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李维汉人物传,李维汉生平事迹,李维汉评价

Posted 2022-05-06 民主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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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李维汉人物传,李维汉生平事迹,李维汉评价

李维汉

(一)

李维汉，原名厚儒，字和笙，又名罗迈，笔名罗夫、佳水、镜松。1896年6月2日诞生在湖南省长沙县蒪阳乡 (今高桥乡) 八斗冲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后来迁居阳家园子。父亲李运楷，字幼筠，一生以教书为业。他为人正派，鄙视趋炎附势，性情宽厚豁达，在乡里颇受尊敬，1930年去世。母亲孙氏，克勤克俭，操持家务，是位典型的家庭妇女，1944年逝世。李维汉兄弟三个，长兄李厚焯，字菊笙，一生务农。次兄李厚霖，字澍笙，主要务农，曾织过袜子，做过生意，大革命时期参加共产党，失败后脱党，1962年去世。

蒪阳乡位于长沙市东北100多里，是一个较为平坦的丘陵地区，土地肥沃，雨水充沛，最适耕种。李维汉祖父时，家里有100多亩地，在当地可谓富裕家庭。后来因做红茶生意亏本，把房屋田地都当掉了。李维汉出生时家境已经比较贫寒，一家人只有父亲执教有一些微薄的收入，因而常常靠借债度日。

7岁起，李维汉开始跟父亲读私塾。1909年入养正小学。1910年进清泰乡作民学校，和邹彝鼎、陈启民、任弼时等是不同班次的同学。1912年，李维汉考进长沙湘军工厂艺徒学校，这是一所半工半读的学校。李维汉开始学翻砂，后当铸工。和同学张昆弟、邹彝鼎很要好，后因领导反对工厂总办，都被迫退学。张昆弟、邹彝鼎考入湖南省第一师范，李维汉因没有正式文凭，没有能去投考。1914年，18岁的李维汉求学无门，生活清苦，常常每天只吃一顿饭，先后在县城华正小学和美算补习学校听课。1915年他父亲受聘到一所中学教国文，他随父亲补习国文，业余和假期则跟二哥打袜子，据他后来回忆说，这一年学习、生活很充实，得益不浅。1916年春，李维汉借用同乡一个同学的文凭，考入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第二部。1917年暑期以优异成绩毕业，留在一师附小教书。

(二)

李维汉考入一师时，正是一师实行民主教育时期。校长孔昭绶是一个具有现代民主教育思想和爱国主义精神的进步教育家，他崇尚民主办学，努力使一师的教育适应新文化运动的潮流。学校还有一批热心民主主义教育、思想开明、在湖南教育界享有声誉的师长，如学监主任方维夏、教育实习主任徐特立、修身教员杨昌济等。李维汉进入一师后，充分利用这里的良好环境，勤于攻读，独立思考，不断吸收新思想。那时，邹彝鼎、张昆弟正在一师一部读书，他们朝夕相处，友爱互助，成为最亲密的学友。当时毛泽东也在一师一部读书，蔡和森在1914年到1915年与毛泽东同学，此时虽已转至高等师范学习，但他同毛泽东仍然交往甚密。李维汉因邹彝鼎、张昆弟的联系，结识了毛泽东和蔡和森，并很快被他们对革新改良敏锐的鉴赏力和旗帜鲜明的态度所吸引。

辛亥革命以后，湖南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使许多青年从苦闷、消极、保守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他们向往科学和民主，努力学习新知识，寻求中国的光明前途。1916年前后，逐渐在毛泽东和蔡和森周围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人。他们经常聚会，抨击时政，立志改革。李维汉进入一师后就成为其中的一个。现实生活使他们认识到，改造社会的大业，不是少数几个人的力量所能办到的，必须有一大批志同道合、坚定不移的朋友，组织一个坚强的革命团体，汇集巨大的力量，才能有所作为。1917年冬，在毛泽东、蔡和森等倡议下，乃有组织学会之提议，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取名“新民学会”。

1918年4月14日，一个风和日丽、万木皆春的星期天，一群有志改造社会的中华儿女，聚集在岳麓山下刘家台子蔡和森家里，举行新民学会成立会。李维汉 (和笙) 等14人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由毛泽东主持，通过了由毛泽东和邹彝鼎两人起草的学会章程，规定学会宗旨是： “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①。会议选举萧子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

新民学会成立之后，如何发挥团体的作用，如何创造新的环境，使大家积极向上，以及如何向外发展等，成为会员们共同考虑的主要问题。这时，已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原一师教师杨昌济来信，转告了北京正在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情况。毛泽东、蔡和森等得到消息后，即同新民学会会员筹议响应。李维汉积极协助毛泽东、蔡和森进行筹备工作。8月15日，在毛泽东率领下，李维汉和萧子昇、张昆弟、萧子暲、邹彝鼎、罗学瓒、罗章龙、贺果等20几个准备赴法同学，从长沙启程去北京。到北京后，李维汉和贺果等住在湖南会馆。大家为联系赴法事宜到处奔波，得到蔡元培、李石曾等人的支持，很快在北京大学、保定育德中学、蠡县布里村三处分别成立了留法预备班，以后又在长辛店铁路工厂增设了一个班。

李维汉被安排在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学习。和李维汉一起到保定育德中学的还有张昆弟、李富春、曾以鲁、贺果、任理等。李维汉同张昆弟、贺果三人同住一间房子，过着清苦的生活。他们一面学习法语，一面学习机械学、机械制图。每人学一种工艺，如钳工、木工、铸工等。李维汉学的是铸工。1919年初，邹彝鼎肺病严重，李维汉和张昆弟护送他回湖南。不久，邹彝鼎病故，他们也没有再回保定。

这时，北京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湖南的青年学生，情绪激昂，纷起响应，已于4月返湘的毛泽东和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积极参加了这场斗争，成为湖南运动的骨干力量。当时毛泽东主编湖南学生联合会会刊《湘江评论》，李维汉曾协助发行。他按照第一师范第二部毕业同学录上的地址，把《湘江评论》分寄给他们。并给他们写信介绍五四运动的情况。与此同时，李维汉还为筹措赴法经费到处奔走。他家乡乡下祠堂送他30元，一个远房族兄借给他10元。回到省里，一师教师朱炎送给他100元，易培基老师拿出一张名画送给他和张昆弟，并介绍他们到上海当卖，得50元，两人藉此做了服装，作好了出国的准备。

1919年10月31日，李维汉、张昆弟、李富春、李林、贺果以及各地赴法同学共162人，从上海乘法国邮船 “宝勒加”号启航。在海上航行37天，于12月7日抵法国马赛，旋即到巴黎。华法教育会把他们安置在巴黎西郊哥伦布的华侨协社。在那里，他们一边等候工作，一边自学法文。

1920年2月，李维汉同李富春、张昆弟等组织了“勤工俭学励进会” (简称“工学励进会”) 。其宗旨是： “在积极方面，想联络一班人共同做事，如储金、订书报，互相勉励，疾病求助，工学交互，及为将来别种建画之预备。在消极方面，可以免除孤独生涯之烦苦，及环境诱惑之堕落，及懒惰之预防等事。”①

1920年初春，李维汉被介绍到施乃德钢铁厂勒哈佛尔分厂做工，同他一起去的有李富春、贺果、李林。工厂给他们三等工人的工资。做了大半年工，由于钢铁厂的劳动强度很大，李维汉的身体渐不能支，经大家劝说，他应张昆弟、任理的邀请，到圣伯尼休息了一段时间。

李维汉通过这一段的学习与实践，认识到改造社会的最终目标是要消灭剥削制度，实现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他在一篇研究勤工俭学的论文中说： “我们理想的要求，是要解除一切不平等，成为没有阶级的社会。”②但是，如何改造社会以及走什么道路，他还没有跳出工学主义的幻想。他接着写道： “真正的、彻底的改造，必从经济解放、教育解放下手，一扫旧时不平等的生活，而归于平等的生活，一扫旧时不平等的教育，而归于平等的教育，使精神界、物质界同时发展。”“人类平等的实现，在勤工俭学普遍于人人之时。”①1920年8月28日，李维汉给毛泽东写信说： “俄国式的革命，我根本上有未敢赞同之处”，就反映了这一点。但他接着又说：“但也不反对人家赞成他，或竟取法他，说来很长，且待研究。……要多读书，多考察，多与友人研究后，再说”②。

1920年7月中旬，李维汉搬到了蒙达尼，在附近一个胶鞋厂做工，工余学习。蔡和森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道路比较早，是留法同学中的革命先驱者。到蒙城后，李维汉同蔡和森接触的机会多了，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在8至9月的时间内，李维汉集中阅读了蔡和森从法文翻译过来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 “左派”幼稚病》和若干关于宣传十月革命的小册子，并将这些书大量介绍给工学励进会会员。

8月上旬，在蔡和森的积极帮助和影响下，“工学励进会”改名 “工学世界社”③。12月27日至30日，李维汉召集工学世界社社员开会，住蒙达尼的新民学会会员也大都参加。蔡和森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热忱地宣传无产阶级专政和俄式革命，认为无政府主义是空想的乌托邦主义。李维汉在会上谈了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体会，对蔡和森的讲话表示了理解和赞同，同时提出一些尚不明白的问题，表示要进一步的学习和研讨。

这次会后，李维汉同蔡和森进行了多次内容广泛的长谈，包括欧洲革命斗争形势、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区别、共产国际的性质与任务、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的决裂等。这些谈话对李维汉的思想触动很大。加上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悉心研究，以及欧洲工人运动的熏陶，李维汉逐步由工学主义转变为信仰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

1921年2月初，在巴黎近郊有数百名勤工俭学生候工不得，生活无保障。而华法教育会发出通知，声明与他们断绝经济关系，并要把他们“遣送回国”。他们中的一些活动分子与蒙达尼的新民学会和工学世界社联系，要求援助。李维汉和蔡和森、张昆弟、向警予、蔡畅、贺果等大部分会员、社员去巴黎参加斗争。2月28日，他们率领巴黎近郊400多名勤工俭学生向北洋政府驻法使馆请愿，提出争取“生存权、工作权和求学权”的口号，要求进入即将开办的里昂大学学习，发给每人每月400法郎的补助等。学生们的正当要求和请愿活动，遭到了中法反动派的镇压。李维汉和蔡和森等十余名代表被警察局囚禁两个多小时。这就是勤工俭学史上著名的 “二二八运动”。

“二二八运动”以后，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等人为解决勤工俭学生入学问题，用庚子赔款及各方筹集来的经费在里昂办了一所中法大学。8月份，华法教育会却发出通知，不收勤工俭学生。留法勤工俭学生对此无不愤慨。在蔡和森、周恩来、李维汉、赵世炎等的领导下，他们组织了 “勤工俭学生代表大会”，并通知各厂各校的勤工俭学生代表组成116人的“先发队”，分头赶赴里昂参加斗争。李维汉和向警予等组成十人代表团留驻巴黎，负责联络和争取声援。9月21日，“先发队”队员进占里昂中法大学。北洋政府驻法使馆勾结法国政府，派来大批武装警察，进行镇压。10月18日，法国政府强行将104名学生，包括蔡和森、张昆弟、李立三、陈毅等武装遣送回国。

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失败后，李维汉到哈佛雷，在一个小城镇的旅馆里住下来。1921年底，他收到周恩来、赵世炎托人转给他的信，信中约他到巴黎会面，商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当时周恩来在德国柏林，赵世炎在法国北方做工。不久他们都到了巴黎，在一个旅馆里见了面。他们商定分头进行筹备。1922年6月，由旅欧共产主义同志通信社、工学世界社、勤工俭学互助社三个团体中信仰坚定的分子共20多人，在巴黎西郊的布伦森林里召开大会，宣告旅欧少年共产党正式成立。赵世炎任书记，周恩来任宣传委员，李维汉任组织委员。他们三位分别以乐生、伍豪、罗迈为代号。党部设在巴黎意大利路戈德弗鲁瓦大街17号。

“少共”成立后，周恩来去了德国。李维汉和赵世炎、陈延年等留巴黎，在勤工俭学生和华侨中进行联络工作。

1922年下半年，已回国在中共中央工作的蔡和森给李维汉来信，要他回国工作。此时，周恩来从柏林来到巴黎，和在巴黎的“少共”其他成员研究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发展组织等问题。决定派李维汉代表旅欧少年共产党，回国联络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11月20日，李维汉携带“少共”给中共中央的信件回国。至此，李维汉结束了将近三年的留法勤工俭学生活，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三)

1922年底，李维汉回到北京。经毛泽东、蔡和森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他遵照中央决定，去湖南接替即将调中央工作的毛泽东，担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1923年2月初，李维汉到湖南后，将宣传马克思主义，深入发动群众，培养党的骨干，发展党的组织，为革命的高涨准备条件作为这一时期的中心工作。他以秘密活动为主，同时尽可能利用公开合法的条件，通过办夜校、读书班、组织社团等方式，发动群众，培养党的骨干。

为了便于工作，李维汉到长沙自修大学补习学校任教务主任，又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兼课，作为公开职业。李维汉在学校讲授哲学和心理学。他自编讲义《观念史观批判》，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家学说和阶级斗争学说。李维汉十分注意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他先后深入到粤汉路、铅印厂、第一纱厂、面粉公司、黑铅炼厂等举办工人夜校，宣传马克思主义，揭露资本家剥削的罪恶，启发工人的政治觉悟，逐步发现骨干，发展党员，建立和扩大了一批党的支部。这年暑假，他还到长沙清泰乡、东乡等地，帮助这些乡建立了党的支部。

11月，自修大学被军阀赵恒惕取消，李维汉和何叔衡领导筹建湘江学校，并在该校担任教员。湘江学校在艰难的条件下，坚持办校四年多，培养了众多的革命骨干。

这年冬，赵恒惕逼走一师具有进步思想的校长易培基，委派政客李济民为校长，到校推行限制学生进步活动的《学生管理规则》，并取消学生自治会。李维汉发动一师学生掀起了“驱李”风潮，赶走了李济民，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年底，李维汉和何叔衡、姜梦周等创办了《湘江》半月刊。1924年，李维汉又创办了《新民周报》，担任主笔。他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在《湘江》半月刊、《战士》周报、《新民周报》等刊物上发表文章70余篇，主要内容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反动军阀的卖国罪行; 总结工人运动中的经验教训; 鼓励青年学生投身革命实践等。

1923年11月，中共三届一中全会为加速国共合作的进程，决定在国民党尚无组织之湖南等省市，为国民党创建组织。李维汉领导中共湘区党委积极贯彻中央的指示，和何叔衡、夏曦、易礼容、戴晓云、夏明翰、郭亮、肖述凡等一批共产党人，加入了国民党，并根据全会的指示，帮助国民党建立了湖南省党部。他还亲赴衡阳、宁乡、衡山、湘潭等地，具体指导这些地方国民党党部的建立工作。

1925年1月，李维汉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

5月25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岳麓山蔡锷墓庐秘密召开。大会选出了省党部的9名执委，体现了统一战线的精神，其中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老同盟会员; 有工商界、农界代表，又有知识界代表。李维汉被选为执行委员。

6月，正当全国人民反帝反军阀的浪潮由于五卅运动的发生而更加高涨的时候，北洋军阀吴佩孚出兵湖南，企图联合川、滇、黔、桂等地军阀，围攻广东革命根据地。湖南军阀赵恒惕取下“联省自治”的招牌，充当吴佩孚控制湖南的工具。李维汉及时发表了《湖南反革命势力的结合》、《西南团结声中的湖南》等文，揭露和批判南北军阀相互勾结的阴谋，中共湖南区委提出了“反英、讨吴、驱赵”的号召，推动工农群众运动的发展。1926年3月8日，赵恒惕与唐生智矛盾尖锐化，唐以“郴宜米贵，给养困难”为由，率部向长沙逼近。李维汉写了《湖南政变之由来及其意义》一文，提出了争取唐生智、驱逐赵恒惕的基本政策。6月2日，唐生智在衡阳正式宣布加入国民革命军，为北伐军取道湖南创造了好的局面。

7月，中国共产党四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李维汉出席了会议。他从上海返湘后，北伐军进入湖南。李维汉领导湖南区委发动和组织广大工人、农民，支援北伐。

随着北伐军进入湖南，湖南农民运动迅猛发展，波澜壮阔，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早在中共四大召开以前，湖南省的党组织已开始发动农民运动。1925年毛泽东回韶山，组织起20多个秘密农协。1925年10月，李维汉主持起草了中共湖南区委《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提出： “农民运动，实为本区目前急切重要的工作。”农民运动“对本党将来革命运动的发展，尤为重要。”决议提出了农民运动的基本内容和宣传方法。北伐军进入湖南后，中共湖南区委先后三次发表《对湖南政局的宣言》，作为湖南工农运动的纲领。在中共湖南区委的领导下，千百万农民群众组织起来了，到11月底，在全省75个县中，65个县有农民协会，会员总数达120余万人。

李维汉和湖南区委的同志在斗争实践中认识到，要彻底铲除封建剥削，把国民革命引向深入，必须解决农民的根本问题——土地问题。1926年12月上旬，李维汉去汉口参加中共中央的特别会议，在会上汇报了中共湖南区委“应立即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的意见，遭到陈独秀、鲍罗庭的反对。会议基本上按照陈、鲍的主张通过了决议，错误地认为当前的主要危险是民众运动的勃起而日益向“左”，对工农运动要采取限制的政策。会后，中共湖南区委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执行了陈独秀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主张，一度出现了“洗会”的做法，给土豪劣绅破坏农协以可乘之机。1927年初，毛泽东到湖南视察农民运动后，湖南区委很快纠正了这种错误做法。2月，李维汉在向中央《关于湘区一月份农民运动的报告》中说： “在此社会群向农运进攻之包围中，我们亦自认现在农运的确是太左稚，于是通告禁止农协罚款、捕人等事。而且限制区乡农协执行委员，皆须现在耕种之农民担任，对于发动罚款、逮捕之人，皆须扫除，几乎不自觉地站到富农、地主方面而限制贫农。自润之同志乡间视察归来，我们才感到贫农猛烈打击土豪劣绅，实有必要，非如此不足以推翻现在之封建政治。”①3月12日，他主持起草了《对湖南农民运动的宣言》，驳斥了 “左社”、“怀疑派”、“稳健派”的各种谬论，赞扬农民革命是“由土豪劣绅专政的乡村到民主政治的乡村” 的必经阶段。

1927年4月17日，李维汉在《战士》周刊上发表了《湖南革命的出路》一文，文章深入分析了湖南政治、经济状况，阐明了农民要求解决土地问题的必然性。他提出： “湖南革命已发展到了一个新时期，这个时期要求我们确定新的策略。这个时期的中心问题就是土地问题，解决了土地问题，便是解决了我们革命的出路问题。”②在中共湖南区委的领导下，省农民协会和省总工会开始着手筹备县民会议和省民会议，组织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夺取团防武装，镇压反革命，并开始清丈田亩，准备分配土地。

1927年春季，在全国革命猛烈发展的形势下，统一战线的内部矛盾日益暴露，无产阶级同大资产阶级的斗争日趋激烈。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中共湖南区委通过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组织了声讨运动。4月26日，长沙各界举行讨伐蒋介石和反对帝国主义的示威游行，李维汉和谢觉哉等在会上讲话，揭露了蒋介石叛变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罪行。

4月下旬，李维汉出席了在武汉召开的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他组织湖南代表团起草了一个以分田为基本内容的土地问题提案，但被陈独秀扣压下来，没提交大会讨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李维汉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五届一中全会后，中共中央调李维汉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1927年5月初，李维汉返湘，向新任湖南省委书记夏曦移交了工作。当他正准备回武汉时，发生夏斗寅叛变。他和湖南省委的同志估计湖南有发生反革命事变的可能，遂召开省委会议，做了应变准备，成立秘密临时省委。不久，“马日事变”发生，许克祥公开叛变革命。李维汉按照省委预先布置，在长沙近郊隐蔽了一些天，于6月下旬从洞庭湖水路回武汉。

(四)

1927年6月下旬，李维汉到武汉就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此时，武汉的形势十分紧张，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加速了叛变革命的步伐，反动势力非常嚣张。在中共党内，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继续对国民党妥协退让，革命危机日益严重。

7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陈独秀去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国内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五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

7月15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公开叛变革命。七一五以后，李维汉参与了政治局常委决策的三件大事：一，决定举行南昌起义，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四人组成起义前敌委员会; 二，决定组织湘鄂粤赣四省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三，决定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

8月7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在汉口召开，会议由瞿秋白主持，李维汉担任会议主席，毛泽东、蔡和森、张太雷等21人参加了会议。李维汉报告了会议的筹备经过，宣布了这次会议的三项议程。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党员书》，在中国革命的危机关头，坚决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对动员、鼓励全党在革命面临失败的形势下，继续坚持革命斗争，起到重要的作用。在这次会议上，李维汉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在8月9日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和瞿秋白、苏兆征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

10月初，中共中央迁往上海。是时，党的组织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李维汉积极协助瞿秋白，进行恢复、整顿和重建党组织的艰苦工作，使党的组织从大革命失败后的散乱状态迅速恢复组织起来，重新开始了革命斗争。

八七会议以后，由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恨而加强起来的急性病，使党内的“左”倾情绪很快发展起来，到1927年1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展成为在党的实际工作中的“左”倾盲动主义。

在“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使中国革命不断遭受损失的情况下，1928年1月上旬，李维汉受中共中央委托，去湖北、湖南巡视工作，传达中央关于停止年关暴动计划的指示，以避免革命力量遭受进一步损失。在汉期间，他还召集了京汉、粤汉铁路党的负责同志以及湘、鄂、赣、豫四省党的代表开会，重新部署湘鄂赣总暴动计划，改变过去在中心城市搞暴动、企图夺取长沙、武汉的盲动计划，要求四省党的组织在大城市以外的地区发展革命力量，创造割据局面，包围中心城市，同时加强城市工作。这些对于在实际工作中纠正“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具有积极意义。

1928年4月底，中共许多重要领导人陆续赴苏联参加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中央指定任弼时、李维汉留在国内，组成留守中央，领导国内各项工作。在这一期间，李维汉和任弼时继续纠正党在组织武装暴动问题上的错误，改进党的组织建设和党的工作方式，并发出《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的文件。留守中央还利用济南惨案，动员和组织城市工人、小资产阶级进行爱国反帝运动。

9月，中共六大结束，李维汉未当选中央委员。11月，中共中央指定周恩来、康生、李维汉、李子芬组成巡视委员会，去巡视上海党的工作。李维汉负责巡视上海七个区的区委和下属数十个党支部。他不顾个人安危，往来各区区委和工厂、车间，对党的区委和支部工作给以指导。

1929年1月底，中共新的江苏省委成立，李维汉任组织部长。他主持起草了《组织计划决议案》、《上海工作方针计划决议案》，提交省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决议案提出江苏党要克服“盲动主义残余”、“极端民主化”、“非集体的手工业式的个人指导方式”、“命令主义”等错误思想，推动了江苏党的工作的开展。同年4月，李维汉深入沪西区委、闸北区委、法南区委，与林育英、李富春等一起对工人工作进行调查，提出争取黄色工会的群众，建立赤色工会的方针。6月，中共中央六届二中全会在上海召开，李维汉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后，他代理中共江苏省委书记。

六大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李维汉在上海、江苏做了大量工作。虽然在指导思想上仍有“左”的错误，但成绩是主流。在这一时期，上海、江苏两地党的组织得到整顿和发展，工人运动得到复苏，农民武装斗争也逐步开展起来。

1930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李立三提出的《新的革命高潮和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标志着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李维汉对这个决议虽然曾有怀疑，但会后仍然执行了 “立三路线”的各项部署，直到总同盟罢工和武装暴动均遭到失败以后，他逐渐对“立三路线”的一套做法采取了消极的态度。

1930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 “立三路线”的错误。会后，江苏省委改组为江南省委，李维汉任省委书记。

1931年2月，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会上，李维汉对执行“立三路线”的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会后，他离开了中央委员会，不久，又离开了江南省委书记的职务。执行“立三路线”的错误对他思想震动很大，他开始认识到，要在复杂艰巨的斗争中把握正确的方向，光靠革命意志和热情是不够的，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李维汉提出去莫斯科学习的要求，党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6月4日，他和陈郁一起，从上海乘船前往苏联。

李维汉在苏联国际列宁学校短训班学习八个月，正准备转入为期三年的理论班学习。一天，王明来找他，说国内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要他回国工作。1933年3月，李维汉从苏联回国，4月到达中央苏区，开始时任中央组织部干事，后任中央组织部部长，1933年下半年任中央组织局主任，兼中央党校校长。他到中央苏区时，正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处于统治地位的时期，中央苏区正在开展“反江西的罗明路线”的斗争。他错误地认为王明“左”倾路线是对的，在宁都会议以后，他参加了反对邓(小平) 、毛(泽覃) 、谢(唯俊) 、古(柏) ，出席了反邓、毛、谢、古的会议，发表批判邓、毛、谢、古的文章和讲话，犯了“左”的错误。

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进行长征，李维汉在长征中任中央机关第二纵队(即红章纵队)司令员兼政委、中央机关梯队队长，还兼任军委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分管长征途中的白区工作与地方工作。他在总结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的经验教训和长征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路线的正确。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后，他完全拥护遵义会议决议，开始转到毛泽东正确路线上来，随后，积极参加了长征途中反对张国焘分裂中央的斗争，紧跟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胜利长征到达陕北。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中共中央派李维汉、贾拓夫组织一支有100余人的先遣队，携带电台，去寻找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先遣队到达甘泉下寺湾时，找到了中共陕甘晋省委书记郭洪涛，得知陕北苏区正在进行肃反，刘志丹等主要干部已被拘捕。李维汉和贾拓夫立即向党中央汇报了这一情况。中央立即下令陕甘晋省委，停止逮捕、停止审查、一切听候中央来处理，迅速停止了陕北苏区的肃反。不久，李维汉参加了西北中央局组成的以董必武为首的党务委员会，参与审查肃反问题，做了许多工作，对于纠正这次错误肃反，加强党和军队的团结，起了积极作用。

(五)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李维汉列席了会议。他衷心拥护这次政治局会议所确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并且积极地为把党的政策转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来而努力。他受中共中央委托，执笔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参与制定了《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西北苏维埃选举法》、《中华苏维埃政府对哥老会宣言》等重要文件。这些文件贯彻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纠正了长期以来“左”的错误做法，对于团结各阶级、阶层参加抗日斗争，起了重要的作用。

1936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陕甘省委，由李维汉任省委书记。年底，他与张邦英带着一支游击队通过敌我交错地带，到达关中特委驻地淳化桃曲河。他与特委负责人任弼时、习仲勋等一起研究制定了向南发展的计划。不久，西安事变的消息传来，军民上街游行，喊口号、贴标语，群情激愤，要求公审、枪毙蒋介石。李维汉贯彻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精神，做了大量解释教育工作。同时，他指导关中特委利用西北军、东北军向西安撤退的有利时机，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苏区周围各县组织起抗日救国会，解放了延安南面的门户甘泉、鄜县，恢复和发展了原关中苏区的栒邑、耀县、赤水、正宁、宁县的革命政权。不久，由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两党的谈判取得进展，中共中央决定取消陕甘省委。李维汉于1937年4月回到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群众工作委员会书记。他深入研究了陕甘宁特区及周围区域的统一战线工作，写了《特区统一战线的几个问题》等文章。文章研究分析了特区统一战线的环境及特点，提出了统一战线的任务，包括争取抗日自由与民主权利，争取民团成为抗日武装，利用各种可能的形式最广泛地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斗争。文章还提出了改善群众生活与巩固各阶级、阶层统一战线关系的原则。这些文章对推动统一战线工作与群众工作的开展，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

(六)

1937年5月，李维汉接替董必武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1938年4月，调任陕北公学党委书记、副校长。同年8月，他去栒邑看花宫创办陕北公学分校，并任分校校长。在陕北公学工作期间，他和成仿吾一起，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为长期抗战服务”的方针和毛泽东提出的教育与政治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指示，制定了陕北公学的教育方针： (1)使学员获得革命的宇宙观、社会观与人生观，社会发展规律的知识与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知识; (2)使学员获得当前革命运动发展规律的知识，获得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3)使学员获得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知识，首先是游击战争的知识;(4)培养学员成为抗日战争中的民众运动工作者和文化教育工作者; (5)培养学员敢于斗争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培养革命的实际主义与民主作风。使学生成为忠实于民族与国家，坚持抗战的先进战士。为实现这个教育方针，学校废除了不急需和不必要的课程设置，以教授战争所必须的知识和技能为主，并注意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发扬忠诚、团结、紧张、活泼的校风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在陕北公学，李维汉特别注意以优良的作风影响学员。他工作一丝不苟、严谨缜密，对人对事要求严格，发现学员学习不认真，或者工作人员工作不细致，批评起来不讲情面。学员们背地里称： “成校长(仿吾) 是 ‘慈母’ ，罗校长(罗迈，即李维汉) 是 ‘严父’”。他精力充沛，作风深入。课后的排球场上，有他活跃的身影，傍晚的校园里，常常看见他与学员促膝谈心。他生活极其简朴，所有的行李家当只装了一个马搭子，里面一半是书籍。办分校时，他打起绑腿，和学员们一起步行700余里。在分校的建校劳动中，他和学员们一起荷锄下地，谈笑风生。他爱学员，爱青年，他晚年曾多次说：陕北公学是他一生中最愉快的时期。

1939年初，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对干部教育的领导，成立了中央干部教育部，张闻天任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他参加制定《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明确规定了在职干部教育的目的、方针、内容、学习方法。他配合张闻天，为推动在职干部教育做了大量具体工作。同年8月，中央干部教育部并入中央宣传部，李维汉任副部长，继续抓干部教育工作。1940年6月，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一年学习总结大会上，他作了题为《延安在职干部一年来学习经验总结》的报告，总结出了干部教育以自学为主、深入领会教材、提倡独立思考、开展讨论与辩论、发扬挤与钻的精神等宝贵经验。这一期间，李维汉还负责中宣部创办的《共产党人》杂志的编辑出版工作。

在这段时期，李维汉根据毛泽东研究中国实际问题的指示，创建了共产党第一个教育科学研究机构——中国教育研究室，他自兼主任。并和董纯才、李心清等合编了敌、我、友三方有关教育情况的三本资料书，主持编写了《中国现时教育问题》一书，还系统研究了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促进会，黄炎培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等，对如何在解放区开展群众教育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

(七)

陕甘宁边区是汉族、蒙古族、回族等民族聚居的地区。中共中央转移到陕北以后，为了在西北建立巩固的革命大本营，非常重视团结少数民族参加抗日斗争。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各少数民族共同抗日的民族政策。会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以主持陕甘宁边区以外的陕、甘、宁、青、新、蒙各省的少数民族工作和地下党工作，张闻天任书记，李维汉任秘书长，中国共产党系统地研究国内少数民族问题并开展少数民族工作，即从这时开始。1940年初，李维汉写了《长期被压迫与长期奋斗的回回民族》和《回回问题研究》，追溯了回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以及被压迫和反抗的斗争史，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指出只有坚持抗战，才能给包括回族在内的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一条广阔的道路。

1940年4月，李维汉亲自起草了《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7月，他又主持起草了《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的提纲》。这两个提纲经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对回族、蒙古族进行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1941年2月，中央研究院院长张闻天去晋西北搞农村调查，李维汉代管中央研究院的工作。不久，中央研究院作为试点开始整风。当时，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存在着极端民主化和绝对平均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如不纠正，就不可能将整风运动纳入正路。针对这种情况，李维汉在中央研究院的整风中，组织青年知识分子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围绕“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等问题召开座谈会、讨论会，以马列主义为思想武器，帮助青年知识分子改造小资产阶级世界观，引导他们逐步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同时，他深入到群众中去，和群众一起学习，严格解剖自己。3月2日，他参加了中共中央白区工作委员会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开展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整风运动是一个重大的启蒙运动。这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他认真学习了《六大以来》等整风文件，尤其是刘少奇检讨八七会议以来党内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文章及其写给中央的信，对李维汉触动很大。4月2日，李维汉利用中央研究院教育、新闻两个研究室开会讨论整顿三风的机会，作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历史的检讨发言，回顾了盲动主义、“立三路线”、“九一八”到遵义会议以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上的错误，检查了自己在这些错误中的责任，重点是自我批评，分析了这些错误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他诚恳的自我批评，使大家深受感动。

1942年秋，李维汉参加了中共中央组织的关于两条路线斗争问题的学习，精读了《六大以前》、《六大以来》等著作，联系中共的历史，对自己参加革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入的思考。李维汉在晚年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说过：“就我个人来说，延安时期包括延安整风在内，是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获得世界观根本转变的时期。我参加革命以后，一直工作积极，服从领导，遵守纪律，不闹独立性。我同陈独秀、李立三也曾有过某些原则性的争论，但最后还是对他们实行组织服从。从组织上说，这是优点，但思想上却缺乏自觉的能动性，缺乏独立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而在党中央领导正确的时候，我的工作成绩比较显著，但在党中央领导错误的时候，我的错误也比较突出。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王明等人上台以后，我和其他一些同志先后被撤了职。我心想，为什么我们工作多年，有些经验，反而犯了错误，而王明等人没有什么经验，反而被认为正确?我的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因为他们有 ‘理论’ ，所以极力要求去莫斯科学习，到莫斯科后又要求进长期班，就是想多学一点理论。但是实际上，我在莫斯科学习的理论不多，却受到某些教条主义影响。1932年底奉调回国后，1933年4月到瑞金，正赶上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那时，我奉命参加江西省开展的反对以邓 (小平) 、毛(泽覃) 、谢 (唯俊) 、古(柏)为首的所谓江 ‘西罗明路线’ 的斗争。我在斗争中出了力，犯了严重错误，遵义会议以后，才逐渐认识到这场斗争实际上是为了打击毛泽东同志在人民群众和地方组织中的威信。1935年，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讲干部问题，提倡独立思考、独立负责。他说： ‘不能表现创造性的人，说‘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的人，就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这对我有启发。但是，我还未弄清何谓独立思考和创造性。到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延安整风时期，我才懂得要把握住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相统一这一根本原则，并以此重新解剖自己，严格要求自己，改变理论同实践脱节的学习态度和工作态度，建立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和工作态度。这是我思想上的一次飞跃和世界观的一次转变。”①

延安整风以后，李维汉一面重视学习理论，尤其重视学习哲学，一面在工作中注意学习毛泽东调查研究的方法，深入实际，分析事物的矛盾及发展趋势，受益极大。每当提起延安整风，他总是深有感触地说： “延安整风是我思想解放的学校，毛泽东同志是我思想解放的老师。”②

(八)

1942年9月，李维汉调往陕甘宁边区政府任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直到1946年4月。

他担任边区政府秘书长不久，正值边区筹备第三次简政，他受边区政府委托，起草了《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经边区政府第三次会议讨论通过，付诸实行。

1943年6月，边区政府开始审查干部，李维汉负责审干的日常工作。在7月开始的“抢救失足者”的运动中，李维汉执行了康生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的指示，错搞了一些人，但他发现“逼、供、信”问题后，立即提出“要防止和纠正 ‘左’倾与逼、供、信”。及时停止边区的“抢救”运动，避免了伤害更多的同志。运动过后，李维汉在作总结报告时，对前期出现的错误，主动承担责任，向被错整的同志赔礼道歉。消除了隔阂，增强了团结。

审干工作结束后，李维汉把较多的精力放在边区政权建设上。他坚决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三三制”政策。当时，边区政府委员和常驻议员26人，2/3是党外人士，如李鼎铭、贺连城、霍子乐、安文钦等。有一段时间，边区政府党与非党的关系搞得不大好，把党外人士当客人看待，不尊重他们的职权。李鼎铭等对此不满，工作消极。李维汉经和边区政府党组研究，主动找李鼎铭等党外人士谈心，并且采取一系列措施，改善合作共事关系，使党外人士有职有权，发挥了积极作用。由于正确执行了统一战线政策，党外人士的爱国心、正义感和主人翁精神大发扬。1944年6月，中外记者参观团来陕甘宁边区参观，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向记者作了《关于边区总政策的报告》，并同记者举行了座谈，记者们在座谈会上的感受是：李鼎铭是“有职有权的”。“他的谈话是真心实意的，皮笑肉也笑了”。记者采访安文钦时，安慷慨陈词，痛斥国民党腐败，使人深切地感受到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后来，向毛泽东汇报时，李维汉说，党外人士对中外记者谈话都有一个边区的立场。毛泽东听后很高兴。以后中共中央专门发通知到各抗日根据地，说陕甘宁边区的“三三制”搞得很好，并把这些经验在各个边区广泛推广。

李维汉非常重视教育工作，他认真研究了边区的实际情况，认为边区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不恰当地沿袭旧的教育制度和方法，把城市的一套硬搬到农村。针对这些问题，李维汉主持在教育系统开展了反对主观主义、命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整改运动，使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逐步做到与群众需要相结合，真正为边区人民大众服务。通过这一运动，使边区教育出现了新的局面。1944年10月，陕甘宁边区召开文教大会，这是对边区文教工作的检阅和总结大会。毛泽东到会作了《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讲话。李维汉作了《发展大规模的群众文教运动》的总结报告，阐明了边区文教工作的任务、方针和政策，提出了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具体要求。

1945年4月23日，李维汉出席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在会前致函毛泽东，表示由于自己过去犯过“左”的错误，要求不参加中央委员会。

1946年“四八惨案”发生后，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李维汉参加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和谈代表团，接替因飞机失事而遇难的王若飞、秦邦宪的工作。

(九)

1946年4月19日，李维汉自延安乘飞机赴重庆，参加重庆谈判。4月下旬，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周恩来、邓颖超、陆定一、董必武、李维汉和中共代表团100多人也分批到了南京，住在梅园新村三十号。

李维汉在代表团中，前段主要是研究宪法，并在齐燕铭协助下，草拟了一个“五·五宪草修正案”。6月以后，陆定一回延安工作，李维汉又代管中共代表团的宣传工作，并主编《群众》杂志。《群众》杂志刊载了大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文章，并发表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报告等，在国民党统治的上海、南京等地影响很大，国民党十分惧怕，不久即下令查封。

8月21日，李维汉同董必武、齐燕铭去上海，住在郭沫若家里。他同郭沫若在大革命时期就认识了，这次久别重逢，都十分兴奋，郭沫若写了一幅对联送给他： “路遥知马力，岁寒见后凋”。在上海期间，李维汉主要的活动是访问第三方面人士，交换对宪草和对解放区土改的意见，了解他们的看法和动向。两个月后李维汉又返回南京。

11月15日，国民党撕毁政协决议，单方面召开国大。至此，历时一年多的国共谈判终以破裂而宣告结束。16日，周恩来在梅园新村举行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表示中国共产党将为民主和平而奋斗到底。19日，李维汉和周恩来、邓颖超等15人乘专机离开南京返回延安。李维汉在当天的日记中写到：谈判破裂了，但满载人心归去，取得人心，是一年来党的统战工作的最大胜利。

1946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城市工作部，周恩来为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城工部的任务是负责国民党统治区的各项工作，包括工、农、青、妇等方面，并负责培训这些方面的干部。

1947年3月18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犯延安，中央城工部转移至山西临县附近的王家沟。李维汉在这里领导了城工部的“三查”运动，抵制了康生一伙所推行的“贫下中农坐天下，地富出身靠边站”的“左”的错误，不是在运动中整人，而是以身作则地检查自己历史上的错误缺点，介绍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学习毛泽东思想所得的教益，给大家以深刻的教育。

李维汉很重视干部的培养和使用。1947年夏秋，他把从重庆撤回来的新华日报干部，组成青训班，进行理论、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学习。这些干部后来多数随解放大军开赴西南，发挥了很好的作用。1948年4月，城工部迁到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李维汉通过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吸收了一批北平、天津的大学生和中学生来李家庄工作，后来这些知识分子都成了统战工作的业务骨干，逐步走上领导工作岗位。石家庄解放后，李维汉受中共中央华北局委任，从6月至10月，兼任石家庄市委书记。

1948年10月，中共中央将中央城工部改组成立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李维汉任部长。在中央领导下，主管统一战线工作和筹备召开新政协的具体工作。当时，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从香港和国民党统治区来解放区参加筹备召开新政协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陆续到达东北和华北解放区。李维汉同到达李家庄的民主人士符定一、吴晗、周建人等在广泛交谈协商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内容包括： (1) 新政协召集问题，(2) 新政协参加者，(3) 新政协时间、地点，(4) 新政协应讨论事项。中共中央将这个草案发给中共中央东北局，请他们征求当时已到哈尔滨的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高崇民、朱学范等人的意见。随后，中央又征求了尚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李济深、何香凝、周新民、马叙伦、陈其尤、李章达、沈志远、彭泽民、章乃器、孙起孟以及无党派人士郭沫若等的意见。经过反复协商，1948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与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达成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协议。

1949年1月30日北平和平解放。李维汉于3月10日抵达北平。他到平后，又逐个访晤先后到达北平的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谭平山、周建人、马叙伦、蔡廷锴等，向他们介绍情况，分析形势，阐述中共的方针政策，并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对于一些重大问题，中共中央领导亲自出面同他们商谈，中央统战部还组织他们参观解放区、举行报告会。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协商和交换意见，对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取得比较一致的认识，这就是：一定要将革命进行到底，不能中途妥协;要搞新民主主义，不搞旧民主主义; 反对中间路线，新政协要由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组成，拒绝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参加。这样，就为新政协的召开作好了政治和思想上的准备。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通过了《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首的筹备会常务委员会，李维汉被推选为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并兼任第一小组组长。

第一小组的工作是负责商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和名单。这是一件非常复杂和细致的工作。按照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的规定，对所有提名都要进行逐个审查。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李维汉广泛接触各方面人士，多方面深入进行调查研究，时常为了某一个代表人选的适当与否，而函电往返，多方协商，斟酌再三，费时达数周之久。他还同许多要求参加新政协的党派、团体和个人分别谈话，向他们反复地进行说明解释。前后经过三个多月的协商、酝酿，终于确定了一份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地区、军队、人民团体和特别邀请的五个方面、23个单位662位政协代表名单。这个名单具有极大的代表性和广泛性，体现了全国人民在爱国主义基础上的空前大团结。

8月18日，新政协筹备会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各单位首席代表座谈会，讨论新政协代表名单，李维汉在会上作了《新政协代表名单协商经过情形》的报告。这次会后，李维汉因不慎跌倒，腿受重伤住院。8月26日，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定，由林伯渠代理秘书长职务。李维汉为筹备新政协做了大量工作，周恩来在总结新政协筹备工作时说，维汉同志出力最大。

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隆重召开。会议执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通过了《共同纲领》等三大文件，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十)

新中国成立后，李维汉继续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并在1949年10月9日被选为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秘书长，10月19日被任命为政务院秘书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他的主要任务是主管统一战线工作和少数民族工作。开国之初，百废待兴，各项事业都要从头做起，统战工作和民族工作更是面临许多新的领域和新的问题，各种关系错综复杂，任务极其繁重。李维汉怀着对党的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工作中去。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统一战线工作和民族工作方面，创造性地提出不少重要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李维汉在党中央领导下，积极协助周恩来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协商，提出党外人士在中央人民政府包括政务院和各部委担任领导职务的名单，组建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统一战线的政权。当年10月选举和任命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6位副主席中，有3位是党外人士，56名委员中有28位是党外人士，政务院4位副总理中有2位是党外人士，政务院34个部 (委、行、署、院)中，有15个部 (委、行、署、院)的正部长 (主任、行长、署长、院长) 是党外人士，很好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产生了良好影响。在此同时，李维汉积极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总方针，就是“帮助他们团结、进步和发展，并力求在人民革命运动和国家建设事业中，彼此竭诚合作，大家作出成绩来”①。从1949年底到1950年初，他支持帮助各民主党派先后召开各自的全国代表大会或者中央会议，回顾在民主革命时期走过的历程，总结历史经验，明确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方针任务。各民主党派都作出决议，正式宣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以中国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作为各自的政治纲领，并且改选了领导机构，确定了对各自党派的组织进行清理、整顿和在此基础上发展成员的方针。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统一战线和少数民族工作都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如何认识新中国成立之后统一战线工作的形势和任务?还要不要继续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在各级政权机关中共产党员如何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人民政协和各级协商机关如何开展统战工作?如何增强各民族间的团结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等等，都亟待根据建国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进一步明确解决; 同时，由于革命的胜利，中共党内不少同志产生了骄傲情绪和以功臣自居的思想，轻视统一战线，不愿意安排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担任政府的领导职务，表现了严重的关门主义倾向，也亟待教育克服，否则，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就难以巩固和发展。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1950年3月，李维汉在中央领导下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他在会上作了题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与新任务》的报告。他根据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明确提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开始转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从为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争取人民革命胜利的时期，转到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肃清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和封建主义以及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恢复发展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文化，为进入社会主义准备条件的新时期。

他针对会上暴露出来要求提前消灭资产阶级的“左”的思想，阐明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方针，指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要实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他说，要把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现代化的工业国，必须尽量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政策是在为实现《共同纲领》而奋斗的基础上，又团结又斗争，以团结为主，斗争是为了团结。他针对要使民主党派成为非党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和忽视民主党派作用的思想，阐明了党对民主党派的基本方针。他指出，各民主党派都是以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阶级联盟的性质。过去，中共争取了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对于争取中间力量，壮大人民阵营，孤立革命敌人，起了重要作用。今后继续巩固这种合作，在肃清国内残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建设新中国的事业上，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他提出，为使各民主党派能够适当地尽其历史作用和政治任务，必须帮助他们在政治上不断前进，在组织上有相应的发展。他还具体阐明了其他方面统战工作和民族工作的方针政策。这篇报告经中央批准，成为建国初期统战工作的一个根本指导性文件。

从1950年夏季开始，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先后开展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在三大运动中，李维汉做了大量的统一战线工作，主要是协助中央密切同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民主人士的联系，就开展三大运动的问题同他们进行协商，宣传政策，交换意见，沟通思想，统一认识，同时积极推动他们参加三大运动的实践，并在运动中给他们以适当照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为争取三大运动的胜利而斗争。另一方面，通过三大运动，帮助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彻底划清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界限，在政治上、思想上获得新的进步。

1950年9月，当美国把侵略朝鲜的战争，向我国东北边境推进，严重威胁我国的独立和安全的时候，中共中央和广大人民群众都在思考如何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和要不要出兵援助朝鲜的问题。有一次，李维汉参加中央书记处讨论这个问题的会议，会上毛泽东征求他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他毅然表态，主张出兵援助朝鲜。在中共中央决定出兵以后，他协助周恩来出面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领袖人物进行协商座谈。经过三次协商座谈，取得完全一致意见。1950年11月4日，中国共产党牵头同各民主党派联名发表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宣言。

1951年1月，在三大运动高潮中，李维汉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三大运动中的统一战线工作问题和帮助民主党派发展组织问题。他在会议的总结报告中，再一次强调了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并从四个方面具体阐述了新中国成立后团结民主党派的必要和作用： (1) 它们所联系和代表的阶级是革命队伍的一个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这些阶级继续存在，需要民主党派继续联系和代表他们。(2)从对敌斗争来说，团结了民主党派，可以孤立敌人。(3) 民主党派可以帮助人民做许多工作。(4)可以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工作起监督作用，这对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是必不可少的。他提出，当前统一战线的任务就是要与三大运动相结合，进一步动员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参加全体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同时要帮助各民主党派发展成员，以利于他们更好地发挥作用。这次会议以后，他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经过同各民主党派协商和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工作会议讨论，决定在全国政协成立参加三大运动筹备委员会，组织了大批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到各地参加或参观三大运动，巩固扩大了三大运动的统一战线。

开国之初，大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政府担任各级领导职务，同时，各地协商机构相继建立起来。如何搞好政府机关中共产党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关系和如何开展协商机关的工作，成为巩固发展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问题。为着解决好这个问题，李维汉于1951年4月，以政务院和全国政协的名义，分别主持召开了政务院第一次全国秘书长会议和省、市协商委员会秘书长会议，讨论了政权、协商机关的统战工作问题。他在会上作了《进一步加强政府机关内部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阐明了政权机关内部统一战线工作的一系列问题，主要是共产党如何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问题。他提出，必须让党外人士有职、有权、有责; 共产党员要主动团结非共产党员; 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作为搞好合作共事关系的基本方法，等等。他在省、市协商委员会秘书长会议上的报告，具体地阐明了协商委员会的性质及其与各方面的关系。他指出，协商委员会是统一战线的政治协商的组织，对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不是直接领导的关系，不能以命令行事，而要靠协商办事。它不是政权机关或政权性质的机关，不是行政和立法机关。它与同级人民政府互无领导关系，是人民政府经常进行协商和取得建议的机关，等等。

在少数民族工作方面，李维汉同样作出了很大努力。他是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创议者和坚决贯彻执行者。早在中国人民政协筹备期间，毛泽东曾对新中国成立后是否实行联邦制的问题征求过他的意见。李维汉对此问题十分重视。他经过认真研究，认为我国和苏联国情不同，不宜象苏联那样实行联邦制。他建议在统一的(单一制的) 国家内，实行自治地方制。毛泽东采纳了他的这个意见。随后，中共中央又广泛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确定了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并且列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成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一项基本制度。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关键是要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李维汉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他在1950年亲自起草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提出了大量培养各少数民族干部的方针。同时起草了《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并且规定各种民族干部培训班以培养普通政治干部为主，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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