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曾中生人物传,曾中生生平事迹,曾中生评价

Posted 2022-05-08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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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中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和卓越的红军指挥员，曾先后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鄂豫皖特委书记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四军政治委员、独立一师师长、中共川陕省委委员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 (即红四方面军) 参谋长等职，对鄂豫皖和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以及红四方面军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反对张国焘军阀主义、分裂主义的斗争中，他坚决捍卫党的原则，于一九三五年八月，在四川卓克基被张国焘秘密害死。

(一)

曾中生原名曾钟圣，乳名光斋。一九○○年六月十日 (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四) 出生于湖南省资兴县东乡犀牛坳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七岁进本镇上私塾，熟读了《千字文》、《百家姓》、《四书》、《五经》等，并练得一手好字，很受老师喜爱。不久，曾中生考入湖南省郴州第七联合中学。在中学阶段，他认真攻读各门功课，特别爱好历史和地理，课余常与同学谈古论今，探究学理，是全校知名的高材生，深受同学的尊敬。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革命思潮影响中国，在郴州第七联合中学迅速传播，使曾中生的思想和视野大为开阔。

一九一九年北京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很快波及到全国。在湖南，毛泽东等领导各阶层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曾中生满腔热情地和许多同学一起参加罢课游行。他走上街头，张贴标语，检查日货。在宣传演讲时，他慷慨激昂，滔滔不绝地讲解反帝爱国的道理，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九二二年，曾中生中学毕业，返回资兴县城。他目睹社会黑暗、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景况，立志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作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那时候，他认为武力可以救中国，便决定投笔从戎，到军队里找出路，参加了沈鸿英的部队。由于他精明能干，有胆有识，不久，就提任了参谋职务。

一次，沈鸿英部向广西进发，受到唐生智部阻击。沈鸿英问曾中生，敢不敢当他的代表，去和唐生智谈判。曾中生慨然答应，随即带着沈鸿英的书信，到唐生智部进行活动。经他同各方面接触谈判，最后达成和解协议，避免了一场军事冲突。曾中生与唐生智的谈判，显示了他处理事务的才能，很得沈鸿英的赏识。但是，曾中生逐渐发现这支部队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纪律败坏。他觉得，象这样的军队是不可能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的，在这里任职，不是自己要走的道路。于是，他毅然在一九二三年离开沈部，去寻求新的救国之道。

一九二四年春，曾中生来到湖南衡阳中学。在这里，他找到了正在衡阳三中读书的弟弟曾希圣和在衡阳三师读书的资兴同乡黄义藻、黄不若等好友。当时，湖南的革命形势已如火如荼。早在一九二一年冬天，毛泽东就派张秋人到衡阳，以第三师范为据点，建立青年团和共产党的组织。一九二二年五月二日，毛泽东亲自到衡阳，在第三师范筹备的五四运动纪念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团和党的活动，在三中、三师积极开展起来。曾中生在这里第一次看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刊。他从《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中，学习了崭新的革命道理，思想大为开朗，好象在茫茫黑夜中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他认定十月革命的道路，才是中国应走的道路。

这年秋，曾中生跋山涉水，步行来到当时革命运动的中心广州。他感到这里处处生机盎然，充满了革命气氛，心情尤为高兴。

一九二五年，曾中生考入了黄埔军校。经过半年入伍生训练后，转入第四期政治科大队第二队学习。

从第四期开始，军校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特设政治科，聘请政治教官极多，其中多数是著名的共产党人，如恽代英 (政治主任教官) 、肖楚女、高语罕、安体城、张秋人、韩麟符、陈启修等①。曾中生在这里受到革命熏陶，深入钻研了“社会主义”、“政治学”、“农民运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等课程。每当周恩来、恽代英、肖楚女、彭湃等作报告或讲课时，他都专心听讲，认真做笔记; 课后又提出一些问题与同学热烈讨论。他还常到广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听毛泽东等作“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的报告，逐渐认识到解决中国农民问题，是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

在黄埔军校，曾中生积极参加了党所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活动。当时，这个进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有李之龙、蒋先云、周逸群等。曾中生在青年军人联合会中，负责青年军人俱乐部的一部分工作。在他的带动下，把许多进步青年军人都团结在党的周围。他利用青年军人联合会编辑出版的《中国军人》会刊和《青年军人》旬刊，宣传马列主义，提高革命军人的政治觉悟，受到同学们的欢迎和敬佩。

国民党右派谢持、王柏龄等“断定青年军人联合会这个组织不是一般青年军人的联合，而是作为发展共产党组织的据点，从而决定采取以组织对组织的行动。‘孙文主义学会’ ，就是在这样情势之下，专为对付青年军人联合会而起，并不是为了要学什么孙文主义，所以一经发动起来，就千方百计地找共产党员同学惹是生非，寻衅肇祸。”①

有一次，政治部的李汉藩 (共产党员) 到管理处领取办公用品，管理处长林振雄 (孙文主义学会分子) 有意挑起争执。二人由相骂到打架，最后林振雄竟拿出手枪对李汉藩开了一枪(未打中) 。这实际上是孙文主义学会对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挑衅，引起了革命师生的无比愤慨。“周恩来同志十分气愤，他立即找军校党代表、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先生，在廖仲恺先生的支持下，将林振雄撤职查办，广大师生无不交口称赞。”②但蒋介石又指使戴季陶、沈定一等右派分子，继续进行阴谋活动。根据我党指示，由青年军人联合会派出代表向蒋介石请愿，曾中生是请愿代表之一。他和代表们一起同蒋介石面对面进行说理斗争。当蒋介石无理训斥请愿代表时，曾中生明确表示： “我们是来革命的，不论反革命怎样破坏和捣乱，我们坚决革命到底! ”①他还和同学们一起高呼革命口号，使蒋介石理屈词穷，无言以对。

经过这些斗争，曾中生进一步提高了阶级觉悟和思想认识，更加主动积极地靠拢党组织，努力完成党分配的各项工作。黄埔军校的中共党组织，经过对曾中生的考察，于一九二五年底，吸收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使他在革命的道路上开始了新的战斗历程。

(二)

一九二六年，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开始后，党派曾中生到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何应钦部工作。何应钦知道他在黄埔军校是左派积极分子，拒绝接受。后来，党又改派他到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唐生智部，任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组织科科长。

唐生智原为湖南军阀，后来投靠国民政府，他的部队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负责攻打吴佩孚。曾中生到职后，根据党的指示，利用当时有利的客观条件，推动唐生智率师北伐。他参加建立和整顿政治机关，积极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并对部队士兵和人民群众进行革命的思想教育工作。第八军由于有一批共产党人的努力工作，使部队军心为之一振，军行所至都有共产党所领导的工会、农民协会、学生会组织群众支援和配合作战。到一九二六年十月北伐军占领武汉，唐生智一时名噪大江南北。当时，唐也深感得力于中国共产党人对他的帮助，对于曾中生更是倍加赞赏。

北伐军攻占武汉后，曾中生到《汉口民国日报》工作。他遵照党的指示，和其他同志一道，利用这个阵地，大力支持和推动唐生智继续北伐; 宣传党的主张和北伐战争的伟大胜利，报道工农运动的消息; 揭露蒋介石的阴谋活动; 指导湖北和周围地区的革命斗争。这一时期的《汉口民国日报》，实际上成了革命高潮时期我党的喉舌。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叛变革命。曾中生积极参加了讨蒋委员会的工作。在群众大会上，他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在武汉也公开叛变革命，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曾中生被迫转入地下坚持斗争，后奉党中央指示去上海。同年九月，党派他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中大期间，曾中生认真研究马列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和中国革命等问题。一九二八年五月，他参加了党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决议和号召更加激发了曾中生的斗争热情，他主动提出回国工作。党组织同意了他的请求。一九二八年冬，他回国到上海，在党中央军委工作。

当时，中央军委在周恩来领导下，与各根据地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曾中生有机会看到了毛泽东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和其他重要文件、报告。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的理论和经验，给了他深刻的教育和影响。

一九三○年四月，党中央派曾中生到南京市委工作。临行前，周恩来找他谈话，再三嘱咐他，到敌人统治的心脏去斗争，首先要建立坚强的党组织，依靠群众，作艰苦细致的工作。曾中生到南京后，负责市委组织部工作。他积极整顿党的组织，制定了在敌人心脏地区进行斗争的策略和方法。他还依靠党组织，积极地开展兵运活动，秘密控制了敌人的一个学兵营。不久，李立三错误地提出在全国实行总起义的冒险计划，要南京市委领导学兵营进行武装起义，夺取南京，并任命曾中生为起义总指挥。曾中生明确表示，在反动势力统治的中心，以仅有的一个学兵营的力量夺取南京是不可能的。但是，中央没有考虑这种正确的意见，仍坚持要举行起义。曾中生又提出，即使举行起义，也应该将部队拉上山去打游击，而不是夺取南京。这一正确主张，又遭到中央和江苏省委的否决。

在这种情况下，曾中生表现了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准备执行起义计划。就这样，南京党组织在“左”倾盲动错误的指导下，举行“飞行集会”，组织武装暴动，致使党员公开暴露，党组织受到空前未有的严重损失。“从六月至十月，市委机关曾两度被搜查，全市被捕党员一百多人。……近百名党员被杀害。此外，宪兵连、军官团、学兵营等国民党士兵支部的党员因搞 ‘兵变’ 而暴露，遭秘密杀害的至少有四十人，造成南京党组织的第六次大破坏。”①

为了恢复党的组织，挽救革命的危机，“九月六日，江苏省委决定由曾中生任南京市委书记，委员有杨子庄 (军委) 和顾志鹤。”②这时，敌人派特务四处搜捕曾中生。一次，曾中生在公园里与黄埔军校相识的几个反动军官狭路相遇。他们一边纠缠住曾中生到茶亭喝茶，一边暗中通知宪兵前来捉人。在这紧张时刻，曾中生沉着机智地应付对方说： “各位仁兄，兄弟抱歉，我有个约会，稍去即回，请你们等候片刻。”③他骗过了反动军官脱离险境，不久，即被调往上海党中央工作。

(三)

一九三○年九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后，曾中生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到达湖北孝感樊家村鄂豫边特委秘书处所在地，与原特委书记郭述申会面。在这之前，红一军因未查明敌人的“围剿”意图，仍依照中央指示，由河南罗山南下威逼武汉，配合中央根据地反“围剿”斗争，并准备向长江沿岸发展和打通与红十军的联系。

十一月十一日、十三日，红一军因攻黄陂之姚家集和黄安失利，向麻城方向转移，准备另寻战机歼灭敌人。曾中生了解这种情况后，及时指出，在目前为巩固苏区与冲破敌人之“包剿”，红军是第一等主力。因此，应马上追回红一军。但这时红一军已远去数百里。他选派了七名精干的战士，化装去紧急通知。之后，他来到特委和苏维埃的所在地七里坪，准备召集特委扩大会议，传达三中全会的精神。正在这时，各路敌军向我发动进攻。形势危急，扩大会议无法举行。曾中生立即决定召集原鄂豫皖特委和临近各县委的负责同志开紧急会议①。在曾中生的主持下，会议着重解决鄂豫皖边区最迫切的组织领导和反“围剿”斗争方针问题。会上撤销了“左”倾盲动主义一度合并党、团组织成立的行动委员会，成立了临时特委，加强了党对反“围剿”的领导。会议制定了 “围点打援” 、“袭扰牵制”和“诱敌出阵以消灭”等反“围剿”方针。同时，还决定将原有的补充军集中起来，分三路配合教导队，用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来牵制、打击、抄袭、夜袭敌人，以迫使敌人不敢冒进与分散“围剿”①。

会后，曾中生再次派专人前往红一军，传达中央的指示和临时特委的决定，纠正“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红一军奉命回师，到商南地区会合独立师，然后东进恢复皖西根据地。

这时，蒋介石调集了八个师、三个旅近十万兵力，向根据地纷纷推进，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围剿”。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曾中生认为，首先进犯的敌军，不是蒋介石的主力，我们可以采取避实就虚，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在临时特委和曾中生的领导下，十二月，红军连克金家寨、麻埠、独山，占领苏家埠，直逼六安城下，歼敌三个团和大量地方反动武装。敌陈调元一个师另一个旅分成三路，向皖西六霍进犯。曾中生指挥红一军，集中主力歼灭其中路一个团，然后，在运动中又击溃南、北两路敌军。敌军遭到沉重打击，不得不退出皖西，皖西根据地全部恢复，红军发展到一万八千多人，取得了皖西反“围剿” 战斗的胜利。

不久，敌人又向我鄂豫边中心的黄安等地发动新的进攻。临时特委和曾中生决定，以广泛的游击战争来对付优势敌人。按照这个部署，曾中生一方面指挥游击队和群众武装，在敌侧后袭击，使敌人不敢冒进和分散进行“清剿”;另一方面，他又指示由黄梅、广济地区转移来的，由蔡申熙率领的红十五军突袭敌人弱点。由于地方武装结合广大人民群众纷纷起来开展游击战争，在“罗山、光山、麻城、黄安取得了不少胜利，割断敌人电线，截得敌人的电话机与马匹及辎重，每天都获得敌人的枪枝弹药，敌人的交通队及民团一次一次被我截击，而且我们各地有独立作战的机能，敌人更无法应付，不能随便分散，怕我们所乘。红军晚上常出去打岗打到敌人后方杀土豪劣绅，散发传单标语。”①这就使敌人摸不清红军主力虚实，陷入了游击战争的汪洋大海，不得不退出根据地转入守势。

一九三一年一月上旬，红一军奉命西返福田河与红十五军会师。根据中央指示，两军合编为红四军。此时，曾中生鉴于敌人已取守势，决定转入进攻作战，以红军主力寻找根据地周围敌人弱点打歼灭战，扩大根据地; 以一部分红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扫清根据地内部敌人的孤立据点。在这一方针指导下，红四军主力采取“围点打援”战术，包围麻城北面磨家楼守敌一个营，调动敌十三师副师长朱怀庆带着四个团从麻城急来援救。援敌走在半路遭我红十一师的迎头痛击，伤亡惨重，弃阵而逃。我军经过三天苦战，亦攻克了磨家楼。此役共歼敌一个营，击溃四个团，缴枪千余支。

接着，红四军十师主力开始攻打新集。新集是敌人的一个顽固堡垒，是鄂豫皖根据地中间的一颗钉子。这里围寨坚固，易守难攻，我军两次强攻均未拿下。曾中生、邝继勋和担任主攻任务的三十团团长王树声商量，并召集干部和战士开“诸葛亮会” ，进一步分析地形和敌人设防特点，决定采取“坑道作业爆破攻城”的新方案。王树声根据曾中生的指示，带领战士从北墙脚五六十公尺的一个山沟旁挖进去一条坑道，直通围寨墙脚下，将三百多斤黑色炸药和手榴弹一块放在一口棺材里，埋进坑道引火爆破，寨墙上炸开了两丈宽的一道缺口。曾中生命令我军发起总攻。英勇的红军指战员，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冲进围寨，与敌人展开肉搏战，短短三个小时，就将围寨内千余反动武装一网打尽。随后，红军又相继拔除了二十余个反动据点，使鄂豫皖根据地联成了一片。

二月中旬，曾中生主持召开师以上军事干部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决定趁敌人防守不备，向敌人统治的京汉铁路发动新的攻势。三月上旬，曾中生指挥红军以“飘忽战略”，袭占李家寨、柳林河车站，切断敌人交通，歼敌千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敌以为红军将截断京汉路，进攻信阳。于是，敌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忙令赵观涛的第六师迅速集结，固守信阳; 敌武汉“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濬亦同时令李定五的新编第二旅由广水向武胜关、信阳推进; 岳维峻率第三十四师由孝感出动，沿京汉路东侧向北推进，进占双桥镇。敌妄图以南北对进，侧后迂回，消灭红军于京汉路东侧。但由于北路敌徘徊于信阳与罗山之间，不敢向我根据地冒然推进，使敌三十四师成为孤军深入。曾中生根据这一情况，决定集中主力消灭三十四师于双桥镇。他指挥我军采取突袭猛进、迂回包围、大胆插入敌人指挥中心的作战方法，从三月九日拂晓至中午十二时，经过七小时战斗，将该敌全部歼灭，俘敌师长岳维峻以下官兵五千余人。这是曾中生等指挥鄂豫皖广大军民反“围剿”所取得的一次空前胜利。

敌三十四师被歼后，曾中生代表鄂豫皖临时特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 “敌人的 ‘包剿’ 是革命力量发展所必然的事，党大声答复：敌人 ‘包剿’ 因内外矛盾是不能完全很顺利的实现的，如果党的策略正确，而且能坚决执行其正确的策略，党更能大声回答这一切敌人的 ‘包剿’ 。……如何来冲破敌人的‘包剿’ ，党不仅在政治上发挥了相当伟大的作用，在组织上进行了不少严重的斗争; 而且动员一切力量来参加革命战争。广大的群众在饥饿中、在雪地上、在枪林弹雨中唱着革命的战歌与敌人肉搏，使敌人的压迫与欺骗(除孝感、黄陂少数外)无所施其伎俩。”当时群众高兴地唱道： “白匪来了，粮食柴草都抢光; 红军来了，帮我收割送进仓。”这就表明，由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广大军民为保卫苏区的胜利果实，团结战斗，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可以战胜的。

双桥战役胜利后，鄂豫皖临时特委、军委等领导机关迁入新集。曾中生在这里主持召开了鄂豫皖临时特委扩大会议，正式成立鄂豫皖特委和军事委员会。根据中央的指示，曾中生任特委书记和军委主席，蔡申熙、郑行瑞为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曾中生在大会上作了报告，总结了反“围剿”斗争和根据地党政建设的经验，制定出今后的斗争方针; 进一步清算了立三“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提出“巩固阵地与加强红军”为党的“第一任务”，“在粉碎敌人 ‘围剿’ 之后应有阵地的向敌人进攻，在巩固的基础上发展革命根据地。”在他的主持下，特委扩大会议对根据地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规定了分配土地、发展生产、商业贸易、财政收支、粮食管理等一整套建设根据地的方针和政策，扭转了立三“左”倾盲动主义所造成的某些混乱状态。

会后，曾中生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在建设和发展时期，干部实在缺乏，由于战争的频繁，干部缺乏正规的训练，要对付敌人新的更大的“围剿”是不行的。为了培养群众武装干部和红军干部，特委决定创办四个教导队，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军事政治学校第四分校，由曾中生兼任校长，郑行瑞为副校长，刘杞为政委，李昂为教育长。该校“共办四队、二学兵连、一特种技术连 (机炮连) 、一政治连。学生由每连选四人送来。各工会、农会、青年团与党部都按规定选送。学习八个星期毕业。”①在开学那天，曾中生向学员讲解了学校的性质和办学的任务，鼓励大家刻苦钻研军事和政治。

在曾中生等的领导下，根据地党政军干部加强了团结，把各项建设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正如红四军军长邝继勋于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五日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说：“中生同志在此，实际工作中的确有大踏步的进展。”在根据地军民中，曾中生受到同志们的信任和拥护，不愧为鄂豫皖根据地党和红军的卓越领导者。

(四)

一九三一年四月，国民党纠集了十一个师的兵力，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特委和曾中生决定，红军主力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向皖西地区进发。

这时，党中央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并派张国焘等到鄂豫皖根据地来“改造” 党和红军。

当时，曾中生正在前线指挥战斗。四月十一日，通讯员送来消息，说中央代表张国焘等到了黄安檀树岗以北的打虎山。“第二天傍晚，几个农民抬着一乘轿子，在独立团和地方武装的护送下，沿着崎岖的山路来到新集。”①曾中生接到通讯员的报告后，立即启程，步行赶到新集，与张国焘会面。曾中生向张国焘介绍了鄂豫皖根据地的大好形势及面临的艰巨斗争。张国焘根本听不进去。他无视苏区军民的英勇斗争，指责“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没有健全的组织，并长期执行了 ‘非布尔什维克路线’ ”。他叫嚷必须以四中全会为准则，进行彻底的“转变”和“改造” ，要求以积极拥护王明的“斗争干部”来“改造领导”。五月十一日，张国焘在新集召开会议，根据中央指示，宣布撤销鄂豫皖特委，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和新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张国焘任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从此，张国焘便诬蔑曾中生“用局部进攻的名词代替了国际所指示的进攻方针” ，“助长了党内家长制下面的党内和平倾向” ，“对四中全会怀疑”等等，并决定调曾中生任红四军政治委员，实际上把曾中生排斥在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委的主要领导之外。

中央分局的成立，标志着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鄂豫皖苏区的贯彻和张国焘对鄂豫皖苏区实行错误领导的开始。张国焘下车伊始，对苏区党和红军大加非难，全盘否定鄂豫皖根据地的工作，并命令各级党组织开始重新分配土地和执行各项“左” 的政策。

以曾中生为首的一大批原鄂豫皖苏区和红军的领导人，坚决反对张国焘的错误指责，反对其推行的“左”倾政策。徐朋人主张应当允许富农享有土地，并反对张国焘在春耕时期反复平分土地，影响生产的作法; 陈定候反对在根据地内工人过分提高工资以影响工农联盟; 曹大骏、王培吾等则对张国焘的领导表示不满。但是，这些同志都被张国焘先后以“反对四中全会”、“反对分局领导”、“一贯右倾”等罪名，予以批判、斗争和撤职。

六月二十八日，张国焘在新集召开的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无耻地吹嘘只有他领导的“中央局在执行四中全会的路线，的确在实际中开始了转变。”他提出： “我们主要的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要反对立三路线的残余，尤其要反对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要反对调和路线及党内和平倾向。”①后来，张国焘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 “曾中生同志等来这赤区，……对当时党及红军中没有政治斗争，却盛行了一些无原则的私人意气斗争，采取了一种家长制度下的调和手段，由立三路线的实质所形成之政策依旧继续着，对红军干部并未与其错误行为斗争，对内实行向群众借粮借钱，实际上是欺骗热心革命的劳苦工农，不没收地主家财及征发富农，因此放松了阶级敌人，对外即优容对白区群众的掳劫行为。表面上看，曾中生同志来后，似乎团结了整个干部而得到当地一些同志信用，实质党、苏维埃及红军中暗藏着许多危机，反革命的大活动。”②对于张国焘的这些无理指责，曾中生用大量事实予以严正驳斥。张国焘恼羞成怒，便利用职权，发动对曾中生进行了整整两天的围攻。最后，给曾中生扣上“反对四中全会”等帽子，要他检查、交待。张国焘还给徐朋人加上“不可救药的右倾小组织分子”，开除了他的党籍; 给陈定候戴上了“破坏工农联盟”等大帽子。张国焘公然宣称：党委之间发生意见分歧，应以书记意见为准; 知识分子干部犯了错误，应“罪加三分。”

正当张国焘在党内大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时候，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围剿”。六月初，鄂豫皖第二次反“围剿”结束后，敌对鄂豫皖暂取守势。曾中生、徐向前、许继慎等根据这一形势，认为正是红四军主力主动出击，积极向外发展的良好时机。他们向分局建议：在敌人新的“围剿”尚未到来之前，红军应以一部分兵力发动群众，结合地方武装，肃清根据地内的反动武装;以主力南下向外发展，恢复蕲春、黄梅、广济地区的工作，进而威逼长江，牵制敌人，配合中央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这一主张是完全正确的，可是，张国焘却借口 “巩固苏区”而不予采纳。他在“一寸土地也不让敌人蹂躏”的口号下，无理指责曾中生等的建议“揭开了立三路线的面具，而来了个实际工作上的机会主义”，“将会招致敌人再来进攻根据地的危险。”按照张国焘的决定，红军从五月底就集中在根据地内剿匪，未能立即利用有利时机向外发展。这期间，曾中生、余笃三、邝继勋等红四军领导同志继续申述南下进攻方针的理由，获得了多数同志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才被迫同意红军主力南下向外发展的方针。七月初，军委在商城西南余家集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兵力使用及南下进攻方向问题时，张国焘却一变而为冒险主义，提出了一个限令红四军在一月之内打下黄山、然后出潜山、太湖，威逼安庆，震动南京，直接配合中央苏区作战的行动计划。曾中生则认为，红军应有巩固阵地的向外发展，援助中央苏区的任务，主要的不在于攻击敌人重要城市，而在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巩固扩大根据地，以牵制敌人兵力。但是，张国焘又拒绝了这一正确主张，仍按其个人意见作了决定。

七月中旬，红四军接受任务后，曾中生、徐向前、许继慎等领导同志，立即在部队中进行了南下发展根据地的深入动员，广大指战员士气顿时高涨，表示不怕一切困难，坚决完成任务。在徐向前和曾中生率领下，红四军主力挥戈南下，于八月一日一举攻克英山县城，“将陈调元部一个团的兵力全部消灭，自团长以下官兵，以及县长、县党部[书记长]无一逃脱，缴枪一千二百余支，机枪十八挺，迫击炮四门，子弹军用品不计其数。”攻克英山后，部队在此休整两天，徐向前和曾中生对潜山、太湖、安庆等地区和蕲春、黄梅、广济地区的情况，作了详细研究分析后指出：“军事委员会的指示，是要我们下英山后出安庆的，我们分析敌情与地势，特别是群众的基础，和配合中央苏区行动之敏捷，均不如转到出蕲(春)、(黄梅)、广 (济) 直捣武穴为好。”①曾中生还认为：蕲(春) 、黄 (梅) 、广 (济) 地区敌人兵力薄弱，红军乘虚而入争取主动，可以调动敌人加以歼灭，对配合中央苏区的行动也易见效。而东出安庆，要通过近四百里的白区，沿途驻有两个旅以上的敌军，突出冒进，毫无胜利把握。曾中生和徐向前一面将意见报告鄂豫皖中央分局，一面举兵出蕲 (春) 、黄 (梅) 、广 (济) 地区。

在曾中生、徐向前等领导下，红四军仅一个月内，以五个团的兵力，连克英山、浠水、罗田、广济四座县城，歼敌七个多团，俘敌五千余人，有力地牵制了敌人原拟派往江西的兵力，配合了中央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这一胜利，大大地鼓舞了当地革命群众的斗志，初步恢复了这一带的地方工作，并组织了八百余人的地方武装，建立了工农民主政府，形成了以英山为中心的罗 (田) 、蕲 (春)、太 (湖) 大片红色区域。

但是，张国焘竟不顾红四军南下作战胜利的事实，指责红四军的主要领导人曾中生和徐向前，改变东进计划是“违抗分局命令” ，“放弃援助中央根据地的任务” ，同中央分局是“原则上路线上的分歧。”①并严令曾中生率“部队立即北返，不得有丝毫停留。”②

曾中生、徐向前接到张国焘的训令后，当即向党中央写了报告，详细地申述了与张国焘的争论，明确反对张国焘的错误方针。他们在报告中写道： “在战略上，如果想脱离苏区几百里的阵地，如果我们由英山直取安庆等，不但做不到，而且要发生许多不能解决的困难，如果勉强行之，必然成单纯军事行动，根本上都忘记了巩固阵地发展的任务了。我们深深认识中央苏区胜利的伟大，就是有了强度群众基础的阵地所致，自然这与把主力束缚在苏区范围内来防御敌人的计划，是根本不同的。”③

九月一日，曾中生、徐向前接到张国焘八月十七日的来信，只得依照分局的命令，被迫放弃大量歼敌的有利时机，带领部队北返回到根据地。九月四日，部队移住鸡鸣河后，曾中生代表红四军，总结了南下以来的工作，接着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公开讨论了张国焘的来信。参加会议的大部分是党的支部书记、指导员以上的干部，大家都不同意张国焘不符合事实的指责，一致通过申明书，再次说明了东进的不利和南下的正确性及其胜利的重大意义。

会后，曾中生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复信张国焘，表示“除在组织上绝对服从外”，“在政治上不得不向中央分局及军委作极诚恳的申述的必要。”他逐条驳斥了张国焘的无理指责，对攻打安庆的错误军事方针再次提出尖锐的批评，指出：“安庆之取是不能离开全国革命形势的估量的，而且沿江近处之要镇没有工作，城市驻兵没有工作……，英山到安庆近四百里的匪区，又是山地，清 (民) 团匪军，而后方运输、使役、侦察、干部又无多少准备，只有一月为限，命令合近代编制一师不足的红军去取安庆威逼南京，这恐近于共产党之夸大狂了。” “我们真不懂责限一月必占安庆之命令与立三路线责限两星期必占武汉之命令有什么区别了! ”①

曾中生等同志的正确主张，象一把利剑刺中了张国焘肺腑。他收信后，恼羞成怒，但又不敢公开明辨是非，蓄意用阴谋手段对付曾中生。

恰在这时，发生了一起敌特案件。国民党特务曾扩情，以黄埔同学关系，派人送信给鄂豫皖军委皖西分会主席兼红四军十二师师长许继慎，诡称许继慎已与蒋介石勾结，他表示欢迎许率部投降蒋介石。反动派企图以这种反间计对红军进行破坏。许继慎立场坚定，光明磊落，当即将来人逮捕，连人带信送往红四军军部。曾中生、徐向前经过审查了解，根据许继慎的一贯表现和他对此事的明确态度，认为这“完全是敌人用各种阴谋来破坏我们”的一种手段，许继慎“不会有什么问题”，随即将特务和信件送鄂豫皖中央分局处理。

张国焘则认为这是打击反对他的那些同志的好机会。他以此为借口，扩大事态，在新集下令非法逮捕鄂豫皖军委会参谋主任 (原红四军党委书记)李荣桂，严刑逼供出所谓许继慎、周维炯、高建斗、廖业琪、肖芳、吴精赤、熊受暄、潘皈佛、姜镜堂等九人，是反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主席是许继慎。诬陷他们“确有准备把部队拉到长江边，投降蒋介石”的所谓“全盘的反革命计划”; 诬蔑红四军南下，是曾中生等受了那些“反革命分子的怂恿和蒙蔽”，并将此事在后方部队中大肆煽动，欺骗广大指战员。

九月十三日，红四军继续北返到达麻埠后，张国焘为了贯彻他对红四军的“改造” ，派陈昌浩前往红四军，宣布分局决定：撤销曾中生红四军政委职务，由陈昌浩接任红四军政委。陈昌浩亲自 “带着红四军的一支先头部队押送曾中生和许继慎回到白雀园。”①遵照张国焘和陈昌浩的“指示”，“各师团在行进中就曾逮捕了一百多个嫌疑犯。”②

九月底，红四军北返至河南光山白雀园地区时，张国焘亲自出马，主持“全力肃清四军中之反革命和整顿四军” 的工作。在张国焘的打击迫害下，许继慎、熊受暄、周维炯、魏孟贤、吴精赤、王培吾、黄刚等红四军中的优秀指挥员，均以“改组派”、“AB团”、“第三党”等莫须有的罪名，予以杀害。后来，张国焘也供认：当时，“人们多分辨不清甚么是国民党改组派，甚么是反革命，只要有人指证，谁就要受到这股热浪的冲击。红四军中各师各团的军政干部对于嫌疑人犯，不问情由，便严加审问。审问的方式多系群众性的，被审问者在群情愤慨之下，几乎无法为自己辩护，甚至刑讯的事也发生不少。”①

十月上旬，在泼皮河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对曾中生进行“围攻”、“斗争” 。但是，许多干部仍然认为曾中生在军事行动方针上是正确的。张国焘便使用其狡猾伎俩，抓住曾中生在鸡鸣河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这一事实进行攻击。指责他“动摇党在红军中的威信” ，“是最危险的，最有利于敌人的行动” 。他给曾中生扣上“反抗中央分局”、“纵容反革命分子活动” 的罪名，宣布调离部队考察，并按他个人的意见作出决定。他诬蔑曾中生“竟走到了领导四军干部向中央分局对抗的地步” ; “做非常煽动性的演讲，引起大家不满意于中央分局和他的路线。由于四军许多干部签名答复中央分局和军事委员会的一封反抗政治路线的信，措词异常蔑视党的领导，这信也是中生同志起草的。”②

张国焘对曾中生同志采取的“审查”决定，得到了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党中央的支持。中央给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信中着重指出： “四军领导干部违抗中央分局命令，自由决定占领武穴回兵取六安的策略是严重的政治上与组织上的错误。” “对于四军的主要负责同志，特别是红军积极分子会议的组织者中生同志等，决不能继续在红军中担任任何领导工作，同样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的职务亦是不能担任，中央分局在重新讨论中生同志的问题时，应注意到这一点。”①

正当曾中生被张国焘撤职、蒙受陷害时，黄安独立团于十二月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独立师。在广大指战员的请求和强烈要求下，曾中生被调任黄安独立师师长。曾中生毫不计较个人得失，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致力于部队建设。他看到这支部队是农民武装扩编起来的，新兵多，训练差，缺少武器，便深入连队，全力抓部队的训练。在他的领导下，黄安独立师的战斗力得到了提高，曾多次配合主力红军作战，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如一九三一年一月，国民党反动派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围剿” ，在汉口北上的敌八十九师，乘红军主力围攻麻城的机会，侵入我黄安高桥河地区。曾中生指挥独立师奋起迎战，打得敌人狼狈逃窜，溃不成军。初成立的黄安独立师大显身手，打出了主力红军的威风。

一九三二年秋，由于张国焘错误地认为敌人再若进攻红军，就得由帝国主义亲自出马当主力军，因而他错误地估计形势，提出了所谓“偏师” 之说。九月间，红四方面军主力接连转战豫南、皖西，因敌人采取固守待援的战术，未获战果。十月初，红四方面军主力经英山、罗田再次西进。曾中生亲自率领两个团，在永家河与敌人展开搏斗，打垮了数倍敌人的进攻。但不幸，他臂部中弹负伤。同志们把他从战场上抬下来，送到总部医院治疗。他一直关心着战局的发展，不等伤愈，就返回了战斗岗位。这次转战，由于张国焘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使皖西根据地损失了六分之五，敌人乘机大举进攻。

此时，张国焘被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由 “左” 倾轻敌，变为右倾恐敌，完全丧失了粉碎敌人“围剿” 的信心，率领红四方面军主力无计划、无目的的向西转移。部队从湖北经河南去陕西，日夜兼程。一路上，广大指战员与前堵后追的敌军浴血奋战，伤亡很大。

在关系到整个红四方面军安危的紧要关头，曾中生痛心疾首，为红军的前途担忧。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九日，当部队到达陕西南部城固县小河口时，他冒着生命危险，挺身而出，同邝继勋、余笃三、王振华、朱光、张琴秋、刘杞等商议，拟派人去中央反映张国焘放弃鄂豫皖根据地，实行无目的、无计划的转移和军阀主义的领导作风，请求中央迅速采取措施加以纠正，挽回危局。后来，因为派人去中央有困难，遂改由曾中生以书面形式向张国焘陈述大家的意见。曾中生无私无畏，义正词严地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

张国焘见自己处境孤立，便于次日在小河口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表示听取大家的意见。会上，曾中生用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以来的事实，尖锐地批评了张国焘实行无目的、无计划、惊慌失措的错误，和他独断专行的家长制领导作风。张国焘为了缓和广大指战员的不满情绪，表面上表示接受大家的意见，并宣布成立前敌委员会，以示加强集体领导，接着又委任曾中生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 (即红四方面军) 的参谋长。其实，他对这些批评一直耿耿于怀，并伺机对曾中生等进行打击报复。

(五)

一九三二年底，红四方面军到达陕西西乡县钟家沟地区时，前敌委员会召开部队团以上干部会议，决定进军川北，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

曾中生在鄂豫皖时期就身负重伤，腿部肩部残废，行动很不方便，走起路来一颠一跛。但是，他以顽强的毅力，同广大指战员一道西进陕南，接着又越过“蜀道天险”，胜利到达了川北。

一九三三年二月七日，在通江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川陕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川陕省委，袁克服任省委书记，曾中生、傅钟等为省委委员。二月中旬，又召开了川陕省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川陕省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曾中生参加了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的领导。他积极致力于政权建设，深入实际做调查研究，了解川北人民在军阀统治时期的苦难生活，领导广大贫苦农民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同时，他带领工作队，大力开展扩大红军，动员翻身的广大青年踊跃参军参战，为保卫胜利果实、巩固和扩大苏区而斗争。

六月二十三日，在通江县新场坝，中共川陕省委召开了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曾中生代表省委，向大会作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中国共产党川陕省委的任务》的政治报告。这个报告强调了加强党的建设、加强红军和地方武装建设、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对巩固革命根据地的重大意义，并为巩固和发展川陕根据地规定了正确的方针和任务。

省党代会后，红四方面军在南江县木门镇召开了军事会议。会议在总结建立川陕根据地以来粉碎敌人“围剿”作战的经验的基础上，决定将原有四个师扩编为四个军。即：红四军、红三十军、红九军、红三十一军，共四万余人。十月下旬，川东游击军在宣汉的南坝场、普光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随即改编为红三十三军。至此，红四方面军共五个军，很快发展到八万余人; 建立了巴中市和二十二个县的红色政权，拥有五百万人口。川陕革命根据地进入了全盛时期。

由于部队发展很快，新战士大量增加，许多老战士都提升为干部。这不仅迫切需要加强对广大战士进行军事、政治教育，而且也急需提高干部的指挥管理能力。担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的曾中生，为了提高广大指战员的军事素质，在组织部队开展大规模军事训练的同时，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研究军事科学，总结过去作战的经验教训上。他号召红军干部、战士都要学习军事理论，创造新的战术; 努力克服以往在作战中存在的缺点，不断提高指挥能力，反对只知打仗冲锋，而不注意研究军事理论和战术的倾向。

七月初，曾中生写出《与川军作战要点》一文，对四川军阀的情况，红军的作战要领，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论述。这篇文章文字通俗易懂，每一节的开头，都是四字一句的口诀，便于记忆掌握。例如，叙述川军情况一节的开头写道： “编制甚老，兵器不好，系统混乱，战斗力小，……爬山倒凶，收买冲锋，一气虽勇，再则无功; 小奸小诈，不为不高，但不持久，且怕包抄。”关于红军的作战要点，则概括为： “红军作战，群众力量，处处配合，声威大壮。” “乘敌矛盾，利敌冲突，各个击破，此为上着。” “敌情不明，不可妄图，敌情既明，先发制人。” “主力迂回，包抄背后，歼敌之效，以此为最;前进包围，后进包围，胜利之后，必须穷追。”①曾中生运用敌我对比的分析，既揭露了四川军阀的致命弱点，又概括了红军能够战胜敌人的根本要素。笔墨虽然不多，但对提高广大指战员的军事战术和指挥能力起了重要作用。

八月初，曾中生又为红四方面军起草了《游击战争要诀》一文，这是指导根据地军民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的一个重要文件。全文共分三个部分：

第一，总结。指出游击战争的性质、任务和具体条件，叙述了 “游击战争网”的布置和政治工作。

第二，游击战争通则。明确指出了不攻坚、不打硬仗、敌情不明不战，与群众组织具体配合、发动群众骚扰敌人、打圈子对付敌人、坚壁清野、破坏敌人后方、夜间行动、肃清地方反动分子等十六条规定。

第三，在游击战术中，还特别详细解释了游击战争十六字诀，阐述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原则及其具体运用方法。

在曾中生等同志的指导下，红四方面军指战员以高度的热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练兵高潮。他深入连队、班排，组织官兵互教，对指战员进行严格要求，严格训练，定期对战士进行考核和测验，对于干部，还要增加一项对指挥艺术的测验。通过攀登悬崖、侦察、联络、射击、投弹、跑步、爬山、跳越障碍、紧急集合、实战演习等训练，使部队广大指战员军事技能有了很大提高，对战胜敌人新的“围攻”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就在红四方面军已经在川陕站稳了脚跟之时，张国焘却下决心要“除掉” 曾中生等“心腹之患”。为此，他在红四方面军和地方党组织中发动所谓“反右”斗争，把在小河口会议上反对过他的一些领导干部诬蔑为“右派”、“反党活动分子”，实行疯狂的打击报复，将邝继勋、余笃三、舒玉璋等秘密杀害，宣布开除了刘杞的党籍。同时，还长期关押和软禁了中央代表廖承志、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等同志，为进一步迫害曾中生扫清了 “障碍” 。

八月初，陈昌浩在后方党团活动分子代表大会上大肆攻击曾中生。他说： “在中生指使之下，在小河口公开开会。托陈派、右派、改组派们一致联合反对党的领导。并提出其政纲，分配其反革命党羽到各师去活动，企图深入其反革命组织。”接着，张国焘又在《干部必读》上发表《右派的根本错误》和陈昌浩的《托陈派取消派之完全破产》等文章，无中生有的给曾中生罗织种种罪名，诬陷曾中生是“托陈取消派”、“右派首领” 。他狂妄的叫嚷： “党再也不能让这种人来糟踏，必须执行纪律。”①并宣布撤销曾中生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职务。随即，将正在为红四方面军撰写《与“剿赤军”作战要诀》一文的曾中生非法逮捕关押，施以严刑拷打，强令他写所谓“自首书” ，交待在小河口会议和鄂豫皖时期所犯的“错误” 。曾中生不屈服于张国焘的淫威，遂被长期监禁关押。

在战场上负过重伤的曾中生，现在又遭到张国焘的折磨、迫害，身体受到很大摧残。但他仍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他在被关押的极端艰苦条件下，仍孜孜不倦地学习和写作。他回顾和总结了鄂豫皖红军反“围剿”和入川以来的历次作战经验，在一盏小小的桐油灯下，夜以继日地坚持撰文著书。在短短的时间里，他以惊人的毅力，写完了《与“剿赤军”作战要诀》，为中国革命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军事遗产。

《与“剿赤军”作战要诀》①一文，约三万字，内容极为丰富，包括纲要，红军与白军在军事上的对比，红军一般注意之原则，行军、驻军、战斗搜索注意之事项，与“剿赤军”作战之要领及战术，以及特种战斗(山地)、河川、森林与居民地、夜间战斗等十个部分。他以鄂豫皖根据地反“围剿”所采取的外线作战、内线作战和以根据地为中心的游击战互相配合的经验，系统总结出了十种反“围剿”战法：

1. 内线作战，各个击破;

2. 专击敌人联络点;

3. 前进包围、后进包围;

4. 专于抄袭迂回;

5. 声东击西，避实就虚，以飘忽行动击敌要点;

6. 围攻一点，消灭援兵;

7. 诱敌深入，集中力量而消灭之;

8. 布置大的游击战网;

9. 尽力发挥夜间的作战;

10. 突出外线的攻击。

这些作战方法，生动地体现了红军反“围剿”作战的一些战略原则。同时，他又根据历来反“围剿”所遇到的敌情，详细分析了敌人所采取的围攻、封锁、分进合击、并进长追、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等十种“围剿”战法，为我军制定对敌斗争的正确方针，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曾中生在该文中深刻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几个主要军事思想。

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和特点。他在说明阶级战争的目的、任务等问题后指出：反“围剿”已成为一时代的特种战术。中国被压迫阶级的民族解放运动，应“有系统地练成反‘围剿’ 的全国军事艺术，以迅速进到根本消灭 ‘围剿’ 的胜利阶段。”他特别强调，这种反“围剿”的作战，“必须要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精密的训练，严肃的军纪，必胜的信心，旺盛的攻击精神，始能驾凌物质的威力，而收到战胜的效果。”

关于人民战争。他指出： “红军是为劳苦工农谋解放的军队，是为群众利益奋斗服务的，故能处处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帮助与拥护。”他强调在战争中，“要充分发挥地方武装的作用，和经常布置很活跃的游击战争网。” “以地方武装和红军小部队密切配合红军主力作战。”“这样就能使敌人处于四面受敌的地位，从而取得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

关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他指出：我军作战必须“彻底集中我军必胜的兵力于敌人一面之要点，而发挥其战斗力。……对于其他方面，只能使用适合目的之最少限度的兵力。”对敌人“分进合击” 的战法，“必须集中最大兵力，迅速、果断、坚决、先机、彻底消灭一路。”

关于内线作战，诱敌深入。他指出：“用内线作战法给敌各个击破”，“是我们历来消灭敌人收获最多的办法。” 但“当敌逼近而我军又受客观牵制兵力未能集中，以致不能达到先机消灭敌人时，则可缩小阵地，诱敌深入于预定之点，集中必胜兵力而消灭之。”特别是“当敌人四面包围、封锁，我以内线作战，集中攻击一点，没有不消灭敌人的道理。”

关于持久战、速决战和运动战。他指出： “就一般意义上说，我与敌是作长期的、艰苦的、到底不懈的战争，这自然是一种持久的性质，而且必须有这种持久的坚决准备，才能最后战胜一切敌人。”但在每一次战斗或战役中，则要求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突击敌人要害，迅速歼灭之。而运动战，是依托苏区转，使敌人“疲于奔命无法应付”，“陷入军事孤立。”

曾中生在《与“剿赤军”作战要诀》中所阐述的这些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正如他在该书的前言中写的： “这本小册子是根据近代战争纲要和敌人目前的军事斗争材料，以及我们自己的一部分战斗经验，因为红军的飞快发展，红军的迫切需要”而写的。其目的是为了 “呈献于英勇战斗的同志们” ，指导红军所进行的革命战争。

当曾中生写这本书的时候，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已经篡夺了党中央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领导权，否定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使革命遭到了严重挫折。张国焘极力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放弃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使红四方面军所进行的革命战争也遭受到严重的挫折。曾中生敢于旗帜鲜明地坚持和宣传党的正确的军事路线，这是多么可贵的革命精神啊! 他以实际行动完全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必须具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忍苦耐艰的意志，排除万难，勇往直前，以求最后的胜利。”①

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欢迎曾中生这本小册子，他们读起来感到特别亲切，而且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明书中观点的正确。各级干部把它作为训练部队、指挥战斗的必用教材和依据。这本军事著作，随着广大指战员的艰苦转战带到了延安，为毛泽东后来系统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一九三五年三月，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开始了长征。这时，曾中生仍被张国焘非法关押。他拖着饱受摧残的身躯，拄着拐杖随军行动，但依然对革命充满着胜利的信心。他和负责“监管”他的人员交朋友，常常利用宿营和吃饭的机会与他们谈心。由于听他谈话的人越来越多，张国焘就下令制止，并要求严加管制。但指战员是了解曾中生的。据当时在保卫局工作的陈明义回忆说：曾中生 “经常给我们讲党在早期的革命活动，讲他听毛泽东同志关于开展农民运动的报告，听周恩来同志讲课的情况，讲北伐战争中叶挺同志领导独立团攻打汀泗桥的战斗故事。他讲得绘声绘色，我简直听得着了迷。我就是在曾中生同志的教育下，开始知道了我们党早期的一些革命历史，懂得了红军发展到了今天，多么来之不易! ”②很多干部、战士听了曾中生的谈话，都被感动得流下热泪。曾中生也从干部战士们那里听到不少关于张国焘的罪行，使他更加认清了张国焘的反革命面目。

同年六月，红四方面军与一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曾中生知道这一消息后，喜出望外，激动万分。他认为红四方面军可以得救了，革命的胜利大有希望，并决心等见到党中央，好好呈述过去的一切。他禁不住热泪盈眶，奋笔疾书，给党中央写信，表示要继续为党工作，愿意接受中央的审查和处理。同时，他还直接向张国焘提出要求释放，允许他向中央汇报。

当党中央领导同志得知曾中生被张国焘非法监禁后，就指名要见曾中生。这时，张国焘正依仗人多、兵多、枪多，疯狂地进行分裂党分裂红军，另立伪“中央”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他害怕曾中生向中央揭发出事实真相和他的一系列罪恶活动，不仅扣押了曾中生给中央的信件，也不许他同中央领导同志见面。这就更加激起了曾中生对张国焘的愤怒与憎恨。他不畏张国焘的打击与陷害，决心用自己的生命来捍卫党的原则，保卫革命胜利的果实。

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竟采取杀人灭口的毒辣手段。一九三五年八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在川西北卓克基以北的森林中的一条河沟里，曾中生被害死。接着，又让人在卓克基南面故意大声喊叫： “曾中生通敌逃跑了，向番人投降去了，快追呀!”①还故意让武装人员到附近山上“搜索” ，整整折腾了一夜。第二天便造谣说： “曾中生通敌，被掉进河里淹死了。”②后来又将看守人员抓起来审讯、关押，以掩盖事实真相。

由于张国焘的严密封锁，当时党中央还不知道曾中生已被害死，对他的生命安全，仍十分关心。一九三六年二月八日，毛泽东、周恩来在陕北特意请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名义电示张国焘： “鄂豫皖肃反颇多 ‘左’ 的错误，扩大化，至一营一连被捕，地方组织垮台。四方面军先后破案中涉及兄处高级负责人为托派，是否属实。鉴于历史教训，盼兄负责检查，使扩大、偏见与单凭口供刑讯等错误早告肃清。”林育英还特别提出，要对廖承志、曾中生“保全生命安全，并给以优待。此为代表团所切嘱。”①

一九四五年在延安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央为曾中生平反昭雪，肯定他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英勇战斗的一生。曾中生的亲密战友刘伯承赞扬说： “中生同志很聪明、机警，说话也很尖锐，智力过人，写文章下笔如飞，又快又好。”②徐向前说： “中生同志很能干，军事上比较行，同时比较全面。”③是我党早期的著名军事将领和政治活动家。

曾中生同志牺牲时，年仅三十五岁。他为党的事业和人民军队建设立下的功绩，将永远载入我党我军的光辉史册，人民将永远怀念他!

注释

①《黄埔军校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2月版。

①曾扩情: 《黄埔同学会始末》,载《黄埔军校史料》。

②王逸常: 《周恩来同志在黄埔军校》,载《黄埔军校史料》。

①见《红四方面军烈士资料汇集》。

①②见南京市委档案馆有关资料。

③《红四方面军烈士资料汇集》。

①《曾中生关于反“围剿”作战及部队合编等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31年2月10日)。

①《曾中生关于反“围剿”作战及部队合编等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31年2月10日) 。

①《曾中生关于反“围剿”作战及部队合编等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31年2月10日)。

①见《鄂豫皖特委给中央的报告》。

①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

①见《张国焘在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总结》。

②张国焘就鄂豫皖苏区白雀园“肃反”问题给中央的书面报告(1931年11月25日),载《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

①《徐向前、曾中生关于红四军情况及行动方向的意见给中央的报告》 (1931年8月20日) 。

①《中央分局给红四军的信》 (1931年8月20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②《星火燎原》丛刊之二,战士出版社1980年版。

③《徐向前、曾中生关于红四军情况及行动方向的意见给中央的报告》 (1931年8月20日)。

①《红四军给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信》 (1931年10月21日)

①②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3册。

①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3册。

②《鄂豫皖中央分局关于红四军的决议》 (1931年10月)。

①《中央给鄂豫皖分局的信》 (1931年11月3日。)

①红四方面军1933年7月7日出版的《干部必读》第22期。

①1933年8月出版的红四方面军《干部必读》第36、44期。

①《与“剿赤军”作战要诀》系单行油印小册子,曾印刷过三次(即三种版本)。第一次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印 (1933年10月2日);第二次为西北军区政治部翻印(1934年3月24日);第三次为红九军政治部翻印(1934年5月8日)。

①曾中生: 《与“剿赤军”作战要诀》。

②陈明义: 《疾风知劲草,大雪傲青松》,《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5期。

①②徐以新:《忆中生同志》 (1959年9月15日),原件存曾中生侄儿曾阳生处。

①见《红四方面军战史参考资料》 “长征部分”。

②③盛仁学: 《曾中生与他的军事著作》,载《革命回忆录》第2辑,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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