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 丁谓生平简介?丁谓历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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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 丁谓生平简介?丁谓历史评价?

丁谓

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崇奉祥瑞,沉湎于封祀,朝内一班大臣也极意屈奉迎合,希求加官晋爵,以固权势。当时即有“五鬼”之目。其一就是首倡祥瑞封祀之说的宰相王钦若,因状貌短小,项有附疣,被人讥讽为“瘿相”。其二则是以取悦皇帝,好言仙鹤的参知政事丁谓,被人称之为“鹤相”。

丁谓,字谓之,后改字公言,苏州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在他读书求学的早年,丁谓曾与蔡州汝阳(今河南汝南)人孙何是好朋友,俩人情投意合,常在一起切磋学问,诗赋唱和。

他们曾一起带着自己各人写的文章,去拜谒当时山东的名儒王禹偁。王禹偁看了他俩的文章后,大为赞许,非常推重,认为自唐朝的韩愈、柳宗元以来,二百年来始有此作,并当即赋诗一首相赠,以为鼓励: “五百年来文不振,直从韩柳到孙丁。如今何可令修史,二子文章似六经。”自此,丁谓与孙何皆以诗文知名,时人称之为“孙丁”。

淳化三年(992),丁谓参加三年一次的科举大考,孙何也同年赴京城应考。结果,俩人皆经省试(即礼部试)中第,以合格举人奏名朝廷,参加殿试。

这年三月,宋太宗亲自御崇政殿,并亲拟《騠言日出赋》的题目,复试合格进士。在此之前,朝廷规定,无论是省试,还是殿试等各级考试,都要考试诗赋。但当时文风日下,举子们争习浮华,崇尚数量和速度,因此考试过程中,常出现一刻数诗、一日十赋的低劣考卷。将作监丞陈靖为此上书朝廷,请求改革考试办法,采用“糊名考校法”等措施,“第其优劣,以分等级”,以救其弊。太宗采纳这一建议。故此次考试,考官们便十分注重考生考卷的质量,而不太强调试卷文字的多少,篇幅的大小。而恰恰在这次考试中,年仅17岁的会稽举子钱易还不到中午,所试诸题皆已答毕交卷,却因此被指为“轻俊”,没能被录取。经太宗最后审阅发榜,孙何等353人获进士及第、同进士出身。孙何高居榜首,得中状元。丁谓名列第四,当传臚唱名之时,丁谓以自己本与孙何齐名,现在却排名第四,心怀不平,略有微词。这事后来被太宗知道了,太宗说: “甲乙丙丁,丁谓合当排名第四,他还有什么话说。”

中进士后,丁谓释褐拜官,授大理评事,通判饶州(治今江西波阳)。一年以后,擢直史馆,奉旨以太子中允身份出任福建路采访使。他留心政事,察访利弊。还京以后,就福建等地的茶盐利害上书朝廷,引起太宗重视,遂任命他为福建路转运使,主管一方民政大事,颇有政绩,再奉召入为三司户部判官。

峡西路为太宗至道末年所设十五路之一,地跨今四川、湖北以及贵州部分地区,多少数民族居住,号称“蛮瑶”难治之地,这时发生峡西少数民族武装反抗宋朝政治统治的事件。为此,丁谓受命为体量安抚使,前往峡西路。他采取招抚的手段,平息了蛮族的反叛,妥善地处理了善后遗留问题,还奏称旨,得朝廷称赏,遂又被任命为峡西路转运使,迁官尚书工部员外郎。

到真宗咸平四年(1001),宋政府调整川峡行政区。分西川路为益州路和利州路两路; 分峡西路为夔州路和梓州路两路。丁谓再移任夔州路(治今四川奉节)转运使。

在此稍前,四川地区继王小波、李顺起义之后,益州(治今四川成都)部卒赵延顺恨钤辖符昭寿驭下苛刻,率众杀之,继而驱逐知州牛冕,拥护神卫都虞候王均为帅,建国号“大蜀”,年号“化顺”,举行武装起义。起义极大地震动了宋朝廷。宋政府为镇压起义,除派大量禁军入川外,又征调施州、黔州、高州、溪州诸少数民族壮丁为军,参与镇压起义。此举引起诸少数民族人民的不满和恐慌,他们也纷纷抗拒宋政府的兵役和劳役。为平息众怒和安抚地方,维护地方治安,丁谓即亲自到诸“蛮”聚居区,召见诸“蛮”酋长,申明大义,并传达宋朝廷对加入起义者“赦免不杀”的诏令,终于感动了他们,诸酋长表示“愿世奉贡”,并立下誓言,镌刻石碑之上,树立境内。

丁谓又以其地粟饶而乏盐,特奏请允准当地人民“以粟易盐”,开放食盐市场。因此,夔州、万州等地的诸少数民族纷纷到施州等地以粟米换盐,不仅解决了这些地区人民缺乏食盐的问题,同时也解决了施州等地驻军的饷粮,使各军营和边寨的饷粮蓄积可享用数年。另外也减轻了夔州等地人民的转饷之劳,丁谓的这些举措得到了宋真宗的首肯和赞扬。为表彰其政绩,真宗颁诏晋丁谓官刑部员外郎,并赐赏白金三百两。

不久,又有时称“溪蛮”的少数民族起兵进攻夔州。丁谓令商州、溪州等地的诸少数民族首领率部族士兵与宋军共同讨击之,擒获溪蛮人口六百余人,并将被溪蛮裹胁的汉族人口四百余人全部释放,然后又对溪蛮等族实行抚恤。为了加强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联系,丁谓还上书朝廷,说黔南蛮族善于养马,建议朝廷设立专门机构,选派人员,给以缗帛,每年收买马匹,还主持修建了夔州各地的城寨等基本工程。丁谓在夔州5年,谋划建置颇多。为此,真宗特令他举荐替代自己的官员上闻,然后调他入京,任为权三司盐铁副使。不久,再擢知制诰,判吏部流内铨。后出知郓州(治今山东东平)。

景德四年(1007),契丹军进犯河北(时泛指黄河以北地区),宋真宗下诏亲征,赴澶渊前线。为加强东线防御力量,特命丁谓以知郓州的身份,兼任齐(治今山东济南)、濮(治今山东鄄城北旧城)诸州安抚使,提举转运兵马巡检事。当时,契丹军日趋深入,河北各地民众惊恐万分,在契丹军到来之际,争相奔赴黄河杨柳渡口(位今山东东阿境内)过河,南逃避难。然而渡船夫却乘人之危,谋取暴利,索要高价,否则不予及时渡河。致使渡口拥挤,秩序大乱。为此,丁谓便将一位已判处死刑的囚犯假称是船夫,于黄河岸边斩首示众,船夫皆惧,遂不敢怠慢,尽渡民众过河。为了壮大声势,丁谓还借机将民众划分编组,令沿河手执旗帜,击刁斗,大声呐喊,呼喊声传至数十里之外。契丹军不知虚实,遂不敢贸然前进,后退去,使京东各地免遭战火焚掠。这年,宋朝与契丹缔结和约休战,史称“澶渊之盟”。

大中祥符元年(1008),丁谓复被召入京,任为左谏议大夫、权三司使,献所著《会计录》,以景德四年的民赋户口之籍与咸平六年(1003)之数相较,得其数奏入史馆存档。并建议今后以咸平年间的簿籍为基本数字,每年据此核算朝廷收支数额上闻。这一建议得真宗的诏准。丁谓因此加职枢密院直学士,从此,进入宋朝廷的最高决策阶层。

澶渊之盟后,宋朝君臣沉湎于宋朝的“胜利”之中。宋真宗更以日夜担忧的外部威胁暂时得以缓解,便自认为天下大治。遂后便在皇宫发现“天书”降临,继之泰山又降“天书”。于是有人即迎合真宗功成事就的自大心理,以天降祥符,怂恿真宗举行封禅泰山大典,来夸耀天下大治、威震四海的大功业。真宗听后心动,遂遣使祭告天地、宗庙、社稷、祠庙及各地宫观。但又觉得自秦皇汉武以来,皇帝亲赴泰山行封禅大典的仅有少数几代帝王所为。他也深知,若非真正达到天下大治、升平之世而行此大礼,也要为人所耻笑,不免有些犹豫。真宗尤其担心行此大礼,要花费很多,便特向丁谓问及经费问题,丁谓回答说: “三司总计尚有节余。”遂使真宗意决,封禅之议遂定。

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宋真宗率文武百官,赴泰山举行封禅大礼,丁谓奉命为计度泰山路粮草使,筹措资金八百余万贯,应付封禅开支。礼毕,真宗大赦天下,盛宴群臣,并诏定“天书”下降京城日为“天庆节”,“天书”降临泰山日为“天贶节”,并在京城建造“天书殿”。丁谓还得到龙图阁待制陈彭年的举荐,奉真宗诏命,负责选择人选,把封禅泰山的整个过程编写成《大中祥符封禅记》一书,留传后世。

稍后,真宗又决定在京城宫中选择空地营建为专门安放“天书”的玉清昭应宫。丁谓受命为修玉清昭应宫使,负责整个工程兴建。当“祥瑞”频至,举朝若狂之时,仍有一部分头脑清醒的朝廷官员如龙图阁待制孙奭等人,接连上疏,以累年水旱洊沴,各地谷价腾贵,饥馑居多,力谏真宗勿再劳民事神,务图虚名,不念民疲,不念边患,停止土木之功和大规模祭祀之举,要“谨于盈成,患于安逸”。真宗为此召问丁谓,丁谓回答说: “陛下享有天下财富,建一宫以奉上帝,并且以此祈求皇帝子嗣,若有人谏阻,陛下可以此向他们说明。他们便无话可说了。”于是后来当宰相王旦也密疏谏止兴建玉清昭应宫时,真宗便按照丁谓所言答之,王旦果然不敢再言了。

为了迎合真宗好大喜功的奢侈心理,丁谓拟定兴建的玉清昭应宫规模宏大,计划共兴建房屋2610间,整个宫殿将朱碧藻绣,极尽绝巧,枓栱栾楹,全部饰金。所用木材,也须是楩楠杞梓。还要从各地搜集奇宝异物、珍怪异石,充填其中。整个宫殿建成需要15年。真宗嫌时间太长,丁谓即勒令有关官员,督促工匠日夜施工,最后是费时7年完工。丁谓复任“天书”扶持使,迁官给事中,正式拜任三司使。

东封泰山以后,真宗以天书殿屡降祥异,复以郊天而不祀地为失仪,属意欲西祀汾阴后土神。大中祥符三年(1010)六月,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知府在丁谓等人的授意下,上书说本府父老僧道1290余人,状请皇帝亲祀后土。继之,京城百官将校、耆老释道共3万余人又伏阙相请。真宗问丁谓等人:“年景如何?”知枢密院事陈尧叟回答说: “秋苗茂盛,谷价低贱。”真宗又问: “国家财政如何?”丁谓回答道: “如今从京城到州县,府库充牣,仓廪盈衍。”真宗西祀汾阴的决心遂定,下诏定于明年春天幸汾阴西祀后土,并命以陈尧叟为祀汾阴经度制置使,以宰相王旦为大礼使,丁谓为行在三司使。

大中祥符四年(1011)正月,真宗在王旦、陈尧叟、丁谓等人的扈从下,奉“天书”为先导,从京都启程,历郑州、西京、陕州等地,抵达宝鼎县(今山西万荣西南荣河)奉祗宫,然后以封禅泰山的隆重仪式,祭祀后土地祗,刻石立碑。又下诏兴建会灵观等宫观,统由丁谓总领之。丁谓也因此颇得真宗赏识和器重,得赐价值数百万的尚衣玉带,迁官尚书礼部侍郎,复进户部侍郎,擢参知政事。由于丁谓善迎上意,他任玉清昭应宫使,每遇醮祭,必奏有仙鹤舞于殿庑之间。每有“天书”降临,他就奏有仙鹤前导。真宗出巡,他也常奏说有仙鹤迎绕前后。丁谓在奉旨记真宗东封泰山之事时,亦对人讲真宗宿奉高宫之夕,便有仙鹤飞翔宫上。当他擢升为参知政事后,故得“鹤相”之称。

大中祥符五年(1012)十月二十四日,真宗在早朝时对朝臣们说,8天前他曾梦见神人传达玉皇之命,让赵氏始祖赵玄朗降授天书。并说圣祖赵玄朗曾降临延恩殿,命他善抚苍生,毋怠前志云云。众臣听真宗这一番话后,齐声称贺。真宗于是再以“天尊降临”,诏告天下,遣使祭告天地、宗庙、社稷、岳渎、祠宇,上圣祖尊号,定圣祖下降日为“降圣节”。为此,丁谓与宰臣王钦若等奉命编撰成《圣祖事迹》一书藏之史馆。真宗复令在京城、曲阜等地建景灵宫、太极观,全国各地普建圣祖殿,还令在建安军(今江苏仪征)用金银上万两,铸造了玉皇、圣祖、太祖和太宗像,诸像铸成后,丁谓奉命任迎奉使,将玉皇、圣祖诸像迎回,奉安于玉清昭应宫。

次年(1013)正月,由官吏父老3300余人组成的亳州(治今安徽亳县)“请愿团”,浩浩荡荡地进赴京城,再次诣阙力请真宗幸谒亳州太清宫。真宗以“民意”难违,诏告天下,明年春天亲谒亳州太清宫。宰相王旦被任命为大礼使,丁谓被任命为奉祀经度制置使、判亳州,负责筹措经费、详定仪礼、部修行宫、除治道路、增修亳州官署等项具体事务。临赴亳州前,丁谓得真宗赐宴赐赋,以宠其行。

大中祥符七年(1014)正月,真宗第三次率百官南幸亳州,祭谒老子于太清官,并亲奉玉币酌献,加号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献祭诸宫真人、天尊等。丁谓奉命为权管勾驾前兵马事,始终随侍真宗。并向真宗献白鹿及灵芝95000棵。礼成,真宗爵赏群臣,还作名为《奉祀礼成述怀》的五言百韵诗赐丁谓等,令唱和。

随后,丁谓奉诏还京,擢判礼仪院。真宗又诏在京建景灵宫,特命丁谓为修景灵宫使,并由丁谓摹写“天书”刻于玉笈,书成,奉安于宝符阁。大中祥符八年(1015),真宗祭谒玉清昭应宫,丁谓再加玉清昭应宫副使。

大中祥符八年四月,荣王元俨的宫殿发生火灾,大火延及大内殿阁内库。丁谓再受命为大内修葺使,主持修复宫中被火殿库。功讫,擢官工部尚书,历迁刑部、兵部尚书,再为“天书”仪卫副使。次年,从京畿、河北、陕西、京西、京东以至江淮、两浙、荆湖等大片地区又发生旱蝗,各地关于灾情的奏报不断送进宫内。真宗为此忧心忡忡,几次遣官或亲自赴各道观,建道场祈祷上天,乞求保祐,又下诏灭蝗,赈恤灾情。这年七月的一天,又有大片飞蝗经过京城,真宗出门临轩观望,但见飞蝗遮天掩日,不见首尾。更使真宗惊悸入心,自此忧郁成疾。久任相位的宰相王旦,以“天变”屡现,引咎辞职。诸官员也都纷纷上请减俸降职,以应“天变”。丁谓遂拜平江军节度使,出知升州(治今江苏南京)。

王旦辞相以后,真宗擢枢密使王钦若为相。但王钦若拜相后却首以排除异己为能事,先把参知政事王曾排挤出朝,又以参知政事张知白与他议事不合,谗言真宗,张知白罢知天雄军。很快,王钦若的专横便引起朝野的不满,遭谏官连章弹劾,遂于天禧三年(1019)罢相,出判杭州。

王钦若罢相后,真宗想起王旦的举荐,召拜久在朝外的寇准为相。丁谓先于天禧初年徙保信军节度使,这时也被召入朝,以吏部尚书任为参知政事。这年秋天,朝廷举行南郊祭祀大典,百官俱得爵赏。丁谓亦以检校太尉兼本官为枢密使。但在议政处事之时,他却与宰相寇准日益不合。寇准也愈来愈看不惯其为人。有一次朝廷宴会上,寇准的胡须上沾上了羹汤,丁谓在旁,见状,拿出手绢为寇准拂拭,不料寇准却当着众人的面讥讽他说: “丁参政是国家大臣,怎能屈尊为人擦胡须呢!”使丁谓当时十分难堪,下不了台。

又有一次,丁谓与寇准同在政事堂议事,说起天下语音,何处为正的问题时,寇准是陕西人,就说西洛得天下之中,语音最正。丁谓却反驳说: “不然,依我看,四方皆有方言,我说只有读书人才谓之正。”寇准以丁谓有意发难,大为不悦。从此俩人的关系更趋恶化。

由于丁谓好言仙鹤云云,有一次寇准与同僚在一山亭游宴,有一群乌鸦飞鸣而过,寇准戏对僚属们说: “今天恰巧丁参政不在,若让他看见的话,他一定会说是一群玄鹤啦。”众人闻听哈哈大笑。此话传至丁谓耳朵,他对寇准的成见也就更深了。此时,知枢密院事兼群牧制置使曹利用也为寇准所轻看,于是,丁谓便与曹利用联合,合谋伺机排挤寇准。

而真宗自患病后,日益迷信,沉溺于鬼神,不断幸谒宫观祠庙,拜神求佛,乞求神祗保祐。并普度道释童行,广建道场,祭天祀地。同时,又立皇子赵祯为皇太子,练习政事,以备不虞。见此情形,寇准后来在真宗面前陈奏说: “皇太子渐已成人,众望所属,愿陛下思社稷之重,付以神器,以固万世根本。”又说: “丁谓为人奸佞,不可辅佐少主。请择方正大臣以为羽翼。”真宗点头答应。不料此话传至丁谓耳朵,他便找到与真宗刘皇后联姻的翰林学士钱惟演、曹利用等人,一起面见真宗,奏说寇准专权,图谋不轨。真宗自患病后,事多健忘,他与寇准的前番谈话也已忘记,于是便轻信丁谓等人所言,竟糊涂颟顸地将寇准罢相,擢参知政事李迪为相。

这时,真宗亲信的宦官、入内副都知周怀政因曾与丁谓有隙,便欲借真宗病重,朝廷大臣更迭之际,即与客省使杨崇勋等人合谋,欲除掉丁谓等人,复相寇准,奉真宗为太上皇,传位太子,还谋划废黜刘皇后,商定于天禧四年(1020)七月二十五日起事。但就在政变发生的前一天晚上,杨崇勋临事畏惧,向丁谓作了告发。丁谓闻变,身穿便服,急乘轿车找知枢密院事曹利用等商量对策。

次日天亮,曹利用进宫将此事禀奏真宗。周怀政等正欲布置起事,突被闯进门来的朝廷卫士逮捕。一场未遂政变迅被破获。事后,丁谓因功拜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玉清昭应宫使,与李迪同时为相。从此他逐渐独揽大权,势倾一时。

初莅相位,丁谓即提出再贬寇准之议。按真宗的意思,欲将寇准贬谪于江淮一带。但丁谓担心其复用,必欲置之边远之地,遂授意起草诏令的官员,将寇准贬为道州(治今湖南道县)司马。结果,廷臣无人敢言,真宗亦未再问,唯参知政事王曾以真宗之意质问丁谓,丁谓不阴不阳地对王曾说: “此事你这位居停主人就不必多说了吧!”“居停主人”意指王曾先前借宅第于寇准一事。王曾深知丁谓的为人,于是也就不再与他争执了。

天禧四年十一月,真宗的病更加严重,不得不命皇太子赵祯监国,刘皇后与皇太子同听国政,并令二府长官兼东宫官,丁谓加封侍郎兼太子少傅,首相李迪先已兼少傅,故加封为中书侍郎兼尚书左丞。按宋朝旧制,左右丞非两省侍郎兼职,而这种安排却是丁谓为了压制李迪。

丁谓拜相后,先举荐钱惟演为枢密副使,又以与三司使林特相友善,将林特自太子宾客改任詹事,复欲荐其为枢密副使兼任宾客。李迪认为不可,说: “除任两府,须面奉圣旨。”为此俩人争执不休,竟相互辱骂起来。李迪气愤不过,即用奏版去打丁谓。官司打到真宗面前,李迪声色俱厉,斥责丁谓“奸邪不法”,表示愿与丁谓共赴御史台依法论断。丁谓辞屈俛首。真宗碍于前制无此先例而不准,但仍下诏给予二人降职处分,罢丁谓为户部尚书,罢李迪为户部侍郎。寻又改旨,以丁谓知河南府,以李迪知郓州。第二天,丁谓入朝谢恩拜别,真宗又问起俩人争吵之事。丁谓奏说: “臣本不敢于陛下面前与他相争,无奈李迪谩骂于臣,臣实在是气愤不过所为,臣知过。臣愿仍能留任京师,服侍陛下。”真宗沉吟,喻左右赐其坐。侍者急忙搬过坐墩,丁谓见此,急忙对侍者说: “陛下有旨,复我平章事之职!”于是侍者又将坐墩换作杌子。丁谓遂仍于中书政事堂供职如故,随又晋左仆射、门下侍郎、平章事兼太子少师。天禧五年(1021)三月,天章阁竣工之后,复加官司空。

乾兴元年(1022)二月,真宗因病在延庆殿去世,年仅13岁的皇太子赵祯奉遗诏即皇帝位,是为仁宗。丁谓晋司徒兼侍中,并为山陵使。此时,国家大事由仁宗与刘太后一起听奏处理,实际上,军政大权完全掌握在刘太后手中。还在宰臣们草拟太后听政的诏制时,初拟“军国大事兼权皇太后处分”,丁谓提出去掉“权”字,副相王曾力争不可。王曾援引旧制,提出皇帝与皇太后每5日一御承明殿,皇帝在左,太后位右,垂帘听政。丁谓却主张仁宗每逢初一、十五接见大臣,凡军国重事由太后与赵祯一起召见大臣决断,非军政大事则由内侍雷允恭传达内外(即由太后决定)。最后,丁谓的意见被采纳,皇太后因此对丁谓另眼相看。

第二年正月改元,丁谓为进一步取悦太后,议改年号为“天圣”(“天”字析为二人,为二圣人同执政之意),得刘太后赞同。接着,朝廷又议再贬寇准、李迪,并草拟了贬谪准、迪的诏书。丁谓对草拟的诏书不满意,取诏书添加了“当年这些丑徒为非作歹之时,恰值先帝玉体初感不豫,他们的所作所为增加了先帝的忧患,致使病情加重”诸语,于是,寇准等得重谪,寇准远贬为雷州(治今广东湛江)司户参军,李迪谪为衡州(治今湖南衡阳)团练副使,以防他们重被起用。王曾认为对寇准等人贬责太重,丁谓斥他为“寇党”,王曾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了。此后,知青州周起责、知杭州王随、知海州王曙等皆因指斥丁谓专擅而遭贬黜、流放。尤其是那些曾与寇准相友善者,也皆被目为“寇党”,全遭清洗。但丁谓的这种过激做法,很快激起朝野的不满。当时京城就流传一句话说: “欲得天下宁,当拔眼中钉(指丁谓); 欲要天下好,莫如召寇老。”此语传到刘太后的耳朵后,太后开始对丁谓不满。特别是宦官雷允恭之事,则直接促成了刘太后对丁谓的不信任和戒备。

当时二府大臣曾议定,每隔5日,仁宗与太后一起于便殿听政一次,就几天内发生的军政大事作出决断。但多数事情丁谓却是通过雷允恭,直接密请太后降手谕。凡属有关军国大事的文件,也多由雷允恭拿进内宫批示。翰林学士所起草的诏书,雷允恭则往往是先拿给丁谓过目后再进于太后。这是丁谓欲独揽大权,故以雷允恭传达内外,不愿让同列参与机政。可是由此一来,雷允恭却因为有丁谓作靠山而肆无忌惮。真宗病逝后,丁谓任山陵使,雷允恭任山陵都监,负责监修皇陵。在选择陵址时,雷允恭与判司天监邢中和自作主张,擅自迁移真宗陵穴。但新选的陵址土石相半,众议喧哗,数万工徒只好停工待命。丁谓欲包庇雷允恭,但也不敢擅作决定。与雷允恭同行的内侍毛昌达从陵地回京,向太后奏明,太后大怒,急诏丁谓立即派人去察视情况。又命冯拯、曹利用、丁谓等集议,才决定复用原址。之后,太后遣王曾按视,并以擅权杖杀雷允恭。数日之后,太后与仁宗坐于承明殿,召见冯拯、曹利用等人说: “丁谓身为宰辅,竟与宦官雷允恭相勾结。”于是把丁谓托雷允恭所造的金酒器以及雷允恭求丁谓为他谋求管勾皇城司和三司衙门的字据拿出来给冯拯等人看。然后又说: “丁谓一直是通过雷允恭奏事,而且每次都说和你们商量过,所以就凡事全都准奏了。如今他总领营造先帝的陵墓,竟擅自迁徙陵址,差一点误了大事。”冯拯、曹利用等人亦附会说: “先帝故去后,所有政务皆由丁谓与雷允恭议定,并说这是太后和皇帝陛下的意旨,臣等莫辨真假。今赖太后和皇帝陛下明察其奸,当是国家社稷之福。”按照太后的意思,众人又议将丁谓贬官太子少保、分司西京(治今河南洛阳东北)。按宋朝故事,凡是贬黜宰相,皆须由朝廷降制执行。但此时太后也不管祖宗旧制了,即令冯拯等召中书舍人起草诏旨,榜于朝堂,布告天下。丁谓被罢黜相职,他的几个儿子丁珙、丁翊、丁玘、丁珷亦受株连,皆被追削一官。

还在真宗时,女道士刘德妙常以巫师身份出入丁谓家中。及丁谓得罪事败,她亦遭逮捕,被内侍审讯刑问。刘德妙遂告发丁谓教唆她,说丁谓曾对她说: “你所干的不过是巫祝之事,不如假托老君专言祸福,倒更能吸引入。”听了丁谓的话以后,她自此便在丁谓家中设老君像,夜间在园中祭祀。雷允恭也不只一次地去请她祷告。当真宗驾崩时,还把她叫入宫中。又因为挖地得龟蛇之物,丁谓便让她献于朝廷,假称是出自家中的山洞里,并教她说: “天子若问你所供奉的怎知就是老君呢?你便说宰相是非凡之人,他当然知道。”刘德妙还供认丁谓曾为她作颂赋,题目是《混元皇帝赐德妙》,内容也非常荒诞。如此一来,丁谓可算是罪上加罪了,于是再得重谪,复被贬为崖州(治今广东崖县崖城镇)司户参军。丁谓的儿子、丁谓的弟弟丁诵、丁说、丁谏同时被黜。丁玘还以与刘德妙通奸的罪名,被革除官职配隶复州。朝廷又籍抄丁谓家产,查出丁谓所受贿赂之物不可胜计。受丁谓牵连被贬责的,还有自参知政事任中正以下共十余人。

丁谓在崖州过了3年,复徙放雷州(治今广东海康)。又过了5年,徙道州。直至仁宗明道年间,授秘书监致仕,定居于光州(治今河南潢川)。闲居期间,丁谓以研究佛学自娱,景祐四年(1037)病逝,享年72岁。朝廷诏赐钱十万、绢百匹以治丧。

丁谓机敏过人,有智谋,但为人多迎合上旨,又禀性狡诈,被人指目为奸邪。他博闻强记,数千言的文章能过目成诵。丁谓任职三司时,案牍繁杂,有许多案积多年的事情,能一言以判之,为众佩服。但他又颇为迷信,生平最尚皉祥,每天早晨常以鹊鸣预卜一天的吉凶,晚上又常以看灯芯来预测一夜的吉兆。真宗时所奏祥瑞怪异之事,又鼓动朝廷遍建宫观,多是他与王钦若所为。丁谓喜欢绘画,对棋艺、音乐也颇通晓,尤精于诗文,在崖州、雷州贬所,所著诗文数万言,有《青衿集》、《天香传》等,后辑为《丁晋公集》。传世之词《凤棲梧》二首收入《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其一曰:

十二层楼春色早。三殿笙歌,九陌风光好。堤柳岸花连复道。玉梯相对开蓬岛。莺啭乔林鱼在藻。太液微波,绿斗王孙草。南阙万人瞻羽葆。后天祝圣天难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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