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金佛庄人物传,金佛庄生平事迹,金佛庄评价

Posted 2022-05-06 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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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金佛庄人物传,金佛庄生平事迹,金佛庄评价

金佛庄，一八九七年生，浙江东阳县横店良渡村人，是我党早期的优秀军事干部，浙江省最早的党组织——中共杭州小组的成员，历任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三队队长，教导第二团第三营营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党代表、团长，总司令部警卫团少将团长等职。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在南京被军阀孙传芳部杀害。

(一)

金佛庄的父亲金本兰，是一位农忙时务农、农闲时行医的乡村中医，在东阳横店的四乡颇有点名气，但家境却很清寒。母亲施玉英，生育了四男二女，金佛庄是长子，乳名为文，以下还有为武、素琴、为周、祖禹、梅琴等五个弟妹。他家里从祖父那一辈起，三代不分家; 祖父二十八岁时在太平军入浙的战争中死去，父亲由在镇上开设南货店的叔祖父扶养成人。金佛庄从小也由叔公带养在南货店里，六岁进入老贡生金洪锦的私塾启蒙; 金洪锦去世后，又跟随老秀才吕松贵课读。吕老先生见金佛庄聪敏好学，文章写得好，十分喜欢他，亲自给他取了 “金灿”的学名和“辉卿”的号，意思是称赞此子日后前程远大，光辉灿烂。后来，扶养他的叔公去世，家境更加贫困，母亲施玉英除操持家务外，还要出去采桑卖叶，补贴家用，“遣儿求学，吃尽艰辛，佛庄亦深感其痛苦”①。因此更加刻苦用功地攻读。他十六岁时到湖溪忠清书院 (现东阳县湖溪一中) 读高小。一九一五年，考进东阳县立中学，和后来成为著名科学家的严济慈是同班同学②。严济慈后来在回忆他对家乡东阳的印象时说：其他的事都记不清楚了，只有在东阳县立中学时，同金佛庄两个人，每次考试时都要互相激烈争夺第一名这件事最有趣，至今念念不忘。

就在金佛庄进县立中学那年，袁世凯为了取得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登基称帝，无耻地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这个举国悲愤的消息传到“性刚直，然富于感情”的金佛庄耳里，使他大受震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痛心疾首，拍案而起，明确表示： “眼见国家将亡，不应徒作书生，默默以终也。”在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他对“科学救国”的理想发生了动摇，“志欲舍去研究科学而从军报国”③。

一九一八年，他从东阳县立中学毕业，决心投笔从戎，以身报国，因而考进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在这以前，由家里父母作主，给他订了亲。他听说未婚妻严瑞珍是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姑娘，表示反对，还专门写了一篇《论婚姻问题》的文章反驳父母的意见。他父亲气得要拿旱烟筒打他，并且告诫他说：“你不要嫌她没有文化，只要人品好，等你将来出去做了事、有了钱，难道不好培养她读书吗?”他听了觉得也有道理，就遵从父命和严瑞珍结了婚。婚后夫妻感情很好。所以当金佛庄到保定军校去学习时，就带了妻子同往，让严瑞珍去上蚕桑学校。

金佛庄以军官候补生的身份在保定军官学校学习了一段时间后，目睹北洋军阀祸国殃民和旧军队内部的黑暗腐败，使他又对自己所选择的“从军报国”道路产生了怀疑。一九一九年爆发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更使他的思想受到猛烈的冲击：“ ‘五四’运动起，思想大变，厌恨军阀并自厌为军人之心甚切，企图改业。”①正在他思谋另找出路时，恰逢一九二○年直皖军阀开战，保定军校一度停办。他趁机把妻子严瑞珍送回家乡安置停当后，就转而考进了福建厦门大学，改而“研究教育与文学，而要求改造社会之心甚切，祗思想浪漫，近于无政府主义者。”②

在厦门大学读书，虽然比在军校时思想上大为开放，得以自由接触、探索各种新的学说和思潮;但生活上却困难得多：不象在保定军校那样一切都享受公费，还发给一些生活津贴费可以资助妻子上学，现在却连自己的学费和生活费都要靠家庭来负担。父母实在无力供他读大学，只好请同村十几户亲邻友好共设一个“银会”，每户拿出十块钱的份子钱，借给他做学费③。这样勉强供养了一年，他觉得实在不行，又听说保定军校重新复课，“因受家庭催促及朋友以 ‘新军人’相敦劝，重回保定军校求学。”④

(二)

一九二一年十月三日，金佛庄离开厦门，乘海轮去天津，转道北京，重返保定军校求学。这时，已是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初期，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在中国广泛传播。金佛庄和当时国内许多爱国的先进分子一样，满腔热忱、如饥似渴地学习和研究风起云涌的各种新思潮、新学说，探求人生的价值、意义和救国救民的真理。

他一回到保定军校，就挥笔写下以《手段与目的》为主题的《佛庄日录》，记载了自己比较、寻求人生真谛的探索过程①。

金佛庄在再进保定军校接受严格军事训练的陆军学生时代，“即从事研究社会政治等学，而尤信仰马克思主义”②。一九二二年，他在保定军校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③，开始投身于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运动。

他从改造社会、救国救民的宗旨出发，和校内四十多名志同道合的同学，组织了一个“壬戌社” (因为他们将于农历壬戌年——一九二二年暑假毕业，故以此命名) ，准备通过这个组织，“罗致各省革命军人同志，以谋中国之革命”④。

他考虑到“壬戌社”的成员“不久就要分散各处，不能聚首一堂互相亲口研究对付社会的方法了”，便主张“不能不先有一个准备”。因而提出了一个分成三阶段，逐步掌握军事实力以改造中国的方案： “第一步是个人的方法，其历程自[初级军]官至中级军官。第二步是部分的方法，其历程自中级军官，至据有势力之中坚人物。第三步是全体的方法，是中国改造的实现。”他还殷切地告诫自己的同志们，日后如果当真掌握了军事实权，决不能忘却和背叛革命的宗旨①。金佛庄的这些宏论，是他已开始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时候所提出的改造中国的蓝图。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 “这些方法，总有不完备的地方”，甚至是行不通的。但是，却充分显示了他以夺取全国政权，推翻封建军阀旧势力，彻底改造整个中国社会为己任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三)

一九二二年七月，金佛庄以优秀的成绩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步兵科毕业，先在上海闸北淞沪护军使属下当见习排长; 旋即被分配到浙江，在浙军第二师陈仪部任排长。一九二二年秋天，中共上海地方兼区委负责人徐梅坤 (现名徐行之)到杭州开展建党工作，经过考察了解，介绍他从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样，金佛庄就成为党在浙江建立的第一个地方组织——中共杭州小组最初的三个党员之一; 并在一九二三年夏，和杭州小组的另一个党员于树德，被指定为浙江的代表，去广州列席了党的“三大” 。

这时，他在党的领导下，更加自觉地“从事革命，宣传革命运动，革命思想益进，乃能应用唯物观察一切。”①他积极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杭州地委所组织的进步青年团体杭州青年协进会和编辑出版《协进》半月刊的活动，以 “宣传主义，鼓吹青年”，“吸收同志，向外活动”②; 并由杭州地方团组织安排，为公开发行的《浙民日报》负一部分编辑责任，利用这个公开的舆论阵地，传播革命思想。有一次，因同志间通信泄密，他曾被反动当局拘捕入狱。后经党组织营救，和“社会名流”蒋百里 (蒋方震) 、殷汝骊等出面，致函浙江督军卢永祥讲情，说“中国二十年来无此人才，公宜爱护之”③，才获释放。

因为金佛庄能文能武，确实是个难得的人才，所以他在军中当排长不久，就被提升为连副; 接着，又很快担任了营长。他的杰出才华，更受到党组织的重视，徐梅坤就曾在当时的党中央委员毛泽东面前极力推荐过他，说这是个很有用的人才，需要的时候马上就可以调他出来④。一九二三年八月五日，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出席指导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的第六次会议，在讨论当时正在酝酿之中的江、浙军阀混战的军事问题时，除决议“上海、杭州两方同时做反对战争运动，以 ‘反对战争，武装民众’为口号，由国民运动委员会负责办理”外;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密令“金佛庄同志相机作反对战争之宣传，应随营上阵，不可失掉原有位置”①，以便尽力设法保存自己在军队中的实力，今后可为革命所用。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一日，金佛庄曾代表杭州的党组织去上海，向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报告杭州情形”②。

一九二四年春，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实现后，中国共产党积极协助孙中山创办黄埔军官学校，培养新型的革命军事干部。党组织决定派金佛庄去广州，参加黄埔军校的创建工作。六月十七日，他被任命为军校第一期第三[学生] 队上尉队长。在这个岗位上，他充分发挥了自己在保定军校所学得的丰富军事知识。“平日除军事教育外，尤努力于政治工作，及党务活动” ，因此，深受黄埔军校首任党代表、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的器重③，在广大师生中颇有威信。一九二四年七月六日军校成立国民党特别党部时，他就被推选为特别党部的五名执行委员之一④，为贯彻党的“三大”决议，发展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还积极支持和参加了以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为骨干所组织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并和这个青年军人革命组织的主要领导人蒋先云、周逸群、王一飞等一起，同军校的国民党右派及其所操纵的孙文主义学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①。

在此期间，金佛庄还在上海的《新建设》杂志上发表长篇论文，深刻揭露旧式军队内部腐败黑暗的上下级关系和军官们的不良心理，鼓吹彻底改造旧式军队，建设新型的革命军队。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军队组织、军队生活，和时代潮流”三个方面，详细地剖析了这些因素，是怎样影响以至支配那些掌握着枪杆子的旧式军队中各级军官们的心理。他指出： “军队是时代绵延中的一件产品，是不能不依时代潮流而形成某种物质的。自佣兵制而征兵制，自征兵制而民兵制，都有时代的基础——经济的基础——为其基础” ，“中国因受帝国资本主义和国内的军阀二重压迫，已达到一般社会生活的不安定” ，在这种环境的影响和支配下，旧式军队里的军官“的性质日习于残忍，冷酷，好乱和诈伪。当时局变动的时候，他们的野性便一起爆发了” ，这就使他们成为“内乱的主要分子”。他认为，从旧式军队本身组织的因素来看，主要是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的统治压迫关系，而根本缺乏内部民主平等的上下级关系和官兵关系： “现在军队组织的第一毛病是各级军官的隔离，使他们遂各不相顾，甚或互相妨害，上，下，同事，各怀恶意。为什么军队各级间会发生隔离呢? 大半因为军队是阶级制度” 。金佛庄这里说的“阶级制度” ，是指旧军队里的军阶等级制度。他认为，军队内部必要的上下级指挥系统和秩序、军纪，在于求得精神上的上下一心和形式上的有条不紊，“以整齐的形式而济之以融和 (不分上下) 的精神，才名为精练的军队。这是现在的军队组织的真意”。然而，由于在旧式军队里，浓厚的封建意识“占据了他们的充满了旧习惯的头脑”，“中国军官每每谬用阶级的地位和权力”，“威临部下”，“发生压迫的心理”。他用鲜明生动的笔调描绘说：这种“阶级的军队里面无所谓是非和公理。一个昏愚的军官统率圣哲的孔子和苏格拉底，你孔子虽然有慧敏的天才和明决的判断，有何处可容你发挥? 明明错误，但你须[服]从错误走”。他又从旧军队的精神生活和经济 (物质) 生活两个方面，分析了它们对于军官们心理 (思想) 上所产生的影响：在精神上，“军队生活原属机械式的生活”，“是偏枯的和乏味的”; 在经济 (物质) 生活上，“军人生活是很清苦的”。如果没有坚定正确的革命理想和宗旨，没有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能尽心尽职安于这清苦生活的军官究有几人?”虽然不能绝对地排除极少数的正直军官“也有热心为国，不鹜求名利的”; 但绝大多数的军官“经了一回二回无数回的金钱势力压迫以后，大有非发财不可的心理” ，“大半的都昏醉于这种发财的梦中” 。因此，初级军官“遂患了一种病——混的心理”;中级军官“团营长多半混入政客的一途”; 而“到了上级军官径直是放纵生活” ，“他们为所欲为，把中国闹得现在的田地”。其结果便是： “中国无目的而黑良心的军官的捣乱，已经由少数变为普遍的骚动了。”①通过这样透辟的剖析，他帮助读者们更加深刻地认清北洋军阀所统辖的旧式军队的黑暗和腐败本质，并进而痛感建设新型革命军队的必要性。

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到一九二六年三月，金佛庄历任黄埔军校教导团第二团第三营营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的党代表和团长等职。为了巩固当时的广东革命根据地，他率领以黄埔军校学员为骨干的革命军，先后参加了平定广州“商团”和滇、桂军阀“刘、杨”的叛乱，以及讨伐广东军阀陈炯明部的两次东征。“历次战役，冲锋陷阵，无不身先士卒。作战计划，尤为周密，盖金君智勇兼备，[不]特能决胜疆场，且能运筹帷幄也。”①第一次东征时，在淡水、鲤湖、兴宁诸役中，他所指挥的第三营，“勇敢善战，勋绩灿然，为第二团获得党军荣誉旗。回师广州时，龙眼洞、观音山诸役，第三营常为战线之中坚者”②。因此，在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成立时，他以战功卓著，擢升为第一师第二团党代表，旋即改任团长。廖仲恺被国民党右派阴谋刺杀后，他又率部参加坚决镇压反革命势力的行动，“解散梁张郑莫，拘留熊克武及第二次东征诸役，莫不参与”③。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蒋介石策划了“中山舰事件”，篡夺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领导权，强迫以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全部退出第一军。当时，正率领第二团的部队驻扎在汕头前线的金佛庄，也被强迫解除军事指挥官的职务，调回黄埔军校，改任步兵第一团军事学主任教官，兼改组委员长及法规编审委员长，领导编审黄埔军校的法规、制度，“埔校法规从此立基础”①。蒋介石虽然知道金佛庄是个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但很赏识他的才华，企图利用“浙江同乡”的关系来拉拢他，曾不止一次地暗示要他脱离共产党，即可予以重用。但金佛庄忠于党的事业，毫不为所动②。蒋介石并不死心，一九二六年七月建立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时候，又重新任命金佛庄为总司令部参谋处副处长兼第三科科长。“总部出发湖南，兼临时指挥官，军进汉皋，留守长沙，遇事精勤，蒋中正倚之如左右手”③。不久，又任命他为总司令部警卫团的少将团长。此时，金佛庄把蒋介石拉拢他的情况，向党中央作了如实的报告，中央指示他佯装被拉拢过去，以便秘密监视蒋介石④。

金佛庄统率总司令部警卫团的精锐部队，在北伐战争前期，随总部指挥机关行动，转战广东、湖南、江西等地，主要负责保卫总司令部指挥机关和苏联军事顾问团的安全。一九二六年秋，中路江西一线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七军，遭到孙传芳军阀部队三个主力军的顽强阻击，省会南昌城得而复失，战局呈僵峙状态。蒋介石以北伐军总司令的身份，率增援部队从两湖转入江西“督师” 。在进攻南昌外围的蛟桥、牛行车站战役中，由于第三军攻击正面太宽，兵力不足，蒋介石就把金佛庄的警卫团作为总预备队的一支突击主力，并把补充第四团的第二营也临时拨归他指挥，增援右翼作战。金佛庄率领部队来到前线，指挥冲锋，身先士卒，以猛虎下山、锐不可当之势，直扑敌军，很快将敌军击退，并乘势冲过蛟桥，压迫敌之侧背，会同各友邻部队，齐向南昌城进发。十一月八日，北伐军再次攻克南昌，受到南昌人民的夹道欢迎。金佛庄的警卫团奉命警戒及维持城内秩序。“南昌底定，任检查司令，设司令部于贡院，更自策自励，接受民众怨诉，除暴安良，视民如子，故当时南昌民众于官吏只知有金司令。”① 《东阳县志》的这些溢美之词，虽然未免有所夸大，却并非完全捕风捉影之说。

南昌攻克后，孙传芳部的“五省联军”仍盘踞苏、浙、皖诸省负隅顽抗。蒋介石急于早日占领南京，以取得江浙地区作为自己的立足根基，便加紧策划对孙传芳所部的分化瓦解工作。有一次，总司令部首脑开会商议此事，金佛庄也列席参加。在以孙传芳为代表的旧军阀势力这个共同的大敌仍然当前的情况下，金佛庄从争取北伐战争早日胜利的大局着想，在会上主动提出，愿意回到浙江、上海等地，通过以前在浙军中服务时所熟识的上、下级旧交关系，秘密策划浙军等部迅速起义。他虽然明知此去深入虎穴，任务极其机密、重要而又危险，稍有泄露就会立遭杀身之祸;但还是自告奋勇地说：为了革命的胜利，虽赴汤蹈火，皆所不辞!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统一战线中，不愧是最忠实、最积极、最勇敢、最富于牺牲精神的先锋战士②。与会的总司令部参谋长白崇禧，以及金佛庄在保定军校的一些老同学们，都十分赞赏并热烈支持他的这个建议。于是，蒋介石就给住在上海、专门负责为黄埔军校招生和对敌军进行策反活动的国民党中央委员陈果夫写了一封密信，决定派金佛庄带领黄埔军校毕业生顾名世为助手，秘密去上海，进行策反工作。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上旬，金佛庄身穿西装，化装成上海的洋行买办模样，从九江搭乘英商太古轮船的官舱，顺流东下。不料上船后，行踪即被泄露，船到南京下关码头，孙传芳部驻南京的卫戍司令孟昭月和宪兵司令汪其昌已在下关戒严，并派稽查上船搜查，当即将金佛庄和随从的顾名世二人逮捕。上海的国、共两党组织和同志们闻悉此事后，都十分震惊，多方设法营救，曾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托“沪上某君”，电请金佛庄的老上司、当时尚归附孙传芳的浙江省省长陈仪出面，向南京方面说情疏通，“请从优处置”。到十二月十三日，陈仪答复说，营救不及，金佛庄已被杀害了①。

(四)

金佛庄在南京不幸被捕牺牲的噩耗在上海报纸上披露后，很快就传到广州、武汉、南昌等地的国民革命阵营中，并立即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广泛的哀悼。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广州黄埔军校校刊《黄埔日刊》第二二○号，在头版以显著地位刊登《金佛庄顾名世两同志突被孙逆传芳枪毙》的报道说：“[十]九日接上海来电大意称：孙逆传芳残忍成性”，“竟将金佛庄等二同志执行枪毙”。“查金佛庄同志系本校第一期第三队队长”; “忆本校第一期队长四人，李队长炜章于杨刘之役，因做秘密工作，死于乱军枪下; 茅队长延桢于二次东征时被派赴河南，死于郑州刺客之误击; 金队长佛庄同志，又继死于南京; 此三同志皆在第一期负担军事基本工作”，“金、茅二队长俱C·P同志，为国民革命而牺牲，死亦无所遗憾”; “其死难详情及生平事略，自有待于史乘”，“吾辈后死……唯有更加努力，更加团结，继续先烈牺牲之精神，为先烈复仇，号召全国人民反对军阀与帝国主义勾结之白色恐怖，完成我国民革命工作! 以慰先烈于地下也! ”广州、武汉等地军民，都纷纷为金佛庄举哀，颂扬他“创造黄埔军校深资臂助”; “随军北伐功在党国”; “身殉主义壮烈可风”①。

一九四五年四月党的“七大”召开前夕，金佛庄的名字被光荣地载入了中共中央组织部编印的《死难烈士英名录》。他不但是北伐战争时期为贯彻党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而英勇献身的烈士，还是浙江建党初期的一位革命前驱者和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人民将永远怀念着他。

注释

①③《金佛庄自述》 (1926年3月20日于汕头洪家花园)。

②《东阳县立中学同学录》 (1918年6月)。

①②④《金佛庄自述》。

③金佛庄家里借债供他上厦门大学,以及在此之前的有关经历,除引自《金佛庄自述》中的记载外,均引自他的三弟金为周、少年时代同学金樟木于1982年4月29日的回忆记录。

①《佛庄日录》原本后半部分已受虫蛀鼠噬严重残损,现存东阳县民政局。

②张宝琛: 《金佛庄同志事略》,载1926年12月22日《黄埔日刊》第221号。

③《 [杭州地方] 团员调查表》 (1924年3日12日); 金佛庄的入党介绍人徐梅坤(行之) 1961年1月的回忆。

④《金佛庄自述》。

①金佛庄: 《从我们的方向和精神所产生的一种方法》。按: 此文写作时间稍后于《佛庄日录》,约在1922年上半年,原本残损状况与《佛庄日录》同,现亦保存于东阳县民政局; 引文中括号内的字,系原本因蛀蚀缺字,而由引者按上下文意增补的。

①《金佛庄自述》。

②《团杭州地方委员会(半年工作)之总报告》 (1924年3月15日) 。

③1932年编修的《东阳县志(初稿)卷十四: 武功》。

④《徐行之同志回忆本人革命简历和党在浙江的早期活动情况》,载《浙江地方党史资料通讯》1981年第5期。

①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1923年8月5日第6次会议记录。

②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1924年2月21日会议记录。

③张宝琛: 《金佛庄同志事略》。

④《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第6篇《党务》: 第1章《本校党务之发轫》。

①覃异之: 《黄埔建军》,载《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

①以上引文均见金佛庄: 《军官的心理》,载1924年7月20日上海《新建设》第2卷第1期。

①张宝琛: 《金佛庄同志事略》。

②③《金佛庄自述》。

①③《东阳县志(初稿)卷十四: 武功》。

②聂荣臻办公室1982年4月3日复严济慈的信。

④徐行之1983年2月14日给本文作者的信。

①《东阳县志(初稿)卷十四: 武功》。

②据当时在中共上海(江浙)区委工作的徐行之(梅坤) 1983年2月14日复本文作者信中回忆说: 金佛庄的这次主动请命,除了为要分化瓦解孙传芳的军阀部队外,还有乘机 “到上海来找我联系工作”的意图;当然,在总司令部的会议上,这是不能公开说明的。

①1926年12月14日上海《申报》。

①1926年1月6日《汉口民国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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