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柴世荣人物传,柴世荣生平事迹,柴世荣评价

Posted 2022-05-08 伪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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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柴世荣人物传,柴世荣生平事迹,柴世荣评价

(一)

柴世荣，原名柴兆升，一八九四年生于山东省胶县一个农民家庭，一八九九年随父母迁往东北，落户于吉林省和龙县六道沟。

柴世荣的父母，都是勤劳、朴实、正直的劳动农民。柴世荣在家庭的熏陶下，从小就爱劳动，亲近劳苦人民。

柴世荣全家迁到东北后，靠辛勤劳动，生活还算过得去，所以，他才得以上学读书。柴世荣知道，象他这样的穷苦家庭，能够上学读书是很不容易的事，便刻苦自励，认真攻读。他的优异的学习成绩，给父母很大的安慰。他们宁可自己多劳累辛苦一些，也愿叫儿子多读几年书。

一九一二年，柴世荣父亲病故，家境逆转，柴世荣不得不辍学，挑起全家生活的重担。他下地耕耘，上山砍柴，外出打猎，为着养家糊口什么活都干。尽管天复一天、年复一年地辛勤劳动，也还是过着朝不保夕的苦难生活。柴世荣日渐痛恨这个无情的黑暗社会。

一九二四年，柴世荣为生活所迫，被招去朝鲜做苦工，为日本帝国主义修筑铁路。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进一步使朝鲜沦为它的殖民地，朝鲜人民陷入了毫无权利的悲惨境地。在三年多的苦役生活中，柴世荣亲眼看见了日本侵略者对殖民地人民的残酷奴役和压榨; 亲身经历了侵略者剥削、压迫下的痛苦岁月，使他对世道人情，社会不公，更有了深切体会，进一步懂得了天下乌鸦一般黑，哪里的地主、工头都是一样的狠毒和残忍，哪里的穷人都是一样的受苦受难。一九二八年，他离开朝鲜，逃返祖国，回到家乡，继续挣扎在饥饿线上。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听说和龙县招用警察，便跑去投考了。

柴世荣虽然当了警察，但他以朴素的阶级感情和侠义的心肠，给自己规定了一条“替天行道”的诫规，用以约束自己的言行。三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抑富助贫，广交多识，在周围的群众中得到好评。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掀起了抗日怒潮。柴世荣对国民党采取不抵抗政策，置民族利益于不顾的作为，非常气愤。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他挺身而出，向周围群众宣传抗日救国，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反对侵略，进行自卫，并以原来他领导的几十名警察为基础，组成队伍，奋起抗日。柴世荣的这一正义行动，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队伍很快发展到数百人。

这时，柴世荣已经三十七岁。他的大半辈子的苦难生活经历，使他非常清楚地知道亡国奴的生活是什么滋味。他回到家里对妻子说：我决心不当亡国奴，我也决心让我的亲人不当亡国奴，咱们只有破釜沉舟、共赴国难一条路。柴世荣的妻子柳素青是位饱经风霜的劳动妇女，虽然不愿丢弃这苦心建立的家庭，但柴世荣的爱国思想激励着她，她听柴世荣讲完后，毅然地对孩子们说： “走! 跟着爸爸走是对的! ”就这样，柴世荣扔掉房屋、家产，带领全家人走上了抗日武装斗争的战场。

(二)

“九一八”事变的炮声，震醒了中国人民; 挽救民族危亡的呼声激荡着全国，特别是东北的各个阶层。国民党东北军里也发生了分化，一部分爱国将领不顾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而奋起抗战。在中东铁路东段道南，影响较大、活动时间较长的是中国国民救国军，其总司令是王德林①，副总司令是孔宪荣，前方总指挥是吴义成。柴世荣和这些人过去就有交往。当他听说王德林组织起救国军进行抗日时，就毅然率领他的队伍参加了救国军，被编为救国军第四旅，由他任旅长，活动在延吉、和龙、珲春、汪清、宁安、东宁、安图、敦化、额穆、蛟河等地。一九三二年二月打敦化、额穆、蛟河县城和三月在宁安县镜泊湖等地的战斗，柴世荣都参加了作战和指挥。一九三三年，他指挥的绥芬大甸子②、大荒沟③和东京城④等战斗，都给了敌人很大打击。这些战斗的实践表明，“柴旅”是救国军中一支能征善战、不断攻城陷镇的劲旅，柴世荣是一名沉着、老练、善于指挥、身先士卒的好指挥员。

柴世荣所以投奔救国军，原认为救国军是抗日救国的军队，对它抱着很大的希望，并且为了保持这支队伍的荣誉而诚心诚意地努力奋战各地。然而，通过一年多的实际体验，他发觉这支队伍的一些上层领导人虽然嘴里说的是抗日救国，而内心想的则是另外一套; 队伍很大而不能打仗，乃至见了日军就跑。更使他气愤的是，这些领导人之间互相矛盾，互相拆台，今天整这个拉那个，明天又整那个拉这个。柴世荣想，靠这样一些各怀异心的人，怎么能担负起抗日救国的大任? ! 但是，谁又能把这个领导抗日救国的大任担当起来呢?他经过仔细观察，终于从共产党员周保中身上看到了希望。

周保中是“九一八”事变后由中共中央军委派到东北，任满洲省委军委书记的。一九三二年三月，满洲省委为加强对吉东地区①义勇军部队②的争取，派周保中来到宁安。同年八月，他应王德林之聘，由自卫军来到救国军，先在总司令部任总参议，不久又改任前方总指挥部参谋长。周保中作战勇敢，指挥有方关心战士，爱护群众，到前方总指挥部后，组织救国军部队对日寇进行了一系列胜利的战斗，狠狠打击了侵略者，使柴世荣深为敬佩。特别使柴世荣难忘的，是周保中对于抗日形势的精辟分析。那是一九三二年年末，在救国军召集的一次各部队联席会议上，周保中作了长篇演讲。他针对救国军上层领导人的思想情况，着重指出：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采取可耻的不抵抗政策，更助长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使日本帝国主义很快占领了东北三省，为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给东北父老带来了无穷的祸患。亡国大祸，迫在眉睫。我们跟着蒋介石走“攘外而必先安内”的卖国、内战道路，是死路一条，照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走逃跑的道路，更是绝对错误的; 必须团结起来，走联合抗日的道路。那次会上，周保中还对救国军应采取的战略战术和如何坚持抗日到底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具体意见。这篇演讲，说出了柴世荣早就想说但却说不清楚的话，讲出了柴世荣曾经多次思考但却理不出头绪的道理。他从周保中等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抗日，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光明前途的代表。于是，他下定决心：跟着共产党走。从此以后，柴世荣处处听周保中的指示，成了同周保中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

一九三三年初，在日军大举进攻之下，曾发展到数万人的救国军很快溃散，总司令王德林退往苏联。此时，柴世荣坚定地与周保中站在一起，协助周保中重新组织救国军抗日。当前方总指挥吴义成也动摇要撤到苏联去的时候，他和周保中做了大量说服工作。他对吴成义说：国难当头我们应该坚持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抗日到底，甘心情愿把白骨埋在长白山下、镜泊湖畔，绝不能做战场上的逃兵和他乡之鬼。吴义成留下来了。重新组织起来的救国军，推举他为总司令，周保中为总参谋长，柴世荣为第四路司令。

此后，柴世荣率部转战于宁安、汪清等地，配合反日游击队同日军进行多次战斗。救国军第四路仍以老“柴旅”著称于绥宁、东满地区①，柴世荣本人也以最能打仗而留名于群众之中。

一九三三年冬，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局指示周保中正式退出救国军，到宁安组织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绥宁反日同盟军。周保中率救国军辽吉边区留守处②直接领导的一、三连二百多人，于一九三四年二月来到宁安县，与宁安县委领导的宁安工农义务队③在东南乡会合，开始绥宁反日同盟军的组建工作。

一九三四年二月十六日，由周保中出面主持，召开了各抗日部队代表会议，决定了一致抗日的政治纲领。柴世荣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表示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正式宣布参加绥宁反日同盟军，被推选为同盟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在柴世荣的带动下，绥宁地区的其它抗日武装，如傅显明团、王毓峰团、王汝起团、裴振东团等，也都先后参加了同盟军。

同盟军组成之后，主要活动在宁安县各地。柴世荣率领他的队伍直接参加由同盟军军事委员会部署的收缴地主武装的活动，并与日伪军的讨伐队进行斗争。一九三四年六月以后，同盟军的队伍分为三个部分活动时，柴世荣率领部队随同周保中赴东满汪清，会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进攻绥芬大甸子。之后，周保中返回宁安，柴世荣仍活动在汪清县各地。

柴世荣从救国军到同盟军这三年多的时间里，深切地认识到，凡是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就存在，就发展，并成为真正抗日的队伍; 否则就都是溃散、逃跑，乃至被消灭，被收降，成为民族的罪人。所以，他更加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共产党是伟大、正确的。在同盟军党委的培养教育下，他提出了入党的请求。一九三四年冬天，亦即同盟军处于敌人大讨伐的困难时刻，柴世荣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为进一步贯彻执行中共中央 “一二六”指示信①精神，使绥宁地区的反日队伍成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统一编制、统一指挥的抗日武装力量，由中共吉东特委、宁安县委和绥宁反日同盟军党委共同决定，将绥宁反日同盟军改编为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一九三五年一月，吉东特委团委书记兼特委巡视员李光林到汪清县找柴世荣等，传达部队改编的决定。柴世荣听后非常高兴，当即表示坚决拥护。他和李光林一起，向广大士兵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阐明部队改编的重大意义，得到了全体官兵的一致赞成。二月初，以柴世荣、傅显明的队伍为骨干，在汪清县正式组成了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第二师，傅显明任师长; 柴世荣升任五军副军长。二月十日，由军长周保中、副军长柴世荣、政治部主任胡仁、参谋长张建东组成五军军部，在绥宁地区公开发表了成立宣言。

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成立之初，全部集中于宁安这个日本侵略者在吉东地区的统治中心区域内。根据中共吉东特委的提议，一九三五年四月，五军党委决定：将队伍分三个地区进行游击活动，以分散敌人的兵力，打击敌人，保存自己，开辟新的游击区。按照这个决定，除军部和部分队伍留守宁安坚持斗争外，主力部队编成东、西两个派遣队，西部派遣队由柴世荣指挥。

七月底、八月初，柴世荣率领西部派遣队二百多人到达额穆县。他又将部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在黄泥河子、威虎岭和敦化附近活动; 一部分在宁安县与额穆县之间地带活动。在柴世荣的指挥下，西部派遣队这两支小分队在额穆坚持了一年，于额穆、敦化县的王家屯、黑石镇、通沟岗子、大石桥、沙河、鹰嘴沟、雁脖子岭、靠山屯、青沟子等地，同日伪军进行了多次战斗，给日寇和汉奸伪军以很大打击，大大提高了部队的威信。

派遣队初到额穆时，群众以为他们也是“胡子”，见到就跑。经过派遣队的宣传教育，特别是几次大的战斗的影响，全县从农村到城镇，群众无不夸赞抗日军好。人们说： “红军”和“白军”就是不一样，“红军”是专门打鬼子的，有他们在，老百姓就放心了。从此以后，派遣队每到一地，群众都主动把自己的肥猪杀了、把家里的白面拿出来，慰劳战士们;不少群众还把自己的子弟送到部队。西部派遣队的队伍不断壮大，各连人数均有增加。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游击区扩大到额穆、敦化各地，为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三)

根据中共中央一九三五年《八一宣言》中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国防政府、建立抗日联军的号召，东北人民革命军等抗日武装组织，于一九三六年二月发表了《统一军队建制宣言》。按照这个宣言精神，将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改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柴世荣仍任副军长。

为了冲破敌人的“围剿”阴谋，以便在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五军党委遵照吉东特委的提议，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日召开特别会议，决定五军主力部队向中东铁路道北转移。具体部署是：以第二师为先遣部队，第一师随二师之后，向穆棱、密山、依兰方面伸展; 第三、第六、第七团为留守部队，同军部及其直属部队一起，仍留宁安活动。领导成员的分工是，周保中暂时坚守宁安老区，柴世荣在掩护一、二师主力部队撤出老区之后也去道北，担负一、二师部队的统一指挥，并负责选择建立后方根据地的适当地点。

第一、二师主力部队向道北转移时，柴世荣、周保中带领军部直属部队和留守部队，以宁安为中心，开展了积极的策应活动。柴世荣亲率教导队和留守部队，于四月间，先破坏了宁安县卧龙屯集团部落，袭击了卧龙屯警察署和自卫团，将敌人赶走，得步枪二十支，并抓走了反动地主。接着，又缴了马莲河自卫团的械，得步枪四十支，枪毙了叛徒苗德才等。五月，配合抗联二军二师陈翰章部，在宁安烟筒沟伏击了伪森林警察队，缴获步枪三十余支，轻机枪一挺。六月，在三道河子缴了伪军一个连的械，得步枪百余支，轻机枪两挺，子弹四万余发。这些活动，扰乱了日伪军的注意力，掩护了主力部队的安全转移。

六月下旬，柴世荣按照原定计划，率领军部和直属队，开始向道北转移。经过一个多月的辗转斗争，于八月刚进入牡丹江下游刁翎①地区时，在小盘道又与伪警察队相遇。经战斗，击毙日本指挥官一名，得战马两匹，电台一部，伪币三千多元，弹药很多，并且很快与一、二师会合。此后，柴世荣率领着五军主力部队，以刁翎为中心，在周围各地活动。他曾派五军一师部分队伍在师政治部主任关书范(后叛变)带领下到松花江北，伸展到铁力、庆城(庆安)等地; 派二师一部分队伍在师长王光宇领导下，与独立师②部队一起活动在依兰、勃利、桦川等地，会合抗联第三军和第四军的部分队伍，进行一些战斗，并与当地群众建立了密切联系; 他亲自领导军部机关在穆棱、勃利、方正一带活动。经过一段调查了解，柴世荣选择了三道通③为临时后方根据地，开始在那里组织地方反日会和给养供给工作; 并在四道河子④沟里积极筹建后方密营，构筑医院、裁缝所、修械所等后方机关。

一九三六年末，周保中从道南来到三道通。柴世荣向周保中汇报了一年来的工作情况。周保中听了非常满意，他说：“我常说 ‘打打闹闹数着柴世荣’，看来这不够全面，应该说‘兢兢业业也数着柴世荣’ 。”⑤周保中赞扬柴世荣不但能打仗，治服敌人; 而且有远见，有长期同敌人斗争的思想准备。

柴世荣先在中东铁路道北完成了建立后方密营及后方机关的任务之后，于一九三七年初，指挥五军二师和军部直属部队，战斗在牡丹江两岸，狠狠地打击了敌人。其中最大的是一月大盘道伏击战和二月夜袭前刁翎屯战斗。

一月下旬某日，柴世荣接到地方群众组织报告，说驻后刁翎的日本守备队三百多人，一月二十八日准备往林口县移动，已向当地民户要了二百张爬犁 (雪橇) 。柴世荣对这一情报进行分析、研究后，认为后刁翎驻日军七百余名，约一半兵力向林口移动，至多有七、八十张爬犁就够用了。现在日寇征用二百张，必定要输送军用物资，其行动不是轻捷，而是笨重。于是，他决定以二师第五团、军部警卫营和青年义勇军、妇女团，在大盘道进行伏击。

一月二十七日夜晚，我军自徐家屯附近秘密移动，二十八日凌晨四时到达大盘道。柴世荣布置第五团和警卫营占领大盘道两旁柳条通和山坡上的隐蔽阵地; 军部和青年义勇军、妇女团控制大盘道北面的蛤蟆塘山。这天，鹅毛大雪漫天飞舞，战士们不畏严寒，静悄悄地埋伏在用冰雪筑成的掩体后面，等待着日冠的到来。可是，从上午七时到中午时分，还不见敌人的踪影。柴世荣发现有的战士等的不耐烦了，便及时传令各部队：“要有忍耐性，坚持就是胜利! ”十二时三十分，北面方向传来吱吱嗄嘎的声响。这时，战士们立刻振作起来，全神贯注地瞅着远方的公路。只见八、九张爬犁沿着弯弯曲曲的盘道越来越近，上面坐着五十多个日本兵，看样子象是前卫尖兵，但一个个冻得缩成一团，根本顾不得警戒搜索。后边不远就是敌人的大队，一张爬犁接着一张爬犁向前拥来。当敌人的大队也进入我军的埋伏线内时，柴世荣打响了信号枪。顿时，盘道两侧我军阵地上，步枪、机枪、手榴弹、狙击炮一齐射向敌群，敌人被打得人仰、马倒、爬犁翻。残留的敌兵有的聚成一堆企图顽抗，但却分不清子弹从那个方向射来，只好东奔西窜，惊慌乱跑。我抗联战士越打越猛，最后都端着刺刀冲下山来，同敌人展开肉搏。下午四时，敌人全部被歼，生俘二十多名，夺得全部轻重武器和皮大衣、军毛毯、钢盔、弹药、粮食等大批军用物资。参加这次战斗的部队全部换上了新的装备。截获的拉爬犁的五百匹马，属于反动地主的一律没收，凡属农民的遣送回去。当晚，部队在大盘道村宿营。当地群众欢天喜地的迎接自己的子弟兵，祝贺他们的重大胜利。

大盘道战斗震慑了日伪军。驻刁翎的二百余日军和伪军二十六团一个营，驻前刁翎的伪军另一个营，都胆战心惊地龟缩在营房里不敢出扰。

柴世荣分析了敌情，决定乘胜再打一仗，歼灭驻前刁翎的伪军。

前刁翎是我抗联部队进出中东铁路道南和依东地区的要冲。伪军一个营分驻三处：营部和一连驻张家大院，二、三连驻西防所，四连驻东防所。

二月二日晚，柴世荣率领二师第四团和军部警卫营、教导团，自徐家屯出发，两小时赶了三十多里路，来到前刁翎西山。他命令第四团攻打伪军营部大院，警卫营攻打西防所，教导团攻打东防所。第四团指战员奉命首先出发，在向导带领下很快进入屯子接近营部，干脆利落地缴了哨兵的枪，用事先准备好的梯子和绳子跳入院内，迅即占领了大院内的四角炮台，在院子里的守军不及抵抗，全被缴械。伪营长和一部分伪军钻在一间房子里妄图顽抗。我军一阵密集火力，打死了伪营长，其余的伪军都举手投降。

四团走后，柴世荣亲自率领教导团这些十六七岁的青年战士，轻巧、敏捷地接近东防所，一跃进入院内，伪军第四连的官兵还未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全部缴械。这时，西防所的伪军第二、三连，在日本教官督促和宪兵小队长胁迫下，据守院套，死力抵抗，我警卫营的进攻受挫。柴世荣得到报告，马上指挥教导团赶去支援。他们从后院进入西防所，用猛烈的火力攻击敌人据点，并纵火烧了伪军用做掩体的房屋。战斗到二月三日凌晨结束，共击毙日军教官五名，宪兵十六名，伪军营长一名，连、排长五名，士兵二十余名; 击伤伪军几十名; 其余全部作了俘虏。

前刁翎的老百姓得知敌人全被消灭，男女老少都出来欢迎抗联部队。柴世荣在群众大会上讲了话，并宣布将伪军勒索老百姓的各种年份子全部归还原主，并将伪军全部释放回家。这一天是农历的腊月二十二，再过七八天就是春节了。柴世荣高兴地对乡亲们说：让我们大家都欢欢乐乐地过个年吧!

(四)

一九三七年三月十日，柴世荣在依兰县四道河子张家大房山，参加了中共吉东省委成立大会。按照省委第一次会议的部署，五军军长周保中着手处理这个地区联军之间的各种纠纷和团结工作，五军的工作则由柴世荣负全责。

柴世荣按照省委指示精神，制定了一九三七年五军的军事行动计划：军部和一师以牡丹江中下游两岸为游击根据地，以勃利、依兰、方正为中心，进出于中东铁路沿线，配合抗联二军分遣队向宁安移动，保持与道南五军留守部队的联系，开展绥宁地区的活动; 二师以四、五团为主力，继续开展依兰、桦川、富锦、宝清、同江地区的活动，打通与四、七军的联系，并在依东、富 (锦) 、宝 (清) 地区分别建立后方游击根据地。

按照柴世荣的部署，五军各师四月下旬在刁翎地区集结。五月初，一师部队穿过穆、密交通线，逐步向南移动。该师一团去宁安，活动于宁安东南各地，在桦树底子与白俄伪森林警察队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消灭其五六十人，得部分枪支; 九月，又返回牡丹江地区; 二团活动于五河林等地，在半拉砬子设伏，打死打伤白俄伪军二十余人; 三团在牡丹江地区将伪军张营的第三连缴械，击毙十余人，得步枪七十二枝，弹药万余发，皮大衣百余件。与此同时，道南留守部队开展了积极的活动，屡与敌人接触，不断打击、扰乱敌人，较大的战斗是九月十二日与二军五师陈翰章部队在代马沟水平站附近小砬子设伏袭击日伪军用列车的战斗。这次战斗历时三小时，共击毙日伪军官兵九十余人，击伤三十余人，死伤战马六十多匹; 还缴获部分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

二师部队于五月初离开刁翎一带到达依东地区，于来才河李红眼东山与三百多日本守备队激战一天，然后从依东经桦川、富锦顺利地到达宝清，与四军军部会师。此后，该师四团返回依东，五团在宝清展开积极的游击活动，并建立起后方游击根据地; 并与七军部队取上联系，胜利地完成了远征任务。

一九三七年这一年，五军部队在柴世荣指挥下，一方面消灭了很多敌人，缴获了许多枪支、弹药、服装、马匹和其它军用物资，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抗日信心; 另一方面也发展壮大了自己的队伍，扩大了游击区。由于游击战争的胜利，不少农民踊跃参军，加上伪军反正，使五军已达三千多人。新战士除充实原有建制外，各团都增添了新的连队，二师新编了一个游击团; 军部还新编了一个二百多人的警卫旅，后扩编为第三师; 全军的武器装备也大为改善，以连为单位均换成一色枪，并配有一至三挺轻机枪; 师有掷弹筒或步兵炮、钢炮、迫击炮和重机枪。游击区也从原来的道南绥宁地区扩大到道北，以至整个吉东地区。

柴世荣深知，要打败强大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一切对抗战有利的因素，以共同对敌。因此，他对瓦解伪军、争取伪军反正抗日的工作很重视，认为这也是削弱敌人势力，增强抗日力量的一种策略。在几年的抗日游击战争过程中，他已经摸到了伪军的一些思想规律，并且取得了一些做伪军工作的经验。抗联五军从中东铁路道南转移到道北以后，柴世荣知道一师参谋长张镇华同三道河子伪森林警察队的队长李文彬是在原东北军十八旅时的把兄弟，二人私交甚深。于是，他就派张镇华到李文彬处做反正工作。

李文彬出身贫寒，青年时代入东北军时就富有正义感和爱国心。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了他抗日救国的决心，曾参加自卫军进行抗日。一九三三年春，自卫军瓦解，他所在的十八旅上层领导投降了日寇，队伍全被打散。他回家呆了一年多，耳闻目睹日本侵略者的种种罪行，深感亡国之痛，但却报国无门。后经原在东北军中的老同事介绍，他于一九三四年充任了依兰县警察大队大队副，翌年被调到三道河子伪森林警察队任队长。他的参加伪军，完全是为了暂且栖身。

一九三六年秋，张镇华奉命来到三道河子伪森林警察队，向李文彬转达了柴世荣和抗联五军对他的希望。李文彬听后非常高兴，感到自己有出路了。他和张镇华一起，采用各种方法，耐心地对自己属下的警官、警士乃至勤杂、伙夫、眷属们进行教育，启迪他们的爱国思想。经过半年多的动员、准备和组织，在“七七”全国抗战开始的形势推动下，七月十二日，李文彬率全队一百五十多人，连同家属六七百人，打死了日本指导官等八人，缴了五十多人的武装监视队的械，焚烧了防所，破坏了各种军事建筑，带着所有的武器和军用物资起义反正，宣布参加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柴世荣派部队把他们接到三道通，并召开群众大会热烈欢迎。按照上级决定，这支起义反正的队伍改编为五军警卫旅，任命李文彬为旅长。同年十一月，警卫旅又扩编为五军第三师，李文彬任师长。李文彬参加抗联后，在党组织的帮助教育下，从一个爱国主义者，成长为共产主义先锋战士。他率领的第三师转战于牡丹江两岸和乌苏里江左岸千数百里的广大土地上和深山密林里，屡歼敌寇，威名大震。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这支队伍里的张成地、蒋继昌、李海峰等团、连干部和百分之四十的战士，都血染疆场，为国捐躯。

柴世荣对于不讲信义的伪军，则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对策。五军来到牡丹江岸的三道通之后，与驻在江东的伪军张营仅一水之隔。经过一段争取，五军和张营彼此往来，没有发生过冲突。可是，一九三七年夏天，伪营长却背信弃义，带着队伍偷偷深入到五军后方根据地，要掏五军的密营。地方群众把这一情况及时向五军军部作了报告，柴世荣听后非常气恼，决定奇袭伪营部，给这些出尔反尔，不顾民族大义的人一点颜色看。

按照柴世荣的安排，一天傍晚，六名化了装的抗联战士，赶着一辆马车，渡过牡丹江，迳直朝张营营部走去。他们巧妙地下了哨兵的枪，闯入伪军营房，分别把宿舍、炮台、仓库把守住。这时，从江西乘船渡江而来的抗联队伍正好赶到。张营共有四个连，三个步兵连都被营长带走了，家里只剩下一个炮兵连，在我军突然袭击下无力抵抗，被全部缴械。得胜后，战士们押着被俘的伪军及其眷属，带着缴获的枪炮子弹和物资，连夜返回了三道通。

在五军军部，柴世荣对被俘人员再一次进行了教育，并警告他们说：本来我们把你们看成是中国人的，但是，你们的营长却偷偷带队去四道河子沟里要掏我们的后方密营! 为此，我们才来端了你们的老窝! 这是一次警告，以后如果再侵犯我们，必严惩不贷。现在放你们回去，告诉你们的长官，不要再走绝路。

从此以后，张营再也不敢出来轻举妄动了。

(五)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九日，柴世荣在四道河子参加了中共吉东省委常委工作会议。会议根据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关于建立四个省委和相应的建立各个路军的指示精神，决定将其所领导的抗联第四、五、七、八、十军建立起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 组成第二路军总指挥部，由周保中担任总指挥，五军军长由柴世荣升任。

从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开始，日寇重点加强了对伪三江省地区的法西斯统治。首先是调兵遣将，不断增加日本关东军和伪军，加上地方守备队和各种反动武装，使伪三江省地区的兵力达到五六万人之多; 其次是进一步实行政治、经济和思想的法西斯统治。在其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就绪之后，于一九三八年春，向活动在该地区的抗联部队进行了全面的大“围剿”。

这时，抗联第二路军主力部队，正开始执行吉东省委提出的“西征”计划。根据这个计划，活动在富锦、宝清地区的四军和五军二师参加西征的部队，于五月二十七日从宝清县大叶子沟出发，向牡丹江下游刁翎地区集结。由于队伍开始移动时就受到敌人的阻截，在向依东移动过程中，沿途又要攻袭有守备的集团部落和敌人防所，曾在勃利、穆棱、林口等地与日伪军多次作战，因而行进较慢，一个多月后才到达刁翎地区，与柴世荣率领的五军军部和一师部队会合。

参加第二路军西征的宝清部队出发之后，总指挥周保中仍留在宝清部署下江留守部队的斗争，西征部队到刁翎以后的指挥任务，就落在了柴世荣等人身上。

原计划西征分两路进军，西路部队在刁翎集中后西去苇河，进而打通与南满的关系; 东路部队则直接越中东铁路去绥宁、东满地区。由于东路部队在林口南遇到陈翰章部之后，也来到刁翎地区，这就带来了给养供给上的很大困难。为了解决大部队在集结期间和西征路上的给养，柴世荣派出得力干部和精干部队，一方面攻打有敌人守备的集团部落和敌人据点，从敌人手里夺取; 另一方面在靠近山区的地方向群众征集，终于很快完成了任务。

鉴于东西两路部队都已在刁翎地区集中的新情况，柴世荣召开干部会议，决定变更吉东省委原定的西征方案和第二路军总指挥部制定的具体行动计划，改两路为一路西进。七月二日开始，柴世荣率四、五军主力部队和救世军①全部，攻打了三道通之后，由三、四道河子一带先后越过老爷岭，经过三百多里无人烟的高山森林地带，于七月八日分批到达楼山镇②北部四五十里的大山中。

在这里，柴世荣召开了西征部队的领导干部会议，研究了进攻楼山镇的具体作战方案。根据会议决定，西征部队分为奋勇队、没收队、收容队三个大队，于七月十一日拂晓，以出敌意料的迅速行动，顺利地攻占了楼山镇。这次战斗击毙敌人很多，俘虏敌人中队长以下几十人，缴获机枪两挺，步枪百余支，弹药万余发，还有大量的军需品和粮食。它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哈东地区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

楼山镇战斗之后，柴世荣召集开会重新研究了部队行动，决定五军一师南向中东路前进，准备由横道河子、老爷岭等地会合抗联二军五师陈翰章的部队共同活动; 四军主力和五军二师部队则按原定的西征计划继续向五常西进，进而打通与第一路军的关系;柴世荣率五军教导团和救世军部队返回刁翎地区，仍以刁翎为后方根据地，指挥该地区的游击斗争。

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处于越来越困难的境地。然而，在中共吉东省委和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部领导下的抗联五军，在柴世荣指挥下，始终英勇顽强地坚持战斗，谱写了一曲曲动人心弦的胜利凯歌。

一九三八年春，日伪军开始向抗联进行大“围剿”时，进攻五军密营的敌人，被阻止在宝清石灰窑沟里的头道卡子房，发生了激烈的战斗。五军三师八团一连的十六名同志，英勇抗击着约四百敌军的进攻，先后击毙日军二十五名，伪军七十名，击伤日伪军三十名，还打死了战马九十匹。战斗中，我连长李海峰、指导员班路遗、副指导员朱雨亭和战士魏希林、陈凤山、李芳邻、夏魁武、王志仁、张金福、杨德才、王发、李才，壮烈牺牲于英雄的战地。是为三月十八日十二烈士山战斗。

参加第二路军西征的四、五军妇女团，在极其艰难的行军战斗中，经受了严酷的锻炼和考验，许多同志先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妇女团返回牡丹江岸时，只剩下了以指导员冷云为首的八位同志。十月的一天，这八位同志跟随一支上百人的队伍去寻找柴世荣和五军军部，在乌斯浑河岸边被日伪军包围。冷云带领她们主动承担了掩护大队突围的任务。她们打退了日伪军的多次冲锋，在弹尽枪绝的情况下，背起重伤的战友，跳下激浪滚滚的乌斯浑河，壮烈殉国。

这前后，活动在刁翎地区的中共吉东省委、第二路军总指挥部和柴世荣直接指挥的五军其他部队，一直遭受着几千日伪军的重兵“围剿”。在这种极端艰难困苦的战斗环境下，极个别领导干部也发生了动摇。五军一师师长关书范，企图投降敌人。他一边在部队中散布悲观失望情绪和“假投降”的谬论;一边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下旬伙同军需处长赵子超和教导团三连指导员郭郁洲，借口深入侦察，瞒着五军党委和军长柴世荣，秘密与敌人接头，同敌人协商达成“协定”：接受五军投降，以五军为中心，收编刁翎地区抗联部队为独立旅; 划定刁翎、土城子为特别地区，由 “独立旅”驻防。

柴世荣得知这一情况之后，马上向周保中作了汇报。一九三九年一月六日，中共吉东省委决定开除关书范、赵子超、郭郁洲党籍，撤销他们的党内外职务，并处为首者关书范死刑，待其返回部队后立即捕捉枪决。

柴世荣根据省委的决定，首先在五军召开了党员积极分子大会，传达了省委的决定，并作了自我批评。柴世荣以高度的负责精神对大家说：在五军领导干部中出现这样问题，我是有责任的。他向同志们保证，以后在我们的队伍里绝不能再出现这样问题，我们誓死要同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他号召全体干部和党员，在艰苦困难的斗争环境下，一定要看到光明，看到前途，坚定我们必胜的信心。这些干部和党员回到各自部队中，认真传达了柴世荣的讲话，全军指战员对叛徒关书范等深恶痛绝，愤激异常，一致表示拥护省委决定，并愿为党领导的民族解放事业坚持战斗到最后胜利。一月十五日，关书范身穿日军军服，带领日寇走狗工作班人员刚进入到刁翎地区，即被柴世荣部署的五军部队逮捕归案。第二天凌晨，关书范被处死，从而克服了五军内部一时的危机，粉碎了敌人企图诱降抗联五军，进而消灭吉东地区抗联部队的阴谋。

处决叛徒，粉碎敌人的诱降阴谋之后，日寇对抗联五军更为仇视。他们采取了军事上疯狂反扑的办法，在牡丹江岸的依兰、林口、勃利等地进行残酷的大讨伐，并出动飞机大肆扫射、轰炸，致使抗联五军与第二路军总指挥部断绝了联系，被隔在乌斯浑河以北，陷于孤军苦斗之中。

柴世荣是一位智勇兼备并富有游击战争经验的指挥员。早在敌人大部队蜂拥而至的时候，他就准备好了应敌之策，将主力队伍化整为零，分成若干小股，在指定的活动区域内同敌人捉迷藏; 他自己带一部分队伍到敌人根本预料不到的离城镇很近的地方去活动。由于依靠当地群众，摸透了敌人活动的特点，采取了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使敌人的大兵团作战，始终无法发挥作用。

一九三九年三月下旬，柴世荣接到吉东省委通知，让他到四道河子参加省委扩大会议。这时，第三、六、九军的主力部队，根据北满省委决定都陆续过江开始了西征; 第二路军所属各军的主要领导干部遭受很大损失，五军的两个政治部主任和四、七军的军长都相继牺牲，十军远离下江。所以，周保中见到柴世荣时颇为感慨地说： “原来是多么热闹，偌大的战争舞台，现在几乎就剩咱们俩个人跳舞了!”①柴世荣听后笑着说：“咱们俩就合演红色二人转，一直演到底! 一定要转出个红色中国来! ”②

三月三十日正式开始的吉东省委扩大会议决定：周保中率省委机关和总指挥部及其直属部队，向密山、宝清转移; 五军在柴世荣和新任政治部代主任王克仁率领下，向穆棱、宁安、东宁、汪清等地转移，并选择适当地方建立后方游击根据地，做长期斗争的准备。

会后，柴世荣返回部队。四月十五日，他和王克仁率五军基干部队从刁翎出发，先转到勃利县，再进入穆棱县，辗转跨过中东铁路，冲破敌人自一九三八年十月以来的长期“围剿”，在八达岭林区稍事休息，又回到了宁安县。在这个转移过程中，王克仁不幸牺牲，使柴世荣失去了一位富有政治工作经验的亲密战友，整个五军的军事和政治工作又都落在他一个人身上。斗争环境越来越困难，但柴世荣镇定如常，依然斗志昂扬地率领五军部队继续进行战斗。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中共吉东省委和第二路军总指挥部委任季青为五军政治委员兼道南政务特派员。季青于一九四○年二月中旬来到中东铁路道南。柴世荣得知这一消息后，于同年九月初率队来到东宁县片底子找到了季青。在这里，由季青主持召开了活动在该地区的第一路军和第二路军干部会议，组成了道南特委，季青为书记，柴世荣等为委员。他们以二道沟为根据地，以片底子为立足点，开展了地方工作和积极的游击斗争。

一九四一年初，柴世荣和季青奉调进入苏联境内，集中在北野营。这时，道南特委改组为三人团。柴世荣是三人团成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九四二年春，按原五军军部领导同志的要求，五军部队又分成三个部分回到东北抗日战场。柴世荣率一部分队伍活动在中东铁路道北的穆棱、林口等地，主要是开辟地方工作，进行干扰破坏敌人的活动。

同年冬，柴世荣和季青一起在绥宁地区活动时，接到周保中派交通员送来的通知，要他们带队再去苏联北野营。一九四二年末，柴世荣到北野营后，任八十八旅第四步兵营营长。

此后，柴世荣投入了军事和政治理论的学习之中。他的年龄虽然较大，但他知道解放祖国和人民的大任还没有完成，还有更多更重要的工作等待着共产党人带领人民去做。所以，他对政治理论学习特别认真，如饥似渴地学习和研究，下课之后也总是手不离书本。

一九四三年夏秋之际，柴世荣在执行任务中不幸牺牲，时年四十九岁。

作者附记

一、本文依据或参考的主要资料：

1. 1931——1943年中共满洲省委文件，原件存中央档案馆，1960年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所复制保存。

2. 《周保中日记》，1964年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所复印件。

3. 《访问录选编·周保中专辑》，1980年10月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编印。

4. 《访问录选编·满洲省委及吉东特委专辑》，1981年11月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所编印。

5. 《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历史资料》，1963年6月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所编印。

6.韩光、王一知、朱光、王效明、季青：《无畏的民族英雄，我党的忠诚战士》，载1982年7月8日《人民日报》。

7.季青、刘文新：《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柴世荣与抗联第五军》，载《黑龙江文史资料》第10辑。

8.周保中、李范五、季青、王效明、王一知、李荆璞、胡真一、肖茂荣等抗联老同志和柴世荣女儿张英的回忆材料或访问记录。

二、本文撰写过程中，承蒙原东北抗联第五军政委季青同志的关怀，他曾多次审阅、指正，并帮助修改，谨此致谢。

注释

①王德林的队伍,原是一支以农民为主体的“绿林”武装,活动在吉林省东部延吉、和龙、珲春、汪清、东宁、宁安等县。曾被东北军以原人一个不动为条件收编为一个营,王任营长。后属延吉镇守使吉兴旅的第六十三团三营,又称“老三营”。“九一八”事变后,吉兴投降日寇,王德林率全营官兵于1931年11月在敦化火车站起义,1932年2月8日在延吉县小城子正式宣布成立了中国国民救国军,简称救国军。

②③在汪清县。

④在宁安县。

①吉东地区,当时指吉林省东部牡丹江两岸和松花江右岸、乌苏里江左岸的宁安、东宁、密山、穆棱、勃利、桦川、方正、依兰、宝清、富锦、饶河、虎林、抚远等县。

②吉东地区的义勇军部队,主要指李杜的自卫军、丁超的护路军和王德林的救国军等部队。

①绥宁地区,当时是指以宁安为中心的密山、穆棱、东宁、勃利等县。东满地区,当时包括延吉、和龙、珲春、汪清、安图县,即今吉林省延边地区六县的五个县。

②一九三三年六月以后,吴义成率千余人去东宁时,周保中以救国军总参谋长名义组织了救国军辽吉边区留守处,周任留守处主任,团结了救国军中的千余人,以大浦柴河为根据地,坚持辽吉边区的游击战争。

③宁安工农义务队,是由原李荆璞率领的 “平南洋总队”,经宁安县委派共产党员于洪仁工作改编成立的。大队长李荆璞,大队副(兼党支部书记) 于洪仁。

①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简称“一二六”指示信。

①刁翎,当时在依兰县,今属林口县。

②独立师是由祁致中的队伍编成的,后编为抗联第11军,军长祁致中。

③④当时在依兰县,今属林口县。

⑤季青的回忆记录,未刊。

①救世军是“九一八” 事变后东北人民自发组织的抗日武装之一,军长王荫武。

②楼山镇,当时属苇河县,今属尚志县。

①②季青的回忆记录,未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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