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范纯仁生平简介？范纯仁历史评价？

Posted 2022-05-16 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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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范纯仁生平简介？范纯仁历史评价？

范纯仁

绿树掩映的永州(今湖南零陵)东山寺，远远望去，恰似一幅世外桃园的美景。但被贬在此居住的范纯仁却无避世之心，这位徒有一腔抱负，却无法施展才干的前任宰相，此时已近暮年，岁月之痕抹不去他一脸的忧患，他翘首北望，胸系宋朝的社稷江山。这种忧患，伴随着他一步步走上黄泉之路。

一

范纯仁(1027—1101)字尧夫，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范仲淹之子。范仲淹乃一代文人大师，道德、文章为人称道，社会名士莫不仰慕而至。范纯仁在此氛围中耳濡目染，渐渐表露了他的文学才华，以文会友，结交了许多社会名流。范纯仁与他们一起出游，一起学习，胡瑗、孙复、石介等都是纯仁的至交。几人经常一同出游，观赏名山大川，陶冶情操，一路诗文，一路豪情。白天游乐，晚上相聚一起，或论文学，或对时政大发感慨。宋朝自建国以来，积贫积弱局面日渐形成，到宋仁宗时，社会危机日益严重，当时一部分地位较低的官僚，看到北宋社会潜伏着的种种危机，不断向宋仁宗发出了要求改革的呼声，宋仁宗从自己本身利益出发，起用范仲淹进行改革，但是庆历新政只经过短短的一年时间，便在反对派的攻击下遭到失败。这不能不给范纯仁以深刻的影响，他性格中保守的一面也由此产生。但是，范纯仁并没有因此而消沉，而是更加刻苦攻读，经常通宵达旦，彻夜不眠，希望有朝一日有所作为。由于经常掌灯夜读，致使帐顶日久灯熏，呈墨黑色。当范纯仁为官离家时，夫人为其收拾行装，摘下罗帐，见此情景，十分感慨，把它拿给子孙看，感叹道： “人人说你父亲勤奋好学，夜以苦读，何以见得?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走的都是一条科举考试，入仕做官之道，范纯仁也不例外。皇祐年间(1049—1054)，范纯仁通过科举考试，中进士。纯仁学富五车，自认为是国家栋梁，但为了父母，一直未外出做官，乃父范仲淹去世，范纯仁方为官，以著作佐郎知襄城县，之后历任襄邑县知县，蕲州(今湖北蕲春县南)、庆州(今甘肃庆阳)、齐州(今山东历城)、永州(今湖南零陵)等地方官。其间，官场风云，使他几经沉浮，尝尽了人生百味，看遍了尊荣与贫穷，更加深了他对劳动人民的同情。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感情，在他担任地方官期间，从下层人民的利益出发，治理社会，提高民力，做出了显著的成绩，被时人称道。

首先，以民为本，治理有方。“民”乃衣食父母，国家巩固、兴亡的根本。历代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都曾指出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范纯仁亦继承了这种“民本”思想。他从维护宋朝的社稷江山这一根本利益出发，在他治辖内，劝课农桑，提高民力，改善人民生活。在他知襄城县(今属陕西)时，襄城县里的老百姓，从来没有种植过桑树，也未养过蚕、织过布。范纯仁知悉这一情况后，马上行动起来。他脱下官服，换上老农打扮，走上田间地头，与当地农民交谈，了解情况。经过实地调查，范纯仁已经在酝酿着种桑养蚕的计划了。但是万事开头难，那些从未种过桑树的农民是不愿放弃祖祖辈辈的耕种方式的，他们有怀疑，也有顾虑，这是难免的，因为新生事物的出现需要有一个认可的过程，如果强迫，结果会适得其反。范纯仁对此早已进行了周密的考虑，想出了一个万全之策，这就是：首先命令那些曾经犯过罪的人种植桑树，谁种的好，长得茂盛，谁就可以减罪，以种植桑树好坏来量刑。如果收益颇大，人们必然会争相来干的。范纯仁此计划一实施，不到一年时间即见分晓，那些带罪种桑之人，大部分减了罪，不仅如此，还大获收益。之后，人们竞相种桑养蚕，生活渐渐富裕，生产力水平也大有提高。范纯仁的做法得到了百姓的赞扬，乡里人逢人便说： “范知县真是位好官，专为我们着想。”待范纯仁离开此地，百姓仍然不能忘怀，为记住他的功德，当地的人们把那一片片茂盛的桑林称为“著作林”。

其次，体察民情，体恤民苦。范纯仁在任地方官时，注重发展生产，提高社会生产力，注意农民的利益所得，深得百姓拥护，社会风气也尤为世人称道。在他治下，道不拾遗，夜不闭户，民风古朴。在范纯仁担任洛阳(今属河南)知县时发生的一件事就足以说明问题。一天，一名叫谢克家的人从河阳(今河南孟县)来洛阳办事，路经范纯仁治下的白司马坡(今属河南)，正在店内休息，无意间听到一老一少说话。一少年对一位坐在墙边闭目养神的老者急切地说： “你家的小黄牛不见了! ”老者似乎象没有听见一样，并不答腔，继续养神。少年见毫无反应，又提高嗓门喊道： “你家的小黄牛被人偷走了!”老者此时方睁开眼睛，但丝毫无惊诧之色，过了一会儿才缓缓地说： “也不必去找。一定是邻里要和我开个玩笑，把牛藏起来。”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谢克家听到这里，决心亲自审视一番。早就听说范纯仁治理之地，社会稳定，秩序井然，道不拾遗，夜不闭户，果真有这样一块富地?今天既然来到这里，又有如此绝妙时机，正好可以亲眼目睹，俗话说得好，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 想到这里，谢克家就走出店去，来到老者面前，问道： “老人家，您家的小牛犊被人偷了，你为什么漠不关心?”老者笑了，朗朗说道： “范公(指范纯仁)居此，孰肯为盗?必无此理!”谢克家还有怀疑，但一会儿，小牛犊回来了。谢克家点头称是： “老者的话果然有道理，民风果然淳朴。”

这种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局面也是范纯仁不畏强暴、严治地方官僚与恶霸的结果。在范纯仁担任襄邑(今河南睢县)县知县时，襄邑县内有皇帝牧场，牧场主自觉为天子近臣，地方官拿他没办法，所以横行霸道，目无法纪，其属下也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有一次，场主卫士放马，任意践踏周围庄稼，乡人敢怒不敢言。范纯仁得知此事后，立即上书皇帝，但他采取了比较委婉、也易于被皇帝接受的办法，在上书中他指出： “国家的兵饷、国库收入皆出于田亩交税，如果听凭这些人胡作非为，侵掠民田而不管，那么以后国家的税收从何而来?”没有了税收，支撑国家的经济支柱也就倾斜了，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是不愿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所以范纯仁从这样的角度来提出问题，立即得到了皇帝的支持。之后，天子牧场都划归知县管理，牧场主也不能再无法无天，目无法纪了。范纯仁这种为民请命的做法，解决了当时社会存在的痼疾，人民得以安居乐业，社会得以稳定。

再次，宽容治民。范纯仁治民，不以严酷，而以宽容著称。宽容，不是毫无原则的放纵，这也是范纯仁民本思想的具体体现。齐地民风凶悍，人多为盗贼，在范纯仁之前，齐州几任知州都是采用严酷政策来对付盗贼的，虽严犹未能根绝盗贼，致使监狱人满为患，社会动荡，不满因素日益加重。范纯仁担任齐州知州后，改弦更张，采取宽容的治民政策，以宽仁取代严酷。有人产生疑问： “前几任知州以严治尚不能解决问题，你用宽容治民，恐怕更行不通吧?”范公答曰： “宽乃出于性，假若采用严治，只能使他们驯服一时，如有时机，又会重操旧业，不能从根本上彻底根绝。只有宽待于民，方能治凶，彻底解决问题。”当看到拥挤不堪的关押窃犯的监狱时，范纯仁认为法不至死，当使他们效力国家，当即命令把所有因盗窃罪被关押的犯人释放。范纯仁把这些被释放的犯人召集在一起，分析了他们犯罪的原因，提出了对他们的期望。范公说： “你们本不愿当贼，有的可能是迫于无奈，原因很多，但可以既往不咎。我现在就释放你们，但有一个期望，就是希望你们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犯人们听罢感激不尽，有的泪流满面，当即表示要好好做人，不辜负范知州的一片殷切期望。待众犯人散去，官衙内一些人对范公的做法表示怀疑，议论纷纷，众说不一。范纯仁知道，现在无论他怎样解释也是无法打消一些人的疑虑的，所以，他并不对此浪费口舌，而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 “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到该年年底，齐州辖内盗窃案比上年大大减少了一半，众人莫不叹服。范纯仁也由此威名远扬。

二

范纯仁治理地方有方，深得民心，颇为时论所称道。鉴于他所做出的成绩，治平(1064—1067)中，得以升迁，被召为殿中侍御史。然而，官场风云变幻莫测，且入京做官比不得做地方官。京城中官僚云集，政客如雨，统治集团内的派系之争顷刻间可以使你青云直上，一夜之间又会使你步入危途。正直的范纯仁哪里是官僚政客的对手，在官场斗争中，屡屡败北，多次遭贬。但这并不能改变他的性格，他处处为宋朝的社稷江山着想，提出自己的建议。熙宁元年(1068)，神宗赵顼即位，范纯仁从陕西召还，任兵部员外郎，兼起居注舍人，同知谏院，这是一个能够接近皇帝的差事，极为显赫，也足见神宗对他的信任。在神宗召见时，神宗问： “陕西的城廓、甲兵、粮储如何?”范纯仁答曰： “城廓粗全，甲兵粗修，粮储粗备。”神宗一听，不得其解，忙问： “你是朕所倚重之人，为何所办之事皆言‘粗’?”范纯仁毫不隐讳，直言相告： “粗者未精之辞，如果做到这样，就足以抵御外寇了。”在此次召见中，范纯仁还劝宋神宗勿求边功。当时，由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已经发展为拥有强大武力的军事联合体，北方的契丹族建立的辽国也十分强大，不断侵扰宋朝的边境地区。宋神宗即位时刚刚20岁，年轻气盛，他不满宋朝自真宗以来对辽国和西夏的一味妥协退让，立志要统一中国，干出一番大事业，所以在边境地区积极用兵，造成军费开支的增加。此时范纯仁提醒他勿求边功，他意识到了这一点，边事有所收敛，开始注重内务。但到王安石变法，国力有所加强时，神宗再次想起他的宏伟大志，决心对西夏、辽采取军事打击，熙宁六年(1073)，取得了宋朝自开国以来对辽、夏战争的空前胜利。这胜利也冲昏了神宗的头脑，忘记了范纯仁的肺腑之言，宋神宗因此败在了对西夏的战争上。元丰八年(1085)三月，雄心大志的宋神宗由于西北边境军事上的失败在精神上受到沉重的打击，一病不起而去世。

神宗即位之时，社会矛盾已经比较尖锐，宋朝开国至神宗即位，已有107年，宋代的各种社会弊病到这时更加突出，国家财政空虚，各种矛盾日益激化，迫使朝廷不得不考虑如何改变国家日益贫弱的局面。所以宋神宗一即位，就立意改革，与王安石等改革派一拍即合，之后掀起了王安石变法的浪潮。王安石变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为了维护宋朝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为了巩固宋王朝的统治。当然，新法在实行过程中，尤其在初试阶段，难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过失，但却成为守旧派攻击的目标。

与王安石变法相比，范仲淹倡导的庆历新政是比较保守的，范纯仁在这一点上与其父有不谋而合之处。所以当看到过激的王安石变法出现问题时，就不加分析，大加指责，作为正直的大臣，反对王安石变法，完全出于对朝廷的忠心。他在给皇帝的奏书中写道： “王安石改变祖宗之法，掊克财利，民心不宁。”此时，守旧派发动了对改革派的强大攻势，内有司马光、范纯仁，外有韩琦、富弼，宋神宗经常为守旧派左右，在变法中摇摆不定，这时正想依重旧党，所以对范纯仁礼遇优重，范纯仁的建议均被采纳，称赞范是“他治理天下的监戒者”，给予极高的评价，加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由于和皇帝经常相处，范纯仁深知神宗求治心切，不免给势利小人以可乘之机。范纯仁直言神宗： “小人之言，听起来好象可以采纳，但真要照此执行，必会产生不良后果。”范纯仁反对变法，完全出于对宋朝的忠贞，毫无私心，不似其它一些顽固守旧派。当时任宰相的富弼，因为不赞成王安石变法，一直称病在家，不参予朝政。范纯仁指出： “应以天下之重为重，不以个人忧乐为先。”范纯仁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这体现了他一心为朝廷的忠心。

宋神宗虽然为守旧派所动摇，但他并不想就此半途而废，因为他的宏伟大志并没有实现，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还没有改变，所以在经过短暂的动摇之后，宋神宗又倾向于改革派，改革运动才得以摇摇摆摆地向前进。但是，守旧派也并没有停止斗争。此时的范纯仁对新法又有新的认识，虽然他依旧反对均输法、青苗法，认为王安石以富国强兵之术，启迪皇帝之心，批评王安石“欲求近功，忘了旧学”，但他提出了一些正确的见解，认为“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才不可急求，积弊不可顿革”，这对于正在进行的已出现许多弊病的变法无疑是极好的建议。但是没有被神宗采纳。由于范纯仁上书，言词激烈，直指王安石，王安石大怒，重贬范纯仁，知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徙成都路转运使。

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死，年仅10岁的哲宗赵煦登上皇位，但军国政事的一切最高决策权掌握在他的祖母宣仁高太后手中。高太后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后族首领，神宗在位时，就劝说赵顼不要轻易改变祖宗的法度，要求把王安石赶出朝廷。眼下她辅佐孙儿垂帘听政，位居太皇太后，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新法被废除，改革派的官员也先后被赶出中央政府，起用了大批守旧派人物。范纯仁也被召回，拜给事中。在高太后、司马光当政时，对于神宗赵顼在位时推行的一系列新法全盘否定，逐个废黜。一时间，朝野上下掀起了一阵清算新法之风，对此，范纯仁指出：对新法只去其太甚者为宜，象差役旧法断不能再恢复，因为王安石的“免役法”有利于社会发展，既然是好的，就不能一概而论，这反映了范纯仁对王安石新法的公正态度。

元祐三年(1088)，范纯仁以同知枢密院事进位宰相。范纯仁博大、忠笃，为人正直，在相位不循私情，立志革新士风，为天下称颂。首先，举荐人才，任人唯贤。在相位期间，范纯仁提出，以天下公议荐举人才，方能为朝廷觅得栋梁之才。范纯仁说到做到，为朝廷荐引贤能之人，所推荐的人都不知道是范纯仁推荐的他们，范纯仁也从未示恩于人，为当时的社会风气带了个好头。有的人就大为不解，对范纯仁说： “你身为宰相，为什么不笼络人才，让他们知道是出自你门下呢?”范纯仁说： “别人怎样做我不管。我但愿朝廷选用的都是刚正之才，如果是这样，还有必要知道出自谁的门下吗?”

其次，指出朋党之祸，引以为戒。元祐年间，保守派官员由于意见不一，分成了以程颐(洛阳人)为首的洛党，以苏轼(四川人)为首的蜀党，以及刘挚(河北人)为首的朔党，他们为了争夺政治地位，互相攻击，指为朋党。当苏轼遭言官攻击被贬时，其好友韩维亦被罢官。范纯仁不愿看到他们自相残杀，害怕朋党斗争愈演愈烈，就与文彦博、吕公著等共同商量，请朝廷制止。范纯仁在上书中指出： “朝臣本无党，但是善恶邪正各以类分。”并举出先朝事例加以说明。仁宗朝时，其父范仲淹与韩琦、富弼一同在庆历时任官，举荐贤才，推行新政，触犯了某些人的利益，被流言蜚语指为朋党，三人相继补外，为朝廷一大损失。当时的造谣者却弹冠相庆，高兴地说“一网打尽”。此事应该被皇帝引以为戒，并录欧阳修的《朋党论》进呈皇帝观阅。当时朋党之害，人们谈及色变，范纯仁不怕引火烧身，为韩维等人开脱，此举在当时并不多见，只有象范纯仁这样的正直之人才敢为之。象他为蔡确安州(今湖北安陆)诗狱鸣冤，即是最好的例子。蔡确为变法派，及高太后垂帘听政后，被贬往安州，写过几首诗，有人就借机报仇，说蔡确借写诗之机讥讽高太后，高太后下令将蔡确安置新州(今广东新兴)，新州属于岭峤蛮荒之地，贬到这里乃宋朝最重的处罚。范纯仁冒着被打成蔡确朋党的危险，向高太后请求免蔡确之罪，结果惹怒高太后，凡为蔡确说情，主持公道的，全被贬官。范纯仁亦被贬至颍昌(今河南许昌)。元祐八年(1093)复相。之后不久，高太后病死，哲宗赵煦亲政，开始正式施行起他的皇权了。这时，朝野内外都在静观局势的变化。不久，形势明朗了，元祐九年(1094)四月，赵煦改元为绍圣元年，正式打出了继承神宗事业的旗号，从此“绍述”之论大兴，国是从根本上改变了。十几天时间，变法分子接踵回到朝廷，元祐大臣相继被贬，范纯仁被贬至永州(今湖南零陵)安置，之后再未被起用，范公满怀一腔报国热血在一片无奈叹息中走完了人生之路。

三

范仲淹有一句传颂至今的名言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不仅自己这样做，而且严格要求家人，他的这种忧乐观对范纯仁影响至深。范纯仁做官，亦达到了这种境界，无论是担任地方官，还是身为宰相，他都以大公无私之心来辅佐朝廷。要完全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他为世人树立了一个好榜样。当他的一片忠心不被赏识，自己亦成为派系斗争的牺牲品而被贬永州时，他也能处之泰然，因为他无愧于心。当时宋哲宗亲政，大施恩威，范纯仁被作为旧党罢官，同被罢官的还有韩维等人。韩维的儿子为其父到处说情，曾找到当朝宰相章惇，说韩维执政时与司马光意见也不相同，结果得以免行均州。范纯仁的儿子也想试试。因为范纯仁对于司马光全部废黜新法表示过不同意见，尤其是对免役法，因为免役法的实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提高了社会生产力，范纯仁认为对新法不应该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废除，好的就应该保留，坚持下去。看来范纯仁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但是，范纯仁不同意儿子的做法，他说了一句话，充分表达了他的人格，这就是：“有愧心而生，不若无愧心而死。”

范纯仁一生坎坷，但平易近人，官至宰相，仍然保持一介平民的习俗，所得俸赐，广散众人，清廉家风，一世英名，为世人称道。他常以责己恕人教导子孙，“我平生所学，得之忠恕二字，一生都用不尽。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亲睦宗族，未尝离开忠恕二字”，告诫子孙“人虽至愚，责人则明;虽有聪明，恕己则昏。如能以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还怕不能达到圣贤地位?”范纯仁一生廉洁如一，以清苦俭约著称于世，但对人却十分慷慨、豪爽，广结名士，门下食客如云，尤其对于孤寒之士，更是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曾设广义庄，作布衾几十幅，送给寒士，人们都说： “孟尝君有三千珠履客，范公有三千布被客。”足见范纯仁之豪爽。

封建社会的名臣大官多以广揽名士为荣，名士争相结交之人必是才行高者。范纯仁品行高尚，且文学方面出众超脱，虽不及其父范仲淹，流传百世，但其俊美风格亦别树一帜，范纯仁留下的诗多为赞赏自然景色的，借景生情，表现了他对人生的感慨。其诗论附于范仲淹《文正忠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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