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姚崇生平简介？姚崇历史评价？

Posted 2022-05-17 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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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姚崇生平简介？姚崇历史评价？

姚崇

姚崇(650—721)，本名元崇，曾改名元之，开元元年(713)，因避年号讳，又改名崇。陕州硖石(今河南三门峡南)人，永徽元年(650)，出生于一个官僚家庭。父亲姚懿在贞观时期担任过嶲州都督。姚崇历事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唐玄宗诸朝。曾在三朝担任过宰相，也多次出任过地方官，是唐代前期的名臣，为“开元盛世”的出现作出过杰出贡献，开元九年(721)，72岁高龄的姚崇去世。

一

姚崇虽然出自官宦人家，但由于自幼丧父，所以青少年时期的姚崇没有经受过严格的封建文化教育，以至于目不识丁。他从少就雅好射猎，直到晚年还能呼鹰走狗，在猎场上驰骋纵横，为此得到唐玄宗的赞赏。他虽然少文嗜猎，但他又不象富贵人家的纨绔子弟，他性格豪爽，洒脱不拘，崇尚气节。直到临近不惑之年，他才在别人的劝导激励下折节向学，开始潜心攻读，终于经由科举之途进入官场。他入仕之初，担任濮州司仓参军的低级职务。他虽然谦称自己才能不如古之贤人，但在事实上，他明于治道，忠于职守，所以入仕之后升迁很快，在武则天时期就担任过兵部侍郎。他后来又以自己的杰出才能和胆识，先后出任过武则天、唐睿宗、唐玄宗三朝宰相，并兼任重要的职务——兵部尚书。在伴君辅政的二十年间，不论是在朝政动荡的混乱年代，还是在拨乱反正的非常时期，姚崇总是以除弊救时为己任，为开元盛世的出现奠定了多方面的基础，与萧何、曹参、魏征、房玄龄等名臣一起被誉为“汉唐八相”。

二

开元十三年(715)初，时任玄宗朝宰相的姚崇，因子丧请假十几天。在这段时间里，另一宰相卢怀慎面对积压的一大堆政事手足无措，入朝向玄宗谢罪，玄宗说： “我以天下事委托给姚崇，你安心坐镇就行了。”暗示他不必担心。姚崇假满还朝后，很快处理完积压下来的政事。姚崇对自己的能力也颇为自负，他面带喜色地问紫微舍人齐澣说： “我作为一个宰相，可以比得历史上的什么人?”齐澣还未作答，姚崇又问： “能否比得上春秋时期的名臣管仲和晏婴?”齐澣说： “管子、晏子之政，虽然不能施行于后世，但还可以继续到他们死的时候; 而你的政令，随时更改，似乎比不上他们。”姚崇继续问道： “如此说来，我这个宰相究竟如何?”齐澣说： “你可称得上是一个救时宰相。”姚崇闻此大喜，他放下手中的笔答道： “即使是救时之相，也很难得! 这段对话反映了姚崇为政的一个突出特点，这就是务实、变通。姚崇亲身经历了从武则天到唐玄宗初年的动荡时代，在此期间，酷吏滥刑，权幸擅权，崇佛建寺，请托封官，是误国病民的严重弊端，在缓和与解决这些问题的斗争中，姚崇均作出过积极的贡献。
姚崇头脑清楚，思维敏捷，始终关注着国家的治乱。神龙元年(705)，张柬之、桓彦范等联合发动了诛杀张易之、张昌宗兄弟的政变，逼迫老病中的武则天交出政权，恢复了唐中宗的帝位。当时姚崇任武灵道大总管并挂有宰相的头衔，恰好因事回到洛阳，积极参预了这场安唐的斗争，并作出了贡献，为此他被封为梁县侯。
武则天时期，姚崇做过相王府长史。景龙四年(710)，相王即位，是为睿宗。姚崇以其聪明才智和相王故旧之因再次被拜为宰相。当时，太平公主野心勃勃，擅权干政，并时时企图动摇太子李隆基的地位。在朝的部分皇室诸王也大权在握，严密地控制着禁兵，这些是当时朝廷上最为严重的动乱因素。为保证国家的安定，鉴于历史教训，姚崇与宋璟一起密奏睿宗，请令太平公主迁往东都，罢去诸王手中的兵权，改为地方刺史。昏庸无能的唐睿宗竟然将这些话透露给太平公主，太平公主闻言大怒。由于太平公主尚控制着朝政，太子李隆基慌了手脚，他玩起了明黜暗保的计谋。他指控姚崇等挑拨睿宗与太平公主的兄妹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姚崇被逐出朝廷，赶到申州做了刺史。睿宗朝，他又先后在徐州、路州、扬州、同州做地方官。唐玄宗即位以后，又立即起用姚崇，于是他又三致相位并位居诸相之首。
玄宗即位之初，励精图治，任贤纳谏，每事必访姚崇，姚崇也对答如流，言无所隐。他曾就当时朝政的种种流弊，事关社稷的十件大事上奏玄宗，并征询玄宗的意见。其主要内容有：第一，禁滥施淫刑，以仁义为本，治理国家，稳定社会;第二，禁穷兵黩武，三十年内不虚求边功; 第三，严禁宦官干政乱政; 第四，不准皇亲国戚任台省之官，废止靠请托而委任的“斜封”、“待阙”、“员外”等冗滥官员; 第五，执法首先从皇亲、国戚、近臣开始，禁止贵幸恃宠坏法，以示至公;第六，废除租庸调正赋以外的一切苛捐杂税; 第七，禁止大肆建造道观佛寺，以免耗资伤农，涂炭百姓; 第八，禁止前朝皇帝玩弄大臣的弊风，皇帝对朝臣要待之以礼; 第九，皇帝要虚心纳谏，使百官得以直言得失; 第十，吸取两汉时期外戚乱政、危及国家的教训，不蹈历史覆辙。玄宗出于拨乱反正的需要，基本上接受了姚崇的十项建议，举朝上下为玄宗除弊兴利的决心和得到忠正之臣而兴高采烈，舞蹈欢呼。这十项建议是唐玄宗开元时期的施政纲领，姚崇此后的多种举措也是在此指导下进行的。
姚崇之所以将禁止滥施淫刑以理制国列为首要目标，是有着惨痛历史教训的。武则天当国时期，重用酷吏，大开告密之门，制造了大量骇人听闻的冤狱，搞得满朝文武人人自危。当酷吏来俊臣等因事被诛以后，武则天曾对昔日屡兴大狱一事问过左右大臣。侍郎姚崇曾在刑部任过职，他办案公道，保护过不少蒙冤受屈的官员，对那一段恐怖的岁月记忆犹新。他针对武则天提出的问题直言不讳地说： “自垂拱(685—688)以来，许多大臣被诬告以后身死家破，都是在酷吏严刑下制造的冤案。当时的告密者以此获功，天下号称罗织，情况比汉朝的党锢之祸还要惨烈。陛下虽然曾派人到狱中覆查，但被派去的人也自身难保，怎么敢推翻原案呢?被问的人若要翻案，又怕重新遭到毒手。全靠上苍保佑，陛下醒悟，除去了凶逆，朝廷才得以安定下来。从今以后，我愿以自己的脑袋和举家百余口老少的生命为担保，保证朝廷内外官员没有谋反的人。”姚崇还建议武则天以后再接到告密的文书，只管收存起来，不须交有司追查。如果事后证明某人确有逆谋，他自己甘愿承担知情不举的罪名。姚崇虽然说得婉转，但却直接批评了武则天时期的政治。由于他耿介正直，所言又均是事实，所以武则天非但不怒，反而感到高兴，并赏给他白银千两。
玄宗时期，姚崇仍然坚持反对酷吏的斗争。开元二年(714)，武则天曾重用过的酷吏周利贞等13人，依然在朝内外任职，并掌握了一定的权力。姚崇担心他们旧恶不改，兴风作浪，就将他们统统削职免官，赶出京师，流放到地方，并明确规定对这些人终生不再叙用。
除惩治酷吏外，姚崇还针对朝廷上存在的官僚机构臃肿、选官混乱、皇亲国戚居于要津和干政坏法的弊政，进行过坚决的斗争。在玄宗即位前的八九年间，朝廷曾发生过五次政变。在这种政局动荡而混乱时期，公主后妃，皇亲国戚，宠臣近幸，利用他们与皇帝的特殊关系，通过向皇帝求情请托等手段，由皇帝直接颁下敕书任命官员，用“斜封”交给中书省办理，以这种不遵成式的方法委任的官员被称为“斜封官”。这些人一旦得势，就卖官徇私，联朋结党，违纪坏法，侵暴百姓，导致了政出多门、败坏吏治的严重后果。由于铨官制度的混乱，斜封官众多，出现了冗员滥吏充斥公府的现象。先天(712—713)年间，宰相竟达17人之多，以至于闹到宰相、御史及员外官办公时连个座位都没有的地步，当时被戏称为“三无座处”。宰相萧至忠在谈及这种现象时曾说过： “台寺等衙署内，穿三品以上官服的官员到处挤得满满的。”姚崇针对这一弊政，联合宋璟上书玄宗，力主停废“斜封”官的作法。在征得玄宗同意后，他们罢斥“斜封官”数千人。接着姚崇又与宋璟一道对整个文武百官的考核、任免等进行整顿和划一工作，一度使朝廷出现了赏罚公平、请托不行、纪纲修整的新局面。但一部分权贵仍然我行我素，继续干着请托违法的勾当。开元二年，申王李成义未经有关部门同意，私自奏请玄宗，把申王府中的阎楚珪从九品的录事破格提拔为正七品的参军。这种依恃私情滥任官吏的作法，是以前“斜封官”的故伎重演。姚崇获知后立即上书玄宗，认为量才授官的权力必须归于有司，如果仅以亲故私情就任意许以官爵，必定会破坏朝廷的纪纲成法。由于姚崇的据理力争和坚决反对，唐玄宗只得收回提升阎楚珪的成命。
开元初年，玄宗的弟兄以诸王的名分在朝主掌禁兵，这对朝政来说是潜在的动乱因素。开元二年，姚崇协助玄宗，依次收回诸王军权，改任为外州刺史。并规定，诸王到地方以后只掌管大政，其他州务均由长史、司马等僚佐主持。从此以后，诸王只享有宠荣的爵位，不再操纵实际军政大权，从而失去兴兵作乱的资本。
姚崇在裁减冗员，停废斜封官的同时，还注意用封建法制约束官吏，对违法乱纪者，即使皇亲国戚也决不宽贷。开元二年，薛王李业之舅王仙童，依仗权势，横行不法，遭到御史弹劾。薛王李业向玄宗求情，为其舅父开脱罪责。玄宗碍于亲情，下诏重新审理，意思是要宽免。姚崇、卢怀慎则认为王仙童罪状确凿，御史所奏并未冤枉他，因此不可宽纵。在姚崇的坚持下，玄宗只好同意依法制裁。此后皇亲国戚的气焰为之收敛，很少有人再敢明目张胆地以身试法了。
姚崇在为政之余注意思考致治安邦之道，曾提出过许多有益的见解。他撰写过《五诫》一书，其中的《持衡诫》中指出：从政作官必须力求公平无私，力争做到毫厘不差、锱铢不惑、轻重不疑; 对官吏提出存信义去欺诈、以大公灭小私、智者不可欺辱愚者等要求。这实际上是他对百官提出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他要求官吏严格遵守，自己也能身体力行。张说历来与姚崇不和，但姚崇死后，张说在为其撰写的碑文中也不得不赞扬姚崇，说他言论足以规范社会，行为堪称人们的师表。姚崇在政治方面的举措，为开元盛世的到来创造了必要的政治条件。

三

姚崇深知用人之道是兴邦致治的根本，所以从他踏上仕途开始就十分关注官吏的选拔、任用和督察。长安四年(704)，武则天委任姚崇担任灵武道安抚大使。临行前，武则天让他为朝廷推荐宰相的人选，姚崇立即荐举张柬之，并对武则天讲：“张柬之沈厚有谋略，能果断处理重大政务，但此人已经老迈，希望陛下尽快起用他为宰相。”以前，狄仁杰曾两次向武则天推荐过张柬之，张柬之每被推荐一次，就升迁一次，但始终未登上宰相高位。这时张柬之已是80高龄之老翁，武则天立即擢张为宰相。张柬之入相以后也不负时望，第二年，在武则天病重期间，他联合桓彦范、敬晖等朝臣，当机立断诛杀张易之、张昌宗兄弟，迫武则天交出政权，恢复了唐中宗的帝位。
姚崇在用人方面的气魄也是一般朝臣所不能比拟的，他敢于在政敌的营垒中，选取那些有骨气、重节义的有用人才。新兴王李晋因为曾参入太平公主谋害唐玄宗的阴谋活动被捕，王府中原来的僚属见李晋已经垮台，纷纷避难逃亡，只有司功李撝徒步跟随着落难的主子新兴王，并仍不失其原来的礼节。李晋被处死以后，李撝又抚尸大哭，尽了一个部属的义务。姚崇听说此事后感叹不已，认为李撝之举，可与西汉初年栾布哭彭越一事相提并论，李撝是一位忠心可嘉的义士。他担任宰相以后，立即提升李撝为尚书郎。
姚崇也珍惜人才，保护过一些有功的大臣。开元二年，曾在诛诸韦、粉碎太平公主阴谋的斗争中立有大功的刘幽求被人所告，说他自被罢去宰相之职以后，心怀怨望，出言不逊。玄宗诏命交紫微省审理此案，刘幽求对这种处理表示不服。姚崇了解实情，他对玄宗讲： “刘幽求等都是有功之臣，刚从宰相之高位调任太子少保的闲职，即使有些牢骚，也在情理之中。
他本来功高位重，深受陛下宠信，如果一旦打入大狱，恐怕要惊动朝野。”在姚崇的救护下，刘幽求得以免去狱中之苦，只被贬出京师，到睦州担任了刺史。
姚崇在选用官吏方面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他洞悉官吏队伍的现状，不搞一刀切，既注意官吏的选拔，又重视对官僚队伍的监督检查。开元三年(715)，唐中央政府内部针对是否继续向地方派遣按察使一事发生了分歧，出现了争论。有人认为，按察使只能干扰地方官的公务和私事，要解决地方官员廉政问题，只须认真简拔刺史、县令的人选即可，因此提出停止向地方派遣按察使的意见。按察使是唐朝初年仿效汉代刺史制度设置的一种新的官职，他的主要职权是巡察各道，了解民情，考核吏治。景云二年(711)，全国分置十道按察使，遂成为常设官员。按察使的设置是强化对地方官管理监督的有力保证，它的有无是关系到州县吏治好坏的重要问题。唐玄宗对此采取了审慎的态度，他命令尚书省就此议奏。姚崇对玄宗说： “朝廷现在只选择十个按察使，仍然担心所任非才。现在全国有300余州和为数更多的县，要保证所有的县令、刺史都称职，谈何容易!”因此他力主坚持按察使制度，并得到玄宗的同意。
开元四年(716)，年已67岁的姚崇辞去相位，他推荐广州都督宋璟入朝为相，继承了他的事业。

四

姚崇不光是一位杰出的封建政治家，实干家，而且也是一位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无神论者。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姚崇反对佛教的欺骗宣传，不相信“天命论”; 他重视实际，重视农业生产，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不同程度地坚持和继承了我国古代业已存在的“人定胜天”的唯物主义思想。
唐朝佛教盛行，上自皇帝皇后、达官贵人，下至豪绅富户，一面利用佛教进行欺骗宣传，一面从中捞到好处。尤其到了唐中宗时期，情况更为严重，公主、外戚等权幸竞相营造佛寺，大量劳动者被度为僧尼。因为唐朝政府规定，凡是出家之人，都享有免除赋役的特权，因此一些富户强丁也纷纷出家，以逃避国家赋役。佛教的泛滥，不仅大大减少了社会劳动力，影响甚至破坏了社会生产，而且也使政府控制的交纳租庸调的对象越来越少，唐朝政府的国库收入为此而大受影响。针对这一股于民无益，于国有害的建造侍佛、度民为僧尼的浊流，姚崇拟表上奏玄宗。他以历史上佞佛丧邦的教训为鉴戒，指出当时这股度人为僧的逆流破坏了国家的大法，提出了清理寺院、沙汰僧尼的正确主张。玄宗接受了他的建议，于开元二年下令进行清查，迫使1. 2万多名僧尼还俗，重新回到土地上，增加了政府控制下的劳动人手; 还明确规定：自今以后不得擅自建造寺院，禁止百官之家与僧、尼、道士来往，不许民间任意铸佛象、写佛经。这些严厉的举措使那些热衷佛事的达官显贵大为震动，其滥造佛寺、妄度僧人的不法行为受到遏制。难能可贵的是在这场斗争中，姚崇所表现出的反对佛教的战斗风格和无神论思想。他认为，“佛”不应求诸于外界，而应该求诸于内心，只要立政行事出自善良的愿望，着眼于社会利益，使社会太平安定，让百姓富足欢乐，就是佛身。他这种思想，在其临终的遗言中得到了进一步阐释。他说：何谓佛? 佛就是觉悟，而觉悟就在于人心的修养。只要坚持平等慈悲的思想，多为国家、百姓行善政，做善事，不行滥政，不作坏事，就具备了佛的要求。这些是姚崇在几十年仕途生涯中关心国家治乱、注重社会生产、恤民救荒活动的重要思想基础。
姚崇具有某些唯物主义思想还表现在他不相信“天命论”。在封建时代，“天人感应”、“天人相通”的封建迷信思想根深蒂固，统治者经常将纯粹的自然现象与社会、政治、人事扯到一起，为其统治服务。这种思想在唐朝的多数大臣中有着广泛的市场。开元五年(717)正月，玄宗准备到东都洛阳去，此举不完全是为了巡游，而是因为关中农业歉收，供应不足，玄宗到东都以后，可以减轻向关中运送粮食的压力。恰在此时，太庙四室突然坍塌，这在当时看来是一件非同一般的大事。玄宗问宰相宋璟、苏耮，太庙何以会无故倒塌?他们解释说，太上皇去世不到一年，三年的丧期未满，似不应巡幸东都，太庙此时倒塌是老天告警。他们劝玄宗相信天命，遵守礼制，上达苍天，不去洛阳。玄宗听后一时拿不定主意，于是又将已经告退的老臣姚崇召来，征求他的看法和意见。姚崇认为，太庙所用的木料，因年代久远已经腐朽，此次倒塌又凑巧发生在陛下巡幸之前，这纯属偶然的巧合，既没有大惊小怪的必要，更不用害怕。姚崇的言外之意，是说老天并不会干预人事。虽然有的大臣对姚崇之论持有异议，但玄宗还是如期去了东都洛阳，以实际行动表明他赞同姚崇的看法。
姚崇轻天命、重人事的思想集中表现在他倡导并坚持的大规模灭蝗活动中。开元三四年间，山东(时指崤山以东，大致包括今河南、河北、山东等地)一带连续发生严重蝗灾。当时，蝗虫横飞，铺天盖地，蝗虫所到之处，禾苗被一扫而空，严重的蝗灾使百姓流亡殆尽。在“天命论”和封建迷信思想的影响下，多数人认为这是老天降下的灾害，再加上佛教好生恶杀的欺骗宣传，朝廷上下，面对蝗灾束手无策，不少百姓只能在地头田畔焚香膜拜，祈求上苍降福消灾，眼睁睁地看着肆虐的蝗虫而不敢捕杀。在举国上下重天命、轻人事一筹莫展的时刻，姚崇上言玄宗，积极主张捕杀蝗虫。他认真而客观地分析当时的形势，认为蝗灾损害了田主和百姓的实际利益，因此他们能够不辞辛苦地参加灭蝗救灾活动。他还根据夜间蝗虫会自动投火的习性，提出灭蝗的具体办法。这就是：夜晚在田野点燃柴草，在旁边挖掘土坑，一边焚杀投火的蝗虫，一边埋到坑中。姚崇充满信心地说： “只要上下齐心合力，蝗灾一定可除。”为了保证灭蝗救灾工作的顺利进行，在得到玄宗批准的情况下，姚崇又向蝗灾地区派遣御史，并取名“捕蝗使”，分赴有关州县，督促指导地方上的灭蝗活动。姚崇灭蝗的思想和主张却遭到来自朝廷和地方两个方面守旧官员的非议，他们议论纷纷，惊惶失措，均认为不便捕蝗。黄门监卢怀慎喋喋不休地说，蝗虫是老天所降，并非人力所能消除，过多地捕杀蝗虫会大伤祥和之气等等。姚崇列举了古代许多杀生得福的历史故事，驳斥了卢怀慎的非难。他着眼于农业生产和百姓的切身利益，坚决地表示：我们杀虫是为了救人，如果说杀虫救人也能引起祸患的话，那么我姚崇愿意一人承担。在地方上，一些官员也忧心忡忡，以种种理由抵制灭蝗救灾工作，汴州刺史倪若水即是这种人的突出代表。他一方面拒绝捕蝗使的督察指导，置朝廷的捕蝗指令于不顾; 一方面具折上奏玄宗，振振有词地大谈一些陈词滥调，说什么： “蝗灾乃老天所降，自应以修德的方法感动上苍，使之除灾赐福。”姚崇知之大怒，他立即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巧妙方法，修书驳斥倪若水说： “据说古代贤良的地方官，连蝗虫也不敢进入他的辖区境内。如果象你所说修德可以免灾的话，那么你境内的严重蝗灾岂不是因你不修德政所致! 他严厉警告倪若水不要犹豫徘徊，自招悔恨之罚。在姚崇的督迫下，倪若水才按要求在汴州开始灭蝗工作，仅此一州捕杀的蝗虫就多达14万石，被投入汴水的蝗虫不计其数。在姚崇的亲自主持和促令下，山东各地百姓奋力灭蝗，蝗虫灾害因此逐渐得到控制，使山东地区的人民避免了一场更大的灾难。
姚崇担任宰相期间以兴利除弊为己任，他在做地方官时，也注意保境安民，有着多方面的建树。他治理杨州，政治清明简肃，当地百姓为他刊碑记德。据说姚崇在荆州任满离职时，全境的吏民百姓哭泣着拥在他的马前，人群堵塞了道路，舍不得他的离去。为挽留他，他所乘坐的马匹，用过的马鞭马蹬等也被当地百姓强行截留下来。此事足见境内民众对这位父母官的依恋之情。

五

姚崇在伴君辅政的二十年间，不仅在治国安邦方面作出过重大贡献，他还深明君臣大义，与有作为的君主和正直无私的大臣保持着相知相容的关系，留下许多感人的故事。
神龙元年(705)，姚崇出于尽忠李唐王朝的信念，参入了张柬之等大臣发动的诛二张的重大政治斗争，迫使年迈多病的武则天传位于唐中宗，重新恢复了李唐的天下。但是，在武则天当政时期，由于姚崇论事公正明析，奏言合乎情理，所以深得武则天的赏识和重用。他虽然出于尽忠李唐王朝的大义，预闻了诛二张的活动，但对武则天仍然是一往情深。中宗复位以后，恢复了大唐的国号，尊武则天为太后。不久，朝廷就将武则天从她原来居住的长生殿迁移到上阳宫，这件事情表明武则天当政时代的结束。当中宗率群臣前往问安的时候，大家都欢欣鼓舞，互致庆贺。可当时的宰相姚崇却呜咽流涕，大哭起来。他的表现引起张柬之等大臣的不满，于是警告姚崇说：“这岂是流鼻涕的时候，你的祸患恐怕就要从此开始!”但姚崇十分坦然，他说： “我事奉则天皇帝为时已久，君臣相知，现在突然辞别她，发之内心的悲痛之情，实在控制不住啊! 昨天我跟随诸公诛二张，讨奸逆，是出之于忠于李唐王朝的臣子之义，不敢妄谈功劳; 同样，今日离别旧君武则天而痛心流涕，也是做臣子应尽的节操。如果真的因此而获罪，实在是心甘情愿。”当天，姚崇被调离朝廷，到亳州(今安徽亳州)做了刺史。
玄宗即位以后，姚崇再次入朝担任了宰相。在开元初年的政治活动中，姚崇抑制权贵，直言诤谏，拒纳贡献，不与朝臣结邦拉派，又取得了玄宗的信任。每遇军国大事，玄宗亲自垂问; 姚崇也知无不言，言无所讳，对答如流，显示了他从政致治的杰出才能。在此前提下，君臣之间形成了历史上少见的亲密关系。开元元年，姚崇曾就一批职务较低郎吏之类官员的考核升迁等问题启奏，请玄宗裁决指示。对姚崇所奏之事，玄宗毫无表示，他时而环顾左右，时而仰视大殿，任凭姚崇再三请示，玄宗依然金口不开。玄宗的表现搞得姚崇一时摸不着头脑，只得畏惧而退。原来在唐玄宗看来，他独任姚崇，除涉及到朝廷大政要务须奏报议决外，一般庶务就应该由姚崇按规定自行处理，像郎吏这种地位卑微人员的考核升迁之事，他就不一一插手，干扰姚崇的公务。当姚崇得知玄宗的真实想法以后非常高兴，满朝文武也都钦佩玄宗这种总大纲、舍细务的为君之道。从此以后，姚崇对玄宗更加直言无隐，他独当一面，尽职尽责; 玄宗对姚崇也越发宠信不疑。姚崇每次拜谒皇帝，玄宗常常是高兴地站起来，以示迎接之诚意。当姚崇退朝离去时，玄宗又总是直接送到殿前的平台之上。后来李林甫做了宰相，玄宗对他的宠信虽然超过了姚崇和宋璟，但像这种发自内心的礼遇却是李林甫未曾享受过的。
姚崇虽然长期居于宰相之高位，为国事操劳半生，但他却始终没有一所像样的专用宅第，全家老少住在离朝廷较远的地方。退朝之后，有时回家不便，就寄宿在附近的罔极寺之内。有一次，姚崇因患疟疾不能上朝视事，玄宗对此十分焦虑和关心，他每天都要多次派人前去探望，了解姚崇的起居饮食及病情。在姚崇生病期间，宰相源乾曜上奏朝政时，如果所言称旨，玄宗就说： “这必定是姚崇的主意。”如果所言不称旨，玄宗则说： “你为何不先与姚崇商议一下再上奏?”源乾曜也钦佩姚崇的才能，所以每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玄宗常常让源乾曜亲自到罔极寺询问姚崇处理的办法。后来源乾曜奏请玄宗批准将生病中的姚崇迁到中书省的四方馆，并允许其家人入四方馆护理，玄宗立即准奏。但姚崇却认为四方馆内藏有大量的政府档案文书，不是身患重病的人所宜居住的地方，所以他谢绝了玄宗的美意。玄宗听说后十分动情地说： “设四方馆就是给百官用的，让你去住，是为了国家的公务。我恨不得让你住进皇宫，搬进四方馆有什么可以推辞的!”君识大体，臣明大义，唐玄宗与姚崇结成的君臣关系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六

姚崇作为一代名相，在拨乱反正、兴利除弊、救灾恤民等方面均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他历事四朝，官场上尔虞我诈的残酷斗争也深深地影响着他，所以他在为人的品德方面也就难以始终如一了。为了自固，也为了对付他认为的异己力量，姚崇也不时地使用权术，搞些一般人难以发觉的小动作。
开元元年，玄宗打算起用姚崇为宰相。当时的宰相张说出于嫉妒，就指示人弹劾姚崇，玄宗对此置之不理。张说又指示人向玄宗建议，任命姚崇为河东总管，又被玄宗识破。为此，提建议的人差一点丢掉脑袋。姚崇当上宰相以后，张说紧张起来，为了寻找政治靠山，他经常偷偷地到玄宗的弟弟岐王府上搞关系，走门路。朝廷大臣与诸王私自交往是当时朝廷之大忌，张说犯此忌讳，其把柄很快被姚崇抓住，但却不直接加以揭发。有一次，姚崇在便殿奏事后退朝时，拖着好像有病的腿走在其他大臣后边。玄宗叫住他，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 “我的脚坏了。”玄宗又问： “是否很痛?”他回答道： “我得的是心病，而非脚病。”接着他对玄宗说： “歧王是陛下喜爱的弟弟，张说是朝廷辅臣，他经常秘密地乘车去歧王家，恐怕要坏事的，所以我感到非常忧虑。”他的一席话，很容易使玄宗记起中宗朝、睿宗朝诸王公主勾结权臣祸乱朝政的惨痛教训。此后不久，张说就被贬为相州(今河南安理)刺史。
张说在当时也是个有影响的人物，他与姚崇一直不和，两人的明争暗斗直到姚崇临终前也没有结束。据传说，在姚崇弥留的日子里，他还告诫自己的儿子，要严防张说报复，他根据张说贪财好货的弱点，亲自设计了对付张说的方案。他对儿子说： “我与张说结怨很深。我死了以后，出于礼节，他也会前来凭吊，你们可将我平生所用的珍宝器皿陈列出来，他平日酷爱这些东西。如果他来后看都不看一眼，那你们就要作好准备，我家将面临灭族之灾; 如果他总盯着这些东西，那就可以放心了，你们趁机将这些东西送给他，并请他为我撰写神道碑。得到他撰成的碑文后，要立即抄写，并呈报皇上，还要准备好石料，刊刻成碑。张说比我反应要迟钝些，但过几天之后，他会后悔的。如果他派人来索回碑文，就告诉他说已报请皇帝批准，并将刻好的石碑拿给他看。”姚崇死后，张说前来吊丧，以后发生的一切都在姚崇的预料之中。张说索回碑文的计划落空以后，无可奈何地说： “死姚崇犹能算计活张说。”
姚崇不动声色地排斥魏知古也能看出他的为人。魏知古原来是一名位微秩卑的小吏，由于姚崇的引荐，逐渐升为宰相，成为当时一个颇有影响的大臣。由于魏知古是由姚崇荐举的，所以姚崇逐渐看不起他，并于开元二年把魏知古排斥到东都洛阳，负责那里吏部考选取士事务。此时姚崇的两个儿子也在东都任职，他们知道父亲对魏知古有提携之恩，因此在科举选士中曾找魏知古通款说情。魏知古回朝时将这一情况透露给唐玄宗。有一次，玄宗与姚崇闲谈，曾试探着问姚崇说： “你儿子的才能和品德如何?现在担任什么官职?”姚崇非常机敏，他很快猜透了玄宗的本意，所以就主动而坦率地将两个儿子在东都的情况讲了，并说两个儿子“欲望颇多，但做事不甚谨慎”，可能在东都有向魏知古请托舞弊之事。唐玄宗原以为姚崇会隐瞒儿子的过失，当听到姚崇讲出实情后非常高兴。他问姚崇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姚崇说： “魏知古本来是由我引荐的，我两个儿子必定认为魏知古会感激我的恩德，才敢贸然前往求情。”这一席话使玄宗觉得姚崇无隐无私，人格高尚，而魏知古有负于姚崇，因此要罢斥魏知古。姚崇在巧妙地对付了魏知古以后，又劝玄宗说： “臣的儿子不好，干扰了陛下的大法，陛下不追究其罪责已是很宽容了。如果因此而罢斥魏知古，天下之人必定认为陛下有私于我，这样就会有损陛下的声誉。”玄宗当时虽然同意了姚崇的意见，但为时不久，还是将魏知古左迁为工部尚书。
开元四年，发生了两件事对姚崇的影响很大。一件是他的两个儿子旧习不改，在政事活动中，广通宾客，接受馈赠，成为一时的舆论中心; 一件是姚崇信任的中书省主书赵诲，私自接受胡人的贿赂，被人告发。玄宗亲自审问后，定为死罪。姚崇为此亲自出面营救，引起玄宗不满。由此，年迈的姚崇感到自己再居相位，已不识时务了。于是他引咎自责，屡屡上表辞职，并举荐广州都督宋璟自代。当年年底，这位三朝为相的老臣被罢去宰相职务。宋朝人在评论姚崇辞相举荐宋璟一事时说： “姚崇退避相位，推荐宋璟自代，真可谓贤人识贤人。”
开元八年(720)，唐玄宗又授予姚崇太子少保一职，姚崇以年老多病之故，辞而不受。开元九年(721)，这位开元名臣去世，终年72岁。在他辞世之前，就将田产分给子侄，令他们各守自己的份额，不要为争夺遗产而发生纠纷。他还留下遗嘱以告诫子孙，在一千多字的遗嘱中，对当时社会上盛行的厚葬弊俗和尊崇佛道的风气进行了分析批评，要求子孙在他去世后进行薄葬，也不必为他抄经画像，搞那些毫无实际用处的形式。

唐朝 姚崇生平简介？姚崇历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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