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张学思人物传,张学思生平事迹,张学思评价

Posted 2022-05-07 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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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张学思人物传,张学思生平事迹,张学思评价

张学思

张学思是人民军队的优秀将领、中国人民海军的创建者之一，爱国名将张学良之弟。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八路军冀中军区参谋处长、平西军分区副司令员，辽宁省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新中国诞生后，先后担任大连海军学校副校长、海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参谋长等职。1970年5月29日在林彪、“四人帮” 迫害下含恨病逝。

走出大帅府

张学思字述卿，曾用名张昉，辽宁海城县人。1916年1月6日出生于奉天(今沈阳) “大帅府”，为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第四个儿子。

张学思从记事时起，穷兵黩武的父亲就经常带着他们兄弟参观奉军的阅兵演习，以便从小熏陶其掌握“兵权”的思想。6岁时，张作霖便把他接到北平顺承王府，为他举行了极为隆重的“订婚仪式”。尚不懂事的小学思，一朝成了直系军阀首领曹锟的“驸马”。这是直、奉两大军阀出于各自的政治需要而攀上的“亲家”。但是，张曹联姻不出半载，亲家变成了冤家。1922年和1924年，接连爆发了两次规模巨大的直奉战争。张作霖在第二次战争中获胜，他的势力不仅囊括东北，而且称霸中原。在张学思幼小的心灵中，父亲是个传奇般的英雄。他幻想“自己长大了，也应带兵打仗，当大官，有威势”①。

然而，张学思儿时的这一幻想，却在母亲的影响下破灭了。他的生母许澍旸，出身于河北省宛平县的一户乡村铁匠之家。许澍旸早年因家乡遭灾，父亲病亡，母亲带她随着移民流落辽西新民县，靠给人缝补浆洗为生。勤劳健美的许姑娘，一日在井台打水，被过路的新民府游击马队管带张作霖看中，遂强娶为四姨太。不久，张作霖升官发迹，又续娶新人，许氏失宠被弃。然而她刚正不阿，严格教育子女，经常讲起辛酸的往事，教育张学思和他的三哥张学曾： “你们不要忘了穷人的苦，不要摆豪门公子的架子，要平民化，千万别染上纨绔之气，没出息。你们兄弟俩成人后谁要是吃喝嫖赌，我就去自尽! ”②许氏还经常给子女讲古书，告诫他们： “权势和富贵不是好东西，你们长大要自立，好好念书做学问，不要靠张家的势力吃饭!”③

张学思后来回忆道：“如果说，父亲的愿望是把我培养成军阀的继承人，那么，母亲的教育和影响，则使我认识到家庭的丑恶，逐渐放弃了继承家业去做官的思想。”④

在许氏的支持下，张学思8岁入省立第四小学读书，打破了大帅府“不入学堂”的禁律。在这所平民小学里，张学思不坐小汽车，不穿绫罗衣，和普通同学一起学习、劳动和娱乐。一次，张学思踢球误伤了一位同学，受到朱焕阶老师的批评。开晚饭时，学校突然接到大帅府的电话，老师们都为朱老师捏把汗。出乎大家的意料，原来，许夫人怕老师有顾虑，不肯管教她的孩子，特意打电话嘱咐：“张学思有错就打，不要姑息!”①老师们感慨地议论：真是一位贤慧开明的母亲啊!

当时，东北民众的反日情绪异常高涨。小学时期的张学思，参加过学校组织的声援“五卅”运动的示威游行，学唱过流行的反日歌曲，听老师讲过左宝贵、邓世昌英勇杀敌的故事，在幼小的心田里埋下了反日爱国的种子。

1928年，张作霖被日本帝国主义谋害。张学良继位执政，在东北进行了学习欧美，旨在反日的改革。张学思从大哥的身上看到了青年一代的希望。但是，这一改革只不过昙花一现。张学思失望了，更加坚定“自谋出路”的决心。

同年，张学思考入张学良主办的沈阳同泽中学，结识进步同学王金镜，共同办起进学会。可是，刚开展活动，就被当局勒令解散了。

不久，王金镜介绍主西征做张学思的家庭教师。王西征是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的好友，谈吐风格与众迥然不同。他不讲诗云子曰，头一堂课教给张学思的是两件事：一是天天读报，给他订了《大公报》、《东三省民报》等报纸; 二是广读课外书，给他购买了鲁迅的《呐喊》、《彷徨》，丁玲的《在黑暗中》等进步小说。这两件事使得在大帅府里长大的张学思感到非常新鲜。他后来回忆说：“通过看报、阅读进步小说，我的眼界被打开了，第一次知道在大帅府外，世界上每天发生许许多多的事情。除我家之外，人间尚有更辛酸不合理的事。”①

王西征是张学思走上进步道路的启蒙老师。每次上课，他均以谈论报纸和小说为题，旁征博引，讲解时事和当时中国的弊政; 介绍晓庄师范师生共同劳动共同学习的生活，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科学与民主，五四运动中的爱国热潮，大革命的失败和蒋介石新军阀的独裁，最后还谈到社会主义苏联。这些讲述对张学思影响很大。他后来回忆说： “王先生的教育使我认识了军阀父亲的反动，打破了家庭的圈子，看到了社会的问题，从而引起我对社会的不满，认为社会应当变革。”②在张学思的要求下，王先生为其更名为张昉。昉字意为光明和起始，以此表达张学思从新自立、追求光明的意愿。

1930年端午节，平静的大帅府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张学思书房中的进步书籍被人发现，各院都传说着： “四爷赤化了，学共产共妻哩! ”张学良勃然大怒，下令把这些“共产党的书”烧掉!书虽然烧了，但张学思心中燃起的争民主、求真理的火焰却更旺了。他决心跳出令人窒息的家庭圈子，到广阔的天地去领略世间人情。1931年2月，张学思追随王西征来到北平。从此，他永远离开了大帅府。

北平入党

张学思到北平后，在王西征的帮助下，进入私立汇文中学就读，吃公共食堂，住学生宿舍，决心彻底自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地抗日救亡运动汹涌澎湃。张学思痛感于“国恨家仇”，奋然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洪流之中。然而，由于张学良执行蒋介石不准抵抗的命令，拱手让出东三省，被全国人民骂为“不抵抗将军”，是丢失东三省的“罪魁祸首”。人们痛恨张学良，也迁怒于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因而受到同学们的鄙视和指责。张学思感到冤枉、耻辱和羞愤。他无法抑制自己的思想感情，闯进顺承王府，声泪俱下地对大哥慷慨陈词，劝他力戒毒瘾，振作精神，率东北军打回老家去! 可是，张学良有难言的苦衷，身不由己。

11月初，东北民众救国请愿团准备赴上海、南京向国民党最高当局请愿，要求出兵抗日。张学思满怀希望到北平火车站为请愿团送行。在请愿团的队伍中，他见到了阔别已久的好友王金镜。

不久，王金镜回到北平。他告诉张学思，这次请愿不仅一无所获，还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戏谑，令人心寒。他认为“ ‘九一八’ 是国民党卖国、不抵抗政策的结果，必须改变这个卖国政权，否则就不能抗日救国。”①于是，张学思和王金镜开始寻找新的救国途径。他们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大革命史》、《国家与革命》等革命书籍。张学思后来回忆道： “通过阅读这些社会主义革命的书籍，知道社会有阶级与阶级斗争，中国必然走向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道路，从而有了马列主义的初步知识。”②

1932年，张学思一边在汇文中学学习，一边主动担任汇文民众学校的教师，为劳苦民众子弟义务教学。这期间，王金镜离开北平，去上海参加轰轰烈烈的“一二八”抗战，后又去东北组织义勇军。当他再次回到北平与张学思见面时，已是一名中共党员了。

1933年3月，立志追求共产主义真理的张学思，经王金镜介绍，加入了中共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沙滩支部。他积极参加贴标语、散传单、飞行演讲等活动，表现得勇敢机智。当时担任反帝大同盟沙滩支部书记的关成章，也是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亲眼看到张学思在斗争中的出色表现。于是，由王金镜作为介绍人，吴成章批准，张学思于4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彻底背叛了封建军阀的家庭，走上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和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而斗争的光辉道路。

张学思入党伊始，就接受一项特殊任务：为了扩大武装力量，党组织决定派他和王金镜等打入东北军67军特务队做“兵运”工作，待时机成熟，把队伍拉出来，组建华北工农红军。

几天后，张学思化名黄树藩，到廊坊上下庄头特务队2大队当兵;王金镜等人亦改名下到各大队当兵。对于少爷出身的张学思来说，当兵是一道难关。开始，他连生火做饭都不会，士兵们怀疑他是上面派下来监视他们的“奸细”，对他敬而远之，称他“黄先生”，有些话也不敢当他的面说。张学思为了和士兵打成一片，努力学会干各种活。他还用讲故事的方法宣传革命道理，很快打开了局面，士兵们亲切地叫他“老黄”。

这时，中共党组织正准备筹款购买一批武器，派张学思回家想办法。张学思的母亲住在天津英租界香港路31号，此前曾派人到汇文中学找张学思，发现他“突然失踪”。母亲正为此焦急不安，看到学思回来，就再也不肯放他出门了。张学思只好把自己的私蓄——一把德式手枪和100块光洋，秘密托人转交组织。

这期间，特务队的“兵运”工作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条件尚不成熟，就仓卒向外开拔，结果遭到数倍敌人的包抄，特务队被打散，很多同志被捕或失踪。

不久，张学思设法从家出走，不期遇见了死里逃生的王金镜，始得知“兵运”失败的消息。由于中共组织已遭破坏，他俩失掉了组织关系。在严重的挫折面前，立志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张学思没有消沉。他和王金镜研究认为，不懂得军事就无法掌握部队，必须先学会军事，将来时机成熟即可利用家庭关系，拉起一支党的武装。

西安事变前后

1934年初，张学思动员母亲资助王金镜3000元钱，赴东京士官学校留学。7月，张学思经张学良保荐，入南京中央军校第10期第2总队步兵科学习。在军校，他一心苦学苦练军事技术，成为全校出类拔萃的高材生。张治中教育长对张学思的军事才干称赞不绝。张学良也欣慰地说： “在七个弟弟中，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老四，他有志气有头脑，勤奋好学，没有一点纨绔之气。”①

1936年春天，王金镜从东京委托张怡回国与张学思接头，并带来了中共的“八一宣言”。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策略，使张学思深受鼓舞。他和王金镜约定，毕业后同去东北军工作，将其改造成为人民的抗日武装。

同年夏天，张学良从西安派特务营营长孙铭久来看望张学思。孙铭久告诉张学思： ““张学良思想发生了转变，决心同共产党联合，逼蒋抗日。他在王曲镇办了军官训练团，正积极着手改革东北军。”①张学良还嘱托张学思“在军校物色东北籍和外省的爱国进步学员，毕业后一同到东北军去，准备抗日复土。”②

12月11日，西安金家巷2号张公馆给南京军校的张学思发来一封加急电报，要他速返西安。可是，由于张学思正在宣城野外基地参加毕业大演习，未接到这封急电。

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为了民族抗日的需要，毅然对蒋介石实行“兵谏”。当天夜晚，南京军校根据何应钦的手谕，在宣城野外基地秘密逮捕张学思，连夜押往军校的练习营软禁起来。

25日，张学思突然获释。他这时才得知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张学良亲陪蒋介石飞回南京。次日，张学思赶到宋子文公馆面见大哥。这一天，探望张学良将军的人络绎不绝，张学良抱歉地对张学思说： “今天我很忙，两三天后我即准备回西安，你明天再来，我有话与你详谈。”翌日，张学思如约而来，不料晴天一声霹雳：张学良被军事法庭秘密拘押审判!

1937年1月，21岁的张学思以名列前茅的优异成绩，毕业于南京中央军校。蒋介石的嫡系将领胡宗南、桂永清等都来拉他到中央军工作，张学思以回东北军为由拒绝了，最后，校方决定将他留校，这实际是要把张学思控制起来。张学思去找张治中教育长，表示同意留校，但要先请一段假，回天津探望母亲。张治中同意了。于是，张学思乘上北去的列车，摆脱了国民党当局的控制，千里迢迢去寻找中国共产党。

百折不挠跟定党

1937年2月，王金镜应张学思之约专程回国。不久，在王金镜的帮助下，张学思与在北平东北大学工作的共产党员冯静安会面。冯静安答应设法帮助张学思寻找原组织关系，在未找到之前，张学思暂同他进行联系。

根据党的安排，2月底，张学思前往保定，在东北军53军130师任见习排长(后任军部上尉参谋)。从此，他在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积极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并协助冯静安创办《黑白导报》，进行抗日爱国宣传。

“七七事变”爆发后，社会上风传张学良将出来继续领导东北军。张学思受中共之托，设法打探此传虚实。8月，他到上海，见到嫂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当时，两位女眷每周轮流去溪口陪伴张学良。在她们的帮助下，国民党当局批准了张学思去探望大哥的申请。几天后，张学思和赵四小姐结伴赴奉化溪口，同行者还有一个姓黄的蒋介石的代表。

那时，张学良被软禁于溪口镇西北处的风景区雪窦山上。张学思在山上逗留四天，每日陪大哥到处游逛，但因特务们紧随左右，不便交谈正事。临别的前一天，趁着大雨滂沱之机，张学良与张学思在书房里佯作看书，躲过特务们的监视，用纸笔进行无声的交谈(防被窃听)。据张学思后来忆述，张学良告诉他： “我曾写信给蒋(介石)，请求去抗日，他回信不允，叫我好好读书。这次他派姓黄的来，要我写信给东北军各军军长，嘱他们服从蒋的指挥，不可乱闹。”张学良嘱托张学思：“你回去找东北军各军军长，告诉他们，东北军如能团结，抗日战争扩大，我就有恢复自由的可能。”他希望四弟“多看进步书，回东北军去，抗战到底! ”张学思回答： “您的话我一定办到! ”①

同月，张学思在济南东北大学联络处找到冯静安。冯静安听了张学思的汇报，指示他：要充分利用抗战的大好形势和张将军所讲的那番真心话，在东北军中上层广泛联系，实现团结抗战。冯静安还告诉张学思：由于你原来的组织关系一直未找到，所以不能恢复党籍，只能重新入党。翌日，由冯静安和王仁忱介绍，张学思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候补期为一年②。

张学思重新入党后，由东北抗日救亡总会党团书记刘澜波直接领导。刘澜波向他转达周恩来的指示，要他广泛联络东北军上层人物，做争取释放张学良的工作。

张学思积极执行党的指示，在刘澜波的具体领导下，在黄显声、高崇民等东北知名人士的协助下，历尽千难万险，奔波于济南、沧州、河间、南京、庐山、安庆、武汉、上海之间，分别找到吴克仁、万福麟、于学忠、何柱国、刘多荃等东北军各军军长和刘尚清、莫德惠、王树翰等政界元老，向他们转达张学良的嘱托。在张学思的动员下，他们每人写了一封请蒋介石释放张学良的信。为了便于“释张”工作的开展，张学思还奉党组织之命，分别面见了戴笠、宋子文等国民党要员。戴笠仅答应： “张将军的安全无问题。”宋子文则积极表示： “汉卿不放出来，我也不再做事! ”①但是，蒋介石阴谋在“不杀不放”中收买、瓦解东北军，因此，始终没有释放张学良。

1938年1月，周恩来在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接见张学思，鼓励他说： “ ‘释张’工作虽未如愿，但它暴露了蒋介石的阴谋，教育了东北军广大爱国官兵，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是胜利者，蒋介石是失败者。”②张学思在挫折面前，鼓起了更大的勇气和斗志。他向周恩来申请，要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建立一支敌后抗日武装。周恩来表示赞同，并指示道：“或回53军，或是自己搞均可，尽量发展，搞起来即向八路军靠拢。”还嘱咐他“要大胆、谨慎。”③

这时，王金镜从东京学成回国，刘澜波派他协助张学思一起搞武装。他俩分头奔走，广泛联络东北籍的同学、旧友和志士仁人，在河南郾城办起了近百人的东北抗日先锋游击训练班。张学思计划把这批人培养成抗日骨干，然后带回53军，发展力量，把53军变成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可是不久，53军在河间与日军交战，惨遭失败，残部溃退太行山一带。刘澜波指示张学思放弃原计划，速与新四军留守处主任彭雪枫联系，把队伍拉到确山竹沟镇，组建新四军张学思支队。张学思一面派人去确山与彭雪枫接头，一面让王金镜去武汉在黄显声处取200支步枪。但华北局势迅速恶化，国民党亦加紧破坏抗日武装，确山无法立足;黄显声又突遭国民党秘密逮捕，使组建敌后抗日武装的计划无法实现。

在接踵而至的挫折面前，张学思百折不挠，意志弥坚。他态度鲜明地对随从者说： “要抗日，就得跟定共产党，海枯石烂，此心不变。”①

投入延安的怀抱

1938年4月，中共组织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将郾城训练班人员送往延安学习。因考虑到张学良能否获释尚无最终结果，故安排张学思暂去香港待命。

在香港，张学思与八路军驻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廖承志将自己珍爱的一本《论持久战》赠送给他。张学思如饥似渴地读完之后，感慨地说： “毛主席真是伟大，我多想去延安见见他啊! ”②

当时，张学思的全家都办好了出国手续。母亲特意留在香港，要说服最心爱的小儿子与她一起去美国。然而，深明大义的母亲更为儿子对祖国的赤诚之心所感动，把生离死别的痛苦埋藏心中，亲自把儿子送上飞往武汉的飞机。张学思望着机窗外伶俜而立的老母，暗暗洒下了泪水。

10月下旬，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张学思从武汉经西安抵达延安。

在杨家岭，张学思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毛泽东关切地说： “延安生活条件很艰苦，你能不能过得了生活关?要不要钱花?”张学思表示：延安能革命能抗日，再苦我也不怕! ①张学思牢记老一辈革命家的亲切教诲，在延安马列学院勤奋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地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革命意志。他每天很早起床，把大家的洗脸水打好，把地扫干净，把火盆里的木炭火燃旺，然后跑到野外锻炼身体。他总是保持着标准的军人姿态和风度，身躯笔挺，服装整洁，情绪饱满。他以前连镢头也不曾摸过，可在开荒种地的时候，竟以惊人的毅力，每天比别人多开三分地。在马列学院总结生产的大会上，张学思受到嘉奖。同志们称赞他是模范学员。

1939年9月，23岁的张学思在马列学院毕业，担任抗大三分校东干队(即东北干部队)队长。

东干队驻扎在宝塔山上，共80多人，大都是东北籍的党员团员和进步青年。为了提高队员的政治理论水平，增强实际斗争经验，张学思请吴玉章、王若飞、杨松、张鼎丞、宋时轮、孙志远等同志到队里讲课。为了改善队里的生活，他领导队员开荒种菜，喂猪养羊，自做豆腐。冬天，他带领队员进山，砍柴背柴，修窑烧炭。年底，东干队被评为抗大三分校的模范队，张学思被大家誉为模范队长。

1940年初春的一天，张学思到延安女子大学听报告，结识了女大的广东姑娘谢雪萍。共同的理想和情操，使他俩心心相印，真诚相爱了。有人感到不理解，曾为众多“名门闺秀”和女大学生追求的张学思，怎么却偏偏爱上女工出身的谢雪萍?也有人表示担心：“你们出身迥然不同，能生活在一块儿吗?”张学思非常坦率地说： “我是少爷出身，恰恰不愿意找个小姐，不利于我改造世界观哪! 谢雪萍纯洁朴素，我很中意。我们俩都是共产党员，可以永远互相帮助，这是最令人高兴和自豪的。”①

在东干队奔赴敌后战场的前夕，张学思和谢雪萍，还有东干队的其他几对新郎新娘一起，在宝塔山上举行了集体婚礼。在以后几十年的峥嵘岁月中，张学思和谢雪萍甘苦与共，互敬互爱，被大家誉为“模范夫妻”。

转战华北平原

1940年9月14日，张学思率东干队告别延安，奔赴晋察冀敌后抗日战场。

10月10日，东干队抵达山西省兴县八路军120师驻地。在这里稍事休整后，贺龙师长派120师6团护送他们穿过敌人封锁线同蒲路。在敌情严重的情况下，东干队强行军30多小时，连续走230华里，张学思始终把坐骑让给体弱的同志，他和谢雪萍坚持徒步行军。

在河北省平山县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聂荣臻司令员亲切接见了张学思。他阅读张学思带来的毛泽东的亲笔介绍信，信中夸奖了张学思，叮嘱聂荣臻酌定东干队何时挺进东北的问题。聂荣臻和张学思研究认为，目前东北还严密地控制在敌人手中，东干队尚无插足的可能。因此，电请中央将东干队留在冀中军区分配工作。

1941年1月，张学思担任了冀中军区参谋处长，下辖作战、侦察、通讯、机要、管理、警备等八个科。从此，他在华北抗日斗争最艰苦、最残酷的冀中平原，经受了战火锻炼和生死考验，发挥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干，成为吕正操司令员的得力助手。

冀中平原几乎每天都有战斗，部队要经常行军转移。由于参谋处的情报与作战工作搞得非常出色，部队每次行动都成竹在胸，敌人刚一出动，我军即迅速转移，使敌人一次次扑空。整个抗战时期，冀中军区机关，在日伪军点线稠密、敌情复杂多变的平原上转战，曾遇到无数次险恶情况，均化险为夷。

1942年，日军为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对冀中平原实行空前残酷的“五一大扫荡”。冀中军区根据参谋处提供的情况和建议，决定向外线转移。张学思随吕正操，率领军区27团和两个特务连，掩护冀中党、政、军、群机关2000余干部，历尽艰险，终于冲破敌人的铁臂合围，安全转移至冀南。

6月11日拂晓，在威县掌史村，军区警戒部队突然与敌接火。张学思亲去前沿侦察，迅速判明情况：敌人只是小股部队与我军突然遭遇，尚不知村中隐蔽着冀中的首脑机关和主力部队。据此，军区司令部决定：要隐蔽实力，麻痹敌人，拖到夜晚，设法突围。吕正操命令部队：只准用步枪、手榴弹与敌人打“蘑菇战”，不准使用重武器。就这样，我军连续打垮了敌人七八次冲锋，敌人摸不清我军实力，越输越恼，不断补充兵力，由最初的一二百人增加到二三千人，但始终未能越我战线一步。丧心病狂的日军竟使用了毒气。张学思冒着枪林弹雨，亲自到前沿部署部队防毒。

晚9时，我军分三路突围。张学思和军区政治部主任卓雄率领一路，从村东南角突了出去，日军做梦也想不到，这个小小的村子里，竟会杀出千军万马!他们惊恐万状，只顾四散逃命。

8月，转战至冀鲁豫根据地的冀中军区接到八路军总部的指示，要他们乘青纱帐茂密的时节，向太行山转移。去太行山要西跃平汉路，通过130多华里纵深的日伪封锁线。为此，张学思两次派出侦察小组化装侦察，在摸清情况的基础上，主持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行动方案。

按照计划，冀中军区5000人的队伍从内黄出发，渡过卫河，直插民团武装天门会的领地。天门会势力横贯浚、滑、汤(阴)三县，掌握一万多条枪，中共地下党员胡紫青担任着这支武装的参谋长。胡紫青根据事先的安排，派人给浚县日、伪政权送去情报，谎称： “夜里突然来了上万的八路军，扬言要光复失地!”愚蠢的敌人信以为真，立即紧闭城门，龟缩在碉堡内，不敢走出半步。这样，我军白天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养精蓄锐，夜晚隐蔽急行军，一枪未发，安全通过了敌人重点把守的平汉路及其两侧密集设防的地段，在太行山下，与129师胜利会师。

在八路军总部举行的欢迎冀中军区的军民联欢大会上，彭德怀副司令员当众表扬了张学思。

1943年4月，张学思任冀中军区副参谋长兼作战科科长;8月，调任晋察冀军区参谋处处长; 1944年2月，又调任平西军分区参谋长。

1945年2月，张学思升任平西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在他和肖文玖司令员部署下，3月打响了扩大解放区的战役。张学思亲自带领侦察员化装侦察，率领一个团到妙峰山拔据点，又深入桃花川一带开展游击战。这次共拔除敌人十多个据点，使解放区扩大一倍多，八路军的势力发展至北平附近。

在艰苦、残酷的战争环境里，张学思染上了疟疾，每年都要发几次。但他从不因此影响工作和战斗。有时由于 “打摆子”骑不了马，他干脆让警卫员把他捆在马上。敌后战场的条件极端困难，张学思的两个孩子，都被战争和疾病夺去了幼小的生命。

驰骋白山黑水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东北。11日，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发布第二号命令：命原东北军吕正操、张学思、万毅、李运昌等部挺进东北，协同苏军肃清日、伪、满残余，解放东北全境①。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获悉《中苏条约》即将签字，故又发出党内指示：除李运昌部外，其余的部队可做开往东北的准备，如何行动要看形势发展而定②。

9月中旬，中共中央根据抗战胜利后全国形势的新变化，及时作出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英明战略决策，派遣20多名中央委员率13万大军、2万名干部开辟东北根据地。张学思奉命率警卫连日夜兼程，奔赴辽宁。

1945年10月12日，29岁的张学思出任辽宁省主席。他和副主席朱其文一道，正式接收伪奉天省公署，成立了辽宁省政府。

张学思出任辽宁省主席，深得民心。东北人民在他的身上，寄托着对张学良将军的尊敬和爱戴。每当张学思在公开场合露面，都不禁出现“万头攒动” 、“翘首相望”的情景①。张学思上任伊始，便发表《告东北同胞书》，召开各界群众大会，接见各方代表，发表广播讲话，广泛深入地宣传共产党和平、民主、自治的主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抢夺东北的阴谋。他大声疾呼： “东北是东北人民的东北，难道还叫下不抵抗命令的人把我们作第二次奴隶吗?难道他们早已不要了的东北被我们自己自治是不应该的吗?国民党没有任何理由向东北人民‘收复失地’!”②

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疯狂调兵遣将，争夺东北。张学思坚决贯彻毛泽东《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一手抓地方，一手抓军队。他和辽宁省保安司令部政委陶铸、副司令员邓华等紧密合作，很快建立了沈阳、鞍山、抚顺、铁岭、营口、新民、辽中等八个军事领导中心。他们还以正规军20团、15团和32团为骨干，吸收了沈阳独立大队、铁西工人自卫队、总工会工人训练总队等武装，加上接收的旧军队，又招募了大批青壮年，建立了保安第1、2、3、4旅和一个训练总队，一个回民支队，大大充实了人民武装力量。

11月下旬，国民党军攻陷山海关、锦州等地。遵照毛泽东“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指示，张学思率辽宁省政府和省军区于26日撤出沈阳，随中共中央东北局迁至本溪。

1946年3月底，《东北停战协定》签订。由美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以许光达为代表)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处三人小组来到东北。张学思奉命，与中共辽东省委书记肖华和辽东省军区司令员莫文骅一道，前往沈阳，与三人小组谈判。张学思向三人小组介绍了辽宁省民选政府的情况和群众代表的要求，义正辞严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罪行，坚决要求立即实行东北境内的无条件停战。

不久，正是春夏之交，东北再度燃起内战之火。张学思率辽宁省省级机关乘火车向长春转移。当列车行至梅河口车站时，突遭敌机轰炸。张学思对保护他的警卫员大声命令道：“不要管我，快去保护车向忱、高崇民! ”他孤身冒着硝烟炮火，冲上火车头，欲把火车开到安全地带。这时，一颗炸弹落在车头前，路基被炸了一个大坑，列车无法开动，而敌机却仍在上空盘旋、俯冲、扫射。在万分危急之际，人民军队的高射炮怒吼了，敌机仓皇而逃。省主席亲自驾驶火车抢险，使在场的目击者无不感动。当张学思平安走出火车头时，激动的人们欢声雷动①。

6月初，中共中央东北局和辽宁省政府由长春转移至哈尔滨。8月7日，由张学思负责筹备的东北各省代表联席会议在哈尔滨隆重开幕。大会通过东北各省市民主政府施政纲领，选举产生了东北各省市行政联合办事处(后改为东北行政委员会) 。张学思当选为这个东北最高行政机构的副主席。

会议闭幕后，张学思率领部分机关干部和一个警卫营，冒着风雪严寒，长途跋涉奔赴南满根据地。

当时，蒋介石炮制了一个“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妄图集中兵力先消灭南满我军，然后再进攻北满，独占全东北。为此，他调集八个整编师、十余万精锐部队，分三路向南满根据地进逼。年底，整个南满解放区只剩下长白山麓的临江、濛江、抚松、长白四个县。辽宁、安东和辽南三省的党政军机关部队以及第3纵队、第4纵队的主力部队，都被压迫在这不足25万人口、荒凉贫瘠的山沟沟里。

在敌情异常严重的关头，中共中央东北局成立了以陈云、肖华为正副书记的辽东分局和以肖劲光为司令员、陈云为政治委员的辽东军区，东北行政委员会成立了以张学思、刘澜波为正副主任的辽东办事处，加强对辽东党、政、军的领导。

12月11日，陈云在临江主持召开中共辽东分局会议(即临江会议)。与此同时，肖劲光在七道江召开辽东军区会议(即七道江会议)。两个会议研究一个主题：是坚持南满斗争，还是放弃南满北撤?

张学思、刘澜波、白坚等主管地方工作的同志参加了临江会议。陈云充分发扬民主，与会者各抒己见，形成两种意见。一是主张放弃南满，撤到北满去集中力量;一是主张坚持南满斗争，反对北撤。张学思是持后一种意见的代表者。他说，从整个东北战场来看，南满和北满相当于两个拳头。蒋介石战略方针的险恶用心，就是先消灭我一个拳头，然后再消灭我另一个拳头。如果南满我军五个师撤向北满，敌人在南满就无后顾之忧，就会有十个师跟进北满。就算我3纵和4纵主力部队都到北满，顶多能对付敌人一个军，但留在南满就可以牵制敌人四个军。因此，我们必须两个拳头同时挥动，钳制蒋军力量，粉碎其“先南后北”的阴谋。他还情绪激动地说： “长白山区连土匪都能呆，我们人民军队为什么就不能坚持?!”①

由于前线军情紧急，临江会议在第二天傍晚中途散会。肖劲光派警卫员连夜请陈云赴七道江最后定夺。七道江会议也在是否坚持南满斗争的问题上争论不休。陈云在充分听取各种意见后，果断地说： “我们都留在南满，一个也不走! 要在长白山上打红旗，摇旗呐喊!”①

张学思听到这个英明决策，感到欢欣鼓舞。他对同志们说： “有这样一位善于集中群众正确意见的好领导，还怕我们不能打胜仗吗!”②他恳求陈云让他去主力部队参加战斗。陈云鼓励他抓好地方部队和支前工作，并说： “没有地方工作，我们保卫临江，坚持南满斗争就没有群众基础。”③张学思坚决贯彻中共辽东分局的指示，亲自动员和率领辽东各级地方干部下去做群众工作。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保证了主力部队的吃粮、穿衣和兵员补充、运输的需要。与此同时，张学思还指挥地方部队，破袭敌人的铁路运输线，阻止敌人向通化、临江运送兵员和物资。在火石岭战斗中，辽宁省军区警卫团1营，一举击溃了敌新1军88师的一个骑兵团，有力地配合主力部队进行四保临江的战役。

1947年春，蒋介石的“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已彻底破产，我军在东北战场上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张学思率领辽宁军区独立师、警卫团和李洪光支队，积极配合主力部队反攻。在攻打辉南镇时，辽宁军区部队遇到守敌的拚死抵抗。我军攻了一天一夜没有攻进城关。张学思和参谋长解方研究了一个“渗透突击”的打法。拂晓，集中兵力，先炸毁敌人一座炮楼，张学思指挥突击队，不等扫清外围即突入城关，中午全歼守敌1000人，解放了辉南镇。

1947年秋，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各级人民政府，利用人民解放军反攻的大好形势，深入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巩固扩大已取得的胜利成果。张学思和省委书记、省军区政委白坚，率辽宁土改工作团到清原县新立屯蹲点。他们深入群众之中，调查研究，针对辽宁土改工作中出现的某些“左”倾偏差，及时进行纠正，保证土改工作的顺利进行。

1948年11月2日，伟大的辽沈战役接近胜利的尾声。张学思随陈云率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从哈尔滨赶到沈阳。在沈阳的战斗尚未最终结束的时候，张学思便和伍修权一道，开始了接收沈阳的繁忙工作。

创建海军学校

1949年初，正当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接连告捷之际，又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传来：国民党最大的王牌军舰——重庆号光荣起义，开赴解放区! 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有了自己的军舰。中共中央决定，筹建人民海军。

创建人民海军，首要任务是培养干部。周恩来建议，由张学思负责这项工作。4月，张学思赴北平中央组织部报到，领受创建人民海军学校的任务。

9月21日，张学思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海军代表的身分，出席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并作大会发言，他激动地说，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今天虽未能亲身参加这个盛典，但是他们会得到最大的欣慰。在谈到人民海军的组建时，他说： “中国人民海军以一个幼年的资格，列入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我们一定在实际行动中贯彻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号召，为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人民海军而奋斗”。①会议休息的时候，毛泽东高兴地对张学思说： “你干海军好哇! 中国的领海需要海军来保卫，沿海的岛屿也需要海军去解放，好好干吧!”②

此后，张学思把整个身心投入到创建人民海军的神圣事业之中。他奔波于沈阳、安东(今丹东) 、大连、葫芦岛之间，组织力量做打捞重庆号的准备工作。为了了解先进国家创办海军学校的情况，他与刘亚楼、张爱萍等共赴苏联访问考察。为选定一个理想的校址，他亲自跋涉，沿渤海和黄海岸勘察，最后选定大连老虎滩海湾西侧地域建校。那里依山傍海，又有现存的建筑群。可是，当时驻着苏军炮兵团团部和一营士兵，要办成交涉，需要很长时间，随同者都感到为难。张学思认为既然校址选定了，就要加快进度。他亲自奔波了两个星期，最终告诉筹建组，校址已经腾出来了。大家颇感惊奇。原来，他一面通过中共中央军委、外交部与苏方交涉，一面请大连政府物色好苏军炮兵团的新址。这样圆满而迅速地解决了校址问题。

1950年2月，大连海校正式开学。肖劲光任校长兼政委，张学思任副校长兼副政委。学校政治部主任李东野赴沈阳动员张学思妻子谢雪萍搬家时，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意想不到的局面。谢雪萍以为李东野在开玩笑，不相信张学思在这样短的时期内竟为海军干了这么多的大事情。原来，十个月以前，这对夫妻曾商量准备申请去农场工作，后来，张学思赴北平接受周恩来的召见，夫妻俩这段时间没照过面，也没有通过信。张学思曾七次因公出差路过沈阳，都忙得没顾上回家看一眼。李东野感慨地说： “当年大禹治水只是三过家门而不入，我们的老张已超过大禹一倍多了!”①

建国之初，军内高级知识分子极少，办海军学校师资力量奇缺。张学思决定从地方院校招聘教师。这件事在50年代初的中国不免引起异议。有人指出，这岂不是违背以工农为骨干、以陆军为基础的建军路线?张学思认为，海军是一个技术复杂的军种，要求有高度文化、高度专业技术的人才。建军路线也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所以它还应当包括吸收大量知识分子和团结、教育旧海军人员，要全面的理解和贯彻。张学思办大学本科制的正规化海军学校的计划，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肯定和批准。张学思从清华、北大及其他地方院校聘请到慈云桂、余潜修、曹修懋等著名教授来校任教。每逢新教员来校，他都要宴请，亲自把盏斟酒，问寒问暖。他遇人便讲：“古人尚懂重金礼聘，礼贤下士，共产党难道不如古人?”②要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环境气氛，绝非一日之功。张学思听到各种各样的反映： “知识分子抖起来啦，学校资产阶级化了! ” “工农分子打天下，知识分子坐天下! ”张学思深知这股错误思潮并非偶然。他顶住压力，在各种场合强调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团结的重要性，并现身说法，以自己出身军阀家庭，投身革命后受党的教育迅速成长的经历，宣传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几经风浪，几经捶打，海校从此成为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团结的典范。

1951年初夏，周恩来和邓颖超乘大连海校炮艇，巡视大连海湾。周恩来高兴地表扬张学思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你不仅办起了海军学校，而且已学会亲自操船，能带领学员海上实习，干得很好嘛! 张学思谦虚地说：我对海军业务还不熟悉，有许多东西自己不懂。周恩来微笑着勉励他： “知难而进，边干边学。”①

周恩来的教诲，成为张学思的座右铭，激励他更加勤奋刻苦地钻研海军专业技术。他熟悉英、德两国语言，又决心攻下俄语关，和学校聘请的苏联首席专家订了一个互教互学合同，每回见面，都要互相教给对方几句本国语。就这样，他又掌握了俄语，到他去苏联留学时，已能熟练地听俄语讲课和记笔记了。他无论多忙，每周还总要挤出两个半天和几个晚上，请教员给他讲专业课。一般需要一二年才能学完的课程，他利用工作之余，二三个月就学完了。他听完苏联专家的战术课后，便和中国教员一同研究探讨，亲自主持编写出我国第一部海军战术教材。

作为一校之长，张学思对学员关怀备至。他叫得出每个学员的名字，熟悉每个学员的情况。他十分注意从实战出发，培养学员爱舰、爱海洋的思想，给学员提出了“海上为家，岸上作客”的口号，每次学员出海实习，他都亲自加以指导。他要求学员们，要不怕晕船，不怕寒冷，不怕困难，不怕艰苦。他这种严格训练、严格要求的思想，成为大连海校的校风。

1951年秋，张学思再次带领大连海校学员，代表人民海军，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式。在先农坛体育场，他顶烈日，迎风沙，指挥学员刻苦操练，使得大连海校所代表的海军方队受到好评。

在张学思的辛勤培育下，我国的第一所海军学校，有良好的校风和优秀的教学成绩，被誉为海军军官的摇篮。一批批优秀的海军军官从这所学校毕业，驰骋祖国的海疆。

海军的好参谋长

1953年3月，张学思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带职赴朝鲜战场见习。他奔波在朝鲜海岸，考察了解朝鲜海岸防御和海上作战情况;参加了西海岸防御指挥部的海军办事处的工作，与其他指挥员一起探讨海岸防御和抗登陆作战的方案。他还在执行朝鲜西海岸防御任务的志愿军某军里，担任了代理军长的职务。由于中朝军队加强了海岸防御，粉碎了美军发动第二次登陆作战的企图，保证了朝鲜战争的最后胜利。

1954年底，为巩固海防，中央军委命令华东军区部队攻占一江山岛。这是人民解放军陆、海、空诸兵种首次联合渡海登陆作战。张学思作为海军方面负责人被派往联合指挥部，协助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张爱萍指挥这场战斗。11月14日凌晨，我雷达观测站发现蒋军太平号护卫舰目标，张学思亲临岸上指挥所指挥，我鱼雷快艇奉命出击，在夜幕掩护下占领最佳攻击阵位，在太平号尚未察觉时，“轰”的一声巨响，我鱼雷已命中舰首，国民党那艘1400多吨的护卫舰葬身海底。这是人民海军史上第一次由鱼雷快艇击沉敌舰。同时也为解放一江山岛战斗夺取制海权创造了条件。

1955年1月18日晨，张学思和张爱萍在联合指挥部再次检查潮汐、水文、气象等情况，与轰炸机、岸炮、舰艇部队不时紧张联络。总攻时间到了。顿时，在浙东辽阔的海域上，织成了海、陆、空立体战网，一江山岛在我三军协同作战下很快被攻克。战后，美国合众社不得不发布消息承认： “中国的第一次陆海空联合作战是经过周密策划而且执行得很好。”①张学思为这个作战方案的制订和战斗的组织，倾注了心血。

1956年8月，党选派张学思去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外国系速成班学习。在苏联学习期间，张学思非常勤奋刻苦，几乎未休过一个星期天，终于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学完了本科三年的课程，而且成绩优秀，插班进入本科四年级学习。他还利用学院图书资料丰富的有利条件，广泛查阅了大量海军资料。当时，苏美等国海军刚刚装备导弹，张学思敏锐地认识到它在未来海军作战中的重要作用，便在给海军首长的信中特别强调了这个问题。60年代初，我军也装备了导弹快艇。张学思利用他留学时精心收集的海军导弹武器的数据和资料，主持编写出我军第一部《导弹艇战斗条例》。

1958年8月，张学思获得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本科毕业文凭，学成回国。他以第一副参谋长职务，主持海军司令部日常工作。人们形容他上任后，打响了三枪。

第一枪，是建立起一套司令部工作的正规化制度。在他主持下，编写出第一部《海军司令部工作条例》，经党委讨论后在海军各级司令部试行，推进了人民海军的正规化建设。”

第二枪，明确了司令部工作方向和重心。他强调指出：司令部工作千头万绪，错综复杂，不能并列齐抓，要重点抓三大口，即作战指挥、军事训练和组织管理，核心是作战。在他的建议下，司令部首长进行了明确分工，上下通气，大大提高了司令部的工作效率。

第三枪，带出了一个好作风。张学思集中群众的智慧，把司令部的作风归纳为五个字： “紧张、快、准确。”他以身作则，工作严谨、细致，井井有条。他的案头，有一张自订的工作计划表，每日一记载，每月一小结，十几年如一日。海军部队团以上主管干部的姓名，他都记得住、叫得出。外国海军每一细小的情况变化，他都了如指掌，他可以随口说出每一国的几乎所有军港、主力战舰的名称。在他的带动影响下，一个认真负责、雷厉风行、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在海军各级司令部中逐步建树起来。

1961年3月，张学思升任海军司令部参谋长。作为海军的一名杰出将领，他不仅在制订战略规划上有雄伟气慨，而且身先士卒，经常亲临第一线。他首先参加了国产潜艇远航训练，取得了对国产潜艇的战术、技术性能全面鉴定的第一手资料，为各舰队领导干部在作战、训练中亲自随舰出海作业起了表率作用。

1961年9月，张学思随由一艘护卫舰、三艘猎潜艇组成的巡逻编队到西沙群岛考察。在接近西沙之际，就遇上了突然转向袭来的台风。凶猛的风浪，把二号艇上碗口粗的钢铁桅杆都折断了，舰艇摇摆倾斜36度。岸上指挥部急电命编队返航，但舰艇在风浪包围中返航危险性更大。张学思毅然决定编队继续前进，到永兴岛锚地停泊。编队到达永兴岛，岸上指挥部又来急电，告知台风中心将经过西沙群岛，中心风力将达12级，西沙没有避风良港，因此命令编队立即返航。北京首长也十分关心编队安全，来电命令返航。张学思面临着异常严峻的抉择：执行命令，自己不是编队直接领导，可以留在岛上视察，编队自己返航危险性极大; 机断行事，把编队留在西沙，自己则要负完全责任，也是十分担风险的事情。经过反复思考，他又深入了解了当地气象情况和海岛四周形势，果断地下定决心，以平时少有的庄严语调向报务员口授电文：“海司并报总参，根据西沙海面的实际情况，巡逻编队不宜返航，决定留岛避风。我对此承担完全责任!”①张学思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心，保证了巡逻编队的安全。几天后，台风过去了，大家对张参谋长有胆有识、果敢决策的精神十分钦佩。

1963年5月1日，我国自行建造的第一艘万吨货轮“跃进号”沉没事件震动了全球，世界各通讯社迅速作出了报道，纷纷猜测可能是遭到了水中武器的攻击，是一个政治事件。

北京也在紧急行动。罗瑞卿总参谋长向海军司令部下令尽快收集情报，作出准确判断。

各种情报资料汇集起来了，整个通宵海军司令部情报室内发生了一次又一次争论。相当一部分同志坚持认为“跃进号”是遇到了水中武器的攻击。张学思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核实，提出了疑问。凌晨4时，他与交通部等部门的领导同志到周恩来的办公室汇报。张学思根据情报分析，认为近期内并未发现潜艇在出事海区活动，也未发现布雷舰布雷，因此，触礁的可能性比较大。“跃进号”事件国际影响大，在没有充分把握的情况下，不宜早下结论。周恩来赞赏张学思的科学态度，采纳了他的合理建议。决定先发布“跃进号”出事的公报，事故原因待进一步调查，并委派张学思和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负责组织调查工作。经过海军官兵的艰苦努力，终于在苏岩礁附近找到了沉船，经水下探测，“跃进号”确系触礁沉没，事件真相得以澄清。在汇报这次调查工作情况的会议上，周恩来高度赞扬了海军的工作，特别提到张学思是一个精通业务、有能力、有水平的好参谋长。

然而，正当海军建设事业蓬勃发展，张学思为之竭力奋斗做出贡献的时候，前进的航道上骤起狂澜。在一次中共中央军委会议上，担任国防部长的林彪突然发难，批评海军没有把“四个第一”摆在第一，而是变成了“四个第二”，对海军工作予以全盘否定。接着，他又派其亲信李作鹏等人到海军，拉帮结伙，扩充势力。为了树立林彪在海军中的地位，李作鹏一伙对海军建军以来的各项工作进行全面否定，如 “不突出政治”，“技术第一”，“单纯军事观点”等等。张学思历来不愿把精力花在无谓争吵与辩论上，但在李作鹏一伙的攻击面前，他是非分明，曾愤慨地说： “海军是在党中央、毛主席亲切关怀下成长起来的，虽然工作中有缺点和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怎能把海军工作说得一团漆黑呢! ”①李作鹏等又把矛头指向大连海校，企图通过大连海校，进而否定海军建设的成就。一次，林彪到大连养病，看到大连海校一份 “整风” 材料，便借题发挥，说军事院校，都是搬的国民党旧军队、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的一套封、资、修的东西，这些资料和教材应该统统烧掉。于是，我国海军第一所正规化院校多年积累的中外图书资料被焚一空，开了全军院校“焚书”的先例。在林彪一伙亲信罗织罪名、恶毒攻击之下，张学思和海军的主要领导被搞得无法正常工作。张学思气愤地说： “他们要搞乱海军，太不象话了!”①他不愿再在这种黑白颠倒，自己又无法改变的局面下工作下去，便提出离开海军到六机部去工作的要求。周恩来从革命事业的全局考虑，指示海军党委： “张学思这样的人才，不能离开海军。”②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李作鹏就窃据了海军党委第一书记、海军政治委员的要职。张学思预感到灾祸将要来临。他对妻子说： “这场运动，我们的日子是不会好过的。但风暴既然来了，不用怕，也不用躲，迎上去。我们是坦然的。”③

1967年7月21日，叶群电话向李作鹏打招呼： “张学思在东北时是反对林彪的，以前他和国民党有勾结。”李作鹏两天后搞出一份《关于张学思的严重问题》的材料，罗织了两条“罪状”：一是张学思在东北工作时，与彭真、林枫等关系很好; 来海军后忠实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二是张学思有特嫌。9月11日凌晨4时，张学思接到参加 “紧急会议” 的电话，到海军第一招待所时被逮捕。他面对镣铐，轻蔑地质问： “你们也太不光明正大了! 既然是上级决定，那完全可以在大庭广众面前宣布我的罪状，然后把我逮捕起来，为什么还要用欺骗的手段把我骗来?!”④

张学思被捕后，关在北京北郊某营区的一间阴暗、潮湿、不通风，只有十平方米的房子里。他内心充满了屈辱和愤怒。入牢的第二天，他写了一封短信质问李作鹏，没有回音。再两天又质问，仍不答复。10月5日，他写信向周恩来申诉，但信被扣压，根本没有向总理呈交。一个月后，他被提审时，察觉到林彪一伙要借诬陷他达到诬陷、攻击周恩来的目的。为了挫败林彪一伙的阴谋，张学思不说假话，不出假证。他忍受着精神和肉体的痛苦折磨，给林彪一伙的“供词”竟是响铮铮的誓言： “为了案徇情编造事与实违，愿身殉共产主义万死如归。”①

张学思不屈的斗争，使“专案组”一筹莫展。李作鹏气急败坏地说： “你们搞不出问题来，是不是还要把张学思请回来当参谋长! ”从此，张学思遭受到更残酷的摧残。1970年2月18日晚，他被送进医院，医生诊断为全身血行播散性结核; 肺原性心脏病; 重度营养不良。周恩来得到消息后，立即指示抢救，但已病入膏肓。5月29日，张学思含恨离世，享年54岁。临终前，他愤然疾书“恶魔缠身”②四个大字，表达他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深仇大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张学思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昭雪，他的业绩和英名永远彪炳青史。

作者附记：

本文资料除部分参阅了正式出版的报刊图书外，主要来源于查阅内部档案和访问有关同志：

1.海军司令部保存的张学思档案，内有张学思1951年写的自传;张学思在海军司令部工作期间有关他的文电、信件、会议发言等文字资料; “文革”中张学思的专案和复查平反材料。

2.辽宁省档案馆保存的解放战争时期辽宁省党政组织机构的变迁和张学思任职的委任状;张学思筹备召开的东北各省代表联席会议文件和图片;清原县土改情况等资料。

3.(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的国民党中央军校有关资料。

4.大连海军学校(现为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校史档案。

5.访问肖劲光、吕正操、解方、吕东、高存信、肖文玖、杨拯民、王岳石、刘惠农、马洪、刘道生、杜义德、范朝富、李东野、王西征、朱焕阶、王振乾、宁致远、原星、王祖尧等200余位同志的谈话记录。张学思夫人谢雪萍为资料收集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帮助。访问记录现均存作者处。

①②③④《张学思自传》,存海军司令部档案室。

①朱焕阶: 《张学思少年时代回忆片断》,《沈阳文史资料》第1辑。

①②《张学思自传》。

①② 《张学思自传》。

①访问王岳石记录(王岳石即王金镜;原旅大警备区副参谋长,现已离休) 。

①②《张学思自传》。

①《张学思自传》。

②张学思逝世后,1980年初,中共中央组织部决定:张学思的党龄应从第一次入党的时间,即1933年4月正式算起。

①③《张学思自传》。

②访问解方记录。

①访宁志远记录。

②访王岳石记录。

①访问刘惠农的记录。

①访张学思在延安马列学院的同班同学杨拯民的记录。

①命令原文见解放军政治学院编: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590页。

②《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12期。

①②1945年11月11日《东北日报》。

①访当时担任张学思警卫员的汪文江的谈话记录。

①访问肖劲光记录。

①转引自彭嘉庆: 《七道江会议与四保临江》,《星火燎原》选编之八第325页。

②③访问刘惠农记录。

①转引自1949年9月29日《东北日报》。

②访问解方记录。

①访问李东野记录。

②大连海军学校历史档案,现存海军大连舰艇学院。

①访问张学思当时的警卫员赫喜春的记录。

①《解放一江山战斗》,载《海军战例选编》。

①访问王祖尧记录。

①摘自张学思一次在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①②访问刘道生记录。

③访问谢雪萍记录。

④访问范朝富记录; 参见范朝富: 《怀念张学思同志》,1978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

①②张学思专案复查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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