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林伯渠人物传,林伯渠生平事迹,林伯渠评价

Posted 2022-05-06 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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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林伯渠人物传,林伯渠生平事迹,林伯渠评价

林伯渠，名祖涵，号邃园。一八八六年三月二十日 (农历二月十五) 生于湖南省临澧县西乡乐二里容止区 (今临澧县修梅乡) 凉水井村。早年留学日本，加入中国革命同盟会。一九二○年底在上海加入共产主义小组。他在半个多世纪里，参加了中国各个历史阶段的革命斗争，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是我党少数几个从本世纪初就投身于中国革命的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和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

同盟会员

林伯渠的故乡，是湘西北澧水河畔一个偏僻的山村。他的家庭，是远近闻名的世代书香门第。其曾祖林长槐，曾出任四川宜宾、邻水县令，不久，家道中落。其父林鸿仪，是个学问渊博、对劳动人民富于同情心的秀才，虽为前清副贡生，却终生不入仕途，一直赋闲乡里，仅以教书糊口。母亲李氏，系一农家妇女。家有祖田八石，林伯渠兄弟四人，各分得两石 (约合十二亩) 。

十九世纪末，资产阶级改良派维新运动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极力主张变法，改革中国社会，把自东汉以来长期湮没不彰的公羊学派的学说(上升时期的地主阶级的思想武器) ，加入西方庸俗进化论的观点，来作为他们站在新兴的资产阶级立场上主张变法维新的理论根据。这种维新思想，对林鸿仪有过较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也及于他的孩子们。后来林伯渠在日本留学时听讲《公羊传》后写道： “忆儿时受经，先君子即以此书相督责，计六阅月毕业，颇解其义。”①

林伯渠幼年体弱，十岁时才随父入私塾读书。不久，入道水书院 (今临澧一中) 寄读。那时，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消息传到乡下，群情激愤，李鸿章等人“富国强兵”的主张对一部分青年颇有吸引力。不久，湖南创办中、西、南三路师范学堂，西路设在常德。开办时，令各县选送二人。林伯渠在其父的支持下，毅然放弃科举考试，怀着一片救国救民的热忱，通过县考，于一九○二年入西路师范 (今常德市一中) 就读。

古城常德，地处湘西门户，水陆交通方便，市井繁荣。这对于来自闭塞山村的林伯渠来说，大开了眼界。西路师范附近，有一家启智书局，经常贩卖香港和上海出版的新书。其中以广东郑观应所著《盛世危言》和梁启超的《中国魂》影响最大。同学们大多来自乡间，孤陋寡闻，忽然接触到这些文字浅显、笔锋犀利的警世之论，无不振聋发聩，心醉神服。

这时候，朦胧的仇恨清朝和富国强兵思想，在林伯渠心中已非常强烈②。他经常和蒋翊武、覃振等思想激进的同学们聚会，研讨救国救民道理。由于新思潮的影响，他决心立志为振兴中华民族干一番事业，学习极为用功，很快由乙等班升为甲等班。

林伯渠在西路师范学习两年后，他的父亲因病去世，家中几石薄产，仅够维持一家吃饭，生计维艰。正在这时，学堂准备选派办学人员赴日留学，林伯渠因考试第一，深得该校监督熊希龄赏识，被选赴日本官费留学。

浮槎东渡后，他于一九○四年春考入东京弘文学院。“留学东京时，忧时忧国之思，无时或忘。看到日本维新后自强不息的若干精神，深痛清廷的腐败与国运危急，自己觉得对挽救国家危机应尽一部分责任。”①当时，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正风行日本。该刊宣扬的维新立宪学说及对国内现状的尖锐批评，曾一度对林伯渠产生很大影响。此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不少革命志士和被清廷追捕的亡命者，革命思潮相当蓬勃。这对林伯渠无疑也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陶冶。

一九○五年八月，中国革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因为林伯渠早就通过覃振与宋教仁、黄兴熟识，在同盟会成立那天，得以聆听孙中山先生关于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的演讲。他对这次演讲，一直记忆犹新。“那天到会的人很多，拥挤不堪。地址在东京赤坂区灵南日人阪本金弥别庄。中山作了一篇很 (有) 煽动 (力) 的演说。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他为什么赞成民主共和，反对君主立宪。他说，铁路是好东西，但它是怎样成功的呢?英国开初试用木轨，用马拖车; 后改铁轨，仍用畜力，最后终于蒸汽机车试验成功了。政治上的进步也与此相同，由皇帝专制到君主立宪，终于民主共和。我们现在一开始就懂得这个道理，为什么还要用畜力拖车呢? 这岂不是最愚蠢的车吗?”②

在这之前，林伯渠已从书报中知道了一些关于欧美民主政体的概念。听过孙中山的演讲后，觉得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主张，比梁启超的思想进步，于是很快确立了民主革命思想。不久，经黄兴、宋教仁的介绍，他毅然地加入了中国革命同盟会这一反清秘密团体。

尽管这时林伯渠“还是从民族的爱国主义出发，阶级意识依然是模糊的，甚至以为只要推翻清廷，建立共和，就可以全部解决中国的问题”①，然而从这时候起，他开始成为一个民主主义者了。

同盟会的成立，促进了革命形势迅速发展。清朝政府对此极为不安，要求日本政府驱逐留日的革命党人，并且限制留日中国学生的活动。同年十一月，日本政府应清朝政府的要求，由文部省颁布了所谓《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严令禁止中国留学生的革命活动。同时，日本报纸还诋毁中国留学生是“乌合之众”，甚至辱骂为“放纵卑劣”。因此激起了中国留日学生的强烈愤慨。当时，林伯渠积极参加了留学生的罢课斗争，抗议日本政府这一反动法令。特别是富有民族气节的陈天华，悲愤之余，在东京大森湾投海自尽，进一步激起了广大留日学生的义愤。学生们群起抗议，决定全体罢学回国。当然，这一决定是在一时激愤之下作出的，留日学生总会领导人不愿负责，留日学生内部意见也不一致，但林伯渠则坚决地站在力主回国的秋瑾等人一边，于一九○五年年底愤然回国。从此，他的学生生活告一段落，开始走上职业革命者的漫漫征途。

林伯渠回国以后，受同盟会总部派遣，回湖南负责同盟会秘密宣传品《民报》等的发行工作。这期间，为了掩护身分，他先后在长沙振楚学堂和西路公学 (后改兑泽中学) 任职、任教，并与谭人凤、黄兴等人保持联系。

林伯渠回国之前，黄兴、刘揆一等革命党人曾联络会党首领马福益，组织湘鄂赣闽四省会党首领在湖南浏阳普迹集会，密谋于次年慈禧“万寿节” (十月初十)在长沙起事，并约湖南各州县及闽、鄂、赣三省同时响应①。不料消息走漏，黄兴等逃往日本，马福益被捕。马在监狱中受尽酷刑，于一九○六年春在长沙就义。林伯渠对此无限感慨。他在重九日 (十月二十六日) 所作《游爱晚亭》诗中写道：

到处枫林压酒痕，

十分景色赛天荪。

千山洒遍杜鹃血，

一缕难招帝子魂。

欲把神州回锦绣，

频将泪雨洗乾坤。

兰成②亦有关河感，

不信沉沙戟已深③。

诗意以凝重的笔调，哀悼革命志士，同时坚信革命终将再起。

这一年秋天，同盟会员刘道一、蔡绍南积极策划在江西萍乡和湖南醴陵、浏阳再举起义。由于清朝政府的血腥镇压，起义于年底终告失败。因同盟会组织的几次起义接连遭到挫折，在长江流域发动革命暂临困难，于是同盟会主张边疆革命。孙中山、黄兴转而南图两广和云南。林伯渠也于一九○七年被派往东三省调查边疆，联络绿林。

如何在东北立足，林伯渠思谋良久。正在这时，新任吉林巡抚朱家宝，四处招募善办教育的新政人才，林伯渠认为这正是进入吉林的好机会。于是，他便通过以前在朱家宝处做过文案的姑夫汪德植为之力荐，终于得以和朱家宝见面。因为他是学师范的，又曾留学日本，当即受到朱家宝的重视，并作为朱家宝的随员，同往吉林。

由于要和朱家宝同行，林伯渠从长沙来到南京 (朱家宝原为江苏臬台) 。这时候，他满怀信心，认为革命虽然遭到挫折，但有无数革命志士前仆后继地斗争，胜利总会到来。他在一九○七年春所作《过金陵》这首诗中，激情满怀地写到：

“冬冬腊鼓逼岩城，

露冷征衫酒微醺。

隐约山川龙虎踞，

频烦车马剑书轻。

乘时未许甘泉石，

入海还期斩鳄鲸。

莫为六朝空叹息，

行看原上草重生①。

林伯渠来到吉林不久，很快被荐至提学使吴鲁处，以“学务精通”被委任为“吉林省劝学总所兼宣讲所会办”①; 同时“主持师范传习所及四关小学”②。他借此机会，以查学为名，到各处活动，与绿林频繁来往。

正当林伯渠全力投入东北革命斗争的时候，一天，他突然接到妻子司马殿凤③暴卒的噩耗，使他痛心不已。他尽管蒙此不幸，但没有因此而消沉。写了一封长信安慰母亲，自己仍为联络革命力量奔走于松花江畔、长白山麓。

林伯渠和同盟会派往吉林的另一周姓同志，曾前往延吉与桦甸县间的南山沟子，拜访东北著名的“马贼”首领韩登举。这时，韩虽已招安，仍有枪四、五千支，一派江湖气概。林伯渠抵达后，备受招待，并被介绍前往哈尔滨、长春等地找几个“马贼”头子接洽。这批人在东北势力很大，由于革命党人的影响，辛亥革命时，即离开清朝独立。

在当时的吉林劝学所中，还附设了教育研究会。林伯渠经常邀集各中、小学教员，研究教育行政、劝学宣讲等事宜。一年后，他任提学使图书科一等科员，兼作劝学总所及宣讲所会办。一九一一年五月二十一日，长春府中学堂学生刘某，因对苛征租税不满，与蒙租柜④差役发生口角，遭到毒打。该校学生闻讯后，三十多人赶到蒙租柜，砸毁门窗，并殴伤蒙员五人。为此，吉林提学使多次电令该校监督将“在场滋事”的学生一律开除，交府看管，听候惩办，并派林伯渠与省视学詹珏前往查办。

林伯渠赶至长春后，一面与地方官按“成命”办理，一面设法保护学生。后来，通过林伯渠极力周旋，长春府十余名士绅联名上书，向提学使说情，方使几十名学生的学籍得以保留。这次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在当地很有影响。

自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势力不断侵入我国东北，延吉地区亦时有日韩浪人侵入。一九○七年，日韩当局公然提出领土要求，指定要我国图们江以北、老爷岭以南的延吉、珲春、汪清、和龙、安图、敦化六县 (日人称为间岛)，作为他们的“下船地点”。然而，这里水道虽多，但河流浅急，且多曲折，并无舟楫之便。更何况这里远离海峡，日韩的所谓“下船”，纯系侵占领土的借口; 而清政府采取屈辱态度，竟打算割让。由于林伯渠等革命党人和延吉边务帮办吴禄贞 (后升督办) 一道与延边人民力争，促使清政府于一九○九年与日韩当局订立了《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 (亦称间岛协约)。这个协约虽然允许日本在该地区设立领事馆，取得领事裁判权和修筑铁路等特权，但迫使日人确认图们江为中韩两国国界，上述六县为中国领土。一九○八年冬，林伯渠曾冒着严寒来到敦化境内，并作《游鄂达里台》诗记述此事：

故老争传鄂达里，

登临却趁大寒时。

西来峻岭连天白，

北走长江入海迟。

十里饮烟控朔漠，

三边狗盗越雷池。

和戎尽有诸公策，

满眼狐乌雨雪诗①。

一九一○年，林伯渠在友人的介绍下，结识了在吉林任教的青年女教师伍崇贤②。通过一段交往，二人友情笃深，不久结为夫妻。伍崇贤是江苏南京人，毕业于浙江女子师范学堂，父母亡故后，由兄长带来东北。由于受维新思潮影响，思想解放，且性情贤淑。结婚后，成了林伯渠得力的内助。

林伯渠在吉林工作三年半，直至一九一一年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两湖地区又革命在即，他于八、九月间被同盟会总部召回湖南。

林伯渠回到湖南后，随即和同盟会员一道，分头到各地新军巡防营中从事军运工作。当时湖南共有二十个巡防营，湘西驻八营，常德驻三营。林伯渠在西路师范的旧时同学，多在营中担任文书等职。于是，他便和廖湘芸一道来到常德，奔走于各营防地之间，从事革命宣传。十月十日，武昌起义成功之后，长沙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等于十月二十二日最早宣布独立，不几日，湘西各县也全部反正。

湖南独立后，焦达峰、陈作新被推为正副都督。对此，长沙的地主豪绅极为仇视，于是以咨议局及教育会为中心的反动势力秘密集议，阴谋夺取政权。不几天，焦、陈二人便惨遭杀害。所谓湖南独立，仅仅一形式而已。林伯渠因愤于焦、陈被害，邀集几个同志离开湖南，前往上海、南京。数月之后，袁世凯用阴谋手段窃取了辛亥革命果实，林伯渠又陷入了迷茫之中。

孙中山迫于时势，虽与袁世凯妥协，但也估计到了袁世凯将要发生变故，因此特别强调革命军队的重要。孙中山将同意这种见解的革命党人，一一布置于各军事要塞。一九一三年三月，袁世凯指使其爪牙在上海暗杀了宋教仁，革命党人发起讨袁，进行“二次革命”。林伯渠即回湖南与同盟会旧友举起反袁旗帜，敦促湖南反袁独立。战斗中，他出任以林修梅为司令的岳州要塞司令部参议。但不久“二次革命”失败，他便被袁世凯通缉，于一九一三年五月逃亡日本。

在护国护法运动中

林伯渠从第一次留日到第二次来到日本，已历十个春秋。十年过去了，他虽然是那么坚决地投身于革命斗争之中，但辛亥革命的失败，不免使他感到失望、痛苦。他曾深有感慨地说： “转瞬十年，依然故我。家国身世之感，其曷能已”①，“茫茫前路，直不知税驾何所也”②。可是他并不灰心，他从经验中得知，“凡事只应向前作去，总有好处”③。只要继续坚持斗争，革命事业就一定会向前发展。一九一三年冬，他在东京新宿区寓所里作《宗楼看雪》一首，真实地抒了自己当时那种沉重痛苦而又忠诚于革命、决心继续战斗的情怀：

沉沉心事向谁说，

袖手层楼看雪霏。

远水如云欲断续，

寒鸦几点迷归依。

欺人发鬓垂垂白，

到眼河山故故非。

独抱古欢浑不语，

明朝有意弄晴晖①。

林伯渠虽然置身异国，却认为这也是自己发愤学习的好机会。除了攻读经济学和法学，还广泛地研究财政学，对簿记学、统计学、工业政策也潜心研究，渴望着在中国“实行新经济学理”。为了通晓日语、英语、广采博闻，他除了在中央大学上课，还常到日华、国英、东亚等学校听讲。每天读书时间、上课内容和学习心得等等，都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他认为：“过人者，学力过人耳。”因此，他从不使时间有一刻的虚度。同时，与革命党人频繁来往。

不久，孙中山为了继续革命，决定在东京创立中华革命党，以图恢复同盟会精神，再次兴起反袁斗争。中华革命党规定，党员入党时必须按手印，立誓约，“附从孙中山先生再举革命”①。这时，不少知识分子和军界的旧党员对按手印、宣誓的方式表示反感，并以此理由拒绝参加新党，另外成立欧事研究会，别树一帜。但林伯渠为了革命的大局，毅然地参加了中华革命党。后来，吴玉章回忆说： “当然，打脚模手印并不是什么先进办法，但孙中山在没有学到无产阶级政党的经验之前，他只能采取旧社会这类秘密结社的办法以谋求团结一致。那些出身高贵并已显达的人物既不屑于顺从孙中山，结果只有廖仲凯、林伯渠等少数同志能够识大体，不拘小节，毅然地追随孙中山左右。”②对此，徐特立后来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祝林老六十大寿》诗中写道：

辛亥革命后，

同盟会崩溃。

中华革命党，

欧事研究会，

伯渠于其间，

严格辨泾渭。

纪律打手模，

黄兴出反对。

伯渠重大节，

小节无所谓。

慷慨打手模，

峥嵘山岳碎①。

一九一四年，和林伯渠一道加入中华革命党的，还有他的堂兄林修梅。当时，孙中山对于他们兄弟的支持，极为感激，曾对人说： “林氏兄弟，一文一武，将来必定大有作为。”②也正是从这时候起，林伯渠一直为孙中山先生所倚重。

一九一五年春，林伯渠奉命回国，到汉口、长沙组织反袁机关。年底，他被任命为中华革命党湖南支部党务科长。不久，蔡锷等人在云南组织护国军反袁，湖南的革命力量也组成部队，林伯渠担任了湖南护国军总司令部参议，积极奔走于湘鄂之间。

袁世凯的走狗汤芗铭被驱逐出湖南后，谭延闿于一九一六年八月出任湖南督军兼省长，林伯渠被委任为省公署秘书兼总务科长，随后又代理政务厅长。但他并不留恋这一官场地位和社会声望，而是继续组织革命力量，探求革命道路。他在长沙主持召开湖南神州学会筹备会，并同中华革命党人一起，以正谊社为核心，团结各界力量，继续进行革命斗争。

一九一七年八月，北洋军阀段祺瑞用武力迫使谭延闿下野，另委傅良佐督湘。林伯渠愤然辞去在省公署的职务，准备前往美国考察财政③，当他回临醴老家暂住后准备启程时，得知零陵镇守使刘建藩与湘军旅长林修梅，为了护法，已于九月十八日联合发出通电，宣布独立，划湘南二十四县为戒严区。于是，林伯渠放弃出国计划，迅速赶到衡阳参加起义，并出任湘南护法军总司令部参议。不久，湘粤桂组成联军，配合作战，大败北军。十月十七日，林伯渠奉孙中山之命，任湘南护法军劳军使，代表大元帅府往各地慰劳起义将士。十月二十日，孙中山复程潜、林修梅等嘉奖起义讨贼电称： “段逆窃柄，国法攸。衡永独立，万方警省。既开天下之先，已褫奸人之魄。会师武汉，直在指顾。疆场贤劳，曷胜系念。兹林祖涵驰往存问，藉致拳拳。惩奸回之奰逆，我武维扬。系国本于苞桑，共拜嘉贶。”①此后，林伯渠随部队参战数月。

傅良佐被赶走以后，林伯渠任湖南省署财政厅长。一九一八年春，北京政府向湖南疯狂进攻，林伯渠随部队退至衡阳。在衡阳支持了一个短时期，败退郴州。

这次护法运动，形式上是孙中山领导的，但他的处境却十分艰难。一九一八年五月，由西南军阀操纵的非常国会通过《修正军政府组织法》，准备取消大元帅首领制，剥夺孙中山的职权。为此，孙中山愤然辞去大元帅职，回到上海。他在辞职通电中说： “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文于斯瘏口晓音，以致各省之觉悟，盖已力竭声嘶，而莫由取信。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斯之谓矣。”②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林伯渠仍能明察秋毫，对南北军阀暗中往来、借议和之名行分赃割据之实的阴谋，坚决予以披露。同时，对程潜等人，则竭力说服。对此，孙中山极为感动。他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复林祖涵论分赃割据之和议必须力诛函》中说： “来缄诵悉。彼辈果不复稍存顾虑，竟借和议以遂其分赃之阴私者，此于国家何与?人民又何与?而护法之旨又安在?吾党惟有竭力诛之，以求永奠此民国耳。颂云①果有悔改之心，本于自觉而为奋斗，文自所乐予赞成。当此多难，相期立功报国耳。维转致斯意。”②

不久，护法军政府权柄完全落入桂系军阀和一班国民党右翼手中，护法运动终告失败。

加入共产主义小组

革命不断遭受挫折，使林伯渠陷入迷惘、彷徨之中。这些时候，他常常被一些难以解决的政治问题苦恼着。“从同盟会到民国成立后十年中，自己亲自参加了每个阶段的民族民主的革命斗争，经过了多少的挫折失败，也流尽了无数志士的鲜血，然而反动势力仍然是此起彼伏地统治着中国，政局的澄清总是那样遥遥无期。虽然对于造成这种形势的真正原因还不完全了解，但总觉得不能再重复过去所走过的道路，应该从痛苦的经验中摸索出一条新路。”③

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使林伯渠得到了新的启示。这时候，他认识到劳苦大众要得到解放，只有推翻旧的社会制度;认识到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基本动力，这个阶级的解放事业是与全人类的命运血肉相连的。他的这些发现，是从当时在北京和日本东京的几位朋友，如李大钊等寄来的一些有关社会主义的宣传品中得来的。

林伯渠和李大钊的友谊，是一九一四年亡命日本时开始的。李大钊那时正在东京早稻田大学留学。当时，除中华革命党外，还有两个著名的反袁团体。一是李大钊等人发起的中华学会，一是湖南易象等人组织的乙卯学会。由于两个学会宗旨大致相同，不久合并为神州学会，由李大钊任评议长。林伯渠是乙卯学会会员，曾积极参与两个学会的合并工作，并且经常去早稻田大学与李大钊等人切磋学问，交换志趣，相互启发和激励革命斗志。这样，他和李大钊结成了“最好的朋友”①。从此，两人常有书信往来。

一九一八年春，林伯渠连续接到李大钊几次来信，信中详细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并对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阐述了他的见解。林伯渠深受启发，写下了这样热情奔放的诗作：

春风作态已媚人，

路引平沙履迹新。

垂柳如腰欲曼舞，

碧桃有晕似轻颦。

恰从现象能摸底，

免入歧途须趱行。

待到百花齐放日，

与君携手共芳辰②。

也正是从这时起，林伯渠开始知道发动群众和组织工农军队的重要性。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北京学生的行动在黑夜沉沉的中国发出了一声响亮的春雷，立即震动了全国。这时，林伯渠更加“认识到了群众力量的伟大”①。是年，他离湘赴粤。一九二○年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冬天，来到上海。这时，他已经不是一个一般的民族主义者，而变成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了。

中国的五四运动，引起了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关注。一九二○年三月，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等来中国。维经斯基先后在北京、上海同李大钊、陈独秀等联系，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八月，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成立。经过李大钊的介绍，林伯渠于十二月间在上海法租界渔阳里会见了陈独秀。在多次的谈话中，他们交谈了中国革命的前途，俄国革命的经验，以及共产主义理论。于是，在李大钊，陈独秀的介绍下，林伯渠加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②。嗣后，他又和陈独秀、沈定一、李汉俊、邓中夏等进行了几次座谈，讨论了《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国际大会的几个会议文件③。一九二一年五、六月间，林伯渠到了广州，仍在孙中山身边工作。同时，经常与广东共产主义小组的谭平山、陈公博、杨匏安等人聚会，研讨共产主义理论。一九二二年，他参与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工作，曾担任广东省社会主义青年团财政部审计股股长④。

林伯渠革命思想的转变，与李大钊的热情帮助是分不开的。对此，他极为感激，两人的革命友谊也与日俱增。对于李大钊在国内最早传播共产主义真理的历史功绩，他后来在《题李大钊同志文集》一诗中，曾作过这样的评价：

登高一呼群山应，

从此神州不陆沉。

大智若愚能解惑，

微言如闪首传真。

特抒政理合南北，

未许主张泯浊清。

尽有胸中无限事，

敢抛热血护新生①。

林伯渠加入了共产主义小组后，以崭新的革命的姿态投入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他的思想转变，对患难与共、并肩作战的堂兄林修梅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一九二一年夏，林修梅被任命为大元帅府代理参军长，协助孙中山组织革命军队，积极准备北伐。这期间，他俩经常聚会，共同研讨革命理论。林修梅也有感于自己追随孙中山进行民主革命十数年，出生入死，浴血奋战，仍然未能使中国走向光明。亲身所历的痛苦实践告诉他，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救不了中国。但自从和林伯渠一起阅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书籍及李大钊、陈独秀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思想产生了飞跃。在很短的时间内，先后发表了《社会主义的我见》、《社会主义与军队》、《精神讲话》等著作计二十余万言。林修梅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和苏俄十月革命的经验，来改造中国社会和中国军队。这些观点和主张，在当时国民党高级将领中是极为罕见的。不幸，这位思想激进的将军却于一九二一年十月因牙疾感染而早逝。

对于林修梅的不幸暴卒，林伯渠极为悲痛，曾作诗哭道：

六柳①依然未改颜，

谁怜零涕湿栏杆;

流传勋业方朝日，

新涨思潮付逝川。

……

十口竟为盐米累，

一棺犹阻道途艰。

卅年兄弟兼师友，

审抚遗篇墨未残②。

为了悼念这位堂兄，林伯渠在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将其著述辑成《林修梅遗著》一册，亲自作跋，在广州出版。他在跋语中写道： “予观兄年来志愿，在指导人群归往于世界最新之趋势，其后此之精诚与毅力，已决心尽量灌输社会主义事业。”①此外，他还回忆了林修梅准备资助他“往游十月革命后的社会主义新俄罗斯，视察苏维埃实际设施种种，以备参考。其希望理想实现之心事，至为诚挚而迫切。”②只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成行。

国共合作的桥梁

十月革命照万方，

联俄联共好主张。

中山改组国民党，

还仗伯渠作桥梁③。

这是吴玉章评价林伯渠一生的组诗中的一首。

一九二一年六月，共产国际民族殖民地委员会秘书马林，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来到上海，帮助筹备党的成立大会。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一大”开过不久，经李大钊通过林伯渠联系，马林离开上海前往广州。接着，林伯渠又遵照李大钊的意见，预先与孙中山联系，年底，安排了马林前往广西桂林会见孙中山。这是共产国际代表第一次与孙中山会晤。

一九二二年八月，广东军阀陈炯明公开叛乱，孙中山被逐离广东，避居上海，心情十分郁闷。这时，林伯渠又几次安排了共产党人陈独秀、李大钊同孙中山的会见，共同讨论“振兴国民党、振兴中国”的种种问题。宋庆龄回忆说： “在上海，林老看望孙中山先生时，他常是我们家受欢迎的客人。”①

不久，苏俄政府的特使越飞来华，经过李大钊、林伯渠以及国民党人张继等联络、介绍，先由越飞的代表会见了孙中山。孙中山见到苏俄使者，“极为喜悦”，当即在楼上书房开始会谈，李大钊，林伯渠也参与会见。“其后凡是孙中山和苏联代表的接谈，都有伯渠同志参与其间。”②一连多次的会谈，进一步讨论了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建设军队以及苏俄如何援助中国革命等问题。会谈之后，又经廖仲恺与越飞在日本进一步磋商，于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

由于共产党人的帮助，孙中山于一九二三年元旦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表示支持工农运动，并开始接受共产党关于反帝的某些主张。一月二日，国民党重新推选干部，共产党人林伯渠被推选为中国国民党总务部副部长，协助孙中山处理改组国民党的有关事宜。

对于孙中山的倚重，林伯渠十分感动。在国民党中地位的升迁，这对于一个共产党人来说，不在于个人拥有俸禄优厚的地位，而是有了一个更有利于致力国民革命的战斗岗位。二月二十日，他曾致信给孙中山说： “祖涵频年相从，无补高深……近察世界潮流，国际趋势，欲导中国之强盛，确立东亚之和平基础，均有赖于吾党之工作”③。

这时，中国共产党正采取积极步骤，联合孙中山，以便实现同国民党的合作。由于林伯渠与孙中山关系密切，中国共产党常常通过他将自己的主张向孙中山转达。林伯渠与孙中山的会谈，总是在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宋庆龄回忆说：在上海“每次他来访，我总是不在场的，因为我在另一屋里有指定的工作要做。因此，从未听到他们的讨论。林老和其他来访者在楼上图书室，我也不知道他们讨论什么。因为，图书室未得邀请是不能进入的。在广州林老来访和上海一样，甚至任何秘书也不能听他们的谈论。”①

林伯渠担任国民党中央总务部副部长以后，主要是负责筹建全国各省党部，工作极为繁忙，他曾找了共产党员张太雷担任干事。在这以前，国民党在国内各地几乎没有什么基层组织，多是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才开始在一些省份建立党部的。当时，发展国民党组织的工作还处于秘密状态。林伯渠和各地负责发展国民党组织工作的共产党员有着广泛的联系。

在国民党中央执行部工作的覃振，曾就如何组织国民党湖南省支部的问题征求林伯渠的意见，林伯渠说他有办法。因为从湖南来了一批青年人，有毛泽东，还有夏曦，他可以和他们接洽。后来，湖北、山东、河南的国民党组织，都是在这个秘密时期在林伯渠等人的帮助下搞起来的②。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曾致信林伯渠、彭素民，述说了湖南支部的组织情况。信中称： “弟十六日到长沙，政局忽又变化。……关于本党③在湘发展，虽在军事时代仍应努力进行，昨与夏希④同志(夏希极能做事，在学生界有力量)商议分三步办法：第一步组织长沙支部; 第二步组织常德、衡州及其他可能的支分部; 第三步再组织湖南总支部。关于长沙支部，现决定即日租定房子成立筹备机关(秘密的) ，多邀信仰三民主义及有活动能力的人入党，然后开成立会推出候补支部长，呈请本部①委任。惟经费极困，机关既立，每月至少须一百元内外，现正邀集热心同志设法捐集应用。在沪时请本部委我以筹备员名义(夏希为筹备主任) 以便与各方面接头，请早日寄到为荷! ”②

一九二三年五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上海地方兼区委员会③成立，林伯渠积极参加了该委员会的工作。一九二三年七月，区委会确定把他编入第三组(西门组) 参加党的活动，并指定为教育宣传员。他和张国焘负责演讲政治问题，瞿秋白、邓中夏负责讲理论问题。不久，区委会决定设立国民运动委员会，专门负责同国民党合作、发展社会上各种进步力量参加革命工作事宜，林伯渠、张太雷均被推选为这个委员会的委员。

年底，林伯渠回到广东，和国民党左派廖仲恺等人一道，积极支持和协助孙中山从帝国主义手中收回粤海关关税余额收入的活动。随后，他即以全副精力投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一九二四年一月，他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国民党改组以后，由孙中山指定，林伯渠担任了第一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他上任后，便推荐共产党员彭湃为农民部秘书，并授予他代拆代行的权力;同时，将共产党员阮啸仙、罗绮园等也请来农民部工作。为了培养农民干部，由林伯渠提议，经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过，在广州举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讲习所以国民党的名义开办，但实际上是由共产党人领导的。第一任所长由彭湃担任，教师有毛泽东、肖楚女、周恩来、李立三等著名共产党人。

一九二四年春，国民党中央决定设立汉口执行部，以指导湖南、湖北、陕西等省的党务。林伯渠认为汉口执行部的建立至关重要，因此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提请辞去农民部部长职务，“调办汉口党务”。

林伯渠抵达汉口后，尽管环境非常恶劣，但他和共产党人李立三、包惠僧、许白昊、刘伯垂、项英等人一道，克服重重困难，很快把汉口执行部建立起来。在执行部里，他任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部长。执行部成立不久，他便和包惠僧等商量，委派刘少奇为湖南职工部筹备主任，夏曦为学生部主任，大大加强了共产党人在湖南的影响。

直系军阀对汉口控制极严。这一年的五月，吴佩孚指使湖北督军肖耀南逮捕了刘伯垂、许白昊等人，并查封了执行部。于是，国民党中央决定，汉口执行部暂行结束，所有湘鄂陕各省党务统归上海执行部办理。不久，林伯渠奉命回粤，将主要精力用于筹建国民政府监察院上。

十一月，林伯渠随孙中山北上。次年三月，孙中山逝世。国民党在北京召开执委会，因邹鲁、谢持等西山会议派捣乱而没有成功，遂回广州开会。回粤后，林伯渠担任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委员兼监察委员①。七月，国民政府监察院成立，林伯渠又担任了监察委员。一九二五年八月，廖仲恺被国民党右派和帝国主义分子合谋暗杀，林伯渠遂递补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当时在广州仅谭平山、汪精卫、林祖涵三名常委) ，兼任农民部部长，并负责筹备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大会之前，成立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由邓泽如、林伯渠、毛泽东、谭平山和林森五人组成。其中林森已离开广州，邓泽如因故不愿与会，于是大会代表资格的审查，完全由林伯渠、毛泽东、谭平山负责。在大会代表总数二百五十六席中，共产党员占了三分之一以上(九十席) ，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和省级地方干部差不多都名列其中。会上，林伯渠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这次大会，本来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占绝对优势，但由于陈独秀、张国焘竭力主张妥协让步，使得中国共产党放弃了大会领导权。后来，林伯渠和吴玉章每每谈及此事，总是痛心不已。

这期间，作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的林伯渠，又兼任全国农民运动委员会主席，为培训革命干部，促进全国农民运动的高涨，做了大量的工作。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始设在东皋大道，条件非常简陋。后经林伯渠与谭延闿交涉，让出伤兵医院，将农运讲习所迁到那里。农讲所为全国农民运动培育革命种子，学员经过培训，仍返回原地开拓工作，因而农讲所到顽固势力比较强大的地方去招生，就困难重重。每逢这种情况，林伯渠就让招生人员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身分前往，从而大大减少了阻力。一九二六年三月，农讲所第六期学员陆续到达广州，可是农讲所的经费还很成问题。林伯渠立即召开农民运动委员会会议，研究解决办法。会议认为： “现在国库虽然支绌，但亦须设法筹措，当与军费同等重要。”①决定立即函请预算委员会从速解决。经过林伯渠多方周旋，经费问题终于得以解决，为农讲所的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与此同时，林伯渠还与毛泽东、李富春等在广州主持开办了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这是一九二五年年底由林伯渠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百二十七次会议上决定的。会议指定湖南政治研究会具体领导讲习班工作。湖南政治研究会是由当时在广州的湘籍高级领导人组成，以研究有关湖南革命运动为宗旨的一个团体。他受托主持这个讲习班以后，推举了毛泽东、林伯渠、李富春、谭延闿、程潜、陈嘉佑和鲁涤平等七人为理事，录取了男女青年三百余人。学员多系湖南籍，段德昌、杨开慧等都是这个讲习班结业的。学员结业以后，一部分派回湖南从事农民运动，一部分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军担任连队指导员。他们大都成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林伯渠之所以如此热心农民运动，主要是他对中国的农民和农民革命斗争有较为透彻的了解。他在广东省第二次全省农民运动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中国国民党农民部两年来工作状况》的报告中说： “中国数千年来，内受封建制度遗毒，及近代外受帝国主义之压迫，遂激起革命而要求人民大多数之解放，最大多数的，就是农民。” “可以说，中国革命，是为农民而革命……如果想得到中华民族之解放，必要中国农民起来负革命的责任，才有办法。”

林伯渠对于农民运动的指导，从来不尚空谈。除了充分履行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农民部的职权，切实解决实际问题，他还经常到各地潜心考察，结交大量的农民运动领袖。当时，毛泽东、彭湃、郭亮，阮啸仙等，都是他家里的常客。

与国民党右派决裂

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二大”开过不久，在革命统一战线内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篡夺革命领导权的活动日益猖獗起来。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在广州一手制造了“中山舰事件”。五月，他又提出并由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旨在限制共产党、篡夺国民党党权的所谓《整理党务案》。随后，共产党人林伯渠、谭平山、毛泽东等，均被排挤出了国民党中央。

当时，革命虽然遭到一些挫折，但工农群众运动和总的革命形势仍在继续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广大群众的要求下，广东革命政府已决定出师北伐。林伯渠离开国民党中央以后，来到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担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程潜任军长)。他早就主张共产党要掌握军队。在成立第六军时，就向中共广东省委提出要多建几个师的正确意见。但当时在省委作军委工作的同志，接受了陈独秀的右倾思想，认为革命的北伐时机尚未成熟，将林伯渠的意见斥之为“军阀思想”①。结果，虽给了第六军三个师的建制，但兵员远远不足。

第六军的前身是攻鄂军，战斗力比较松懈。为了纠正部队中的混乱思想，教育士兵懂得为谁当兵，为谁打仗，林伯渠作了大量工作。他积极发展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并担任党团书记; 他在各师、团、营、连都设有党代表，挑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国民党左派分子、无党派开明人士担任政治工作; 他在会议上经常宣传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等等。这样，这支队伍就变得纯洁多了。当时的广州报纸曾这样报道： “国民革命军 (第六军) 政治部主任林祖涵，自奉政治部委任后，现专力于该军政治训练工作。先从团部训练着手，每团设一训练委员会，设有委员四人，负调查每团之士兵及组织各级党部之责，限三 (个) 月内为初步训练，三(个)月之后，遵照政治委员会之各军党代表组织法，切实履行。所有师、团、营、连均派党代表一人，负责训练党员军人教育及改良士兵生活等责任。训练务求严密，使成为革命军主力旅。”②

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北伐军在广州誓师，第六军编为总预备队，开赴萍乡、浏阳、醴陵一线集结待命，以支援第四军攻打武汉。林伯渠一直随军行进。部队到达长沙后，第四军叶挺部已打下湖北贺胜桥、汀泗桥，武汉天险可守。第六军转向攻打江西。中秋节前夕，一举攻克南昌。蒋介石目睹这支由共产党人参加领导的队伍逐渐壮大，耿耿于怀。为了剪除后患，他企图假军阀之手消灭第六军。当时第六军驻守南昌的部队，北有孙传芳部，南有方本仁部，情势十分危急。而蒋介石却密令第二军军长朱培德不予支援，守城部队粮弹奇缺，孤军奋战，最后只得冲出重围，退守九江。后来，第六军军长程潜从醴陵调来几个预备团，并经林伯渠等人锐意整顿，战斗力得以恢复，再度联合友军，才稳定了江西局势。

一九二六年底，北伐战争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将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从广州迁往武汉。这时，蒋介石为了阴谋攫取军权、党权、政权，实行个人独裁，无理要求中央迁往他的总司令部所在地南昌。国民党左派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等与共产党人一起，极力反对。对此，蒋介石恨之入骨，对邓演达等人蓄意加害。在邓演达将要抵达第六军驻地九江时，蒋电令程潜将其扣留。程潜征求林伯渠的意见，林当即表示：蒋介石的意图在于阻止国民政府迁都武汉，邓演达是一位重要人物，不仅不能扣留，还须加意保护。当邓演达来到九江时，林伯渠即与程潜商议，派程潜的随从副官冯家璧带三个班，十八支驳壳枪，负责警卫邓演达的住处。林伯渠还特意交待，除本军几个师长外，任何人不得进入邓的住宅。后来，有两个冒充邓演达学生的刺客来到九江，要求见邓，经盘查被发觉，阴谋未能得逞。

一九二七年三月，林伯渠参加筹备并出席了在汉口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常务委员;不久又推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秘书处处长。会议筹备和进行期间，他同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以及与会的吴玉章、恽代英、毛泽东、董必武等共产党人一道，挫败了蒋介石在南昌另立中央的企图，结果会议通过了旨在限制蒋介石个人独裁的一系列决议。

会议期间，第六军挥师东下，与第二军配合作战，一举攻克了南京。鉴于蒋介石叛变革命的迹象日益明显，武汉国民政府决定派林伯渠前往南京，利用慰劳前方将士的机会，“截获蒋介石归案法办”①。林伯渠将武汉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亲笔写的捉蒋密令缝在衣缝内，于三月二十七日偕许甦魂、唐生明等离开武汉，在九江稍停，三十日下午抵达南京。他将来意告知程潜后，程潜认为事关重大，推说力量不够，不敢下手，答应随林伯渠一道回武汉妥商。经多方说服不果，林伯渠遂于四月一日与程潜同返武汉。这时，程潜深为蒋介石所蒙蔽，还声称愿自荐为“蒋介石和武汉政府之间的调停人”②。

程潜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随林伯渠去武汉的时候，蒋介石密令何应钦收买了第六军十七师师长杨杰。这时，十九师正在采石矶一带担任江防任务，突然接到总司令部命令，要他们开赴苏州补充兵员，进行整训。第六军留守人员曾致电程潜请示，程潜和林伯渠商议后，即电令部队暂不撤离。可是电报被蒋介石布下的特务扣压，部队只得于四月二十七日早上开动，步行至神策门时，早有一列长长的火车停在那里。待官兵上车后，列车即被严密包围。如果贸然抵抗，必遭惨烈牺牲，于是只得缴械。这支部队便被蒋介石解决了。

对于第六军的瓦解，林伯渠痛心不已。因为未能说服程潜而使蒋介石逃脱了人民的法网; 继而，这支颇有希望的革命军队又断送于蒋介石之手，自己作为第六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不能不感到深深的遗憾。当然，中国共产党内主要领导人的投降主义也是导致第六军瓦解的重要原因。本来在四月初，武汉政府曾决定派第四军东下，援助南京的二、六两军和刚刚举行了武装起义的上海工人阶级，林伯渠对此异常兴奋。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者害怕帝国主义，把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身上，又临时取消了原来的决定。

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对上海工人和革命群众实行血腥大屠杀。随后，夏斗寅、许克祥相继叛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举国上下，一片白色恐怖。在国共分裂迫在眉睫的关键时刻，有些人向国民党右派妥协了，有些人一头扎入了蒋介石的怀抱。此刻，林伯渠坚定地站在革命人民一边。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以后，四月十八日下午，林伯渠参加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在汉口举行的会议，与出席会议的吴玉章、宋庆龄、陈友仁、谭平山、邓演达等十余人，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宣告蒋介石反革命罪状的中央训令及宣言，撤销了蒋介石的职务。

此后，蒋介石曾许以重金，安排了一个和林伯渠共事多年的老友对他进行收买说： “你是国民党的元老啦，何必跟共产党跑呢?只要你声明脱离共产党，蒋介石那里我可以担保，你仍然可以保住你的地位。”林伯渠当即严正回答说：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两条道路，你可以走你的路，我是要干就干到底，决不后悔。我们共事多年，将来也许还有共事的机会。”果然，后来这位友人在解放战争中，脱离蒋介石举行了和平起义。

林伯渠是国民党的一位元老，当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时，他坚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立场，毅然同他们决裂，并与之坚决斗争。六月下旬，他极为繁忙，除了处理军委会日常事务，还用大量精力安置第六军瓦解后前来武汉的十七、十九两师政工人员，甚至“因事忙触发脑病”①。令人痛心的是，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一系列猖狂进攻，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们却一再妥协让步，更加助长了汪精卫反动集团阴谋叛变的罪恶活动。七月十四日夜，由汪精卫操纵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分共会议”，宣布和共产党分家，公开叛变了革命。这次会议是在秘密情况下召开的，凡兼有共产党党籍的国民党干部，均被排斥会外。为了探知会议消息，林伯渠和吴玉章当晚在家中等候到深夜，才从参加会议的国民党左派彭泽民处得到分共会议情况。随后，接到中共中央要他们分别离开汉口的通知。撤离武汉前，林伯渠镇静沉着，嘱咐尚未暴露共产党员身分的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经理处负责人谢晋，设法给刘伯承等共产党人掌握的部队提前拨出重款②。几天以后，他便赶赴江西，参加了 “八一”南昌起义。

从南昌到莫斯科

一九二七年七月，汪精卫公开反共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审时度势，毅然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林伯渠于一九二七年七月下旬来到南昌，积极参与起义的准备工作。起义于八月一日凌晨爆发。当天，林伯渠与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谭平山、吴玉章、恽代英等共产党人和宋庆龄、邓演达、柳亚子等国民党左派二十二人，发表了《中央委员宣言》，痛斥背叛革命的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 (按：指孙中山) 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①，号召一切革命力量共同努力，为获得一个新根据地，解决土地问题，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一切新旧军阀而斗争。同日，在以共产党为主体、有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联席会议上，林伯渠当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兼财政委员会主席。翌日下午，他与其他委员一起，在庆祝胜利的群众大会上宣誓就职。

起义部队撤出南昌后，林伯渠随队溽暑行军。这时他年已四十开外，须发斑白，但精神抖擞，从不后人，且肩负着筹款等财政工作的重任。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刚刚组建，采取何种筹款政策，成了一个问题。开初，革命委员会几乎一致主张改变过去每到一地即行提款、派款和借款的旧政策，采取向地主、反动派进行征发、没收的新政策。后来，执行过程中遇到严重困难。林伯渠和谭平山等感到在行军途中，情况不明，环境复杂，主张暂时沿用一下老办法，但很多同志不同意，所以有一段“筹款方法极为混乱”②。后来，时而沿用旧政策，时而改用新政策，最后还是“一仍旧贯”③，用老办法。

从搬出南昌至潮汕失败，不足两个月，政策数度变化，又是在敌人跟踪追击的行军路上，作为财政委员会主席的林伯渠，工作极为繁重、辛苦，但终于在大家的努力下，完成了部队的财政任务。

到十月初，起义失败。主要领导成员在广东普宁县的流沙开会。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根据张太雷传达的中央命令，对起义军人员的去向作了安排。林伯渠与贺龙、刘伯承、彭湃等化装潜入香港。当时，蒋介石为讨好帝国主义，竟厚颜无耻、颠倒黑白，把北伐军进入南京时英美帝国主义炮击南京一事，归罪于第二军和第六军，诬称林伯渠是“宁案罪魁”，“国际要犯”，悬赏缉捕。因此，林伯渠在香港不能久留。他按照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拟与蔡和森、李立三、张国焘等同往莫斯科。但两次在上海乘船都未成功。后来，他独自辗转到日本，通过在西京大学读书的同乡邓伯粹和林定平的帮助，办妥去欧洲的护照，从日本敦贺港搭船到海参崴，于一九二八年秋抵达莫斯科。

林伯渠到莫斯科后，很快遇到了亲密战友吴玉章。他们在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同生死，共患难，并肩战斗，而今异国重逢，分外高兴，感慨万千。随后，他们一同入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原名中山大学) 中国问题研究院，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他们经常一起到列宁图书馆去看书，查阅各种资料，分析和研究中国革命的问题。他俩合写了一本题为《太平革命以前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分析》的小册子，用大量史实论证了“财产资本的土地经济制度，是阻碍中国经济不能发展到近代资本主义的重要原因”，驳斥了托派卡尔·拉狄克说中国从秦汉以后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不是封建制度，因而中国革命一开始就要反对资产阶级的谬论。

一九二九年二月，林伯渠和吴玉章进入该校的特别班。同在特别班学习的还有何叔衡、徐特立、叶剑英、江浩、方维夏、夏曦等人。这些学员都是受过教育、具有较长革命经历的战士，并且大都年近半百。因此，这个班外语课时较少，对教师的要求较高，教学的重点放在领导方法的训练上。林伯渠在这里系统地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俄国共产党历史和国际职工运动史等课程。他还经常和李立三等去听工人运动专题课。在学习中，林伯渠认真听讲，仔细作笔记，积极完成作业，答好课堂提问。他还起早睡晚，坚韧不拔地攻读俄文。他用 “快速学习法” ，投身于紧张的阅读俄文报纸、散文和俄语语法的学习，很快地掌握了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词汇，大大方便了看书、听讲和查阅图书资料。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门课程，特别强调理论上的思考和对实际问题的讨论。林伯渠经常和“老学生”们交流学习心得，讨论疑难问题。平时他好安静，独自攻读，潜心思考，但在讨论理论问题，特别是讨论重要原则问题时，他积极发言，热烈争论。

根据学校教学的要求，林伯渠还参加了集体参观活动。他们到莫斯科市区工厂和郊区农场，去参加工人和农民的会议，听取他们对苏联经济政策的热烈讨论，了解基层产业单位的经营实情与劳动者的劳动热情和革命精神。他还到较远的列宁格勒等地去旅行，参观夏宫、冬宫，巡视工厂和船坞，并把见闻和趣事，一一写在日记里。此外，林伯渠和吴玉章、何叔衡、徐特立等，还经常接受由叶剑英任教官的军事训练，准备毕业后回国参加武装斗争。

林伯渠十分关心年轻的中国同伴的学习和思想。原长沙女师学生刘英，是徐特立的学生，她去看望老师时，也去看望林伯渠。林热情和她谈心，解答疑难问题，生活上也关怀备至。当一些中国学生向他了解国内情况时，他认真地介绍和回顾大革命失败的历史经验教训，并谆谆告诫他们：要好好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真正把自己武装起来，将来好为中国革命出力。一些在莫斯科学习过的同志回忆林伯渠这段生活时，都说：“他是非常正派、和善、德高望重的恂恂长者，在政治上有高深涵养，在学习上极其勤奋”; “对王明一小撮拉拉扯扯，鬼鬼祟祟的卑污行径，非常鄙视，不屑与之搭界。”①

一九三○年夏天，特别班结业了。当时，苏联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从留苏的中国工人中培养做政治工作和教育工作的干部。为此，将原海参崴俄国党校的中国部单独建校，命名为苏联远东边疆中国苏维埃党校。党校需要大批中国教师，林伯渠和吴玉章等被先后派去工作。为了工作需要和便于参加政治生活，林伯渠同其他中国同志一样，加入苏联籍，转为苏共党员②。他在这里教授中国语文和中国革命史等课程。针对学生原有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的实际情况，他采取“分进度教学”的方法，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并反复向学生讲解，直至弄明白为止。课余，他还经常下到班里进行个别辅导，深受学生的欢迎与爱戴。

当时，党校的中国教职员工和当地的许多苏联党政干部，对中国革命极感兴趣，但对中国情况却不甚了解。为此，党校在林伯渠、吴玉章、杨松等人的积极倡议和支持下，成立了中国问题研究室。在这里，集中了当时所能搜集到的有关图书资料，向国内订购了中文报刊，绘制了有关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态势的图表，通过展览、墙报等形式广为介绍。在研究室定期举行的报告会、座谈会上，林伯渠往往是中心主讲人。通过他的辛勤劳动，使中国问题研究室逐步成为党校传播中国革命信息、宣传中国革命的阵地，逐步加深了苏联人民和在苏联的中国工人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和了解。

当时，苏联办这类学校，既缺乏经验，又有语言障碍，困难较多。林伯渠被挑选出来协助党委书记工作。他办事认真，坚持原则，深得同学们的赞扬。他还给党员讲党课，找同志谈心，并结合自己的革命经历，向师生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他常被邀请参加社会活动，如出席在中国工人“五一”俱乐部、中国戏院举行的某些大型集会和文娱活动。他很重视调查了解在中国工人中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和扫除文盲工作的情况。当他了解到用汉字进行扫盲的困难后，深感改革中国文字的必要性。恰巧在这时，苏联少数民族文字拉丁化委员会，也决定在中国工人中试用拉丁化汉字扫盲。于是，林伯渠、吴玉章同苏联语言学家一起，以瞿秋白等人的研究成果作基础，制定了中国北方话拉丁化方案，组成了苏联远东区汉语拉丁化促进会。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二年中，会员发展到十万余人，召开了两次新文字代表大会，编制了一本汉语拉丁化教科书和一部词典。随后，便用拉丁化汉字出版报纸和书籍，并在中国工人中用拉丁化汉字扫盲。通过这些措施，以及林伯渠等的认真教学和富有成效的推广工作，对远东以及在全苏的中国工人的扫盲运动和普及教育工作，确曾起过良好的促进作用。

为革命理财

一九三二年下半年，正当蒋介石纠集六十三万兵力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的紧急时刻，林伯渠毅然放弃了在苏联安定的教学生活，趁赴南俄养病的机会，到莫斯科与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商量回国事宜。经批准，他回到海参崴，交代好工作，即启程归国。这时，他“明知非常危险，除准备被捕时的口供外，心里仍很坦然，早已置生死于度外”①。

林伯渠辗转回国后，在上海逗留了一个短时期。一九三三年三月，他取道香港，经汕头、大埔进至中央苏区的边境。由于敌人封锁很严，在晚间偷渡时，曾被搜山的敌人打伤了手。但他没有畏缩，仍日夜兼程，闯过道道关卡，到达了当时红军总部所在地——瑞金。

这年四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颁布第十号训令，确定成立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林伯渠被任命为部长，下设粮食调济局等机构。他一就任，即通过多种渠道，了解中央根据地的经济情况。当时，根据地部分地区因一年前受灾，粮食歉收，奸商乘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 根据地边沿地区的粮食不断遭到敌人抢掠和烧毁;而红军已扩大到十万人，大量需要粮食。根据上述情况，林伯渠感到，在粉碎敌人进攻的许多准备工作中，“粮食一项，尤为重要，不独关系红军的给养，且直接影响工农劳苦群众的日常生活”①。因此，他一面努力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一面进行收集粮食的工作。五月二十日，国民经济部发出第一号训令，布置各县国民经济部召开区、乡代表联席会议，吸收贫农团、工会及妇女代表参加讨论，发动群众节省谷物卖给粮食调济局，以应急需。鉴于当时禾苗长势良好，夏粮丰收在望，于是他又通过国民经济部发出第二号训令，倡导办粮食合作社和建造谷仓。随后，又制订出《谷仓管理委员会规则》，对粮食的运输、保管等，作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这些措施，对后来粮食的收集和贮存，均起了重大作用。

为了动员群众参加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运动，同年八月十二日，林伯渠在叶坪主持召开了赣南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在他致开幕词后，毛泽东作了题为《粉碎 (第) 五次“围剿” 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第二天，林伯渠作了《发行三百万 (元) 经济建设公债与发展合作社》的报告。经过几天讨论之后，大会就发展合作社、推销公债、建立和健全粮食调剂局、进一步开展对外 (白区) 贸易、筹款、培养干部、加强边区与新区工作以及开展自我批评等问题，作出了决议。林伯渠在闭幕词中说，这是一次成功的大会，它将使苏区的经济建设运动获得迅速开展。

大会以后，林伯渠兼任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部长。就在这时，蒋介石纠集五十万兵力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在李德、博古为首的“左”倾错误的军事路线指挥下，红军和根据地遭受重大损失。对此，林伯渠联系自己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半年以来的亲身体验，深感王明等“吃过洋面包的人的办法看来不行”①，向毛泽东表示过自己的疑虑。但是，为了大局，为了维护党的利益，他不走极端，不去伤害和打击同志。同时，也不怕排挤打击。在罗明、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邓子恢等由于执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一个个受到批判、斗争和责难之后，他仍然经常对人称颂毛泽东的思想和路线，并在实践中坚定不移地维护和执行毛泽东提出的财政工作方针。

毛泽东指出： “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的收入，是我们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又指出： “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②。林伯渠通过财政部配合和协助有关部门，组织工农业生产，发展合作社，开展对外(白区) 贸易，把坚持革命战争同加紧经济建设、巩固革命根据地有机地联系起来。他在“开源节流，双管齐下”的口号下，一方面成立没收征发局，以财政部副部长邓子恢兼任局长，在地方和部队成立下属机构，“向一切封建剥削阶级进行没收或惩罚”，即向苏区和白区的地主、富农筹款; 另一方面，通过银行适当增发纸币，由银行代理金库，想方设法提高苏区纸币的信誉，并帮助政府和部队各机关建立与健全预算、决算、审计、调配、供给、会计等一系列的财政制度。因而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基本上保证了革命战争的财政需求，并使前方部队、后方部队、后方机关、学校的生活，均能维持并略有改善。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九日，林伯渠在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作了《经济建设》的报告，总结了两年来苏区在战争环境中进行切实有效的经济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新的任务。在大会期间，他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大会以后，他按照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指示，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切实解决问题。一次，他走入一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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