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苏兆征人物传,苏兆征生平事迹,苏兆征评价

Posted 2022-05-05 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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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苏兆征人物传,苏兆征生平事迹,苏兆征评价

苏兆征是香港海员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是我国职工运动史上的杰出领袖。

一

一八八五年，苏兆征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淇澳岛(今属珠海市唐家公社淇澳大队) 。他父亲苏赋，字厚荣，是一位刻苦勤劳、为人老实忠厚的贫苦农民，当过地主的雇工，后来租佃了本乡官僚地主苏雨田的几亩薄田瘦地耕种。这些田地分散偏僻，有的远在淇澳岛南端地名金星的地方，来回一趟，有好几里路。虽然父亲起早摸黑，终年辛勤劳动，但是高额的地租、繁重的苛捐杂税，又加上逢年过节要给地主豪绅送礼等等，几乎夺去了他的全部劳动果实，因此家境十分困难。母亲钟偶，为了帮补家用，除辛勤操持家务外，还要靠打草鞋换钱，到海边拾蚌壳回来卖给本村地富经营的蚌壳窑，有时还要替人家打短工，但是仍然无法维持一家生计。父母亲只好被迫借债度日，受高利贷的盘剥，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全家长年过着衣不蔽体，食难一饱的悲惨生活。苏兆征在七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二，因此当他稍懂事时，就要为家庭生计而操心，并且还要替父母分担家庭的困难，参加做农活，上山砍柴、下海捕捉鱼虾以及替人放牛等劳动，养成了刻苦耐劳和俭朴的品性。

苏兆征的童年时代，帝国主义与我国封建官僚、地主阶级相勾结，对劳动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压榨，人民大众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淇澳岛是一个具有反帝斗争光荣传统的地方。鸦片战争前，英美鸦片贩子把淇澳、金星门一带当作鸦片市场，麇集了一批贩售鸦片的趸船，进行贩烟勾当，遭到了淇澳人民的激烈反对。一八三六年，美国侵略者派出十多艘武装帆船，企图武装侵占淇澳岛。淇澳人民同仇敌忾，英勇抗击美国侵略者，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最后美国侵略者以可耻的失败收场。苏兆征从小便反复听到这一反帝斗争经过的讲述，受到了要继承和发扬先辈们的英勇反帝革命精神的教育，在幼小的心灵上，播下了仇视和反抗帝国主义的种子。

贫困的家庭境遇，使苏兆征迟迟得不到读书的机会。后来在亲友的资助下，才勉强读了三年私塾。但他勤奋好学，在进步老师王步千的热心教导下，学习成绩优异，特别是珠算一门，很快就能娴熟地运用，成了苏兆征日后干好革命工作的一件有力武器①。

一九○三年，苏兆征十八岁了。因为在家乡无以为生，年轻的苏兆征只好离乡别井，跟随一些同乡跑到香港找工做。经人介绍，他到了一艘外国轮船上当“侍仔” (即杂役) 。“侍仔”是船上最劳累下贱的工作，要侍候乘客和船上的高级职员，为他们倒水、端茶、送饭以及擦地板等等，从清晨直至深夜，一连干十六、七小时的活，还不时受到责骂和侮辱。而“侍仔”每月所得工银仅有几元，还要受到包工头从中克扣勒索。当他稍为怠慢了船上的包工头时，便立即被开除上岸。后来，他又相继到渣甸公司的“乐生”号当“车枱”①、到“塔夫”总统号当扫地仔等工作。海员不仅在经济上遭受非人的待遇和残酷的剥削，在政治上也受到种种难以忍受的歧视迫害。在同一艘轮船上，外籍海员的工资往往比中国海员高出数倍，各种待遇享受也有天渊之别。轮船经过一些外国港口时，当局竟然不准中国海员上岸，甚至还要施行侮辱人格的所谓验肛门、通喉咙的卫生检验。有时准许上岸了，却又规定不准随意进入高级酒店、戏院、理发馆等，甚至连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不准随便进入。这种辛酸悲惨的海员生涯，使苏兆征深深感到穷人到处都一样受煎熬，因而更加激起他对帝国主义和大资本家的憎恨，并且逐渐产生了反抗的要求。

当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孙中山为推翻清朝统治者而经常奔走海外，进行革命活动。他在旅途中，常有机会和苏兆征等香港海员直接接触。因同是广东香山人，语言相通，互相之间的思想交往就显得融洽一些。苏兆征向孙中山介绍了海员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各方面的情况，使孙中山从中看到了海员中间所蕴藏的革命力量。于是，孙中山热情地向海员们宣传革命主张，鼓励他们组织起来，支持他所从事的反清革命活动。在孙中山的影响下，苏兆征于一九○八年加入了孙中山所创建的革命政党同盟会，积极参加了推翻清朝统治者的各种活动。他和其他海员一起，冒着生命危险，为革命党人传递消息，秘密运送武器及其他物资，为革命党人筹集活动经费;在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遇到密探追捕时，便机智地掩护和帮助他们脱险。与此同时，苏兆征还积极地在海员中进行组织活动，先后参加了在孙中山影响下建立起来的海员联谊社、海员公益社等组织，成为其中的积极分子。

苏兆征在当海员期间，有时因失业回到家乡居住一段时候。他常常利用亲友邻居来闲谈的机会，向大家介绍海外的见闻和孙中山反清的情况，讲解当时革命潮流的一些道理。他与村里一些青年农民钟梅吕、蔡安宝、姚传杰、郭光荣以及他小时的老师王步千等人经常在村外的文昌宫聚谈，并组织了一个阅报社;后来又经常在青年农民钟广祥的家里活动 (因他家在村边，地点较偏僻，不易引起地主豪绅注意) ，进一步组织了自治会。他通过这些组织，把村里的贫苦农民进一步团结起来，议论国内外大事，诉说反动政府和地主豪绅压榨劳苦人民的罪行。大家听了苏兆征的宣传解释，很受启发，十分欢喜亲近他。

苏兆征还在家乡积极从事宣传破除封建迷信和改革旧的风俗习惯，如主张剪辫，反对奉神拜鬼，反对封建婚姻，提倡文明结婚，不摆酒席，举行简单的仪式，等等，同时动员自己家人带头移风易俗。苏兆征不仅在本坊宣传，还常常跑到外坊①去宣传演讲。他不辞劳苦，往往一去就是一整天，连饭也顾不得食。苏兆征与村里一些青年组织开山造林活动，在土名灯塔的地方，种下了一批松树。为了筹备开山造林的基金，他们还成立了一个种植公司。苏兆征带头认了十股，父亲苏厚荣在他带动下，也加入了三股①。日后树木长大了，将收入所得分给贫苦会员以帮补家庭开支。由于苏兆征为人忠厚正直，待人诚恳，见义勇为，村里群众也就更加信任和尊敬他，有事都喜欢找他商量解决，把他当作知心人。而群众的信赖，又不断激励着他进一步树立为劳苦群众谋福利而斗争的信念，于是进一步把贫苦农民组织起来，鼓励他们展开各种改革活动。

苏兆征在家乡的活动，却使地主豪绅感到坐卧不安。他们对苏兆征十分仇恨，串通反动官府对他进行迫害。有一次，一批反动民团奉命前往苏家捉拿苏兆征。敌人来得突然，苏兆征来不及走避，被捕入狱，坐了一年多的牢，才释放出来。他的老师王步干后来也因此牵连被捕，最后病死狱中，遗下女儿王彩一人，由苏兆征抚养起来。但是，反动统治者的迫害，并不能令苏兆征畏缩，相反却进一步促使他走上反抗和革命的道路。在他离开家乡前，曾经怀着激动的心情，跑到座落在村外江树山脚的“义士墓”前，掷碎了一个青碗，郑重发誓说：我要继承先烈遗志，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②!

二

苏兆征与其他海员一样，由于经常跟随船只走遍世界各地，因此，时有机会目睹欧美各国工人为争取工人自己的切身利益，反抗资本家的压迫剥削，反抗政府的反动政策而前仆后继地举行罢工斗争等活动情况，从中受到鼓舞和影响。

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消息，很快便在中国海员中间传开了。初时，大家虽然对革命道理还懂得不多，还弄不清十月革命的详细情况及其伟大意义。但他们听说是俄国工人阶级在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领导下推翻了资产阶级，工人阶级自己当家作主，都感到十分兴奋，认为这是天公地道的大好事情，从中受到巨大鼓舞，也憧憬着中国工人将来也能有这么一天。苏兆征也同样为十月革命胜利这一汹涌澎湃的革命潮流所激励着。后来，他随船到过海参崴等地，进一步详细了解到十月革命胜利的经过情况，并且有机会博览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书籍和报纸，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因此眼界更加开拓了。他努力从中了解革命的真理，寻求战斗的武器，并且不断增强反抗斗争的意志。这个时候，苏兆征渐渐认识到革命的意义，“深信只有社会主义的革命，才能完成人类的彻底解放。”①

一九二○年，苏兆征正在一艘英国轮船上工作。有一天，船上的工头无理踢伤了一名中国海员。苏兆征义愤填膺，发动船上的中国海员起来斗争。他激动地对大家说： “工头经常随意殴打凌辱我们的海员兄弟，我们若不团结起来反抗，以后总有一天会轮到我们自己头上，难道我们就这样不管吗?”海员们听了，也都异常愤激，就在苏兆征的带领下，一拥而上，找船长交涉。船长见海员如此齐心一致行动，心里害怕，只好答应赔偿医药费，以求了结此事。但苏兆征认为这不仅是海员个人受辱的事情，而是涉及全船海员人身安全的大事，于是带领海员继续进行斗争。一方面，他与船上海员工人一起，联名写信给轮船公司，要求开除行凶打人的工头，并要他们答应今后不再有虐待中国海员的行为再次发生，否则中国海员一致罢工;另方面，苏兆征还积极争取香港其他海员工人的支持，因而声势大振。船公司老板初时并不理会，后来发觉风潮越来越大，生怕发展下去，会严重损害自己的利益，终于被迫表示接受海员提出的各项正义要求。这是苏兆征第一次领导海员进行的反抗斗争，并且取得了胜利。

这次斗争的胜利，使海员工人受到很大鼓舞，在海员工人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看到：要反对资本家的压榨欺凌，争得自身的正当权益，就必须敢于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因而相继奋起，进行了一系列反对虐待，反对克扣工资以至痛惩骄横跋扈的工头等斗争活动。同时，在斗争的实践中，海员们也越来越感到原先成立的海员慈善社、公益社等组织，虽然为海员办了不少福利事业，在加强海员的团结方面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由于它的组织较涣散，战斗力较差，远不能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因而迫切要求成立海员工人自己的真正的工会组织。苏兆征和林伟民等海员中的积极分子于是加紧进行筹建海员工会的活动。一九二一年三月，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在香港成立了。这是中国海员工人第一个真正的工会组织，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化产业工会组织之一。而苏兆征通过一系列斗争的锻炼，也渐渐“把他自己训练成为海员的领袖了”①。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就全力开展工人运动，专门成立了领导工人运动的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全国工人运动因而有了新的发展。在汹涌的世界革命潮流和国内工人运动新发展的大好形势鼓舞下，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根据香港海员工人的切身利益和迫切要求，于一九二一年九月间向各轮船公司提出了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反对包工头剥削及工会有介绍海员就业的权利等要求; 同时下决心准备以罢工手段来达到要求的实现。尽管海员工会先后三次提出要求，但始终得不到轮船公司老板的答复。饱受压迫和剥削的海员工人，再也抑制不住长期埋藏在心头的怒火，在苏兆征、林伟民等人的带领下，于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二日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大罢工。香港海员罢工不仅是一场要求增加工资、改善生活待遇的经济斗争，同时也是一场反抗英帝国主义压迫的政治斗争，给予英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以沉重打击，成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第一次罢工高潮的新起点。

苏兆征当时虽然不是海员工会的会长，但他和林伟民等人却是这次罢工的实际领导人。罢工开始，他被选为罢工总办事处(设在广州)总务部主任。罢工总办事处的重要事务、财务、罢工海员的生活安置等，都由他负责处理。苏兆征面对罢工斗争过程中的大量工作，总是任劳任怨废餐忘寝地完成。后来海员工会会长陈炳生因杀妻案被捕，全体海员大会于是推举苏兆征担任代理会长职务，负责全面的领导工作。他还被大家推举为谈判代表，与香港当局和轮船资本家进行面对面的谈判斗争。在这次罢工斗争中，苏兆征坚持原则，处处维护海员的根本利益，不为英国殖民主义者的高压政策所动摇，不为资本家的甜言蜜语所迷惑，也不为困难所吓倒，紧密地依靠全体海员和团结全港工人，争取国内外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使罢工斗争坚持到胜利，充分体现了工人阶级的革命坚定性和高度的斗争智慧。

罢工一开始，香港英国当局就采取高压手段，妄图把刚燃烧起来的罢工火焰扑灭。罢工爆发的当天晚上，香港当局派出华民政务司夏理德到海员工会企图压制罢工。夏理德带着威胁和欺骗的口吻对海员工人说： “本港政府是不允许此种罢工行动的，你们有条件可交本大人，替你们斟酌办理。你们罢工，不怕饿肚吗?”苏兆征当即理直气壮地质问夏理德： “我们提条件已经三次了，而且通知了政府，政府何以早不出来说话?现在我们已经罢工了。要复工，除非完全承认我们的条件。我们饿肚子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你们不必担心。”①这番话充分表达了工人阶级的志气，说出了海员们的心声，因而博得了在场海员雷鸣般的掌声，弄得夏理德一时不知所措，只好灰溜溜地离开海员工会。

罢工的怒火越烧越旺，香港的航运几乎陷于停顿，加上罢工海员对香港实行了经济封锁，使香港的粮食和物资供应日益困难。一月底香港运输工人举行同情罢工以后，罢工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加罢工人数从初时的数千人增至三万余人，香港的局面也就更为严重。香港当局悍然封闭了海员总工会，将会址搜劫一空，并抢去海员总工会的招牌。但是，香港当局的高压政策阻挡不了罢工的继续进行。后来，香港当局变换手法，企图通过“调停”、“谈判”的手段来诱骗罢工海员就范，从而达到破坏罢工的目的。

在香港当局的授意下，中国轮船公司的资本家代表首先出面“调停”。被罢工工人推选为谈判代表的苏兆征①等人，十分机智沉着地与他们周旋。中国轮船公司的资方代表装着通情达理的样子说： “我们同是中国人，你们罢工我们是同情的。是否中国轮船先行复工，将来外国轮船答应你们什么条件，我们一样照办。这种照顾到双方利益的办法，你们看好不好?”谈判代表中的个别人，竟一时被这种甜言蜜语所迷惑，准备答应。在此紧要时刻，苏兆征说服了自己的伙伴，同时一针见血地向对方指出说： “我们同是中国人，这话是不错的，所以我们在罢工一开始时，就请你们帮忙，谁知你们先前不理，对香港政府又默然无所表示，今日竟向我们要求这种特别办法。为罢工全部利益计，这是不可能的。我看你们应该发扬中国人的国光，一致逼迫香港政府接受海员条件，早早解决罢工才是。”②当场戮穿了香港当局妄图利用中国轮船公司老板分化瓦解罢工的诡计。

接着，香港当局又指使中国绅商代表出面“调停”。苏兆征等四名代表到香港与他们进行谈判。根据全体海员大会的决定，必须以恢复海员总工会原状为先决条件，因此谈判就从这问题开始。绅商代表按照香港当局的旨意发言说： “恢复工会是可以的，但工会名称要改，会址要迁移，办事人员要重新推举，工会招牌也不能送还给你们，因为这与政府威信有关。”绅商代表还威胁地说： “你们罢工我们不反对，但是你们要顾念到现在香港快要粮尽食绝了，难道要把香港几十万同胞活活饿死吗?”苏兆征义正词严地反驳道：“是的，香港居民将粮尽食绝，这点我们早已预计到，而且早就挂念着。但是，我们挂念香港居民，而你们却一点不挂念我们，我们海员工人早就要饿死了，这次罢工更是受冷挨饿，你们为什么不曾说一句同情的话呢?”接着，苏兆征明确地表示： “我们全体海员早就下了决心，若不恢复工会原状，宁愿一齐死在广州城，也不愿回港复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 一字也不能增，一字也不能减，而且要送还原有招牌。你们若有本事就叫政府还给我们工会招牌，不然就不用再谈了。”①香港当局策划的“调停”花招再次失败了。

以后，华民政务司夏理德，外国大老板又先后同海员代表谈判。他们对海员代表时而用花言巧语诱骗，时而又威迫恐吓，千方百计地想使海员代表陷入他们设置的“先行复工，条件后议”的圈套; 甚至企图以金钱收买海员代表等手段，以达到破坏罢工的目的。海员代表中的个别人曾因此一再动摇，但苏兆征始终不为所惑，表现立场坚定，态度鲜明，团结和带领海员们及时识破香港当局和资本家的种种阴谋诡计，使罢工得以胜利地坚持下去。

二月底，香港各行业工人为了声援香港海员的正义斗争，毅然举行了总同盟罢工，参加罢工人数再跃增至十万人以上。在全港工人酝酿总同盟罢工的关键时刻，苏兆征还领导罢工工人挫败了香港当局诱骗部分工人组织所谓“全港工人调停海员罢工会”、以破坏总同盟罢工的阴谋。全港总同盟罢工的实现，更进一步致香港于死命。香港英帝国主义竟然使用血腥的镇压手段，在沙田地方枪杀从港回省途中的罢工群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沙田惨案”。但是，英勇的香港工人万众一心，始终顽强地坚持战斗，终于迫使香港当局接受海员提出的条件。一向耀武扬威、肆意侵略压迫中国人民的英帝国主义者，第一次被迫在中国工人面前低头认输了! 为时五十六天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宣告胜利结束。

在这次影响深远的罢工斗争中，由于苏兆征表现立场坚定，勇敢机智，密切联系群众，能够发挥集体智慧和力量，群策群力，因此博得了广大海员的信赖与拥戴，在海员中的威信不断提高。而苏兆征自己通过斗争的实践和锻炼，也进一步成长起来，“成为全国海员的中心领导者。”①

尤其重要的是：香港海员在罢工斗争过程中，始终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热情关注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动国内各地工人阶级从政治、经济各方面支援香港罢工海员。各地工人纷纷成立了香港海员后援会等组织，募捐了大量款项援助罢工工人。上海海员工人拒绝应招到香港作工。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之一李启汉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托，到香港慰问罢工海员，勉励海员要团结一致，坚持斗争，夺取胜利。中国共产党广东支部也发表了《敬告罢工海员》的文告，对于海员罢工斗争给予及时支持与指导，明确表示“本党以海员同志们为开始阶级斗争的急先锋，定当竭其能力，为之后援”①。中国共产党的热情支持指导，也就帮助了罢工工人在斗争中掌握正确的斗争方向，鼓舞了罢工海员的斗志和争取胜利的信心。通过斗争的实践，苏兆征开始认识了中国共产党，感到中国共产党是为工人谋利益的党;劳苦人民的解放，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因而对党产生了敬仰。后来他曾对别人说： “我当时 (指香港海员罢工时) 到处找共产党，总找不到手”②。表达了他对党的向往的心情。

一九二四年国共两党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周恩来、陈延年等同志相继来到广东工作，大大加强了党对广东地区的革命斗争的领导。中共广东区委派遣了一些党员到香港开展活动。苏兆征主动接近他们，积极支持配合他们的活动和争取他们对自己的教育帮助，思想觉悟因而不断提高，更加迫切地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五年春，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发动下，于北京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苏兆征代表广东香港的工人团体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在北京期间，有机会同李大钊等共产党人接触，党组织也派人对他进行谈话教育。不久，他就在北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③。从此，苏兆征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和培育下，成为一个自觉的英勇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三

为了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工人阶级的力量，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九二五年五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于广州举行。苏兆征对于召开这次大会作出了重要贡献。会前，他积极参加了大会的筹备，作了大量工作，动员教育广东方面的工会组织摒弃派系界限，同心同德地参加劳动大会。大会期间，他参加了邓中夏、李启汉、王荷波、孙云鹏、冯菊坡、刘尔嵩等人组成的中共党团委员会的工作。团结了全体代表，保证了会议按预期的目的胜利地进行。这次大会正式成立了全国统一的工会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正式宣布加入赤色职工国际，制定和通过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章程，选举出执行委员会。苏兆征的亲密战友林伟民被选为委员长，刘少奇为副委员长，苏兆征亦被选为执行委员。

第二次劳大闭幕后不久，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为了抗议帝国主义屠杀我国同胞的罪行，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动和领导下，香港和广州沙面工人于六月十九日举行了举世闻名的省港大罢工。这次罢工斗争一直坚持到翌年十月止，共经历了一年零四个月之久。就其领导之坚强、组织之缜密、规模之巨大，持续时间之长久及其影响之深远等方面来说，不仅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上添上光辉的一页，而且在国际职工运动史上也是少见的壮举。

在罢工酝酿和发动过程中，苏兆征起了重要的领导作用和表现出杰出的组织才能。当时香港有工会一百多个，但组织十分复杂，除少数产业工会外，大部分是行会和手工业工会，操纵在资本家、封建把头和黄色工会工头的手中。而党在香港工人中的力量还较薄弱，仅有十余名党员和团员。香港广大工人虽有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迫切要求，但要举行罢工困难却不少，阻力重重。党专门派遣了邓中夏、杨殷、杨匏安等人到香港，与苏兆征一道组织发动罢工。他们一方面深入工人群众中进行宣传发动，另一方面又耐心地争取说服一些工会的上层人物。由于苏兆征在工人群众中具有很高的威信和深厚的群众基础，所以大家都对他的罢工号召表示拥护。“因兆征同志平常对于各工会领袖有一种吸引力，故终能使黄色工会与行会工会一致赞成这次最大的罢工”①。罢工首先从香港海员、电车等工会开始。但当罢工临头时，海员总工会的会长谭华泽却又犹豫起来，不肯下罢工令。在苏兆征的带动下，广大海员工人于是逼着工会会长说： “下不下罢工命令?不下我们就自己干! ”会长无奈，只得下了罢工令。这样，在海员工人的影响带动下，罢工便象烈火燎原一般，顿时燃遍了香港。

罢工爆发后，罢工工人纷纷返回广州，在广州组织了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作为这次罢工的最高议事机关，又设立了省港罢工委员会，作为带领广大工人进行斗争的最高指挥机关。黄色工会的上层人物先是反对建立这些团结广大工人进行战斗的统一领导机构，后又千方百计地窃取这些机构的领导职位。广大罢工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挫败了他们的阴谋，一致推举苏兆征为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同时推选他兼任财政委员会委员长。当时苏兆征仍然留在香港，继续组织发动工人罢工，没有在场，数天后回到广州，方才知悉①。可见工人群众对苏兆征的信任和爱戴，以及他在工人群众中威望之高。

以苏兆征为首的罢工委员会，在罢工过程中真正发挥了战斗指挥部的作用。它属下设立了干事局、审计局、法制局、财政委员会、会审处、保管拍卖处等等，还有一支组织严密、战斗力强的数千人的罢工工人武装纠察队，由于广东政府尚不健全，为了及时惩治内奸工贼，罢工委员会又设有带政治性质的法庭、监狱; 还办了报纸、公共饭堂、宿舍、医院、学校等等。各项工作都有专人管理，有条不紊地进行。正如邓中夏同志所说那样：“这个罢工委员会，按其实际，实不啻一个政府，它有绝对权力，可以处置一切与罢工相关之事，广东政府不得过问”②。罢工委员会设在广州东园地方，故当时人们称它为“东园政府” 。

在这次规模大、时间长的复杂罢工斗争中。苏兆征和邓中夏、李启汉等罢工领导人一道。十分注意及时分析情况，总结斗争经验，掌握和正确运用正确的斗争策略。苏兆征本人也通过革命斗争的实践，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增长才智，进一步成熟起来。如罢工初期，由于形势复杂，曾经实行过普遍抵制和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政策。苏兆征也曾著文主张这次罢工斗争应“持续的向一切帝国主义进攻”③。后来随着斗争形势的不断变化，苏兆征与其他罢工领导人及时分析了当前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及时改变了这一作法，采取了“凡不是英国货、英国船及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这一“单独对英”的中心斗争策略，从而拆散了帝国主义之间的联合阵线，争取了各阶层人物的同情与支持，进而解除了广东经济的困难，促进广东经济的发展，沉重地打击了香港英帝国主义，保证罢工斗争能长期地胜利坚持下去。

省港罢工不仅在经济上使英帝国主义遭受到空前的损失，使香港从一个以繁华著称的港口一下子变成了“死港”、“臭港”和“饿港”; 同时在政治上也给予英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香港总督史塔士突然被撤去职务，便是一个有力的说明。对此，苏兆征特意著文进行深刻的分析说： “此次香港之大罢工，予英帝国主义以莫大的致命伤”，“英帝国主义者于此次大罢工之时，忽然撤换其总督，此为一种极不得已事情。帝国主义者于此风潮，捉襟见肘之态，已可见一斑。”他豪情满怀地策励“省港全体工友与广州各界同胞，仍当为密切之联合，坚持罢工，使帝国主义者无隙可乘，然后完全之胜利乃可期也”①。

省港大罢工对于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同样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罢工期间，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并依靠广大省港罢工工人的力量，国民政府实行了改组，宣布继续奉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但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右派和封建军阀却对此万分仇视，并千方百计地图谋颠覆破坏。在此关键时刻，苏兆征、邓中夏等领导人积极执行党的反帝革命统一战线政策，带领罢工工人，与广州人民一道举行各种活动，要求肃清内奸，表示愿为政府后盾。苏兆征还发表题为《肃清内奸》的文章指出：“我们要下决心，先行肃清内奸，然后罢工可保，帝国主义可打倒。”①八月间，国民党左派、省港罢工委员会顾问廖仲恺，遭受帝国主义收买的反动分子所暗杀。以苏兆征为首的省港罢工委员会一再发表宣言，一方面对廖仲恺的不幸逝世表示悼念，另方面一再敦促国民政府痛下决心，肃清奸细。苏兆征还亲自带领罢工工人举行示威游行等活动，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炮制的卑鄙罪行表示声讨，坚决要求给予敌人以痛击。在我党的一再催促和罢工工人的强烈要求与支持下，国民党左派才采取逮捕凶手、处置右派分子、解散反对国民政府的反动军队等措施，国民政府得以转危为安。随后，苏兆征不辞劳苦，亲自深入罢工工人之中发动与组织罢工工人参加运输队、宣传队、救护队等，支援国民革命军的东征南伐，以及后来的北伐战争，对统一广东、促进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省港罢工过程中，苏兆征不仅表现了卓越的组织领导才能，同时还充分表现了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大公无私、任劳任怨的高贵品德，以及发扬民主、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关心工人生活，与罢工工人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由于罢工斗争形势错综复杂，千头万绪，他身为罢工委员会委员长，担子十分重，日理万机，但是他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夜以继日地坚持工作，经常因此废寝忘餐。他依期出席隔日召开的罢工工人代表大会，深入群众，虚心听取工人代表的意见，集中群众的智慧，与大家同心同德，并肩作战。他在大会上讲演或发表文章，总是亲自起草。他文化水平低，写起来遇到很大困难，但他从不畏缩，经常虚心向邓中夏等同志学习，请他们帮助修改。他兼任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这一工作十分重要，等于掌握住罢工的经济命脉。为了搞好这项工作，他付出了巨大的精力，每天都亲自检查布置财务工作，千方百计筹措罢工经费，认真处理开支。他廉洁奉公，坚持原则，一丝不苟，并定期向罢工工人报告收支账目，接受工人代表的监督，因此，尽管敌人故意制造种种流言蜚语来中伤他，但广大罢工工人却始终信任他，把他视为完全可以信赖的知心人和当家人，正如邓中夏所给予的高度评价说： “在这样的庞大的组织中，百务丛错，真是一日万机。然而，兆征同志却处之裕如，以至于将近两年而不少懈，这可见兆征领导群众的艺术和解决问题的才能了。”①

罢工期间，苏兆征与邓中夏、刘少奇等一道，对加强罢工队伍的组织建设，促进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进行工会统一运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广州、香港地区都各有工会一百多个，分别隶属于各个派系，不少并为资本家或其爪牙所把持。因此，进行工会统一运动，加强工人阶级的团结，“无论从工会本身来说，或者就反对帝国主义斗争及保障省港罢工的胜利来说”，“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②苏兆征等人深入工人群众，耐心做宣传和组织发动工作，并从基层做起。苏兆征首先带头从香港运输业工人中起核心作用的香港海员工会中进行内部组织的整顿巩固工作，在此基础上，再联合汽车、电车、邮电、煤炭、内河、船主司机等十多个工会，成立了香港运输业工会联合会。苏兆征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职务。与此同时，又在金属业工人中进行，成立了金属业工会。在上述工作基础上，最后成立了香港总工会，将香港广大工人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强大炮台。苏兆征复被聘为香港总工会的顾问。罢工期间，苏兆征等人还十分重视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工作，将大批有觉悟的优秀的罢工工人吸收进党。罢工期间，共有数千名罢工工人积极分子入党，其中如邓发、刘达潮等人，便是苏兆征亲自介绍入党的。

一方面，广大工人对于自己的领袖苏兆征表示衷心的热爱和拥戴，另方面，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却把苏兆征视为眼中钉，千方百计地对苏兆征进行打击陷害，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罢工初期，在英帝国主义支持下，工贼梁子光一伙企图操纵罢工工人代表大会，捏造事实，诬蔑苏兆征接受奸商贿赂，企图将苏兆征撵下台。但是梁子光的所作所为却激起了罢工工人的极大愤慨，结果梁子光陷于孤立。罢工后期，帝国主义主使一小撮反动分子放火焚毁了省港罢工委员会所在地东园的建筑物，并乘机大肆造谣，说火是苏兆征等罢工领导人自己放的，目的是借此贪污灭迹等等。事后，有少数罢工工人情绪因此受到影响。苏兆征高瞻远瞩地鼓励大家说： “东园的火只能烧毁我们的一些物资，但不能烧毁我们的斗志。饱经斗争经验的罢工工人是经得起考验的。”①在苏兆征的带领下，罢工工人自己动手，迅速将罢工委员会办公地方重新搭起来。与此同时，还组织有关方面进行清查帐目，结果证明所有帐目分厘不差。这样一来，苏兆征等罢工委员会领导人威信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反而更高了。敌人的阴谋一再遭到可耻的失败。

罢工期间，全国海员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苏兆征在会上作报告。他总结了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斗争的经验教训，指出海员工人必须打破帮口界限，进一步加强团结;并提出今后要在各轮船上建立工会的基层组织，使海员工会组织更加严密和巩固。会上，苏兆征被选为全国海员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于广州召开。苏兆征与刘少奇、邓中夏等人一道领导着大会的进行。他还在会上作了关于省港罢工问题的报告。到会代表对于苏兆征在我国职工运动中所作出的卓越贡献，给予高度的赞扬，因而一致选举他为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苏兆征成了全国工人所拥戴的领袖。

四

由于北伐战争的胜利进行，国内革命势力已逐渐发展至全国范围。一九二六年底，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往武汉办公。不久，中华全国总工会亦从广州迁到武汉，全国革命的中心便从广州转移到武汉。

一九二七年三月中旬，国民党举行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统一革命势力决议案》，规定国共两党共同指导工农运动，由共产党派出一些负责人参加国民政府及省政府工作。会后，国民政府增设了农政、劳工两个部，由共产党人担任部长。“中国共产党决定完全赞助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决定自己的党员应加入国民政府”①，并委派苏兆征和谭平山分别担任劳工部和农政部部长。苏兆征还参加武汉市政府，为武汉市政委员会委员。

三月底，苏兆征告别了在广东的战友，与参加中共“五大”的代表彭湃、陈延年等人一道 (苏亦是“五大”代表) ，北上武汉工作。苏兆征一行沿路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三月二十八日，当他们路经湖南长沙时，湖南省总工会、长沙市总工会以及其他群众团体代表数百人为他们举行了欢迎大会②。他们抵达武汉时，又受到了武汉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刘少奇在一次五十万人的欢迎大会上代表大家致欢迎词时说： “苏兆征同志是一个海员工人，他有了很长久的革命历史和丰富的经验。他指导了伟大的省港罢工，坚持了十余月之久，与帝国主义直接奋斗，并且指导全国工人运动，与帝国主义、军阀及一切反革命斗争”③。《汉口民国日报》也特为此发表题为《革命的象征》的社论，说： “苏兆征同志代表全国二百八十万革命的产业工人站在我们的面前，告诉我们全国的工人阶级已经领导着，而且正在领导着，并且继续领导着中国的国民革命”，“革命的工农兵及一切被压迫的人们欢迎他，不革命、反革命的见了他，只有恐惧，只有发抖”④。

其时，在北伐战争胜利的推动下，武汉地区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工农运动蓬勃地开展起来。但另方面，帝国主义也因此加紧与国内反革命势力勾结，千方百计地力图颠覆破坏武汉地区的革命运动。特别是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叛变后，帝国主义与蒋介石集团相勾结，进一步对武汉实行军事包围与经济封锁。他们“不仅是把他们在武汉的银行关闭，不接受中央银行钞票，不与武汉做买卖，并且勾结了中国大资产阶级实行停止沪汉的汇兑，断绝长江的交通，串通武汉奸商破坏金融，停闭工厂商店。蒋介石组织土匪，勾结军队，造谣恐吓——闹得武汉社会鸡犬不宁，风声鹤唳，市面萧条，财政困难。”①在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拉拢下，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内部一些人物也蠢蠢欲动，进行反共活动，“发出许多训令宣言，专以限制工农运动”，“并放任反动派使能自由的准备进攻革命。”②党内也有一部分人，以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为代表，攻击工农运动“过火”、“糟得很”。

在革命处于紧急关头的时候抵达武汉的苏兆征，立即投入了紧张的战斗之中。在他抵武汉第三天，即四月三日，汉口发生了日本水兵行凶枪杀我国民众的严重事件。事后，一些日商乘机闭厂歇业，造成大批工人失业以为威胁。苏兆征与刘少奇等当即带领武汉人民举行了一系列抗议日本帝国主义者暴行的活动。苏兆征还参加了武汉政府成立的“四三”惨案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由苏兆征、谭平山、陈公博三人组成) ，进行了各项具体工作。为了对付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的经济封锁，在中国共产党的敦促下，武汉政府成立了战时经济委员会，苏兆征、汪精卫、谭延闿等五人参加该会工作，担任了委员职务。他与刘少奇、李立三等一道，坚定地领导武汉地区的工人群众勇敢地进行斗争。为了巩固革命，维护生产，武汉工人进行了一系列反经济封锁的斗争，对捣乱的资本家实行制裁，接管故意歇业的工厂企业，不准店东携款潜逃，坚决打击投机倒把活动，惩处破坏分子等等。为了更好地加强工人阶级的战斗力量，湖北省总工会于四月二十日举办了工人纠察队训练班。苏兆征赶往参加训练班的开学典礼，并在会上发表演说，号召大家要严守纪律，服从命令，保卫总工会。他还强调指出，“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和军阀，扫除一切封建势力及宗法思想，革命才能成功，真正自由解放才能实现。”①

但另方面，在武汉地区的职工运动中，也同时出现了一些过火的现象。对此，苏兆征认为虽然“工人农民甫经解放，不免有初期的幼稚行为”，但也应该注意纠正，提出“此后各劳工团体或个人，如有违反中央迭次训令之幼稚行为”，“当依法彻究，决不褊袒。”②

为应付当前危急的局势，总结过去的斗争经验，提出党的任务方针，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于武汉举行。毛泽东、任弼时、瞿秋白、张太雷、彭湃与苏兆征等人都出席了会议。会上，苏兆征与其他代表一道，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批判，提出了实行土地革命，开展工农武装斗争等正确意见。但由于大会处于陈独秀控制之下，因此不可能认真解决上述问题。大会继续选举了陈独秀为党的总书记。苏兆征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九日，在形势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于武汉举行。苏兆征和刘少奇、李立三等人主持和领导了大会的进行。为了筹备这次会议，苏兆征等人在会前做了大量工作。大会开幕前夕，苏兆征代表全国总工会特意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详细介绍了当前所面临的形势及这次大会所要解决的战斗任务。他着重强调“中国工人阶级的努力和发展，足以造成中国革命之长足发展。”①广大工人群众十分关心这次大会，开幕那天，除正式代表外，凭证列席旁听的工人达二三千人，还有更多的人要求前往旁听，但会场已无法容纳。苏兆征在大会致开幕词时豪情满怀地说： “在反动派向我们进攻很厉害的时候，我们却在此开会，这是何等欣喜的一件事! ”②会议期间，苏兆征还代表全国海员总工会向大会做了关于海员过去奋斗的历史及在当前革命中的责任的报告; 以国民政府劳工部长的身份作了关于劳工部工作情况的报告。他坚决地表示“劳工部要为工人谋利益，也即是为大多数民众谋利益，如果我们不为大多数民众谋利益，革命便得不到保障”③。大会鲜明地指出：“工人阶级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反对一切反动势力，粉碎反革命大资产阶级一切扑灭革命、镇压工农运动的反动阴谋。” “中国工人阶级必须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坚持到底，同时亦必须坚决的反对背叛革命的大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蒋介石。”①大会对在国民政府统辖的地区发生屠杀工农、摧残工农组织的反动罪行提出了强烈的抗议，要求国民政府严惩反革命分子。大会最后明确宣布： “无论付出多大的牺牲，中国无产阶级将坚持斗争到底! ”②这是苏兆征和中国工人阶级的钢铁誓言和战斗决心! 在这次大会上，苏兆征继续当选新的执委会委员长。

此时，汪精卫集团反革命叛变活动越来越显著，局势日益危急。六月底，在汪精卫集团的怂恿下，发生了军队非法强占中华全国总工会和湖北省总工会的办公地点并进行骚扰劫掠的事件。苏兆征当即挺身而出，严正要求当局立即将军队撤走。他还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政治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上当场揭露军队非法强占全国总工会办公地方的事实③。尽管后来军队撤走了，但苏兆征对此仍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并且积极着手对付武汉汪精卫集团的反革命叛变活动。当时正在武汉访问的美国记者斯特朗，就军队非法强占全国总工会办公地点事征求苏兆征的看法。苏兆征冷静地回答说： “我们今天就在里面办公了。谁晓得明天又会发生什么事情?”④

鉴于武汉汪精卫集团的反革命叛变活动日益表面化，中国共产党决定撤回在国民政府中任职的共产党员，以示抗议。七月中旬，苏兆征便与谭平山联合正式发表了辞掉劳工部、农政部部长职务的《辞职书》，严斥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已完全背叛了孙中山关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揭露“国民政府领域之内屠杀之事迭见不鲜，党部则被捣毁，工农团体及其自卫之武装，则被解散”，“广州三二○之故技，复发现于长江流域”，他们的所作所为，“使革命转入反革命的途径。”①与此同时，苏兆征还当机立断地将劳工部的十余万元存款全部取出，尽数发给武汉失业工人救济所，用以救济失业工人，免为国民党反动派所攫取。七月十五日，汪精卫集团终于公开叛变了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了失败。苏兆征和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一道，勇往直前，在白色恐怖中继续带领人民群众进行英勇的战斗。

五

国民党反动派公开背叛革命，对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了惨无人道的野蛮大屠杀政策。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 他们继续高举革命的旗帜，为挽救革命和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野蛮大屠杀而继续战斗。

针对汪精卫集团的叛变革命，七月中旬，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举行会议，就如何举行武装起义以挽救革命和反抗国民党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决定立即着手准备于南昌举行一次武装起义。会后，苏兆征立即动身，出发到九江等地，深入工人群众之中，细致地进行组织发动群众的工作，积极配合南昌起义的举行。

八月一日，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发动了南昌起义。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成为我党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因而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起义前夕，由于苏兆征要参加筹备八七会议的召开，临时赶回武汉，没有直接参加起义。但在起义成功后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时，苏兆征仍然被选为革命委员会的委员。

八月七日，党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这就是我党历史上著名的“八七会议”。苏兆征同瞿秋白、李维汉、蔡和森、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毛泽东、罗亦农、邓小平等二十二人以及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等出席了会议。会议严正批判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在党内的统治地位，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的总方针。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决议案》、《最近农民斗争决议案》、《最近职工运动决议案》等文件。苏兆征参加了《最近职工运动决议案》的起草工作①，并与瞿秋白、李维汉三人组织委员会负责对《告全党党员书》作文字上的最后修改工作②。会议撤换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选出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苏兆征、向忠发 (后来叛变) 、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 (后来叛变) 、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等九人为正式委员，毛泽东、邓中夏、周恩来、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 (后来叛变) 、李立三等七人为候补委员。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三人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苏兆征还兼管工委工作。

根据八七会议所确定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会后各地党组织纷纷领导人民举行武装起义，开展武装斗争。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州的工人群众和革命士兵举行了武装起义，建立了广州工农民主政府。起义前，苏兆征在上海参加了广州起义计划的制订工作; 后因工作需要，他留在上海，未能直接赶回广州参加起义。但由于苏兆征在广东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声誉，因而仍被推选为工农民主政府的主席 (未到职前由张太雷代理) 。一位当时参加过广州起义的朝鲜同志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大会选举了十一人为苏维埃政府成员，新的苏维埃政府主席是苏兆征。他是广州工人，曾领导一九二五年的香港罢工……苏兆征是一位好的工人领袖，全部广州工人都是他的忠实追随者。”①

八七会议之后，在全国陷于一片白色恐怖的情况下，“他(苏兆征) 以党的使命来往沪汉之间，一无所畏，中国党的组织便在这样艰苦的勇敢的工作中维持起来。”②约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间，苏兆征正式调上海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他还负责中央财务小组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工作。苏兆征化名黄先生，装扮成一个大茶叶商人的身份进行革命活动，并把家人从广东接来上海，以作掩护。有时，他又化装成海员工人模样，亲自到码头与来自各地的海员联系，对他们进行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他把个人安危置于脑后，出生入死，为组织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而日夜奔忙，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坚定性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他还抓紧时间认真刻苦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以提高自己的理论和工作水平。

一九二八年二月，在苏兆征的主持下，中华全国总工会于上海秘密地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研究工会在当前形势下的任务和工作部署。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当时各地工会几乎全部陷于瓦解; 加上反动派组织黄色工会来欺骗和控制工人群众，以及我党在工运工作中所出现的“左” 倾盲动情绪，徒然暴露了更多的同志，致使我赤色工会已不可能公开领导工人进行斗争。根据这种情况，苏兆征在会上主张采用工厂委员会的形式来团结不同工会派别和不同政治见解的广大工人，为自身的经济利益而进行斗争。这一主张，由于切合当时斗争的需要，为大家所采纳，在会议上通过的关于目前总任务的决议案上，肯定“目前在群众运动中工厂委员会的组织是十分必要的。”①

这期间，苏兆征还在上海主持召开了泛太平洋劳动会议秘书处第二次会议。他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会上作报告，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背叛革命、进行反革命大屠杀的罪行，介绍当前中国工人阶级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反抗斗争的情况与经验。

会后，苏兆征离开上海赴苏联，出席赤色职工国际召集的第四次大会。还在大革命时期，苏兆征就积极参加了赤色职工国际的活动。一九二四年五月，赤色职工国际派代表到广州召开太平洋沿岸运输工人大会，苏兆征代表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出席了这次大会，对促进东方运输工人的团结和反帝斗争作出了贡献。一九二七年五月，赤色职工国际又在汉口召开太平洋第一次劳动会议，苏兆征是这次会议主席团的成员。会上决定成立太平洋劳动会议秘书处，作为联络宣传及行动的机关，苏兆征被推选为秘书处成员。从此，他逐渐闻名于国际职工运动之中。在一九二八年三月举行的第四次赤色职工国际大会上，各国代表都十分重视中国职工运动的斗争经验，专门组织了一个有三十五个国家代表参加的委员会来详细讨论。经过热烈的讨论和认真研究，大会对中国的职工运动问题，作出了有关决定。苏兆征在这次大会上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八月，苏兆征在莫斯科还出席了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他代表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向大会致贺词，并在大会上先后作了两次报告，介绍了当前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的情况。苏兆征被选为大会主席团的成员、纲领起草委员会委员，并与瞿秋白等三人被选为新的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后来，他又应邀出席了苏联全国总工会第八次大会，在大会上作了关于中国职工运动情况的报告。他还当选为农村工会国际的副委员长。这样，苏兆征便成为国际职工运动中享有威望的领导人之一了。

在莫斯科期间，苏兆征出席了于一九二八年七月间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苏兆征坚决拥护大会的正确路线，并对陈独秀放弃革命领导权，断送工农革命利益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进行了严正的揭露和批判。在这次大会上，苏兆征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

在苏联期间，苏联共产党的领袖、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曾特意接见了苏兆征、周恩来和瞿秋白等中国同志，请他们介绍了中国国内革命斗争的形势和经验，并对中国革命问题发表了见解。

艰苦严酷的斗争环境，长期忘我紧张的工作，苏兆征终于积劳成疾，并患了阑尾炎。因身体虚弱，医生建议他在苏联先休养一段时间，待身体康复后再施行手术。但苏兆征一心惦念着祖国的革命事业，特别想到许许多多为革命牺牲的同志和正在受苦受难的劳动群众，更使他无法安心休养。他不顾医生和同志们的劝阻，毅然抱病回国。

一九二九年一、二月间，苏兆征回到了上海。他不顾长途跋涉的劳累和虚弱有病的身体，也顾不到先回家里与家人团聚，便立即投入了紧张的战斗。二月中旬，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苏兆征在会上作了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大会的报告，并认真地把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和赤色职工国际对中国职工运动的决议贯彻到会议中。他还虚心检查及认真总结了前一段白区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指出了工运中“往往采用红色恐怖手段，这是错误的”，“这是脱离群众的办法”。他再次总结及强调了关于工厂委员会对于当前形势下进行工作所起作用，认为“工厂委员会善于运用，很可以团结工人及锻炼工人的斗争情绪”，“是一个夺取群众的顶好办法”①。这次会议总结了工会过去的工作、明确了今后的任务，并针对过去工作中的缺点，提出了改正的办法，对国内工人运动的继续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会议结束不久，苏兆征旧病发作。尽管病情严重，但他仍以党的利益为重，严守党的秘密，既不愿将病情告诉别的同志，以免增加党的负担，也不肯将党组织的秘密联络地址告诉家人，以免给党造成不利和危险。直到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时，家人经过一番周折，才把他送进一家私人医院医治，但因拖延了时间，生命已处于垂危状态，无法医治。周恩来、李立三等中央领导同志闻讯立即赶往医院看望他，这时苏兆征已是奄奄一息了。但他仍极力挣扎着，用十分微弱的声音时断时续地说着： “广大人民已无法生活下去了，要革命，等待着我们去组织起来。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奋斗”。后来他又用手指着胸口反复地说： “大家同心合力，一致合作，达到革命的最后成功! ”①苏兆征在生命的最后一息，仍念念不忘组织群众进行斗争，念念不忘加强党的团结，对革命事业依然充满必胜的信心。

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五日，苏兆征同志因抢救无效，不幸与世长辞!

苏兆征同志逝世的第二天，即二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悼念苏兆征同志不幸逝世的三十二号通告。通告说： “苏兆征同志在这几年的工作过程中，充分表现了无产阶级的艰苦卓绝的精神和坚决的政治意识，的确是党的最好的指导者”，“兆征同志的革命精神，真是全党同志的模范”。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追悼苏兆征同志，并开展宣传; 同时号召全党同志要牢牢记住苏兆征同志“大家努力，达到革命的胜利”的遗言，“要一致地继承着苏兆征同志的精神，向前奋斗! ”①三月十五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也向各级团组织和团员发出了悼念苏兆征同志的第四十五号通告。通告说：苏兆征同志是共青团的名誉团员，他非常关心和了解工农青年的疾苦，并非常注意指导青年运动，因此他的逝世，“不但是共产党的重大创伤，同时也使共产主义青年团丧失了一位得力的指导者”。通告要求共青团员“继承他的精神，努力奋斗，以完成他未竟的事业。”②中华全国总工会也发出了关于悼念苏兆征同志不幸病逝告各级工会的第九号通告③。当时白色恐怖正弥漫着全国，不可能公开举行大规模的悼念活动，但是各地党团组织和革命群众仍然通过各种方式举行悼念活动，以纪念这位党和职工运动的杰出的领导人!

一九三○年二月，苏兆征同志逝世一周年，中华全国总工会为此发出了第十号通告，并且专门出版了纪念册。《劳动》周刊社也专门出版了纪念特刊，一再对中国工人阶级的优秀领袖苏兆征同志表示深切的纪念。一九二九年十二月间举行的赤色职工国际第四届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也特意为苏兆征同志的逝世默念致哀。

注释

①苏兆征于香港海员大罢工时,曾任总务主任;省港大罢工时,曾任财政委员会委员长;一九二七年在党中央工作时,负责中央财务小组工作,都因所管帐务一丝不苟,整整有条而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

①据老海员方世林、谭其科、陈一清、崔炳南等回忆: 在较大的轮船上,往往有一些外籍海员工作,并特为他们设一个餐厅,派一些中国海员服侍他们。这一工作叫做“车枱”,属船尾部。

①淇澳村分为三坊,即东溪坊、中行坊、淇西坊。苏兆征是东溪坊人。

①据苏兆征家保存的记事本,现存淇澳大队。

②关于“义士墓”:该事件发生在苏兆征的少年时代 (一说发生在辛亥革命前后),淇澳岛一些地主豪绅企图霸占属于全村所有的公尝田,遭村里的农民群众激烈反对。地主豪绅于是收买了一批打手,将为首的青年农民姚祖发等五人殴打致死,但此事更加激起了全村的反抗。地主豪绅生怕事情越闹越大,不好收场,只好暂时收敛其霸占公尝田的行为,并被迫出钱修造坟墓埋葬死难农民,在墓前立了一个题有 “义士墓”字样的墓碑。此事对苏兆征教育影响很大。他经常到墓前凭吊义士,表示要继承义士遗志,为穷苦人民谋利益的志向。

①《苏兆征纪念册》,中华全国总工会一九三○年二月出版。

①《苏兆征同志小传》,载《劳动》,一九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出版。

①邓中夏: 《苏兆征同志传》。

①苏兆征代理会长后,谈判代表职务改由林伟民负责。

②邓中夏: 《苏兆征同志传》。

①邓中夏: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 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三日《申报》。

①《苏兆征同志小传》,载《劳动》,一九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出版。

①原件藏广东省革命历史博物馆。

②邓中夏: 《苏兆征同志传》。

③据梁复然、郭瘦真、冯永垣等人回忆资料称,当时苏兆征的入党介绍人为李大钊。但也有一说法介绍人为邓中夏。

①邓中夏: 《苏兆征同志传》。

①《工人之路》,第二十九号,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②邓中夏: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

③《工人之路》,第十三号,一九二五年七月六日。

①苏兆征: 《香港总督撤任了! 》,载《工人之路》第五十六号,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九日。

①《工人之路》,第四十四号,一九二五年八月七日。

①邓中夏: 《苏兆征同志传》。

②中华全国总工会: 《关于香港工会统一问题意见书》,载《中国工会历史文献》 (第一卷),工人出版社出版。

①据省港罢工老工人刘达潮、梁国志的回忆资料。

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三日) ,载《向导》第二○一期。

②《湖南民报》,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③汉口《民国日报》,一九二七年四月四日。

④汉口《民国日报》,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

①太雷: 《武汉革命基础之紧迫的问题》,载《向导》第一九七期。

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三日),载《向导》第二○一期。

①汉口《民国日报》,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②汉口《民国日报》,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七日。

①汉口《民国日报》,一九二七年六月十八日。

②汉口《民国日报》,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一日。

③北京《晨报》,一九二七年七月十日。

①《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宣言》,载《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工人出版社出版。

②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决议案》,载《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工人出版社出版。

③《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政治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速记录》,原件存武汉市档案馆。

④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千千万万中国人民》。

①《谭平山、苏兆征辞职书》,载《向导》,第二○一期。

①邓中夏: 《苏兆征同志传》。

②转引自曾雁行: 《“八七会议”情况介绍》,载《党史研究》,一九八○年第三期。

①(美)尼·韦尔斯、(朝)金山著: 《在中国革命队伍里》,香港南粤出版社出版。

②邓中夏: 《苏兆征同志传》。

①《中国工人阶级的指南针——全国总工会目前总任务决议案》(一九二八年二月七日),载《中国工会历史文献》第二卷,工人出版社出版。

①苏兆征: 《出席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报告》,载《中国工会历史文献》,第二卷,工人出版社出版。

①龚饮冰: 《纪念苏兆征同志逝世三十周年》,载《中国工人》一九五九年第四期。

②《团中央通讯》,第二期,一九二九年四月五日出版。

③《中华全国总工会通告——第十号》(一九三○年一月十九日),载《中国工会历史文献》,第二卷,工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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