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史毛泽东“引兵井冈”

Posted 2022-06-03 革命军

篇首语：沉舟侧畔千帆进，病树前头万木春。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共产党史毛泽东“引兵井冈”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共产党史毛泽东“引兵井冈”

1927年9月下旬，毛泽东将秋收起义部队带上井冈山，开辟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毛泽东何时何地决定上井冈山，这个问题在学术界存在一些争议。传统的说法，根据有的老同志的回忆，说是在浏阳县的文家市。但随着近十几年来史料研究的进展，不少研究者认为，毛泽东“引兵井冈”应该是工农革命军到达莲花县城以后。

文家市变计，一弃攻打长沙的原定战略

1927年9月，中共寄予厚望的秋收起义，很快失败了。从9月9日至17日，军事局势就显然分明，国民党军队远比起义军强大，工农革命军又犯了兵力分散的大忌，各路部队无不失利。其中王兴亚的第二团基本覆没，王亦不知所终。师长余洒度指挥的第一团与苏先俊的第三团，也各有折损，军需辎重多数散失。

9月19日下午，工农革命军各路残军1600余人，会合于浏阳的文家市。是晚，前委在里仁学校的一间教室里召开会议。湖南省委任命的“秋暴”前委，5名委员第一次全部坐到了一起，决定这支工农武装的前途命运。

文家市的前委会议，目前留下的史料只有余洒度和苏先俊的报告，二人的口径几近相同。苏先俊在《关于浏阳、平江、岳阳作战经过报告书》中说：“是日前敌委员会决议退往湘南。”余洒度在《警卫团及平浏自卫军合并原委参加此次两湖战役报告略书》记述得稍为详细：“19日抵文家市，距浏阳城90里。度仍主张取浏阳直攻长沙，后前敌委员会决议，以保存实力，应退萍乡，次日部队向萍乡退却。”

余洒度的记述是准确的。文家市前委会议的唯一议题，是部队下一步的走向。三个黄埔军校出身的前委委员——余洒度师长、苏先俊团长和卢德铭总指挥，以他们服从军令和军人就得打仗的天职本性，加上一种不甘失利，力图挽回败局的心理支配，一致强调按原计划再取浏阳直攻长沙。而农民出身的副师长余贲民，眼见3个军事指挥官充满信心地同言反攻，也感到不能不跟从了。

作为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在这紧要关头显示了党的领导权威和他的睿智有术的才干。他坚决反对反攻浏阳再打长沙，独排众议的杀手锏，就是敌我军力的对比。他冷静而详尽的分析不能不让众人震惊：工农革命军包括伤兵在内才有1600余人，而敌军张国威有一个团在浏阳屯兵坚城，另有一个团分驻于长寿等地，还不包括各乡的地主武装清乡局千余人。至于长沙城内，更有何键的军、警力量3万余众，且防守得非常严密，我方既缺少城内的工人暴动，又未能发动四郊的农民，再贸然前去攻城，一定有全军覆没之虞。

这时，明白“知己知彼”这一起码用兵之道的3名指挥员不再发言了。毛泽东审时度势，引用湖南省委的命令。他语气果断地指出：“省委限于本月16日会攻长沙，而今天是什么日子了?可以肯定，其他各县的农军，无论谁也打不到长沙城下。省委的暴动大纲，那是我和公达、一飞几个人在8月中旬制定的，现在看起来，这个计划想得过了头，还不是打长沙的时候。对于省委方面，全部责任可由我担负。”

不打长沙，部队下一步怎样行动?毛泽东提出：退往湘南，前去汝城，占据湘粤大道，策应叶贺主力再次北伐。接着，他把曾经代表湖南省委制订的《湘南暴动大纲》的要旨讲了一遍：“湘赣鄂粤的四省秋收暴动，应给南昌政变以有力响应……军事方面，一、请中央命令彭湃同志勿将现在汝城之粤农军他调;二、平浏农军立即由郭亮率领赴汝城;三、江西革命军中调一团人马赴汝城。”

余洒度、苏先俊等人，本原定率部参加南昌起义的，因未及赶上才转向参加秋收暴动。但在此之前，他们也曾有过率部前往湘南的打算。此间，前委书记毛泽东用“叫花子不与龙王比宝”的比喻，阐明目前不能打长沙的道理，并提出退出浏阳前去汝城割据的具体建议，余洒度、苏先俊也再无固执己见的理由。会议顺理成章作出了退往湘南、占据湘粤大道的决议。

就在中共前敌委员会作出这个决定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驻长沙代表马也尔的报告，又作出要求湖南省委再攻长沙城市的决议。决议指责中央特派员和湖南省委停止长沙暴动和放任株洲、醴陵、平江、浏阳农军退走是“临阵脱逃”;责令湖南省委“应一面命令萍、浏、江一带工农军进攻长沙，一面立即爆发长沙的暴动”。中央这个决议送到湖南时，秋收起义军早已开拔南下，无法执行了。

第二天吃过早饭，工农革命军在里仁学校的操场上，由师长余洒度向部队宣布了向湘南(汝城)退兵的决定。接着，毛泽东作了旨在鼓舞军心的讲话。他说，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这个讲话，大大鼓舞了刚刚受到严重挫折的起义军的士气。

问题在于，在毛泽东的这次讲话中，有没有“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我们要到井冈山去”的话。先前流行的说法是有的。

最早见于罗荣桓《秋收起义和我军初创时期》的文章，他写道：“毛主席在文家市收集了残部，决定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进军。”其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访问的老同志如赖毅、王跃南、杨梅生、黄达等都从此说。当年担任师部参谋的何长工同志，也于1973年的回忆中讲到：“在文家市毛主席‘引兵井冈’这一点是明确的。”

但是，随着近十几年党史资料的发掘，他们的这种回忆让人感到缺乏有力的文字的支持。首先是在中央档案馆发现了余洒度、苏先俊当年写给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如本文前面所引)，都对文家市的前委会议，留下了“决议退往湘南”的依据，而决无“退到井冈山”一说。可以设想，文家市前委会议决定的是“退往湘南”，毛泽东怎么可能会讲“去井冈山”呢?加之其后有了宋任穷回忆当年携带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密信，给毛泽东的资料，说“引兵井冈”的决定在接到密信后的莲花城便顺理成章了。

莲花城得信，再弃退往湘南的方略

当时，南下的路途上也充满险情。在这前后，湖南省国民党当局已调兵到浏阳一带“追剿”;江西当局也派兵到铜鼓、萍乡一带“堵击”。国民党军第十七军军长周斓获悉起义军“系全国著名共产党首领毛泽东在主持”后，“立即加派第八军一团车炳谦营长于二十四日全部赴浏阳协剿，一面通令各军，如获毛逆者，赏洋五千元”。这给工农革命军的转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起义军在文家市住了两夜，便沿湘赣边界南下。因为湘军战斗力强，赣军战斗力较弱，工农革命军便沿江西一侧前进。这一带都是山区，道路难行，疾病蔓延，还有国民党军队不时围追堵击。行军途中，接到宋任穷从江西省委带回的信件，得知罗霄山脉中段的宁冈有一支我党所领导的武装，有几十支枪。这以前，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会议上曾听王兴亚谈到过这个情况，现在又得到了证实。但详细的情况还不清楚。

工农革命军的行军路线几乎是直线向南的，当进到江西省萍乡县上栗村时，得知萍乡县城驻有国民党的重兵，不能通过，便改道在芦溪宿营。第二天清晨，向莲花方向前进，因为侦察不力，情况不明，后卫遭到国民党军队袭击，仓促应战，造成人枪各损失300。总指挥卢德铭为了掩护后卫部队撤退而英勇牺牲，只有23岁。这是一个重大的损失。毛泽东十分痛惜这位年轻将才的牺牲，愤怒地斥责侦察不力、指挥错误的第三团团长苏先俊：“还我卢德铭!”这已是9月25日了。

当天，工农革命军到莲花县甘家村。由于一挫再挫，总指挥牺牲，部队情绪十分低落。这时，莲花县党组织派人前来联络。工农革命军得知莲花县农民自卫军前几天攻城失败，被关押的有90多人，而国民党在莲花城的守兵只有一些保安队，战斗力不强。毛泽东召开前委会，决定攻打莲花县城。第二天清晨，工农革命军冒雨奔袭，在当地工农群众配合下，一举攻克县城。砸开牢房，救出被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00多人;打开县政府粮仓，将粮食分发给贫苦群众。这是从文家市南下后攻下的第一个县城，使连连受挫的工农革命军指战员又兴奋起来。

随后，毛泽东在莲花县城“宾兴馆”召开前委会议，决定转兵井冈山。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毛泽东对于井冈山已经有所了解，早有到那儿去的想法。1927年1月20日，毛泽东由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监察委员戴述人和省农协特派员韩伟陪同，从湘潭来到衡阳进行农民运动考察。中共湘南区委书记陈佑魁赶来接待，为毛泽东组织了有各方面人士参加的30多人的座谈会。会议快结束时，陈佑魁提出“请毛先生给我们介绍国内局势”。毛泽东介绍完国内局势后，提出了“上山”和投入到军队中去的两条策略，并且说：“到时候局势恶化，我是打算带人上山的，到江西的安源山去。”这时，水口山矿机械工人李少山建议到金刚山去。李少山说的那个金刚山就是“井冈山”。

以上资料的回忆者，是一位当时在场的女性，名叫张琼。张琼原名朱舜华，湖南汝城县人，毕业于省立衡阳女子第三师范。朱舜华是毛泽东一生中介绍加入中共组织的第一位女性。毛泽东到衡阳进行农民运动考察、召开座谈会的那天，朱舜华也参加了。

(二)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的密信是毛泽东在莲花决策引兵井冈决定性因素。由宋任穷带给毛泽东的江西省委的这封信，是一个十分重要、可靠的信息。这封信对秋收起义部队的走向起了很大的导向性、决策性作用。这是因为：一是信中再次提到了宁冈，指出：“宁冈有我们党的武装，有几十支枪。”毛泽东看了汪泽楷的密信，回到“宾兴馆”大厅，曾向莲花县党组织负责人朱亦岳、刘仁堪等人问有没有“金刚山这样的地方”，朱亦岳告诉他：“金刚山没有听说过，倒是有个井冈山的地方。它的实际范围就是宁冈。”毛泽东意识到金刚山就是井冈山，井冈山就是宁冈一带，他不禁恍然大悟：江西省委指示工农革命军，应退赣西宁冈，实际上就是到井冈山去!江西省委的指示与他在大革命失败后越来越强烈的“上山”念头不谋而合。

(三)军力情况使退向湘南割据汝城的计划已经变得不可能。当时的工农革命军只剩下不足千人，且有“溃不成军”之象。既然军力情况起了这么大的变化，就不可能再实施原定计划了，只好另找出路。1970年10月，毛泽东在火车上接见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当程问到秋收起义几个问题时，毛曾说过“我上井冈山是中途逼出来的”的话。

(四)毛泽东一路上对宁冈、永新一带地形和有关情况作了深入调查。他了解到湘赣边界各县均没有敌人的正规驻军，是有利于工农革命军休养生息的好地方。

莲花县城“宾兴”祠堂的前委扩大会议的争论，后人无法得知其具体情状，只是从第二天起，一个不去湘南而转兵井冈山的信息，在工农革命军营以上干部当中传开了。

老三街决策，确定割据井冈山的方针

9月29日晌午，工农革命军到达永新县境的三湾，在这个群山环抱的山村宿营。这儿离宁冈只有半天的路程了。

确定转兵井冈山的方略后，毛泽东觉得与余洒度、苏先俊的争论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现在只有坚定地向井冈山进发，实现自己大革命失败后渐而萌生的“上山”愿望。他认定当前的各项事情中，两件是头等重要的，这就是接通与袁文才的联系和军心的稳固。

几天以来，毛泽东从一道上山的朱亦岳、刘仁堪那里，较为详细地了解到袁文才及其农民自卫军的情形。只是对于袁文才这个“山大王”是否同意工农革命军开上井冈山还没有把握。

毛泽东向房东——“协盛和”杂货铺掌柜借来纸笔，写信给“山大王”袁文才，并找来该村农民李长俚、李立叔侄俩，将信连夜送往宁冈茅坪。

而后，毛泽东集中精力投入对工农革命军的整编。

毛泽东不愧为工农红军的缔造者，他对于如何建立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已有许多考虑。两天来所采取的几项整饬措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一是缩师为团，任命陈浩为团长，多余的军官，包括余师长、苏团长等人，全部编入军官队;二是在各个连队设立党的支部，发展士兵党员，同时建立士兵委员会，明令不准打骂士兵，取消军官小灶，军官与士兵同吃伙食。这些新奇得闻所未闻的做法，使部队的政治面貌焕然一新，沉闷的悲观气氛一扫而光。

两天过去了，尚不见袁文才派人来接头，毛泽东的心头不禁重新担忧起来。

毛泽东当然并不知道，他的信送到茅坪后，在袁文才的农民自卫军引起不小的争论。

连日以来，探子探得一支千余人的队伍正朝井冈山开来，不知道是什么军队。袁文才放心不下，布置队伍从茅坪退到步云山。就在翌日凌晨，毛泽东的信送到了他的手上。袁文才看罢信文，目光落在“毛泽东”的署名上，如坠云雾之中，好一会儿才传下“各头领议事”的命令。

袁文才当众把信念了一遍，众人面面相觑。司书陈慕平却喜声而道：“毛泽东?那是我的老师呢。”众人不知究竟，只听他说：“去年秋上，我不是去武昌上农民运动讲习所吗，办这讲习所的就是毛泽东。他是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前不久的秋收暴动，就是他领导闹起来的。”

袁文才听罢对众人发问：“他说要来井冈山与我们共谋大计，大家说怎么办?”

众头领议论的结果，多数人主张将毛拒于山外，理由是怕被对方吞并。陈慕平却说：“我与龙超清替大哥走一趟三湾，探听虚实再说。”

袁文才觉得可行，便派人去梅树山寻找宁冈县党组织负责人龙超清。

10月2日晌午，袁文才的代表来到钟家祠陈浩团长的团部。毛泽东与陈慕平、龙超清等3人兴致勃勃地交谈了半个多小时，他最想了解的情况已有眉目：这个威震湘赣边界的“山大王”袁文才，确系党内同志，他对工农革命军前去表示欢迎。

毛泽东心情愉快，陪同陈慕平等吃过午饭，送给每人一支崭新的马枪，要他们回去转告袁文才，说工农革命军明天就开入宁冈。

老三街(元代为升乡，现名古城，因分为上、中、下三段街道而得名老三街)，是宁冈北陲的门户。这座千人左右的小镇，所以名载中国革命史，就是因为工农革命军三湾改编后，10月3日开到这里，第二天起至10月5日，前委在这个镇上的联奎书院召开营以上党员扩大会议，经过两天的争论，确立了“不去湘南，割据井冈”的方针。通过这次重要会议，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正式成为党的决议。

有关古城会议的史料依据，何长工回忆说：“毛主席有一个会议记录，长征途中丢失了。”现有的主要是何长工、谭震林、赖毅、陈伯钧、朱良等人的回忆，内容大同小异。他们当中，真正与会者只有何长工，何在被访问时谈到：“会议讨论和确定了建立根据地的问题。根据当时具备的条件，认为不去湘南，留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根据地。”

能对古城会议的主要内容起佐证作用的，尚有两个敌方资料。1994年海天出版社出版的《现代史料》第三集，铁心著《毛泽东落草井冈山》文中写道：“工农革命军到了宁冈的升乡，在那里来了井冈山的洞寨主袁文才的代表……我们的毛仁兄却召集所有的党员，同那些代表开了一次党的联席会议。毛仁兄说：‘袁文才同志是非常革命的，他经营此间已有多年的历史和经验，我们决定和袁同志在一起。’到这时候，毛泽东落草井冈山。”

另一则见于1931年8月10日江西《民国日报》副刊的《宁冈历来惨遭赤祸记》，文章为宁冈的一个大土豪所写。文内写到：“民国十六年十月间，毛泽东突自萍乡败来，始占县中心古城街……闻当时毛之主张，尚抢向广东发展，无奈一因湘军过于猛击，关难往返，二因袁匪文才欲借其为保障，百计勾留，三因毛之部下人马枪支不过百余，且弃械而逃者群群，至观井冈之险，固足于守……”

古城会议一结束，在龙超清的安排下，10月6日，毛泽东在古城与茅坪之间的大仓村，与袁文才见面。毛袁二人相见如故，热情交谈，极为投契。特别是毛泽东列数袁文才大革命时期的壮举，赞扬他对湘赣边界的工农运动“功莫大焉”，更令袁文才感动。毛泽东问了袁部的基本情况后，代表前委决定送给袁部100支步枪，同来的陈浩团长适时地提出了“安家茅坪”，袁文才不加犹豫地答应下来，吩咐“管家”李筱甫当场赠以银洋1000元。

1927年10月7日，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从此，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有了新的立足之地，毛泽东领导这支宝贵的工农武装和方圆诸县的民众，坚持战斗在这块湘赣边界的土地上。诚如老同志熊寿棋所言：“三湾改编后，我们只有两营多人，没有袁文才答应在茅坪安置伤病员，没有袁文才联合王佐而不反对我们，我们是不容易进去的，就是进去了也难以站住脚。”对此，当年湖南省委派往井冈山的代表杜修经在1928年6月15日《向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中也写到：“毛部当时困难甚多，光是伤病员方面，弄得正所谓‘救死扶伤不暇’，甚为危险。此时幸得泽东及一部分同志的努力，同时得袁文才的接济，使他们有短期的休养与整顿，方渡此难关。”

对初创时期的弱小的革命军队来说，为了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同强大的敌人决战，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进军方向转向农村，特别是转向两省或数省交界的山区。引兵井冈揭开了革命力量从城市向乡村退却的序幕，是我党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的转折点，是中国人民革命历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这个决定，从形式上看似乎是后退，其实是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它既符合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也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邓小平1978年在谈到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时说道：列宁曾经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在帝国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俄国搞革命取得胜利，我们中国军阀分割，先到敌人控制薄弱地区搞革命，“这在原则上是相同的”，不过，我们不是先搞城市而是先搞农村。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之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一直是照搬俄国十月革命以城市工人武装起义为中心的模式。以攻打中心城市为主要目标，因而不同程度地遭到了挫折和损失。毛泽东是大革命失败后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的主要代表。他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井冈山道路。这条道路的科学概括，就是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共产党史 毛泽东“引兵井冈”

共产党史 毛泽东“引兵井冈”

共产党史毛泽东“引兵井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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