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翁同龢生平简介？翁同龢历史评价？

Posted 2022-05-12 光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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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翁同龢生平简介？翁同龢历史评价？

翁同龢

一

清道光十年(1830)四月二十七日，翁同龢出生于北京城内石驸马街罗圈胡同。

翁家世居苏州府常熟县( 今属江苏)。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字二铭，号邃盦，道光进士。曾任礼部、户部、工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体仁阁大学士，充任上书房总师傅，授读恭亲王、悖郡王、惠郡王、锺郡王。晚年曾任同治皇帝师傅，是道光、咸丰两朝的重臣。翁同龢的母亲许氏，出身于一个官僚家庭，自幼通《诗》、《易》，晓五经，尤好读史书。许氏婚后，由于翁心存长期在京为官，不常回家，全部家务就由她一人操办。

翁同龢有兄姊四人。长兄同书，字祖庚，号药房，道光进士，官至安徽巡抚。次兄同爵，曾任陕西、湖北巡抚，署理湖广总督。两位兄长学问上都有一定功底，翁同龢深受影响。两位姐姐也聪明过人，大姊寿珠尤其聪明，诗书过目不忘。

翁同龢是兄姊中最小的一个，备受兄姊疼爱。四岁以前，父亲曾先后出任四川、江西等省学政，全家跟随，生活不太安定。其间，母亲和大姊教他阅读了《三字经》、《千家诗》，背诵了几十首唐诗宋词及吴梅村的诗，开始了启蒙教育。六岁那年，父亲回京任职，翁同龢遂入私塾就读。在私塾的前两年，他的功课早晚由大姊辅导，他的《四书》、《五经》和《毛诗》都是大姊亲自教授的。

翁同龢8岁时，父亲辞官回乡，供养老母，他也随之回到了家乡。在故乡，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

乡居10多年，翁同龢利用其家有大量藏书的优越条件，牢记魏人董遇的：为学当以“三余”( 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晴之余)的名言，终日埋头读书。清明时节，春暖花开，不少人家子弟披红戴绿、踏青外游，可他除随父兄扫墓外，从不出书房一步。夏日，气温上升，挥汗如雨，他仍手不释卷; 蚊虫四集，他便在案下置一空瓮，将两脚放进去，读书不止。严冬，则手持铜炉，吟诵不辍。他先后阅读和浏览了先秦诸子、唐宋八大家等人的著作不下百余种，从而打下了坚实的学问基础。

翁同龢9岁那年，参加童子试，一举考进了由其父担任主讲的县游文书院。在这里，他常与同学聚集在一起切磋学问。翁同龢好谈历代典章制度，尤好谈《周礼》，认为周公、孔子所讲的道理在当今也可以行得通，士大夫立志当以周公、孔子为榜样。他的议论，常常遭到同学的非议，翁同龢坚持己见，常与他们争得面红耳赤。

在游文书院读书期间，翁同龢还同常熟、昭文( 雍正二年即公元1724年归常熟县置，1912年并入常熟)两地的书法家交往，与他们结交为友。研摩碑帖，从而为他后来书法自成一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由于他天资聪颖，学习勤奋刻苦，再加上家庭的影响，翁同龢在乡里渐渐有了名气，正如他自己所言： “少壮才名第一流。”

乡居期间，在父兄指导下，翁同龢开始习作八股文，准备走读书做官的道路。正当他在仕途的道路上举步之时，道光二十年(1840)五月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道光二十一年(1814)六月，英国侵略军从广东沿海北上，进犯长江门户吴淞口要塞，江南震惊，百姓纷纷举家迁避。翁同龢一家避居苏州。在苏州，翁同龢游览了宋代大政治家范仲淹的旧居“端园”和祠庙白云寺，将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铭刻在心。三个月后，全家回到常熟，过了不到一年的平静生活。道光二十二年(1842)五月，英国侵略军侵入长江，沿江守军溃散，百姓四处逃命。翁同龢全家再次逃难，避居常熟南乡钓渚渡卫家浜。钓渚渡离明末抗清英雄瞿式耜故居不远，距顾炎武当年隐居的唐市语廉泾也只有数里之遥。在钓渚渡，父亲又一次给他讲述了瞿式耜和顾炎武英勇抗清的故事，使他的爱国思想进一步萌发。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清政府与英国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八月，英军退出长江，翁同龢全家回到常熟城里。日子刚刚安定，不幸之事又接踵而至。一年之内，合家三丧，先是大姊因难产而亡，接着是二嫂杨氏病卒，不久则是祖母病故。大姊去世时，翁同龢正在苏州府参加府试，噩耗传来，遂弃笔离开考场，回家治丧。大姊的去世，给翁同龢以沉重打击，曾一度卧床多日，性格从此变得抑郁寡言，但在学业上仍不懈怠。道光二十五年(1845)，翁同龢考中博士弟子生。次年，翁同龢又参加府试，补上了诸生。

道光三十年(1850)春，翁心存奉召回京任职，翁同龢陪同双亲一同进京。是年，正赶上礼部举行贡试和拔贡试，翁同龢遂参加了这两次考试，均考取第一名，被封为七品京官，在刑部供事。对此，翁同龢并不满足，而是继续努力，供职之余，他把精力全部用于研读经史、练习楷书和八股文上。咸丰二年(1852)，他22岁考中举人。咸丰六年(1856)，即他26岁那年，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参加廷试，一举考中一甲一名。

二

翁同龢中状元后，被授为修撰，在翰林院供职，参加庶吉士学习。

咸丰八年(1858)六月，正在参加庶吉士学习的翁同龢被咸丰皇帝破格任命为副考官，奉命典试陕西，正考官则是翁同龢的好友潘祖荫。这对翁同龢来说，是一种殊荣。可并没有引起他多大的热情，因不久前他的爱妻汤孟淑不幸病逝，此时的翁同龢仍沉浸在悲痛之中。但圣命不可违，且按规定考官必须准时到达考点，容不得半点推延。

七月底，翁同龢极力克制自己，打点行装，辞别亲友，同潘祖荫一同踏上了西去陕西的旅途。

翁、潘二人由直隶出发，取道山西，经过一个月的车马劳顿，到达陕西省城西安。

八月中旬考试开始，翁、潘二人坐堂主考，巡察整个考场，要求极为严格。

由于气候不适、水土不服，翁同龢主考的当天就病倒了，寒热并作，彻夜难眠。但他为报皇恩，强忍病痛，坚持支撑着批阅荐卷，直到三场试作阅毕。

发榜时有人告发，获第三名的考生张懋绩所答试卷为抄袭他人之文。翁、潘二人同监临核准后奏请，将张除名。对张之所为，翁同龢极为愤慨，本想严加训斥，后得知张年已60有余，大自己两旬还多，只好作罢。事后，翁同龢大发感慨，认为八股取士有其不足之处，同时对名落孙山者寄予一定的同情。

八月底，陕西典试结束，即将回任的考官们欣赏翁同龢的书法，纷纷请他题字留念。此时，翁同龢虽然病体尚未痊愈，但他不负众望，挥笔泼墨，来者不拒，一写就是几日，致使病情加重，经多方调养，直到九月底方能下床走步。正值此时，一道圣旨飞传西安，翁同龢被任命为陕西学政，视察陕西全省各府、县考试童生及生员事宜。

十月初，翁同龢带病上任，足迹遍布800里秦川，经过两个月的劳累，至咸丰八年(1858)十二月视学完毕。鉴于病魔缠身，他便上书奏请开缺。

咸丰九年(1859)一月，皇上恩准翁同龢开缺，返京调养。二月，翁同龢从陕西起程回京。三月底，回到了北京。

回京后的第三年，同治元年(1862)翁同龢被任命为乡试正考官，典试山西。这以后，他曾多次充任考官，所以门生故旧遍布朝野，为清王朝选拔了大批人才。

三

同治四年(1865)十月十四日，“垂帘听政”的慈安、慈禧两太后谕令翁同盦为弘德殿行走，同工部尚书倭仁、翰林院编修李鸿藻、实录馆协修徐桐负责教育年仅10岁的同治皇帝。充任帝师这是朝廷对翁同龢的器重和信赖，翁同龢非常高兴，向两太后表示，一定竭尽全力，辅导皇上，报答皇恩。

十月十七日，翁同龢、倭仁和徐桐第一次进宫授读。天刚蒙蒙亮，翁同龢就来到弘德殿候驾，倭仁、徐桐也随后来到。待同治帝驾到，翁同龢等立即向前行君臣大礼，同治帝喊了一声“师傅”，随后君臣趋步进入书房。同治帝坐西面东，师傅们坐东面西，一天的授读正式开始。

这一天首先授读的是倭仁和徐桐，讲授的是《尚书》和《孟子》的有关章节。膳后，翁同龢接着讲授，他讲的是《帝鉴图说》。此书内容虽深，但图文并茂。翁同龢针对同治帝年幼的特点，深入浅出，使同治帝听得津津有味，深深佩服翁同龢的学问，翁同龢第一次授读成功。

翁同龢讲完《帝鉴图说》后，又给同治帝讲授了《圣祖廷训格言》、《清朝开国方略》、《经史语录》、《毛诗》、《孝经》等课程，并指导同治帝学诗作论。

翁同龢深知自己所教的学生并非凡夫俗子，而是一代天子，典学成否，直接关系到清朝的兴亡，非同小可，因此他授读格外认真。每天寅时( 早晨四点左右)入值，申时( 下午五点左右)回家，一年四季，除生病外，几乎日日如此，有时甚至带病进讲。有时为弄清一个问题，查找一本书，跑遍北京大小书铺。为使皇帝能学会作诗，他专门编辑了《唐诗选读》，亲自抄呈，交同治帝带回宫中阅读。同治帝阅读古文有困难，他便将常用文言虚词集录成册，附上例文注释，供同治帝阅读。同治帝书法不佳，翁同龢亲自到笔店买了两支上等笔送给同治帝。在教育方法上，他也极为讲究。当他看到皇帝精神疲倦时，就停止授课，让皇帝到庭中散步; 当同治帝表示作论太难、提议不妨先由师傅作几段时，翁同龢便如此照办。翁同龢不但在授读上下功夫，而且对妨碍同治帝学习的一切作法，那怕是太后所为，他也敢直言劝阻。所以，翁同龢的讲授，深得同治帝和太后的好评，称赞他讲授有方。

翁同龢入值弘德殿期间，还奉命去养心殿为两宫皇太后进讲《治平宝鉴》一书的有关章节。对翁同龢来讲，给垂帘听政、掌握实权的两宫皇太后进讲比给年幼无知的同治帝进讲更为荣耀，但一旦讲错，不但贻笑士林，而且有可能被革职为民，身败名裂。因此，在第一次给两宫皇太后进讲的前一夜，他将要进讲的内容温习再三，几乎一夜没睡。他第一次进见的题目是《宋孝宗与大臣陈俊卿论唐太宗能受忠言》。在进见中，翁同龢反复阐述了君主虚怀纳谏、礼贤下士与国家利益的关系，讲得不仅仪节规矩大方，而且思路清晰、语言流利、剖析精当，两宫皇太后及在场的王宫大臣无不感到满意。他还给两宫皇太后进讲了关于宋、金、元、明四朝帝王政治事迹的15个专题。在进讲这些专题时，他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并借两太后的提问，根据个人所见所闻，如实陈述，大胆批评当朝弊政，并相应提出改正意见，其中许多意见后来被采纳。他如此敢于直言进谏，这在当朝士大夫中是极少见的。

同治十年(1871)，正当翁同龢为进讲再作努力之时，其母许氏病逝，翁同龢上奏获准回籍治丧，离开弘德殿上书房。直到同治十三年(1874)治丧期满才回京复职，再次入值弘德殿，担任同治帝师傅，直到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同治皇帝病逝。

翁同龢入值弘德殿期间，由于他聪明能干、备受皇帝和太后信赖，所以屡受殊荣。同治四年(1865)，他奉旨阅看文宗实录，按例只有亲王、大学士才有资格阅前朝皇帝实录。在仕途上，由誉事府右中允特授侍讲，再擢为国子监祭酒，进而提为太仆寺正卿。同治十二年(1873)同治皇帝亲政后，推恩赏给他一品顶戴，真可谓一帆风顺，步步登高。

四

光绪元年(1875)八月，翁同龢奉旨暂行代理刑部右侍郎，直到光绪二年(1876)初始任毓庆宫行走，担任光绪帝师傅，任职仅有四个月。时间虽短，但翁同龢却在有限的时间里力主按律办案，作了大量工作。这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为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平了反。

这奇案是这样的：杭州府余杭县( 今属浙江)城厢镇一豆腐店伙计葛品连，同治十二年(1873)春娶毕秀姑为妻。毕氏天生貌美，又喜穿绿色衣服，系白色围裙，人送绰号“小白菜”。葛、毕婚后，租借了新科举人杨乃武的一间房子，毗邻而居。时杨乃武丧妻不久，两家来往频繁，杨乃武与小白菜也单独来往过，但并无伤风败俗之事。葛品连突然于同治十三年(1874)初冬暴病而亡，葛母怀疑可能是儿媳小白菜与杨乃武串通谋杀亲夫，遂上告余杭知县，鸣冤请验。

余杭知县刘锡彤接状后，遂带领三班衙役开棺验尸，判定葛品连是中毒而亡。于是，刘锡彤下令拘捕严审小白菜，小白菜供认实不知情，刘锡彤便下令施用酷刑，小白菜仍供实不知情。刘锡彤之子刘海升，游手好闲，曾诱奸过小白菜; 县衙役何春芳也曾企图强奸葛毕氏，未遂。刘海升和何春芳二人恐小白菜有供将二人牵连进去，遂恐吓小白菜：只要她供认是与杨乃武通谋杀丈夫，可免除死罪，否则罪加一等。小白菜受刑不过，只好按刘海升和何春芳二人指定的去说，承认葛品连是自己与杨乃武合谋毒死的。刘锡彤下令拘捕杨乃武到堂，杨乃武则坚不承认。刘锡彤为包庇其子，便将不实之验尸记录及审讯记录上报杭州府，请求“二审”。杭州知府陈鲁不加核实，据刘锡彤提供的材料，对杨乃武严刑拷打，杨乃武不堪忍受皮肉之苦，只好含屈成招。府又报省，并拟定处死小白菜、杨乃武。

浙江巡抚杨昌濬亲自审讯，小白菜、杨乃武料难翻案，屈供如前。杨昌濬曾派衙役去余杭县调查，但由于所派衙役受刘锡彤重贿没有深究，杨昌濬听信虚言，仍照杭州府所拟罪名上报刑部。

正在此时，杨乃武在狱中写了一篇亲笔辩供，揭发余杭知县刘锡彤之子刘海升和县衙役何春芳对小白菜所行不轨之事，并设法将亲笔辩供送给他的姐姐叶杨氏。叶杨氏遂同杨乃武之后妻杨詹氏身背冤单进京呈控。叶杨氏、杨詹氏二人进京后受尽艰难，刑部受理，认为此案有疑，廷旨交浙江巡抚亲自复查。复查中，杨乃武、小白菜双双翻供，浙江巡抚感到此案棘手，此案于是被搁置下来。直到光绪元年(1875)，由于杨詹氏、叶杨氏几度进京四处鸣冤，吏科给事中王书瑞上书提出异议，浙江籍京官联名上奏请再行审问，西太后才下令刑部尽速复审。

此时，刑部六堂官中，由于种种原因，主事的只有翁同龢一人。翁同龢接旨后，详细阅读了有关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的有关材料，发现了许多疑点，遂奏准暂不入奏。

为彻底查清案子的来龙去脉，翁同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他先后走访了熟于案律的同行同僚、在京的浙江籍官员许多人，与他们共同探讨此案，征询他们对此案的意见。经过调查，翁同龢越发坚定了对此案有疑的看法，表示案情一日不明，决不草率定案。后唯恐自己判断有误，又进一步调查核实，并上奏西太后。西太后采纳了翁同龢的意见，下令将所有人犯、证人押解刑部审讯，对葛品连再次开棺验尸。结果，人证、物证证明葛品连并非中毒而亡，而是暴病而死，小白菜、杨乃武并无串通害人之举，二人无罪获释，案情大白于天下。

案情既然大白于天下，翁同龢便同其同僚数人陈奏西太后慈禧，应按律惩治此案中行为越律者，为收买人心，以示清明。西太后采纳了翁同龢等人的意见，将浙江巡抚杨昌濬以下100多名官吏革职、充军。至此，长达三年之久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得以了结。

光绪五年(1879)一月，翁同龢被任命为刑部尚书，直至此年五月。

此次在刑部任上，翁同龢对刑部进行了整顿，撤换了部分不称职的官吏; 对含糊不明易被偷梁换柱的律例规定，作了明确的界定; 亲自查看大案、疑案的案情材料，坚持依法办案，按律治罪。

翁同龢两次出任刑曹，前后在任时间相加不过10个月，时间虽短，但由于他能按律理狱办案，所以在任期间备受西太后和王公大臣们的赞赏。

五

光绪元年(1875)十二月一日，两宫皇太后降旨翁同龢和侍郎夏同善担任毓庆宫行走，充任刚刚即位、年仅四岁的光绪皇帝的师傅。

翁同龢接旨后，喜忧并举。喜的是两宫皇太后一再重用自己，再为帝师。忧的是要将一个年仅四岁的孩童塑造成一代圣主，责任重大。他考虑再三，一再推辞，但终未获准，且西太后慈禧温谕再三，要他“尽心竭力，济此艰难”，翁同龢只好勉力从之。

光绪二年(1876)三月二十一日，是翁同龢向光绪帝进讲的第一天。翁同龢首先教光绪帝写了“天下太平”、“光明正大”八个字。接着，又教光绪帝朗诵了“帝”、“德”二字。最后，进讲了《帝鉴图说》的首篇《三皇五帝》。从这一天起直至光绪二十三年(1897)一月毓庆宫书房被撤，翁同龢担任光绪帝师傅达20多年之久。20多年中，翁同龢尽心尽力，循循善诱光绪帝，彼此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翁同龢授读的前两年，主要是教光绪帝认字、读生书、背熟书。翁同龢规定生书每天读20遍，熟书每天读50遍。当时课文虽短，但由于光绪帝年幼不谙世事，且体弱多病，常常读到一半就不再读了。师傅催促，权作耳旁之风。每每见此情景，翁同龢便心急如焚，有时不免和风细雨申斥几句，光绪帝则嚎啕大哭，索性多日不开口读书。翁同龢见硬的不行便来软的，慢慢左劝右劝，但光绪帝软硬不吃，翁同龢只好面奏两宫皇太后，西太后听后极为不满，决定用不准多吃食物严加惩罚。翁同龢则于心不忍，又生一计，何不去求助于光绪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譞。奕譞来到书房，先是厉声训斥，接着良言相劝。对父亲的一威一震，光绪帝多少有所顾忌，但久而久之此法也失去了效力。

翁同龢认为长此以往总不是个办法，遂与其他师傅商定，相对减少读书遍数，每读完一遍由师傅当着光绪帝的面记下，读完为止。采用此法后光绪帝好了一阵，但时间一长，旧病复发，且与师傅们辩论，认为读书不在遍数多少，应以是否熟练为标准。但对于“熟练”的标准，师生认识不一，彼此争论不休。师傅们一计不成又使一计，规定：如光绪帝不读完规定的遍数，便请他在位子上久坐不准动。可一个四、五岁的孩童哪能坐得住，为此光绪帝常常大哭不休。翁同龢本不同意此计，见光绪如此闹腾，便宣布取消，事情才告平息。

光绪二年(1876)至光绪四年(1878)，毓庆宫书房是半天上课，随着光绪帝年龄的增长，自光绪四年(1878)改为全天上课，要读的书越来越多，本来畏惧的光绪帝越来越畏难。翁同龢见光绪帝年已渐大，不督促他读好书会贻误光绪帝终生，祸及整个大清王朝，便与其他师傅商定采用罚读法，少读一遍罚加两遍。此法采用之初，光绪帝以闭口不读相对抗，接着便大声哭叫，对此翁同龢和其他师傅们全然不顾，并将光绪帝所作所为记录下来，上奏西太后。有一次，光绪帝一怒之下离开书房，罢学回宫而去。翁同龢和其他师傅们不得不上奏，求助于西太后慈禧。后经西太后慈禧良言相劝，再加上师傅们承认自己的行为偏激，光绪帝才答应回书房。这样，一场轰动皇宫的罢学风波才告平息。

经过光绪帝罢学这场风波，翁同龢和师傅们得出教训，认为罚读法也并非一个劝学的好办法。于是，经翁同龢提议，师傅们决定改用表扬法，每读完一遍表扬一番，从正面进行教育。表扬法采用后，光绪帝感到心情非常舒畅，学习的积极性大增，一改往日不良学风，学业不断长进。

翁同龢在学业上是光绪帝的良师，在生活上是光绪帝的益友。光绪帝从小体弱多病，胆子小，每逢雨天电闪雷鸣之时特别害怕。每当此时，翁同龢总是将光绪帝抱在怀中，安慰他不必惧怕; 光绪帝从小离开父母进宫，由太监服侍，太监们知道皇帝乃一孩童，常常敲诈，当得不到满足时，便怠慢光绪帝。翁同龢得知后，有时当面训斥不规太监，有时上奏西太后责罚。为此，光绪帝视翁同龢为知己，有何喜何忧都愿意与翁同龢述谈。

年复一年，至光绪七年(1881)，光绪帝已是十一岁的英俊少年，开始明事知礼。此时，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已开始从沿海地区向内地深入，中国面临着危机。因此，翁同龢决定加强对光绪帝的教育，在保留《四书》、《五经》等20多门封建伦理道德课程的同时，又增设了有关中外史地、洋务运动和早期改良主义者著作方面的课程。

翁同龢在给光绪帝讲授新增设的课程时，结合当时发生的重大政治、军事、外交事件，积极引导光绪帝思考现实问题，从而将毓庆宫书房与整个社会联系起来。光绪帝学习了这些新增设的课程后，感到受益非浅。这对他在政治上成熟较早，特别是后来发动维新变法运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翁同龢除在学业上教授光绪帝外，还注意对光绪帝加强道德修养方面的教育。翁同龢第一次给光绪帝进讲时，就给光绪帝讲授了“帝德如天”的道理。在以后长达22年之久的授读过程中，翁同龢时常规劝光绪帝在言行举止、待人接物方面应庄重大方，不要迂腐。

经翁同龢等人精心教诲，光绪帝随着年龄的增加，变得越来越懂事，立志要作一位象康熙那样的一代圣主，因此读书非常勤奋，每天黎明前就进书房读书，一年四季，几乎天天如此。每到春节放假时，他仍坚持到书房读书。为满足自己的学习欲望，他常常向师傅们索取新书，所读书的范围越来越大，在光绪十五年(1889)亲政前总共读了八九十种书。这些知识为他亲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光绪十五年(1889)光绪帝亲政后，翁同龢同往常一样仍到毓庆宫书房给光绪帝授课。为满足光绪帝对西学的探求，他还继续不断向光绪帝呈送有关西学的著作，并且常在书房同光绪帝讨论时政。这一切引起了西太后慈禧和帝党官僚的疑忌。光绪帝二十三年(1897)一月，西太后慈禧下令裁撤光绪帝的毓庆宫书房。至此，翁同龢结束了长达22年之久的毓庆宫教授生涯。

六

光绪八年(1882)十月，廷命翁同龢为军机处行走，翁同龢第一次出任军机大臣。

翁同龢此次出任军机大臣，主要参与了两项重大政治活动。一是参与处理云南军费报销舞弊案; 二是参与中法越南交涉事宜。

光绪五年(1879)，云南巡抚杜瑞联就云南非法军费报销一事，派崔尊彝和潘英章二人携巨款赴京打通关节。崔、潘二人进京后在军机处、户部四处活动，最后以向军机大臣周瑞清、王文韶、景廉和户部经办司员、书吏行贿8万两为条件，了结此项报销。

光绪七年(1881)六月，此案被告发，西太后命刑部审理。刑部最后查明5万两银子的用处，另外3万两贿赂了王景二人。不久，江西道监察御史洪良品上奏弹劾王、景二人贪赃枉法。西太后遂命惇亲王、翁同龢传讯崔、潘到案，与周瑞清、户部承办司员、书吏等当面对质。王、景二人见劣迹败露，遂上奏获准辞职。但此案还未最后判决，西太后令彻底查清。

翁同龢等在进一步清查中，发现所谓王、景二人受贿的3万两白银没动仍存在钱庄，另外5万两大多列为“别敬”、“赠敬”、“节礼”等项，涉及到许多官员。惇亲王力主严追，翁同龢则认为，穷追不舍，涉及官员之多，恐难结案; 京官俸银微薄，下官赠与，向有此例，不能视为受贿。为此翁同龢和惇亲王产生分歧，案子一搁就是三个月。

三个月过去，西太后命翁同龢迅速结案，翁同龢遂作了进一步调查; 认为王、景二人虽有受贿之意，但无受贿之举，按律应从轻处罚; 其余5万两，大多属馈赠，不便查出。对此，惇亲王仍持反对态度。翁同龢便心平气和地向惇亲王反复陈述“法不阿贵”、“贵为同法”的道理，表明断案应按律从事。后惇亲王表示同意按翁同龢之意上奏，西太后则于光绪九年(1883)八月，分别处分了案中人犯。至此，长达三年之久的云南军费报销舞弊案结束。

翁同龢首任军机大臣参与的第二件事就是直接参与决策中法越南问题交涉事宜。

19世纪80年代法国政府基本控制越南后，开始向中国侵略。翁同龢力主抗法，反对李鸿章妥协退让的政策，支持入越作战的刘永福的黑旗军。但以李鸿章为首的主和派一味妥协退让，致使法国侵略者于光绪十年(1884)二月将战火燃到镇南关一带，中越边境危机，西太后为此于四月撤换了军机处的全套班子，翁同龢也没有幸免，遭革职留任处分，退出军机处。

七

光绪十一年(1885)十一月二十九日，廷命翁同龢出任户部尚书。翁同龢接旨后极为恐慌，因翁同龢深知此时清朝危机四伏，财政拮据，出任户部尚书，负责一切大小开支，是一件相当棘手的差事，而自己又是外行，轻则为人指责，重则革职丢官。但又一想自己在中法战争中的革职留任处分刚刚撤消，不便推就，只好强硬着头皮勉强走马上任。

光绪十三年(1887)八月二十三日，黄河决口，西太后令户部拨款200万两赈济。翁同龢受命后为之一惊，此时国库空虚，哪来200万两白银赈灾修河？遂召户部诸官连日商讨筹款事宜，最后大多赞同广开捐例筹款。所谓广开捐例，就是大肆卖官鬻爵。翁同龢认为广开捐例，会造就一大批贪官污吏，害国害民，所以极力反对广开捐例筹款。后因西太后同意此法，翁同龢只好遵命领旨，尽心办理，但至光绪十四年(1888)底才收到捐银80万两，远远不足以用来修河赈济。不久，内务府光绪帝大婚典礼筹备处又要求户部再拨100万两。翁同龢穷于应付，不得不举措外债，从此清政府开始靠借债苟延残喘。

同年，发生了李鸿章私自与美商合伙筹开华美银行的事件。李鸿章为筹措巨款，举办海军，修筑铁路，建造颐和园，取悦于西太后，派人频繁与美商联络开办了此银行，其中美商出资居多，实为美商节制。

光绪十三年(1881)七月，翁同龢得知后，极为震惊，认为银行乃国家的大政，银行被洋人节制严重损害了国家的主权。遂力陈西太后万不能批准。九月，翁同龢又策动80多名御史上奏，弹劾李鸿章开办华美银行是欺君卖国。此外，翁同龢利用醇亲王奕譞与李鸿章争权夺利的矛盾，多次游说醇亲王，要奕譞出面向西太后准奏，阻止李鸿章的行动。

李鸿章开办华美银行的计划公开后，引起英、美等国的反对，因为华美银行一旦开业，则会影响他们在华利益。鉴于国内外的反对，西太后遂降旨李鸿章停止筹开华美银行的一切活动。为此，翁同龢与李鸿章产生了矛盾。

光绪十四年(1888)七月，西太后准奏李鸿章修津通( 天津至通县)铁路。顽固派泥古不化，盲目排外，纷纷上奏表示反对。翁同龢也反对，但他与顽固派不同，他认为中国应有铁路，只是目前国家财力不足，且列强虎视，主张缓筑。遂于光绪十四年(1888)十二月上奏西太后，请求暂缓修筑津通铁路。后又经其他大臣上奏力劝，西太后谕令罢修津通铁路。为此，翁同龢与李鸿章的矛盾进一步加深。

自此以后，李鸿章在政治上进一步依附于以西太后为主的后党官僚，翁同龢则靠近开始亲政的光绪帝。帝、后两党在翁同龢任户部尚书期间，随着翁同龢与李鸿章之间矛盾的产生和发展逐渐形成。

八

光绪二十年(1894)六月，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夕，翁同龢奉光绪帝之命经常出入军机处，参加商讨解决中日关于朝鲜问题争端的办法。

对于日军出兵朝鲜，并且多次向响应朝鲜政府之邀进驻朝鲜的清军挑衅之事，翁同龢主张迎头痛击，派援军入朝准备战斗。但具体负责军事指挥的李鸿章不以为然，幻想沙俄、英国出面调停，一再延误战机。七月一日在日军大举进攻面前清政府被迫宣战，甲午中日战争正式爆发。

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李鸿章一味求和，消极抵抗，清军屡战屡败，致使日军于八月中旬占领朝鲜全境，并开始向中国的东北进攻。光绪帝遂命翁同龢、李鸿章为军机大臣和督办军务处会办大臣。翁同龢再次出任军机大臣，主战热情倍增，他曾多次上奏光绪，主张积极与外商联系购买新式军舰，多方筹措军费，加强辽东半岛的防务。翁同龢的主张大多得到光绪帝的赞同，并付诸实施，对抗战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日军进入中国后，翁同龢力主抵抗，但清军腐朽，一败再败，西太后害怕了，准备屈膝求和。翁同龢陈奏光绪帝，若一味观望求和，而不全力抵抗，国势将不堪设想。

光绪二十一年(1895)一月下旬，日军占领威海卫，京师危急，清政府决定不惜割地赔款向日军无条件投降，并决定派李鸿章赴日谈判。翁同龢叮嘱李鸿章，要他在谈判中极力周旋，千万不能割让台湾。

三月九日，当翁同龢得知《马关条约》的内容后，当场头晕目眩、声泪俱下。在御前会议上，他泣诉不能割台湾给日本，恐怕从此失去民心。此后，一连数日，为反对割台，翁同龢与主和派面折廷争，并劝光绪帝迁都再战，争取拒签和约，拒割台湾。

三月二十二日，李鸿章派人将和约稿送到光绪帝手中，逼迫光绪帝盖印。翁同龢力请暂缓数日。来人坚持不可，并恐吓翁同龢： “若延误了和议，激成事变，贻误邦国，不知你能担当得起否？”翁同龢反驳道： “强迫皇上用印，苟且求和，才是误国的罪人!”来人仍不肯罢休，指责道： “师傅纵不念国家安危，也该为身家性命想一想! ”翁同龢大声喝斥： “谁无妻孥身家性命？只是今日之事，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将台湾割给日本，东南半壁，从此不得安宁。”正当此时，西太后下令批准和约，翁同龢气得浑身发抖，哽咽说不出话来，沉浸于悲痛之中。

甲午中日战争结束后，翁同龢几次寻找机会收回台湾，但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翁同龢的努力最终归于失败，为此他抱恨不已。

九

光绪二十一年(1895)二月甲午中日战争结束后，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在中国获得了大量权益，打破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原有均势，各帝国主义列强遂相效仿，在中国掀起了瓜分势力的狂潮。六月，翁同龢奉命出任总理衙门大臣。

翁同龢出任总理衙门大臣期间，主要参与了清政府同帝国主义列强的交涉。在这些交涉中，他为挽回权益努力再三，这在中德交涉中表现最为突出。

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德国借口两传教士在山东曹州府巨野县被杀，武力占领了胶州湾，并向清政府提出定罪、缉凶、修筑铁路、租借胶州湾等六项要求。光绪帝遂命翁同龢同张荫桓代表清政府负责对德交涉。

十月二十六日，翁同龢、张萌桓前往德使馆，向德驻华公使海靖提出抗议，抗议德军武力占领胶州湾，要求德国先撤兵，然后中德再进行谈判。海靖蛮横拒绝。翁同龢遂于十一月九日向海靖建议：一面撤兵，一面谈判。海靖不但不予接受，且在原六项要求之外，又加上了要求惩办山东巡抚李秉衡一条。翌日，翁同龢偕张荫桓向海靖表示：中国可在南方将一岛租于德国，但胶州湾绝不租借。海靖表示：中国若不租借胶州湾，决不撤兵，定向中国开战。

德国的恐吓，使清政府惊慌不已，派李鸿章与沙俄联系，由俄国出面代索胶州湾，沙俄马上应允。翁同龢认为沙俄此举定有所图。为阻止沙俄行动，翁同龢同张荫桓急电沙俄政府，请沙俄不要派兵来华。但为时已晚，光绪二十三年(1898)十二月，俄乘机派军进占旅大。不久，英国也派军进占烟台、大连。为此，清政府更加恐慌，准备将胶州湾暂租给德国。翁同龢极不甘心，为打破德国独占山东的局面，提议：将胶州湾一分为二，中德各占一部分; 山东境内铁路，中德合办。对翁同龢的提议，海靖不予理睬，且声称若清政府再不答应德国的要求，德国将与清政府断交。

中德交涉迟迟不决，清政府恐慌不安，决定派翁同龢与李鸿章与德国签定《中德胶奥租借条约》。翁同龢声泪俱下，坚辞不就，但终未获准，最后只得奉旨承命，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二月十四日同德签订了《中德胶奥租借条约》。为此，翁同龢饮恨不已，直到光绪二十四年开缺回籍后，每当思及此事，还痛心疾首。

翁同龢在总理衙门大臣任上除参与对外交涉外，还参与了清政府的有关“新政”。积极支持民族资本家开矿山、修铁路、办银行，认为举办“新政”是清政府摆脱困境，振兴国力的一条出路。

翁同龢在总理衙门大臣任上时间虽不算长，但他通过参与对外交涉和支持“新政”，深深感到中国要摆脱困境，必须整顿吏治。此时康有为领导的维新派正在成长壮大，翁同龢密切注视着这股新兴的政治力量。

十

光绪二十一年(1895)三月甲午中日战争失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面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康有为、梁启超等发动的维新变法运动正在兴起。四月初，他们联合在北京应试的1300名举人发动“公车上书”，提出了废约拒和，迁都抗战，变法图强等主张，迫切希望得到光绪帝的支持。

面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光绪帝希望得到一种政治力量的支持，通过一番改革改变清政府积弱不振的局面。作为光绪帝师傅的翁同龢积极支持光绪帝的主张，但他深知光绪帝手无实权，实权控制在西太后手中，而西太后则不可能支持光绪帝改革。因此，他认为光绪帝要实行改革，必须得到以康有为等人为首的维新派的支持。鉴于此种认识，翁同龢积极赞助维新变法，甘愿充当光绪帝与维新派联系的桥梁。

四月的一天，翁同龢以一品大员的身份，屈驾前往刚刚就任有六品官职的工部主事康有为处，拜访康有为，但因康有为外出没有遇上。康有为得知后，受宠若惊，立即回访。翁同龢热情接待康有为，两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康有为详述列强纷争，非变法不能立国的道理。翁同龢表示赞同，并向康有为透露了光绪帝无实权的实情。分别之时，康有为送给翁同龢有关变法的书两本。翌日，翁同龢到毓庆宫书房向光绪帝密报了与康有为会晤的情况，光绪帝极为高兴。恰巧此时都察院呈送了康有为的奏折，光绪帝看后，连声称好。翁同龢随机将康有为夸奖了一番。从此，光绪帝开始注意起康有为等维新派，而翁同龢同维新派的来往日益频繁，关系越来越密切。并且翁同龢时常把维新派送给他的有关变法的书籍呈送光绪帝。翁同龢实际上已成为光绪帝与维新派的桥梁。

光绪二十一年(1895)六月，为宣传维新变法，维新派在北京成立了强学会。强学会成立后，翁同龢带头入会，并从户部拨给强学会一笔经费。强学会创办《强学报》，发行《中外纪闻》，极力宣传维新变法，一时声势大振，因而遭顽固派的反对，结果被查封。强学会被查封后，应维新派要求，翁同龢又借一个御史奏请开设官书局为名，使强学会变成了京师官书局，继续宣传维新变法。

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月，翁同龢令其亲信陈炽起草了12道变法诏书，准备请光绪帝陆续颁布。西太后得知后，极为气愤，指责翁同龢揽权、狂悖，遂下令裁撤毓庆宫汉书房，将翁同龢逐出毓庆宫。但他并不灰心，继续赞助维新变法。

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一月，康有为向光绪帝上奏了一封长达五六千字的奏折，请求光绪帝从速变法。遭顽固派阻挠，上书未能到光绪帝手中。

康有为上书不达，翁同龢便多方周旋，后光绪帝命翁同龢等总理衙门大臣代为传话。问话中，康有为详细阐述了自己维新变法的理论，翁同龢表示赞同。翌日早朝，翁同龢向光绪帝汇报了询问康有为的情况，乘机将康有为夸奖了一番。光绪帝听后非常满意，且传谕康有为：以后有所陈奏随时呈上; 命令总理衙门此后凡康有为的奏折可直接呈送。此后，光绪帝和维新派的关系日渐密切。在这中间，康有为的奏折大多由翁同龢呈送光绪帝; 而光绪帝对康有为的询问，也大多都是通过翁同龢传达。

光绪二十三年末(1897)沙俄强占旅大，光绪帝焦急万分。光绪二十四年(1898)一月二日，光绪帝召见王公大臣，极言时危，认为变法乃当务之急。顽固派大臣沉默不语，表示反对。翁同龢则大发感慨，积极支持光绪帝的变法主张，讥讽顽固派大臣在民族危亡之时麻木不仁。

同年一月，康有为上书光绪帝，请求开办制度局。光绪帝表示赞同，翁同龢随声附和，并力荐康有为主持开办制度局。顽固派则纷纷起来反对，致使翁同龢等力主开设制度局的计划落空。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维新变法运动正式开始。诏书是翁同龢亲自拟就的，前后曾数易其稿。

维新变法运动正式开始后，顽固派极为恐慌，将矛头指向翁同龢，接二连三地上书弹劾翁同龢，结党乱政，揽权误国。西太后恐变法后影响自己的地位，削弱自己的权力，遂决定罢免翁同龢。

翁同龢对于自己命运中发生的这一急剧变化，事前一无所知，他作梦也没想到自己会遭严惩。四月二十七日，是宣布变法的第四天，又恰巧是翁同龢六十八岁生日。这一天，天色阴沉，他和往常一样，未到天亮就来到朝房，和其他大臣一起静候皇上召见。一会儿，太监传呼诸大臣进宫，独嘱翁同龢勿入。翁同龢不觉心头一怔，凭着自己数十年的官场经验，他立即预感到将有不测降临到自己头上。他竭力抑制自己内心的惊恐和不安，正襟危坐，准备接受命运的安排。大约三刻钟过后，御前大臣出宫呼翁同龢听旨，翁同龢连忙跪拜在地。当他听到最后的“姑念其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龢着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时，已老泪纵横，泣不成声。他颤颤危危地从地上爬起来，向寓所走去。

第二天早晨，翁同龢按照规矩，不顾心中的悲痛，踉踉跄跄赶到西华门———光绪帝从颐和园回宫的必经之地，跪在御道旁迎贺，准备向皇上叩头谢恩。

光绪帝自翁同龢被宣布开缺回籍后，象着了“魔”似的，寝食俱废。这一天，他坐在步辇中，突然发现一老臣跪在御道旁连连叩首，定神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师傅翁同龢，顿时泪如泉涌，他多想和翁师傅再讲几句心里话，但是未及开口，车驾就已经浩浩荡荡过去了。这是翁同龢与光绪帝的最后一次见面。

当天晚上，光绪帝命令太监给翁同龢送来了赐给军机大臣端午节的葛纱、围帽等物。翁同龢言自己已被逐出军机，表示不敢受领。太监说： “奉皇上旨意仍赏。”面对赐物，翁同龢回顾了二十多年来自己与光绪帝的君臣之情、师生之谊，又一次涕泪纵横。

翁同龢的被逐，引起了部分赞许维新变法的官僚士大夫的同情。许多人纷纷前往翁宅劝慰。言谈中，翁同龢依旧“话维新”。翁同龢的言行更进一步引起了顽固派的忌恨，企图加害于他。五月六日，有人参劾翁同龢与人“纳贿平分”。西太后下令“严责以当办”。幸得光绪帝一手回拒及其他大臣极力谏阻，方才得免。鉴于此，张謇力劝翁同龢迅速离京，免遭不测。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三日(1898)，翁同龢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辞别了生活大半辈子的王都帝京，踏上了南归故里的旅途，正式脱离了维新变法运动。

十一

光绪二十四年( 1898)五月十八日，翁同龢回到了故乡常熟。

翁同龢数十年仕宦京华，薪俸优厚，但大都用于购买书画和应酬，从未在原籍添置产业，回到家乡，无屋可居，无地可耕，无奈只好租赁城中塔前街的三间闲房居住，又从当铺中租借了一套日用什物急用。这正如他自己所作的诗云： “自我归田庐，田庐无可归; 赁屋方塔下，闭户聊息机。”

翁同龢一踏上故土，就发生了西乡农民抗租抢粮事件。是年常熟、昭文两县由于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庄稼大部枯死。但地主、官吏仍巧取豪夺、层层盘剥，农民不堪其苦，遂群起抢劫大户，抗交租税。于是，常、昭两县县令急调重兵弹压。翁同龢得知事件真相后，立即致函常、昭两县县令，告诫他们“不可将饥民当乱民”、“不可逮杀诛戮”。同时又写信给江苏巡抚奎俊( 字乐峰)和两江总督刘坤一( 字岘庄)，请他们拨米三千石，急行赈济; 还支持官吏、绅士编查缺粮户册，主持平粜。由于翁同龢的奔走努力，事件迅速平息。西乡农民免遭荼炭，对翁同龢不胜感激。

翁同龢回乡后的第二个月，到江西南昌小住，看望他的大嫂和任江西按察使的侄子翁曾桂。此时，由于顽固派的破坏，维新变法运动正在由兴盛转向失败。当他看到西太后再度训政的电传圣旨后，顿时“战栗罔知所措”。当他听到光绪帝被囚，“六君子”被杀的噩耗时，“心悸头眩，几至投地”。于是，匆匆起程返回常熟。

此时，西太后对于翁同龢的痛恨，并不亚于对康有为、梁启超。因此，在清洗维新派的活动中，仍不放过翁同龢。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十月二十一日，西太后下了一道谕旨，言翁同龢“授读以来，辅导无方，往往巧藉事端，刺探圣意。至甲午中东一役，信口侈陈，任意怂恿; 办理诸务，种种乖谬，以致不可收拾。今春力陈变法，滥保非人，已属罪无可逭; 其余陈奏重大事件，恫吓要挟，无所不至。事后追维，深感痛恨，前令其开缺回籍，实不足以蔽辜。翁同龢着即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不准滋生事端，以为大臣居心险恶者戒。”据说，这道谕旨拟自后营刚毅等人之手。刚毅曾建议将翁同龢戍边或加以诛杀，后因其他大臣反对，才未能得逞。是年年底，刚毅寻机窜至江南，派人搜查翁同龢的住所，企图加害翁同龢。后因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大力回护，刚毅的阴谋才未得逞。革职加编管的处分，对翁同龢来讲，等于在政治上判了他的死刑，也是他一生中莫大的耻辱。他深知西太后不是等闲之辈，心狠手毒，不会轻意放过自己，因此他作了最坏的打算、准备随时接受自裁。他曾派家人买来一把快刀，又曾让人在住所挖深井一口，随时准备作自裁之用。

后党在对翁同龢打击的同时，还对与翁同龢接近的其他官员进行迫害，有的被查办，有的被革职，还有的被搞得寝食不安。

翁同龢自遭革职编管后，自己的言行更加谨慎了，从不多语，从不远游一步。张謇曾致函邀他到通州狼山一游，他恐怕人告发，复信婉言谢绝。不过，他虽交地方官吏管束，但当时常熟、昭文两县县令都是他的门生，对于这位师傅仍毕恭毕敬。每当翁同龢到两县任何一县县衙“听训”时，他们谁都是避而不见，相反却是常常到翁宅叩拜。对此，翁同龢总恐生出事端，不是“挡驾”不见，就是便衣拱手相迎。每逢重大节日，两县令还执门生之礼，给翁同龢送节敬，翁同龢总是有来有往，“回敬”一番。若遇重大事情，两县令还主动向翁同龢请教，翁同龢则总是表示自己有罪在身，不敢罔言。由于他曾声名远扬，所以他开缺回籍后的行踪成了当时一些报刊的新闻，有的捕风捉影，有的造谣中伤，为此他极为烦恼。翁同龢惟恐两县令之间的来往，成为一些报刊的新闻，为后党提供责难自己的口实，遂有意调换住所。再加上塔前街住所的房东常常借故敲诈翁同龢，更加坚定了他调换住所的决心。于是，他决定搬出常熟城里，到虞山鹁鸽峰下依山傍水而居。在亲朋好友的资助下，他在鹁鸽峰下建造了一所名为“瓶隐庐”的京式院落，正屋分上下两层，上层为书房和卧室; 下层为客厅和仆人住所。四周围以竹篱，楼前正中放有一正方形石块，是专作叩头之用的，每逢同治帝忌辰、光绪帝生日、西太后诞辰日，翁同龢总要跪在这块石头上面北遥拜。院墙角还建有茅亭一座，以作憩息之所。院正中有一水池，与百步之外的谢家浜相通，里面伺养各种鱼。池边依次摆放着亲友们送给他的各种花卉。为了进城购置日用杂物，又添造了一叶小舟。从此，在虞山之中翁同龢“惟农与鱼鸟相亲”，过着“寂寞似孤僧”般的隐居生活。

山居期间，翁同龢研读《法华经》聊以修身养性; 临摹汉碑帖，学习篆书、隶书; 染抹丹青，借以消磨时光。有时漫步田间地头，远眺平芜秋色，观落日余晖，满山秋林红叶; 蹒跚山中，访问僧农; 泛舟湖上，中夜赏月，遥看星斗，侧听渔歌; 至海边礁旁观潮，望轮渡。一年之中，很少进城，即使进城，也多半与人品评碑帖; 或到“之园”，与侄儿翁曾桂对弈; 或到“曾园”，与诗词名家曾补谈论诗文; 或请外甥俞金门诊脉治疾。偶尔高兴，也会到南门的“三层楼”、北门的“回照楼”品茶吃面。但在体面的热闹非凡的公众场所，他是从不露面的。从表面上看，他寄情山水之间，显得十分悠然自得。实际上，他的内心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一直注视时局的变化。他常常通过亲朋好友及门生探听京中情形。戊戍政变后，西太后一度欲加害光绪帝，捏造光绪帝病危的消息，后来又择定端王载漪的儿子溥隽为大阿哥，准备废除光绪帝，均因各国干涉和各位权臣大吏阻谏，未能实现。每当听到这些消息，他总是害怕，有时“中夜惊起”，有时“睡梦中闻霹雳”。在那些日子里，他常常半夜起床，拨亮孤灯，徬徨竹篱旁，翘首北方，遥祝光绪帝平安无事。为避事端，他还曾多次隐藏自己的日记、手稿，也曾删改过自己的日记、手稿。

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爆发。翁同龢从感情上予以支持，他在日记中言： “外夷凭陵，普天同愤，憾不为厉鬼杀贼也。”待八国联军进入北京，西太后挟持光绪帝逃往西安的消息传来时，他担心清王朝的命运和光绪帝的安危，曾诗云： “江山如此一沾巾，可怜西北多风尘。”等光绪二十七年(1901)西太后率光绪帝返京，他则暗自为之庆幸，又为自己“不能济天下之变，徒以苟免为幸”感到羞愧。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后，西太后为缓和矛盾，维系清王朝的苟延残喘，宣布推行所谓的“新政”。“新政”的内容不少是维新变法内容的翻版，翁同龢表示欣慰，认为将会出现新的政治局面。但随着战后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各地抗租抗税斗争的不断出现，翁同龢对“新政”逐渐失去信心，认为西太后的“新政”并不能挽救清王朝的危亡，正如他在给友人信中所言： “破衲补不起，何担三宝哉？”

“新政”刚推行之时，翁同龢曾寄望解除党禁，自己官复原职。然而，春去夏来，秋尽冬至，虞山上的山花，花开花落，党禁终没解除，自己则仍困于山中。因此，他彻底心恢意冷了，曾诗云： “夕阳虽好止黄昏”，比喻自己的前途一片暗淡。

伴随着翁同龢在政治上的压迫、精神上的打击而来的，还有经济上的窘困。自遭开缺回籍后，翁同龢薪俸随之告绝，随身的四五个仆人需要吃饭，而自己又体弱多病，需钱医治。为了支付费用，他只好靠典卖收藏字画。他有一幅为官时用重金购买的名画，名为《长江万里图》，是一件稀世珍宝，翁爱不释手。但光绪二十九年(1903)为生活所迫，他不得不忍痛将此画贱价卖给常熟一书商。

在翁同龢穷困潦倒，落魄忧伤的日子里，他的不少门生故旧曾接济过他，其中接济最多的是门生汪呜銮、张謇。自翁同龢开缺回籍后，汪呜銮总要几次进山看望自己的老师，馈赠食物，私下谈古论今。张謇也曾两次赴山中探望恩师，曾劝慰恩师安心养病，观待时局变化; 又曾跪倒在恩师的病榻前喂水喂饭。另外，张謇还常常派人给恩师送来大米、白面等生活必需品，有时汇来数百银两。

光绪二十九年(1903)对翁同龢讲是悲伤的一年。先是贤侄翁曾荣去世，继之则是夫人汤氏谢世后一直与他相伴的爱妾陆氏归西，接着便是他在北京的房屋被人骗卖给外商，后则是他的几位好友相继作古。翁同龢“泊然无依”、“老怀忧伤”，倍感孤独，写下了“叹息无家老逐臣，只剩两膝拄孤身”的诗句。光绪三十年(1904)夏，他又从报纸上得知日俄为争夺在中国的利益而在中国领土上进行战争的消息后，无限伤感，经常是“草野孤臣空涕泪”。经过一连串的打击，翁同龢终于病倒了，有时神情木呆，有时喜怒无常。不久，双脚浮肿，继而半身麻木，连话也不能讲了。此时，他已预感到自己在世的日子不多了，遂择定祖坟的一块空地为自己的安息之地。不久，西太后迫于社会的压力于五月八日宣布解除党禁，“以今年庆典，凡戊戌案内革职人员皆开复原官，监禁交地方官管束者概行释放，着该部该省查奏。”病榻上的翁同龢得知这一消息后，高兴万分，言“逋臣如得邀此宽典，虽一息尚存，当优谒君门。”欣喜之余，他硬撑着病体泛舟游览了苏州、杭州和萧山。但因精力不支，五月十八日晨，他在院内伏地叩首拜谢谕旨时，昏倒在地，后被仆人救起，才渐渐苏醒，但从此卧床不起。

光绪三十年(1904)五月二十一日，翁同龢病危。临终前他向守候在床前的亲友口占一诀“六十年中事，伤心到棺盖; 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谈。”随之又为自己口拟挽联一幅： “朝闻道，夕死可矣; 今而后，予知免夫。”遗命丧事从简。“身后不得铺张。”是日夜，这位饱经忧患的政治家杳然长逝，享年74岁。

十二

翁同龢去世后，他的亲友按照他的遗嘱，将他安葬在虞山鹁鸽峰下翁氏祖坟的偏西方向。由于此时翁同龢尚未开复，所以安葬仪式极为简单。他的墓除了一抔黄土，无其它修饰。墓前立着他手书的“清故削籍大臣之墓”的墓碑，安放着他自拟、张謇手书的挽联。据说，翁同龢去世时，庆亲王弈劻曾面奏，请为抚恤，但遭西太后拒绝。

光绪三十四年(1908)，光绪帝和西太后相继去世。醇亲王载沣为摄政王，总揽朝政。时局的变化，为死后的翁同龢开复准备了条件。宣统元年(1909)春，以翰林院检讨陆懋宗为首，苏、杭一带的地方官绅联名向江苏巡抚陈启秦和两江总督端方呼吁为翁同龢上奏朝廷，开复原官。呈词中言： “翁同龢立朝三十年，两为帝师，两预机衡，追思讲书之劳，宜在矜原之列。”与此同时，翁同龢的后人也力求端方鼎力相助。端方与翁同龢早在光绪初年就有来往，有一段交情，因此答应帮忙。宣统元年(1909)五月二十一日，即翁同龢五周年忌日这天，端方上奏朝廷，奏请为翁同龢开复原官。由于庆亲王奕劻等人的大力疏通，当日载沣硃批： “翁同龢著加恩开复原官。”民国三年(1914)二月二十八日，经前清外务部尚书邹嘉来，邮传部左侍郎吴郁生等人呈请，逊清皇室内务府大臣世续、景丰、绍英上奏，退位的宣统帝给翁同龢补赐了“文恭”的谥号。

翁同龢死后的第二年，他的侄孙翁斌孙( 号笏斋)，为筹集翁同龢的寿梓费用，开始将翁同龢革职前留在天津的“残稿”加以整理，准备付印。与此同时，翁同龢的一些故旧门生，也着手收集整理翁同龢开缺后在常熟的遗稿，于民国九年(1920)春，以《瓶庐诗稿》之名刊行。民国十年(1921)，又出版了《瓶庐诗稿》补遗一卷，校异一卷，词一卷。民国十二年(1923)，在翁同龢的门生、商务印书馆负责人张云济( 字菊生)的大力协助下，上海涵芬楼影印出版了翁同龢的大部分手稿，分别定名为《瓶庐丛稿》、《翁松禅遗墨真迹》、《翁松禅家书》、《翁瓶笙书屏集扇集》等。民国十四年，上海涵芬楼又将他从咸丰八年(1858)至光绪三十年(1904)间的日记，分别以《翁文恭公日记》、《翁文恭公军机处日语》影印出版。

翁同龢去世后，他的门生故旧对他非常怀念。1920年四月二十七日，是翁同龢90岁生辰，他的门生孙雄筹聚集20多人在北京城南陶然亭举行纪念会，宣布成立“瓶社”，后曾编集了《瓶社诗文集》。

对于翁同龢的去世，在翁的门生中最伤心的莫过于张謇。随着岁月的流逝，张謇对翁同龢的怀念与日俱增。1921年初，他以江苏立宪公会会长的身份赴京请愿时，曾特意到翁同龢的故居旧址凭吊了一番，并赋诗记之，表示对同乡、恩师、挚友的缅怀之情。不久，张謇第二次前往虞山扫墓，再度赋诗缅怀先师： “鸽峰注吾瞩，停舆入墓庐; 空庭冷花竹，亟趋墓前拜。平生感遇处，一一缭心曲; 缅想立朝姿，松风凛犹谡。”鉴于恩师故居瓶隐庐破旧不堪，他遂出资五百元，为之修缮。他还曾建议翁氏后人将瓶隐庐对外开放，供游人凭吊。

康有为对翁同龢的极力举荐和对维新派的支持一直铭记在心。光绪三十年(1904)康有为在日本得知翁同龢病逝的消息后，非常难过，作哀词十四章，叙述他与翁同龢之间的交往，词中对翁同龢在维新变法中的历史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翁同龢“为中国维新第一人。”除哀词外，他又作： “哭常熟三章”，其中有“东望江南断云处，空将老泪洒寒潮”的诗词，表达自己的悲痛心情。1918年春，康有为还特地从上海赴虞山祭奠翁同龢并将墓碑改换成金字碑文。

新中国建立后，翁同龢的墓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常熟市人民政府曾多次拨款修葺，供中外游人观瞻。

清朝 翁同龢生平简介？翁同龢历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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