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李延禄人物传,李延禄生平事迹,李延禄评价

Posted 2022-05-06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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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李延禄人物传,李延禄生平事迹,李延禄评价

李延禄

(一)

李延禄，号庆宾，祖籍山东省平度县，1895年4月1日出生于吉林省延吉县。他的父亲李述义早年拜师学中医，后来在乡间当游方郎中，兼给当地一家油坊管帐，以此养家糊口，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李延禄9岁时去大伯父家放猪，抽暇常到村中学馆的窗外听讲，一站就是半天。时间一长，老师讲的他大都记住了，常常是学馆里面学生答不上来的问题，他在窗外给“提词”。老师很喜欢这个聪敏好学的小猪倌，亲自去李延禄家说服他父母让他上学读书，并答应免收学费。就这样，李延禄10岁时进学馆读了两年私塾，12岁时，终因家境困难不得不辍学到延吉城里“增源庆”银楼去学徒谋生。

1909年，驻延吉道边防督办吴禄祯在延吉县办了一所常备军随营学校。吴禄祯常到“增源庆”兑换银两，看中了少年老成的李延禄，便举荐他去随营学校学习。1911年，李延禄从随营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督办公署当差。不久常备军入关，他被编余，于1914年考入吉林实习工厂学徒，一年后，因为参加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群众活动，被厂方除名。他别无出路，只得投军到延吉第九巡防营统领孟福德手下当了一名副兵。由于他在随营学校打下了军事知识基础，很快被提升为排长、营司务长。1920年延吉巡防营编入吉林省防军第十三混成旅，李延禄先后任营司务长、骑兵连连长。

东满地区与朝鲜紧邻。1919年朝鲜人民反日复国的三一运动①被日本统治者镇压失败后，一批朝鲜爱国者退入东满地区活动，并组织独立军，开展反日复国的武装斗争。李延禄十分同情朝鲜人民的亡国之痛，和一些朝鲜革命者交上了朋友。1921年，李延禄所在部队奉命镇压东满朝鲜人的反日活动。李延禄有意泄漏了部队行动计划，保护了一批朝鲜革命者，而自己却为此被判刑四年，关入狱中，后经同僚们疏通营救，才提前释放。

1925年，李延禄经人介绍到和龙县警察大队任小队长，后又任公安局巡官。由于他爱抱打不平，经常遭上司刁难，最后不得不离职回家。1928年，李延禄回到延吉县第十三混成旅所辖的官监催运局缉私连任连长。

继吞并朝鲜之后，日本侵略者又迅速向东满地区扩张。1928年10月，东满各族人民进行了反对日本侵略者修筑吉会铁路的斗争②。接着，1930年5月延边农民举行“五卅”暴动，一夜之间炸毁天图铁路桥和日本东洋拓植会社，烧毁了日本警察署。中共满洲省委及时领导和组织了这几次爱国反日斗争，并在斗争中发展了东满各地的中共组织。到1930年秋，延吉、汪清、和龙、珲春四县建立了中共县委。这段时间李延禄和一部分爱国官兵，也支持和参加了反日群众斗争。在斗争中，他结识了一些中国共产党党员，接受了许多革命道理，思想发生了飞跃的变化，由革命的同情者进而成为革命的战士。李延禄的行为当然不会被官方容忍，1931年春，他被十三旅开除军籍。1931年7月，李延禄被中共延吉县委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于9月23日作出《满洲省委对士兵工作的紧急决议》，要求各地党组织加强领导士兵工作，发动士兵反抗国民党长官的投降活动，以实际行动打击日本侵略军。中共延吉县委决定派李延禄利用旧关系，到十三旅王德林营开展士兵工作。

王德林是十三旅六十三团三营营长，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曾积极参加过收回路权运动，和李延禄过从甚密。九一八事变后，吉林省防军参谋长熙恰、十三旅旅长吉兴投敌，王德林和三营官兵十分气愤。11月初，一支日军测绘队强行进入三营防区明月沟测绘地形图，被三营士兵开枪打死两人。吉兴十分惊恐，调三营到敦化改编，王德林遂在敦化车站率全营宣布起义，并将队伍带回延吉小城子兵营。

11月中旬，李延禄带着党员左征、朴重根来到小城子，王德林大喜过望。王德林起义后，东满一带的热血青年蜂涌而来要求投军抗日; 四县乡绅头面人物也纷至沓来为他出谋划策，有国民党党部的大员，也有亲日派的说客。王德林既面临军饷无着、粮草短缺的困难，又被迥然不同的种种建议弄得心烦意乱。何去何从，举棋不定。李延禄见此情景，认为首先应做的是坚定王德林的抗日意志，因此改变了原来做下层士兵工作的计划，留在了王德林身边，和他彻夜长谈。李延禄指出，只有继续高举抗日旗子，部队才有前途; 如果半途而废，或撤退进关，或投降日本，不仅葬送了全营弟兄，自己也会被万人唾骂。王德林慨然长叹，表示自己已年过半百，决不能做愧对父老乡亲的事。李延禄当机立断，第二天就帮助王德林清退各方说客、谋士，发动爱国乡绅为部队筹粮筹款，明确表态要坚决抗日。在李延禄等人推动下，1932年2月8日，王德林在小城子召开了抗日宣誓大会，正式成立国民救国军，自任总指挥，李延禄被任命为总部参谋长。

王德林起义后，原依兰镇守史、吉林省防军二十四旅旅长李杜，亦于1932年1月在哈尔滨组成东北人民抗日自卫军。此时，李杜派人携1万元军饷来找王德林，要收编王德林部为自卫军的一个团。可是王德林正想大干一番，不愿依附别人。李延禄决定利用这一机会，按照中共延吉县委指示，为党组织一支新型抗日武装，便说服王德林收下这1万元军饷，为自卫军另编一个团，王同意了，并派李延禄负责此事。李延禄从各地来投军的爱国青年中选出400余人组成三个连，又从原老三营中选出几名抗日士兵骨干做连、排长，组成了一个新团，定名为东北抗日自卫军补充团，李延禄兼任团长，直属救国军总部指挥。不久，中共东满特委、宁安县委又先后通过李延禄介绍，将共产党员孟泾清、金大伦派到救国军总部工作，并在补充团内发展中共党员，组织秘密支部。

1932年2月15日至21日，救国军以老三营和补充团为主力，接连攻克敦化、额穆、蛟河三城，缴获一批枪枝弹药，改善了补充团的武器装备。救国军初战获胜给绥宁地区人民极大鼓舞，驻宁安的吉林军二十一旅两个团和宁安地方自卫团也先后起义，分别加入自卫军和救国军。此后，救国军总部和补充团等转入宁安县镜泊湖山区驻扎，宁安商会还决定将宁安官银钱号所存公款拨给救国军总部作军饷。

东满、绥宁各部队纷纷起义，使日本侵略军大为不安。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下令迅速恢复东满“治安”。3月初日军天野旅团沿中东路东进，3月4日占领海林;另一支以日军独立守备队第六大队为主组成的上田支队，准备从敦化北上，配合十五旅团，企图把救国军等各义勇军部队消灭在宁安境内。在这危急情况下，王德林派往宁安县城提取军饷的副官却迟迟不回。原因是宁安官银钱号的经理、襄理们怕日军进宁安后追查款子去向而拒绝付款。李延禄得知这一情况，冒着危险单人匹马连夜从南湖头赶往宁安县城。经过他说服动员，晓以民族大义，并具体安排落实了官银钱号人员和家属的撤退，3月5日晚将9万元巨款提出送往救国军总部。3月6日下午3时，日军即占领宁安①。李延禄智勇双全提巨款，一时在救国军中传为佳话。

3月中旬，敦化方面传来日军即将北进的情报，王德林召集总部会议商讨对策。会前，补充团中共支部分析形势，认为此战如能获胜，不仅煞了日军侵略气焰，还可坚定王德林等人的抗日意志、鼓舞各义勇军部队士气。因此，中共支部要求补充团一定要利用镜泊湖山区的有利地形，打好这一仗。在总部会议上，包括副总指挥孔宪荣在内的一些人，提出了避开日军主力，分散进山隐蔽的主张。李延禄力排众议，坚持正面迎敌，并代表补充团坚决请战。王德林最后决定“打打试试”，下令给补充团补充弹药，并调了一个营的兵力作侧翼掩护。

1932年3月19日，日军上田支队从敦化北上‘到达网房店，抓了当地一名猎户作向导，20日清晨到达南湖头。猎户陈文起有意沿着小江冰面走，把日军带入了李延禄早已布好的伏击圈。李延禄指挥这些刚入伍一个多月的新战士，用步枪、手榴弹迎击敌人。附近的群众冒着炮火硝烟，’上阵地为战士送水送饭，更加激励了战士们的士气。战斗进行了九个小时，敌人未能前进一步，反而丢下了七八十具尸体。后来，由于负责侧翼掩护的部队畏敌炮火轰击，擅自撤走，使日军得以插入补充团阵地后方。李延禄发现此情况后，及时率补充团撤出了战斗，但担任掩护的六名官兵牺牲(其中包括朴重根和左征两名共产党员。全国解放后，李延禄曾几次到镜泊湖畔来探望长眠于此的战友，并为他们立了木碑以志纪念) 。这次战斗之后，李延禄又组织小部队沿途袭扰上田支队，使其到达宁安之前就折兵1/3。因此，日军到达宁安后未敢久留，3月下旬就和天野十五旅团一同撤出宁安西返，一路上在关家小铺、高岭子、海林、横道河子等地又受到自卫军、救国军各部阻击，狼狈逃回哈尔滨。

宁安收复后，李延禄按照中共绥宁中心县委的指示，建议王德林召开一次参战各部义勇军联席会议，以推动绥宁地区义勇军各部联合抗日。李延禄说服王德林将宁安县城交还给原驻军自卫军二十一旅，另向二十一旅借东宁作为救国军总部驻地。联席会议开得很成功，自卫军总司令李杜也派代表出席。会后不久，王德林率总部迁往东宁，李延禄和补充团开到穆棱县兴源镇驻扎休整。1932年5月，日军第三十八旅团占领了牡丹江。5月2日，宁安二次失守。救国军、自卫军联合作战打击敌人，先后收复牡丹江西的放牛沟，并袭击牡丹江，包围海林，攻打宁安、一面坡，使日军“陷入苦战”①，无力再向东推进。

由于救国军、自卫军、护路军三支部队五六万人集聚在吉东②十余县内，互相为征收给养、驻地范围等发生矛盾，加上日特、汉奸进行挑拨，至1932年下半年，联合抗日的局面逐渐遭到破坏。1932年5月，密山县小石头河子的苏怀田、田宝贵、杨太和等人拉起了一支200人的抗日队伍，到兴源镇投奔李延禄。李延禄将这支队伍编为补充二团，并兼任团长，苏怀田任副团长。同年8月，补充二团奉命前往梨树镇征收白俄资本家的资产，驻密山县平阳镇护路军王孝芝团认为侵犯了他们的利益，以谈判为名，将二团骗至平阳镇，制造了一起杀害补充二团副团长苏怀田以下官兵28人的惨案。李延禄及时向中共绥宁中心县委作了报告，县委指示李延禄一定要争取和平解决，以维护联合抗日的大局。此时，救国军总部一片哗然，为补充团弟兄报仇的呼声很高。在救国军总部会议上，李延禄抑制住自己的悲愤心情，提出从团结抗日的大局出发，通过谈判解决，要求对方追究肇事责任，严惩凶手，归还缴去的二团武器。王德林见身为团长的李延禄如此顾全大局，很受感动，便采纳了李延禄的建议，派副总指挥孔宪荣去交涉处理。一场抗日军内部的武装冲突被制止了。

1932年冬，日关东军新任司令官武藤信义调集第十师团为主力的万余兵力集结哈尔滨，准备大规模向吉东进犯。中共绥宁中心县委召集李延禄等人研究应变措施。大家分析形势后认为，义勇军内部已经分崩离析，在敌人强大攻势面前将会溃散，县委书记潘庆由要求李延禄抓住时机将队伍拉出来，保存住这支抗日武装力量。他还指示在救国军总部任参议的孟泾清，找借口到补充团去协助李延禄，并将中共宁安县委士兵委员张建东也派进补充团工作，同时安排了部队拉出来后的建制和干部配备。会后，李延禄赴东宁向王德林请战，要求带兵上前方去阻击敌人。经王德林批准，李延禄于12月29日带补充团、救国军十七团共千余人开赴牡丹江东40里的磨刀石。此时，日军已过江占领了铁岭河，磨刀石成了抗击日军的最前沿。

磨刀石是中东铁路进入老爷岭之隘口，易守难攻，地形险要。1933年1月1日，日军在飞机、重炮、装甲车掩护下，向磨刀石猛扑。李延禄指挥战士们利用天险顽强阻击，连续打退敌人四次冲锋，但傍晚时分，由于日军前一天派出的小部队已迂回占领了我阵地后方的代马沟，代马沟守军弃阵逃跑，日军便从东西两边夹击我军阵地，并包围了指挥部。李延禄率部奋力冲杀突围，由山道转移至五河林。

(三)

磨刀石失守后，日军沿中东路长驱直入占领吉东各县，李延禄所部被隔在敌后。补充团党支部会议决定，立即按绥宁中心县委部署改编部队。1月4日，李延禄宣布部队改编为东北抗日游击总队，总队长李延禄、政委孟泾清、参谋长张建东，下属四个团一个游击支队。部队刚改编不久，五河林保董暗中投敌，秘密向日军送出情报。夜半，房东老大爷向李延禄透露了这一情况，李延禄立即下令部队连夜转移。转移途中.新编第四团(原十七团) 散失。为了尽快和上级取得联系，李延禄命一团团长杨太和带所部经穆棱去密山;自己带二、三团越过中东路返回宁安。部队到达宁安县和尚屯不久，共青团宁安县委书记李光林便找到和尚屯，与李延禄、孟泾清接上了关系。

这时，日军已全部占领吉东，李杜、王德林等先后退出国境。而东北各地的中共组织正在层层贯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北方会议①的“左”倾盲动错误决议，把中共在满洲义勇军中的工作，统统斥之为“联合国民党军官”的“右倾机会主义”②。做救国军工作的李延禄，此时还是一名预备党员，承受了很大压力。但他从团结抗日的大局出发，仍坚持认为，多团结一支队伍就多增加一份抗日力量。中共宁安县委同意并支持李延禄的看法。于是，他多方设法联络尚留在宁安县境的原救国军王毓峰、冯守臣两支队伍，经宁安县委批准，于1月下旬将抗日游击总队扩大改编成立了东北抗日救国游击军，李延禄被任命为军长。

1933年1月至5月，李延禄率领救国游击军转战宁安、汪清县境，获得许多胜利。2月宁安县团山子战斗，救国游击军旗开得胜，击退日军宁安守备队的“讨伐”，击毙了敌小队长; 3月初宁安县八道河子战斗，击毙日军指挥官以下37人①; 3月末在汪清县马家屯，李延禄率部与汪清游击队联合作战，打退敌人四路围攻，迫使伪军一个连缴械，保卫了中共东满特委所在地的安全; 5月东京城战斗，瓦解伪军第二保安队300人。救国游击军连战连捷，极大地鼓舞了宁安人民的抗日斗志。宁安反日会制作了一面锦旗送给李延禄，上面绣着：“抗日游击队万岁! ”

1933年4月，李延禄在汪清中共东满特委所在地听到了有关《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 (即“一二六指示信”)精神的传达。这封信根据日军侵占东北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中共在东北实行全民族反日武装统一战线的新的策略思想。这一新的精神使李延禄非常振奋。他向党组织提出到密山去开辟新的抗日游击区的建议。密山原为自卫军防地，李杜退出国界后，其部下分散在密山、勃利、虎林、饶河一带，其中不少仍打着抗日的旗帜，如将这些队伍联合起来，将是一支很可观的抗日力量。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局同意了李延禄的意见，并帮助充实调整了干部力量，将孟泾清、张建东调出，另派张文偕、张奎、李发三人来队工作。李延禄决定留下史忠恒所率三团在汪清，配合游击队开展东满的抗日游击战②，自己带二团和骑兵营赴密山。1933年6月下旬，李延禄率救国游击军300余人到达密山县黄泥河子，与早期去密山的第一团会合。

救国游击军在宁安的胜利捷报早已传到密山，因此，李延禄一到黄泥河子，就有好几支队伍的首领慕名拜会。李延禄抓住时机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鼓励他们坚持走抗日的道路。经过几天的接触，李延禄召开了一次各抗日部队联席会，提出了联合抗日的建议，受到多数首领的欢迎。会上共同制订了联合抗日的约法三章：一，不投降，不叛变，抗日到底; 二，保护贫苦群众利益; 三，打进城镇去向敌人要粮要武器。7月，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局常委、职工部部长吴赤峰来到密山。在吴赤峰帮助下，李延禄和几支抗日坚决的部队建立了统一编制、统一指挥的密切关系，并将部队更名为东北人民抗日革命军。大家公推李延禄任军长、张文偕任政治委员。与此同时，吴赤峰代表吉东局批准李延禄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不久，李延禄被选为中共人民抗日革命军支部书记。

1933年8月，人民抗日革命军在一次战斗中失利，损失了一个营。稍后，从宁安来的王毓峰、冯守臣两部战士思乡心切，要求回宁安去打游击，有的甚至开了小差。李延禄为保持住这部分抗日力量，同意他们返回宁安①。这样一来，李延禄所率人民抗日革命军的基本队伍只剩下军部和一团了。

当时，“左”的思想影响在中共东北地区的组织内仍然相当严重。由于李延禄部队大量减员，吉东局和满洲省委都认为部队工作“塌台” 了，并且认为“部队中工作塌台的根本原因便是勾结上层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下所断送的”②。上级组织先后将张文偕、张奎、李发等另行安排了工作，中共密山县委也把主要力量投到创建游击队工作中去。此时，李延禄的部队受挫折，个人遭误解，又失去了得力助手，处境十分困难。但是，他没有气馁，他想到自己是共产党员，一定要带领全队党、团员，把开辟密山抗日游击区的斗争坚持下去。1933年9日16日，李延禄以军部卫队连和一团为主力，联合几支反日山林队，夜袭密山县城获胜，占领城区四小时，缴获敌枪枝138支和大批棉花、布匹等过冬物资; 城内50余青年参加了抗日游击队。这一仗不仅为部队解决了冬衣，也打开了密山地区抗日游击斗争的新局面。

1934年9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吴平(即杨松)以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身分到吉东地区巡视，先后召开了中共密山县委、穆棱县工委和宁安县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代表团关于满洲工作的意见。中共代表团认为“在磐石、珠河、吉东等地，和其他反日队伍建立共同的总司令部不是上层勾结而是上层联合战线……吉东正因为没有这样做而犯了 ‘左’ 倾关门主义，破坏统一战线，所以队伍未能发展。”①为贯彻这一指示，在中共密山县委扩大会议上，决定将县委创建的游击队与李延禄所率人民抗日革命军合并，联合其他反日部队，组成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任命李延禄为军长。会议还决定将县委副书记以下六名主要干部充实到四军工作，并在四军内成立党的委员会，李延禄被选为党委委员。

过去的工作得到了上级的承认，使李延禄更加信心百倍。在吴平的帮助下，李延禄积极联合、团结密山、勃利、依兰、方正一带的大、小股反日武装一起开展抗日游击战，取得许多胜利，部队自身也得到较大发展。到1935年9月，李延禄率领的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已由初建时的三个团231人发展为两个独立旅、七个团、一个独立营共2000余人。李延禄还利用李杜在依兰、方正一带的影响和社会关系，在方正县大罗勒密的陈家亮子、前五家子一带开辟了四军的后方根据地。1935年8月，上海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派记者王克道到东北采访，由李杜介绍来到四军军部。王克道对李延禄在敌人腹地开辟的这块“红区”赞叹不已，拍了许多照片，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1935年秋，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主力向东转移，三军一团在团长刘海涛、政委张寿篯(李兆麟) 率领下在方正县境与李延禄所率四军军部会合。李延禄和刘、张二人商量，决定两军联合打个漂亮仗来庆祝会师。李延禄立即从勃利调来二团主力，与三军一团联合谢文东、李华堂两部人马，于9月26日打开了依兰县前刁翎镇，歼敌70余人，驻刁翎伪军一个营起义。打下刁翎后意犹未尽，联合军连夜奔袭林口，又缴获了百余匹军马。

同年11月下旬，三军军长赵尚志来到方正县境。李延禄对赵尚志的英勇善战慕名已久，亲自前往拜会，两人一见如故。此时，中共中央的 “八一宣言” 已由勃利县委转到四军军部，而三军自离开珠河后一直未能与上级组织联系上。赵尚志在李延禄处阅读了“八一宣言” ，十分振奋，两人当即商定，到松花江北去会合汤原游击队，共同开创北满地区联合抗日的新局面。

1936年1月，李延禄和赵尚志各率所部冲破日军层层封锁的松花江，到达汤原县太平川，和夏云杰领导的汤原游击队会合。接着，李延禄、赵尚志两人共同指挥抗日军攻克亮子河金矿，全歼伪矿警队，伪军守备队一个连缴械投降。这次战斗所缴获的武器弹药，全部装备了汤原游击总队，为日后成立人民革命军第六军准备了物质基础。

1936年1月26日，李延禄出席了由三军军长赵尚志发起，在汤原县吉兴沟召开的东北反日联合军军政扩大会议。会议通过决议成立东北民众抗日联合军总司令部，公推赵尚志为总司令。

2月下旬，李延禄接到中共勃利县委书记李成林要他速返勃利的通知，立即带部分警卫连和一团东返，于3月初到达桃山 (今七台河市) 。李成林向李延禄传达了中共代表团调他去莫斯科的通知，并决定在他离职期间，由刚从莫斯科学习归来的李延平代理四军军长职务。同时，根据上级指示，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改称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仍由李延禄担任。

1936年4月1日，李延禄由李延平护送到中共密山县委，两人互相交换了衣帽握手道别。李延禄心中充满了对故土、对亲人、对战友的依依别情，但想到很快就会回来，心情又平静下来。他哪里会想到这一别竟是与亲手足的永诀呢! 当晚，李延禄在县委交通员带领下上路。次日清晨，他们在穆棱河岸遇上了日军的巡逻队，交通员当即向相反方向跑走，引开了敌人。李延禄只得一个人赶路。当他走到了半截河镇外时，正是晌午时分。半截河即向阳镇，是边防要地，不仅有日伪地方驻军，还有国境部队。面对此情，李延禄镇定自若。他利用自己那一身阔绰商人装束，到镇边小店里买了两瓶酒、两斤点心，用红纸包着，扮做走亲戚模样，沿着大街穿镇而过，顺利地按时到达了二人班交通站。

(四)

1936年4月下旬，李延禄到达莫斯科中共代表团驻地。经过一段时间总结工作和学习、休养后，代表团决定派他回国，到国民党的心脏南京和上海去开展工作，受潘汉年直接领导。潘是中共中央任命的同国民党谈判的正式代表，已先期由莫斯科回国。代表团还给李延禄配了一名年轻精干的助手——孙昌克，孙以秘书名义随同李延禄行动。

1935年冬，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后，随着形势的发展，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又将“反蒋抗日”策略转变为“逼蒋抗日” ，积极开展对国民党军、政界及地方实力派的上层统一战线工作。正是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李延禄肩负着党的使命回到国内。他的任务就是以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身分，代表东北抗日联军和东北同胞，向国民党蒋介石政府请愿抗战，要求政府出兵东北，收复失地。同时也开展对李杜等前义勇军将领的工作，推动他们积极促蒋抗日。

当时，蒋介石由于国民党内部矛盾和国际上美、英也倾向抗日等因素，对日政策有所转变，并开始派代表试探与中国共产党对话。但是，他在国内仍奉行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抗日有罪”的阴霾依然笼罩着全国，李延禄进关向蒋介石请愿抗战，仍要冒很大风险。行前他向组织表示，愿当一块敲门砖，如能敲开蒋介石抗日的大门，粉身碎骨在所不辞。

1936年11月3日，李延禄同孙昌克从莫斯科绕道巴黎、威尼斯，乘船回到上海。

李延禄一到上海，即通过东北义勇军驻沪办事处负责人、李杜的秘书董麟阁和潘汉年取得联系。潘汉年这时的共产党代表身分是公开的，因此，李延禄和潘的联系只是通过孙昌克秘密中转。在潘汉年安排下，李延禄和上海的一批知名爱国人士沈钧儒、李公仆、马相伯等建立了联系，先后组织了一次小型座谈会和一次上海各界爱国人士代表会。在两次会上，李延禄都详细地介绍了东北抗日联军五年来艰苦斗争和辉煌战果;宣读了《东北抗日联军致关内各界领袖及法团电》，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李延禄还宣读了东北抗日联军各军军长联名向蒋介石、南京政府提交的“请愿抗战书”。“请愿书”中提出的六条要求是：

一、早日出兵收复东北失地;

二、应以全力援助东北抗日联军;

三、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对外实行民族抗战;

四、抗日志士应前往东北参加抗日;

五、允许抗日联军代表参加国民大会;

六、请政府明令李杜出关领导抗日①。

与会人员纷纷表示，愿做东北抗日联军促蒋抗日的后盾。11月9日，李延禄由潘汉年引荐，拜会了宋庆龄和何香凝，向她们说明代表东北3000万父老兄弟，代表东北抗日联军全体将士进关请愿抗战的来意，得到了二位夫人的支持。通过这些活动，东北抗日联军代表李延禄进关请愿抗战一事，受到各界人士关注和舆论界的重视，当然也惊动了蒋介石和南京政府。

11月中旬，李延禄在李杜的另一位秘书刘丕光引导下，主动到南京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报到。李延禄到南京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刘光慑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不得不接待，为表示重视，还为李延禄安排了一个由军政部等有关人员出席的小型报告会。李延禄抓住这个机会，不仅报告了东北抗日联军的组建、发展和艰苦斗争的实况，还递交了《东北抗日联军致关内各界领袖及法团电》、“请愿抗战书”，并提出要面见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直接报告东北战况。刘光推说分管东北事务的军事委员会上将参议李杜将军尚在国外，待李杜将军归国之后亲自处理。李延禄请求立即电告李杜，李杜当天回电表示马上回国。

在此期间，李延禄又几次去南京要求面见蒋介石，蒋只得派代参谋总长朱培德接见，进行敷衍，同时由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出面向李延禄封官许愿，要授予李延禄军事委员会委员头衔，留李在南京供职。李延禄谢绝了这一安排，声明自己唯一的愿望是恳请委员长出兵东北，收复失地，自己愿身先士卒，万死不辞。

东北抗日联军代表几次进出南京军事委员会，自然引起日本方面的密切注意。李延禄、孙昌克两人往来于日本特务、浪人密布的宁、沪之间，随时有被暗算的危险。此时，蒋介石对人民群众中的反日救国运动依然采取高压手段。就在李延禄去南京报到之后不久，11月22日，国民党无理逮捕了上海救国会的沈钧儒等七位负责人，以“危害民国罪” ，将他们投入狱中。李延禄的处境也岌岌可危。有人劝他暂避一时，但他毫不畏惧，还以东北抗日联军代表名义写慰问信，公开派孙昌克带着慰问品去苏州监狱探望沈钧儒等“七君子”。此时，李延禄内心十分镇定，而且有些兴奋，自己做为党的“逼蒋抗日”棋局中的一枚小卒，已经闯过了楚河汉界。

1937年1月22日，李杜从巴黎回到上海。李延禄向他详细报告了东北近况和自己进关请愿抗战的使命后，李杜亲自去南京求见蒋介石，并提出了组织军队打回东北去的具体计划。但蒋介石既未接见，亦未答复。李延禄利用这一机会，请示潘汉年后，公开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代表拥护李杜将军北上抗日》的书面材料，拥戴李杜出任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①。此后，上海的东北义勇军联合办事处改名为东北抗日联军总部②。

1937年春，东北籍知名爱国人士高崇民、阎宝航、刘澜波等发起成立东北救亡总会，邀李杜、李延禄代表东北抗日联军参加，以形成关内关外统一的东北抗日救亡组织。同年5月，由李杜、李延禄、阎宝航、刘丕光等出面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召开了旅沪东北人士200余人的大会，高崇民、车向忱、杜重远、栗又文、解方等知名人士都出席了大会。会上宣布了在北平成立东北救亡总会的决定，提出了援助东北抗日联军; 释放张学良将军; 要求政府出兵东北等倡议。6月，东北救亡总会在北平成立，李延禄被选为常务委员。

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为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来到南京和上海，一天，李延禄接到潘汉年通知，周恩来要去看望李杜，让他陪同前往。这是李延禄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在李杜家中，周恩来详细询问了李杜在法国的生活和工作情况，赞扬他为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所作的努力，希望他为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多做贡献。一席话使李杜深受感动。中共党中央领导人如此重视并亲自做统战工作，使李延禄愈感到自己肩上担子的分量。他下决心一定要完成党交给的这项任务。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准备召见李杜和李延禄。事先中共组织通知李延禄，见蒋时要以李杜为主。7月22日，蒋介石在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办公室中接见了李杜、李延禄和随行的孙昌克、刘丕光。蒋介石说：我本来想拖一拖，现在拖不下去了，你们要赶快回东北去。蒋答应从苏联援助项目下拨给东北抗日联军十个师的装备，要李杜赴苏联领取后赴东北，具体事项由戴笠负责办理。蒋介石接见之后，密令李杜为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戴笠警告李杜说：委员长只承认总指挥部，你赶快把总司令部关防作废，否则停止一切经费供应①。后来李杜并未执行。

李延禄按照中共的指示跟随李杜行动。8月，戴笠派美龄号专机送李杜一行经由兰州、新疆去苏联，还派了八个特务携电台随行。行前，周恩来嘱咐李延禄“一切要听玄老的”②(李杜号玄存) 。飞机到兰州后，新疆的盛世才不同意他们过境。李延禄秘密地和中共兰州办事处取得联系，向办事处负责人谢觉哉汇报了情况，谢觉哉仍然嘱咐李延禄听从李杜安排。

新疆无法通过，李杜决定返回上海，精减随行人员，取道水路，经欧洲去莫斯科。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后第二天，李延禄带孙昌克陪同李杜乘外轮离开上海，戴笠仍派了三个特务携电台同行。这时，李延禄在北平的妻子带一儿一女已逃难来到上海，一家人在战乱中离散了五年，刚刚相聚又要离别。李延禄想到妻儿们在上海人地生疏，而且上海已经失守，租界地前景如何?妻儿们今后命运如何?确实有些担心。但他想到这一去将重返东北疆场，又充满了战斗激情，又有些迫不及待了。

1937年末，李延禄陪同李杜到达莫斯科。李杜通过南京政府驻苏大使馆和苏方交涉，苏方坚持按照中苏协议，武器必须运抵兰州后移交中方。李杜无耐，只得原途返回。李延禄又秘密和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取得联系，汇报了上述情况，代表团亦命李延禄随李杜行动。此时，特务们已经开始怀疑李延禄、孙昌克的真实身分，开始处处监视。他们一行到巴黎后，李杜相约李延禄一同去伦敦小住，这样可以甩掉特务，但李延禄急于回国参加抗日斗争，谢绝了李杜的好意。就这样，两个共产党员和三个国民党特务一同启程回国。原定路线是经西贡走陆路从云南入境，这样走只要一进云南，李延禄两人就会落入特务手中，因此三个特务认为已万无一失。李延禄和孙昌克两人冷静地分析了形势，不动声色地和三个特务一起上了船。船到西贡后，他二人乘敌人不备连夜登上了经新加坡到香港的船，当三个特务发觉后追踪到香港时，李延禄二人已由党组织掩护起来，安全脱险了。此时已是1938年3月。东北战场一时回不去，李延禄向组织提出了去延安的申请。不久接到通知，周恩来要他在香港待命。

李延禄这段进关开展统战工作的经历，说明了他有很强的党性。他不为国民党的高官厚禄所动，不顾个人及家庭的生死安危，一心一意地为党工作。抗战爆发后，他原定进关任务已经完成，但当党组织要他继续陪同李杜时，他仍愉快服从，并且尽心尽力去做。李延禄在远离组织的情况下和孙昌克组成一个小组，自觉地按照党的要求工作，并寻找机会向党报告自己的行动，请示工作。李延禄在香港待命期间，没有虚度时光，而是拜孙昌克为师，关门读书。李延禄在孙昌克辅导下，读了许多革命理论书籍。这时他的妻子和儿女们已由组织安排来香港，一家人再次团聚。

1938年10月，周恩来批准李延禄去延安。李延禄接到通知，于10月22日再次离开妻儿，和孙昌克一起到达汉口。次日即随李克农乘“新升隆号”轮船离开汉口。不料船行至湖北省嘉鱼县燕子窝附近时被日机炸沉，李延禄落水后抱着一片木板漂到岸边遇救。他和孙昌克一起又绕道桂林、重庆、西安，于11月末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

(五)

1938年12月，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分别接见了李延禄，听取了他关于东北抗日联军和三年统战工作的汇报。随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一个东北工作委员会，专门研究和开展东北工作，培训东北干部，为收复东北作好准备。1939年1月，东北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 (简称东工委) ，王明任主任(未到职) ，李延禄任副主任。东工委在抗日军政大学内办了一个东北干部队，即抗大四期第二大队第四队，有学员100余人。东干队成立后，李延禄立即写信给刚到贵阳考上大学的儿子李万杰，召他到延安进东干队学习。李延禄的大女儿李万新也千里迢迢，从香港绕道海口、河内、昆明、重庆、西安来到延安，进了东干队学习。1940年东干队结束后，中央又指示成立一个东工委的办事机构，由李延禄、李范五等人负责。在此期间，他们收集、整理、总结了东北抗日斗争的大量资料，如《东北抗日斗争经验点滴》、《东北概况》等，供领导机关参考。

1941年末，李延禄被调去中央党校学习，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1945年，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李延禄被选为正式代表，出席了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

1945年八一五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年过半百的李延禄禁不住热泪横流。十余年梦寐以求的一天终于到来了!他立即准备行装，待命启程回东北。9月3日，李延禄和中央派往东北的第一批干部共380余人离开延安。组织上为他们配备了骡马代步，以便尽快赶赴东北。他们昼夜兼程，于10月23日到达沈阳。李延禄在沈阳见到了先期到达的彭真。彭真告诉他们：中共中央已于9月25日作出了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决定，我们的任务就是迅速地、坚定地夺取东北。并派他们到合江去开辟工作。这消息使李延禄格外振奋，决定尽快赶赴合江去成立合江省政权，开辟合江根据地。

1945年11月17日，李延禄一行到达佳木斯，当天便组成了中共合江省工作委员会，四天后正式宣布成立了合江省政府。李延禄任中共省工委委员、省政府主席。此后，李延禄便全力投入了合江地区的建政剿匪、反奸清算、恢复经济、生产支前等一系列艰苦复杂的斗争。

同年12月，国民党军队北进占领沈阳、长春后，合江地区的大小股匪开始蠢动，猖狂到在佳木斯郊区伏击列车、大白天闯进佳木斯副市长孙西林(即孙昌克)办公室将孙杀害的程度。中共合江省工委作出了集中全党力量消灭土匪的决定。担任省政府主席兼民运工作团长的李延禄，把省政府警卫人员压缩到一个班，抽出一切能抽调的人员投入剿匪斗争。李延禄自己身边只留下一个刚参军的新兵做警卫，不分昼夜地到工厂、基层去发动生产支前工作。佳木斯天寒地冻，剿匪部队穿不上棉衣，经上级批准，李延禄亲自带着几十车皮的面粉，到朝鲜北部、和当时苏军控制下的大连换来棉花、布匹。鉴于合江根据地需要大量干部，合江省政府成立了由李延禄任校长的军政干部学校，半年中培养出500名干部，充实到各地剿匪建政工作中去。

1946年末，剿匪取得胜利，到1948年2月，合江的土改工作也胜利结束，合江城乡的任务转入开展大生产和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由于土改中发生过一些偏差，虽然及时纠正，但在一些人心里仍不托底，影响了生产积极性。李延禄亲自下基层去宣传发动群众。1948年5月，他在依兰县召开群众大会后，又踏着十几里泥泞山路，步行到刁翎，沿途向群众宣讲政府保护私有财产、鼓励发展生产、奖励开荒等政策，号召大家开展生产致富的竞赛。李延禄是这一带群众早就熟悉的抗联四军老军长，如今又是省政府主席，听了他的话，心里都托了底，春耕生产很快就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李延禄还写了一篇《依兰农村见闻记》登在《合江日报》上，反映了农村土改后的新气象。

1948年8月，东北行政委员会成立，李延禄被选为委员。

全国大陆解放后，李延禄已年近花甲。他先后担任过松江省政府副主席，中共松江省委委员; 黑龙江省副省长、中共黑龙江省委委员、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等职，一直分管人事、监察、政法、文教、卫生等部门的工作。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干部在工作中有了失误，他从不责怪，只是要他们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而自己把责任承担起来，向省委和上级部门作检讨。但如果是品德方面的错误，他就毫不宽容。他常告戒大家：你们在群众面前是代表党的，绝不允许谁在党脸上抹黑。

1963年，李延禄68岁时，主动辞去了副省长职务，下决心要把东北抗联四军的斗争实况写出来，以告慰那些牺牲了的战友。在秘书的帮助下，他整理出了十几万字的初稿，并在《北方文学》上开始陆续发表。但“文化大革命”打断了他的工作。尽管他早已不再“当权”，也在劫难逃，硬被当做“特务”、“反革命”关押入狱十七八个月，后因病重才被释放。在最困难的时候，李延禄始终坚信党、坚信马列主义，保持了共产党员实事求是的高贵品质。红卫兵抄家时，在他家抄出了一台他儿子托朋友组装的已经损坏的电动按摩器，却认定是什么特务的电台，逼迫他交出报务员。任凭他怎样解释也不行，他只好说，你们一定要这个人，那只有我的妻子高云青会使用。于是高云青成了 “特嫌分子” ，也受到了长期审查。事后，高云青埋怨他说，“你怎么能说我呢，咱家老的老，小的小，真要把我也抓起来，家里可怎么办?”李延禄笑着回答：“我不忍心让别人为我们遭罪呀! 你反正已经跟着我吃苦了，遭罪就咱们一家遭吧! ”①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李延禄已是80高龄，在著名作家骆宾基帮助下，终于完成了十年前的心愿，出版了22万字的《过去的年代》。

李延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至五届代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三至五届委员。

1985年6月18日，李延禄在北京医院逝世，终年90岁。

①1919年3月1日,汉城、平壤和朝鲜其他城市的群众举行反日示威,爆发了大规模反对日本占领者的人民运动,后发展成武装起义,4月末被日本殖民统治者镇压。

②1928年奉系军阀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诱迫,把吉会铁路敦化到图们段的筑路权让与日本,引起了东满各族人民的愤慨。

①日军参谋本部编: 《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1卷第38页。

①日军参谋本部编: 《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1卷第97页。

②指原吉林省东部,牡丹江以东、中东路以北、松花江以南地区。

①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于1932年6月24日在上海召开河南、河北、山东、陕西和满洲省委代表联席会议,通过《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等决议,无视东北已被日本占领这一事实,要求东北党组织“进行土地革命”,“建立红色苏维埃政权”。

②《仲云巡视满洲致中央报告》 (1932年7月15日) ,存黑龙江省档案馆。

①《满洲吉东局关于绥宁、饶河工作报告》 (1933年12月),存黑龙江省档案馆。

②三团后编为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二师,史忠恒任师长。

①王毓峰部返宁安后加入了周保中组织的抗日同盟军办事处,后编为五军一师二团。

②《中共满洲省委给吉东党全体同志信》 (1934年2月1日),存黑龙江省档案馆。

①《吴平关于纠正吉东局领导下党组织的错误等给陈亚信》 (1934年12月8日) ,存黑龙江省档案馆。

①雷丁: 《东北义勇军运动史话》,上海天马书店1937年11月出版。

①雷丁: 《东北义勇军运动史话》第148页。

②董麟阁回忆录,未刊。

①访问董麟阁记录。

②李延禄: 《我做统战工作的情况》,存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委员会资料室。

①访问曹乃夫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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