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研究毛泽东与新中国外交方针的确立

Posted 2022-05-30 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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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研究毛泽东与新中国外交方针的确立

毛泽东与新中国外交方针的确立

当历史的年轮进入1948年的时候，中国革命迎来了“大决战”的年代。随着三大战役决战决胜，“蒋家王朝”迅速土崩瓦解，中国革命的胜利已经不可逆转。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注的重点，开始从怎样破坏一个旧世界，逐渐转向如何建设一个新世界。新生的人民政权能不能打破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孤立和封锁，争取外交上的主动权，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怎样才能摆脱过去一百年来屈辱外交传统的束缚，清除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特权和残余势力，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为新中国的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这些都是毛泽东当时反复考量的问题。思考的结果是，新中国最终选择了向以苏联为代表的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而对于国民党时代旧有的外交关系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在华外交机构、人员等，则一概不予承认，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要“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成为新中国开国外交的基本方略，贯穿了独立自主的根本原则，奠定了当代中国外交的基石。

一　“另起炉灶”

所谓“另起炉灶”，用周恩来的话来说，“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即要在互相尊重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重新与世界各国开展外交往来。

这一外交方针的着眼点，就是要把过去的屈辱外交彻底推翻。自鸦片战争以来，无论是清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都是“跪着”办外交，为了维持对人民的统治，他们不得不依附于帝国主义，先后签订了大量丧权辱国的条约和协定，使中华文明古国沦为外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国无宁日，民不聊生。新中国必须彻底埋葬这种屈辱外交，另起炉灶，建立起真正独立自主的新型外交关系。只有这样，中国人民才能够真正站立起来。

“另起炉灶”的外交方针，是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正式确立的。毛泽东在会议上充分阐明了采取这一方针的历史必然性。他指出，由于“旧中国是一个被帝国主义所控制的半殖民地国家”，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帝国主义者的这种控制权，表现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个方面。在国民党军队被消灭、国民党政府被打倒的每一个城市和每一个地方，帝国主义者在政治上的控制权即随之被打倒，但他们直接经营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依然存在，被国民党承认的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依然存在；帝国主义在中国一百多年来形成的势力和影响，也不会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不可能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对于这些势力和影响，如果不能给予彻底的推翻，新中国的独立和主权就不能得到根本的保障。因此，毛泽东强调：“我们必须分别先后缓急，给以正当的解决。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

“另起炉灶”的决策，经历了一个逐步酝酿的过程。本来，进入1948年之后，毛泽东曾经一度考虑过新中国是否有可能争取得到美国的“承认”并维持原有外交关系的问题。这年2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修改的《关于对待在华外国人的政策的指示》，其中就明确规定：对于外国的国家代表机关，“不论其是否属于帝国主义性质”，一般采取保护政策；凡遇有外国领事馆之处，且其领事或官员，应加以保护；各国领事馆，不论其本国是否已承认我民主政府及人民解放军，如为保护各国侨民利益向我进行交涉时，我概以外交代表视之。

3月4日，中共中央就如何执行上述指示，致电各中央局、前委，要求“凡有关外交行动和外交政策的决定，必须报告中央并得中央批准后，方可实行。一切违反中央外交政策及处理外侨方针的行动必须禁止”。20天后，中央又进一步做出《对美国外交斗争策略的指示》，强调一方面要克服恐惧美国、不敢斗争的右倾观点，另一方面要防止反美斗争中的盲目主义危险。显然，中共此时对于外交问题仍然是持相当谨慎的态度，并没有下定“另起炉灶”的决心。

事情的变化出现在1948年的下半年。9月至11月的辽沈战役，使国共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也已经开始占有优势。对国民党军的溃败，美国已经无可奈何。彷徨之中，美国驻沈阳领事馆甚至没有追随国民党军队一起撤退。如何对待留在解放区却又没有承认共产党政权的外国使馆及其工作人员？这是中共领导人面临的新问题。这年11月10日，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东北局电报中指出：美、英、法等国政府未承认我们的政府，我们对他们现在的领事亦应采取不承认而只承认其为普通侨民的方针。为此，我们有必要利用目前的军事管制，达到封锁和孤立美、英等国在沈阳的外交机构的目的，不给他们自由活动的余地。只要坚持这样做，相持日久，他们自然会被迫撤走。

从年初争取获得美国的“承认”，到现在采取“封锁和孤立”的方式，最终达到“迫走”的目的，这是中共外交政策上的一个大的转变，是准备“另起炉灶”的开端。11月l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向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发出通令，明确要求除军管会特别批准者外，任何中国和外国的公民与机构，凡有电台及其收发报机装置者，均须在36小时之内报知该委员会，并送上交保管。20日下午，因华德没有在规定限期内主动交出电台，沈阳军管会派人到美国领事馆没收电台，并知会华德：“因先生等蔑视本会之命令，今后除经市政府准许外，特禁止旧美领事馆全部人员与外界自由来往。”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华德事件”，表明了中共对美外交的强硬态度。

迫使毛泽东下决心“另起炉灶”的一个直接原因是，1948年12月初，他从一个美国记者的谈话材料中获悉：美国国务院现在对华政策的中心，是想在新的联合政府中造成一个有效的反对派。美国承认新中国联合政府的条件是这个政府的构成必须为美国可接受者，得承认美国海军、陆军在上海、青岛等地的基地权。这件事引起毛泽东的极大注意。他批示指出：“此种阴谋必须立即开始注意，不要使美帝阴谋在新政协及联合政府中得逞”，“决不允许”那些心怀鬼胎的外国人到解放区来。不仅不允许他们进来，而且对那些留在新解放区的外国外交机构和人员，也一概不予承认，最终把他们“迫走”。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周恩来很快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对待资本主义国家外交及新闻人员态度的指示，明确指出：“现时帝国主义外交人员及冒险分子都在寻找机会企图钻进解放区来，进行挑拨和破坏民主阵营的工作，我应严正地注视这一发展，并在适当时机用适当方式，揭露其阴谋，打破其幻想。”指示强调，对美、英、法等国要求进入解放区的外交人员、记者等，应一概拒绝；军管期间还应监视其行动，发现有破坏行为者，即予惩办直至驱逐出境。

进入1949年以后，中共关于“另起炉灶”的想法，更趋明朗化。毛泽东在1949年新年献词中指出，美国的对华政策已由单纯的助蒋反共转变为两手，一是继续支持国民党的残余军事力量进行抵抗，二是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因此，当前的对美外交，不是急于谋求“承认”，而是主要防止他们的上述阴谋得逞。他告诫全党务必“将革命进行到底”，只有“另起炉灶”，彻底驱逐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中国才能有真正的民族独立。

在1月初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强调指出：“现在帝国主义在中国没有合法地位，不必忙于要他们承认。我们是打倒它，不是承认它。”1月19日，他在审阅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时，加写了一段分量很重的话，表明了“不承认”与“另起炉灶”的决心。其中指出：“凡属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在人民共和国和这些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前，我们一概不予承认，只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待遇，但应予以切实保护。对于这些国家的武官，应与外交人员同样看待。但对美国武官，因其直接援助国民党打内战，则应派兵监视，不得给以自由。”显然，这种“一概不予承认”的姿态，跟1948年2月的外交指示强调对于外国的国家代表机关，不论其是否属于帝国主义性质，一般采取保护政策的态度，有了根本的转变。

根据毛泽东修改发出的这一外交指示，还解释了“一概不予承认”的原因所在：“目前我们与任何外国尚无正式的国家的外交关系”，因此，“我们不能承认这些国家现在派在中国的代表为正式的外交人员，实为理所当然”。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我们采取这种态度，可使我们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

“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这是中共决心采取“另起炉灶”外交方针的根本目的。对此，周恩来曾经解释说：“历史上，有在革命胜利后把旧的外交关系继承下来的，如辛亥革命后，当时的政府希望很快地得到外国承认而承袭了旧的关系。”但正是这种承袭的做法，使中国始终无法摆脱屈辱外交的局面，因此“我们不这样做”。

“另起炉灶”的外交方针，经过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正式确立以后，很快得到了贯彻执行。

4月25日，南京刚刚解放不久，中共中央就给总前委发出关于外交问题的指示，指出对驻在南京的各国大使馆、公使馆，我人民解放军、军管会及市政府应本着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他们并无外交关系的理由，不要和他们发生任何正式的外交来往，也不要在文字上和口头上做任何承认他们为大使或公使的表示；我方人员对各国大使馆、公使馆及其外交人员仍采取冷淡态度，不要主动地去理睬他们；我军管会及市政府成立，只贴布告，发报纸，发广播，绝不要以公文形式通知他们；如果他们找来市政府、外国侨民事务处接洽，我们可以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接待，但绝不能作为外交人员来接待。显然，这样做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同国民党政府奉行的半殖民地的屈辱外交彻底划清界限；同时借此表明，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将要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在相互尊重主权和平等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新型的外交关系。

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对新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政策做了详细的规定。《共同纲领》根据“另起炉灶”的原则，明确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对于过去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定，将重新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

新中国甫一成立，就着手“另起炉灶”的工作，开始建立全新的外交格局。10月1日，毛泽东发表公告，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当天，周恩来即以外交部长身份向各国驻京前外交人员，包括滞留在北京的美国前驻北平总领事柯乐布，发送了这份公告，表明了新中国不承认过去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外交关系具有继承性，也不承认国民党政府驻外机构和人员的合法地位的严正立场；同时，向世界各国宣布了新中国愿意在独立自主的立场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的良好愿望。对此，周恩来后来回顾说，正是“这一‘另起炉灶’的方针，使我国改变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

按照“另起炉灶”的要求，新中国逐步建立起一支崭新的外交队伍。这支队伍的骨干大多是有着长期武装斗争经验的优秀分子。其中，有从人民解放军队伍中挑选出来的高级将领，有在新老解放区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的地方干部，有长期在国统区从事秘密工作或从事外交活动的地下党员。此外，还有一些是具有外交专长的进步人士和旧政府驻外使馆起义的外交官员。他们在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根据毛泽东确立的独立自主原则，共同开创了新中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二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要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残余势力，先把屋子打扫干净，再把外国客人请进来；就是要防止帝国主义国家纠合国内外反共势力从事阴谋颠覆新生政权的活动，防止他们利用过去与旧中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继续奴役中国人民，威胁新中国的独立和主权。对此，周恩来后来解释说：“帝国主义总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特权，想钻进来。”“我们的方针是宁愿等一等。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除一下，否则就会留下它们活动的余地。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被赶走了，但帝国主义在我国百余年来的经济势力还很大，特别是文化影响还很深。这种情形会使我们的独立受到影响。因此，我们要在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把‘屋子’打扫一下，‘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是毛泽东1949年2月初在西柏坡同来访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谈话时正式提出来的。他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把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来。我们的真正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

显然，这里说的“别的客人”，无疑是指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毛泽东揶揄地说：“我们知道，对我们探头探脑，想把他们的脚踏进我们屋子里的人是有的，不过我们暂时还不能理睬他们。至于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一方面想进来为自己抓几把，同时也是为了搅浑水。浑水便于摸鱼。我们不欢迎这样的人进来。帝国主义分子历来是看不起中国人的，对他们也得教训教训，使他们的头脑清醒过来。”

送走米高扬之后，毛泽东开始为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做紧张的准备。鉴于帝国主义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总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特权，想钻进来”进行捣乱和破坏的估计，毛泽东在全会上阐明了中共的对策：“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

中共的估计决非空穴来风，毛泽东的对策也并非无的放矢。就在这年3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华盛顿提出一项建议，请求批准他在适当时机与中共领导人会晤。他认为，这样做可以使美国的“民主影响”渗透进即将建立的新中国，并使新生的政权更加“宽容”。司徒雷登的建议很快得到了美国决策者的同意。

当国民党统治迅速崩溃之时，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却“主动”伸出橄榄枝，这使得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不能不有所警惕。

4月17日，周恩来在北平向即将参加新政协会议的民主人士介绍了未来中国对外交问题的基本立场，即坚持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他解释说，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向受着外国侵略者的压迫，多少先烈为了民族的解放流血牺牲，但这种压迫一直未能除去。今天，中国人民就要站起来了，扬眉吐气了，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奋斗的结果。周恩来强调，对于美帝国主义，我们一定要采取严肃的态度，使他了解中国是不可欺侮的。帝国主义就是纸老虎，外强中干，你硬一点，他就软些，你软一点，他就骑到你的头上。在原则性的问题上我们是不让的，决不让。我们不排外，不挑衅，但必须站稳立场，否则就只能倒在外国人的怀里。

谈到当前对美斗争的策略方针时，周恩来指出，美国国会正在吵嚷承认不承认中国。其实，这有什么了不起！即使你承认我，我承认不承认你还尚待考虑。司徒雷登一直到处找我们拉关系。美国人是两面做法，想用各种办法来试探，要看看中共动向如何。中共的动向是容易明白的，只要听一次报告或看几个文告就知道了。至于将来和平实现后的情形，我们会实事求是地处理，反正各国大使馆在那里，我们既不断绝，也不急于建立外交关系。如果急于要求承认，那会陷于被动。总之，“帝国主义若要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就要按平等原则进行谈判。我们在政治上不排外，在军事上不挑衅，有理有利有节，我们又何惧之有呢？”

4月2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总前委及华东野战军负责人的电报，指出：“现美国方面托人请求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英国亦极力想和我们做生意”，这说明，“美国援助国民党反共的旧政策已破产，现在似乎正在转变为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政策。”

对此，中共的应对策略是什么呢？30日，毛泽东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即“李涛声明”）指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直到现在还没有同任何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我们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但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这年5月6日、7日，司徒雷登迭次表示希望与中共方面接触。南京军管会外事处处长黄华将情况报告中共中央后，毛泽东复电指示可以见面，但应多听少说，“以侦察美国政府的意向为目的”，绝对不可给美国人一种印象，似乎中共有求于美国。此后，黄华与司徒雷登多次会晤。对于美方试探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提条件，黄华一再强调必须遵循“李涛声明”的要求，即外国武装撤出中国；不能援助国民党政府；断绝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司徒雷登当即辩称，各国使节留在南京，就已表明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如该政府再由广州他迁，美国代表也不拟随往。

在与黄华的谈话当中，司徒雷登还特别提出到北平访问燕京大学，并借机会晤中共高层领导人的请求，意在进一步了解中共的意图，以便返美后推动建立新的中美关系。6月28日，黄华转告司徒雷登，北平来电，“同意准许司徒去燕京一行，他希望与当局晤面事亦有可能”。

黄华的允诺，是自1946年马歇尔使华之后3年来中共向美国做出的进行高层会晤的首次重要表示，司徒雷登对此极为高兴。两天后，他向新任国务卿艾奇逊报告说，如果他能获准去北平，这将为美国官员提供一个同中共最高级领导人非正式会谈的绝无仅有的机会，他将给华盛顿带去关于中共意图的最权威的报告；而且此行“将是迈向互相谅解的一步”。

然而，美国决策者对中共的这一承诺并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杜鲁门政府甚至认为司徒雷登此行“可能提高中共的威信”，造成美国即将承认共产党中国的错觉，将会在国内引起反对派的攻击，明令“不得访问北平”。7月2日，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傅泾波将美方的上述决定转告黄华。这使得毛泽东更加坚定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判断：“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从而也进一步坚定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决心。

新中国宣告成立后，美国政府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是否承认这个新生的共产党政权？对此，杜鲁门的第一反应是：“我们不要那么匆匆忙忙承认这个政府”，因为“我们在承认苏联的共产党政权之前曾等待了12年”。据此，美国务院发言人于10月3日宣称，“中共政府”在公告中没有做出承担国际义务的保证，美国在目前情况下不会对它予以承认。12日，艾奇逊声言：美国的政策未因中国新政府宣告成立而改变，美国目前不想讨论“承认”问题。他还召开记者招待会，提出承认新中国的所谓三项先决条件：（1）有效地控制它声称治理的领土；（2）承认其国际义务；（3）其统治得到人民的认可。

显而易见，美国此时的意图是想将“承认”问题作为迫使新中国就范的法宝。它既不打算心平气和地接受一个革命的新政权，也不打算把其原驻华外交人员全部撤离中国，其目的是想继续保持其在华利益和影响。

但是，这种情况正是毛泽东所不愿见到的。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如果美国真的愿意承认中共新政权，毛泽东当然不会反对，但美国不能以此做交易、讲价钱；如果美国不想承认，那么中共就不打算让这些外交人员留在中国。为了新政权的安全，中国要防止美国任何干涉内政的企图，防止美国利用这些旧有外交人员在中国进行政治破坏和思想渗透。现在，既然美国对新中国明确表示不予“承认”，毛泽东便下决心进一步“打扫干净屋子”，毫不客气地将那些对新政权“探头探脑”的美国在华前外交人员“扫地出门”。

10月11日，沈阳发生了美国总领事华德殴伤领馆中国雇工的事件。24日，华德受到中国雇员联名起诉后被沈阳市公安局拘捕，一周后移送沈阳市人民法院审判。11月21日，华德和参与殴打中国雇工的4名外籍职员被判徒刑，缓刑一年。沈阳市人民法院随后又以美国总领事馆指挥和掩护间谍活动为由，宣判将领馆全体外籍人员驱逐出境。12月7日凌晨，华德一行在武装押解下离开沈阳，转乘美国商船出境。

显然，新中国是要通过对这一事件的处理，向全世界公开表明“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坚强决心。

面对新中国的强硬态度，华盛顿的主要决策者不得不考虑修改在“承认”问题上的僵硬政策，开始试探性的接触。

1950年1月11日，前往莫斯科途中的周恩来给毛泽东发电报说：“美帝派来远东的耶塞普，近向我方伸出触角”，表示“来华愿与新中国政府作非正式接触，地点在香港，如新中国政府有非正式代表在港，愿与见面”。对此，他提出的应对方法有二：“一个是完全不理，一个是另行侦察。”1月14日，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致电在国内主持工作的刘少奇说：“我们在目前时期对于美国伸出的触角应当置之不理”，“除非美国学英国办法自动宣布无条件承认（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我们也要准备应付）。我们不应当和它过早建立外交关系。”电报还建议：“采取征用北京美国兵营及在上海接收美经合署物资的办法刺它一下，或可推迟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时间。”

很快，中共中央实施了关于征用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兵营和接收征用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留沪物资，以及准备将美国所有在华旧领馆全部挤走的计划，迫使美国国务院宣布关闭所有在华官方机构，撤走全部在华官方人员，共计800余人。对此，毛泽东向苏联外长维辛斯基解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关心如何使美国承认它的问题，因为“我们必须赢得时间以便在自己国内整顿好所需要的秩序”；我们实行这些措施，将激起中国人民的政治热情，有助于进一步孤立具有亲美情绪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右翼。

“挤走”美国在华势力之后，新中国“打扫干净屋子”的力度进一步加强。“扫帚”所及，不仅指向美帝国主义，而且指向一百年来侵略过中国的其他帝国主义列强。1950年1月，北京市军管会在宣布收回美国兵营的同时，还宣布收回法国、荷兰兵营的地产权，征用兵营和其他建筑；6月，天津市军管会收回了英国的兵营；9月，上海收回了法国的兵营。这样，帝国主义国家根据不平等条约中所谓“驻军权”而占据的中国地产相继被收回。

这一年，中央人民政府还通过了《关于关税政策和海关工作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暂行海关法》和新的海关税则等，加强海关管理，管制对外贸易，实行进出口许可证制度，使海关掌握权重新回到中国人民自己手中；采取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的方针，整肃外国在华开办的企业地产，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的经济特权；停止同新中国无外交关系且无互惠协议的外国报纸、刊物、通讯社、广播电台的记者在中国的活动，对这些国家的前驻华使馆人员只做普通外国侨民看待，等等。

通过上述一系列重要措施“打扫干净屋子”，肃清了一百年来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一切特权、势力和影响，不仅维护了国家主权，恢复了民族尊严，而且使新中国不再受任何屈辱条约的束缚，以独立自主的姿态进入国际舞台，在外交上处于主动地位。

“打扫干净屋子”的目的是为了“请客”。因此，在“打扫”屋子的同时，新中国特别重视“请客”的问题。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议上明确提出：“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

新中国宣告成立后，在短短的几个月里，缅甸、印度、巴基斯坦、锡兰（即今斯里兰卡）等周边国家相继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50年初，挪威、丹麦、芬兰、瑞典和瑞士等国也宣布承认新中国，并表示愿意建立外交关系。新中国采取既积极又稳妥的方针，及时提出了与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两条重要原则：第一，这些国家必须同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第二，建交之前须互派代表进行谈判，然后根据商谈结果再决定是否建立外交关系。对此，毛泽东解释说：“此种商谈手续是完全必要的，对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都应如此。如果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公开宣布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则我方亦应去电该国叫它派代表来华商谈建立外交关系问题，同时可将电文大意公开发表消息，如此主动权仍然操在我手。”

此后，经过严格的外交谈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同上述国家中愿意接受中方建交原则的大多数国家，在新的基础上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这样，加上此前业已建交的苏联及东欧等许多人民民主国家，新中国“打扫干净”的屋子里，已经称得上是“高朋满座”。

三　“一边倒”

所谓“一边倒”，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它是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在以苏联为首的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之间做出的政治抉择，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世界两极格局初步形成的国际大背景下采取的外交方针。

“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是毛泽东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28周年而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正式提出来的。其时，国民党垮台已经不可逆转，中国革命胜利在望。随着美苏对华政策的转变和在中国影响力的此消彼长，国内各种政治势力异常活跃，各种新的外交方案也纷纷出台。党内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依靠自己的力量不断走向胜利，在今后的革命和建设中，“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主张在制定外交方针和政策时，应该独立于任何外国势力；一些所谓的“中间势力”重复内战初期的老调，坚持认为“我们需要英美政府的援助”，主张对美苏采取同等亲善的政策，“以内政的协调谋外交的协调”；一些反动势力则公开指责共产党“你们独裁”，“你们太刺激了”，“你们一边倒”。

正是为了批评党内的错误认识，澄清党外的糊涂观念，打消中间势力的观望态度，抨击中外反动派的恶毒攻击，毛泽东在1949年6月3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公开宣布了新中国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指出：“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委派刘少奇远赴苏联进行秘密访问，向斯大林直接表达中共“一边倒”的外交决策，得到了斯大林及时承认新中国的承诺。

毛泽东在此时公开宣布新中国将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是否是一个过于匆忙的决定呢？实际上，熟悉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人们都知道，从当初接受“两个阵营”的理论，就已经决定了中共政策的发展走向，奠定了这一历史性抉择的思想基础。

早在1947年，由于美苏冷战与对抗加剧，引起世界格局的大变动。这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宣读了被称为“冷战宣言”的咨文，声称世界已经分成两个敌对的营垒，一边是“独裁政权”，另一边是“自由国家”，“在目前世界历史中，几乎所有国家必在两种生活方式中挑选一种”。

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外交攻势，苏联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这年9月下旬，苏联与欧洲各国共产党代表在波兰召开会议，通过《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宣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已经形成了两个阵营，一个是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另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反民主阵营。

在世界两极格局已经逐步形成的大趋势下，中国革命不可能选择中间道路。早在7月下旬召开的小河会议上，毛泽东就敏锐地意识到，目前世界上出现了以美国反动派为首的各国反革命统一战线是可以肯定的；但是另一方面，以苏联为首的各国革命统一战线也大大发展了，这个统一战线将要战胜反革命统一战线。在年底的杨家沟会议上，他又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首次使用了“帝国主义阵营”和“反帝国主义阵营”的概念，并把中国革命力量看成“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8年11月，毛泽东在为纪念十月革命31周年撰写的《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文中，明确表达了中共将加入“以苏联为首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在世界两大阵营中反帝拥苏的立场。与此同时，刘少奇发表《论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一文，论证了“一切企图站在帝国主义的反革命战线和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走狗的人们的革命战线之间的所谓‘中间战线’，所谓‘第三条道路’的彻底虚伪和彻底破产”，指出在两大阵营的斗争中，“人们不是站在这一边，就是站在那一边”，实行中立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选择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尚在“等待尘埃落定”的时候，就明确宣布新中国“一边倒”，是颇具深意的。鉴于当时美苏两国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的明争暗斗，以及两国在中国问题上的“等待”与“观望”态度，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尽快确定今后外交战略的发展方向，以利于新中国建立时争取外交上的主动权。既然美国与中共在短期内没有改善关系的希望，而苏联又对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仍抱有怀疑态度，甚至担心中国会成为第二个南斯拉夫，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新中国要想获得国际承认和国际援助，就不能不有一个明确的外交立场。因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及时公开宣布“一边倒”的决策，不仅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经过慎重思考后的主观选择。

毛泽东主动公布“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后，美国彻底放弃了与中共继续保持某种实际接触的打算。正如周恩来所说的那样，“一边倒”给那些“胡思乱想的人浇了一头冷水”，“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幻想”。7月6日，司徒雷登致电艾奇逊，认为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表明中共已成为苏联领导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完全处于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和控制之下，与西方已无妥协余地，“毛现在不会被收买”。正因为如此，他提出要求回国述职，很快获得批准。

8月5日，杜鲁门政府发表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袒露对国民党腐败无能的失望和破坏中国革命的实情，以此为过去不成功的对华政策辩护，并表明美国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立场。艾奇逊在他的附信中公开指责中共“已舍弃他们中国的遗产，公开宣布他们附从于一个强国——俄国”；中国革命的胜利造成的是一个“悲惨的结局”。

白皮书一经公布，立刻遭到了中共的严厉驳斥。新华社连续发表6篇评论，其中有5篇出自毛泽东的手笔。他意识到新中国成立必将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的“封锁”和“遏制”，因此豪迈地宣告：“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正是带着向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信念和决心，他道出了中国人民的心声：“别了，司徒雷登！”

应该说，“一边倒”外交方针的提出，首先是为了争取新中国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打破国际帝国主义阵营的“封锁”和“遏制”。对此，当时党内许多高级领导干部都有着极为深刻的理解和认识。1949年7月19日，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在给华东局诸同志的信中，对这个问题做了很好的诠释。他说，帝国主义的各种花样直到封锁，其目的在于迫我就范，我们的斗争也在于迫使帝国主义就范。我们绝不会就帝国主义之范，而要帝国主义就我之范亦非易事。这一时期双方斗争实际上都是试探的性质，直到英美摊出封锁的牌。“封锁，在目前说来，虽增加我们不少困难，但对我仍属有利，即使不封锁，我们许多困难也是不能解决的。但封锁太久了，对我则是极不利的。”他认为，要打破封锁之道，在外交上的对策就是“一面倒，愈早表现于行动则对我愈有利（毛主席说，这样是主动的倒，免得将来被动的倒）；内部政策强调认真的从自力更生打算，不但叫，而且认真着手做（毛主席说，更主要的从长远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着眼来提出这个问题），毛主席说这两条很好，与中央精神一致”。

邓小平的这封信，不仅很好地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打破帝国主义“封锁”和“遏制”的指示，而且很好地领会和贯彻了毛泽东关于对外“一面倒”和对内“从自力更生打算”的精神实质，充分说明新中国在内政外交上将坚持“独立自主”和“一边倒”相统一的建国方略。

实施“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并不意味着中共会无条件地倒向苏联一边，更不意味着要放弃过去长期坚持的独立自主外交原则。

首先，新中国选择站在以苏联为首的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一边，是以相互平等和尊重主权作为原则基础的，是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独立自主地开展外交活动的。1956年12月，毛泽东在与工商界人士的谈话中，针对“究竟‘一边倒’对不对”的疑问，这样解释说：“我们一边倒是和苏联靠在一起，这种一边倒是平等的。”后来，毛泽东断然拒绝了苏联要在中国领土上建立长波电台和共同组建联合舰队等无理要求，充分说明了新中国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

其次，这种“一边倒”绝不是无条件、盲目地倒向苏联一边，而是有条件、有选择地向苏联学习，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等重大问题上借鉴他们的宝贵经验。毛泽东反复强调，这种“一边倒”是有限度的，一是要在两国平等的基础上“一边倒”；二是向苏联学习要有选择、有比较，要联系中国的实际，不能盲目地照搬照抄。周恩来也曾经指出，新中国的“外交工作有两方面：一面是联合，一面是斗争。我们同兄弟之邦并不是没有差别。换言之，对兄弟国家战略上要联合，但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大家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点是一致的，“但国与国之间在政治上不能没有差别，在民族、语言、风俗习惯上是有所不同的”，如果认为“这些国家之间毫无问题，那就是盲目的乐观”。

再次，“一边倒”的外交方针虽然强调要把发展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放在首要位置，但并不排斥与其他社会制度的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曾明确提出：“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就反复强调：“我们对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是‘一边倒’的，对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也要团结争取，以巩固和发展国际的和平力量，扩大新中国的影响。”

事实证明，新中国成立之初，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新中国宣告成立的第二天，苏联即宣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它的带领下，短短几个月内，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10个人民民主国家相继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成为新中国的第一批“客人”。此后，在“一边倒”外交方针的指引下，新中国坚决站在以苏联为首的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克服了由于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帝国主义阵营封锁而带来的严重困难，保证了国内各项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在战火硝烟中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崭新的姿态，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制订的“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大外交方针，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彻底摆脱鸦片战争以来旧中国百年外交的屈辱历史；贯穿了一条共同的原则，那就是坚持独立自主，捍卫国家独立、主权和民族尊严；体现了一个共同的立场，那就是在相互平等和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其中“另起炉灶”的方针，回答了新中国怎样打破屈辱外交的束缚，建立起真正独立自主的新型外交关系的问题；“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回答了怎样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特权和残余势力，防止它们利用过去与旧中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继续奴役中国人民，威胁新中国主权和独立的问题；“一边倒”的方针，回答了怎样在相互平等和独立自主的基础上，联合苏联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打破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封锁，为新中国建设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的问题。这三大外交方针，互相依托，互为支撑，共同描绘了新中国外交的蓝图，奠定了当代中国外交的基石。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1期，收入本书时略有修改，改写了标题）

毛泽东思想研究 毛泽东与新中国外交方针的确立

毛泽东思想研究 毛泽东与新中国外交方针的确立

一 “另起炉灶”

二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三 “一边倒”

毛泽东思想研究毛泽东与新中国外交方针的确立

毛泽东思想研究毛泽东与新中国外交方针的确立

一　“另起炉灶”

二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三　“一边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