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 左宗棠生平简介?左宗棠历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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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 左宗棠生平简介?左宗棠历史评价?

左宗棠

左宗棠,字季高,一号朴存,早年自号“湘上农人”,湖南湘阴左家塅人。左家世代“耕读传家”。祖父左斐中,国子监生,父亲左观澜是个秀才,父子皆以教书为业,以微薄收入贴补家用。另外,家有土地数十亩,一家十几口人每年仅靠几十担租谷过活。由于人口多,收入少,家用不给。

左宗棠幼年时,家境十分贫寒。有年大旱,左家不得不以糠屑为食。宗棠五岁时,合家迁居长沙。后来父母相继久病去世,家里落下一大笔债,家境更苦。一个本来十多口的大家庭,父母双亡,长兄夭折,姊妹出嫁,只剩下二兄左宗植和左宗棠兄弟二人。不久,宗植又客游武昌,谋食他乡,只剩下宗棠孑然一身,在湖南湘水校经堂靠“膏火”( 即奖学金)生活。

道光十二年(1832),左宗棠困贫无所依,入赘岳家。贫寒悲凉、寄人篱下的早年生活对左宗棠影响很大,他曾写下这样的诗句追念父母在世时家境清寒的情景:

十数年来一鲜民,孤雏断肠是黄昏。

砚田终岁营儿脯,糠屑经时当夕飧。

……

乾坤忧痛何时毕,忍嘱儿孙咬菜根。

少年左宗棠聪颖异常,并且深受“经世致用”思想影响。父亲左观澜曾就读“经世派”活动中心湖南岳麓书院,左宗棠五岁即从父读书,不能说左宗棠不曾受到父亲经世思想的影响。少年左宗棠学习成绩优秀,因此,他高傲自负,喜欢说大话,常以诸葛亮自比,曾经受到他人的讽刺和讥笑,但左宗棠对此并不理会。十五岁,应童子试,第二年府试第二名。道光九年,左宗棠购得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和《方舆记要》等书, “昕夕研究。有所证发,辄手自条证”。道光十年(1830)左宗棠结识极力提倡“经世致用”的湖南善化人贺长龄,两人相处十分投机。贺是嘉道两朝名臣,官至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等职,家中有很多藏书,左宗棠将其藏书全部阅览,并且与贺长龄相互考订、切磋、交流心得。在贺的影响下,左宗棠视野迅速扩大。第二年,左宗棠就读城南书院。从师贺熙龄,贺熙龄是贺长龄的弟弟,进士出身,历任编修、学政等职,也属于经世致用学派,“其教诸生,诱以义理经世之学,不专重制艺帖括”。左宗棠学习期间很受贺熙龄器重,故“从游最久”,就读期间学习成绩优秀,曾经“七冠其曹”。这时,左宗棠经世思想已经初步形成。

道光十二年(1832),左宗棠纳资为监生,应本省乡试。发榜后,二兄左宗植中为第一名,左宗棠中试十八名举人。于是,妻子和亲戚费尽周折为他筹资去北京参加会试,结果名落孙山。

去北京会试途中,左宗棠遍览了清王朝心脏地区官场腐败和农村饿莩载道、炊烟断绝的惨象,忧虑、激愤之余,他写道:

世事悠悠袖手看,谁将儒术策治安。

国无苛政贫犹赖,民有饥心抚亦难。

天下军储劳圣虑,升平弦管集诸官。

青衫不解谈时务,漫卷诗书一浩叹。

西域环兵不计年,当时立国重开边。

橐驼万里输官稻,砂碛千秋此石田。

置省尚烦他日策,兴屯宁费度支钱?

将军更莫纾愁眼,中原生计亦可怜。

……

湘春门外水连天,朝发家书益惘然。

陆海只今怀禹绩,阡庐如此想尧年。

客金愁数长安米,归计应无负郭田。

更忆荆沅南北路,荒村四载断炊烟。

看得出,左宗棠已经预知清王朝潜含着极大的危机,社会将要发生大的动乱。国家的内忧外患警醒了他,使他更加重视“求时务”。

道光十六年,左宗棠自拟了一幅对联: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

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勉励自己要志趣高远,关心国家大事; 要发愤读书、学习时务,为将来在社会上施展抱负作准备。他潜心于地理、历史、兵法的研究。对山水分布、疆域变化; 历史沿革,山川关隘,驿站道里,城池兴废,攻守形势,历代兵事等都予以悉心研究。并根据地图绘制原理,费了九牛二虎力气,历时一年之久,在妻子帮助下重新改订、修正、绘制了一幅新的中国地图。在此期间,他对新疆地理尤其感兴趣,专门抄录《西域图志》,并予以重点研究。

道光十五年(1835)和道光十八年(1838),左宗棠又两次入京参加会试,都以失败告终。“遂绝意科场,始留意农事”,作《广区田图说》,并且继续在“经世致用”上下功夫。

青年时代的左宗棠即闻名于江南名士之间。道光十七年(1837),两江总督陶澍回家省亲扫墓,途经醴陵。当时左宗棠也正在醴陵渌江书院任主讲,应邀为陶澍馆舍作对联,左宗棠写道:

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陶澍一见此联,甚为称奇,延请相见,两人一见如故,纵谈国家大事,语言十分投机。陶澍为此专门多留他住了一天,称左宗棠为“奇才”。道光十九年(1839),陶澍殁于金陵(今南京),由贺熙龄介绍,左宗棠到陶家任塾师,实际上成为陶家总管家。在此期间,他遍览了陶澍所收藏图书与奏疏,体察了官场世故与得失,并与胡林翼(字润芝,湖南益阳人,与左同岁,陶澍的女婿,也是左家故旧)交往甚密,成为莫逆。林则徐任云贵总督时,曾在胡林翼的推荐下邀请左宗棠作幕僚,左宗棠因为不舍得离开陶澍儿子而没有赴就。后来,林则徐因病回老家福建,路过湖南,邀请左宗棠在湘江一艘船上相见。两人畅叙通宵,谈到西域(今新疆)事务非常契合,第二天不舍而别。

鸦片战争期间,左宗棠坚决站在抵抗派一边,坚持爱国,反对投降,积极要求抗英。他密切注视战局,作《料敌》、《定策》、《海屯》、《器械》、《用间》、《善后》等,论述战争机宜,为抵抗派出谋定策。对于清政府罢免主战派,任用主和派非常不满,发出了“和戎自昔非长算,为尔豺狼不可训”的呼声。鸦片战争失败,左宗棠十分忧愤,尤其是《南京条约》签订之后,更是痛心疾首,仰天长叹: “市不可绝,则鸦片不可得禁,自此亿万斯年之天下,其奈之何!”忧愤之极,欲买山隐居。

道光二十三年(1843),左宗棠用多年积攒在湘阴东乡柳家冲买田70亩, 翌年, 合家迁居于此, 自谓此为“有家之始”,他说: “但愿长为太平有道之民”。他雇工种田,植竹种桑,开发农圃,并且编撰《朴存阅农书》指导农业生产。每当空闲之时,左宗棠便督导农工,每天在农田巡行,自号“湘上农人”,俨然一个“耕读之家”的封建家长。

科场失意,怀才不遇,年且40的左宗棠长叹: 非梦卜夐求,殆无幸矣,企愿耕读一世,了此残生。

道光三十年(1850),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狂飙突起,接着挺进湖南,直捣长沙。湖南局势骤然紧张。巡抚张亮基( 林则徐门生)经胡林翼推荐,多次邀请左宗棠到他那里入军幕府,协助他办理军务。此时,左宗棠已徙居白水洞,打算避乱世于山林,故辞。后来,经二兄左宗植和好友郭嵩焘力劝,再加上张“厚币力请”,咸丰二年(1852),左宗棠应聘入张幕府,为张筹办军务。他积极献计献策,协助张打乱了太平军进攻长沙的计划,击退了太平军。随即,又帮助张亮基捕捉“会匪”,整饬吏治,举办团练,肃靖湖南政治,使湖南局势稳定下来。第二年,张亮基移抚山东,左宗棠重新回到白水洞隐居。

同年,骆秉章调任湖南巡抚,骆多次写信邀请左宗棠出山,左起初不肯,后来,因为太平军多次扬言进山搜寻左宗棠,左才出山。初入骆秉章幕府,左宗棠因为性格高傲自负,与人很合不来,骆秉章对他也是若即若离,不是十分信任。一年之后,骆在左的帮助下,治理得法,调度有方,抵抗太平军水陆连战皆捷,将太平军再次全部赶出了湖南全境。此时的骆秉章对左宗棠已是言听计从,大小军政之事,使左“得尽所为”,自己“但主画诺而已”。从此,左在骆部一呆就是6年。6年中,他积极协助骆秉章整饬湖南地方吏治,罢免督办团练不力的地方官员,为各地湘军筹粮、筹款、制枪、造船、造炮支持对太平军作战,血腥镇压湖南境内的地方农民军,巩固湘军大本营———湖南的统治。另外,积极招募、扩充、训练湘军,或派出增援曾国藩镇压太平军,或增援其他湘军镇压地方农民军,有时还亲自带兵同太平军作战。咸丰九年(1859),石达开部号称20万自江西进入湘南,左宗棠就利用湖南地方武装4万人,会同湖北一支清军联合作战,成为石达开的死敌,最后将石达开赶出了湖南。

由于左宗棠在骆部恃强好胜,大权独揽,被当时的人所疾恨。咸丰十年,发生樊燮京控事件。湖广总督官文素来就对左不满,乘机陷害,清政府想查办左宗棠。左在京的好友郭嵩焘知道消息后,立即求救于当时的军机大臣肃顺,肃顺说: “须有人在下面说话才好”。郭于是又求助于同事潘祖荫,潘因此上疏说: “湖南地方军不仅立功一省,而且援应江西、湖南、广西、贵州,所向披靡,表面上是因骆秉章调度有方,实际上是由左宗棠运筹策划。湖南局势仰赖于左宗棠。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左宗棠生性自负刚直,嫉恶如仇,引起别人嫉恨是可以预料的。在国家用人之时,应珍惜人才方是上策”。左的同乡曾国藩也上疏说,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要求清政府不要查办左宗棠,以安定人心。左的亲戚、好友胡林翼乘机要求重用左宗棠。当年五月,清政府授左宗棠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帮办军务。奉命后,左宗棠在湖南长沙招募军队5000人,以王开林统领,以刘典、王开化、杨昌濬等为副统领,编成队伍,在长沙城南金盆岭训练作战,号称“楚军”。从此之后,左宗棠结束了长达九年的幕僚生涯,率领自己亲手选募、训练出来的湘军,踏上了直接扼杀太平天国革命的征程。

左宗棠独立地走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太平军正处于第二个上升时期。咸丰十年(1860),陈玉成、李秀成二破江南大营。随后,陈玉成率军西进,李秀成挥师东征。很快,李秀成席卷苏南,开辟了苏浙根据地。为了防止太平军从皖南进入江西,重现当年石达开占领江西八府五十三县局面,曾国藩命令左宗棠等进驻皖南、赣东北地区。十月,左宗棠进驻乐平、景德镇。从此,左宗棠率军扼守、游击于这一地区,象一把坚硬的锲子,死死扼住了太平军出入江西、支援安庆的通道,牵制了李世贤部太平军。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清军攻陷安庆,太平军西进失败。李秀成率军挺进浙江,开辟东南根据地。曾国藩闻之大惊,认为太平军占领苏浙富裕地区,根柢一固,将来会变得更难收拾; 而左宗棠闻之大喜,他说: “太平军舍弃西进,而向东南偏隅发展,大局必将有转机。”当月,清廷命左宗棠率军支援浙江,曾国藩以左宗棠部驻区无人替防为由,留住左宗棠。十一月,清廷诏示左宗棠日夜兼程增援浙江督办军务。左宗棠与曾国藩共同商议: 认为保住徽州( 今歙县),巩固上饶和广丰为根本之计,所以仍未移军浙江。当月,杭州城被太平军攻破,浙江巡抚王有龄悬梁自尽,清政府接受曾国藩密疏建议,明令左宗棠为浙江巡抚。同治元年(1862)正月,左宗棠率部入浙,以稳打稳扎、步步为营的办法进攻开化、遂安。清廷诏示左宗棠要求攻打衢州,以扫清全浙太平军。左宗棠上奏说: 行军作战,要避免长距离围剿,要防备后路,只有使自己无懈可击才能控制别人而不被别人控制。我部攻打衢州,出师遥远,势必后方空虚,那样的话,一旦衢州、婺源( 今婺源县)出事,后果不堪设想,不如现在由婺源攻开化,另派一部由华埠攻遂安,大军翼护上饶、广丰,不使之出现险情,以致前功尽弃才好。同治二年(1863),左部湘军不惜伤亡惨重,逐步攻占遂安、常山、江山、衢州、金华、绍兴,继尔进逼富阳、杭州。与此同时,浙东地主武装同英国、法国雇佣军联合组成混合军相继攻陷了宁波、余姚、上虞。太平军面临着腹背受敌局面,情况相当严重。左部各军要求直捣杭州,左宗棠却不愿贪功打攻坚战,主张稳收全功。派刘典、刘培元、王德标等防卫徽州、淳安、开化等。七月,中法混合军“常胜军”开到富阳。受鸦片战争中爱国思想影响,对于使用外国雇佣军,左宗棠起初很有些顾虑,认为花费中国的白银给外国雇佣军发展势力,如果不加限制的话,外国在华势力将变得越来越大,而中国将相对地变得弱小,必将给以后抵抗外国侵略带来更大困难,这不是长久之计。后来,左宗棠发现外国雇佣军积极帮助镇压太平军,他又夸奖说: “忠勇奋发,极肯出力”,并予以积极协助配合。八月,两军汇合,攻陷富阳城。接着,大军压境,威逼杭州。

当时,李鸿章所统淮军以上海为根据地,在外国势力支持下,全面进攻太平军; 曾国荃率湘军从安庆东下,扎营雨花台,直逼天京( 今南京); 而左宗棠正进攻杭州,太平军三面挨打,已完全陷入被动局面。苏浙方面,李秀成应急回天京,只有汪海洋守余杭、李世贤守溧阳,与广德守军相依为命。十二月太平军相继失去苏州、嘉善、广德,此时的太平军已是强弩之末,人心散乱。同治三年(1864)二月,左宗棠连陷湖州、杭州,肃清全浙。清廷诏封左宗棠太子少保衔,赏穿黄马褂。

苏杭失落,标志着太平军苏浙根据地彻底瓦解,使天京失去翼护暴露于外,局势完全恶化。同年六月,天京陷落,标志着太平天国运动失败。清廷论功行赏诏封左宗棠一等伯爵,赐名“恪靖”。

九月,太平军余部汪海洋、李世贤部转战安徽、江苏、江西,进入福建。左宗棠于当年十月从杭州启程进入福建追剿太平军。同治四年(1865)四月至福州,攻陷漳州。此时太平军已是屡战屡败,势穷力竭。六月,李世贤被汪海洋所杀。十月,汪海洋在乱军阵中死去。十二月,左宗棠指挥各路清军在嘉应城( 今梅县)合剿太平军,彻底绞杀了太平军余部,俘虏6万余人。左宗棠命令斩杀太平军俘虏将领200余人,并将“面部狰狞者”也从严惩办,狂肆滥杀得首级1. 6万余颗。清廷诏赐左宗棠戴双眼花翎。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中外反动势力进一步结合,清廷借用外国雇佣军,联合绞杀了太平天国运动,使清政府在危机四伏之中,出现了一个短暂稳定的阶段,这就是所谓的“同治中兴”。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因血腥镇压太平军有功,被称为“中兴名将”。

这些镇压太平军的官僚、军阀们,在和外国雇佣军共同作战中,对外国“船坚炮利”有了更深刻的感受,因此,纷纷向西方学习,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技术创办新式军事工业,扩充武器装备,这一历史事件,史称“洋务运动”。左宗棠也是洋务运动中最著名的一个。他主要创办了福州船政局。

左宗棠的洋务思想深受早年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是对魏源等“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更多地着眼于封建国家的安全和富强。

同治五年(1866)春,左宗棠由广东回到福建,当时清政府内部为了加强海防正在议论购买或雇用西方战船来建立中国海军。此时,左宗棠也正在对早年林则徐等提出的我国要自行制造轮船的事耿耿于怀,因此他上书总理衙门: 就目前形势而言,借不如雇,雇不如买,买不如自造。因为借用、雇佣、购买只能济一时需,其结果必然是受制于人。因此,要想真正建设海防,就要自己建立造船厂,自己学习制造、操作战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建议先在福州设立造船厂。

同治五年(1866)九月,左宗棠在福建马尾山下购田700亩作为厂基,聘请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为正副监督,计划兴建铁厂、船槽、船厂、学堂、住宅等工程,并向外国购买机器、轮机、大铁船槽等,大兴土木,建造船厂。同时,为了真正全面掌握西方造船、驾驶、检修的技术,不再“受人掣肘”,左宗棠还特别注重建立学校,培养我国自己的造船专门人才。在船政局他还设立“求是堂艺局”,选拔各地聪颖弟子来到这里学习,培养造船技术人才和海军军官。他说: 我建船厂所注重的是学习制造机器的技术。我国子弟一旦学成,转相传授,这是国家长远利益之所在。再次说明,借、雇、买都只能是济一时之需,而自造轮船却有着永久的好处。

同治五年十月,陕甘回民起义和北方捻军起义愈演愈烈,清政府调左宗棠移抚陕甘,镇压回捻起义军。左宗棠因福建事多,要求暂缓起行。他推荐林则徐女婿、原江西巡抚沈葆桢任“总理船政大臣”,并表示: 建造福州船厂是国家长远利益之所在,纵有千难万难,也在所不辞,将来船厂无论出现什么差错,他左宗棠都将一人承担。十月,左宗棠将福建事务办妥,并交接完毕后启程往甘。福建士民执手相送,左宗棠表示: 等到靖定陕甘,他仍将来福建。

一年之后,福州船政局正式开工,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有现代意义的造船厂。又经过几年努力,马尾船厂建设得规模宏大,设备齐全。船厂下设铁厂、铸铁厂、拉铁厂、仪表厂、轮机厂、水缸厂、合拢厂、另有船台、船槽等等。另外,沈葆桢承继了左宗棠“不重在造,而重在学习”的“创始之意”,大力发展了船政局教育事业,许许多多的各类学校成为船政局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份。学校分为两大部分: 英文部、法文部,下设海军学校、工程学校、航海实习学校、造船学校、艺徒学校等等。这些学校聘请外籍专家、技师传授理论,教导实际操作技能。为了真正达到“重在学不在造”目的,沈葆桢还与外籍专家、技师达成协议: 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把中国学生培养成具有独立操作能力的技术人才。如在规定时间内达到了目标,教师酬金从优,如不能达到要求,教师须再加指点,使学生试之再三,务必使其完全掌握技术为止。另外,福州船政局还选派数十名学生前往英法留学,学成回国之后,一切制造、驾驶等全由中国学生自主操作、管理。

福州船政局创办的各类学校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也是第一个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海军及其相关技术的学校,这在近代中国军事史乃至教育史上都具有十分独特地位。船政局“重学不重造”,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海军军官和造船人材,如邓世昌、林永升、严复、刘步蟾、郑清廉、李寿田等,为国家海军日后创造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意义十分深远。在这一点上,左宗棠比当时所有洋务派都显得目光远大。

到光绪元年,福州马尾船厂制造的兵舰已遍布整个东部沿海。北洋水师的2/ 5,闽江水师几乎全部,南洋水师的1/ 3,都是出自福州船厂。福州船政局培养的海军人才也已遍布整个清军水师。虽然,这些水师,后来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和李鸿章投降主义路线造成被动局面,从而导致全部葬送,但是,福州船政局为了建设国家的海防所作出的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

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以后,起义军在江北的余部辗转北方,参加了北方捻军起义军。同治五年(1866),西捻军在张宗禹带领下,挺进陕甘,这时,已退居甘肃的陕西回民起义军也闻讯东来,形成了“捻回合势”局面。捻军与回民起义军并肩战斗,互相呼应,搅得清政府坐卧不安。

同治六年(1867)春,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率部入陕。临行前,左宗棠就定下了先捻后回、先中原后关陇、先急剿后缓抚的作战方略,并且定下了先攻占关中,切断捻回联系,再力图将捻军包围在渭水两岸的作战方针。左宗棠到达陕西,即分军三路入关。清政府另派皖南总兵刘松山率老湘军9000人前来援助。山西军队也归左宗棠调度。

当时,西捻军正沿渭北向东转移,回民起义军则分路向西,聚集北山( 在陕西北部)。左宗棠即传令各部,凭渭河扎营,企图歼灭西捻军于泾水、洛水之间。捻军乘清军未能合拢之时,即西渡泾水、洛河,接着又渡过白水,乘夜大风雨,挺进北山。左宗棠极担心捻、回再度合势,剿灭更加困难,急忙率军扼守耀州( 今耀县)。十月,捻军败走宜州,另一股进入耀州界与回民起义军汇合。从此,清军虽然屡次打败捻军,终因回、捻东西互相呼应,势不能全剿。十一月,西捻军取道逾山至壶口,趁黄河大冻过河进入山西。左宗棠心中暗喜,急令刘典代督陕甘军,自己亲率5000人跟踪尾追。十二月,西捻军由山西、河南北上进入河北,进逼保定,威胁北京,清廷大为惊慌,给左宗棠、李鸿章、河南巡抚李鹤年以革职处分,令其“戴罪立功”。左部湘军、李鸿章部淮军、李鹤年部豫军三军实行锁围政策,渐渐合拢,将西捻军合拢于陵邑( 今山东临邑)、济阳( 今属山东)之间数百里的空地上。同治七年(1868)六月,西捻军首领张宗禹投徒骇河死,西捻军彻底失败。清廷诏复左宗棠数次革职处分,赏太子太保衔,诏一等军功。八月,进京觐见,赐紫禁城骑马。左宗棠表示以5年为期平定陕甘回民起义。

十月,左宗棠回到西安。当时陕西反清武装分为东北、西南两大支,东北部董福祥、李双良等纠集战乱散兵游勇和饥民10余万人,活动于延安、绥德、榆林一带。西南一支为回民武装,由白彦虎、马正和、杨文治等为首领,人马号称20万,以甘肃董志原为活动中心。左宗棠一回到西安,即定下首先从东北部入手,先平定汉族武装、再合力剿灭回民起义的作战方针。十一月,陕西回民起义军禹得彦部因粮尽到陇州( 今陇县)向刘典投降,刘典想同意接受,左宗棠却坚决不允许,说: 投降却以粮尽为由,说明仍然是心不服。十二月,刘松山部奉命西渡黄河,至绥德,进攻镇靖堡( 今靖边县境),董福祥投降。同治八年(1869)春,左宗棠进驻乾州( 今陕西乾县),指挥各路人马攻破董志原,连下镇原、庆阳一带,残酷屠杀回民起义军3万余人。起义军余部由白彦虎带领退至甘肃灵州( 今宁夏灵武)。至此,陕西起义军基本退出陕西。左宗棠于是教以区田、代田之法,督令丁壮劳力屯田垦荒,并召集流亡难民以及董福祥部降兵,发给安家费,使其安居乐业。五月,左宗棠移驻泾州( 今泾川县)。

甘肃反清武装规模较大的有三大支,西有西宁的马朵三部,南有河州( 今临夏)的马占鳌部,北有宁夏的( 今宁夏银川)的马化龙部。其中,马化龙部尤为显著,他驻扎的金积堡处于秦汉两渠之间,扼黄河之险要,环堡又有500余寨相互呼应,地形易守难攻。此地又是贸易中心,商业发达,辐射面达西北各省及蒙古各部,擅有盐、茶、马、革之利。马化龙是西北富豪又以传播新教为名,结好四方名人及当地回民群众,在西北地区势力很大,“其呼吸声息可达数千里”。左宗棠密书刘松山: 马化龙恃其富豪、地险,暗地里与陕、甘各回相通。从大局言之,金积堡为陕、甘必讨之贼。失今不图,必将后悔莫及。金积堡一克,则威震全陇,乃收全功也。

同治八年(1869)七月,刘松山奉左宗棠之命率老湘军进攻马化龙部。马化龙率回民起义军奋起抗击,予敌以重创,并进攻夺回灵武城。十一月,左宗棠进驻平凉( 今平凉),指挥清军日夜攻打金积堡。同治九年(1870)正月,刘松山被击毙,左宗棠荐举刘锦棠接统刘松山部,继续猛攻金积堡。久战不胜,最后,左宗棠令清军决秦渠水灌淹金积堡,堡内粮绝,马化龙被迫出城投降。左宗棠要他召集各地回民起义军到金积堡缴械受抚,可是等回军到齐后,他突然纵兵大杀,马化龙父子亲属13人被凌迟处死。

同治十年(1871)七月,左宗棠亲率大军移驻静宁,命令清军分3路进攻马占鳌部回民军根据地河州。第二年春,马占鳌在太子寺( 今广河)打败来犯的清军后率众投降了。七月,左宗棠进驻兰州。这时,已就抚的肃州( 今酒泉)回民起义军首领马文禄听说俄国侵占我国伊犁,关外大乱,于是重新占据肃州,联合陕西回民武装白彦虎部发动起义。同治十二年(1873)八月,左宗棠从兰州来到肃州前线,指挥攻打肃州城。马文禄率城内军民顽强固守,屡挫清军。左宗棠亲临城外督战,指挥炮队轰毁城外堡垒百余座,继之挖地道、爬濠沟、攀城墙,均不逞。但回民起义军终因粮尽而无法坚守,九月,马文禄开城出降,白彦虎率残部逃至关外。清军进入肃州城后,大肆屠杀,投降的马文禄等9名回军首领和当地4000多回民全部被杀死,“即老弱妇女亦颇不免”。至此,陕、甘回民起义完全被镇压下去了。同治十三年(1874)七月,左宗棠晋升为东阁大学士,并留督陕甘。

本来,同治十年前后,因为马化龙事件,左宗棠在朝中弄得人际关系紧张,他很伤心,再加上年老体衰( 时年60岁)、百病丛生,因此,他屡有退志。同年元配爱妻周氏病卒对他更是雪上加霜。他心悽神伤,疲惫不堪,在致亲友的信中多次提到: 一旦剿灭陕甘回民起义,他就要引病乞退、解甲归田。

但是,同治十年(1871)三月,俄国悍然出兵我国伊犁,扬言要进占乌鲁木齐,清廷朝野大震。左宗棠深感局势严重,隐然感觉到收复新疆的重任必将落到自己的肩上。同年,他致书爱将刘锦棠: “本拟收复河湟后即乞病还湘,今既有此变,西顾正殷,断难萌退志,当与此虏周旋”。

新疆,古称“西域”。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公元前一世纪,西域即正式归入中国版图,成为我们多民族国家的一部分。清初,我国政府多次平定西域封建主叛乱,并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更名新疆,设立伊犁将军,行使新疆管辖权。

同治三年(1864),新疆库车、伊犁等地爆发了回民封建主反清起事,并很快形成一片封建割据局面。同治四年(1865)春,中亚浩罕国派军官阿古柏入侵南疆喀什噶尔( 今喀什),又相继兼并南疆各路军阀,成立“哲德沙尔国”( 即七城之国之意)。残酷压榨奴役南疆人民,并且积极投靠英印势力扩充军事力量。同治九年(1870),阿古柏占领乌鲁木齐。第二年,沙俄以“代为收回管理”为由,侵占我国伊犁。同治十二年,阿古柏依附土耳其政权,奉土为上国。同治十一年(1872)、十三年(1874),阿古柏相继与沙俄、英国签订条约。俄英两国家承认阿古柏政权,并取得了在新疆一系列特权。这样,西北局势变得错综复杂,日趋严重。

整个19世纪70年代,我国边疆出现全面危机。对于要不要收复新疆,清政府内部议论纷纷。引发了以李鸿章为首的“放弃派”与以左宗棠为首的“收复派”的争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塞防、海防之争”。同治十三年(1874),李鸿章在复奏关于筹备海防等问题时说: 乾隆年间戡定新疆,徒收数千里旷地,而增千万年之漏卮,已为不值。现在,阿古柏与各大国勾结一气,至使英俄皆不愿中国得志于西北。目前中国力量不能兼顾西域,因此对于新疆,中国不宜过问。最后他又提出: “况且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提议停兵撤饷,暂罢西征。左宗棠针对李鸿章论调于光绪元年上奏指出: “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不可偏废”。“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如果此时停兵撤饷,自撤藩篱,那么“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怕亦未能晏然”。只怕整个北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我国收复新疆,是收复故土,是正义行动,英俄若插手此事,于理不容。另外,若此时不收复新疆,养虎为患,只怕后患无穷。最后,清政府接受左宗棠爱国主张,于光绪元年(1875)三月二十八日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对于新疆事务,左宗棠早年即受经世派龚自珍、魏源等影响,进行过深入研究。阿古柏侵占新疆以后,正在陕甘镇压回民起义的左宗棠更加关注新疆动向,尤其是俄国出兵侵占伊犁,左宗棠更是忧心忡忡,他说: “关外无劲军健将,又事权不一,为时太久,必启戎心,我应早作策划。”为了收复新疆,左宗棠作了大量艰苦的准备工作。

首先,本着“自古边塞用兵在精不在多”的指导思想,左宗棠积极整编军队,整饬军队官吏。同治十一年(1872),他弹劾撤换乌鲁木齐都统成禄,并将其部队裁撤整编归入景廉部。同治十二年(1873),他奏陈裁撤兰州防务督办穆图善部全部步兵。同治十二年整编金顺部。同年,左宗棠在攻陷肃州后,将自己嫡系部队也大事整编,遣汰留强,凡是老弱或不愿参加西征的士兵,一律遣返原籍。同时,又派刘锦棠等回湖南募勇,扩整军队,准备西征。

同治十三年(1874),左宗棠认为景廉( 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与他“同役不同心”, 要求予以内调。光绪元年(1875),清政府将景廉内召,将穆图善部移驻北京近郊。后来,左宗棠又赶走了不听调遣的陕甘粮饷转运帮办袁保恒。从而左宗棠将西征军领导权牢牢地控制在手中。

其次,正如左宗棠自己所说: 此次西征“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筹转运又难于筹粮。”筹粮、筹饷、筹转运是这次西征的关键。

第一,筹饷。西征军每年年饷约需600万元; 整编部队,发放遣散费及积年欠饷约需八九十万元; 粮运路途遥远,运费每年约需200万元; 陕甘连年兵灾,流亡难民急需安抚,赈济款项也是十分巨大。西征军还要改善装备,还要为日后作战中安辑流亡作准备。因此军队西征费用巨昂。而左宗棠辖下陕甘二省,干旱贫瘠,连年战乱,民不聊生,根本无法征集军饷。清政府要求各省每年解往西征军的款项又由于李鸿章作崇,根本不能到位。到光绪元年八月,西征军欠饷已累积至2600万两。

光绪元年(1875),左宗棠向英国怡和银行借款300万两,明定所欠款及利息将由浙江、江苏、广东三省( 大部份是淮系)应协西征军饷来偿还。

光绪二年,经左宗棠一再催促,清政府决定由户部拨银200万两,又令各省解齐300万两,同时允许左宗棠自筹外债500万两,勉强解决了西征军饷问题。

第二,筹粮、运粮。西征军首要目标是乌鲁木齐,该地地势高寒、贫瘠,少有收成,无法在当地采购军粮。而整个西北地区连年战争少有人烟,也无粮可买,只能到内地或乌里雅苏台等地采购。因此,西征军战区到采粮区,中间数千里之遥。购粮、运粮都十分困难。左宗棠多次指出,筹粮、运粮“事事利钝迟速,机括全系于此。”经过仔细考察研究,左宗棠决定分三路运粮: 一路在甘州( 今张掖)、肃州、凉州( 今武威)一带购买一部分军粮,经嘉峪关,到玉门、安西( 今安西)、哈密,此路2400余里,中间是沙漠戈壁,运输任务艰巨; 一路在宁夏( 今宁夏银川)、包头、归化( 今呼和浩特)一带购买,经乌里雅苏台、科布多运至巴里坤古城( 今奇台); 第三路为宁夏经外蒙边境至巴里坤古城。在运输过程中,左宗棠还注意把车运、驼运、军运、民运结合起来,有效地达到了运输目标。

在购粮、运粮的同时,左宗棠还不计血本,大力提倡军屯,且耕且战,广辟粮源,节约粮饷。

经过几年努力,到光绪二年(1876)二月,西征军在新疆已储备粮食计3500万斤。

第三,创办兰州机器局,改造、仿造、制造、修理洋枪洋炮,为西征军军械供应奠定基础。

经过长达三四年的艰苦准备,西征军克服了重重困难,铺平了西征道路。光绪二年三月,左宗棠命陕甘军务帮办刘典坐镇兰州,代理日常事务、军务以及粮饷运输事宜,自己从兰州驰抵肃州,在此设立大本营,开始指挥西征军出师。

左宗棠根据新疆地理分布状况以及阿古柏兵力布置情况,结合清军实际,制定了“缓进急战”、“先北后南”的战略思想,以及“杜其窜路,相机大举,聚合歼之”的作战原则。

四月,西征军主力刘锦棠部自肃州出发,挺进新疆。接着徐占彪部进驻巴里坤。此时,金顺、张曜各部也已出发。北疆阿古柏部队倾其所力集驻古牧地,欲与清军决一死战。六月二十二日(1876年8月11日)刘锦棠突击古牧地外围黄田,并将古牧地以30营优势兵力团团围住,以泰山压顶之势昼夜攻城。二十八日(8月17日)攻占古牧地,歼敌五六千。刘锦棠以乌鲁木齐空虚,当机立断,命令各部乘胜直捣乌鲁木齐。乌市阿古柏军队知城不可守,纷纷弃城逃窜,刘锦棠进驻乌鲁木齐。接着兵不血刃,收复昌吉、呼图壁。九月二十六日(11月11日),金顺部在刘锦棠协助下,攻占玛斯南城。至此,北疆全部克复。

当时,阿古柏在南疆的主力集中在达坂、托克逊、吐鲁番三城。这三城呈等腰三角形,既可以互相呼应又可以各自为战,阿古柏自己驻守喀喇沙尔( 今焉耆),预备随时接应以上三城守军。左宗棠根据此地形势,决定两路进军,使三城守军不能两顾,布署张曜、徐占彪攻吐鲁番,刘锦棠攻击达坂城,大家分头合进搜索而前,二城克复后,再合攻托克逊。临行前,左宗棠要求各路大军: 仍要缓进急战,要准备狠打几个恶仗,要一举而收全功。并告诫各部: 收复南疆,对回民群众要以“王土王民为念”,让他们有“去虎口而归慈母”的感受。“大军所至勿淫掠、勿残杀、王者之师如时雨,此其时也”。“不但此时易于成功,即后长治久安亦基于此”。

光绪三年(1877)三月初一,刘锦棠率军翻越天山,南下进攻达坂城,初四日凌晨,刘锦棠经过长驱疾进,到达达坂城,乘夜雾,将城铁桶一般围定,天明之后,守军才发现被围。刘锦棠按照左宗棠作战方针要求,严令各部,坚决锁围,不许使敌人一人漏网,其目的是收功于以后,使其今后不敢抵抗清军。初六日环城安置开花大炮,连环轰击城内目标。击中弹药库,延烧储弹药库,城中人马死伤无数。敌军屡次冒死突围,均被击退。初七日攻克达坂城,毙敌数千,俘虏1290余人。上自达坂总指挥官爱伊德尔呼里( 阿古柏大总管)下到普通士兵无一骑走脱。进城后,刘锦棠即释放爱伊德尔呼里和大批俘虏,令其回去劝降阿古柏。随后进克托克逊。这时,徐、张二军汇同刘部罗长军也一举收复吐鲁番。达坂、托克逊、吐鲁番三城既克,南疆门户洞开。阿古柏主力覆灭,军心散乱,士无斗志,政权处于分崩离析局面。四月,阿古柏在绝望中服毒自杀,长子伯克胡里杀死胞弟海古拉西逃喀什噶尔( 今喀什)。

这时,英国通过驻英公使郭嵩焘奏陈清政府说: 英国政府蓄意保护阿古柏政权,希望中国接受调处,保境息兵。左宗棠知道此事后,上奏反驳说: 英国明明知道阿古柏为我必讨之贼,却要保护立国。保护立国虽是西洋通法,然而阿古柏并非无故土( 指浩国),为什么非得要英国另割我国土地予以立国。即使别为立国即割英国地界给他,或者割英印政府土地也行,为什么非要割我土地市恩于人?此实为侵占中国的蚕食之计……从前恃仗船坚炮利,横行海上,还只是说只索取商埠,不占土地,现在也来侵占土地了。以时势而论,我愈示弱,彼愈逞强,势无完结之时。现在大军西指,不能停兵! 他进一步表示:地不可弃,兵不可停!

为适应南疆城池相隔极远,需要长途作战,大军各部彼此不易呼应的形势。左宗棠对西征大军重新作了布置; 以刘锦棠部为主力攻击部队; 以张曜军为后继部队,两军作梯次前进。张曜军的主要任务是: 打扫战场,剿灭残匪,设立驿站,修筑道路,安辑流亡,恢复生产,改革当地不合理伯克制度,恢复社会秩序等。

八月,刘锦棠派兵出击,连续攻克库尔勒、库车、阿克苏、乌什等城。接着计划收复西四城,左宗棠闻讯,即命刘锦棠一定要等到张曜军跟上再行动。并命令吐鲁番等地驻军依次进驻拜城、库车一线,他说: “自肃州、嘉峪关以抵吐鲁番、自托克逊以抵库车皆为防守军,自库车至阿克苏、巴尔楚尔( 今巴楚)为且战且防之军,自巴尔楚尔以抵喀什噶尔、英吉沙尔( 今英吉沙),则是主战之军,常山率然势成,首尾相应,数千里一气卷舒……”

十月十三日(1877年12月17日),白彦虎、伯克胡里相继出逃,刘锦棠进占喀什噶尔,接着再占叶尔羌( 今叶城)、英吉沙尔,最后,于十一月二十九日(1878年1月2日)收复和阗( 今和田),白彦虎等窜逃俄境,新疆除伊犁外全部收复。左宗棠被封二等侯。

光绪三年(1877),肃清阿古柏政权以后,左宗棠即上书清政府要求通过外交途径收回伊犁,将白彦虎等罪犯交还中国。他自己则着手在新疆革除落后的伯克制度和军府制度,委任道员、知府、知县等。重亲厘定币制,改革田粮制度,建立新式边防体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为新疆置省作了充分准备。光绪四年(1878)正月,左宗棠上书要求在新疆置省,并再次要求及时收回伊犁。

光绪五年(1879)八月,清政府派往俄国谈判的全权代表崇厚慑于对方讹诈与威吓,擅自签定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除赔款500万卢布外,另割去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以南、特克斯河流域大片领土。消息传来,朝野舆论大哗。清廷大多数官员要求严惩崇厚、拒不承认该条约。左宗棠上奏说:“崇厚所订条约,收回伊犁有其名无其实”。“目前之患既然,异日之忧何极?”……力主出兵哈密,亲自收回伊犁。光绪六年(1880)初清政府接受左宗棠等意见,将崇厚革职治罪,正式拒绝承认该条约。一面改派驻英法公使曾纪泽( 曾国藩之长子)出使俄国,重开谈判; 一面再次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赴新疆统筹兵事,准备开战。六年春,左宗棠开始部署抗俄军事,以金顺部重兵扼守精河为东路,以张曜部沿特克斯河直逼伊犁为中路,以刘锦棠取道乌什,到达伊犁,这是西路。

光绪六年(1880),左宗棠年届69岁,四月, “舆榇( 抬棺)发肃州”,进驻哈密。军心悲壮,中外警动。沙俄也增兵伊犁,并派舰队东来。六月,清政府接受英法调停,决定委曲求和。七月清政府调左宗棠回京“备朝廷顾问”。光绪七年(1881)正月底,《中俄伊犁条约》在彼得堡正式签字生效。该条约虽然使中国收回伊犁地区,争回了部分权益,但是它仍然是一个损害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的不平等条约。左宗棠到京得知条约内容,十分痛心,他说: “伊犁仅得一块荒土,各逆相庇以安,不料和议如此腐心! ”

左宗棠到达北京,以大学士任军机大臣,在总理衙门行走,管理兵部事务。但是,他生性倔强、自傲,不愿附就他人,嬉笑怒骂又无所顾忌,所以颇为同僚不容,他自己也不愿在此久待,屡次上奏请求开缺。九月,出任两江总督,兼充办理南洋通商大臣。在此期间,他注意兴修长沙、淮河等多处水利,整顿淮盐政务等,并且十分注重发展民族工商业。

光绪九年(1883),法国加紧侵略越南,广东、广西、云南边境危机。左宗棠坚决主战,自请赴前线指挥作战,并在长江流域广办团练积极备战,另派旧部将王德标回湖南永州( 今零陵)募勇,招集军队组成“恪靖援越军”到广西前线作战。光绪十年三月,清军在越南北部节节溃退。左宗棠应诏入京,再值军机。七月,福建海军溃败马江,清廷被迫宣战,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这时,法军已夺占基隆,封锁台湾海峡。左宗棠十月到达福建,坐镇福州指挥战事,命旧部将王诗正组成“恪靖援台军”冒险东渡台湾,支援台湾抗法斗争。光绪十一年(1885)二月,王德标、冯子材率领清军取得镇南关大捷。李鸿章却与法国签订《中法天津条约》,中国不战而败。消息传来,左宗棠忧愤异常。七月二十七日(1885年9月5日)左宗棠病逝于福州,遗嘱说: “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遗恨平生,不能瞑目”!

清廷谥号“文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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