼药,供其服食。总的看,武则天与道教的关系较为复杂,既利用又抑制,视政治上的需要而定。

唐代皇帝尊崇道教的第一人当数玄宗李隆基,在他大力扶持下,唐代道教的发展也达到了顶峰。他采取了一系列崇道措施,不仅在当时,而且对后世特别是宋代皇帝的崇道之举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玄宗崇道主要表现为:

第一,尊祀玄元皇帝,掀起狂热崇拜,利用种种机会颂扬其圣祖玄元皇帝,所上尊号越来越多,并亲自导演了玄元皇帝降临的神话剧。 第二,玄宗登基得到道教人士的支持,称帝后便提高道教的政治与社会地位,特别优宠茅山宗和张天师一系道士。 第三,玄宗将崇道纳入科举教育体系,官吏考选,多有道举出身者。 第四,玄宗崇道还有一个重要内容是服丹药,且常将药物赐于臣下。

总之,从唐高祖到唐玄宗,除武则天时崇佛超过崇道外,基本上是以崇道为主,在崇道的同时也不排斥佛教。由于崇道,使道教在此期间获得迅速发展。又由于统治者积极向周边地区及邻国传播道教及其经典,此时的道教国际影响也较大,在一些邻国流传开来,它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使者加强了唐帝国与各国的友好往来。盛唐的道教同样充满了「盛唐气象」,这从当时道派的融合兴盛中透露了出来。

初唐至盛唐时期道派的融合

道教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分化发展之后,到隋唐呈现融合之势,这种融合在南北朝末已发生,隋的统一打破地域分割,为融合进一步创造了条件。唐承隋而继续推进融合,带来了道教的繁荣兴盛。由于融合,使原先个性特征十分鲜明的各个道派,逐渐在教理教义和宗教仪式上,互相渗透,呈现出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状况,难以区分,甚至像南北朝时发展一度超过上清派的灵宝派,此时却似乎「泥牛入海无消息」,其传承关系已不十分清楚了。此时的道派融合以茅山宗为主进行。茅山宗是唐代道教主流派,善于吸取各家各派之长,它在教理上受重玄学派的影响,又吸取了灵宝斋法,正一法也融入茅山宗。到唐玄宗朝的司马承祯时,北方的嵩山、王屋山和南方的茅山、天台山等,均成为茅山宗传道的热点区域,茅山宗还传到了蜀中。这些都与司马承祯的努力分不开。茅山宗之所以成为唐道教的主流,从内在因素说,主要是由于它能兼收并蓄,吸收三教之长,并融汇三洞经法,且有一个独立而严密的传承体系,人才辈出,使茅山宗的发展得到组织上的保障。从外在因素说,茅山宗的历代宗师大多具有较强的政治活动能力,经过他们的活动,使茅山宗在政治风云中不仅未遭受打击,而且还获得不同统治者的扶持,使它具有相对稳定的外部发展环境,这也是它兴盛发展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隋唐道教南北方不同派别的进一步交流和融合,为道教教理教义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内在条件;而南北朝以来的三教论争,到隋唐更是经常进行,这种论争锻炼了道徒们的思辩能力,促使他们从理论上进一步提高自己;再加上这个时期统治者对道书研究的重视和提倡,因此到隋唐时,道教理论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采取了新的形态。这不仅为宋元道教理论的进一步拓展创造了条件,而且对宋明理学的产生也有相当的影响。可以说,隋唐道教思想,在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这个时期,涌现了许多著名的道教学者,如孙思邈、成玄英、王玄览、李荣、司马承祯、吴筠、李筌、张万福等,他们对道教理论的发展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成为道教思想发展史上有影响的人物。

安史之乱后至五代十国时期道教

安史之乱后至唐末时期

安史之乱后,处于顶峰的道教跌入低谷,道教经典遭受战火的焚烧,道教宫观福地也受到破坏。但唐统治者崇道尊祖的既定政策并未改变,中唐以后道教又逐步恢复发展,到唐武宗时,又掀起一个崇道的高潮。武宗崇奉道教多继承玄宗之遗风,主要表现为:

由于崇信道教,加之佛教寺院经济的过度扩张,武宗于会昌四年(844年)下令废除佛教,僧尼还俗。武宗崇道之举使道教又获得一次新的发展机遇。

五代十国时期

由唐末藩镇割据发展而形成的五代十国,统治者沿袭唐代崇信道教的遗风,进行了许多崇道活动。

后晋高祖石敬塘拜道士为师,问以治国之道,并请其宣讲《道德经》。后唐庄宗李存勖,沿承李唐崇道尊祖国策,以玄元皇帝为圣祖,称圣祖旧殿生枯桧新枝显示了「中兴之运」。后周世宗召见华山道士陈抟,问以黄白飞升之术,赐号「白云先生」。

前蜀高祖王建优礼道士杜光庭,命其为太子之师,封蔡国公,进号广成先生。建子王衍更以杜光庭为传真天师、崇真馆大学士。又塑王子晋像,仿效李唐尊圣祖玄元皇帝的作法,尊王子晋为「圣祖至道玉宸皇帝」,以图江山永固。后蜀后主孟昶,道号「玉霄子」,信房中术,用道教科仪祈福禳灾,赞赏道士张素卿所画八仙真形图。吴王杨行密崇信道士聂师道,使为人祈福,号问政先生。

综合上述,可见从安史之乱后到五代十国时期,统治者的崇道政策未变,只是程度不同而已,都在设法利用道教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其中极度崇信道教的皇帝及权贵,则迷恋于道教的神仙长生说和丹药方术。

主流道派

这一时期,占主流地位的仍是茅山宗。据刘大彬《茅山志》所载,此期茅山宗的传法由十四代至十九代,凡六代,其宗师皆不太有名,发展缓慢,处于低潮时期。这期间,由茅山宗衍生的南岳天台派,以居住于南岳、天台而得名,传授上清大洞秘法或三洞经箓,其中闻名于世的道士较多。如闾丘方远,曾铨《太平经》为三十篇,有弟子二百余人。又如聂师道,有弟子五百余人,传上清法,袭真风而行教,影响较大。上述二人都是传播南岳天台派的重要道士。

道教教理和科仪的发展

这一时期,道教思想教义,斋醮仪式仍有发展,到五代杜光庭便作了总结。杜光庭应举落榜后,师事天台道士应夷节,行上清诸法。中和元年(881年),随唐僖宗入蜀,遂留成都。后事前蜀王建,赐号广成先生,晚年隐居青城山修道,著述很多,对道教教理和科仪进行了总结。从道教发生以来,即神话老子和《道德经》,唐代统治者更将老子认为「圣祖」,尊《道德经》为真经。在此基础上,杜光庭创造性地把各种太上老君的传说系统化,使老子作为道的化身更加全面充实,并完善了老君创造天地的神话。可以说,道教教主太上老君的形象塑造到杜光庭手中作了系统总结。《道德经》经汉代道教的改造,成为道教教义的主要理论基石,此后道教中人十分重视诠解《道德经》,形成道教老学。杜光庭的代表作品之一《道德真经广圣义》归纳总结了汉代以来的道教老学,特别发扬了老学重玄派的观点。使道教老学的思辩化程度进一步提升,并开辟了宋元道教老学的新路向。杜光庭兼采道教各宗派之长于一身,既有茅山宗传统的参政意识,「山中宰相」风度,又有重玄学派富于思辩的气质,还有龙虎山张天师法箓的真传,总结完成了道教斋醮仪式。他是道教史上一位重要人物。

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六至十二章。 牟钟鉴等:《道教通论:兼论道家学说》(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中编,第468至472页、第485至 497页。 李养正:《道教概说》(北京:中华书局,1989),第105至144页。 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第二卷,第五章。 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第二卷,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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