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周文彬人物传,周文彬生平事迹,周文彬评价

Posted 2022-05-08 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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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周文彬，原名金成镐，朝鲜平安北道义州郡红南洞人，生于一九○八年九月二十三日，在兄妹五人中排行第三。母亲洪基柱; 父亲金基昌曾因参加朝鲜独立革命运动而被追捕，一九一四年携眷逃往中国，侨居河北通县，以养鸡、养奶牛、种葡萄维持全家生活，以后加入中国国籍。他常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子女说： “日本帝国主义是朝中两国人民共同的凶恶敌人。”这些教诲，在文彬兄妹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种子。

一九一六年，周文彬入通县潞河小学;一九二二年，又考入潞河中学。潞河中学是外国教会开办的，常借宗教进行欺骗宣传。周文彬民族自尊心很强，不甘忍受民族的歧视。有一次，一个美国人在学校办了一个摄影展览，图片中有侮辱朝鲜民族的内容。周文彬非常气愤，便邀其二哥金永镐，利用中午休息展品无人看管之机，将照片撕毁。金永镐参加革命活动较早，周文彬受二哥的影响，思想进步，在本班组织了社会主义科学学习小组，成员发展到三十多人。通过学习和讨论一些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使他们认识到：中国必须走俄国的革命道路，才能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铲除军阀势力，广大群众才能摆脱贫困落后。一九二六年，十八岁的周文彬由其二哥金永镐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遭到屠杀。在革命受到挫折的关头，周文彬不顾个人安危，继续坚持党的秘密活动。是年秋，他发展康景新、洪庆隆、张树棣、金祥镐(周文彬的弟弟)和张珍等加入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共潞中支部，他被选为支部书记。

一九二八年四、五月间，校内的一些国民党分子精心策划了一次名为改选实为篡夺学生自治会领导权的活动。他们首先抛出一个“候选人名单”，预谋在改选时控制会场，强行通过。改选那天，周文彬在会上发言，揭露国民党分子的阴谋，同学们也纷纷揭露候选人中，某人是军阀的阔少爷，某人是土豪劣绅的子孙。大家听了，十分气愤，场上激起了一片怒斥声，弄得那些家伙十分狼狈，赶快溜出会场。

学校的反动分子对周文彬的活动十分仇视，时刻图谋对他进行迫害。同年七月，周文彬在中学毕业时，同学们相约到他家举行茶话会。消息被当局得知，那天上午，通县驻军突然闯进周家搜查，拘捕了周文彬和前来帮助做糕点以便在茶话会上招待大家的几位同学。陆续如约前来聚会的同学则被荷枪实弹的士兵拒之门外。同学们愤怒地质问：“为什么不让我们开茶话会?” “为什么随便抓人?” “难道连毕业聚会的权利都没有了吗?”一个军官模样的家伙，气势汹汹地嚷道： “明明是共产党在金成镐家开秘密会议，你们还有什么可说。”周文彬和被捕同学质问军方：“说我们是共产党有什么根据?”那个军官确实没有抓住什么把柄，只好将他们释放了。

周文彬从潞中毕业后，组织上派他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当时，党的经费十分困难。他的一日三餐，常常是在街上啃两个窝窝头度过的，有时甚至勒紧裤带饿肚皮。后来，他被派往辽宁省抚顺煤矿做地下工作。

一九三六年，周文彬奉命调任中共唐山市工委书记。他在唐山华东电料行找到一个修理收音机的工作，以此为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有一次，一个英国人来修理一台收音机，周文彬只用几分钟就修好了。这个英国人十分满意。从此，华东电料行的技术出了名，生意兴隆。经理赵永生看到周文彬成了自己的摇钱树，便把业务交给他负责，并安排他住在自己家的西屋。周文彬利用工作之便，秘密地安装了一台发报机，经常在这里向领导机关发出情报，并接收上级党组织的有关指示。

(二)

开滦矿是我国最大的煤矿之一，下辖唐山、马家沟、赵各庄、林西、唐家庄五矿。开滦矿务局名为中、英合办，实际大权操纵在英人之手。广大矿工在重重剥削压迫之下，长年在井下劳动，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牛马生活。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二日，各矿贴出布告，规定从十六日开始，实行井下记工制：即上班时先到井上牌子房领出工牌，交井下牌子房;下工时再从井下牌子房要回工牌，交井上牌子房，方可记工。因工牌的事，每人每关至少多花二个小时，还规定时间晚一点就算旷工。矿方这一作法，激起了全体矿工的愤怒。

上级指示周文彬，要利用这一事件在开滦发动矿工，组织罢工，以配合冀东地区的抗日斗争。周文彬当即深入到我地下党员比较多的赵各庄矿。这个矿的共产党员胡志发、王家义，在工人中有比较高的威信。他们向周文彬汇报了井下记工制和工人们的情绪。周文彬说： “罢工的时机已经成熟，这次罢工的意义很大，我们必须引导工人从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配合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的进行。”他们为使运动稳步发展，决定先举行怠工，提出要求条件，根据形势的发展进一步发动罢工。

三月十六日，赵各庄矿首先揭开了大罢工的序幕。当晚十点，胡志发先发动四道巷工人怠工，别的道巷工人也跟着停工，工人们集合在四道巷牌子房门前。胡志发见时机已到，喊了声： “砸! ”不到几分钟，牌子房的玻璃全碎了。第二天早晨，井上牌子房也被砸了。

矿司陈甲三听说井下井上牌子房都被工人砸了，立刻打电话指示矿警所所长印永颐带领武装矿警去井下弹压。印永颐提着手枪对工人说：“你们为什么不开工?矿司有令，立即开工干活! 听清了吗?”工人们说： “听得倒清楚，就是不开工! ”接着就是一阵高呼： “不开工! ” “不开工! ”印永颐见来硬的不行，就改换口吻说： “是好工人都去干活，领头不开工的站出来! ”一个工人站出来说： “我不开工! ”接着又是一阵： “不开工” ! “不开工! ”印永颐不知所措，带着矿警溜走了。

十八日上午十点，工人代表来到陈甲三的公事房。陈甲三说： “怎么，工友们要罢工了?”工人们选出的代表王家义把事先写好的条件递给陈甲三。陈甲三一看，意识到这次罢工是有组织、有领导，并且事先作了充分准备的。于是他推说自己作不了主，企图阻挠罢工的举行。

二十一日晚，周文彬在赵各庄北山沟召开积极分子会议。会上，他首先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矿区的人民特别是工人恨透了英国资本家，也恨透了日本鬼子。英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很深，开滦是日寇军事用煤的重要来源，日寇一直想插手开滦，曾极力交涉包销、入股，争夺煤炭税捐收入，但遭到了英国资本家的拒绝。矿方与包工之间也有矛盾，设立牌子房，实行井下记工，就是矿方想取消包工制。因此，我们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开展斗争，就容易达到目的。周文彬说：“咱们这次罢工，首先要把矛头指向英国资本家，同时要提防日寇的破坏和干涉! ”会议研究、决定成立罢工委员会和纠察队，以保证斗争的顺利进行，并决定于二十三日下午一点正式罢工。

罢工开始后，井下的工人呼喊着口号涌到井口，和井上的罢工队伍一道到矿灯房前集合，推选出蒋振元为罢工领头人，胡志发、王家义等为临时代表，然后一齐包围了公事房，向矿方提三条要求：第一，立刻取消牌子房，废除井下记工制; 第二，每日增加工资一角二分; 第三，不准开除工人。陈甲三见众怒难犯，但又不愿立即答应工人提出的条件，便推说： “我实在是作不了主啊，我得请示唐山总管! ”

在赵各庄矿罢工的影响下，林西、马家沟矿工人也于三月二十四日举行罢工。唐家庄矿矿方组织了四百七十多人的护矿队与保安队配合，封锁了矿区，企图防止工人罢工。赵各庄矿罢工委员会按照周文彬的部署，决定组织工人去援助唐家庄矿工人起来罢工。二十五日清晨，赵各庄矿全体罢工工人分三路向唐家庄矿进发。林西矿的工人也赶来了。两矿工人把唐家庄矿围住，先和护矿队讲理，护矿队竟开枪威吓。愤怒的工人纠察队员在大队长节振国率领下攻并了矿门，两矿工人涌进了唐家庄矿，接应唐家庄矿工人。于是唐家庄矿工人也宣布罢工。在赵各庄、林西、唐家庄三矿罢工的影响下，马家沟矿、唐山矿也宣布罢工。这样，开滦五矿三万五千多名矿工，在中共唐山市工委领导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罢工斗争。

罢工前矿方欠工人的工资，罢工委员会向矿方提出要求，每人先发一袋面粉。但两天过去了仍不答复，原来是陈甲三用两千元代价收买了工人代表刘青山、刘化亭。事情被揭穿后，工人们十分气愤，当即处死了刘化亭，吓得陈甲三赶快答应了先发一袋面粉的要求。矿务局也被迫于四月十一日贴出布告，表示愿与工人代表谈判。但他们继续玩弄花招，妄图欺骗工人。

四月十五日，开滦五矿罢工委员会向矿务局提出最后通牒。英国经理凶相毕露，请求日军调兵镇压罢工，并电请英国驻东京大使支持。由于当时冀东抗日运动蜂起，日军未敢轻举妄动。英国经理再也无计可施，只得忍痛答应工人的要求，订立了劳资协约十六项。坚持五十天的开滦五矿同盟罢工于五月四日胜利结束。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开滦五矿工人团结战斗的胜利，也显示了周文彬的组织才能。

(三)

一九三八年七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了著名的冀东抗日大暴动，参加的工农群众达二十万人。七月十八日，周文彬和胡志发等组织赵各庄矿几千名工人起义响应。在冀东抗联第四纵队的策应下，起义工人攻进赵各庄矿警察局，缴获了警察局的全部枪枝，武装了自己。矿工起义的第三天，日军一部从天津赶来唐山，向工人起义军发起猛烈进攻。起义军被迫撤出矿区。日军走后，起义部队又回到赵各庄矿，袭击了唐家庄矿包工大柜和当地民团。接着，林西矿一千多名工人在陈德礼的率领下也宣布起义，使起义部队很快发展到七千多人，奉命向山区转移。因缺乏军事训练和作战经验，途中被日军打散，只周文彬率五百余人，转入冀东农村。这支工人武装以后成为冀东我军的主力之一。

冀东大暴动取得胜利后，一九三八年八月，冀东抗日联军在遵化铁厂与八路军四纵队会师，召开了有名的铁厂会议。周文彬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决定建立冀察热宁军区，统一指挥所有抗日部队。但此决定未能实现。不久，召开了九间房会议，又决定冀东八路军主力和“抗联”全部西撤，只留包森、陈群等三个支队共几百人，分散在基础较好的地区坚持抗战。周文彬也被留了下来，任地委书记兼八路军第一支队政治部主任，领导冀东东部地区的抗日斗争。

我军主力大部西撤以后，冀东的斗争环境极其艰苦。周文彬经常鼓励同志们说： “世界上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都是生死相关、血肉相连的一家人，任何帝国主义都是我们的死对头。”要求大家在艰苦的环境中顾全大局，严格要求自己，为共产主义而奋斗。遵照党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他在领导冀东的游击战争时，采取有事集中，平时分散隐蔽和便衣活动的灵活方法，依靠人民群众与敌周旋，在创建冀东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作出了贡献。

一九三九年底，为了加强领导，进一步开展冀东的抗日工作，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建立了冀察热区党委冀东分委，李楚离任书记，李运昌、周文彬、李子光、赵冠民等为委员。

一九四○年一月一日，冀东分委在葛老湾召开会议，决定首先肃清迁安、遵化、蓟县等地的土匪，建立三块根据地; 由周文彬、刘诚光、丁振军率五、九两个总队，坚持丰 (润) 、滦 (县) 、迁(安) 老根据地，肃清土匪，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政权和各抗日群众组织。会后，周文彬等率部首先解决了以抗日为名而胡作非为的高奎武部，随即派出一支游击队深入到迁西马蹄峪、团头岗一带，除奸灭匪，袭击据点，处决了破坏抗日的恶霸地主侯老七;又在杨店子一带铲除了惯匪郭满，为当地群众除了大害。在部队和地方同志的共同努力下，丰、滦、迁老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扩大。

一九四○年夏天，周文彬派张振宇、田荣和高纯一等组成工作团。到迁 (安) 、滦 (县) 、卢 (龙) 开辟新区。张振宇问周文彬： “给多少人?”周文彬说： “就你们三人! ”张振宇接着说： “环境这么残酷，又不给我们兵，又不给我们枪，是不是让我们三人当光杆司令! ”周文彬笑了笑说： “那边有老百姓没有?有老百姓就有兵! ”又说： “那边有敌人没有?有敌人就有枪。” 由于周文彬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三位同志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葛老湾会议后，我军连战连捷，加之地方工作的顺利开展，使冀东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块根据地连成一片，成立了以焦若愚为专员的冀东专员公署，下属各级政府也相继建立。

一九四一年夏，冀东分委在大张屯举行会议，决定全力开辟热河山区根据地，以扩大部队的回旋地区，同时加强老根据地的除奸防特工作。年底，冀东我军发起攻打伪“治安军”的战役，连续取得几次胜利，并攻下了敌人吹嘘为“固若金汤，牢不可破”的杨子店据点，对日伪军震动很大。这些胜利，为进一步开辟滦河以东新区创造了有利条件。为了配合开辟新区工作，由丁振军等主持，举办一个开辟新区训练班。周文彬等领导人到训练班讲述开辟新区的政策、策略和任务等问题。在讨论中，大家认为最大困难，就是开辟新区没有枪。周文彬风趣地给大家讲： “给我们发枪的，过去是伦敦、汉阳; 现在是东京、沈阳。你们找他们去要吧! ”周文彬的讲话，对与会同志有很大启发，大家感到向领导提出要枪，是胸无大志的表现，应当从敌人手里去夺。训练班结束后，学员们满怀信心地投入了开辟新区的战斗。

一九四二年春天，周文彬借去晋察冀中央局汇报工作之机，带领部分同志到军区工业部直属兵工厂参观学习十多天。他们拜老工人为师，刨根问底地询问子弹、手榴弹、地雷、炮弹和烈性炸药等产品的生产技术，并动手操作，直到完全学会为止。回冀东后，周文彬立即着手抓军工生产。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经常带着警卫员去搞试制工作。后来，聂荣臻指示晋察冀军区工业部。派黄钖川等十几人组成一个小组到冀东，帮助周文彬等建立起军工厂，使冀东部队的武器弹药有了一个重要来源，大大有利于我军的对日作战。

一九四三年夏，冀东根据地进一步扩大。晋察冀中央局决定把冀东地委改为冀热边特委，周文彬任特委组织部部长。

周文彬对工作认真负责，对一些带有倾向性的问题，及时发现并及时解决。一次，地方武装打下沙河驿据点，据点的碉堡被拆除了，敌人住的房子也变成了废墟。群众对敌人仇恨的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样做，既毁坏了大量的房屋，又不能阻止敌人卷土重来。当时，拆房的事情时有发生，带有普遍性，周文彬便指示报社，要发表文章及时宣传，但要保护群众的极积性，讲清道理，不要批评指责。为此事，他还亲自代报社写了一篇社论。

周文彬关心战士，平日自己的生活却很朴素。他常常自己穿打补丁的衣服，而把新发下来的服装，送给同志们穿。一次，他们转移到一个新地方刚住下，警卫员收拾房子时穿得整整齐齐，周文彬穿着一件打补丁的衣服坐在院子里批阅文件。房东老大爷好奇地指着周文彬对邻居说： “你瞧这个警卫员怎么这么邋遢。”恰好这个邻居认识周文彬，笑着说： “大哥，你老眼神不灵，正好看拧了。在外边坐着的那个才是首长呢! ”房东大爷听了很受感动，以后他见人就说： “八路军的干部越大越不象 ‘官’ 。”

周文彬在伙食上坚持不接受照顾。他经常工作到深夜，白天还要行军，身体越来越瘦。两个警卫员感到很心痛，多次想为他改善一下生活，都被他拒绝了。

周文彬有一匹他非常喜爱的枣红马，但他却很少骑。每次行军这匹马都是为女同志、小同志和身体弱的同志驮背包等东西，好象“杂货驮子”，他坚持和大家一起步行，边走边谈心。有一年春节前夕，发现了敌情。机关连夜转移时，周文彬坚持要一位身体瘦弱的女同志骑在枣红马上，自己拉着马，走在最前面。他说： “这里道路、地形我都熟悉，后面听我的命令。”他的这些事迹，使同志们深受教育。

(四)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六日，冀热边特委正在驻地丰润县张店子召开“双减” (减租减息)会议，接到侦察员的报告：北面十五里的铁厂发现有二百鬼子; 东面杨子店、南面丰润城等地敌人的兵力均有增加。

周文彬与特委宣传部部长吕光、秘书长李杉等共同研究这一情况。就当时敌情看，特委机关应及时西渡还乡河，或从铁厂以东插到敌人背后较为安全，但大家考虑，丰润、滦县、迁安的干部都集中在这里参加“双减”会议，不便远行，因此决定立即转移到不远的李庄子，待把会议开完以后再分散转移。当晚十点左右，大家赶到李庄子继续开会。

第二天拂晓，周围笼罩着云雾，附近什么都看不清。二连的战士正在出操，突然，西面响起了枪声。这时，十七地委书记丁振军走了进来，向周文彬报告说： “老周，敌人向我进攻，赶快命令集合转移吧! ”周文彬当即说： “通知二连，扼守阵地，掩护机关干部向杨家铺转移。”

到杨家铺后，周文彬和丁振军等继续研究敌情和作战部署。这时，一个通讯员跑来报告： “敌人太多了! 四连三面受敌。”周文彬急忙命令向北面转移，但北面亦发现敌人，人们又回到原处。在这紧急关头，丁振军带着一班人，跑上马头山进行观察，发现四面都有敌人，总数不下五千人。与此同时，周文彬根据敌情的发展，改变了向北突围的想法，打算以干河作掩护向南冲，并派人去和丁振军联络。一会儿，通讯员跑回来，沉痛地说：“丁振军同志牺牲了! ”

周文彬忍住内心悲痛，烧掉文件，坚定地号召大家： “同志们! 我们要打到最后一颗子弹! 一定要冲出去! ”接着便下达了向南突围的命令。

突围开始不久，周文彬的子弹打光了。他从牺牲的战士手中拿来一支枪，大声喊道： “李滔，你打东面，我打南面，掩护同志们突围!”但就在这时，周文彬的头部中弹，壮烈牺牲了。

经过苦战，一部分同志突出了重围。傍晚，他们在迁西县马蹄峪集合，一个个含着热泪，深切悼念为革命英勇献身的首长和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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