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杨嗣昌生平简介？杨嗣昌历史评价？

Posted 2022-05-10 起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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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杨嗣昌生平简介？杨嗣昌历史评价？

杨嗣昌

明朝末年，社会黑暗，官府贪污腐败成风，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位于东北边陲的满族政权，通过蚕食周边弱小民族，逐渐强大起来，继而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了貌似强大，实则外强中干的明王朝。这时的明王朝已到了内忧外患、濒临灭亡的垂死边缘。为了挽救灭亡的命运，明朝众多文官武将纷纷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当时，朝中有一官员，他提出“四正六隅”和增税等法，以镇压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军。但是对大举入侵的满清兵马，却束手无策，一意主和，自己不战，也不准诸将出战，贻误军机，以致抗清最坚决的大将卢象升阵亡。他就是对农民起义极尽镇压之能事，对外族入侵束手无策，安内有能，攘外无方的杨嗣昌。

一

杨嗣昌，湖广武陵(治今湖南常德)人，字文弱，生于万历十六年(1588)。早年受过良好的教育，本人也较勤奋刻苦，因而万历三十八年(1610)考中进士，为走向仕途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中进士不久，就荣升杭州府教授之职，他的博学令世人刮目，这也是他后来进入文人们向往的南京国子监的原因所在。后又从南京国子监博士升任户部郎中，负责执掌户部，为尚书、侍郎、丞以下之高级部员。天启初年(1621)明熹宗朱由校在位，33岁的杨嗣昌，因染重病不得不辞职，转归故里，回到了阔别多年养育其成长的武陵(1913年改为常德)，读书养病，家乡秀美的景色令杨嗣昌流连忘返，达8年之久。
崇祯元年(1628)明思宗朱由检继位，召用旧官，有人推荐杨嗣昌，思宗随即下诏令杨嗣昌火速赶赴河南任河南副使，并兼右军参政。参政是布政使下一官职，分左右参政，以分领各道，后仅做兼衔。杨嗣昌以副使兼右军参政，就是这个缘故。上任后，嗣昌被令率军驻守霸州(今河北霸县)。崇祯四年(1631)又被派往山海关，专司训练军队，以抵御内忧外侮之用。应该说，早期从政的杨嗣昌是比较恪尽职守的。
杨嗣昌的父亲杨鹤，也是明朝的官员，负责总督陕西。明末陕西灾役较多，是农民起义爆发频繁之地。杨鹤因治理不力，被人密报朝廷。崇祯帝大怒之下，便欲治杨鹤之罪。听说父亲有难，忠于孝道的杨嗣昌心急如焚，可这罪是皇帝亲自定的，该如何救父亲呢?杨嗣昌一时也没了主意，万般无奈，杨嗣昌为报父亲对自己的养育之恩，一横心，只好铤而走险，以自己的性命下了赌注。他连夜写好一封奏疏，内容大致是请求崇祯帝，让他代父治罪。崇祯帝虽觉杨嗣昌孝义可嘉，却仍未答应他代父受过之事。看到奏疏上后没有回音，杨嗣昌仍不气馁，报定必死信念，又连续两次上疏崇祯帝，这种誓死如归的气概以及那父子间纯真的感情，终于感动了崇祯帝。不仅对杨鹤免于治罪，对杨嗣昌的为人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为此事，杨鹤、杨嗣昌父子二人对朝廷也千恩万谢，感激涕零，宣誓誓死效忠朝廷，效忠崇祯。
崇祯五年(1632)夏天，杨嗣昌受到重用，被提升为右佥都御史，负责巡抚永平(辖境相当今河北长城以南的陡河以东地，背山阻海，为通辽东咽喉)、山海关等地。
当年魏忠贤阉党权压群臣之际，杨氏父子并未因魏阉势大而趋炎附势，因而此举颇得东林党人的好评，两者关系还是不错的。可是一次因为一件事，却使杨嗣昌与东林党人之间出现了裂痕，结下了矛盾。事情是这样的：官居侍郎的郭巩阴谋发动叛乱，为镇压郭巩，朝廷派重兵前去弹压，郭巩兵败遭擒，经审讯，朝廷将其发配广西边地，事情本该已得到解决，无论怎样，郭巩叛乱是不对的。可偏偏有很多郭巩乡人及部下为他申冤，杨嗣昌也因素与郭巩交好，有鉴于此，便骨鲠上疏替郭巩辩解，在朝堂之上与坚决主张严治的东林党人给事中姚思孝发生激烈争执，事情的最后结果是姚思孝的主张为皇帝采纳，杨嗣昌却因此事，与东林党人之间的关系再也不能恢复往日的融洽了。

二

杨嗣昌虽与东林党人曾发生了一些不愉快，但这些并没有影响他的发展升迁。崇祯七年(1634)的秋天，崇祯帝下诏拜杨嗣昌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负责总督宣大山西等处军务兼理粮饷。杨嗣昌的权力越发大了。杨嗣昌自己也同样感受到了肩上的担子沉重，他始终没有忘记明朝统治者对其父子的知遇之情，应该说，他早就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尽其微薄之力报效朝廷。当时中原大地，天灾人祸连绵不断，盗贼遍地，民不聊生，农民起义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为此，杨嗣昌夙夜忧叹，深为岌岌可危的明朝江山担忧，他多次上疏皇帝崇祯，请求对金、银、锡、铜矿进行全面开采，目的想以此来解散民间组织，瓦解其众，将更多的人力用于采矿上来，同时为国家创造财富，增强国力，以达自保目的。崇祯七年(1634)八月二十三日，杨嗣昌再次上奏朝廷： “我在应天(南京)常常听说淮水以北中原地带的百姓靠吃草根、树皮度日。到如今，恐怕连草根、树皮也要吃尽了，现在饥民百姓无以为食，不得不到处抢粮抢稻，民心浮动，这大概和去年遇灾、田地歉收有很大关系。如果说北方人心不稳与天灾有关，可是广大的江南地区并未遭受干旱灾事，也无洪涝灾祸，他们又为什么不安居乐业，以飨天年，反而图谋不轨，与朝廷为敌呢?镇江等地，一斗米卖到了百余钱，而苏、松却长到了斗米一百三十到一百四十钱，而且还在不停地上涨，造成米市冷落，商船停运，平民百姓都私下议论纷纷，大有星火燎原之势。还有一件事值得庆幸，那就是大路旁边常有榜文示众，告知人们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当然，如果偶然有违法的，也会遭到制裁，可回头再看看平民们的家里，大都粮断财尽，虽如此，百姓还知道交纳捐税，讨伐贼寇，假如有一天，百姓到了一无所有的地步，也变成了偷窃者，变成贼寇，那么谁又来为皇上交钱纳税呢?”事实上，杨嗣昌所言，未过多少时日，便被言中了。崇祯皇帝听了杨嗣昌这段大胆而又感人肺腑的赤诚所言，深为所动，发现杨嗣昌确为栋梁之材，决定对其倍加重用。然而不久，杨嗣昌因母亲病故，不得不回籍奔丧，升迁重用之事因而拖了下来。
崇祯九年(1636)秋天，兵部尚书张凤翼病逝，谁来接替他的职务便成为当务之急，崇祯帝为此绞尽脑汁将满朝文武一个个仔细推敲考察了一番，发现朝中现有官员无一可担当此重任。不由想起了杨嗣昌，崇祯帝这才如释重负，赶忙派人到杨嗣昌原籍，降旨起用杨嗣昌。闻此令，杨嗣昌认为目前适逢内忧外患，国家战乱频繁，这个兵部尚书可不好当，于是他连续上疏三次，表白自己才疏学浅，难以胜此大任。可无论杨嗣昌怎么说，崇祯帝就是不同意，杨嗣昌无奈只好赶赴京师，就任兵部尚书职，因这么一耽误，这已是到了崇祯十年(1637)了。

三

虽说杨嗣昌不是什么军事天才，称不上军事家，但他自幼熟读经书，谙习兵书战策，也不能说是个平庸之辈。他十分好学，就在为母归丧期间，亦博览群书，对先朝人物故事了如指掌，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以督导今事。另外，他工于笔札，善于机变，口才极好。崇祯帝就十分愿意和他交谈，非常信任他、倚重他，大有识才恨晚之意。张凤翼病故，杨嗣昌执掌兵部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奋发图强，锐意改革，提出了很多建议，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他为平灭农民起义提出的“四正六隅”之说。其主要内容是：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四正，四个巡抚分头驻扎四地并负责防守; 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六个巡抚分头防守六地并互相协助策应。四正六隅犹如十面埋伏之网，无论起义军攻击哪方，都有其他地兵马从四方杀出，将起义军网住。而总督、总理两大臣，尾随起义军后面，追击讨伐。对此举措，崇祯帝表示同意。
官居福建巡抚的熊文灿，因讨伐海贼有功，十分狂傲，并声称能通过起义军足迹辨别其所走路线，杨嗣昌闻之，便将其诏来进行了一次重要谈话，谈话过后，杨嗣昌亦为熊文灿的吹牛战略所蒙蔽，认为熊氏可用。正值总督洪承畴、王家祯分驻陕西、河南，王家祯指挥能力平庸，难以委其大任，于是，杨嗣昌便以熊文灿取而代之。
军队要作战，粮饷供应是关键，为解决这个问题，杨嗣昌专门组织人员进行了讨论，遂提出筹饷四策：一，因粮，每亩加输六合，岁折银八钱; 二，溢地，士田须核实输赋; 三，开捐，富民输资，得为监生; 四，裁驿，原有驿站，概属军官管理，裁节军费，悉充军饷。统共预算，预计可增饷280万，增兵12万，崇祯帝对此一一照行，并传谕： “如今流民起义到处蔓延，生民涂炭，不召集兵马就无法平灭起义，不增加赋税，士兵就无军饷可增，此事就不要议论了，暂累百姓一年，等除掉此心腹大患，再给民休息。可将因粮改为均输，布告天下，以使百姓了解个中利害得失。”
时义军攻浙川，左良玉率军迟迟不去援救，不久，浙川城即失陷。山西总兵王忠援助河南时，因惧战，假称有病，亦率兵不前，以至贻误战机。杨嗣昌奏请皇上治二人罪，以整肃军纪，得到崇祯同意，遂将王忠及总兵张全昌逮捕，并砍头示众，以警效尤。左良玉因六安战中有功，结果功罪相抵，削去官职，令其戴罪立功以赎罪。事情到了这个地步，督师杨嗣昌苦心筹划的所谓“四正六隅”、“十面埋伏”之法，因明朝诸巡抚武将的不协调及贪生怕死的原因，对农民起义并未收到多大功效。
一计不成，杨嗣昌又想出一计，他上疏建议： “十面撒网，将陕西、河南作为剿灭义军之地，可陕西李自成、惠登相，却未能尽如人意地全部剿灭，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坚决不能让陕西义军与关东义军会合。为此，应使陕西巡抚阻于商雒，郧州巡抚阻于郧州、襄阳一线，安阳巡抚阻于英、六一线，凤阳巡抚阻于亳州、颖州一线，然后再总督边兵劲旅，以及河南巡抚陈永福诸军，应天(南京)巡抚从灵陕，保定巡抚率军渡延津，三军合围，四面合击，三个月内定能剿灭所有义军。鉴于“四正六隅”时，有个别巡抚贪生怕死，他还指出，假如哪个巡抚不尽心尽力，就立刻解除其兵权，然后择一监司代替; 如果哪个总兵不尽心尽力，就立刻夺其帅印，择一副将代替; 监司、副将以下，全部听从尚方宝剑指挥，否则格杀勿论。如此，便会造成人人效力，个个争先，又有什么样的义军不能消灭呢。”他把崇祯九年(1636)十二月至十年(1637)二月定为剿灭义军的期限。到此时崇祯帝已回天无术，抓住这个救命稻草，也不得不表示同意。
杨嗣昌的“四正六隅”破产已成定局。转而又提出四面合击，经过一段时间的尝试，照样未能对农民起义军造成重创。这种结果使崇祯帝对杨嗣昌的能力产生了怀疑。此时期，农民起义军张献忠部攻入四川，朝廷派洪承畴分进跟击，然洪承畴军因行动迟缓，根本无法阻击张献忠军入川。杨嗣昌与洪承畴之间为争权早有矛盾，趁此机会，杨嗣昌便大讲熊文灿如何善战，洪承畴又是怎样作战不力等，崇祯帝听了，很是反感，当即斥责杨嗣昌： “督(总督)、理(总理)二臣，应该齐心协力，争取早日平灭起义军，为什么你们互相之间却相争短长呢?”杨嗣昌听了，脸一下变了颜色，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赶忙找个理由退出。因杨嗣昌极力推荐熊文灿，崇祯帝担心其中另有隐情，随即派一名侍郎去熊文灿营内督战，名义上是帮助剿灭义军，实际上是监视熊文灿的一举一动。可熊文灿也不傻，施重金收买了派去的大臣，结果皇帝听到的仍然是熊文灿作战勇敢的汇报。大明王朝不亡又会怎么样呢?
崇祯十年(1637)三月，到了杨嗣昌平灭起义军的最后期限，可战局并未像杨嗣昌所预料的那样发展。杨嗣昌也感觉到皇帝不像从前那样信任自己了，便主动上疏请求另派人代替自己职位。崇祯帝虽已讨厌杨嗣昌，但杨真提出辞职要求，崇祯帝还真有点舍不得，虽然杨嗣昌也许不是御敌之才，但适逢用人之际，又有谁能代替他为自己冲锋陷阵呢?崇祯拒绝了杨嗣昌的辞职请求，让他负责考察行营中的作奸犯科之事。看到皇帝仍信任自己，杨嗣昌格外卖力地进行了一番调查后，上奏崇祯帝说： “洪承畴专门负责秦地的剿杀工作，而秦、蜀义军往来自如，熊文灿负责江北、河南、湖广的义军剿杀工作，招抚了刘国能、张献忠; 在舞阳、光山一带作战数次，二人功过自然不言自明。另外，河南巡抚常道立、湖广巡抚余应桂有功，陕西巡抚孙传庭、山西巡抚宋贤、山东巡抚颜继祖、保定巡抚张其平、江南巡抚张国维、江西巡抚解学龙、浙江巡抚喻思恂有劳，郧阳巡抚戴东旻无功过，凤阳巡抚朱大典、安庆巡抚史可法应表彰其功绩。总兵中，河南总兵左良玉有功，陕西总兵曹變蛟、左光先无功，山西总兵虎大威，山东总兵倪宠、江北总兵牟文绥、保定总兵钱中选有劳无功，河南总兵张任学、宁夏总兵祖大弼无功过。洪承畴应该派人将他逮捕，又念颇受军民爱戴，可削去其宫保、尚书之职，封为侍郎以观其变，留待后用。”后洪承畴叛清，此举为杨嗣昌不幸言中。變蛟、光先应贬五秩(秩指官吏俸禄)，朱大典贬三秩。崇祯帝基本赞同，遂依其言贯彻执行。
杨嗣昌初为官，言行较为谨慎，可随着他官职的升迁，不由也产生了骄恣情绪。传说崇祯皇帝曾摆设筵席款待杨嗣昌，以表彰其功劳。席间，杨嗣昌身酣酒足之时，讲了“善战者应得到最高最丰厚的赏赐”等话，崇祯帝听了，心里十分不悦，斥责说： “现在天下统一，不是战国七雄争霸可比，小丑跳梁，不能发挥像大司马那样的实际功用，怎么还敢说这样的话呢!”一席话讲得杨嗣昌面红耳赤。从杨嗣昌的表现不难看出，这时的他骄傲到何种程度。

四

杨嗣昌在筵席上遭到崇祯帝的一顿训斥，心里很不是滋味。为此，他寻找机会再立新功，以取悦皇帝。不久，机会来了，明王朝连年进剿起义军无结果，又有东顾之忧，为制造一个比较宽松的周边环境，杨嗣昌向皇帝提出了“互市”的主张，他大讲汉永平年间，唐太宗、高宗年间以及宋太平年间之所以国富民强，皆由互市所致的道理。“互市”应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将此做为国富民强的主要因素，却有失偏颇。对此建议崇祯帝一时也拿不定主意，犹豫不决。未等皇帝发表意见，给事中何楷便出班奏称“互市”的种种弊病，大加反对。没多久，给事中钱增、御史林兰友也相继上疏崇祯，力陈互市之害。这样一来，使本就心存疑惑的崇祯帝放弃了杨嗣昌“互市”主张，从此之后，崇祯帝再也未提及此事。杨嗣昌“互市”的主张也就不了了之了。
崇祯十一年(1638)六月，明廷封杨嗣昌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与机务，但仍执掌兵权。从此，他登上了明王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最高统治层，有所收敛的狂傲情绪又冒了出来。他不顾给事中何楷、御史林兰友及少詹事黄道周的反对，自己作主擢用陈新甲为总督。陈新甲何许人也?据记载该人没有什么才能，只凭灵牙利嘴，投机取巧，获得了信任。后任兵部尚书，曾以国内困敝，密奏崇祯帝，与清议和，得到皇帝允诺。随后陈新甲派遣职方郎中马绍愉，携书赴清营，协商和议事，清太宗对马绍愉甚为优待，互议条款。绍愉即回营密报新甲，新甲阅毕，随便放在桌案之上，一时疏忽竟忘了藏起来，家僮误为塘报，付诸传抄，顿时引起一片轩然大波。言官交劾新甲，崇祯皇帝以新甲违命，召入切责，新甲不服，反诩己功，遂忤撞了皇帝，崇祯帝便下令将其下狱论死。这是后话。由此看来，新甲并非善战之士，遭致言官反对便不奇怪了。除何楷、林兰友、黄道周外，编修赵士春、修撰刘同升也紧跟其后就陈新甲事向杨嗣昌发难。崇祯帝因仍为杨嗣昌的灵舌欺蒙，下令将刘同升、赵士春连降三级，留用翰林。刑部主事张若麟又递上了状告黄道周的奏疏，数罪并罚，黄道周又被连降六级，与刘同升、赵士春共同发配边疆。事情并未结束，不久南京御史成勇、兵部尚书范景文因受牵连，也遭到贬斥。经过这场斗争之后，杨嗣昌更加无所顾忌，甚至于连人们对他议论什么也不在乎了。杨嗣昌在明廷的力量更加强大了。
中原稍得休息，东北又起战争。清太宗征服朝鲜，又大兴兵甲，命亲王多尔衮、岳托，同为大将军，率左右两翼，分道攻明，入长城青山口，至蓟州会齐。蓟辽总督吴阿衡因醉酒，不能统领兵马迎敌，战败而死。清兵乘势攻入，抵牛阑山，渡河南下，连破十六州县，并陷济南。济南城之所以很快陷落，与杨嗣昌将巡抚颜继祖及大部兵马调赴德州有很大干系。闻警报，朝野震惊，形势十分严峻。杨嗣昌赶忙征调宣大总督卢象升，督兵入援京师。象升方遭父丧，接到命令后，弃家赴难，迅速集结军马入卫京城。甫入京师，闻杨嗣昌与高起潜，有议和消息，心中甚以为非。象升军的到来，使崇祯心里踏实了许多，他把象升招至平台，咨询方略，象升慨然道： “皇上命我督师，但大臣却主和。”崇祯半晌才说： “你和杨嗣昌、高起潜一起讨论一下战守之事吧!”象升退朝，与二人会晤，未达成协议，象升复入阁请求与杨、高分兵权，不相节制。廷议以宣、大、山西三师属象升，山海关、宁远兵属高起潜。象升得晋职尚书，感念主恩，拟即向涿州进发。临行前，杨嗣昌又找到他，与商和议，戒以轻战。象升道： “你们坚持和议，却不思城下乞盟，春秋所耻。长安口舌如锋，难道不防袁崇焕覆辙么?”嗣昌被他一说，顿时面颊发赤，半天才说道： “如公所言，应该用尚方剑加我之身了。”象升又愤愤道： “卢某既不奔丧，又不能战，尚方剑当先加己颈，怎能加他人?”嗣昌道： “公休矣，愿勿以长安蜚语诬陷人?”象升道： “周元忠赴边讲和，往来数日，全国皆知，何曾隐讳?”嗣昌无言可对，怏怏而去。原来周元忠乃一卖卜术士，与边人多相熟识，嗣昌遣他议和，实在可笑。第二天，卢象升又与高起潜议论战事，因主张各异，象升遂下决心独率军出涿州，据保定，无奈清军三路入犯，象升军只2万人，不够调用，而杨嗣昌又嘱部将不要轻易言战，诸将本来十分胆怯，听到杨的命令正中下怀，根本不作战事准备，所守城池均不攻自破。杨嗣昌竟奏劾象升调度失宜，削象升尚书衔，仍以侍郎督师。只可惜，卢象升军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每至夜间，象升独自饮泣，及到天明，对着将士下拜，并含泪道： “我与诸君同受国恩，只患不得死，不患不得生。”众将闻言，个个感泣，都请与清军决一死战。象升乃出发巨鹿，率仅余5000兵马，与清兵大战半日，炮尽矢穷，有人劝象升突围，象升说： “我自从军以来，大小数十百战，只知向前，不知退后，今日内扼奸臣，外遇强敌，死期已至，尚复何言?诸君请突围出去，留此身以报国，我便死在此地了!”言毕，竟手执佩剑，杀入敌阵，身中四矢三刀，尚格杀清兵数十人，力竭乃亡。杨嗣昌闻象升军覆没消息，却并不上报，反说象升轻战亡身，死不足惜，崇祯帝竟误信嗣昌谗言，不给象升恤典。
崇祯十二年(1639)二月，清兵长驱直入。给事中李希沆、御史王志举都弹劾杨嗣昌误国，列举了他的四条罪状，请求皇上起用袁崇焕。崇祯帝听后大怒，遂免去王志举官职，李希沆亦获降秩之罪。初用嗣昌，崇祯以嗣昌有才用之，并非廷臣之意，知道一定有反对者，所以对反对者屡加斥责。朝廷内外皆有怨言，杨嗣昌本人亦深感不安，多次向崇祯帝要求治罪，不得已，崇祯免其职，可过没多久，又恢复了他的职务。在他以前，京师被围，权臣都加以治罪。其前任张风翼也因督师不利，被迫自杀，而崇祯帝对杨嗣昌却屡加眷护。事实上这与杨嗣昌誓死效忠明廷是分不开的。熊文灿本与杨交往甚密，因作战不力犯罪。崇祯帝令杨嗣昌负责此事，杨嗣昌遂率军昼夜兼行，完成了使命。为表彰其功，崇祯帝下令赐银4万，银牌1500百个，绢帛1000匹，并赐诗一首。嗣昌感激涕泪直流，为帝挚友，杨嗣昌忠君之心可见一斑了。

五

如果说在抵抗清兵方面，杨嗣昌办事不力的话，那么对付农民起义，镇压农民起义军，他却始终是尽职尽力，殚精竭虑的。当时农民起义军的形势是，李自成驻陕西一带，贺一龙、左金五游击于汉东一隅，杨嗣昌对张献忠却情有独钟，专门对付张献忠，张献忠转战南北，累遭伏击，不得已转入四川一带，左良玉随后追击入川。杨嗣昌命其返回，左良玉不听，与陕西副将贺人龙、李国奇夹击张献忠于玛瑙山，起义军损失惨重。这时崇祯帝思念杨嗣昌，送来万两犒银，并赐牛马、金鞍各二，使者未曾出京，玛瑙山捷报传来，皇帝不由大悦，又发银万两，帛千匹犒师。加封杨嗣昌为太子太保。张献忠军经过数度挫折，也变得成熟起来，他们采用流动游击战术，而杨嗣昌恃其才，自高自大，每事亲躬，过于繁琐，军队行军、驻扎皆由其自裁，哪怕千里之遥，也必须申请，致使许多机会丧失了，王鳌永常提建议，他就是不接受。王便上疏言道： “嗣昌用师一年，未完成平叛义军之大业，这并不是谋虑不好，而是由于操心太苦之故。天下事，总领全局大纲很易，如果想每件事都周全就难了。更何况起义军军情瞬息万变，现在数千里征伐都由杨嗣昌一人指挥，文牍往返，耗费很多时间。无怪乎常年没有战事。这中间能出奇迹的只有玛瑙山一战。如果遵都督号令，恐怕就没有这次大捷了。”从这段文字中无疑可以看出，这也许是献忠军能转战南北不为其败原因之一。
张献忠军利用杨嗣昌军号令缓慢的弊病，机动灵活地打击官军。为了消灭义军，杨嗣昌率军驻守夷陵，而献忠义军，抵兴山，攻当阳，犯荆门，所向披靡，截断了官军东西联系，郧阳抚治袁继咸听说义军攻至当阳，急急忙忙发兵救援。张献忠让罗汝才与其相持，而自己亲率轻骑一日夜驰三百里，在路上预先埋伏好，杀掉督师所派使者，获得军符。然后冒充使者持军符呼开城门，义军随后埋伏，半夜里暗探从中策应，外面大军猛攻襄阳城，城破后张献忠将襄王带到堂上，指着襄王说：“我早想砍下杨嗣昌的头，杨嗣昌没抓到，今天就借你的头用用”，遂命人将襄王拉出去杀了。不久义军渡过汉水，穿过河南境地，与贺一龙、左金壬义军会合。杨嗣昌本来认为襄阳天险，城池坚固，兵强马壮，义军无法攻破，听说襄阳城失陷，杨嗣昌十分恐惧，请求皇上赐死。皇上不允，急急忙忙率军由夷陵进至沙市，在这里又听说洛阳再度失守，福王被杀，痛感前景渺茫，郁郁不食，于崇祯十四年(1641)三月卒，终年54岁。
襄阳、洛阳失陷的消息，过了很长时间方始传到京城，朝野众臣闻之无不变色，等到回过神来，把多年积聚下来的怨恨都发到了杨嗣昌身上，纷纷上疏指责杨嗣昌，而杨嗣昌已死。郧阳抚治袁继咸以及河南巡按高名衡也已自杀殉国。崇祯帝十分难过，命丁启睿代替杨嗣昌督师。并下诏传示群臣： “杨嗣昌辅臣二年辛劳，如今一朝毙命，虽然他的功劳不能掩盖过失，但人已死，议论罪过也就不必了。”定国公徐允祯等坚决要求治杨嗣昌失陷城池之罪。崇祯帝没有办法只好再传诏群臣： “已故辅臣杨嗣昌奉命督剿，几年里战功卓著，但并无守城专责，具体谈到襄阳城失守，都是由于义军诈城并夜间突袭的缘故，考虑再三，守城之军若不听命令，不信军符，则城不会破，那可就违犯祖制了。如果把罪责推到督辅杨嗣昌身上，恐怕不太合理。更何况他二年征战，屡获战功，最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幸殒命，功劳不能免除。”满朝文武都不再敢言治嗣昌罪。于是崇祯帝下令为杨嗣昌平冤昭雪，免治其罪，并赐祭，令人将其灵柩运回武陵家乡埋葬。杨嗣昌从前因剿义军有功，进为太子太傅，死以后，议论其功，擢其为太子太傅。朝廷众臣虽对此事追论不已，崇祯帝终念其德、才及对明廷贡献，始终不为之所动，不加以追究。
杨嗣昌死后，张献忠所率义军更是如鱼得水，力量更加强大，后来献忠军打到武陵杨氏原籍。张献忠义军在最困难时刻，曾派人向杨嗣昌求招抚，遭到杨嗣昌反对。后义军很多人惨死在杨嗣昌所率官军手中，因而张献忠对杨嗣昌痛恨之极，派人挖掉杨氏七代祖坟，焚烧了杨嗣昌夫妇灵柩，将其尸体又用刀割碎，其子孙的尸体则被分割加以改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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