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日本为什么会爆发米骚动？

Posted 2022-06-22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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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日本为什么会爆发米骚动？

日本米骚动

1918年7月至9月，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时，日本人民为反对资本主义的剥削尤其是当时的米价暴涨，进行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抢米”和“捣毁米店”的斗争。这一事件在历史上称为“米骚动”，又称“米粮暴动”。这场自发的群众运动，震撼了日本全国，影响深远。

日本社会的深刻矛盾和米价暴涨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迅速走上了对外侵略和谋求东亚霸权的军国主义道路。在本世纪初成为亚洲唯一的帝国主义国家。它先后通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攫取了对朝鲜的“宗主权”，霸占了中国的台湾省，获得中国旅顺口和大连的租借权，将中国东北的南部据为自己的势力范围。1910年，它通过在刺刀威逼下签订的“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吞并了整个朝鲜，成为一个占有大片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大帝国”。此后，日本抓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天赐良机”，达到了付出很少战争代价而兼收中立国和战胜国双份厚利的目的，攫取了中国山东省的胶州湾租借权等特权，以及德属太平洋诸岛的委任统治权。它的资本主义经济获得空前的膨胀。1914年底到1919年底，全国各种企业的投资总额增长了两倍，企业总数增加近一半，工人总数增加近1倍，工矿业年产量增长5至8倍;对外贸易总额增长了3倍，硬通贷储存量增加近7倍。从此，它由贸易入超和资本输入国一跃而为出超国、资本输出国，并且由债务国变成了债权国。与此同时，迅速积累和集中起来的大产业资本和大金融资本相互结合，在日本确立起以三井、三菱、安田、住友4大财阀为首的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日本帝国主义成了当时世界的5大列强之一，称霸东亚。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导致城市居民逐年激增。城镇人口从1913年的1，522万人增加到1918年的1，854万人，占全国总口的1/3。乡村中的各种工匠和商贩的人数也与日俱增。众多的非农业人口需要消耗大量的大米。农民本身的大米消费量也在增加。但是，落后的农业经济满足不了这方面的需要。

日本经过明治维新特别是1873年实施的地税改革，废除了封建领主的土地所有制，确立了日本所特有的近代土地制度，它的突出特点是寄生地主制，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富农经济得不到发展。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拥有土地10—50町步①的大地主和50町步以上的特大地主分别增加了13%和42%，总户数超过了5万。新泻县蒲厚地方的大地主伊藤氏甚至集中了上千町步的土地。这些地主大都住在大城市里坐收租米，专靠佃租过活，被称为“寄生地主”，基本上属于封建阶级。他们对变革土地的经营方式不感兴趣，严重阻碍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寄生地主的佃耕地在20世纪初已占总耕地面积一半以上，而一般农民平均每户的耕地面积不足1町步。连自耕农民也要租种地主的土地，接受地主的封建地租的剥削，无力改善经营条件。

日本国土狭小，可耕地面积有限，地价昂贵，靠扩大耕地面积而不改变土地制度和经营方式来大幅度地增产粮食，是不可能的。大战期间，农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例下降10%。1919年的农业产值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35.1%。其中粮食作物在1917和1918年连续两年减产。日本想从被它侵吞的朝鲜和中国的台湾，以及从中国东北大量输入农产品来缓和国内的粮食危机。这种作法又有抑压国内农业发展的副作用。到1917年底，“吃饭问题”日益严重，已酿成社会的大患。米骚动之所以会在日本“空前大繁荣时期”骤然爆发，从根本上说来，在于资本主义产业的速猛发展与落后的半封建农业的相对停滞造成了越来越大的矛盾。

1917年底，当粮食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之时，日本大正天皇政府(1912—1926年)积极参与了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的战争，它为此搜集了大批军粮。地主和米商乘机大搞粮食投机，日本的粮食市场进一步恶化，大米价格扶摇直上。面对严重的情况，天皇政府为了保护地主的利益，一不废除大米进口税以增加自由输入的外国大米;二不遏制地主囤积和外运粮食以缓和市场上大米供求的矛盾;三不紧缩通货和降低运费以控制米价涨势，反而让三井、铃木等特权政商垄断大米进口，任其哄抬米价，牟取暴利，加剧了粮食危机和粮食市场的紧张状况。从政治方面来说，米骚动的爆发与大正天皇政府实行的反动内外政策是分不开的。

米价的持续上涨，加剧了本来就尖锐的国内的阶级矛盾。日本的地主资本家在一次世界大战中发了横财，他们却丝毫没有减轻对劳动人民压榨的程度。工人的劳动时间普遍为每日12—14小时。劳动条件恶劣，许多工人甚至没有起码的安全生产设施。日本工人的工资在当时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最低的，他们的平均工资额仅为美国工人的十几分之一。大战期间，政府借“参战”之名，制造通货膨胀。膨胀率如以1913年为100，1917年则为165.8，1918年上升到239.4。它直接引起物价指数的急剧上升，1918年比1914年上升了130%。相反，工人的实际工资却下降了32%。普通农民要向政府缴纳占收入1/3的土地税，佃农还要向地主缴纳占收成2/3甚至3/4以上的高额地租，他们的处境更为痛苦。

人民普遍贫困，购买力大幅度下降，每个家庭每日三餐不可缺少的大米却以惊人的速度涨价：1918年3月每升大米价格为2角，7月涨为4角和4角5分，8月初涨到5角以上。米价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上涨了1倍以上。当时工人的平均日工资额为8角多钱，不足以用来购买全家人食用的大米。民以食为天，食乏则民乱。粮食问题极为敏感地触及到千家万户劳动人民，他们为求生存必然要掀起一场反抗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的斗争。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促进了日本人民的觉醒。日本的许多报刊，包括早期社会主义刊物，曾广泛报导了俄国二月革命的消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以后，日本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深受鼓舞，有的“甚至越过大海奔赴西伯利亚，亲身帮助俄国革命”。1918年8月，拥有3万余名会员的工人团体友爱会①通过机关报《劳动与产业》组织了一次“对俄国革命的感想”的征文活动。人们在征文中欢呼十月革命给劳苦大众“带来了生存的希望”，表示人民的团结斗争可以摧毁任何强大的反动政权。一些民本主义者②要求日本政府承认苏维埃俄国。日本政府感到，十月革命带来的所谓“不合国体的国民思想”正在日本“蔓延滋长”，担心会给自己的统治造成威胁。

1918年春夏之交，当日本政府忙于缔结旨在独占中国的日华军事协定和西原借款协定，发动对苏维埃俄国武装干涉之时，由于米价的直线上升，日本城乡的阶级斗争已经趋于白热化。首相寺内正毅于5月下旬向地方长官发出警告：民众生活日见恶化，“资本家和工人的对立加剧”，”人心思乱”的社会危机正在逼近，有一触即发之势。6、7月间，“劳资纠纷”与日俱增，许多地方每天发生数起，1918年的工人罢工次数从上一年的398起增加到417起;参加人数从上一年57.309人上升到66.457人。农民的斗争从1917年的85起猛增到1918年的256起。大阪、京都等地甚至连法警、狱吏、一般警察和小官吏也都“不安分”，纷纷要求政府给他们增薪。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也在猛烈抨击政府。

在国内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形势下，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分裂。连忠于寺内内阁的政友会①一类团体也加入了反对派的行列。寺内一度要辞职，他的党羽却要他“强硬”起来，用暴力对付民众。7月3日，东京增加了219名警官、2，300名警察，警员总数增加了近3倍半。大阪等地也在积极筹划大增警察。日本统治集团剑拔弩张，妄图铲除“社会阶级间正在产生的不安的祸根”。然而，日本政府采取的高压手段，并不能平息日本人民由于米价暴涨所引起的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

米骚动的爆发与经过

1918年7月，首先在富山县下新川郡鱼津町(镇)爆发了“米粮暴动”。

富山县位于本州中部，北临日本海，其沿海村镇的居民一般都是男子出海打鱼或外出做工，妇女在当地参加装卸船货等重体力劳动。由于米价飞涨和收入微薄，外出者的收入已难于维持本人的生活，更难寄钱养家，许多家庭陷于无米下炊的境地。装船的妇女们目睹本地生产的大米被地主和米商们大量运往外地，自己和亲人却经受饥饿之苦。她们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极不公平的世道。7月23日，渔津町数百名渔妇自发地聚集起来向米商示威，强力阻止本县所产大米装船外运。她们的勇敢举动立即引起附近村镇的响应，揭开了米骚动的序幕。8月3日，中新川郡水桥町渔妇数百人集会示威，阻止大米装船，要求廉卖。4日，东水桥町700余男女渔民包围了粮食投机商高松长太郎的住宅，强烈要求他不再外运大米。高松拒不接纳群众的呼声，其妻甚至破口大骂：“粮食贵，活不下去，那你们就干脆死了吧!”怒不可遏的人们蜂涌而上，捣毁高松家的大门，冲入米店库房，将囤积的大米一抢而光。6日，滑川町贫民2千多人突袭米商山泽家，警察赶来镇压，抓走了一些群众。8日，暴动群众同警察搏斗，救出所有被捕的乡亲，取得“抢米夺人”的胜利。

7月23日至8月8日是米骚动的初发阶段。骚动的地区限于富山县境内，总共发生了20起左右。参加者达数千人，主要为渔妇、家庭主妇，后来加入了渔民、贫民和特殊部落民①。这些骚动的规模虽然不大，每次参加者多为300—500人。斗争的方式初以请愿示威，说理诉苦，阻止发出载米车船，要求廉卖大米;继而发展到采取袭击米商、抢夺粮食、同警察搏斗等比较激烈的手段。

米骚动一开始便得到社会进步舆论的广泛支持。许多同情民众运动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报刊的进步记者和编辑，不顾个人安危，亲临现场采访。《高同新报》、《北陆时报》等地方报纸迅速报导群众的斗争，认为群众“过火”和“违法”的举动是被迫的、争生存的正义行为。反动当局对此恨之入骨，诬蔑《高同新报》等是“以某种思想”煽动骚乱的罪魁祸首，准备予以“取缔”。但是，进步报纸毫不畏缩，针锋相对地给予猛烈还击。《高同新报》在8月7日发表了题为《狼烟四起》的社论，指出：“俄国革命是从吃饭问题掀起的，德国的军国主义也因其国外(殖民地)人民的吃饭问题而痛遭咒骂。现在东西水桥町和滑川町穷苦人民的暴动已燃起了可怕的社会狼烟。妄图以警察的暴力来镇压人民，固然是容易的，但怎能镇压得了与人民的绝望叫喊相共鸣的思想呢!”富山的《北陆时报》等许多地方报刊也都站在民众一边，大力声援米骚动。8月5日以后，大阪的《朝日新闻》、《每日新闻》等有影响的全国性大报，以“越中家庭主妇的暴动”为基调，向国内外连续报导米骚动的消息，同时追究寺内政府的责任。民本主义者更群起攻击政府的所作所为不合宪法和不得民心。

从8月9日开始，米骚动进入高潮。这一天，日本最大的纺织业中心、“千年古都”京都市发生了大规模的工人和市民暴动。它标志着米骚动开始从小村镇蔓延到大城市。

城市居民大都靠工资收入买米糊口。他们因米价飞涨生活恶化，产生了不满。城市居民成份复杂，加上政府控制严密，这里的米骚动稍迟了一步。但是，城市人口集中，工人和贫民的比重大。他们和一小撮阔老大亨相比，贫富悬殊，阶级对立更加尖锐。这里有进步知识阶层的宣传鼓动，以及其他民主势力的推动。因此，城市米骚动一旦爆发，其来势之猛和规模之大，远远超过渔村，并且带有政治色彩。

8月10日入夜时分，京都市暴动的群众分头切断了所有电线和电话线，全市陷于一片黑暗。市政府以下的各种机关全部“失灵”，政府各级官员和警察无不心惊胆战，龟缩室内。暴动者则大胆地进行“夜战”，把各处米店抢得一干二净。

京都的暴动持续到12日。寺内政府束手无策。8月11日，名古屋等地又发生了米粮暴动。名古屋在京都和东京之间，有“中京”之称，为全国第四大城市。11日夜至12日午前，10万群众涌上街头，到处“砸毁”、“抢掠”。市政府派来警官队进行镇压。暴动者把他们团团包围，段段割截，斗争取得了胜利。同日夜间，以海军工厂工人为主力的吴市(位于广岛湾东南部)3万民众，聚集到没有路灯的黑暗街道上举行暴动。海军部队奉命镇压。暴动者同全副武装的军队激战数小时，几百人倒在血泊里。但群众有进无退，继续袭击米铺、商店。寺内政府一面四处镇压各地的暴动，一面在首都东京加强防范，政府出动大批军警，日夜巡逻缉察，如临大敌。尽管军警满街，戒备森严，东京同样有数万群众上街示威，高呼“降低米价”、“反对镇压”等口号，声震街衢。示威者散发传单，历数政府专横独裁、漠视民生和纵容奸商富豪鱼肉百姓的种种罪恶，强烈要求寺内内阁下台，以“谢罪天下”。

8月11日入夜，大阪数万市民一齐行动，迅速捣毁了250家从事粮食投机的米店和许多派出所，夺取火车站内的大粮库，强迫未被捣毁的米店一律按半价售米。7千多人把大粮食投机商铃木的宅第围得水泄不通，把赶来镇压的军警阻挡在外。军警部队不但未能为铃木解围，反而遭到群众投掷的砖头、石块的袭击。另一群暴动者乘军警集中在铃木宅第周围之机，捣毁了其他负隅顽抗的米店。政府当局急忙调兵围剿，已无济于事。13日以后的两天之内，暴动群众不仅抢光了几乎所有的大小米店，而且砸毁了许多煤店、仓库和供富豪官绅享乐的游艺场所。

大阪是当时日本最大的工商业中心，全国第二大都市。这里接连爆发了自米骚动以来规模最大、震动最强的米粮暴动。8月中旬，它实际上成了全国各地米粮暴动的中心。15日夜里，仅仅几个小时之内，大阪、东京、横滨等10个城市和静冈、歧阜等5个县同时爆发了群众暴动。

从8月9日至15日这一个星期，是米骚动全面展开、斗争急剧升级的高潮期。全国的大中城市，除东北3县和九州南部外，几乎都发生了暴动。这表明米骚动的重心已从农村转移到城市。骚动事件共70余起，平均每天达10余起之多。参加者主要是市民、工人、小职员等下层群众，还有少年儿童。斗争方式以激烈的暴动为主。每一起暴动的人数少则上千，多则数万至10万人。矛头所向不限于米商富豪，还涉及警察机关和其他政府机关。

8月16日至20日，米骚动处于向纵深发展的第二个高潮期。在这一高潮期内，被称为“井下奴隶”的广大矿工成为群众斗争的主力。许多原先比较“平静的”偏远小村镇也加入暴动的行列。8月16日，本州西端的宇部煤矿有6千多名矿工举行罢工，他们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遭到矿主的拒绝。矿工群情激愤，立刻变罢工为暴动。他们攻入煤矿管理处，砸毁资本家的住宅和米店。工人们还组织了一支敢死队，用大刀、竹枪等简陋武器迎战装备精良的军警部队。矿工暴动坚持了3天，参加者最后增加到1万多人，有15人在激战中英勇牺牲，数百人身负重伤，1，828人被抓走。这是米骚动期间最为激烈的一次工人暴动。

由宇都煤矿首先开始的工人暴动迅速波及到其它矿山，17日，九州北部的福冈县峰地煤矿发生了有6千多名矿工参加的罢工，要求加薪。矿主假言相骗。矿工们便烧毁了10几处建筑物和事务所。军队冲入矿井，逼迫井下工人投降。工人们宁死不屈，他们与反动军队展开肉搏。6名工人在战斗中牺牲，多人受伤。19日在福冈县方条、三好两矿，20日在本州西部岛根县的金田、丝田两矿，以及其它各地矿山，都发生了激烈的矿工暴动。

这一阶段中，一些刚刚兴起米骚动的村镇也出现了前所罕见的激烈斗争场面。福岛县河沿郡坂下町的暴动者向军警投掷炸弹。山口县大岛郡安下庄村暴动群众与军警搏斗，伤亡多达19人。

日本的统治阶级感到单纯依靠暴力无法“平息动乱”，便采用安抚的方法，企图瓦解群众的斗争。由皇室带头，政府和大垄断资本集团拨出近两千万日元的“贫民救济费”，作为廉卖进口大米的补贴金。一般米店也被迫削价售米。由于米价问题稍得缓解，城市的暴动平息下来，村町的骚动也有所缓和。

寺内政权的垮台和米骚动的结束

8月21日以后，米骚动进入最后阶段。这时，矿工的斗争仍然引人注目。23日在福岛县石城郡各煤矿，29日在九州北部佐贺县岩屋煤矿，9月2日在福冈县三井三池煤矿， 9月21日在福岛县小川乡煤矿，都发生过激烈的暴动。三池煤矿暴动的参加者达15，000多人，他们与军队搏斗数小时，伤亡38人。岩屋煤矿暴动时，工人们炸掉矿主的住宅，切断电话线，扣押了资方代表作为人质。附近各矿场近两万名矿工同时暴动，破坏了井下与井上的设施，吓得各矿矿主狼狈逃离。

9月21日，在小川乡煤矿工人大暴动的同一天，寺内政府在米骚动的冲击下宣告辞职。29日，非华族出身的政友会总裁原敬继任首相，建立起日本第一个议会内阁和政党内阁。新内阁为了免遭覆辙，对一系列社会政策进行了调整。为了稳定米价，防止米骚动这样的社会动乱，它后来专门制定了一部《米谷法》。原敬本人为此被称为“平民首相”。

从7月23日鱼津町渔妇强阻船只运出大米到9月21日小川乡矿工暴动与寺内政府的下台，从全国而言，米骚动持续了两个月之久，它席卷了日本3/4以上的地区。群众暴动以大阪、东京等4大工业地带为中心，跨1道、3府、38县，达38市、153町、177村，计368个市、町、村，加上一般性骚动的市町村，总共有436个。受到军事镇压的地点达34市、49町、34村，计117个市町村。政府出动军队超过5万人次。参加斗争的群众超过1，000万人。被拘捕、受处罚者有8，253人，其中被提请“公诉”者有7，776人。最后被判为“有罪”必罚者达2，645人，包括无期徒刑7人、死刑2人。

米骚动是一场自发性的群众运动，它没有统一的领导，事先无计划和组织。它被米价上涨所诱发，因而在米价减低后自趋结束。这场米粮暴动虽然涉及广大地区，然而运动的主力是各种苦工、手艺人、行商和无固定职业的城市贫民。城市工人参加了暴动，但未作为一个整体，未发挥出无产阶级特有的作用，这证明日本无产阶级在当时虽已觉醒，却尚未成熟。相比之下，日本统治阶级的力量还是相当强大，他们又采取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终于把米骚动镇压下去。

米骚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它给予日本历史的发展以深远的影响。

米骚动打击了地主与资产阶级，最终促使军阀官僚的内阁让位于政党议会内阁。新内阁改革和调整了一些社会政策，政府被迫采取降低米价与增加粮食进口量的措施。同时通过改变农业的生产结构和经营方式，以增加粮食生产。米骚动在客观上起了促进日本农业生产近代化的作用。大正晚年的日本农村，较广泛实行改良土壤和治山治水，较多地采用新技术和新式农机具，扩大了商品作物的生产，粮食作物的单位产量不断提高。仅在米骚动的第二年，即1919年，日本的大米总产量增至6，000万石左右。

米骚动促进了日本人民的政治觉醒。广大群众在米骚动中意识到通过斗争去求得生存。米价暴涨威胁到他们的生存，他们被迫超越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法律，以抢米斗争的形式打破了财产权观念的束缚。这正如《奈良新闻》当年9月6日所指出的那样：“米骚动以来，下层群众的情绪是非常好的，他们深感兴趣的是任何事情都强调所谓‘全体力量’，……他们获得了相当的胜利，能够吃到减价米了，于是认为任何事情只要进行骚动就可以取得胜利。”

群众在斗争中虽未提出明确的纲领，但已出现从阶级对立的角度看待米价暴涨问题的动向。在一些群众集会上，讲演者要求当局减低米价;指出，米价飞涨是政府与奸商狼狈为奸所致。在米骚动中，民本主义者比以前更为激进，倾力追究引起社会动乱的政治责任，主张打倒军阀官僚内阁和创立议会政治。新闻界不仅冲破了种种禁令，猛烈抨击政府的倒行逆施，甚至敢于嘲弄和揭露天皇“慈善济贫”的把戏。8月25日，在大阪召开了全国84家报社记者大会，决议要求内阁总辞职、实动言论自由和确立宪政。

米骚动最深远的影响，在于它推动了日本工农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运动的发展。劳动群众通过米骚动的斗争实践，更易于理解并接受包括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革命思想。米骚动后继任首相的原敬在当年11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社会主义的传布，现在已经骤然发展为无可奈何的形势了”，人民“随时可能造反”。日本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从米骚动中获得了有益的教训：革命斗争的关键在于组织。米骚动当年及其以后的几年内，工农群众组织不断增多，1918年有工会107个，1919年增至187个，1921年上升到300个。1918年日本有佃农会88个，1922年增到1，114个，并产生了全国性的农民组织“日本农会”。同年，特殊部落民也成立了全国性组织“全国水平社”，并在各地组建起300个支部。在工农群众组织迅速增长的同时，1922年日本共产党宣告诞生。与此同时，日本人民的反抗斗争出现了新的势头：1919年发生了近500起罢工、怠工事件，有6万余人参加;翌年，佃农斗争超过400次，参加者达3—4万人;妇女运动、学生运动、部落解放运动、民本主义运动也不断高涨。在日本的现代历史上，米骚动成了一切社会运动发展的转折点。

注释

① 耕地的面积单位,约近9.918平方米,近一公顷。

① 友爱会是当时日本最大的工人团体,建立于1912年。它主张劳资协调,相互“让步”,“互助互爱”,提高工人的地位。

② 民本主义是盛行于大正时代的一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潮,主要体现日本中产阶级的要求。它主张“一般地”尊重民众,建立以众议院为基础的政党内阁制,争取男子的普选权。

① 政友会全称立宪政友会。1900年由伊藤博文以宪政党为基础建立,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受三井财阀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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