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方志敏人物传,方志敏生平事迹,方志敏评价

Posted 2022-05-07 弋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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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方志敏人物传,方志敏生平事迹,方志敏评价

方志敏

血染东南半壁红，

忍将奇绩作奇功。

文山去后南朝月，

又照秦淮一叶枫。

这是叶剑英1940年在重庆读方志敏狱中手书后写下的一首七言绝句，高度赞扬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人民英雄方志敏坚贞不屈的崇高品德，歌颂了他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10军团的丰功伟绩。

青少年时代

方志敏，原名远镇，乳名正鹄，号慧生。从事革命活动后，曾化名李祥松、汪祖海、徐松柏，1899年8月21日 (即农历七月十六日) 出生在江西弋阳九区漆工镇湖塘村 (现为弋阳县漆工乡湖塘村)一个大农户家。祖父方长庚，生有七男二女，全家老少30多口人，耕种200多亩田地，其中有100多亩是佃耕地主的租田。

方志敏的父亲名叫方高翥，排行老三，勤劳朴实，年轻时曾与人合伙做茶叶生意，亏本后一心务农。方志敏的母亲金香莲，是一位善良谦和，持家勤俭的农妇。方志敏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姐姐方荣姩，大革命时期为保护革命同志，作出过重要贡献; 弟弟方志慧，早年从事革命工作，曾任红10军战斗模范团团长，后在贵溪县宛港桥战斗中不幸牺牲。方志敏的叔伯和堂兄弟姐妹中，为革命献身的还有方高显、方远辉、方远杰等人。

方志敏从小勤劳好学。7岁开始放牛、拣野粪、割草。8岁入本村私塾就读。“启蒙那一年所读的书，就比同塾儿童三年读的书还要多。”①被先生夸为“奇才”。11岁那年，村里私塾因大旱闭馆，方志敏便转到高桥严常新的私塾搭学。第二年，严常新被“北乡王”大劣绅张念诚聘请到烈桥设学馆，方志敏又随严先生到烈桥就读。随着年龄的增大，知识的增多，方志敏对老八股不感兴趣了，功课之余，阅读了一些传播改良主义和民主思想的文章，“逐渐不安于这黑暗的时日” ，“渴望着光明”，“开始为光明而奋斗”②。劣绅张念诚见方志敏天资聪颖，学业猛进，便托人到方家说媒，想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方志敏。方志敏的父母觉得此亲结不得，便以儿子年幼为借口，婉言推辞了。张念诚不甘心，又要收方志敏为干儿子，方志敏也坚决不从。

方志敏14岁时，祖父病逝，叔伯们各立门户，他不得不辍学，在家一边劳动，一边自学。这期间，方志敏对社会的黑暗和农民的痛苦，有了切身的感受，他常常自问：村里农民一年到头，拚死苦做，为什么还是过着不得温饱的生活? “一块小猪油，可以涂几十回的锅，整年不见肉面; 不买盐而吃淡菜; 热天不穿衣服，宁愿让太阳晒脱一身的皮; 晚上不点灯，宁愿摸黑; 生病不吃药，宁愿病死; 荒年就吃树皮、草根、观音土。租和债逼得紧时，就出卖儿子老婆，或吊颈投水而死。”①“看到村中如此情形，心里总感着难过，合得将它改良一下才好”②。这时的方志敏已经开始了对社会改革的思考，对人生道路的探索。

湖塘人一直认为方志敏是“斯文人”，他父亲也觉得儿子作田是“误日子” ，便四出筹钱送儿子上学。17岁时，方志敏考入了弋阳县立高等小学校。校址在弋阳县城东门 “叠山书院”。方志敏在这里，眼界大开，求知欲更强，不仅听讲专注，而且思想活跃，爱思考，好提问，每门功课成绩都名列前茅，经常受到老师的称赞，成为同学喜爱的中心人物。他与邵式平“三年同班，朝夕不离，情投志合，结为至友”③。

当时，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各地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常常集会结社，方志敏也“将九区在校的学生，组织了九区青年社”④，利用课余和假日聚集在一起，阅读进步书刊，谈论国家大事，探讨社会问题。方志敏还领导青年社活跃在社会上，开展了对反动文人、政客江元虎的斗争; 进行了反对黄理卿竞选参议员的活动; 又揭露并公布了“北乡王”张念诚的十条罪状，唤起了群众对张念诚的愤恨。

1918年9月，段祺瑞政府在 “山东问题秘密换文” 中，承认了日本在山东取得的特权，激起了全国人民反帝爱国的怒潮。方志敏“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企图灭亡中国的横暴，心里愤激到了极点，真愿与日本偕亡! ”①他积极参加学校的反帝爱国活动，经常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五四运动爆发后，方志敏和邵式平等发起组织同学在县城集会游行，张贴从北京寄来的《告青年学生书》、《告各界同胞书》，带头抵制日货。他虽然是个穷学生，但为了唤起群众的爱国心，当众砸碎、销毁了自己日常用的搪瓷脸盆、牙刷、牙粉、席子等日货。方志敏当时的爱国热情，“直有如一个青年姑娘初恋时那样的真纯入迷”②。

艰苦的学习生活，加上废寝忘食地参加社会活动，使方志敏的身体受到摧残，20岁那年，便感染了肺结核病。

1919年夏天，方志敏高小毕业。他选择了“实业救国”的道路，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江西省立南昌甲种工业学校。这年秋季，方志敏来到该校预科学习。除认真学习功课外，还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东方杂志》等进步书刊，学习革命理论，接受新思想、新知识。同时他还和南昌各校的爱国学生一道到车站、码头发表演说，查禁日货。

方志敏读完一年预科，由于各科成绩优异，被免学费升入应用机械科。当时的“甲工”，完全为东洋系校长赵宝鸿把持，校政腐败，黑幕重重。教员中，不少人不学无术，依靠裙带关系，占据讲台，学生十分不满。方志敏便团结一批热心的同学，发起组织了 “甲工”学生自治会，他被选为负责人，带领同学公开揭露学校的腐败，要求改革校政，撤换饭桶教员。他还编演了讽刺剧《一个私塾的怪现象》来影射“甲工”的腐败。这个剧在南昌市学生联合会为纪念辛亥革命九周年举办的联欢晚会上演出，震动很大，赵宝鸿恼羞成怒，以侮辱师长为由，给方志敏记大过一次。1921年春，方志敏又带领学生自治会的同学调查、揭露了赵宝鸿贪污学校基建经费和材料，在南昌大凌云巷为自己盖公馆的丑行。赵宝鸿以纠众闹事，煽动学潮为理由，挂出了开除方志敏等四人学籍的牌子。赵宝鸿这一行径，激怒了全校同学。当日，“同学们顿时大哗，将牌子摘下，一脚踏烂，并由学生自治会，另悬一块牌子出来，历数校长的罪恶，开除校长。”①掀起了“驱赵风潮”。学生自治会作出四条决定：一、立即罢课;二、呈文省教育厅，要求将赵宝鸿撤职查办; 三、散发传单，向社会各界揭露 “甲工” 黑幕; 四、举行示威请愿。“甲工”同学的正义行动得到南昌、赣州、吉安、九江等城市学生和社会舆论的声援，学潮大有蔓延之势。赵宝鸿见势不妙，一面勾结军警弹压，一面又宣布提前放暑假，使这次学潮只持续了一个星期，就被平息了。通过“驱赵运动” ，方志敏进一步懂得了必须彻底改革社会的道理。

方志敏在“甲工”时，在南昌青年学生中有了一定影响，被选为南昌学联的负责人之一。当时，南昌二中的袁玉冰、黄道等倾向革命的学生，发起组织了“江西改造社”，特邀方志敏参加，并参与社刊《新江西》的编辑工作。

1921年秋季，方志敏被迫离开“甲工” ，来到九江，考进了南伟烈大学。这是一所有几十年历史的教会学校 (原为同文书院) 。入学后，方志敏感到“这学校也是表面好看，内容是腐败的。”②最使他难受的就是“每天早晨一个小礼拜;星期四下午，又是一个礼拜，星期日的整个上午，都做礼拜! ”①校规甚严，平时不准出校。在这里，方志敏并非想学 “洋教”，而是为学英文，经常书下面放的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并喜欢和一些进步同学谈论“社会主义”，探求救国救民之道。方志敏还发起成立了“读书会”和“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读书会” 和 “研究小组”成员经常利用做“礼拜”的时间，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

1922年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发起了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的运动，方志敏秘密发动南伟烈大学、九江第六师范、第三中学的进步学生，加入“非基督教大同盟”，与九江各界人士举行集会游行。方志敏的反帝爱国活动，触怒了九江镇守使吴金彪，他逼迫校方开除方志敏，但校长张伯鸾考虑方志敏成绩优良，在学生中威信很高，担心开除方志敏会引起学潮，一直拖延不决，暗中却派人监视方志敏等人的行动。正在这时，方志敏忽然接到上海一位朋友寄来的《先驱》报，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报。方志敏读后，“非常佩服它的政治主张”②，决心要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方志敏在南伟烈大学期间，开始写白话小说和诗歌，有的被《新江西》采用，有的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这些文艺作品，通过对劳动人民悲惨生活的描写，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旧的社会制度。他在《哭声》中写道：

仿佛有无量数人在我的周围哭泣呵!

他们呜咽的、悲哀的而且时时震颤的声音，

越侧耳细心去听，越发凄楚动人了：

“我们血汗换来的稻麦，十分之八被田主榨取去了，

剩的些微，那够供妻养子?……

我们牛马一般的在煤烟风尘中做着运输，奔走，

每日所得不过小洋几角，疾病一来，只好由死神摆布去了! ……

跌倒在火坑里，呵! 这是如何痛苦呵!”①

时隔不久，方志敏又抱病写了《呕血》一诗：

呵，什么?

鲜红的是什么?

血吗?

血呀!

我为谁呕?

我这般轻轻年纪，就应该呕血吗?

呵，是的!

我是个无产的青年!

我为家庭虑，

我为求学虑，

我又为无产而可怜的兄弟们虑。

万虑丛集在这个小小的心儿里，

哪能不把鲜红的血挤出来呢?

……①

在南伟烈大学，尽管费用较低，但对于贫穷人家来说，所需费用还是可观的。为此，方志敏家里债台高筑，象一块千斤重的大石头，压得全家人天天都处在忧愁之中。方志敏不愿因自己一个人读书，给全家人带来沉重的负担，便决定自动退学了。后来，他在给一位同学的信中写道： “读书不成，只为家贫。但因贫而无受教育机会的人，在中国何止千百亿万?无论如何，我是不会相信基督教的，现在，我也不愿再读那些无意义的书，我要实际的去做革命工作了。”②

踏上革命路途

1922年7月，方志敏为寻求革命真理，来到了上海。他原想谋个半工半读的职业，暂且栖身，但到处碰壁。来上海前，南伟烈大学校长出于对方志敏才智的赏识，给了他一张名片，要他到上海找一位牧师，通过牧师找个工作。当牧师知道他身无分文时，便断然拒绝。“贫人不但无读书的机会，连工作也不能找到，倒被人羞辱一番⑧”。方志敏当时写了一篇纪实小说《谋事》，对这件事作了真实描写。

谋事不成，生活无着。方志敏每天靠大饼充饥，到同乡会或赣籍同学处搭歇，过着困苦不堪的生活。不久，他找到了《先驱》报编辑部，见到了恽代英、向警予，结识了赵醒侬，心里异常高兴。从此，方志敏得到了团组织的关怀和教育。随后，在赵醒侬等人的帮助下，方志敏在法租界贝蒂鏖路鉅鹿里与人合租了一间亭子间住下，并在《民国日报》担任校对工作，月薪20元，勉强餬口。他晚上在《民国日报》社上班，白天到一所大学旁听，其他空闲时间就同赵醒侬等进步青年在一起针砭时政，研究马克思主义，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

8月间，方志敏经团组织的了解和考验，由赵醒侬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实现了他多年的愿望。此后，方志敏感到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对自己的要求也更严了。他考虑到此时“革命思想，在江西传播不广”①，便要求回江西，做一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实际工作。不久，方志敏与几个先进青年一道离沪返赣。

方志敏回到南昌后，同“改造社”成员和革命青年知识分子取得了联系，和他们一道研究了创办南昌文化书社，开展革命活动的计划。在大家的努力下，南昌文化书社在三道桥东湖边一栋平房开张营业了。方志敏担任经理，并亲自起草了《南昌文化书社宣言》，《宣言》开宗明义地写道： “荒凉的江西，没有文化种子的江西，居然也有 ‘文化之芽’ ，虽不至枯萎去，也怕不能蓬蓬勃勃地滋长起来，那么，就应该用人工的灌溉法，从别处运输一些 ‘哀其杜阿’②来供给文化的需要，我们组织这个文化书社，就是要实行这个使命。” 文化书社“专贩卖马克思主义的和其他革命的书报”③，如《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康民尼斯特(共产主义) 丛书》、《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共产主义ABC》和《向导》、《先驱》、《新青年》等革命书刊，吸引了一批青年在这里翻看，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理论在江西得到了传播。

1923年秋，袁玉冰、赵醒侬根据党的指示，先后从北京、上海来到南昌，从事南昌地方团的创建工作。他们以文化书社作为据点，经常邀集一些进步青年阅读革命书刊，灌输革命思想，培养革命积极分子。同时，袁玉冰与方志敏还合编了《青年声》周报，由书社发行，宣传革命思想。

1923年1月20日，赵醒侬、方志敏等七人，在南昌文化书社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南昌地方委员会。为了进一步掩护团的秘密活动，接着又发起组织了江西民权运动大同盟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作为公开活动的团体。民权运动大同盟吸收各阶层人士参加，开展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团员为骨干，吸收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和各校进步学生加入，通过阅读革命书刊，对青年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培养建团对象，发展团的组织。经过赵醒侬、袁玉冰、方志敏等人的努力，江西各阶层人士争取民主权利、反帝反军阀的斗争迅速展开，团组织到3月间已由七人发展到21人。这年3月，北洋军阀驻江西督军蔡成勋下令取缔民权运动大同盟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将袁玉冰等人逮捕入狱，南昌文化书社也遭到查封。此时，方志敏肺病发作，咳血不止，正在美国人办的医院 (即现在的江西医院)住院治疗。为了安全，刘醒侬等人商量，决定方志敏离开南昌转往南京。

方志敏抵南京后，住在成贤街旁的文昌宫。不久，进入东南大学旁听。在这期间，方志敏写了《我的心》和《同情心》两首诗作，表达了对腐朽社会制度极大的愤恨和反抗。在《同情心》中，方志敏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压迫剥削者的凶残本性：他们的心象“冰一般的冷”，“铁一般的硬”，“烂果一般的烂”。他们“把快要死的孩子底口中的粮食挖出来喂自己的狗和马; 把雪地里立着的贫人底一件单衣剥下来，抛在地上践踏;他人的生命当馒餐，他人的血肉当羹汤，啮着，喝着，还觉得平平坦坦。”①这首诗歌象利剑一样刺向敌人，唤醒工农劳动大众的觉悟。

这年8月，赵醒侬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到达南京，与旅居在南京的方志敏等江西进步青年，恢复了被迫停刊的《新江西》半月刊，使这个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反动派进行斗争的阵地重新发挥了作用。方志敏积极参加了该刊的编辑和撰稿工作。复刊号刊登了他的《慰友》一文。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会议期间，江西代表赵醒侬等人，遵照党中央关于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加入了国民党。会后，他受党中央委托，回到江西从事改组国民党，建立中共江西地方组织的工作。方志敏应赵醒侬的邀请，回到南昌协助赵醒侬开展工作。

在赵醒侬等人的努力下，1924年2月，成立了中共江西支部，直属中共中央领导。3月间，建立了国民党江西省临时省党部。

革命斗争的风雨，把方志敏磨炼得更加成熟坚强，1924年3月①，经赵醒侬等介绍，方志敏在南昌由青年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在这个生命史上最可纪念的时刻，方志敏激情满怀地写道： “不管阶级敌人怎样咒骂诬蔑共产党，但共产党终究是人类最进步的阶级——无产阶级的政党。它有完整的革命理论、革命政纲和最高尚的理想，它有严密的党的组织与铁的纪律，它有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它有广大经过选择而忠诚于革命事业的党员群众，并且它还有得到全党诚心爱戴的领袖;它与无产阶级和一般劳苦群众，保持亲密的领导关系; 它对于阶级以及全人类解放事业的努力奋斗和牺牲精神，只要不是一匹疯狗，都会对它表示敬意! ”②他立下誓言： “共产党员——这是一个极尊贵的名词，我加入了共产党，做了共产党员，我是如何的引以为荣啊! 从此，我的一切，直至我的生命都交给党去了。”③

入党以后，方志敏更加积极地工作。当时，江西被北洋军阀所把持，共产党的活动和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只能秘密进行。为了安全，党组织在南昌应天寺一平印刷所、解家厂黎明中学和百花洲锡厂街明星书店三处设立秘密交通机关。赵醒侬、方志敏被安排在黎明中学任教。黎明中学既是共产党的活动中心，又是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所在地，大家经常在这里阅读文件、召开会议。不久，方志敏根据组织的决定，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积极从事国民党改组工作，深入到赣东北地区对国民党员进行整顿登记，建立县党部。1925年7月，国民党在黎明中学召开了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赵醒侬、张朝燮、方志敏、邓鹤鸣等七人为执行委员，正式成立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方志敏任农民部长。

“五卅”运动爆发后，全国人民纷纷声援上海的反帝斗争。江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组织了反对帝国主义惨杀上海同胞江西后援会(以后改为沪案交涉江西后援会) ，方志敏是“后援会”的组织领导者之一。他积极组织仇货检查队、募捐队、演讲队，深入街头巷尾募捐、查处仇货;奔走于学校、工厂，领导罢课、罢工，举行示威游行。他后来回忆说：“我看到帝国主义在中国境地内自由屠杀中国人民，心中愤激已极!”“凡后援会规定的工作，我都积极地去干，在工作紧张时，有几晚都没有睡觉。”①8月，随着声援形势的发展，方志敏又赴赣东开展活动，“将反帝运动，相当的深入这些偏僻县份的群众之中”，尽管“吐血病发了几次，但当吐血的时候就静卧几天，病稍好了，又起来干，一干又病，病稍好了仍然又起来干”②。

江西人民的斗争，不仅是对上海工人阶级的声援，而且动摇了北洋军阀在江西的统治，使他们惊恐万状。9月3日，北洋军阀江西督办方本仁接受英国烟草公司的贿赂后，即以抵制英、日货造成重大外交干涉为理由，逮捕了省学生联合会主席邹努;6日，查封了“沪案交涉江西后援会”和“省学联”等革命团体，赵醒侬、方志敏等30多人被通缉，整个南昌城笼罩着白色恐怖。

投身农民运动

1925年冬，党派方志敏回乡开展农运工作。这时，方志敏于1917年在弋阳高小时发起组织的九区青年社，已发展成为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反帝、反封建的战斗团体，改名为弋阳革命青年社。方志敏回乡以后，即领导“弋阳革命青年社”开展各种斗争。他们办起了《寸铁》旬刊，表示要以手中的方寸之铁，与敌人抗争。此时，九区正搞所谓议员选举，“北乡王”张念诚借机贪污舞弊，想当议员。方志敏写了一篇题为《猪仔议员》的文章，历数张念诚的罪行，在《寸铁》上发表，并在城乡广为张贴和传播，唤醒了四乡农民，给了这个土皇帝一次狠狠的打击。

为了宣传革命思想，方志敏在湖塘创办了旭光义务小学，由他和弋阳革命青年社的几位成员具体负责。这所学校，白天免费为贫困失学的小学生上课; 晚上开办贫民夜校，教贫苦男女农民识字，灌输革命思想，使贫民夜校逐渐成了培养农民运动骨干，筹建农民协会的秘密场所。

与此同时，党和农民组织在漆工镇一带也得到建立和发展，赣东北第一个中共小组在漆工镇诞生。第一个农民协会也在湖塘秘密成立。

这年旧历年关，地主豪绅逼租逼债，使穷人无路可走。党小组和农民协会决定发动农民抗租抗债。大年三十晚，方志敏带领几十名农协会员，直奔离湖塘村三华里远的齐川源，向这里的两户财主“捆捐捆债”，然后将这笔钱分发给会员过年。这场斗争震动了整个漆工镇，大刹了地主豪绅的威风，鼓舞了贫苦农民的斗志，充分显示了农民协会的威力，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发展。

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特别会议，确定党在当时的主要任务是从各方面准备北伐。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根据这个精神，广东省决定5月1日至15日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4月底，方志敏被推选为江西代表，赴广州参加大会。

会议期间，方志敏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和彭湃。并“从彭湃同志的谈话、演说、报告中，学得了许多农民运动的方法”①。方志敏还利用会议空闲时间，到东江、大埔一带，实地考察农民运动的情况，又随会议代表一道，到广州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出师北伐，统一全国。他还参观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和石井兵工厂。通过这些活动，方志敏眼界大开，精神振奋，“渴望回到江西，大大的作一番运动”②。不料在回归途经上海时，又吐起血来，发高烧至摄氏41°，生命危在旦夕。幸亏得到中国济难会的帮助，在上海医院治疗了两个月。脱险以后，转庐山牯岭普仁医院继续治疗。

方志敏在牯岭养病期间，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第一路经湖南攻占了武汉，第二路进攻江西。消息传来，方志敏欣喜若狂。10月底，他抱病下山，深入到南昌、新建等县建立农民协会，组织了数千农民为北伐军探送情报，带路筹粮，洗衣做鞋，慰劳伤员，有的直接参战，配合攻城，有力地支援了北伐军攻占南昌城。

农民运动的蓬勃兴起和迅速发展，使北伐军在江西取得了胜利，北伐的胜利又进一步促进了江西农民运动的发展。北伐军占领南昌后，农民协会的活动由秘密转向公开。1926年11月19日，江西农民协会筹备处在南昌成立，方志敏任筹备处负责人。省农协筹备处在赣东、赣西和赣南三地设立了办事处，派出大批干部，以特派员的身分，分赴各县具体指导农运工作。顿时，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仅一个月的时间，全省农协会员由原有的6000多人，骤增到5万多人。到1927年2月，农协组织遍及54个县，农协会员发展到30多万。

1926年冬，方志敏早年在弋阳漆工镇播下的火种，这时已成燎原之势。以方远杰等几个共产党员为骨干的漆工镇农民协会，遵照方志敏关于“地主豪绅为什么能够这样欺压百姓，就是因为他们手上有武器，有政权。我们要翻身、要革命，就必须掌握武器，建立政权”，“要设法夺取漆工镇派出所的枪支”的指示①，举行了著名的漆工暴动，赶走了巡官余麻子，夺取了派出所的枪支。其中一条汉阳造，一条双套筒，还有一条截去枪托的九响毛瑟。这就是在赣东北地区广为流传的方志敏“两条半枪闹革命”的由来。

1927年1月，国民党江西省第三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南昌召开，方志敏被选为大会临时主席。改选执委时，蒋介石为排斥方志敏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假托中央党部的名义，采取事先“圈定”名单的手段，使反共分子段锡朋等人篡夺了省党部的大权。随之，国民革命队伍内部便开始了一场革命与反革命势力的较量，方志敏领导的省农协筹备处成为反革命势力进攻的一个重要目标。当时，方志敏与筹备处的淦克鹤、汪辰等人商量，趁段锡朋等人脚跟未稳，尽快召开全省农协代表会，选举产生全省农协领导机构，以保证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手里。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经方志敏等人的紧张准备，于2月20日在南昌隆重开幕，方志敏任大会主席，致开幕词并作会务总报告，选举的时候，段锡朋等人为争夺领导权，以省党部的名义向农协筹备处下令，省农协执委人选由省党部遴选干练人才“圈定”产生。为确保农协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手里，方志敏当即去电向中央农委和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请示。中央农委很快复电： “须坚决反对，宁可使农协大会开不成功，不可屈服于圈定办法”①。段锡朋的“圈定”阴谋未成，又玩弄游说和用金钱收买选票的办法，也遭到可耻的失败。选举结果，方志敏仍当选为省农协执行委员兼秘书长，负责农协全面工作，捍卫了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权。

3月上旬，方志敏回到家乡贯彻省农代会精神。他目睹许多乡亲缺吃少穿的情况，便把自己家里的一头肥猪杀了分给大家，又动员亲友，拿出粮食济贫。然后，在湖塘召开农协会员大会，宣布减租减息，荒年免租;废除押租、预租;取缔高利贷; 不经农协同意，不许收回佃农土地等。事后，方志敏还将抗拒减租减息、拒不交出借字契据，恶毒攻击农民运动的地主的儿子钱癞痢捉起来。罚款1000银洋，迫使地主低头。方志敏的五叔方高雨，是一个暴发地主，公开破坏减租减息，辱骂农协干部，方志敏召集全村贫苦农民面对面同他斗争，终于把方高雨的嚣张气焰打下去了。消息传开，震动很大，大大推动了弋阳农村的农民运动。

3月中旬，方志敏抵武汉，出席湘、鄂、赣、豫等省农协执委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粤、湘、赣、鄂农民协会和河南农民自卫军代表，会议由毛泽东、邓演达主持，着重讨论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重新分配土地”的主张，以及武装农民，扩大政治斗争和建立全国农协组织的问题。30日，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委员会，毛泽东、彭湃、邓演达、谭平山、方志敏等13人当选为执行委员。会议期间，方志敏以极大的兴趣阅读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深感毛泽东的论述非常透彻。他在会上作了发言，分析了江西农民运动的形势，用大量事实，揭露国民党右派破坏农民运动的倒行逆施，表示坚决拥护毛泽东的主张。他还应毛泽东的邀请到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向学员发表演说①。

方志敏抵武汉前的3月6日，赣州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惨遭杀害。此案引起江西全省各地民众义愤，革命团体相继派出代表到武汉要求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惩治反革命，惩办凶手，改组非法的省党部。全国各界也纷纷声援江西革命民众的斗争。国民党中央举行了常委扩大会，对江西事件作出决议：停止江西省党部执监委的职权，听候查办;委派方志敏、刘一峰、邓鹤鸣、王枕心等八人为中央特派员，代理行使国民党江西省党部职权。

这一消息传到南昌后，给江西人民的反右派斗争以极大地支持和鼓舞。4月2日上午，南昌各界革命群众在袁玉冰的率领下，聚集于钟鼓楼新舞台举行反击AB团的群众示威大会。接着，捣毁了由AB团把持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就在这一天，方志敏从武汉回到南昌，听取了省农协对这一情况的汇报，当即表示赞扬和支持。晚上，方志敏、郭沫若等分头带领武装人员搜捕AB团头子。当时，段锡朋和省政府主席李烈钧等头目都已逃之夭夭，由他们把持了三个月的省党部垮台了。第二天，南昌市200多个团体，3万多民众，在皇殿侧公共体育场举行盛大集会，庆祝“四·二”怒潮的胜利，热烈欢迎中央特派员方志敏等返赣改组省党部，朱培德改组省政府。大会决定成立由方志敏等八人组成的人民审判委员会，负责处置AB团反革命案。

这时，方志敏抓住有利时机，大力开展农民运动，在南昌系马桩创办了江西农民运动训练班，并亲自讲课。学员经过短期训练，分赴全省81个县领导农民运动，建立县农协或农协筹备组织。同时，加强了农民自卫军的建设。省农协增设了农民自卫军部，组建了直属农民自卫军大队。当时，朱德兼任南昌市公安局长，送来了100多支枪，武装农民自卫军。

5月20日到28日，国民党江西省第三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南昌召开，大会选举方志敏、刘一峰、邓鹤鸣、王枕心、邵式平、黄道、罗石冰、涂振农等13人为省党部执行委员，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方志敏仍兼农民部长。省党部大权，又重新回到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手里。

反击国民党右派斗争的胜利，并未能挽救整个革命面临的危机。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江西的反革命势力也乘机抬头。省政府主席朱培德，暗中与蒋介石勾结，作叛变革命的准备，渐渐撕开了假面具，叫嚣要“制止工农运动的过火”，“欢送共产党员出境”，“共产党员如果不出境，就要不客气对付”等。面对这样严重的局面，方志敏几次跑到省委反映，要省委急电中央想办法，省委总是说： “把党的机关秘密起来，你们还是尽力去拉拢和影响他们”①。方志敏后来回忆道： “本来，在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的江西，革命运动应该彻底进行。但当时共产党的中央，被陈独秀腐朽的机会主义所统治，离开阶级立场，背叛阶级利益，放弃革命的领导权，阻止工农群众斗争的开展和深入，以致党脱离群众，不能领导群众，不去组织工农的军队，也不去进行国民军中的工作，只是一味的去妥协资产阶级，以求其所谓民族联合战线的巩固! 这样可耻的机会主义，将第一次大革命，一直领导到失败”②。6月5日，朱培德下令停止省总工会和省农民协会的活动。方志敏正在省农协办公室看各县农民斗争的情况报告，忽然有一个人来告诉他说，你赶快走吧，朱培德今天要你们去武汉。在来人的催促下，方志敏一口气跑到省委机关。过后，果真来了一个营的兵力，将省农协团团围住，收缴了自卫军的枪械，搜查了方志敏的卧室。强令袁玉冰、方志敏等24名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限期离开江西境内。方志敏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假若我在省农协工作时，中央指示要组织军队，那江西八十一县，每县组织一营农民自卫军，是很不难的，有了八十一营农民自卫军，朱培德欢送(?)我们出境，请我们滚蛋，我们倒要先欢送他，叫声 ‘朱先生，请! 你滚蛋! ’ 了。”①当时省委决定，方志敏不去武汉，先转移到省委机关暂住一段时间，然后到吉安去做农民运动工作。这时省委秘密交通机关在南昌市黄家巷31号，适逢中央长江局书记罗亦龙、全国农协秘书长彭湃来到江西，也住在这里。方志敏与他们一起，分析了当前的形势，研究了斗争的策略和措施。

在这期间，在组织和同志的关心下，方志敏和缪敏结了婚。缪敏也是弋阳人，在南昌女子职业学校读书。她虽然在城市学校读书多年，仍然保持着农村姑娘的本色，学习勤奋，生活俭朴，为人真诚。她受进步思想的影响，经常和方志敏等进步学生在一起参加革命活动。结婚时，彭湃为他们写了贺联：

拥护中央政策方缪双方奋斗到底

努力加紧下层工作准备流血牺牲②

方志敏表示： “现在革命巳到了严重时期，需要我们更大的努力，才能促其成功，所以我们要成为革命战线上的一对勇敢战士。……”③新婚之夜，他们以打麻将作掩护，研究了方志敏此行到农村去的任务和具体工作方法。几天之后，方志敏告别了缪敏和彭湃等同志，化名李祥松，搭乘小轮船，离开南昌，以全国农协特派员的身分，肩负视察党务和开展农民运动的重任，向赣西南一带农村进发了。

方志敏到达吉安后，在当地党组织配合下，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发现“二五减租”未实行，便召开各种会议，“把地主剥削农民的实际情形，用通俗易懂的话，具体地说与他们听”①，发动广大农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二五减租”运动。方志敏还到吉水、莲花、安福一带开展减租运动，并培养了一大批农民运动的骨干。对吉安之行，他深有体会地说： “在吉安一带两个月的工作中，我才算真实的实习了群众工作，我学得了怎样去宣传、组织、领导群众斗争的方法。回忆在省农民协会批公文的工作，不过是官僚的工作而已，真没有什么意思。”②

7月中旬，武汉的汪精卫等公开背叛了革命，国共合作完全破裂，全国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莲花、安福等县的地主豪绅见时机已到，猖狂反扑，到处枪杀农民运动的骨干和积极分子。国民党驻吉安第7师师长王均，以开联席会为名，对革命力量突然袭击，将党组织负责人梁明哲、总工会委员长梁一清、商民协会会长晏然、农民自卫队长钟翊卿等人骗去杀害了。面对反动派的淫威，方志敏斩钉截铁地说：“杀了一个共产党员，还有几十几百几千几万个新共产党员涌现出来，越杀越多，越杀越会顽强的干! ”③形势突变，吉安的党组织不得不转入地下。方志敏在一位农民家里住了十几天，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他深信“这次的失败，只能是暂时的，中国革命的复兴，革命新的高潮，必然要很快到来的。”④8月中旬，“八一”南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了吉安，方志敏精神振奋，对中国革命的复兴，革命新高潮的到来更加充满了信心。他联系自己从事革命斗争的实践，认真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他考虑家乡是他多年从事革命实践的地方，现在革命虽然处于低潮，但那里仍保存了一大批党团员和革命骨干，群众思想觉悟高，有革命的思想和组织基础，同时，赣东北地处闽浙皖赣的结合部，敌人力量薄弱，地势又险要，有回旋余地。因此，他决计回弋阳从事革命活动，组织农民暴动。

领导弋横暴动

1927年8月下旬，方志敏化装成贫苦农民，独自从吉安步行出发，途经波阳、乐平、德兴回到弋阳。这时的漆工湖塘村已遭“靖卫团”洗劫，方志敏回来后被家里人秘密安置在莲家坞的一个看山棚里。他设法把星散潜伏在磨盘山一带的邹琦、彭皋、方远辉、黄镇中、雷夏等召集起来，商议继续开展革命活动，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大家“一致反对悲观动摇，灰心消极，认为 ‘重起炉灶，再来干吧! ’ 是对的。”①会后，大家冒着危险，分头到各个村子发动群众，7天中就组建了二十几个党支部，群众团体也恢复起来了，“第一件事，自然是打土豪劣绅”②。由于当时武器太少，方志敏决定去波阳找李新汉要枪。李新汉是波阳县警备团团长，共产党员。方志敏从吉安返弋阳途经波阳时，曾与他商定，一旦暴动时机成熟，即将波阳警备团拉进暴动区域增援。但这时情况已发生变化，李新汉被撤职，警备团成了豪绅地主的守门狗。方志敏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存放在一个革命同志家里的10支枪取了回来。可喜的是，方志敏在波阳会见了省委特派员刘士奇，得知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他十分振奋。回到漆工后，立即召开了九区农民代表会，进行传达，准备秋收暴动。不料，农民的行动被大劣绅张念诚察觉，他买动一营白军，前来围攻袭扰。当时方志敏等虽有十几支枪，但尚未组成队伍，枪支分散在农民手里，自然没有抵抗力量，群众不得不疏散。敌人烧毁了50多户人家的住房，这下激起了群众的更大愤怒，斗争更加剧烈起来。方志敏和十几位持枪的同志转移到丁山村，筹划下一步行动。

方志敏由于疲劳过度，加上“秋暴未成村先毁”的刺激，肺病复发了。每日清晨吐血，面容消瘦蜡黄，大家将他抬到离丁山村30里远的德兴县张村沙路，住在他姐姐家，经医生治疗止血后，又由张其德护送到乐平县皇坞村一个远亲家暂住，这个村子地处弋阳、德兴、乐平三县交界处，六七十户人家同宗同族，反革命匪徒一般不敢进村，比较安全。方志敏在这里一边养病，一边学习革命理论，思考继续“另起炉灶，从头再干”的问题。经过三个星期休养，方志敏病情稍有好转，就写信与战友联系，准备再干。

10月底，方志敏化装成店老板，由皇坞村抵达波阳。当时弋阳设党的区委，受波阳县委领导。县委机关设在波阳县城边的城隍庙2号，缪敏前不久调来这里，担任机关文印工作。方志敏到达波阳后，向县委汇报了弋阳九区的工作情况，商议决定：争取时间，努力发动群众，组织好暴动队伍，扩大暴动范围。县委考虑到方志敏在弋阳从事革命活动的名声很大，已引起敌人注意。为安全起见，决定方志敏回弋阳贯彻“八七”会议精神之后，即到横峰任区委书记。

方志敏遵照县委的指示，匆匆返回弋阳九区，准备召开邻近几县党员骨干会议。方志敏赶到漆工时，九区的农民团300多人，在方远辉、黄镇中等人的领导下，已经行动起来，缴了敌人两条枪，攻打了张念诚的老窝——烈桥，拉开了武装暴动的序幕，九区成了红色堡垒。

11月25日，方志敏在窖头村祠堂主持召开了著名的弋阳、横峰、贵溪、上饶、铅山 (缺席) 五县党员会议①，到会的有邵式平、黄道、方远辉、方志纯、邹琦、邹秀峰、吴先民等10多人。方志敏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并和大家一起拟定了暴动纲领：

“推翻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匪党

铲除贪官污吏肃清土豪劣绅

平债分田分地建立劳农政府

如果中途变心刀斩弹穿不赦”①

会议决定以自然村为单位，组织农民革命团，秘密发展团员，3人一班，10人一排，30人以上为一个团，还制订了农民革命团团员公约：

1.“绝对保守机密不得走漏消息

2. 利用亲邻关系秘密发展团员

3. 利用打猎名义各人准备武器

4. 大家齐心努力听从上级指挥”②

这时波阳县委机关，由于叛徒告密，遭到破坏，缪敏和两位负责同志被捕。弋横等地党组织与上级党失去了联系，于是成立了中共五县工作委员会，作为五县党组织的领导机构。方志敏、黄道、邵式平、方志纯、吴先民、方远辉、邵棠等人为委员，方志敏为书记。同时成立了暴动总指挥部，由方志敏任总指挥。

会后，方志敏遵照党的决定，化名汪祖海潜赴横峰工作。他参加了在打石坞由黄道主持召开的横峰县党员会议，讨论和部署了横峰的工作。此后，方志敏便以楼底蓝家为中心，在琯山、青板桥、姚家垄、葛源等地秘密发动组织农民革命团。在20多天内，弋、横两县就建立了上百个农民革命团。群众革命热情极其高涨，大家纷纷以打猎为名，购置长矛、大刀、鸟铳等武器，武装暴动的条件日趋成熟。

这时，旧历年关迫近，地主豪绅向贫苦农民逼租逼债日紧一日，12月10日，横峰县衙门派人到楼底村向蓝长金逼收煤税款，态度非常骄横，蓝长金气得把来人打得四脚朝天，来人边逃边扬言：蓝长金结党造反，要派兵捉人，血洗楼底村。蓝长金等人一急之下，便敲锣集众，立刻集合了四五百人，手持大刀长矛追赶那两个税官。回来以后，大家聚集在蓝家祠堂，准备大干一场。方志敏正在弋阳九区开会，得知这一情况后，连夜赶回楼底。这时，祠堂巳聚集了1000多人，大家问方志敏怎么办?方志敏考虑，虽然准备不够充分，但事已临头，就对大家宣布： “照往日开会所讲暴动时应该做到的事，努力去做，暴动吧”①。他立即召集楼底周围九个村庄农民革命团团长开会，布置暴动事宜。顷刻，大家拿着刀枪绳索，抄了当地豪绅地主的家，没收了他们的财物，烧毁了他们的田契债据。接着，方志敏又以暴动总指挥的名义发出通令：凡是组织了农民革命团的地方，立即统一行动，举行暴动。几天之内，黄道、方志纯、邹琦等在弋阳燕坞黄家、丁山窖头、漆工一带; 雷夏、舒翼等在樟树墩一带; 吴先民、黄球、项春福、钱壁、黄立贵等在横峰青坂桥、上坑源、茗山岗一带; 程伯谦、滕国荣在葛源一带，都举起了义旗。暴动范围纵横百余里，参加暴动的农民达六七万人。暴动中各地扩大了农民革命团组织，成立了农民自卫军。以楼底蓝家、青坂桥、漆工、樟树墩、杨树坞为中心，兵分五路继续向周围发展。弋横地区100多个村镇，到处是红旗，捷报频传。当时，弋横一带流传着歌谣：

湖塘塌塌岭，

出了方志敏，

领导共产闹革命，

都是为穷人。

方志敏后来回忆说： “横峰象一个革命的火药箱，我毫不讳言，我是燃线人，我走进横峰，把这个火药箱的线点燃着，火药爆炸了——革命的暴动很快就爆发起来了。”①

轰轰烈烈的弋横暴动持续了两个多月，贫苦农民喜笑颜开，反动官吏惊恐万状，土豪劣绅仓皇出逃，朱培德坐卧不安，增兵一个团，以铅山河口镇为据点，兵为两路进驻弋、横两县，向暴动区域进剿。农民军集中上万人，分五路会攻葛源，与进剿敌军作战。农民军虽然人数众多，声势浩大，但由于刚刚组建，没有作战经验，加上总共只有20多条枪，多数人用长矛、大刀、鸟铳之类的武器，因而不久就遭受挫折。

事后，方志敏认真总结了暴动暂时失败的原因：

“第一，当时我们还没有建立起红军。我们虽有二三十支枪，都还是分散的，没有组织队伍，根本没有什么战斗力。没有红军，是可以组织和爆发一个群众的暴动;但是在暴动之后，不积极去建立坚强能战的红军，无论如何，暴动是不能长久支持下去。

第二，土地问题没有迅速解决，田没有着手去分配，就不能巩固群众斗争的决心。

第三，党的工作太不够了，党的领导机关尚未建立健全，形成了个人的领导。有许多暴动村坊，尚没有党的组织。

第四，领导者的幼稚和缺乏斗争经验; 白军一进攻，就想不出更多有效的斗争方法，且表现惊慌不沉着，离开了暴动区域。群众失掉了领导者，自然不能继续斗争。这种错误，当然都是我的错误，以后经常想到横峰年关暴动的经过，总感着极大的警惕! ”①

坚持游击战争

葛源战斗失利后，方志敏及时吸取了教训，与黄道、邵式平等人商量，决定改变斗争策略和战斗组织形式，停止进攻，整顿内部，健全组织，精干力量，向磨盘山进军，创立苏区和红军，进行艰苦的游击战争。

磨盘山位于弋阳东北部，与横峰、德兴毗连，绵亘百余里，山高林密，地势险要。1928年3月方志敏从农民军中挑选了30多名立场坚定、身体强壮的骨干，集中了30多条枪枝，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2军第2师第14团一营一连，在磨盘山与40倍于我之敌日夜周旋。这里凡重要一点的村庄，都驻扎了“搜山清剿”的敌军。革命军白天不能活动，只有晚上出没; 大路不能走，只能爬悬崖攀峭壁; 没有房屋住，只能钻丛林住茅棚; 没有粮食，只能以野菜、竹笋充饥。方志敏虽然身患肺病，但“为着主义的信仰，阶级的解放，抱定了斗争到底的决心，所以生活虽然艰苦，而精神还是非常愉快的。愈艰苦，愈奋斗! 愈奋斗，愈快乐! ”①方志敏处处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影响和鼓舞了大家。

4月间，中共江西省委特派员饶漱石等来到弋阳九区，苏区党组织与省委的联系得到恢复。在省委特派员指导下，成立了中共弋阳县委，方志敏任县委书记②。并建立了弋(阳)横(峰)两县县委联席会。

这年5月，敌军头目在河口组织了广信七县军民联合剿匪委员会，提出“限期一月，肃清弋横共匪”，兵分四路向磨盘山大举“匪剿”。在这危急万分的时刻，方志敏在方胜峰的一座古庙内，召开了弋横两县县委联席会。会上，大家回顾了转入游击战以来的情况，研究了如何应付当前的危机问题。当时有人主张：把枪枝埋起来，解散队伍，几个负责同志到大城市去隐蔽;也有人主张：离开敌人的包围圈，到根据地以外去打游击。方志敏既反对逃跑主义，也不赞成离开根据地，他认为：“有群众基础的地方尚站不住脚，拖到没有群众基础的地方，还能存在不被消灭吗?而且，我们一跑，群众失掉了领导，革命运动就要立刻失败。”经过讨论，会议决定：集中40多名武装游击队员，由邵式平指挥，选择敌人最弱的一路进攻;由方志敏带领6名武装游击队员，负责游击区内宣传解释工作，争取群众，镇压有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巩固根据地;派黄道赴贵溪，开辟新的根据地。这次会议成了赣东北党由游击战争转变为创造红军与苏维埃运动的关键性会议。

会后，方志敏回到楼底蓝家，发动群众，镇压了为敌人通风报信、残害革命群众的蓝缺嘴等，打击了反革命的嚣张气焰。方志敏还领导根据地人民自下而上建立苏维埃政权，在各个村庄建立眺高、守夜、打号铳的制度，实行联防封锁监视敌人; 在敌占区实行“白皮红心”政策，巩固了根据地。同时，方志敏还到贵溪、万年、德兴等县部署农民暴动，创建了新的革命根据地。邵式平率武装游击队在横峰金鸡山、弋阳樟树墩、胡家墩“三战三捷”，游击队发展为两个连，改编成江西红军独立第5团。黄道在贵溪周坊组织农民革命团，举办暴动骨干训练班，为武装暴动进行组织准备。

方志敏还十分重视瓦解敌人，武装自己。他说： “白军士兵生活之苦，已到极点”。“只要有人打进去稍作活动，就可以激成兵变和起义”①。他主张： “训练一批得力同志到白军内当兵，从内部进行活动”②; “组织白军驻地能接近白军的群众，使其进行兵运”③; 对于被俘的白军“要十分优待，加紧教育他们”④; “拖枪来归者须给钱，并加以训练，除留用外，须派出来进行兵运。”⑤这年冬，国民党金汉鼎所属12师36旅周志群部3营，向磨盘山区进剿，苏区军民利用各种机会和方法，开展了广泛的士兵运动，使这个营的第11连部分和第12连全部先后起义。结果红军独立团一下就增加了一倍以上的力量。这批起义官兵经过教育和改编，特别是经过战争的考验，很多人成为红军中的骨干。如匡龙海、龙志光后来逐渐成长为红军的旅长和师长。“为赣东北苏维埃立下了不少可敬的战功。”⑥

1928年12月5日，方志敏出席了在湖口县舜德乡王遂村召开的中共江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省委执行委员。会上，方志敏代表弋横两县联席会，请求成立信江特委，直接归省委指挥，获得同意。不久，就先成立了信江特委筹备委员会，由方志敏负责。1929年2月，方志敏主持召开了信江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信江特委，方志敏代理书记①。4月初，省委派唐在刚任信江特委书记，方志敏主要负责政府工作，并兼任弋阳县委书记。

1929年5月，方志敏又一次来到贵溪检查暴动的准备工作。这时，黄道、邹秀峰、邵棠、邵忠等在周坊的秘密工作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建立了党支部，组成了农民革命团，培训了暴动骨干，方志敏认为暴动条件已成熟。5月29日，方志敏与黄道一起，领导了以周坊为中心的暴动，一举解除了反动团练的武装，就地镇压了5名一贯为非作歹的恶霸，没收了地主恶霸的财产，烧毁了一切借据和契约，接着成立了苏维埃政权，组建了武装游击队。7月，暴动区域扩大到一、二、三区，人数达7万，余江、万年县的一部分村庄也举起了义旗，开辟了赣东北第二块根据地。

敌人眼看暴动区域扩大，红军越“剿”越多，日夜不安。7月，他们调兵遣将，以国民党第七师为主力，纠集广信、饶州十几个县的官府和豪绅地主武装，组织了一支几万人的砍树队，企图将山上的树木砍光，使红军和革命群众没有藏匿之所，从而一网打尽。方志敏派出骨干力量打入砍树队，一方面宣传工农不打工农，穷人不打穷人，启发他们的阶级同情;另一方面宣传红军打仗十分厉害，进九区去砍树，一定要被打死，难望生还。砍树队人心惶惶，纷纷走散跑光了，敌人的“砍树围剿”计划遭到惨败。

这时，贵溪的国民党反动派，又急忙调兵遣将疯狂反扑。官僚地主翁志高拼凑了一支百余人的反动武装围攻周坊。红军生擒翁志高，缴枪40余支。红军队伍随之壮大，成立了红军第七连。不久，敌军18师戴岳旅陆续进驻信江流域，派出一个正规连驻扎贵溪县城，配合贵、余、万三县靖卫团攻占了周坊。

1929年9月，方志敏来到贵溪，兼任县委书记。他同县委几位同志分析了敌情后，举办了一次为期20多天的干部训练班，教育干部树立革命必胜的信念，学习发动群众、做好秘密工作、开展游击活动的方法。训练班结束后，方志敏和县委的同志，跟大家一道分赴周坊所属的10个乡、80多个村开展工作，成立了赤卫队、少先队组织，配合红军游击队袭扰敌人，使驻扎在周坊的白军不得安宁。10月26日，他与邵式平一起，带领红军独立团的三个连围攻周坊。一举夺回了周坊，打死打伤敌人30多，俘虏100多人，缴获步枪72支，水机关枪一挺。贵溪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先后有7个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随后，方志敏带领红军到万年县特别区委驻地富林，了解到离富林不远的陈营喜子岗驻有县保卫团，经常窜犯苏区。他决心要拔掉敌人这个据点。11月26日清晨，方志敏派了一连红军，配合当地游击队，包围了这个据点，歼敌40多人，活捉了县保卫团长陈美士、土豪陈克福。喜子岗的胜利扩大了贵溪、余江、万年革命根据地，三县先后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并逐渐影响和扩大到信江流域。

1930年1月，方志敏利用贵溪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大好时机，在库桥主持召开了7个区的区委书记会议，讨论土地改革和惩办土豪等问题，提出了没收豪绅地主、高利贷者和祠堂庙宇的全部土地以及富农多余的土地。在谁种谁收的基础上，采取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好坏均匀调剂的分配办法，红军家属、雇农、贫农、中农分好田; 地主豪绅分给人口田。土地改革的开展，有力地调动了农民参军参战，保卫红色政权，努力发展生产的积极性。

2月，方志敏又在库桥主持召开了贵溪县第二次党员代表会议，会议决定：发动群众开展“二月打土豪运动”，惩办罪大恶极的豪绅地主分子，尽快恢复失去的苏区。在2月打土豪运动中，方志敏化装成白军军官深入敌占区，智擒豪绅，至今被老区人民传为美谈。

铸成铁的红军

1930年2月，根据党的决定，方志敏担任信江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①。军委会设在弋阳芳家墩一户农家。当时红军独立团已有五个正规连，一个补充营，各县都有游击大队。但部队装备很差，只有一挺机关枪，大多数是步枪，还有少数鸟铳、大刀。部队战士大都来自农民，没有受过军事训练，自由散漫，纪律松懈; 一部分从白军起义过来的士兵，有的当了干部，给部队带来了军阀作风。这样的队伍，是难以拓展苏区的。

方志敏决心要把独立团建成一支精锐队伍，用两个月的时间，集中开展整军运动。整训中，方志敏十分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经常给战士作报告，军委每发布一个命令，他都“将命令的意义和内容，向战士们解释清楚，使他们都懂得为什么要如此做以及怎样去做”①。他还不时深入课堂和操场，检查督促军事训练，“不许丝毫敷衍”。“对于战斗员的生活，极力改善，加以爱护，亲之爱之如家人兄弟一般”。“对于军纪，特别是作战的军纪，不论何人，都是严格执行”。“对于管理，主张严格，一举一动，都需照规定执行”②。经过整训，部队建立和完善了政治工作制度，民主管理制度，建立和健全了士兵委员会组织，废除了打骂作风，密切了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独立团变成整齐严肃的正规红军了，战斗力也随之较前加强。同时，“各县游击队和补充营也经过同样的整顿，都日有进步。”“独立团在群众拥护帮助之下，每月都打了好些胜仗，消灭了许多靖卫团，同时，也打败了好些白军的队伍，红军每月所缴的枪，比一个普通兵工厂造出的枪还多。”③

在整训红军独立团的同时，方志敏还为办好信江军政学校，培养红军干部耗费了许多心血。这所学校建于1929年10月，设在弋阳信江苏维埃政府所在地芳家墩不远的吴家墩，邹琦任校长，方志敏兼任政委。方志敏早在兼任贵溪县委书记期间，就不顾工作繁忙，战斗频繁，每次回芳家墩，总要到学校去看看，给学员们讲课。接受军委工作之后，更加关心学校的工作，亲自参与制订教学计划，提出了“提高政治水平，武装我们的头脑;学习军事技术，武装我们的手足”①。不久，学校为纪念彭湃和杨殷两同志，改名彭杨军政学校。后来，又改为红军军事政治学校第五分校，校址由吴家墩迁往葛源。这所学校历经5年，培养了数以千计的红军优秀指战员，许多同志后来转战南北，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0年4月29日，方志敏与红军独立团长周建屏，带领红军袭击德兴县靖卫团。红军冒雨连夜翻越险峻的大茅山，经过50里的急行军，拂晓时到达张家川。这时，靖卫团还在酣睡之中，红军冲进营房，从被窝里捉到20多人，还有一些人在逃跑时跳进正在涨水的河里淹死了。当地群众拍手称快说：“红军真是天兵天将，消灭了一伙害人虫。”

与弋阳七区毗连的乐平县秧坂，驻扎国民党军一个连，加上靖卫团约二三百人，经常进攻苏区，七区人民恨之入骨，也阻碍苏区向东北发展。方志敏与周建屏商量，决心拔掉这颗钉子。5月5日，红军独立团分三路进攻，组织了60人的敢死队，拂晓时分发起猛冲，只打了10多分钟，敌人被击溃，缴枪百余支。接着，红军乘胜前进，攻古了乐平众埠街、鸣山煤矿、铁山黎桥等地，收缴了乐平县东南乡地主埋藏的武器。一个星期之内，共缴获长短枪300余支，红军的武器增加了一倍。在鸣山煤矿还收缴了几台机床。后来用这几台机床，在弋阳办起了信江苏区第一个兵工厂。5月中旬，方志敏出席了在文山召开的乐平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帮助乐平人民建立了县苏维埃政府和县游击大队。信江苏区渐渐向北发展。

6月9日，方志敏等率红军独立团，攻占了赣东北重镇铅山县河口镇。

7月初，军委会决定进攻景德镇。景德镇地下党当时提供的情况是：全镇保安队、警察局、法警、税警等共有枪400多支，相当一个营的兵力，分布在伪县政府、县保安队和湖北书院等四个地方，凡星期天，除站岗的外，其他人一律放假，敌人叫 “开斋日”。军委会根据这一情况，决定智取，趁敌人“开斋日”，奇袭景德镇。7月4日，方志敏率红军独立团1000多人，从弋阳芳家墩向景德镇进发，途经乐平洺口时，突遭靖卫团的阻击，方志敏立即命令一个连从正面佯攻，两个连迂回敌后，形成一个包围圈，经过几十分钟的战斗，全歼阻击之敌。胜利通过洺口。5日，部队到达乐平与德兴交界的段家村，这里离景德镇百余里，为了麻痹敌人，红军乔装敌安徽靖卫团向景德镇靠近。6日拂晓前，部队按预定计划到达目的地。在当地党组织的有力配合下，兵分五路包围了该镇的武装。当红军冲进保安队时，敌哨兵还立正敬礼，正在梦中的士兵惊醒后，一个个从被子里举手下床，全部成了俘虏。其他各路红军，也只打了几十枪就解除了敌人武装。这次共缴长短枪417支。战斗结束后，方志敏召开了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开展反封建把头的斗争，号召青年参加红军。会后没收了封建把头、土豪劣绅和反动资本家的金银财物。红军在马鞍山设立了“参军报名处” ，五六天内，有2000多瓷业工人报名参军。红军离开景德镇之前，都换上了新服装，军容焕然一新。

此时，特委书记唐在刚从上海回来，在景德镇召开了东北特委和信江红军领导联席会议，传达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决议，要独立团去攻打九江，配合红一军团夺取南昌，支援武汉。方志敏对这一决定大为惊异，他认为红军远离苏区，人地生疏，给养困难，越鄱阳湖作战，凶多吉少，建议回苏区召开特委扩大会再讨论。7月中旬，方志敏、周建屏等率红军独立团毅然离开瓷都，回师中心苏区。

7月21日，中央军委决定，将红军独立团扩编为红10军。方志敏在乐平主持了建军大会。由周建屏任军长，并誓师出发湖口、彭泽等地。紧接着，中央决定将信江特委和赣东北特委合并，并将闽北苏区划归赣东北苏区，成立赣东北特委和工农民主政府，调方志敏担任工农民主政府的领导工作。

至此，方志敏主持信江军委会工作历经5个月。这5个月来，“独立团实力发展了三倍以上，占领了好几个城市，苏区纵横五百里，人口有一百余万”①。

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方志敏认真总结了我军作战的战略和优缺点。他在给江西省委的报告《信江党和红军以及最近之局势》中写道：

“红军作战战略，归纳起来可分下列几种：

1. 埋伏要道，截击匪军 (即扎口子) 。

2. 诱敌深入，埋伏截击。

3. 围魏救赵。如匪军向革命区域进攻，我们即进攻上饶城解围。

4. 避实击虚。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5. 黑夜扰敌营。如敌人驻扎我们革命区域，我们晚间即派小部队去放枪扰乱，使其不得安眠，第二天如有可能就乘疲而攻之。

6. 截击匪军交通线与粮食。如匪军驻扎在革命区域，我们晚间即以一部队前往，截击其交通线及军粮的通道。

7. 有时分散，有时集中，视敌人对我们的分散与集中而言。我军作战的优点和缺点：

优点：勇敢冲锋，地形熟悉，有群众掩护，为其优点。

缺点： (1) 不能久战，一因子弹不足，二因久战难于支持。(2) 敌人如有坚固的工事，很难攻下，易受损失，如万年之役。”①

这些宝贵经验，既是过去斗争的总结，也为以后的军事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创建模范苏区

1930年7月，方志敏按照党的决定，留在中心苏区，筹备召开赣东北特区工农代表大会，从事苏维埃政权建设和扩大红军、支援前线的工作。

方志敏认定，“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②，“苏维埃政府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高的德漠克西 (即民主) 的政府，也是最得群众的拥护和爱戴的强有力的政府”③。他以极大的热诚和努力，投入到苏维埃政府的各项建设中去，进行了许多创造性的工作。

8月1日，方志敏在弋阳芳家墩主持召开了赣东北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300多人出席会议。大会选举产生了江西东北革命委员会，方志敏当选为革命委员会主席。

9月9日至15日，赣东北特委在万年县富林召开扩大会议，将党、政、工、团合并，成立赣东北行动委员会，由唐在刚任书记。并作出红10军向九江进军的决议。这时，苏区兵力空虚，敌人乘机增派一个师，集结五个县的靖卫团，向苏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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