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邓子恢人物传,邓子恢生平事迹,邓子恢评价

Posted 2022-05-07 物

篇首语：运气不可能持续一辈子，能帮助你持续一辈子的东西只有你个人的能力。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中共人物传邓子恢人物传,邓子恢生平事迹,邓子恢评价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共人物传邓子恢人物传,邓子恢生平事迹,邓子恢评价

邓子恢，乳名邓绍箕，一八九六年八月十七日出生于福建省龙岩县东肖区泉井村。一九二五年参加革命，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半个多世纪中，邓子恢经历了我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各个历史阶段的艰难历程，从一个农村青年知识分子，逐渐成长为一名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日，病逝于北京。

学生时代

邓子恢的父亲邓洪陛，是个穷绅士，清末增补廪生，以中医为业，兼任小学教师。家有薄地一亩，另典耕别人田地一亩。邓子恢有兄弟姐妹八人，他排行第二，少年时入白土桐冈小学，寄宿在学校读书，星期天经常回家参加一些劳动。十三岁时，母亲因病去世。为了母亲的墓地，邓家与邻村大姓发生风水纠纷。邓子恢家因势单力薄，输了这场官司，母亲坟墓也横遭破坏，父亲被迫出走广东，一九一九年病逝于南雄。这件事，对少年邓子恢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对于世道的黑暗，官场的丑恶，感到愤慨。

一九一三年，邓子恢考进了龙岩县中学(一九一六年改为福建省立第九中学) 。他刻苦攻读，勤于学业，各科成绩均在优等之列。这期间，邓子恢受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影响，期待着祖国富强、百姓安居乐业的日子到来，常常与同学们探讨时局，交流思想，畅谈远大的抱负和前程。

但是，清朝皇帝被赶下宝座以后，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却落到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中国依然处在黑暗的封建统治之下。袁世凯卖国求荣，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这些事实，使邓子恢渐渐看清了北洋军阀的卖国嘴脸。他与其他同学一起，走上龙岩街头演讲宣传，揭露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呼吁民众起来，一致抵制日货，反对《二十一条》。在这前后，邓子恢逐渐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秘密加入了中华革命党。

龙岩县中学是在地方豪绅把持下的学校，推行封建专制教育，禁锢学生思想。一九一五年秋，校长魏梦云聘请了一个兵痞担任体育教员。那个教员带着指挥刀上课，实行封建法西斯式的教学方法，任意抽打学生。邓子恢和林仙亭等发动全班学生签名反对，要求校方解聘他。但是，学校当局不仅不接受学生的合理意见，反而贴出布告，开除林仙亭，并给该班四十二名学生以集体记过处分。邓子恢愤慨地将布告撕了下来，带领同学们去向校长提出质问。接着，学生们集中到校外的一个祠堂里秘密开会，商讨对策，议定次日罢课。罢课发生后，学校当局竟又宣布开除邓子恢、林鸿伟等七名学生。

学校当局对学生的一再迫害，引起了全校同学的愤怒。同学们平日由于备受专制统治已积不满情绪，早有发动风潮的趋势。事情发生后，全校学生一体罢课，公推邓子恢、林仙亭等为代表，请求学校当局收回成命。校长看到事态越闹越大，怕难以收场，便避而不见学生代表。地理教员、劣绅杜连茹却站在校长室里，蛮横地说： “现在还有什么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可说，分明是原告对被告而论了……。”学生们一听此言，更加义愤填膺。邓子恢挺身批驳道： “不错! 我们就是原告，请被告的站出来! ”经过同学们坚持不懈地斗争，学校当局最后不得不收回开除学生的成命，而把那个体育教员解聘了。

一九一六年底，邓子恢中学毕业了。这一年，他与邻近黄坊社南阳乡的农家姑娘曹泉地成了婚。当时，龙岩县公署筹措了一笔公费准备保送几名学业优良的学生赴日留学。邓子恢参加了考试，以优异的成绩获取了公费留日的资格。翌年二月，他东渡日本，寓居于东京神田表猿乐町二十二番岩本方，在东亚补习学校学习一年多。

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民族工业因而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一时间“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思潮在知识分子中间颇为流行。邓子恢也决心努力读书，一心一意想投考日本第一流的东京帝国大学进行深造，以图回国后用自己的知识来救国救民。邓子恢在日本，生活极端窘困，他节衣缩食，勤奋读书。但由于他长期的贫困和苦读，终于积劳成疾，患了肺病，严重时吐血不止。同学们都很同情他。大家募集了一些钱帮助他进入东京“杏仁堂”医院治疗，才使他逐渐恢复了健康。

邓子恢留日期间，目睹旅居日本的华侨备受欺凌与歧视的情景，激发了强烈的爱国情绪。一九一八年四月，我国留学生千余人，为抗议北洋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举行集会，邓子恢也参加了。他与其他学生代表一道，到中国驻日本使馆门前请愿示威。这一爱国举动遭到了日本政府的弹压。留日学生便一致决定罢学回国，以示斗争决心。

走上革命道路

一九一八年四月，邓子恢从日本返归祖国，回到了故乡龙岩。

踏进家门后，看到一家人日子过得非常艰难，继续求学深造的愿望已无法实现。他原想当个小学教员，但因教员薪金菲薄，无以养家，乃改变主意，于一九一八年底，前往江西省崇义县杰坝圩堂兄开设的“庆昌和”杂货店当店员。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的革命浪潮波及到闽西、赣南的穷乡僻壤，进步青年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响应北京的爱国学生运动。随着“五四”爱国运动的深入发展，各种新思想、新文化也不断传播开来，不少要求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如饥似渴地阅读学习有关刊物。

在学生时代，邓子恢的政治思想是摇摆不定的。起先，他由于经常看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颇受康梁改良主义的影响。后来，他阅读了无政府主义的书籍，又曾向往无政府主义。“五四”时期，他又阅读了《新青年》、《新潮》、《湘江评论》等刊物，逐渐接受了新思想和新文化，思想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九二二年，他学习了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知道中国已经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非常兴奋，当即写信给陈独秀，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一直没有得到答复①。

一九二一年春，邓子恢从江西崇义回到家乡，在桐冈小学担任短期的小学教员。龙岩自一九一八年陈炯明入闽后，一直在以劣绅杜连茹为首的封建势力统治之下，他们组织了一个叫做“庚申俱乐部”的全县规模的组织，与当地驻军相勾结，包揽诉讼，操纵金融，无恶不作。邓子恢看到这种现象，十分愤慨。这时候，他受了“新思潮的洗礼，对于社会现象，顿起不满意的心里……思有所以改造之，其入手办法，就是联络振动数和振动幅比较的相同者——同志，起而互相合作，先从改造个人做起，而后及于改造社会。”①邓子恢在这种 “改造个人”和“改造社会”的思想指导下，决心团结一批进步青年，宣扬新思想。他与陈少微 (陈明) 、章独奇、张觉觉、林仙亭等进步青年，发起组织了奇山书社，社址设于白土奇山书院，参加者前后共达二百余人。社员大多是一些思想倾向于社会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小学教员。书社经常组织大家阅读《新青年》、《新潮》、《向导》、《湘江评论》等书刊，并进行研究讨论。一九二二年，书社把社员们所写的读书心得油印成《读书录》，后来又改为《同声》。不久，邓子恢又去江西，继续经商。

一九二三年夏，邓子恢从江西崇义回到家乡时，与张觉觉、章独奇等商议，决定将《同声》更名为《岩声》报，并把编好的稿子送到厦门印刷，公开出版发行。邓子恢亲笔题写了报名。同年九月一日，《岩声》报创刊号便与世人见面了。

《岩声》报创办以后，邓子恢以它为阵地，无情地揭露旧社会的黑暗统治，热情传播马列主义。他为《岩声》报撰写了大量文章，如《告借粮当道》、《恐怖的生活》、《更进一步的绅阀与财阀》、《龙岩被压迫阶级的现状及其出路》等，便是其中的代表作。

邓子恢在崇义当店员时，对于马克思提出的剩余价值理论，曾作过认真的研究，并结合自己的社会实践，得到了不少体会。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他写了《恐怖的生活》一文，以通俗和精辟的言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核心剩余价值问题，作了形象的阐述： “所谓 ‘剩余价值’ 不是我们贫苦的致命伤么?不是富人向人群掠夺的证据物么?我们对于别的掠夺方法——打抢、诈骗、敲竹杠、重利——还有些知道，特这种无形的打抢诈骗敲竹杠，都看不出来，不提防他!我们的所有权，正刻刻在此不公道的打抢的交换里，被掠夺而去! 地球上什么土地、房屋、机器——生产工具，都无不在此交换的形式下，慢慢地集中在一般狡猾的富者之手! 我们现在只有赤条条地，赤手空拳! ……马克思说： ‘工人的能力，必须能增加资本 (富者的财富) 才有工做’ ……。”①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邓子恢在《龙岩被压迫阶级的现状及其出路》一文中，明确地论述了必须砸烂旧的国家机器，以武装来夺取政权的革命道理： “事实告诉我们： ‘政权是统治阶级的武器’ ，‘武力是夺取政权的条件’ 。”②

邓子恢在《岩声》报发表的大量文章，政治观点鲜明，战斗性很强。正如《岩声》报“编辑余谈”中说： “他的文字，最有气魄，最为精悍，针针见血，力透纸背。使人看了，叫快叫痛。”①从这些文章内容来看，邓子恢已经接受并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人生观也已初步形成。

一九二五年秋，邓子恢再一次由崇义返归龙岩。途经厦门时，经友人介绍，参加了革命统一战线组织——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 并受委托回龙岩发展了四十多名党员，成立了国民党龙岩县党部。他在填写登记表中“为什么加入国民党” 一栏时，回答是： “因为国民党左倾联共。”②随后，他又到崇义，发展了一批国民党党员，成立了崇义县杰坝区国民党党部，并担任党部常务委员。

一九二六年秋，北伐军从广东挺进赣南。陈赞雍、邓子恢等人在崇义县城和杰坝、长潭一带，组织群众欢迎北伐军入赣，还在工人、农民中间进行革命宣传活动，组织工会、农会，取消一些苛捐杂税，打倒一些罪恶昭著的土豪劣绅。邓子恢为澎湃的革命浪潮所鼓舞，日夜奔忙于工农群众之间，工作十分出色。

一九二六年冬，崇义县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同年十二月，邓子恢由中共崇义支部书记陈赞雍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邓子恢以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姿态，积极勇猛地投身到了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革命洪流之中。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江浙、两广被反革命势力所控制。由于这两个地区是赣南土产的重要市场，崇义县的主要特产纸张、木材等物资销不出去。于是，农村经济萧条，群众生活困难，怨愤之声遍及城乡各地。

此时，崇义县县长蔡舒，为了搜刮民脂民膏，乘国民党反动派“清党”之机，下令恢复北伐时期被取消的“石灰捐”，并借此打击革命势力。石灰是肥田与造纸的重要原料，恢复石灰捐不仅增加农民负担，而且威胁到造纸工人和运输工人的利益。因此，本来就对蔡舒的反动统治不满的广大工农群众，犹如火上加油，更加激愤起来。中共崇义县支部书记陈赞雍根据群众的意见，向县长提出抗议，要求取消石灰捐。但是遭到蔡舒的拒绝。

四月底，中共崇义县支部研究了这种情况，决定于五月一日以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名义，发动县城工人和城郊农民举行游行示威，打击蔡舒的反革命气焰。不料事为蔡舒所知。他放出空气，捏造五月一日将有几千“土匪”进城，悍然宣布在城内戒严。党支部认为决不能因此而退缩，决定按原计划继续进行。为了保证示威行动的胜利，党支部要求全体共产党员(约十余人)届时到会参加，并指定邓子恢为宣传鼓动员。

邓子恢接到党支部通知后，即于四月三十日晚赶到县城。翌日，城内工人和城郊农民冲破了驻军的封锁，拥入会场，人数竟达五千余人。

大会开始之前，邓子恢跳上桌子，高声向群众演讲，他说： “蒋介石 ‘清党’ 反共，搞得崇义人民连饭都没得吃，这已经够受了。可是，目前正当春耕耘田，砍竹沤笋，需要施用大量石灰的时候，蔡县长却要恢复已经取消了的石灰捐，这不是雪上加霜，有心要我们活不下去吗?大家想想，我们能交纳这种既不合理又不合法的苛捐杂税吗? ”①

“不交! ”人群中爆发出春雷般的喊声。

“我们坚决不交这种苛捐杂税! 我们要向县老爷抗议! ”

“对! 找他们说理去! ”

接着，邓子恢气愤地向大家揭露了反动县长诬蔑参加集会的工农群众是“土匪”，并派出大量武装实行全城戒严，企图威胁和镇压群众的阴谋。

人们听了邓子恢的演讲，更加愤怒，一致要求派代表去县衙找县长到会评理。蔡舒吓得不敢露面，派了一个秘书代他会见代表。群众不答应，再次要求县长亲自到会，当众检讨诬蔑群众为“土匪”的错误。邓子恢看到群众情绪高涨，就因势利导，进一步引导群众说： “我们决不能戴着这顶可耻的帽子不明不白地回家去! 既然县老爷脚步高贵，不肯出来，那我们就到县衙门去见见他吧! ”

话刚出口，台下几千群众一致拥护，就象开了闸的怒潮一样，呼喊着，直向县衙门冲去。邓子恢和陈赞雍等走在队伍前列，带领着大家前进。

县衙门十几个武装警察看见这么多人冲过来，慌忙鸣枪，想吓退人群。但这一来反而激起了人们的更大愤怒。大家蜂拥着冲进了衙门。与此同时，党支部预先在衙门后面和东西两侧布置的工人纠察队，也点响了土炮。一时间炮声隆隆，群情振奋，斗争意志更为坚定。冲进了衙门的群众，把门窗桌椅打了个稀巴烂，并在县衙门里抓获了吓得缩成一团的反动县长蔡舒，把他关进了监牢。

暴动成功了。第二天，成立了崇义县临时行政委员会，推选陈赞雍为主任委员，邓子恢等十几个同志为委员。根据群众的要求，临时行政委员会立即宣布了 “二五减租”，取消石灰捐等各种苛捐杂税。还用从警察手里缴获的枪枝，武装了工人纠察队。广大群众欢天喜地，张灯结彩，庆祝斗争的胜利。

不久，广东国民党反动派“清党军”进入赣南，五月十四日进占赣州。当地匪军胡凤璋乘机袭占崇义城，实行白色恐怖。陈赞雍、邓子恢等被通缉。

敌人侵占崇义后，蔡舒旋即派兵前往杰坝逮捕邓子恢。但邓子恢已于前一天化装登上东下的竹筏，离开杰坝，返回闽西避难。崇义革命斗争转入低潮。

领导闽西农民运动

此时，邓子恢也受到了龙岩反动当局的通缉，因此不能返回家乡，暂在瑞金同乡店里躲避了一个多月。七月初，他秘密潜回龙岩，经过去的学生陈品三介绍，同龙岩党支部负责人陈庆隆在红坊南阳坝山上会见，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党支部分配他去搞农民运动。

当时，在全国范围内笼罩着严重的白色恐怖。在交通闭塞的闽西山区，由于群众基础较好，党在白色恐怖到来之前及时转移到了农村，革命力量虽亦受到摧残，但损失较小。加上当地驻军多系国民党收编的各部地方武装和民团土匪，相互之间矛盾重重，貌合神离。这就给了革命势力的重新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一九二七年八月初，在中共闽南特委领导下，经过邓子恢、谢宝萱等人组成的龙岩请愿代表团的斗争，当地驻军被迫释放在“四·一五”龙岩反革命事变中抓捕的六名共产党员和革命者。邓子恢等重新以公开身份从事革命活动，革命形势开始好转，并得到了新的发展。

不久，龙岩国民党县党部恢复办公，共产党员郭滴人为组织委员，邓子恢为党部秘书，谢宝萱为宣传委员。于是，龙岩政局出现了一个与全国政局不完全一样的特殊的历史情况。龙岩党支部根据这一新形势，确定充分利用国民党的合法招牌，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向农村，迅速地领导农民斗争，争取在秋收到来的时候实现“二五减租”，使农民得到实际利益，扩大党的影响，壮大巩固革命力量。

根据这一方针，邓子恢随即在自己家乡白土区一带从事农民运动。他以桐冈小学为活动基地，在那里召开党员和活动分子会议。他常常启发大家： “革命成功才有好日子过，打倒了土豪劣绅就有田分。要打倒土豪劣绅，就要组织好、领导好。群众懂得道理，那就很快了。”①邓子恢主张要在农民群众中发展党团员，建立党组织。这期间，邓子恢日夜奔忙于各个村庄，召集群众开会，与农民商讨减租办法，培养农民骨干。他先后在桐冈小学和黄邦、榴坑、后田、黄邦山、隘头、牛眠石等村庄发展了一批农民党员，为即将到来的土地革命准备了干部条件。

邓子恢在工作过程中，经常与郭滴人相互配合。他们一起下乡工作时，往往先由郭滴人布置秘密农会开会，邓子恢随后出席演讲。邓子恢穿着朴素，一身农民装束，没有架子，深受群众爱戴。他的演讲通俗易懂，很受农民欢迎。他向群众讲解劳动创造世界，工人、农民是社会主人的道理; 并列举事例，说明十个农民九个穷，不是由于命运不好，风水不好，而是由于地主、资本家和土豪劣绅、军阀官僚的剥削所致; 指出农民要减轻剥削和压迫，要取得最后解放，必须团结与组织起来，依靠自己的阶级力量，才能达到。

由于龙岩党支部的正确领导，以及陈庆隆、郭滴人和邓子恢等的积极努力工作，全县大部分地区农民都纷纷起来投入斗争，取得了“二五减租”和“公路捐”合理负担的胜利。在斗争中，农民协会也大大地发展了起来。从一九二七年九月至十一月间，全县大约三分之二以上的区乡都已组织了农民协会，会员近十万人。在斗争过程中，产生了一批农会骨干人物，他们后来大多成为共产党员和农民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

九月间，“八一”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途经闽西长汀、上杭。邓子恢等曾准备举行武装暴动，响应南昌起义部队，因计划泄露，未能实现。

不久，由闽南著匪陈国辉部改编的国民党省防军第一混成旅到龙岩接防。开始，陈国辉由于初到闽西，慑于闽西革命势力强大，一时不敢轻举妄动，至十一月间，乃下令解散由共产党员领导的国民党龙岩县党部，白色恐怖再一次笼罩了龙岩，邓子恢等三十几人也再一次受到通缉，各区、乡农民协会被迫解散或自行瓦解，许多农会积极分子被捕罚款，或逃亡他乡。全县仅剩下白土区的农民协会仍在继续活动，坚持 “二五减租”。邓子恢等转到白土区各村庄农民中宣传土地革命，吸收农民党员，建立农村党支部，在此期间入党的陈锦辉，担任了后田支部书记。不久，龙岩县党支部也转移到了后田村。支部改组为县委，书记是罗怀盛，郭滴人任组织部长，邓子恢任宣传部长，陈品三任军事部长。

这时候，全国各地在党的领导下，以武装来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先后举行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武装斗争的烈焰在祖国各地燃烧。一九二七年冬，中共福建省委派陈祖康 (后叛变) 到龙岩，向县委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指示闽西各县积极准备，创造条件，适时地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

中共龙岩县委随即作了研究，确定进一步发动农民，作好武装斗争的准备。县委在后田组织了青年国术馆，把青壮年组织起来练武，实行“二五”减租、抗捐、抗税、抗粮。在减租胜利之后，又进一步向族长清算公尝帐，揭发其贪污公款等劣行。接着，农会又采取了禁粮出口，平定粮价等措施。鉴于反动地主极力破坏农会和进行对抗活动，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形势越来越紧张，龙岩县委决定立即实行武装暴动。

一九二八年旧历二月十三日晚上，在县委领导下，后田农民首先武装镇压了地主走狗陈北瑞，打响了武装暴动的枪声。后田的反动地主闻讯，纷纷逃走。农会当即鸣锣召集群众到暴动指挥部衍新小学开会，揭露地主阴谋和陈北瑞的反动行为，并责令地主交出田契借约，当众烧毁，宣布从此旧债不还，田租不交，田地由农民分配 (以后因遭陈国辉镇压未能实行) 。第二天，又将没收得来的地主粮食一千余桶，公尝帐款四、五百元，分配给贫苦农民，还收缴了地主武装的十余支枪。除后田之外，邻近的郑邦、龙聚坊、邓厝、盂头村农民群众，也相继行动，收缴了一些枪弹和银款，烧了一些田契借约。邓子恢和县委其他领导人还分头到邻近各乡村，进一步发动和组织农民，实行更大规模的斗争。

旧历二月十九日晚，陈国辉派了一个团的兵力在白土民团的配合下，分二路包围后田，企图以武力血腥镇压这次暴动。这天晚上，邓子恢正在隘头村布置农民斗争及与孔夫乡联络工作。深夜十一时，他获悉敌人大部队经过附近，正向后田扑去。由于情况紧急，已不可能赶回后田部置应敌，乃立即带领隘头农民协会的几个人，登上榴坑山顶，鸣锣呼喊，向后田报警。后田农民武装闻讯，在县委领导下迅速撤退，经过两个多小时战斗后，安全撤到山上。

第二天上午，邓子恢经过分析敌情，决定把农民武装转移到与龙岩交界的永定县孔夫一带隐蔽，并亲自从隘头赶往孔夫，在当地党组织支持下，安排好了队伍的住宿地点。傍晚时分，后田武装开到时，邓子恢早已在此等候，并与罗怀盛、陈品三诸同志见面，旋即将队伍改编成龙岩县游击队，进行学习训练。这是闽西最早建立的农民游击队。

由于游击队战士们大多是青年农民，离开家乡开始军事生活很不习惯，情绪不稳定。邓子恢鼓励大家说：我们是受苦受难的人，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大家要鼓起勇气来革命，夺取政权，消灭反动派，将来的天下一定是我们的。他还强调指出，我们既是一支革命的军队，就要有铁的纪律，要服从命令听指挥。这支二十多人的小游击队，在邓子恢等领导和教育下，思想觉悟日渐提高，他们不断袭击敌人据点，捕杀反动分子，为贫苦农民伸张正气，扩大了党的影响。后来，这支部队逐渐发展壮大，成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一支劲旅。

一九二八年四月初，邓子恢调任上杭县委宣传部长，不久代表县委到上杭北四区蛟洋领导农民运动。他到蛟洋后，以广智学校为活动基点，并以教员身份开展秘密工作。蛟洋地处龙岩、上杭、连城三县边界，离三个县城均有一百多里，周围崇山密林，群众基础很好。当时，蛟洋的贫苦农民由傅柏翠等率领，已经组织了农民协会，也已建立了党支部，群众斗争已从减租减息、办平粜，发展到抗捐抗税，斗争情绪不断高涨。

邓子恢在蛟洋首先巩固加强党和农会组织。四月间，在广智学校成立了中共上杭县北四区区委，同时在农民协会中建立秘密农会，使之成为农民运动的骨干力量。

五月三十日，邓子恢在蛟洋主持召开了农民协会会员代表大会，纪念“五卅”运动三周年。他向到会一百多名代表作报告，阐述了“五卅”运动的经过及意义，分析了闽西革命形势及北四区农民斗争情况，提出了 “实现耕者有其田”、“男女平等”、“反对苛捐杂税”等口号，并号召代表们回去发动群众，组织农民武装，筹集武器，准备开展武装斗争。

一时间，蛟洋群众革命情绪迅速高涨。邓子恢向傅柏翠建议，应当立即进行土改分田，实行土地革命，把斗争引向前进。但傅柏翠认为条件尚未成熟，不予采纳。由于意见不能取得一致，邓子恢仍回上杭县委工作。

六月二十九日，永定县在张鼎丞、卢肇西、曾牧村等共产党员的领导下，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武装暴动。上杭县委闻讯，认为永定暴动必将影响到上杭，即派邓子恢前往永定了解形势，商量协同作战。

邓子恢日夜兼程，赶往永定城。他一路上看到武装起来的群众斗争情绪异常高涨，正是发动群众土改分田的大好时机。到达永定以后，他便向永定县委领导人罗秋天、张鼎丞等介绍了龙岩后田暴动的经验和教训，建议将围城队伍撤回农村去，进行土地革命，赶在敌人反攻到来之前，抓紧时机巩固内部，收缴反动武装，打土豪，分田地，抗租抗债，烧毁田契，使贫苦农民得到实际的利益，从而坚定斗争信心，团结在党的周围。中共永定县委接受了邓子恢的建议，把围城队伍撤回溪南里，开展土地革命斗争。

为了防止敌人报复，保卫暴动区域内群众的生命财产，暴动指挥部当即把农民武装集中起来，编成三个连，组成一个独立营，张鼎丞任营长，邓子恢任党代表。这是闽西最早的一支红军部队。队伍组成后，立即分头在溪南里各乡村逮捕反革命分子，收缴反动武装，开展革命活动。

接着，在溪南里召开了各乡群众大会，选举人民委员，成立乡苏维埃政府; 随后又召开区农民代表大会，成立区苏维埃政府。区、乡红色政权成立后，宣布抗粮、抗租、抗捐、抗税、抗债; 并讨论了如何废租、废债和分田等问题。

过了半个月，张鼎丞带领部队前往平和县活动。邓子恢留在溪南里，以张鼎丞家乡金砂乡为试点，主持分田工作。

在讨论分田问题时，碰到了不少困难。由于闽西毫无分田经验，中央未发布过土地斗争纲领，省委也没有具体指示，为了搞好土地分配，邓子恢绞尽脑汁。他认为必须尽量满足贫苦农民的经济要求，争取和团结群众的大多数。为了取得经验，邓子恢主张到群众中去跟大家多商量，并亲自到金砂乡卓坑源土地庙召集了雇农、贫农、中农、以及富农等代表开座谈会，摸清全区的阶级状况和土地占有情况; 发动大家讨论分田原则和具体办法。在调查、座谈的基础上，邓子恢归纳和总结出如下几点原则：

(一) 没收地主、富农和他们掌管的公尝田，中农自耕土地不动;

(二) 按人口平均分配，地主、富农同样分田;

(三) 分田以乡为单位，按各乡原耕种土地划分;

(四) 分田时不要打乱平分，按各户原耕土地抽多补少，肥田瘦田好坏搭配;

(五) 山林为各乡、各村公有;

(六)水随田走，不合理者个别调整①。

上述原则，最后由区工农兵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由区工农民主政府公布执行。

为了使干部掌握好分田原则和办法，邓子恢、张鼎丞还亲自到上金、中金、下金三个村子，跟大家一起下地丈量土地，摸索经验。不到半个月时间，全区土地便迅速分完，有二万多贫苦农民分到了土地。

永定溪南区的分田工作，不仅是在毫无经验、困难重重情况下的第一次尝试，而且是在紧张的军事斗争中进行的。邓子恢、张鼎丞等紧紧依靠群众，反复进行调查研究，集中群众智慧，创造了一整套土改分田的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些方针政策同后来中央公布的土地纲领，在原则上是基本一致的。他们的经验，后来于一九二九年七月间在毛泽东亲自指导下召开的中共闽西“一大”上作了总结，并推广到闽西各县和其他一些根据地实行，对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

闽西暴动后，开始了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新局面。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五日，在永定溪南里古木督村崇德楼召开了由龙岩、永定、上杭、平和等县党代表参加的代表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共闽西特委，郭慕亮任书记，张鼎丞任组织部长，邓子恢任宣传部长。同时，还成立了闽西暴动委员会，负责指挥闽西各县暴动武装。总指挥由省委特派员王海萍担任，邓子恢、张鼎丞、傅柏翠为副总指挥。还决定把闽西各县的武装合编为红七军第十九师，下辖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三个团，邓子恢兼任五十七团党代表。

在这期间，敌人加强了对暴动武装的压力。由于闽西各县的武装力量缺乏军事人材，缺乏作战的经验和武器弹药，尤其是全国形势尚处在低潮阶段，因而在敌人的不断进攻之下，遇到很大困难。根据这些实际情况，闽西特委作了相应的部署，决定停止公开的大规模的军事活动，保留少部分精悍的暴动武装，组成游击队，相机打击敌人，以保护群众和土地革命果实。

一九二九年一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三月中旬，红四军进入闽西长汀，在长汀长岭寨一举击溃了闽西军阀郭凤鸣旅二千余人，击毙旅长郭凤鸣，解放了长汀城，并帮助成立了闽西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长汀县革命委员会。红四军入闽，沉重地打击了闽西的国民党反动统治，改变了敌我力量的对比，促进了闽西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

喜讯传来，大大振奋了闽西党组织和革命群众。当时，邓子恢刚刚接任特委书记，他从龙岩赶往上杭水南特委机关，然后又马上出发，前往长汀，准备向红四军前委汇报和请示工作。当他走到畲心时，闻讯红军已挥戈西进，转战赣南。为了能使红四军了解闽西的情况，并要求红军主力再返闽西，帮助消灭反动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邓子恢写了一份关于《闽西历年斗争与敌我情况》的报告，派人赶赴赣南，送交红军前委。

五月二十日左右，毛泽东派遣宋裕和持他签署的信来找特委，送交邓子恢。信中说红军准备再度入闽，特委须做好策应准备，要邓子恢务于五月二十二日赶到蛟洋，共商退敌之计。邓子恢接信后，立即召开了特委紧急会议，要求各县迅速派人通知各地，实行暴动，响应红四军入闽。会后，邓子恢星夜出发前往迎接毛泽东、朱德和红四军。他才走到龙岩小池，便闻红四军已攻克龙岩，于是急赴龙岩。五月二十三日傍晚，邓子恢在龙门墟遇到了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同志。毛泽东对邓子恢说：要重视武装建设，尽快建立起一支政治上坚定，组织上巩固，军事上具有坚强战斗力的地方红军，这是保证革命胜利、建立人民政权的基本条件。邓子恢向毛泽东介绍了闽西革命斗争的发展情况，认为闽西武装力量还比较薄弱，要求红军调一部分有才干的军事干部，加强闽西地方武装。毛泽东同意了这一要求，抽调了一批红四军的军政干部给闽西特委。

六月三日和十九日，红四军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又连续两次袭占龙岩城，消灭了盘踞在龙岩等地的福建省防军陈国辉之第一混成旅，为进一步创建闽西根据地奠定了基础。六月四日，龙岩县革命委员会在中山公园万众欢腾的集会上宣告成立，邓子恢担任主席。至此，以龙岩、永定、上杭三县为中心的闽西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闽西的革命运动也进入了新的时期。

龙岩战斗胜利结束后，毛泽东对邓子恢说： “闽西局面已经大定，特委对各地工作要有个纲领才好。”①又说：现在党的基本任务，是充分发动群众，实现土地革命，彻底消灭土豪劣绅，建立工农政权和武装，巩固和发展赤色区域。

邓子恢回到特委机关，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并结合闽西各地的斗争经验，起草了一个土地革命斗争纲领。这个纲领的主要内容是： (一) 根据溪南里一九二八年分田的经验，说明土地分配的方法和政策; (二)建立地方武装，如赤卫队、少先队等; (三) 肃清反革命，收缴反动武装; (四) 建立革命委员会及县、区、乡各级红色政权; 此外还有建立农民协会等群众组织。邓子恢写完之后，把草稿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后说： “很好”，并作适当修改后，正式印发到各县去贯彻执行①。

在红四军的强有力支持下，闽西各地迅速建立了各级红色政权和工农武装，掀起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热潮，广大群众的革命情绪空前高涨，实现了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

闽西各级党组织经过几年来的斗争，在党团建设、武装斗争、分配土地诸方面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为了总结这些丰富的斗争经验，制定当前革命斗争的任务、方针、政策，中共闽西特委遵照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的指示，决定在上杭蛟洋召开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前，邓子恢、张鼎丞等协助毛泽东召开了各种调查会和座谈会，了解闽西的政治、经济、军事、工农业破产、洋货侵入等方面的实际情况，为大会制定切合实际的路线、方针，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七月二十日，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蛟洋文昌阁正式开幕。毛泽东、谭震林、江华、蔡协民、曾志等，代表前委出席并帮助、指导大会的召开。会上，邓子恢代表中共闽西特委作了报告。他回顾了闽西大革命以来的战斗历程; 总结了闽西党组织成立以后，领导人民群众打破严重的白色恐怖，胜利地开展各项斗争的经验; 指出闽西党的领导是正确的，在斗争中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抓住重点向四周波浪式发展，成立农民武装，举行武装暴动，进行土地改革，以及在革命低潮时期有组织、有计划地退却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经验。

毛泽东代表前委在大会上作了报告。他热情洋溢地赞扬了闽西党组织在领导人民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斗争中，取得了伟大成果;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精辟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 论述了闽西革命根据地形成以后，目前党的任务是发展胜利成果，巩固和发展红色区域。他指出，在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必须注意坚持“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同时，指出了实现这一战略部署的基本方针和有利条件。

会议期间，邓子恢根据闽西的政治、军事形势和大量的调查研究材料，为大会起草了长达近二万字的《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这一决议案为大会确定了目前党在闽西的总路线： “坚决的领导群众，为实现闽西工农政权的割据而奋斗。”决议还提出了巩固扩大党组织、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实行土地革命、扩大工农武装等项主要任务。这个决议草案经毛泽东修订以后，得到了全体代表的一致通过。

大会选举了新的闽西特委，邓子恢为书记，张鼎丞为军委书记，蔡协民为组织部长，蓝鸿翔为宣传部长，江华为秘书长。

中共闽西“一大”还在进行的时候，蒋介石下令对闽西苏区发动三省“会剿”。敌人正步步逼近，情况十分紧急，大会乃提前于七月二十九日闭幕。

为了部署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会剿”，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朱德、陈毅等赶到蛟洋，在文昌阁同毛泽东、邓子恢、谭震林等一起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红四军分兵两路：第一、四两个纵队留在闽西，与地方武装一起，采取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打击敌人的正面进攻; 第二、三纵队由朱德率领，打到敌人外线去，发展新的局面，从侧翼牵制和打击敌人。

红四军在闽西广大军民支援下，经过一个多月的浴血奋战，打破了敌人的“会剿”。十月下旬，邓子恢率领特委机关从上杭城移驻苏家坡。毛泽东当时正在地方指导工作，也随机关一起到了苏家坡。

在苏家坡的日子里，邓子恢一直在毛泽东指导下进行工作。邓子恢对于毛泽东一向十分尊重和敬仰。早在青年时代，他在《湘江评论》上读到了毛泽东的文章，并为毛泽东对国际国内时局的剖析，对黑暗社会无情的抨击，以及改革社会的种种主张所折服。在毛泽东率领红军到达闽西之后，在共同战斗和生活的日子里，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和道路的精辟分析、开展土地革命战争的方向和路线以及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使邓子恢对他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把他视作良师益友。邓子恢总是虚心地向毛泽东学习。他们在工作之余或晚饭之后，经常漫步在枫树林里和村边小溪畔，探讨马列主义的理论问题和根据地的建设工作。

有一次，当谈论到领导者的责任是什么的问题时，邓子恢一时答不上来。毛泽东就向他指出：领导者的任务，在于替群众当传达员。把大多数群众和贫苦工农的意见和要求，及时带到党政领导机关。党政领导机关应根据这些意见和要求，进行分析和研究，作出解决的办法，然后再把党的决定传达到群众中去执行。

后来，邓子恢将这一指示传达给特委的同志们，并根据这个精神向各县发出了《特委通告第十四号》，明确规定了各级苏维埃领导机关的职能，对各级政府逐步克服人浮于事的官僚习气，养成走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身患恶性疟疾，体质虚弱。邓子恢非常关心毛泽东的身体健康。他叫人专程去购来了牛奶白糖，送给毛泽东补养身体，派人寻找好的中医来为毛泽东诊治，充分体现了战友之间的革命情谊。

在毛泽东、邓子恢等的领导下，闽西各级党组织执行了中共闽西“一大”所制订的正确路线和政策，闽西革命根据地获得了迅猛的发展。至一九二九年底，闽西约有八十万农民分到了土地，成立了四个县、五十多个区、四百多个乡的苏维埃政权，红色区域扩大到龙岩、永定、上杭、连城、长汀、武平六县之间，地方武装也得到了发展壮大。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下旬，正值毛泽东在上杭古田主持召开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向闽西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三省“会剿”。年底，古田会议在紧张的战斗气氛中胜利闭幕。为了粉碎敌人的“会剿”，红四军前委决定全军撤离闽西，向江西南部地区作战略转移，调动和牵制敌人，创造有利时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刚由闽西各县地方武装整编成立的红四军第四纵队，也由张鼎丞、卢肇西率领，随主力开赴赣南。

红四军在一九三○年一月上旬突然向赣南转移。赣敌金汉鼎部仓惶撤回江西，以保其后方。福建和广东两省参加“会剿”之敌，也由于遭到闽西军民的不断打击，加以内部争斗和各自的利害关系，不久也都溜之大吉。蒋介石七拼八凑、声势浩大的第二次三省“会剿”，至此又以失败告终。

打破了敌人第二次三省“会剿”之后，中共闽西特委机关从上杭苏家坡迁入龙岩城，闽西红色区域进入了一个大发展的时期。这期间，闽西苏区的几个重要领导人张鼎丞、郭滴人、谭震林等都先后到外地执行任务，苏区的主要领导责任由邓子恢承担了起来。邓子恢日夜奔忙，把全副精力投入到工作中。他领导闽西特委于一九三○年二月份先后研究并发布了《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关于组织问题决议案》、《工人运动决议案》等一系列重要文件; 同时着手筹备建立闽西苏维埃政府。

三月十八日，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邓子恢主持下，于龙岩省立第九中学召开。大会讨论了闽西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项问题，并通过了决议，制定了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文化教育和财政经济政策等。大会选举成立了闽西苏维埃政府，邓子恢当选为政府主席。

邓子恢在土地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深刻地认识到建立一支坚强的人民武装的重要性。特别是在主力红军转移赣南之后，闽西红色区域的武装力量很薄弱。因此，在闽西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后，邓子恢领导下的中共闽西特委，首先考虑到的是建立一支具有坚强战斗力的红军。一九三○年五月，特委把闽西地方红军和各县赤卫队共三千多人，正式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二军，邓毅刚为军长，邓子恢兼任政治委员。在此之前，为了培养军事干部，在一九三○年年初，还成立了闽西红军学校，也由邓子恢兼任政治委员。

在邓子恢等领导下，闽西苏维埃政府集中主要精力，采取多种措施，致力于建设和巩固闽西根据地。

其一，贯彻土改政策，重新调整土地。邓子恢经过调查研究，认为一九二九年分配土地时，提出“抽多补少”，只重视土地数量上按人口平均分配，因而许多地主、富农保留了好田，而贫雇农分到的多是瘦田、坏地。因此农民有重新调整土地的要求。遂决定在“抽多补少”的原则上，再加上一条“抽肥补瘦”的规定。这种方法在龙岩试行后，深受农民们的欢迎，然后迅速推行到了闽西各县。

其二，组织粮食调剂局，平定粮价。这一政策打击了投机奸商，保护了贫苦农民的利益。

其三，设立工农银行，稳定根据地的金融，实行低利借贷，禁止劣质银币和杂钞输入。

其四，组织若干劳动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开始了农业合作化的初步尝试。

其五，鼓励土产出口，发展与白区的商业贸易，缩小工农产品的剪刀差现象，繁荣苏区经济。

一九三○年六月初，红四军在赣南转战了将近半年，创建了赣南红色区域之后，按预定计划返回闽西，与其他各兄弟部队会师。六月中旬，红四军前委与闽西特委在上杭南阳召开联席会议，总结一年多来创建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前委书记毛泽东主持了这次会议。邓子恢代表闽西特委向会议报告了闽西的工作，特别介绍了在闽西土地分配中实行“抽肥补瘦”的意义和效果。

毛泽东和与会的同志对于邓子恢报告的闽西工作经验表示满意。会议期间，邓子恢还根据大家讨论的内容，起草了《富农问题》和《流氓问题》两个决议，由毛泽东修改后交大会通过①。决议总结了闽西土地革命的经验，充分肯定了以乡为单位，在原耕地基础上抽多补少，按人口平均分配的土地政策;同时也正式规定了“应该于 ‘抽多补少’ 之外还加上 ‘抽肥补瘦’ 一个原则。”另外，还规定了其它有利于苏区经济发展的一些具体财政经济政策。但是，由于“左”倾盲动主义倾向已经在党内逐渐增长，《富农问题》决议也不免受到影响，作出了若干“左”的规定。会后，毛泽东特地邀请邓子恢到长汀，向红军部队介绍闽西的土地革命经验。

在中共闽西特委和闽西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闽西苏区得到了迅速的巩固和发展。一九三○年上半年，根据地纵横三百里，人口近百万，党组织发展为八个县委、五十三个区委、五百四十六个支部，拥有一万左右党员; 建立了六个县、六十多个区、五百九十七个乡的苏维埃政府，形成了一九二六年以来闽西革命局面的全盛时期。

领导白区斗争和中央苏区财政工作

一九三○年下半年，闽西苏区与赣南苏区已打通联成一片，初步形成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全国各地在党的领导下，工农武装割据的烽火到处燃烧，建立了大小十几块红色区域，红军总数发展到了十几万人。中国的革命潮流正在不断胜利的发展。

但是，一九三○年六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统治了全党，破坏了这一大好局面。

在这前后，立三“左”倾错误也开始在闽西苏区传达和贯彻。根据这一错误方针，闽西刚刚组建的红二十一军必须冒险向敌人力量强大的广东东江地区出击，以实现所谓“闽粤桂三省总暴动”。当时，邓子恢、张鼎丞等认为，在闽西苏区还有不少民团土匪，时值夏收之际，都跃跃欲试，企图放火抢粮; 而主力红十二军又奉令北上，远离苏区。因此，建议先集中红二十一军消灭团匪，巩固苏区，然后有阵地的逐步向漳州、厦门等附近的城市发展。但执行立三“左”倾错误的同志认为，“闽粤桂三省总暴动，是中央的方针，是绝对正确的，闽西红军应坚决地、迅速地向广东出击。我们胜利了，即使丢掉闽西苏区也没有关系”①。于是，邓子恢、张鼎丞的正确意见被压制了下去，并被扣上“新右倾”的帽子，受到了排斥和打击。

一九三○年九月，邓子恢被解除了红二十一军政委职务，并撤换了其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和闽西特委书记的职务。不久，中共福建省委派他以省委巡视员的名义，到福建沿海开展白区工作。

邓子恢在长期艰苦复杂的斗争中，培养了坚强的党性和马列主义的原则性。他目睹了“左”倾冒险主义给闽西苏区造成的严重危害，但他坚信党会战胜这一困难，决心以加倍的工作和奋斗精神，唤起更多民众的觉醒，投入革命洪流。因此，他毅然接受了党分配给他的新任务，前往闽东、闽中和闽南地区，致力于开辟新区的工作，把闽西农民运动的经验传播到福建各地去。

一九三○年十一月间，邓子恢首先前往莆田县工作。当时莆田游击队没有发动农民运动，长期隐蔽在山上，一直得不到发展，所以只保存了十多个人。邓子恢抓紧恢复和整顿游击队，密切党和群众的关系。不久游击队得到了群众支持，很快发展到了五十多人，初步打开了莆田农民运动的局面。

一九三一年春天，邓子恢根据省委指示，转到福安县巡视工作。在福安党的领导人马烈烽协助下，他亲自到农民中去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宣传抗租抗债。农民听了很感兴趣，树立了对党的信仰和表达了实行土地革命的要求。在这基础上，邓子恢很快在农民中间组织了秘密农会，发动了以拖债为形式的抗债斗争，取得了胜利。农会的威望因此提高，邻乡各村庄也都纷纷组织了起来。随着农民斗争的深入，邓子恢又适时地领导农民群众发动了禁粮出口和平粜赊粮的斗争。从此，福安县的农民运动就蓬勃广泛地发展了起来。

当福安的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后，邓子恢回到福州，向福州中心市委汇报了福安的斗争情况。一九三一年十月，市委又委派邓子恢到连江县沿海农村去开辟新区工作。邓子恢为了便于开展白区工作，化名林祖清，由福州台江登船，顺闽江东下，出海口沿着海岸线北上，在连江乌猪上岸之后，步行到达预定的工作地点——透堡，并与当地一位当小学教员的地下党员杨尔菖接上了关系。

此时，稻子已经成熟，农民们将要开镰收割。邓子恢一到透堡，当即与杨尔菖商讨发动农民运动的办法。经过研究，决定首先领导群众开展秋收斗争，鼓舞农民的斗争热情。当天夜里，他们又把十多个秘密农会会员召集在一起，具体商议发动的方式。邓子恢用刚刚学了几句生硬的福州方言，再请杨尔菖作必要的翻译，向大家作宣传演讲。他从农民的生活谈起，尔后提出了向财主们减租的意见。经过一番讨论，大伙同意了邓子恢的意见，确定农会会员们都要立即分头进行串连。短短几天功夫，农会会员发展到了一百四五十人，分别编成了若干农会小组，选定了几个积极分子为执行委员。

斗争开始以后第五天，邓子恢召集了执行委员会议，共同分析形势。大家认为，农民斗争情绪高涨，发动群众性减租运动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决定召开农民大会，进行公开斗争。

紧接着，在透堡杨家祠堂召开了全乡农民大会。由杨尔菖宣传了农民为什么受苦受难的道理，提议从此实行减租，并宣布了秘密农会议决的决议。这些决议受到了与会四、五百名群众的一致拥护。

由于邓子恢能深入群众，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不但使透堡的减租斗争得到了胜利，而且很快地建立了党支部，农会会员发展到二百多人。邻近的马鼻乡等村庄也受到影响，纷纷仿效透堡乡的斗争经验，组织农会，开展农民运动。后来，福安县和连江县都成为闽东游击斗争的主要根据地。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省委调邓子恢到漳州工作，任务是帮助转变漳州游击队的单纯军事观点，使游击队的活动同群众斗争密切联系起来。邓子恢到漳州后，了解到漳州游击队已有好几年的历史，人数虽然不多，打仗却勇敢灵活，纪律也好，与群众关系也不错。但游击队不善于发动群众起来斗争，不懂得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没有在群众中建立农民协会和党的组织，因而群众的革命热情和力量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始终没有建立起游击根据地来。

邓子恢针对这支队伍存在的问题，向漳州县委传达了省委的指示，“指出了单纯军事观点的危害性，指出光靠游击队替天行道是行不通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只有依靠自己才能解放自己。”①

在邓子恢的帮助教育下，游击队的同志们检查了过去的工作，决定按照“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游击战术，分成三支小分队，发动群众斗争，开展工作，从而打开了闽南革命斗争的局面。

一九三二年春节前后，邓子恢来到了漳浦县小山城。这里是闽南群众基础较好的一个地区，农民手中还有少量武器。当时驻漳州国民党张贞师正在农村强行征收“飞机捐”，搜括民脂民膏。邓子恢和县委的同志一起研究了对策，决定从反对“飞机捐”入手，逐步发动群众开展政治斗争，以便将来在这里建立根据地。由于党提出的“要求减派飞机捐”的口号深得群众的支持，群众很快行动起来，并组织了公开的农会，党也发展了，农民自卫队也建立起来了，原由地主阶级统治的小山城一下子变成了农会控制的区域。不但“飞机捐”抗了，群众还进一步提出废除地捐税，进而又转到了减租和禁粮出口，实行退租平粜。这些斗争都取得了胜利。消息一传开，附近许多乡村受到了影响，贫苦农民纷纷投入了斗争。

小山城一带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反动派的惊慌。他们派出了大批军队，并勾结地主武装联合进攻小山城，肆意烧杀摧残。敌人的暴行更加激起了群众对反动派的愤恨，因而极力支援游击队，打退了敌人的几路进攻。漳州游击队就是这样在群众斗争中，改变了过去的单纯军事观点，获得了人民的有力支持，站住了阵地。

邓子恢根据小山城巡视工作的情况和当地斗争实际，于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日向厦门中心市委写了一份报告，提出漳州党组织应立即开展创造赤色游击区域，扩大游击队，加强沿海反帝斗争阵地; 游击队应分散发动群众，扩大党的影响，争取与闽西苏区连成一片的意见。这一意见，得到了厦门中心市委的重视和采纳。不久，漳浦、龙溪、云霄、平和各县农民在党的领导和游击队的支持下，都先后组织起来。游击队也逐渐成长为一支有相当战斗力的红军独立第三团，创建了闽南游击根据地。

一九三二年四月初，毛泽东率领红军东路军从福建汀州出发，东进漳州。四月二十日，红军攻占漳州，击败了守敌张贞师，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邓子恢闻讯，于第二天与蔡协民进入漳州，在东路军司令部找到了毛泽东、聂荣臻等同志，彼此相见，分外高兴。

毛泽东与邓子恢作了长谈，告诉他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瑞金成立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并已任命他为人民委员兼财政部长。毛泽东要邓子恢先到漳浦一带农村去协助红军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扩大红军，然后再与他一同返回瑞金。

五月下旬，东路军分批撤离漳州，返回中央苏区。七月初，邓子恢随东路军撤离漳州，回到龙岩。不久，前往瑞金就任财政部长之职。

邓子恢到达财政部之后，很快发出了第一个文件，提出了六项任务，其中一项是统一苏区财政，并责成中央银行具体实施。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六日，财政部发出第十二号通令，统一苏区会计制度和建立国库制度，规定了暂行国库条例、会计规则和会计课目表等。一九三三年四月，财政部又分别发出《关税征收细则》、《关于整顿商业税问题》、《建立现金出口制度》等项训令。邓子恢在制定这些条令的同时，还主持开办金库训练班、财政人员训练班，召开省县财政和银行负责人会议。这些措施，有力地保证了中央苏区的经济发展，支援了红军的反“围剿”斗争。

那时，国民党反动派出动了上百万兵力，对中央苏区接连疯狂地发动了第四、第五次“围剿”。敌人在军事封锁的同时，实行严格的经济封锁，造成中央苏区的经济困难。当时中央苏区有二百五十万人口、十万红军部队。由于赣南、闽西苏区是个落后的农业经济区，地盘也不大，在这样激烈的战争时期，军费消耗极大，而财政收入来源只有土地税、商业税、向土豪罚款等方面，远远不能应付苏区的正常开支。再加上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苏区奉行过“左”的经济政策，打击私营工商业，取消红军筹款任务; 致使苏区经济财源枯竭，货币贬值，更加陷于十分困难的境地。

邓子恢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曾力图扭转亏损，为解决经济困难作了最大的努力。他也多次实事求是地把这些严重问题向中央作了报告，在中央局及中央政府会议上提出了应尽可能地节约军费开支，适当增加税收，有计划地增加货币发行等等临时应急的措施。但是，由于主观的努力与客观经济状况存在严重的差距，财政部始终未能在根本上扭转苏区的财政困难局面。

一九三三年初，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下的党中央从上海迁到瑞金，更加进一步地推行其“左”倾教条主义，不仅完全排斥了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领导，而且对不同意他们错误方针的同志，实行宗派主义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期间，邓子恢以极大的精力和忍耐性从事财经工作，为减少苏区的经济损失进行了艰苦的斗争。由于邓子恢坚持了反对侵犯中农利益，发展经济建设，推动合作运动，主张要团结工商业者，发展对外贸易等等正确主张，受到“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排斥打击。他们不顾当时实际情况，把苏区财政经济的困难，完全归罪于邓子恢身上。他们指责他把财政部的收入建筑在沙滩上，有计划地发行货币是“眼睛向着石印机瞄准”的“向困难投降”的政策。

一九三三年八月九日，在“左”倾教条主义推行者的主持下，召开了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四十七次会议，研究苏区财政问题。由于邓子恢在财政工作方面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意见和措施，会议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认为“财政部长邓子恢同志工作虽然积极，但犯了许多原则上的错误，……因此邓子恢同志不能继续担任财政人民委员”①。八月二十五日，中央政府发出《整顿财政工作的训令》，再次公开指责苏区财政的问题，是因为财政部“不执行正确的阶级路线对革命形势的机会主义估计的结果，而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同志是应负最大责任的。”②同时，在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和《斗争》杂志上，对邓子恢公开点名批判，指责他是“无气节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犯了“一贯的机会主义性质的”严重错误，甚至斥责邓子恢“对于苏维埃运动的胜利，发生动摇。”③

但是，邓子恢面对这些不公正的批判打击，并未放弃自己的正确主张，仍坚持与“左”倾教条主义的经济政策进行合理的斗争。当然，邓子恢在苏区财政工作中实行的方针政策，由于当时客观情况及缺乏经济管理等方面的经验，也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在一些方面确实也存在着不足的地方。但是，“左”倾教条主义者采用这种打棍子的方式，和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打击邓子恢这样一个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努力工作的干部，是十分错误的。

从这以后，邓子恢被撤去财政部长职务，降职为副部长，负责没收征发局的工作。邓子恢在被降职之后，仍然积极工作，毫无怨言，认真努力地去完成每一项任务，致力于苏区经济的财源开发工作，维护了党的团结，一直坚持到中央苏区被敌人攻陷，主力红军长征。

坚持闽西三年游击战争

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遭到了失败。一九三四年十月中旬，红军主力被迫突围，开始长征，中央革命根据地逐渐被敌人侵占。

中央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成立了以项英为书记，陈毅、贺昌、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等为委员的中共中央分局，留在苏区指挥作战。不久，敌人集结了重兵，分南北两路向红军集结地区于都南部和会昌西北部进攻。红军主力二十四师及几个独立团在牛岭战斗中遭到严重失败。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中央分局决定一方面电请中央指示，另一方面加强对各地斗争的领导。项英、陈毅、贺昌率领剩余的部队转移到于都南部进行整顿，等待中央回电; 陈潭秋、邓子恢、谭震林返回闽西，领导游击战争; 其他一些领导同志也分别派往各地开展斗争。

一九三五年二月，邓子恢到达驻在长汀四都的福建省委。二月二十一日，邓子恢和瞿秋白、何叔衡等化装成土豪及其眷属，在福建省苏保卫局二十四名战士护送下，从长汀四都小金村出发，向永定进发，准备与张鼎丞领导的游击队会合。为了避免敌人的追击，他们日宿夜行，二十四日拂晓到达长汀水口，涉水东渡汀江。

过了汀江以后，在小迳村稍作休息，打算吃点早饭以后继续前进。不料驻在水口的敌保安团发觉了他们这支小队伍，分两路包抄过来。在这危急之际，邓子恢指挥队伍一面阻击敌人，一面掩护瞿秋白、何叔衡等同志向附近牛子仁岽山上撤退。当邓子恢等撤上山后，又遇到了驻上杭保安团钟少奎匪部一股敌人的袭击。在激烈的战斗中，邓子恢和其他同志被冲散。他带着少数战士从山头冲下山去，敌人的枪弹在他周围飞溅。他背上背着的一条行军毯，也被子弹擦破了好几道口子。他们涉过一条小溪，凭河打退了敌人的追击。在激烈的突围战中，何叔衡英勇牺牲; 瞿秋白被捕，后被国民党杀害于长汀。

邓子恢冲出敌围后，重又回到了省委所在地四都，巧遇陈潭秋、谭震林率领从赣南突围出来的红军二十四师一个主力营。邓子恢乃与他们一起，返回闽西，重新开展游击战争。

在返回闽西途中，部队受到了敌人五个团的轮番追击，还不断遇到地主武装的袭扰阻击。他们在涂坊、通贤、南阳、石圳潭等地与敌人进行了多次激烈战斗，冲破了一层层的封锁线，历尽困苦，备受艰辛，部队伤亡很大。但全体指战员斗志高昂，克服了重重困难。经过半个多月的艰难历程，终于在三月中旬到达永定县溪南区赤寨，和张鼎丞领导的游击队胜利会师。

一九三五年四月，陈潭秋在赤寨主持召开了第一次闽西南地区党政军会议。邓子恢和张鼎丞、谭震林、方方等均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成立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闽西南地区的党政军工作，开展游击战争。由张鼎丞任军政委员会主席，邓子恢任财政部长兼民运部长，谭震林任军事部长。

会议根据主力红军北上，中央苏区根据地已经沦陷，红军和游击队失去了后方依托，兵源无法补充，部队不断减员的实际情况，讨论了闽西红军和游击队的行动方针问题。大家认为应当按照党中央指示的精神：坚持游击战争，保存精干，打击敌人，使国民党反动派无法顺利地统治老苏区人民群众。同时按照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充分运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战术原则，开展广泛的、灵活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积极打击和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打破敌人的“清剿”，

中共人物传 邓子恢人物传,邓子恢生平事迹,邓子恢评价

中共人物传 邓子恢人物传,邓子恢生平事迹,邓子恢评价

中共人物传邓子恢人物传,邓子恢生平事迹,邓子恢评价

中共人物传邓子恢人物传,邓子恢生平事迹,邓子恢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