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史红卫兵运动

Posted 2022-06-03 学生

篇首语：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共产党史红卫兵运动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共产党史红卫兵运动

1966年5月，随着北京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开，“彭、罗、陆、杨”被打倒，“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简称“中央文革”)的成立，整个北京都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昔日平静的大、中学校的校园里，浮现着不安与骚动。在清华附中，一些以干部子女为主的学生经常聚集起来讨论形势，他们认为，革命的后代有责任行动起来，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批判修正主义，保卫党中央、毛主席，保卫红色江山。5月29日晚上，卜大华、王铭、骆小海、张晓宾、陶正、张承志等七八名清华附中的学生，来到学校附近的圆明园废墟上集会，他们决定像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青年近卫军”小组那样组织起来，成立了“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这是中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

红卫兵运动迅猛地兴起

6月2日，清华附中红卫兵贴出了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不久，工作组进驻清华附中，批评校领导压制学生，支持师生对“修正主义”的批判。红卫兵受到鼓舞。6月24日红卫兵贴出大字报《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申明：“革命就是要造反”，要“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7月4日，红卫兵写出《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引用毛泽东“造反有理”的语录，论证“革命造反精神”。他们的活动引起校内外广泛关注。工作组不同意红卫兵的某些主张，劝说红卫兵停止独立组织和活动，与红卫兵发生摩擦。7月27日，红卫兵发表《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红卫兵的活动得到中央文革的赞赏。7月28日，中央文革在北京展览馆召开大会，宣布撤销海淀区各中学工作组。会上，北大附中的彭小蒙慷慨激昂地控诉了工作组对他们的迫害。骆小海、旷涛生也上台发言，并把几论造反精神的文章交给了江青，请她转交泽东，让他老人家看看，到底反动在什么地方。这些娃娃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毛泽东会给他们写信。

1966年8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除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等文件外，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肯定红卫兵组织。

8月1日开幕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第二个文件，就是《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信后还附着他们的《两论》。毛泽东在8月1日写的这封信中，有三处“热烈支持”他们的话。

8月3日，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在钓鱼台约见了清华附中红卫兵代表，给他们看了这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7月28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6月24日和7月4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毛泽东

1966年8月1日

毛泽东的这封信，把红卫兵推上了政治舞台。毛主席写这封信的信息立即传遍了全国，学生们把“红卫兵”看成是“最光彩”的名称，纷纷把他们五花八门的组织名称，都改为“红卫兵”。红卫兵运动立即遍及全国。

全会期间的8月10日下午，毛泽东突然走出中南海西门，来到门外临时搭起的中共中央接待站，对前来庆祝《十六条》的群众(包括红卫兵)代表意味深长地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之所以支持红卫兵运动，是为了进一步消除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阻力，也有防止和平演变的考虑。他认为，“文化大革命”中这些造反的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并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就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

毛泽东8次接见红卫兵

接着，毛泽东提出要接见红卫兵，并且先后接见了8次。

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有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这次大会，既是庆祝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闭幕，也是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总动员。

大会预定在早上7点30分正式开始。但天蒙蒙亮时，上百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便已在统一指挥下，提前聚集到了天安门广场。参加大会的红卫兵虽然一夜没睡，但大家想到要见毛主席，谁也不觉得困，每个人都兴奋异常。

站在天安门正前方的是北京大学的红卫兵。他们高举着第一张革命大字报的模型。这第一张大字报是毛泽东支持的。本来，聂元梓等7人的造党委反的大字报一经贴出，就遭到了上千张大字报的批判。康生把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底稿直接送到在杭州的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指示，向全国公布这张大字报，并称之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所以北京大学的红卫兵当之无愧地站在毛泽东视线最先看到的地方。

在北京大学红卫兵的周围，也算站在天安门正面位置的，是来自上海、天津、广州、武汉、哈尔滨、乌鲁木齐等外地红卫兵。天安门两侧的观礼台上则站满了数以万计的北京红卫兵的代表。

毛泽东一早就来到广场。当天的新华社通讯报道：

“今天清晨五时，太阳刚从东方地平线上射出万丈光芒，毛主席便来到了人群如海、红旗如林的天安门广场，会见了早已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的革命群众。毛主席穿一套草绿色的布军装。主席的军帽上一颗红星闪闪发光。毛主席走过天安门前金水桥，一直走进群众的队伍当中，同周围的许多人紧紧握手，并且向全场革命群众招手致意。这时，广场上沸腾起来，人人双手高举过顶，向着毛主席跳跃着，欢呼着，拍着手。许多人把手掌心都拍红了，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他们欢喜地说：‘毛主席来了!毛主席到我们中间来了!’”

然后毛主席转身上了天安门城楼。

大会安排了15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能够近距离地看到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这对他们说来真是天大的荣耀。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和清华附中、北京大学、北京四中、北大附中等校的红卫兵代表作了亲切的交谈。7时16分，毛泽东单独会见了以聂元梓为首的北京大学40名师生代表。

新华社报道说：“几万个系着红袖章的‘红卫兵’们，英姿勃勃，生龙活虎，在今天的大会上很引人注目。”

7时30分，庆祝大会开始。

这次大会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林彪、周恩来先后在大会上讲话。北京大学聂元梓和北京、哈尔滨、长沙、南京等地的大中学生，也在大会上先后讲话，表示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证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

新华社的报道说：“在大会进行中，师大女附中一个‘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主席和她亲切握手。城楼上下的‘红卫兵’，无限欢欣，有的一蹦尺把高，非常激动地说：‘毛主席是统帅，我们是他的小兵。’有的说：‘毛主席参加了我们的红卫兵，对我们是最大的支持和鼓舞。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什么也不怕。’”

庆祝大会结束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百万红卫兵。望着广场上浩浩荡荡的人群，毛泽东高兴地对站在身边的林彪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很快就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从国内报纸上发表的消息来看，全国出现一片欢呼和庆祝的声音，国外一些左派政党和组织也表示祝贺。许多没有被毛泽东接见的红卫兵，要求毛泽东也接见他们。毛泽东爽快地答应了。

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

“8·18”大会后，红卫兵运动的烈焰越烧越猛，很快形成了全国性“大串联”浪潮。外地来京的红卫兵日益剧增。

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第二次接见50万红卫兵。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在天安门广场的红卫兵反映看不清毛主席，要求改进接见方法。于是周恩来决定，对这次接见方式做些调整。就是请主席先乘敞篷车接见在广场和长安街上的红卫兵，尔后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接见通过天安门的红卫兵。

8月31日17时40分，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分乘5辆敞篷吉普车从大会堂东门出发，在两边各4辆敞篷警卫车的护卫下，缓缓地驶进广场的通道，检阅、接见通道两侧的红卫兵。毛泽东不断地向红卫兵招手致意。“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广场上空。当车队驶到金水桥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下车登上天安门城楼。

这次接见大会由代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江青主持，18时40分她宣布大会开始。林彪戴上“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袖章讲话。他极力鼓励红卫兵的“横扫四旧”行动，并强调要重点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接着周恩来讲话，他强调“要学习解放军的三八作风，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用文斗，不要武斗。讲话后，开始接见通过天安门的红卫兵。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17时15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乘5辆敞篷吉普车从大会堂东门出发，先接见在广场和长安大街的红卫兵，尔后登上天安门城楼。这次大会由康生主持，18时开会，林彪、周恩来讲话后，毛主席开始检阅、接见通过天安门的红卫兵。这次有300名红卫兵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接受了毛主席的直接接见。

到这年11月下旬止，毛泽东共8次接见北京和来京串联的红卫兵总共1100多万人次。

史无前例的红卫兵大串联

“8·18”大会后的一个重大变化是：红卫兵开始冲出校园，走上街头，声势浩大地开展所谓“向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猛烈攻击”的“破四旧”活动。

这些红卫兵中的大多数人，充满热情，认为自己所做的都是正当的“革命行动”。但他们政治上很幼稚，处于狂热状态，政策和法律观念十分淡薄，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他们中间迅速泛滥起来，做出许多荒唐的举动。有些人更在“革命造反”的旗号下为所欲为，造成骇人恶果。从8月20日起，在“破四旧”的旗号下，北京、上海、天津等大中城市里都相当普遍地发生强迫抄家和侮辱人格、打人等践踏法制的野蛮行为。更令人痛心的是，一些被任意指责为“黑五类”的人员被打致死，更多的被强行遣送回乡。

8月下旬起，红卫兵运动已形成全国性“大串联”的浪潮。北京学生分赴各地，向全国播撒“文化大革命”的火种。各地红卫兵也纷纷拥入北京“取经”。

到8月28日，外地来京学生已达14万人。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由于参加“大串联”的学生一律免费乘坐火车，他们的伙食和住宿由当地政府安排，费用由国家财政开支，“大串联”更加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红卫兵的“全国大串联”产生巨大的辐射作用，从北京开始的那种对党政机关的猛烈冲击迅速扩展到全国。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纷纷被围攻，被“炮打”。相当多数的党政负责人因遭到红卫兵的责难和攻击被迫一再检讨，而始终无法“过关”，有的被野蛮揪斗以致失去人身自由，实际上已无法正常工作。许多党政机关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状态。

对于红卫兵冲击各地党、政、军机关和揪斗主要领导人的行为，周恩来、陈毅、陶铸等许多中央领导人都不同意，毛泽东也不赞成。在第三次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师生的大会上，周恩来说：“大专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现在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和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去进行革命串联。那里的革命，要按照原来的‘四清’部署，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工厂、农村不能像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搞革命。”这个讲话是经过毛泽东审阅的。

随着“大串联”的兴起，全国各地又统一开辟了“串联接待站”。红卫兵，包括一部分青年工人，后来还有一些“红外围”甚至“黑五类”学生都先后加入了“大串联”的行列。红卫兵最初是抱着把毛泽东思想传遍四方的冲动和决心进京和北上、南下、西征、东进的。哪里传出了“黑帮”压制革命红卫兵的消息，哪里就会出现前去串联、声援造反的红卫兵。这是红卫兵“大串联”的第一个重要流向。其次，出于对革命战争年代中共光荣历史的钦佩，著名的“革命圣地”如延安、井冈山、韶山等都成为红卫兵的第二个流向。第三，红卫兵出于对某些先进单位的兴趣，常常参观诸如大庆、大寨等地，这是红卫兵“大串联”的第三个流向。年轻好动的红卫兵在“斗黑帮”的过程中，还常常到著名的风景区一睹为快，这是红卫兵的第四个流向。

这么多的流向，这么庞大的人数，立刻给中国铁路、公路、水运交通部门带来了难以承受的沉重负担。

9月中旬，铁道部北京铁路局发出了紧急通告，调整买票、上下车和火车到开时刻等有关事项，以“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师生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保证从全国到北京、从北京到全国各地进行革命串联活动往返乘坐火车的需要”。然而，有限的交通工具无法满足无限的人员流动的需求，中国出现了交通运输史上罕见的客运量最高峰。长途汽车、内河船只、海运轮船和火车的超载都达到了极限。每节原定装载100多人的火车车厢，现在装载200至300之多。二排座之间的3平方米的空间，有时就要坐上20至30个人。茶几上、行李架上、坐椅下面、椅背上、过道里都是人。有时车厢厕所内同时挤进去6至7个人。

最早外出串联的红卫兵大部分是“破四旧”时的勇士，他们自认为是最革命的。所以，每到一处，看到所谓“封、资、修”的东西，就是一阵痛砸。每到一地，就参与那里的揪斗“黑帮”活动，把他们揪斗的经验、打人的特技传授出去。

1966年冬天，参观革命圣地和先进单位的红卫兵们已是遍布全国各地。由于革命纪念地一般地处偏僻，地势险要，常常发生死亡事故。在大寨，同时有10万余名红卫兵参观。大寨无法接待如此众多的参观者，只得电求中央军委用直升机空投食物和大衣以解燃眉之急。在井冈山也有10万人蜂拥而上。9月份就有东北工学院等15个单位的红卫兵参观井冈山。10月份有“红卫兵共计40批，5743人”参观井冈山。到11月份，井冈山革命斗争博物馆由于人太多，每天闭馆的时间推迟到23点30分。井冈山红卫兵接待办公室下辖的17个接待站，仅炊事员就有近千名。在“大串联”中，井冈山先后接待红卫兵达100余万人次，耗资 250万元人民币。

为了早一点能够进京串连的大连海运学院的红卫兵，在上不了火车的情况下，15名红卫兵决定徒步而行。8月25日，他们打着“大连北京长征红卫兵”的旗帜出发，历经近一个月的艰辛，行程2000多里，终于抵达北京。这一举动正巧给了为“大串联”造成交通运输严重困难而苦恼的中共中央一个启示。10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高度赞扬“大串联，是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创造”。“不坐火车汽车，徒步行军进行大串联，这又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举”。社论希望“各地的革命师生，在自愿和可能的条件下，也这样做”。

在中央文革的鼓动下，全国各地都出现了积极响应步行串联的红卫兵。一支支命名为“长征队”的红卫兵串联队伍开始在中国大地上移动。

然而多数学生依然乘车串联，毕竟乘车比徒步快捷、舒服，少数学生徒步并没有从根本上缓解交通拥挤的状况。大量的生活物资和生产资料的难以调运，工业用品和粮食的调拨极为困难，已开始危及许多城市市民的生活和工业生产。此外，外出串联使各地的学校变得空空荡荡、冷冷清清，这就使各校的斗“黑帮”、批“走资派”活动流于形式，无法真正搞起来。大批学生利用“串联”之机，到处游山玩水，四处游荡，乐不思归，大大分散了青年学生政治热情和注意力。所有以上因素，都将大大影响“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发展。因此，动员红卫兵和学生停止串联，回到原地区继续参加运动，已成为恢复各地区“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形势的必然之举。

1966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暂缓外出串联的紧急通知》。11月16日、12月1日，又连续发出通知：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到各地进行串连。11月20日，首都红卫兵一、三司令部、大连海运学院“长征红卫兵”和蚌埠铁路中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联合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全国在京革命师生步行串联四个单位誓师大会”。周恩来参加大会并说：“我支持你们开这个大会。”会议通过了《全国在京革命师生步行串联四个单位倡议书》，向在外串连红卫兵发出了号召，步行串联回本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

尽管中共中央结束串联的《通知》贴满了全国大、中、小城市的车站、码头，催促在外串联的红卫兵尽快返回原单位，但还没有过足免费旅游瘾的红卫兵一时无法转回头去，他们想方设法，用互换车票的办法继续按照原计划游动。

随后，全国各地的接待站逐渐撤销，从而限制了串联的学生们，散布全国的学生开始陆续回原学校。到年底，由于进入冬季，除部分继续完成其宏大步行串连计划的学生组织外，大部分学生都返回了原学校。但在北京、韶山、井冈山、瑞金、遵义、泸定桥、延安等“革命圣地”依然人满为患。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长途步行串联，在全国都停止。各地也开始坚决拒绝接待参加串联的红卫兵。

1967年2月27日，陈伯达在接见首都红卫兵“三司”驻外地联络站代表时说：红卫兵在运动初期搞串联起了煸风点火的作用，有功绩，但后来各地造反派起来了，继续留在那儿可能起不好的作用，所以驻外地联络站一律都要撤回来。1967年2月3日和3月19日，中共中央又连续发出停止全国大串联的通知，取消了原定当年春天再进行大串联的计划。希望各级领导向学生和群众妥为解释，并作为通知在全国张贴宣传。“串联”活动至此才逐渐减少，范围越来越小，人数越来越少。

红卫兵组织在历史舞台消失

1966年11月，上海发生了“安亭事件”，王洪文率一部分造反的工人卧轨拦车，造成全国主要铁路中断。毛泽东明确表示支持这一事件。1967年1月，上海工人造反组织又夺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权，毛泽东又支持了上海工人夺权。这就是震动全国的“一月夺权事件”。此后，毛泽东主要注目的是工人。他在此后的一系列批示，都是支持工人造反夺权的，很少再有批示支持红卫兵夺权了。十分明显，毛泽东已经决心依靠工人阶级搞“文化大革命”了。

对于青年学生及其组织红卫兵，毛泽东是不再信任了。不仅不信任，他还认为，这些青年学生是需要接受再教育的。基于这一考虑，毛泽东采取了三个措施：一是派工宣队进驻各学校，由工人维持学校的秩序，甚至在党委已经倒台的情况下，由工人代表来当学校的负责人;二是派军宣队进驻各学校，由军代表主持学校的工作;三是在后来成立的“三结合”领导班子中，让军队干部、工人代表、老干部代表担任主要领导人，青年学生代表虽然也结合进领导班子，但是位置排后，不担任主要领导工作。

再到后来，毛泽东看到，学校的秩序仍未稳定下来，而且全国的大学、中学都停课闹革命。加上全国各地都处于混乱之中，学生到了毕业期，却难以分配工作。怎么办?毛泽东想出的办法，就是让大学毕业的学生到工厂、部队去，接受工人阶级和解放军战士的再教育，让中学毕业的学生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于是，大学生们逐步分配出去了，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开展起来了。学校也相对安静了下来。

此后，红卫兵组织大多自然消失，红卫兵运动沉寂了。

1978年8月19日，中共中央转发共青团十大筹备委员会《关于红卫兵问题的请示报告》指出：作为“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红卫兵组织，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现在，学校共青团组织早已恢复。红卫兵组织可不再继续存在了。文件下达后，学校中的“红卫兵”组织即行撤销。

共产党史 红卫兵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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