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史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时间和标志

Posted 2022-06-03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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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史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时间和标志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当中，明确规定，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进取的政策，不建立任何关系。与此同时，孙中山对自己的信念和力量也充满自信，对中国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刻意模仿苏俄的做法不以为然。但现实是残酷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相当强大的力量，只靠少数人孤军奋斗，或是几种力量分散地各自为战，都难以把它们打倒。

因此，国共两党自然的产生联合和合作的需要。这是共同的要求，共产党方面有，国民党方面也有。由此，第一次国共合作逐步形成，并迎来了波澜壮阔的大革命时代。

共产党走向合作之路

共产党方面，在二七大罢工失败后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一个事实：工人阶级如果没有强大的同盟军，如果没有革命的武装力量，在一个毫无民主权利的国家，凭着赤手空拳，要推翻那些武装到牙齿的反动势力是办不到的。所以，它要寻找朋友，首先就看到了国民党。

那时的国民党也不很景气，他们在屡经挫折后并没有多大力量，内部成分相当复杂，还严重地脱离群众。但它有三个不可忽视的优势：

第一，这个党在当时中国社会内有一定威信。推翻清朝政府、建立共和国政体，是在它的领袖孙中山领导下实现的。当辛亥革命的果实落到北洋军阀手里后，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孙中山始终高举革命的旗帜，不屈不挠地坚持反对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军阀势力的斗争，在人们心目中是革命的象征。鲁迅曾评论道：无论如何，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具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仍然继续着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工作。直到临终之际，他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

第二，这个党在南方已经有了一块根据地。孙中山在广东曾三次建立根据地。陈炯明在1922年6月叛变后，支持孙中山的一些军队在1923年1月又逐走陈炯明，收复广州。孙中山在2月回到广东，设立陆海军大元帅府，控制了从珠江三角洲到粤北韶关这块比较富庶的地区，还有几万军队。有这样一块根据地和没有这样一块根据地，大不一样。那时在全国，只有在这里可以堂而皇之地高举革命的大旗，可以合法地发展工农运动，共产党也只有在这里可以公开地进行活动。这在全国范围内是绝无仅有的。

第三，在国民党内有一些忠实于民族民主革命的分子，如孙中山、宋庆龄、廖仲恺、邓演达、柳亚子等。他们的世界观和对革命的认识，跟共产党有区别，但他们对革命是坚决的，并且愿意跟共产党合作。通过他们还可以团结相当大一批国民党内的中间分子。

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跟国民党合作的原因。当然共产国际也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它的代表马林，在印度尼西亚工作时曾有过跟民族主义政党合作、甚至让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民族主义政党的经验。这也是不能忽视的。

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已经表明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是比较革命的民主派，是比较真的民主派;中共二大又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几乎和中共二大同时，马林从中国回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提出“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的建议，得到共产国际的同意。中共二大结束后的下一个月，也就是1922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开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有转折意义的一次决策性会议。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条件下，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来实行合作。陈独秀于第二年6月在中共三大的报告中讲到西湖会议前后的情况：“在上届代表会议上，我们同意远东人民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共产党与民主革命派合作问题的决议。情况的发展表明，只有联合战线还不够，我们又接到了共产国际关于加入国民党的指示。在上届党代表会议以后，我们不能很快地再召开代表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起初，大多数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可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说服了与会的人，我们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从这时起，我们党的政治主张有了重大的改变。以前，我们党的主张是唯心主义的，不切实际的，以后我们便更多地注意了中国社会的现状，并开始参加现实的运动。”

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这是共产国际第一次专门就中国问题作出的决议，也可以看到，国共关系被它看做在中国有着头等重要意义的课题。

对国共关系的推进产生重大影响的两件事都是在共产国际作出这个决议的下一个月发生的：一件是令人震惊的二七惨案。历来比较激进的蔡和森讲道：“这次失败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训，教训就是孤军奋斗。此时在政治上是曹吴及英帝国主义统治之时，故政治上的压迫很严重，因此第三次大会无论客观上与主观上都有加入国民党找得政治上的同盟者的条件。”马林在三大前给共产国际等的工作报告中讲到：“我们听不到如果我们共产党把国民革命看做主要任务并让党员参加国民党，我们党就会消失的说法。”可见中共党内经过长期争议后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已趋一致。另一件事是孙中山在2月21日回到广州，就任大元帅，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这不仅使实行国共合作的重要性变得更加明显，而且也使中共三大有可能在广州公开举行。这两件事表明，召开中共三大、正式确立国共合作政策的时机已经成熟。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30多人，代表全国党员420人。这次大会的主题是国共合作问题。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等十多个重要文件。《议决案》强调：“半殖民地的中国，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以解除内外压迫。”接着，作出几项重要规定：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一个大群众的党，以应目前革命之需要，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遵行此议决，此次全国大会亦通过此议决。

这样，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这个重大决策，就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的方式确定下来。这是当时孙中山和国民党所能接受的唯一合作方式。它既有利于国民党的改组和发展，又有利于中国共产党从原来比较狭小的圈子里走出来，在更加波澜壮阔的大革命洪流中得到锻炼和壮大，对双方都是有利的。但中共三大对国民党内的复杂情况和日后可能发生的变化估计不足，反映出中国共产党此时还处在缺乏实际政治经验的幼年时期。

国民党走向合作之路

国共合作是国共两党双方的事情。如果只有一方有这种要求，而另一方没有要求，只对一方有利，而另一方不能得到什么利益，这种合作仍难以实现。因此，我们还需要考察一下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为什么要同共产党合作。

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就个人而言，历史上早有交往与合作。中共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早在辛亥革命时就曾与国民党(当时还是同盟会)人合作，做过革命后安徽省都督、同盟会会员柏文蔚的秘书长。中共另一创始人李大钊也早就与国民党人张继过从甚密，在李当年好友白坚武的日记中，我们可以发现李与张继曾常相来往的情形。只不过，最初两部分人主要是意气相投，不存在组织之间的问题。正是由于意气相投，当中共最初成立时，国民党中的个别骨干或国民党前身老同盟会的成员，还积极协助，甚至参与其间。如沈玄庐、林伯渠、吴玉章、谭平山等，原本就曾是同盟会会员;参加过中共早期组建活动的邵力子、戴季陶等当时就是国民党党员。因此，即使中共初创，双方一些主要成员之间的良好关系也并未改变，相互交往、合作的事情也仍有发生。

1921年12月，马林得到孙中山同意，在张太雷的陪同下前往桂林孙中山大本营所在地，在那里停留了9天，与孙三次长谈，并广泛接触国民党的其他一些领导人。孙中山明确告诉马林：他对苏俄革命的经验很感兴趣，但对中国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刻意模仿苏俄的做法不以为然，因为这些年轻人只对社会主义感兴趣，他们的小集团“对于中国的政治生活却毫无用处”。

但是，发生了陈炯明叛变事件，孙中山在白鹅潭的永丰舰上坚持了50多天。他请陈友仁转告留在广州的少共国际代表达林：“在这些日子里，我对中国革命的命运想了很多，我对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而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唯一实际的真诚朋友是苏俄。我决定赴上海继续斗争。倘若失败，我则去苏俄。”

在说服中共中央之后，马林相继与张继和孙中山等再度讨论，孙中山很痛快地表示愿意亲自接纳陈独秀、李大钊、张太雷等人入党。在孙中山委托张继等与在沪各负责人商议，并通电国民党相关支部后，国共两党终于就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达成协议。9月初，经张继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陈独秀、李大钊等先后正式加入国民党。

孙中山为什么愿意吸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其一，与孙中山这时对党的认识有关。长期以来，孙中山始终认为，党不过是传播主义的工具，多一些人入党，就多一些主义的传播者和同情者。比较孙中山以往动辄宣布接受整队士兵入党，而毫不在意这些士兵实际上仍在军阀势力指挥、控制之下的做法，不难想象他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也会有同样心理。其二，与孙中山的现实需要有关。孙中山当然不会改变对中共的轻视，但他却不能不看到陈独秀这些人背后存在着共产国际和苏俄的支持。孙中山接纳陈独秀等人入党的时间，恰好在他再度遭受地方军阀排挤，被迫退出广州之后。这再清楚不过地反映出，两度严重受挫的孙中山这时对苏俄的援助会抱以怎样一种期望。一方面想要得到苏俄的援助，另一方面从列宁开始，一直到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青年共产国际代表，都再三提议国共合作，孙中山当然明白这里面的轻重关系。而联合苏俄，首先理顺与共产国际，特别是与共产国际下属支部中共的关系，也确属必要。毕竟，在这个时候的孙中山看来，让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并受到约束，至少要比让中共置身于国民党之外，利用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力量，与国民党竞争政治资源更有利。李云汉在其书中曾引用于右任的一段谈话，颇能反映出孙中山及国民党中部分领导人这时愿意采取容共政策的一个出发点。针对张作霖对孙容共的疑惑，于右任解释说：“中山先生与你同一心理，但异其手段。有人驱逐共产党，共产党便想法独立存在，中山先生把共产党转变为国民党，即共产党自然不存在。”

十分明显，接受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就孙中山而言，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容纳”问题。它与俄国因素密切相关。特别是两度严重受挫之后，孙中山也已经深切地感觉到“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必要了。据李大钊回忆，当时孙中山在接受他入党时曾与他详细讨论这个话题。他接受共产党员，在一定程度上也多少含有想要借助于俄国革命的经验，振兴国民党的意图。这正是为什么他不仅“容共”，而且一上来就赋予共产党人相当职务和权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从俄国人介绍的成功经验和自己革命的种种教训中，他不能不意识到，单靠政治和军事的手段还不够。要振兴中国，就必须振兴国民党;要振兴国民党，就必须学俄国革命的经验，在组织和宣传方面下工夫。要做到这一点，仅靠国民党自身的干部显然没有可能。吸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正是孙中山试图利用共产党，以汲取俄国经验的一种尝试。毕竟，在宣传组织方面，共产党人更具奋斗精神，更有才干些。孙中山后来在解释他将共产党员谭平山引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担任要职时就说过，他看重谭就是因为谭“有能力和有才智”。用他的话来说：“彼共产党成立未久，已有青年同志二百万人，可见彼等奋斗之成绩。”引入共产党员为我所用，理所当然。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当马林建议说，国民党应仿照俄共(布)的形式，召开全国性代表大会，建立健全组织机构，通过决议和纲领，集中并贯彻党的意志时，他马上表示肯定。

局势的发展几乎是急转直下。9月4日，孙中山召集在上海的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张继、于右任、谭延闿、程潜、陈独秀等53人讨论国民党改组问题。参加讨论的人成分相当复杂，但由于孙中山在党内有着巨大的威望，他的决心既已定下，会上似乎没有发生什么争执。国民党总务主任居正也这样叙述：大家“交换意见，一致赞同”。6日，孙中山指定包括陈独秀在内的9人为国民党改进起草委员。委员会经过一个半月的努力，起草出中国国民党党纲和总章。经过反复而郑重的研究，孙中山在1923年1月1日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第二天，召开中国国民党改进大会，公布党纲和总章，开始揭开中国国民党历史的新的一页。

1923年2月15日，由于拥护孙中山的军队讨伐陈炯明、收复广州，孙中山重返广东，自任陆海军大元帅，第三次建立广东革命根据地。尽管他的主要精力先得放在亲自到东江前线指挥作战，以打退陈炯明残部的反扑，但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仍继续进行。10月6日，苏联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被孙中山聘为中国国民党组织训练员。鲍罗廷十分尊重孙中山，也得到孙中山的信任。鲍罗廷在孙中山的国民党内在决定最重大问题时是有发言权的。他出席所有重要的会议，准备那些主要的政治文件。孙中山在一些群众性的集会上把鲍罗廷介绍给自己的拥护者时，总是尽力使鲍罗廷在听众心目中享有最高的威望。他到后，国民党改组的步伐大大加快。10月19日，孙中山委任廖仲恺、汪精卫、李大钊等5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24日，又委任廖仲恺、谭平山(共产党员)等9人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负责筹备改组工作。12月9日，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向国民党员发表演说，指出：“吾党此次改组，乃以苏俄为模范，企图根本的革命成功，改用党员协同军队来奋斗。此次本党改组，想以后用党义战胜，用党员奋斗。”

国民党改组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了。

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的标志，是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1924年1月下旬，中国国民党召开了历史上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的形式和规程都仿照俄共(布)。事先起草大会宣言和党章，组织宣言、党章、组织宣传、党务等议案审查委员会，成立大会主席团，最后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并从此开始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一事一决的议事制度。其党的总章关于会议制度、上下级关系、组织设置、各级职权范围及纪律制裁等项规定，几乎照搬俄共(布)党章的内容。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大会通过的宣言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做了与共产国际近乎一致的解释。这种情况显然让俄国人极为满意，他们感到尤为庆幸的是，那些年轻的共产党员表现“十分出色”，他们“有高度的纪律性，没有用任何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言论给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整个组织工作和给党纲、党章的制定制造麻烦”。显然，莫斯科的一些人对此曾经相当担心。

比较马林走前中共方面对国民党的激烈批评态度，不难看出共产党人此时对两党合作抱以怎样的期待。他们这时无疑对鲍罗廷的努力给予了相当的肯定，并尽力与之配合。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在国民党一大前后都极力保持低调。即使在内部，他们也明确地规定了避免引起纠纷的方针。这包括对会议期间的人事安排，为了避免嫌疑，确定“共产党员不应该在各委员会中谋求职位”，同时，尽量不推荐自己人担任各级职务。对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最初也只计划由鲍罗廷推荐两名自己的同志。在选举代表问题上，他们也采取低调做法，“拒绝当候选人，大家都选孙为代表，他们在选票上只写‘孙逸仙’，别的什么都不写”，“以便不给如此热衷于保护每个席位的国民党右派提供说闲话的任何借口”。共产党人的这种做法自然得到了孙中山的肯定。它反映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刚刚加入国民党不久的中共党员虽然尽力保持低调，其所得地位仍显得十分突出。中共及青年团这时总人数虽然只占国民党在册党员人数的2%，出席大会的代表人数却占到了全体代表人数的10%。代表大会上新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中，跨党的中共党团更占到了将近25%。在25名中央执行委员中，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为中共党员;在17名候补委员中，沈定一、林祖涵、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焘为中共党员。出现这种情况，显然与对代表产生和推举委员拥有指定和最后决定之权的孙中山的态度有关。同样，在会后设立的国民党中央党部，跨党的中共党团员在一个秘书处和六个部中占据了两个部长(组织部、农民部)和三个实际为副部长的秘书(组织部、工人部、农民部)的席位。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决定设立一处八部，但调查部和军事部暂缓成立。秘书处及组织部部长谭平山，秘书杨匏安;农民部部长林祖涵，秘书彭湃;工人部秘书冯菊坡等为中共党员，并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里还取得了三分之一的发言权。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共3人，廖仲恺、戴季陶为国民党员，谭平山为中共党员。特别是同意把秘书处和组织部交给中共党员来负责，虽然或多或少可能会有鲍罗廷建议的成分在内，但它能够得到孙中山的首肯，也足以反映出孙中山有利用中共发展组织的想法。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一项重要议题，就是要让国民党人理解自己引进共产党员的良苦用心。因此，为了消除有关疑虑，孙中山在这次大会上曾两次发言释疑。

大会第二天，孙专门发表民生主义讲演，说明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其实并无不同。他说：过去“北京一班新青年非常崇拜新思想，及闻俄国共产之主义，便以此为世界极新鲜之主义，遂派代表往俄，拟与之联合，并代俄宣传主义，认定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为不同之二种主义。我们老同志，亦认定民生与共产为绝对不同之二种主义，于是群起排斥，暗潮便因之而生。然揆诸民生主义之真谛，双方均属误解”。“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不过范围有大小耳”。“本党既服从民生主义，则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集产主义均包括其中”。故俄国人极力称赞国民党所主张之三民主义，而中共亦悉心研究并认定救国非此不可，“于是诚心悦服本党三民主义，改共产党员为国民党员”。

然而，与会的国民党人仍对孙中山的说法表示怀疑，声称既然共产党员服从本党三民主义，为何不退出共产党?来自上海的代表何世桢就明确提出，应当禁止国民党员跨党。对此，中共方面基于内定的原则，反应十分温和，回答亦力求诚恳。28日，李大钊受中共党团会议委托，说明跨党原因，解释中共不能解散，是因为它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支部，并非纯粹中国人自己的组织，其党员要加入中国国民党，自然只能以个人名义，而不能解散这一国际的组织。况且中国革命也需要这样的组织在国民党与国际的组织中间做联络。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是基于国民革命的共同目标，并非想要借国民党的名义开展共产党的运动。李大钊还郑重保证：“我们留在本党一日，即当执行本党的政纲，遵守本党的章程及纪律;倘有不遵本党政纲、不守本党纪律者，理宜受本党的惩戒。”孙中山要的就是服从，有了中共的保证，国民党领导人廖仲恺、汪精卫和胡汉民都自动为容共的办法辩白，此事才不了了之。

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正式实现。

共产党史 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时间和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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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史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时间和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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