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粟裕人物传,粟裕生平事迹,粟裕评价

Posted 2022-05-05 野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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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粟裕人物传,粟裕生平事迹,粟裕评价

粟裕

粟裕，侗族①，1907年8月10日 (清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二) 生于湖南省会同县伏龙乡 (现名坪村乡) 枫木树脚村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兄妹共五人，他排行第三。幼年起名粟多珍、志裕，离家去外地读书后，即以粟裕为名。父亲粟嘉会，是清末的落第秀才，为人忠厚老实，思想闭塞。在粟裕参加革命后，为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逃往山上，受风寒而死。母亲梁氏，是一位温厚慈祥的女性，全国解放后去世。

(一)

童年时代的粟裕，爱动爱淘气，喜欢游泳，善攀大树，没有少爷架子，和青年长工阿陀为友。阿陀很会讲故事，常常给粟裕讲《七剑十三侠》、《草上飞》等剑侠劫富济贫、除恶行善一类故事。粟裕6岁时被送进私塾读书，念了二三年，从《三字经》、《百家姓》到《中庸》、《诗经》，他均能熟背。但是开启粟裕心灵的，不是这些书，而是阿陀讲的故事。粟裕萌生了一种遐想：长大以后要做个为民除害的剑侠。为此他非常认真地跟着阿陀练功习武。阿陀成了粟裕童年真正的启蒙老师。

1918年乡下闹土匪，粟裕随全家迁居到会同县城，先后就读于县模范小学和高等小学。粟裕在学校学习刻苦，成绩优良。但他的父亲见粟裕念了几年私塾，又读了几年洋学堂，就想把他培养成封建地主式的接班人，让粟裕管家、记帐，常常逼着他请假不到校，致使粟裕在高小二年级连续两年留级。不久又由家里作主，硬给粟裕订下了一门亲事。粟裕认为这是干涉他的自由，坚决反对。封建的习俗，家庭的矛盾，使粟裕深深感到，继续在这样一个家庭和环境里生活，实在无法读好书，也决不会实现自己的抱负，于是就产生了离家到外面去念书和见世面的想法。

当时，会同县城里驻扎着北洋军阀的一个连，姓卢的连长成了会同城的太上皇。这连军阀队伍飞扬拔扈，欺压百姓，满城百姓恨之入骨，粟裕和同学们也忿忿不平。他们在放学和外出时，常常排成几路纵队，故意去冲撞那些军阀兵，借机表达自己和百姓们的反抗情绪。后来，粟裕又参加了进步学生为反对反动军人的学潮。在这场斗争中，使粟裕对封建军阀统治有了切身的感受，并产生了 “自己搞队伍”的念头，想到外面搞一支保护老百姓的好队伍，带回来狠狠地惩罚卢连长那支作威作福欺侮百姓的坏队伍。

这时，有个机会直接促成了粟裕的出走。1923年底，会同县招考送常德县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学习的学生，粟裕报考并被录取了。1924年1月8日，粟裕瞒着家里毅然踏上了去常德的路，步行到110里外湘西水陆码头洪江，发现买船票的钱不够，只好写信向家里要路费。粟裕在信中明确表示，如果家里不给寄路费，他“讨米也要走” ! 在得到家里为他筹集的路费和学费后，他乘船于1924年3月到达常德。这时，湖南省立第二师范的入学日期已过，他便先后就读于常德第二师范附小和常德平民中学。粟裕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学习中去。他几乎没有任何社交活动，只是同座位前后左右四个同学打打招呼，而后就是夜以继日地阅读、书写和做作业。他尽量缩短睡觉、吃饭和上厕所的时间，几乎整天不离开座位，达到了 “如饥似渴”、“如痴如呆”的程度。在上平民中学的两个月后，因用功过度，营养不良，竟害了一场大病，咳嗽吐血，头发脱落，同学们叫他“癞痢头”。究竟得的是什么病，他也不知道，当时既没有打针吃药，更没有条件住医院，凭着年轻力壮，在床上躺了一段时间，竟然痊愈了。以后，他吸取教训，不再死读书了，注意锻炼身体，从短距离跑步开始，逐渐加长距离，坚持每天早晨风雨无阻跑5 000米左右，还经常打篮球，做体操，身体渐渐健康起来了。这时，粟裕的性格也发生了变化，童年少年时期的活泼好动，变为寡言多思。社会的现状，祖国的命运，人生的意义，青年的责任，……他都在思索，只是一时寻不到明晰的答案。

1925年春天，粟裕考入湖南省立第二师范，编在27班。第二师范那时已经有了共产党、共青团组织，学校政治空气很浓，学生思想活跃，两个营垒的阵线也很鲜明，学生各有自己的组织。富家子弟大都参加国家主义派控制的体育会，不富裕家庭子弟则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学生会和救国义勇队。粟裕自小憎恶富豪、恶霸、军阀，同情受压迫受剥削的劳苦大众，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粟裕和二师的进步学生声援上海工人，与常德驻军发生冲突。在这场斗争中粟裕表现勇敢坚定。1926年春天，粟裕参加了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领导的“二师”声援“二女师”学潮的正义斗争。

这期间，粟裕接受了共产主义学说。参加学生会后，粟裕读到了许多进步书刊，这些书刊都是处于秘密状态的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通过各种渠道传向进步学生的。他十分认真地阅读了一本被列宁评价为“极有价值的书”——《共产主义ABC 》，对书中所有的观点细细体会，感到万分的新鲜和惊异，就像推倒了一堵遮蔽视线的厚墙，于浑沌中豁然明亮。粟裕还不断研读了其他一些共产主义理论书籍，如《向导》、《中国青年》等期刊。他坚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在全世界实现，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懂得了中国当前的革命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粟裕一旦明白必须推翻旧世界和建立共产主义的新世界的道理，就觉得少年时代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行侠思想是多么幼稚可笑，同时也从昨天的苦闷和困惑中解脱了出来。他为投身到时代的浪潮中感到由衷的欣慰。

1926年11月，粟裕在第二师范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个月后他担任团小组长，在党团组织领导下，积极开展学生运动，并筹钱买枪，准备配合北伐军的行动。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5月，长沙的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血腥镇压工农群众。常德的形势突然紧张起来。国民党新军阀杀害了第二师范的校长，反动当局下令通缉粟裕及其他共产党员、共青团员。5月末的一天晚上，反动军队包围学校逮捕进步学生，党组织立即通知大家分批撤离学校。粟裕与几位同学是最后一批撤离的。他们由城区的下水道逃出常德，在洞庭湖畔跳上了一条小船，至长沙附近下了船，爬上北去的火车，躲藏起来，第二天到达武昌。

“四一二”和“马日事变”后，各地的进步分子多遭通缉或追捕。中共组织为了收容两湖地区被迫害的青年学生和工农干部，培养党的基层军事指挥干部，在党控制的、由叶挺任师长的国民革命军二十四师，成立了教导大队。粟裕一到武昌，就接上了组织关系，并被介绍去二十四师教导大队。反动派的屠杀和镇压，使粟裕认识到，不拿起枪杆子，打倒新老军阀夺取革命胜利，就是一句空话。从此，粟裕坚定地走进了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的行列，再也没有离开过片刻。

教导大队有1 000多名学员，几乎是清一色的党团员。教导大队非常重视政治教育，除了上政治课外，还经常请负责同志如周恩来、恽代英、叶挺等作报告。

教导大队的军事训练非常严格，每天四操三讲。“四操”是：早晨一次跑步，上、下午各一次军事操练，黄昏一次军事体操。“三讲”是：上、下午各一次政治课或军事课，晚上一小时点名训话。军事教练要求十分严格，一个动作做得稍不合乎要求，就要重做十几次，直到完全合乎要求为止。吃饭也有时间限定，刚出锅的饭非常烫，为了赶时间，粟裕常在嘴里含一口冷水，喷在饭的表面，降一下温再吃，有时教导队长官故意让在饭中掺上头发和砂子，学员要挑拣就吃不饱，所以一个个都是狼吞虎咽。武汉的盛夏酷热难耐，蚊虫叮咬也防不胜防，粟裕和学员们咬紧牙关坚持训练。一部分意志不坚定的人开了小差，坚持下来的绝大部分成了坚定的革命战士。

在教导队受到严格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的粟裕，较好地完成了从青年学生到革命战士的转变，为以后在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中坚韧不拔地坚持革命斗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27年6月，粟裕在武昌二十四师教导队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二)

1927年7月初，武汉的形势开始紧张。教导大队得悉国民党反动派企图缴他们的械，遂奉命离开武昌，经大冶、黄石港、九江向南昌进发。到达南昌后，粟裕所在的中队，成了南昌起义总指挥部的警卫队。粟裕任警卫队班长，并且是南昌起义革命委员会成员①。7月31日下午，警卫队接到了“擦拭武器，补充弹药，整理行装，待命行动”的命令。粟裕同其他班长、排长一起到中队长处领受策应朱德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起义的任务。8月1日凌晨2时，由周恩来等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的枪声打响了。粟裕所在的警卫队迅速向第三军军官教育团驻地跑步前进，完成了策应任务。当天上午，南昌即被起义军队占领。

8月3日，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计划，率起义部队南下广东，以发展革命力量，攻取广州，再次北伐。粟裕所在的警卫队随军南下，担任前敌委员会和参谋团的警卫任务，并负责押运在南昌缴获的大批武器弹药。经过一个多月的行军作战，于9月下旬到达潮州，粟裕所在的排奉命留潮州担任后勤部门和物资仓库的警卫任务。不久，起义军主力部队被敌人重兵围攻，遭到失败。粟裕所在部队也随即撤出潮州，向北转移。10月初，在饶平与从三河坝撤出的、由朱德率领的二十五师余部会合，开始向西北方向转移。

10月16日，这支起义部队到达闽赣交界的武平。17日，尾追之敌跟踪而来，朱德指挥部队打退敌两个团的进攻后，命令粟裕所在的排掩护部队转移。粟裕和战友占据武平城西门外的山坡，与敌人展开激战。战斗中，粟裕头部中弹，一颗子弹从右耳上侧颞骨穿了过去，他栽倒在地不省人事。全排完成了掩护大队的任务，趁敌人退回武平准备再一次攻击的间隙，迅速撤离阵地，追赶大队去了。排长卸下粟裕的驳壳枪，丢下粟裕走了。当粟裕恢复了知觉，稍稍能动弹时，四下里已空无一人。他只觉得浑身无力，爬不起来，只好顺着山坡滚下去，艰难地爬到路上，却又滑滚进路边的水田里。恰巧沿山边走过来几个同志，粟裕立即呼叫，战友们才帮他爬出水田，替他包扎好伤口，又搀扶着他走了一段路，终于追赶上了部队。当时，起义军部队由于受到敌人不断的围追堵击，处境艰难而危险。一些不坚定的军官、士兵对革命产生动摇，一批批地离开了部队，而身负重伤的粟裕却以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赶上队伍，受到上级领导的格外器重和战友们的称赞。

1927年10月下旬，这支起义队伍到达信丰，在城西20多公里的一个地方，朱德主持召开了一次军人大会，针对部分官兵的悲观情绪和逃跑主义进行了思想整顿。10月底，起义部队到达赣粤边界的大庾地区，朱德、陈毅对部队进行又一次整顿和整编，部队缩编为一个团，朱德任团长，陈毅任团指导员。全团由九个连队组成，粟裕被任命为第五连政治指导员。11月上旬，部队到达湘粤赣交界处崇义县以西的上堡、文英、占亭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进行了把武装斗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的新探索。

1928年1月，正当旧历年关之际，粟裕随朱德、陈毅率领的起义军进驻湖南宜章地区。在敌人毫无戒备的情况下，顺利地开进了宜章县城，消灭了该县反动武装，揭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部队正式打出了 “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旗帜。接着又占领了郴州、永兴、耒阳、资兴等县城，建立了工农兵革命政权。湘南起义胜利后，国民党军队再次调集重兵向起义军进攻。4月下旬，粟裕跟随朱德、陈毅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两支部队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6月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会师后，毛泽东、朱德在砻市的龙江书院文星阁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4月末又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粟裕参加了这两次会议，聆听了毛泽东就一些重要的建军原则所作的阐述，由衷地赞成毛泽东提出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和支部建设在连上这一强有力的政治和组织措施。不久，四军又召开了一次连以上党代表会议。粟裕在听报告和参加讨论过程中，感受到一种崭新的精神，对毛泽东的建军原则和主张深深折服。为了加强政治工作和作战的需要，粟裕工作多次调动，时而任连党代表，时而又任连长。1928年6月，湘赣两省敌十个团兵力对井冈山根据地“进剿”时，粟裕任二十八团三连连长。毛泽东、朱德决定避强打弱，对湘敌采取守势，集中兵力打赣军，粟裕连队的任务是协同兄弟部队控制老七溪岭。他身先士卒，在攻占制高点后，率三名战士勇猛追击，俘敌100多名。接着粟裕又率部在永新茶亭一带作战，毙伤敌人百余名，在追击中全歼敌一个连。

粟裕参加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实践后，更深化了对建设革命根据地的意义以及根据地同武装斗争的关系的认识。后来粟裕曾回忆说： “我确立根据地思想是在参加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时期。”①粟裕还努力学习毛泽东、朱德的对敌斗争策略和开展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学习了打游击战、游击性的运动战的战术，积累了基层领导经验和实践经验，迅速成长为一名智勇双全的红军优秀基层指挥员。

1929年1月上旬，为粉碎湘赣敌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会剿”和创建新的根据地，红四军决定出击赣南。1月14日，粟裕跟随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向赣南挺进，这是一次战略性转移。

时值隆冬季节，红军穿行在崇山峻岭之间。山上积着冰雪，粟裕身上的单衣已破破烂烂。他带着连队不停地走，每天少则八九十里，多则一百二三十里。他只有一条夹被，晚上装上禾草御寒，雨雪天当雨衣披在身上。因为一路急行军，炊事担子落在后面，全连每人带一个搪瓷缸子，到了宿营地，放一把米，加上水，烧起一堆火，一个班一堆围着火睡，一觉醒来，饭也熟了，吃过饭，再接着走。就这样一支坚韧不拔的军队，使拥有200万军队的蒋介石寝食不安。

2月10日，粟裕率部参加了伏击追敌的大柏地作战。这一仗歼灭刘士毅部的两个团大部，俘敌团长以下800余人，取得了进军以来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接着，红军乘胜进占宁都。在攻占宁都时，粟裕臀部负伤。红军又进至东固地区，与赣西南根据地的红军二、四团会师，从容不迫地休整一个星期; 其后又经过辗转征战，实现了战略转移的目标，开始了为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此次战略转移，是粟裕参加的第三次战略转移。第一次是南昌起义后向广东进军; 第二次是潮汕失败后转战粤闽湘赣上井冈山; 第三次就是向赣南、闽西的进军。粟裕从参加转移的行动中体会到，战略转移，就红军来说，既是退却，又是特殊形式的进攻，即从一个方向和区域向另一个更有利的方向和区域去求得发展。出击方向的选择是战略转移的首要问题。要对敌我形势作出正确的分析，要对具体地域的自然地理、政治、经济、军事等诸种条件作综合分析，尤其要注意选择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环节和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同时出击时机的选择也十分重要。在战略转移过程中的作战指导，也有其特殊性，离开了原来所依托的根据地，进入敌区行动，敌人前堵后追，企图围歼我军，我军能否走得脱，是个很现实的问题，这说明在转移过程中，要处理好打与走的关系。转移当然要走，但要走得好。既要尽量避免不利的和不必要的战斗，以保存力量;又要选择有利时机给敌人以打击，才能夺取主动。

1929年4月，粟裕任红四军第一纵队一支队三大队政委。6月，粟裕调任红四军第一纵队二支队 (相当团) 政治委员。9月下旬，粟裕率部参加了攻占上杭的战斗。接着又参加了红四军进入广东的作战。红军一路打到东江，以奇袭打下了梅县，主力继续向海陆丰方向前进，梅县复失。在第二次夺取梅县时，部队受挫，11月撤回赣南。1930年2月，粟裕在富田战斗中被敌炮弹炸伤头部，弹片一直留在头颅中未取出。6月，粟裕任红十二军五支队支队长。8月，他率部随军团由赣南向湖南进军，奉命协同兄弟部队奔袭文家市，歼敌三个团又一个营。12月，粟裕任红二十二军六十五师师长，不久六十四、六十五师合编为六十四师，粟裕任六十四师师长。

赣南、闽西地域广阔，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境内既有层峦叠嶂的山区，又有人口稠密、物产丰富的丘陵盆地。这个地区的若干地方有党的组织和游击根据地。1927年冬至1928年春，党领导当地农民举行过多次武装起义，保存下来的力量积极开展游击战争，赣西南的东固地区，就有“东井冈”之称;闽西根据地是由秘密农会开展斗争、创建游击队搞起来的，军民血肉相连，具有很好的发展条件。1930年3月，赣西南、闽西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后来这两块根据地统一领导，发展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即中央苏区，由此开始了中国两个中央政权的对立。蒋介石很快调集军队，对中央苏区发起了多次“围剿” 。

粟裕参加了历次反“围剿” 的许多重要战役和战斗。在第一次反“围剿”中，他率部和兄弟部队一起，先打张辉瓒，再打谭道源。第二次反“围剿”，“十五日驱七百里”，粟裕率部从富田、东固之间一直打到福建的建宁。1931年6月，六十四师改为红四军十三师，粟裕仍任师长。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率部参加了莲塘和良村两次作战。1931年9月，粟裕调任红四军参谋长，不久调到红军学校任队长。他工作认真负责，经常和教员、学员一起互教互学，总结和研究带兵及作战指挥方面的经验。1932年5月，粟裕离校任红四军参谋长。12月，红四军军部撤销，军团直辖各师，粟裕调任红一军团教导师政治委员。1933年2月，红十一军成立，粟裕任参谋长，参加了第四次反“围剿”的黄陂、草台岗两次战役。这期间，粟裕在毛泽东、朱德的直接指挥下，通过战争实践，学习了积极防御、诱敌深入及运动战、歼灭战等战略战术。他体会到作为一个指挥员，不仅要学会作战战术，还必须懂得战略问题，只有对战略问题有了较深刻的理解，有了清醒的头脑，才能运筹自如地指挥作战。

1933年5月，在硝石战斗中，粟裕和政委肖劲光一起指挥作战。敌我兵力众寡悬殊，在战斗最紧张、最激烈的时候，他们亲率部队冲锋。战斗中，粟裕左臂中弹负重伤，送到军医院时已经感染，出现坏死现象，医生要给他锯掉左臂，并且说如果不锯掉，就有生命危险。粟裕想，如果只剩下一只胳膊，在前线作战多不方便，便坚持不锯。经过半年的治疗，终于伤愈归队，但左臂从此致残，只能作一点辅助性的动作。

1933年11月，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6月的决定，红七军团正式成立，寻淮洲任军团长，肖劲光任政治委员。粟裕任该军团第二十师师长兼政委，后任军团参谋长，参加了第五次反 “围剿”。在浒湾、八角亭一仗中，粟裕率部在腹背受敌的不利情况下，坚定沉着，英勇作战，两天一夜中打退有飞机、装甲车支援的优势敌人多次进攻，完成阻击任务后，乘夜暗突出重围。浒湾战斗后，七军团活动在闽西一带执行牵制任务，拖住福建方面敌人不使其向江西方向增兵。为牵制敌人，粟裕参与指挥了以奔袭方式攻占永安县城的战斗。

粟裕在建设和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经历了反击赣闽粤敌人的多次“会剿”、“进剿”和中央苏区的一至五次反“围剿”的许多战役战斗，锻炼成长为智勇兼备的高级指挥员。他注意从战略高度理解最高指挥员的决策，从而富于主动精神和创造性地执行各项任务。更重要的是，粟裕逐渐形成了独立思考战略通观大局的能力，为尔后独立领导一个地区的革命斗争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

1934年7月初，红七军团奉命从福建连城地区调回瑞金待命，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几位主要领导人及共产国际派来的李德，召见了军团领导人寻淮洲、乐少华、刘英和粟裕，当面交待任务，宣布由七军团组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立即向闽、浙、赣、皖等省出动，宣传中共北上抗日主张，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并规定这次行动的最后到达地域为皖南。因为该地区有几个县的群众暴动，建立了一小块苏区，要求七军团在一个半月内赶到，支援和发展那里的革命局面。中央还公开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等文告。

七军团是中央苏区红军主力中较新的一个军团，较长时间在中央苏区东线作战，经过实战锻炼，逐渐发展成为一支英勇顽强、善于野战的部队。接受抗日先遣任务时，全军团约有4 000人，为了执行新任务，突击补充了2 000多名新战士，合计6 000多人，长短枪1 200多枝，分编为三个师。抗日先遣队仍保持军团体制，寻淮洲为军团长，乐少华为军团政治委员，曾洪易为随军中央代表，他们三人组成军团军事委员会，决断一切军事政治问题。粟裕为军团参谋长，刘英为军团政治部主任。7月6日晚，北上抗日先遣队乘夜色踏上了漫漫征程。

先遣队经过长汀、连城、永安县境，打下了大田县城和樟湖坂，渡过了闽江。8月7日，先遣队奉命攻打福州。守敌凭借工事扼守，并使用飞机对红军阵地轮番轰炸扫射。红军强攻一昼夜，终因久攻不下，伤亡不小而放弃攻打，撤至北石岭、桃源地区。8月14日，先遣队采用奇袭手段，一举攻克罗源县城，歼敌1 000余人，并与闽东游击区的同志会师。8月16日，先遣队沿着闽浙边向闽北前进，在取得了攻克庆元城等三次胜利后，于9月初进入闽北苏区。9月13日攻占江山县之清湖镇，歼敌一个营，胜利渡过江山河 (即江山港)。9月15日打垮敌人七个连的进攻，攻入常山县城，缴获一批物资现款后继续北上，后又转向皖赣边行动。9月下旬，在由浙西遂安向皖赣边转战中，粟裕右臂中弹负伤，弹头到全国解放后才取出。9月30日，先遣队到达皖赣边之段莘 (婺源县北)一带，获悉皖南几个县的暴动早已失败。10月21日，中革军委电令先遣队向闽浙赣苏区转移，先遣队即经浮梁、德兴之间进入闽浙赣苏区。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转战闽、浙、皖、赣四省，历时四个月，行程数千公里，粟裕积极协助军团长寻淮洲进行军事指挥。在敌人前堵后追的严重情况下孤军奋战，击退了敌人无数次的截击和追击，打了一些胜仗，粉碎了敌人消灭红军的企图。一路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撒下了革命的种子，沿途给各游击区留下了1 000多名军事骨干力量，到达闽浙赣苏区时还保持了约3 000多人。

粟裕后来才知道，中央派出七军团的直接目的，是企图以七军团的行动威胁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吸引和调动一部分“围剿” 中央苏区的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但中央的这一重要战略意图在中央领导召见军团领导时并未说明。作出这个决定的两份绝密文件，粟裕是在若干年后才看到的。七军团在北上行动的过程中，上有“左”倾中央错误指示，军事指挥实行绝对的集中主义; 军团内部又有掌握军团实际领导权的“左”倾错误的坚决执行者，他们只知机械地执行上级指示，使先遣队的处境非常困难。粟裕从许多事实中不断思索，产生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部队孤军深入白区，远离后方，面对优势敌军的堵追，必须在军事行动的指导方针上有所改变。在北上途中，应当尽可能地利用原有的游击根据地或游击区作为依托，同当地党和游击武装密切配合，一方面支援和发展那里的游击战争，一方面休整补充部队，安置伤病员，尔后相机继续作跳跃式前进。在强大敌军“追剿”下，应适当分散兵力，形成几个目标，同敌人兜圈子，多打游击战，以吸引迷惑和打击敌人。在适当时机，集中兵力，打游击性运动战，歼敌一部，以改变不利态势争取战场主动权。既要积极打击敌人，又不盲目地打硬仗、拚消耗。他的这些认识和意见虽然没有得到军团主要领导人的重视和采纳，但军团其他一些领导同志和他在实际行动中，对“左”的错误自觉地进行了一定的抵制和斗争，使七军团能胜利到达闽浙赣苏区。

1934年11月4日，中革军委命令红七军团同闽浙赣苏区的新红十军及新升级的地方武装合编，成立红十军团，继续担负抗日先遣队的任务。同时，调整了闽浙赣军区的领导干部，由省苏维埃主席方志敏兼军区司令员，曾洪易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粟裕调任军区参谋长。十军团由刘畴西任军团长，乐少华任政治委员。这时，中央红军主力已经离开中央苏区，中央苏区成立了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军委还电令抗日先遣队和闽浙赣军区今后受中央军区的指挥。11月下旬，中央军区命令红十军团由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创造皖浙赣苏区; 方志敏随军团行动，又调粟裕任十军团参谋长。在方志敏的领导下，部队进入皖浙赣边区与国民党军作战。国民党军调集20多个团的优势兵力对红十军团疯狂追堵和围攻。鉴于实际的教训，粟裕和一部分同志多次建议分兵活动，以适应斗争需要，但军团领导对分兵顾虑很大，决定全军团南下经(开) 化婺 (源) 德 (兴) 小苏区返回闽浙赣大苏区。1935年1月15日，部队大部进入化婺德小苏区。16日，随先头部队行动的方志敏和粟裕商定，因敌情紧急，部队应立即行动。方志敏让粟裕率先头部队先走，他留下来督促军团主力迅速跟上。粟裕即率先头部队出发，在到达敌人封锁线时，粟裕派两个班佯攻山上敌军碉堡，吸引敌军火力，利用夜暗先头部队全部通过封锁线，安全到达闽浙赣苏区。但军团主力未能突过敌人的封锁线，被七倍于己的敌军合围于江西怀玉山地区，大部壮烈牺牲，方志敏、刘畴西不幸被俘，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

先遣队两个阶段 (七军团和十军团) ，共历时六个多月，在长途转战中，重要的战斗有30余次，一度震动了福州、杭州、徽州以至南京，对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扩大红军影响，以及策应中央主力红军转移，都起到了一定作用。同时也留下了沉痛的教训。若干年后，粟裕回忆这一段历史时曾指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斗争历史，首先是一部惊天动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战争的英雄史; 同时也突出地反映了王明“左”倾错误严重危害的一个侧面。即：赋予抗日先遣队的战略任务，是要以它的北上行动促使敌人进行战略与作战部署上的变更。这个要求过高了，没有实现的客观基础，因而是主观主义的，它导致了在作战指导上的盲目冒险。当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未能及时实行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由正规军向游击队的军事战略转变，这是使抗日先遣队遭受挫折和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作战指导上实行绝对集中的指挥，必然容易脱离实际，使部队作战行动陷于被动，危害极大。“左”倾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严重地损害了军团的领导，这是导致抗日先遣队失败的组织原因①。

抗日先遣队这一段悲壮的战斗历程，在粟裕的一生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从先遣队艰险复杂的经历中，体验到了政治路线和军事战略，是关系一支部队、一个地区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如果政治路线不正确，军事战略不能根据变化了的情况适时转变，就会招致失败或加速失败的到来。这对他在三年游击战争及以后独立领导一个战略区时，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根据变化了的情况适时转变战略策略，提供了重要的实践经验。

(四)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1935年1月底2月初，粟裕率领的抗日先遣队怀玉山突围部队到达闽浙赣根据地不久，接到中共中央指示，以先遣队突围出来的部队为基础，组成挺进师，由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治委员，立即挺进浙江境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打击、吸引、牵制敌人，保卫闽浙赣基本地区，并从战略上配合中央红军长征的任务。当时，中央红军主力已长征到川黔一带; 军阀之间的战争已经基本停止，革命处于低潮。2月底，粟裕、刘英率挺进师三个支队和师直属队共500余人，挺进浙江，并选定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地区作为创建游击根据地的第一个目标，决心在浙江立脚生根。当时，挺进师仅有的一部电台，在挺进浙江通过封锁线时遇敌伏击被打坏，从此与中共中央和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开始了独立进行艰苦卓绝的浙南三年游击战争。

浙江是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反动势力强大，大部分地区的中共组织被破坏，更没有红色根据地和游击区作为依托。但是浙江的工农劳苦大众是有革命传统的，浙江有些地域的地形条件对红军也是有利的。粟裕、刘英及时总结了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的教训，决定把正规军改编为游击队，把打正规战改变为打游击战，紧紧依靠广大工农劳苦大众，实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1935年4月28日，挺进师转战到浙闽边的斋郎，打垮敌两个保安团及地主武装共3 200余人的分进合击，共歼敌500余人，敌团长李秀被打断了手。这是挺进师的一个关键性的胜仗，打开了进入浙西南开辟游击根据地的通道。此后，敌保安团在一段时间内转为退守，使挺进师获得了开辟以仙霞岭为中心根据地的有利时机。

5月上旬，挺进师进入龙泉、遂昌、松阳三县边界地区，粟裕和刘英运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的领导方法，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挺进师部队在农村广大地区游击，每到一个地方，首先将国民党的区、乡武装消灭，镇压部分罪大恶极的乡、镇长、公安局长，发动广大被压迫、被剥削的群众起来斗争，在反动区、乡政权瓦解之后，建立了农民、青年、妇女、赤卫队等革命群众组织。一个崭新的红色游击根据地的雏形在浙西南地区出现。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使浙江统治集团极为震惊。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黄绍竑亲自指挥八九个保安团前来“进剿”。粟裕、刘英决定将主力分为南北两路，趁敌人尚在运动之中，先一着跳出去，转入敌后，打击敌人，把革命烈火引到了浙赣铁路沿线等地，又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歼灭了黄绍竑视为“怀中利剑”的士官教育团两个整连。敌人的“进剿”即匆匆收场。在武装斗争保卫下，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扩大到江山、浦城、龙泉、遂昌、松阳五个县，纵横百余公里。挺进师发展到近千人，扩编为五个纵队、两个独立支队，连地方工作人员一起，不下2 000人。另有地方武装千余人，还建立了后方基地。挺进师从此在浙江站住了脚。

鉴于浙南位置的重要，蒋介石决定成立闽赣浙皖四省边区“剿匪” 总指挥部，并以大部兵力对“粟、刘” 。1935年9月，敌人集中了正规军32个团约六七万人的兵力，连同地方武装，号称40个团，由蒋介石的嫡系第十八军军长罗卓英统一指挥，发动了对挺进师的“围剿” 。粟裕分析了挺进师在浙南的情况后认为，浙南与井冈山和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时所处的情况是不同的，不能照搬过去的经验，必须以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来粉碎敌人“围剿”。而游击战很难谈得上防御，因此提出实行“敌进我进”的战略方针，留少数部队就地坚持斗争，主力部队跳出包围圈，运用巧妙的游击战术，同敌人周旋于浙闽边界，积极打击敌人。10月5日，粟裕、刘英率挺进师在寿宁县境与中共闽东特委胜利会师，成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闽浙边临时省军区，联合对付闽浙赣边联合的反革命势力。刘英任省委书记、省军区政委，粟裕任省军区司令员、省委组织部部长，闽东的叶飞任省委宣传部部长。此后，挺进师以瑞安、平阳、泰顺为中心，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粟裕率武装部队从浙江打到福建，又从福建打回浙江，积极打击和吸引敌人，以掩护省委开展工作，支援浙西南地区的斗争。1936年夏天，在云和县的一次战斗中，粟裕脚踝负伤。这是他第六次负伤。在六次负伤中有三次是重伤，体内留有敌人的弹片和弹头，头部和臂部落下残疾，是他作战勇敢、身先士卒的真实记录。

1936年秋起，粟裕和刘英分开活动。粟裕率领游击队主力，在广泛地域公开打游击，以保卫根据地基本地区。他以武装斗争为中心，把武装斗争同根据地建设紧密结合起来，独创性地建立了适合游击战争特点的多类型的游击根据地：有便于主力部队长期坚持敌后的相对稳定的较大块游击根据地; 在其周围是能够提供更多“落脚点”和“跳板”的一些小块游击根据地和若干的游击基点，这些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基点，有公开的，有秘密的; 在犬牙交错、你来我往、敌人势力比较强大的地区，还建立了“白皮红心”式的两面政权，使整个游击区形成几种类型的结合。这种小的游击根据地和分散的游击基点之所以能够存在，除了有力的武装活动外，主要靠政策的威力。粟裕根据整个形势，比较主动、自觉地对政策作了若干调整，以抗日、反蒋为前提，扩大团结对象，缩小打击目标。如改变打土豪的政策为按能力征收“抗日捐”，做到了同多数地主的矛盾不发生激化。重视群众的经济利益，注意发展山区经济，支持山内外商品流通，争取了一批资本家和工商业者，并由他们供应了一部分军需用品。重视团结争取知识分子的工作，向青年进行革命和抗日宣传，把进步青年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等等。由于有了多种类型的游击基地和基点，进行游击战争的范围就广阔了。粟裕带领部队频频出击，出击的重点常常放在对敌人威胁最大、对外界影响最大的浙赣线南侧，有时甚至打到武义汤恩伯的家乡，打到青田高市村陈诚的老家，而且逼近了蒋介石的老家奉化溪口。游击队虽然在较大范围内打击敌人，但行动比较自如。部队打了仗，疲劳了，一个晚上急行军便到了游击基点，在那里进行短期休整; 如果需要作较长时间的休整，可以到游击根据地或到基本区去进行。

1936年底，挺进师又在浙南地区开辟了大块的游击根据地，游击战则在浙西南、浙闽边、浙东、浙南更广泛的区域展开，活动范围扩大到温州、台州、处州、金华、衢州、绍兴地区所属的三十几个县境。西安事变后，虽然国共两党达成了合作抗日的协议，但蒋介石又调集了六个主力师、两个独立旅及地方保安团共43个团，对挺进师进行第二次“围剿”。挺进师在粟裕指挥下，针对敌人“大拉网”的战术，采取与敌人相向对进，易地而战的打法。你要我的山头，我要你的后方。挺进师的作战单位逐渐分散，由开始百把人集中行动，逐渐分散到几十人、十几人，甚至几个人。但也不是固定不变，常常是根据敌情与任务有合有分。

粟裕在这一时期，以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总结的十六字诀为指导，结合实际，经过无数次的作战实践，总结出了游击战术在浙南游击区运用的六条原则： (1)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胜利; (2)不在消灭敌人，而在消磨敌人; (3) 支配敌人，掌握主动; (4)积极进攻，绝少防御; (5)飘忽不定，出没无常; (6)越是敌人后方，越是容易成功。

在作战、行军、宿营等方面，粟裕也都摸索到了一套要领。例如在作战行动上，他总结出的要领是： (1)反敌人之道而行，并竭尽欺诈之能事，如敌进我退或敌进我进，敌集我散，敌大我避，敌小我欺，以及避实就虚，声东击西等; (2)不要企图太大，只要常有小胜; (3)站在敌人翼侧、后方和圈子外围，不为敌人所合击; (4)一切作战行动必须迅速、勇猛、坚决，迟疑犹豫就等于等死; (5)注意使用突然的白刃袭击，只要枪弹一响，刺刀就要杀到敌人的肚皮上去。粟裕还总结了隐蔽游击队行动和企图的许多方式：兜圈子、大小圈、“8”字形、“S”形、电光形、回马枪、东去西返，早出晚归等。

但是，由于敌人太多，遭遇战还是经常发生，惊险的场面也常出现。有一次，粟裕率部渡过龙泉河后继续北进，准备过松阳溪。当晚天降暴雨，引起山洪暴发，小小的松阳溪，突然变得又宽又深，天黑得看不见路，找不到渡口。天亮后敌人来了，把粟裕和小部队卡在两溪之间的二三十里地带。粟裕带领大家向南跑，敌人紧追，粟裕又命大家突然向北打回马枪，直奔渡口。见渡口泊着一条船，没人管，就登船准备过渡，突然爆豆般响起枪声，敌人从旁边的屋里钻出来猛烈射击。粟裕见中计，带着大家弃船沿溪边打边跑。敌人调来大部队包围过来，跑是跑不掉了，粟裕命令大家隐蔽进刺丛，他把驳壳枪子弹上了膛，准备跟敌人拚了。搜寻的敌人喊： “看到了，我看到你了，赶快出来! ”粟裕下了狠心，不到跟前不打，并示意大家沉住气。大雨不断地下，下到天黑，敌人坚持不住，走了。粟裕组织大家泅渡过河，一天一夜，急行军180里，连打七仗，冲出了包围圈。又有一次，粟裕被敌人追到一条山沟里，前面被一个据点挡住。粟裕急中生智，让大家把红五星八角帽抓在手里扇凉，灰军装和敌人一样，卷起袖管裤管，直冲到据点门口。敌哨兵问：“哪一部分的?”粟裕等人说是什么保安团的，从那里来，到那里去，没露出破绽。当敌人发觉有诈，粟裕已经带人脱离了危险区。为了进击或摆脱敌人，要整日整夜地跑路，几天几夜得不到休息是家常便饭。有一次，粟裕连续走了三天三夜，最后隐蔽到金华附近的秘密游击基点，一觉睡了40个小时。三年中，粟裕差不多走遍了浙赣路以南、天台山以西、闽浙边以北的大小山头。

敌人对浙南挺进师的第二次“围剿”，使浙南游击区的中心地区遭受到了十分严重的摧残，但是在粟裕和浙南军民的英勇奋战之下，几块游击根据地还是坚持了下来，而且保存了较多的干部。

1937年9月，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时，粟裕同浙江省遂昌县国民党当局、中共闽浙临时省委同国民党浙江当局分别谈判，达成合作抗日协议。挺进师分散于浙南各地的游击队先后集中到浙江平阳北港山门街，共四五百人，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结束了艰难曲折的浙南三年游击战争。在山门街，游击总队举办了抗日救亡干部学校，粟裕任校长，并亲自讲授游击战术的理论与实践等课程。

浙南游击根据地是中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最后开辟的一块红色游击根据地。它是由一支红军主力部队，在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军阀之间的战争已经基本停止，在革命低潮时节进入国民党统治腹心地区，又没有游击根据地为基础和依托的条件下开展起来的。在与中共中央和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斗争十分艰难的情况下，粟裕作为一个地区的领导人之一和军事指挥员，始终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伟大事业坚信不移，并善于根据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自觉地实行了由正规军向游击队、由正规战向游击战和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他以积极的战斗行动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粉碎了国民党优势兵力的残酷“进剿”和“围剿”，建立和坚持了浙南战略支点，在尔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

根据国共两党谈判达成的协议，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 (简称新四军) 。1938年2月上旬，新四军军部命令江南各游击队到皖南集结整编。3月18日，粟裕率领抗日游击总队由浙南开赴皖南加入新四军的战斗序列，被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粟裕任第二支队副司令员、先遣支队司令员。4月28日，粟裕率领由第一、第二、第三支队部分团以下干部和侦察连组成的新四军先遣支队从安徽岩寺出发，向苏南敌后挺进，执行战略侦察任务，并宣传中共的团结抗日主张，做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工作，争取他们为民族的解放贡献力量。同时作了大量的地理、社会和敌情调查，为大部队进入江南提供了良好的条件。6月17日，粟裕指挥先遣队在镇江以南的韦岗伏击敌人，毙伤日军少佐土井以下官兵20余人，击毁汽车五辆，缴获一批弹药和军需物资。这是新四军挺进江南敌后的处女战。首战告捷，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破除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为新四军主力挺进江南敌后，造成了 “先声夺人” 之势。粟裕曾为此赋诗一首： “新编第四军，先遣出江南。韦岗斩土井，处女奏凯还。”陈毅也作七绝诗一首，祝贺此战的胜利： “弯弓射日到江南，终夜喧呼敌胆寒; 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

先遣支队出发不久，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即先后向苏南挺进。7月，先遣支队撤销建制，粟裕回到第二支队主持工作。8月，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在小丹阳一带与粟裕会合。不久，张鼎丞去延安，粟裕任第二支队代司令员。国民党划定的新四军第二支队活动区域在南京、天王寺、秣陵关三角地带。粟裕为发动群众、抗击日寇，不受防区限制，向南打到高淳、郎溪，西南打到芜湖，东北打到镇江、金坛一带，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很快打开了抗日局面。

1938年7月，粟裕指挥所部夜袭宁沪线上的新丰车站，全歼敌军40余名。8月22日至26日，日军出动步兵4 000余人，骑兵500余人，在20余架轰炸机的协同配合下，兵分八路，水陆并进，疯狂“扫荡” 小丹阳地区，企图一举歼灭初进江南敌后的新四军第二支队。粟裕率领部队由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分散袭击敌人后方，一路进袭当涂，威胁敌后;一路进击陶吴，牵制敌人; 一路奔袭南京近郊，夺取雨花台，袭击中华门外敌伪军事目标。日军在消耗大量炮弹、枪弹进到小丹阳时，不但未见到新四军的踪迹，反而其后方到处受到新四军打击，遂急忙撤逃。粟裕立即抓住战机，指挥部队追击敌人，连克一批村镇，毙伤敌50余人，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在此期间，粟裕还指挥部队先后袭击了南京近郊的麒麟门、秣陵关、大校场机场，搞得敌人草木皆兵，惊魂不定。

1939年1月，粟裕率领第二支队一部，长途奔袭安徽芜湖机场外围据点官陡门，只用八分钟就解决战斗，毙伤日军60余人，俘50余人，缴获机枪4挺，步、手枪80枝，以及一批弹药和军用物资，并将敌据点捣毁。4月，日伪军1 300余人分三路向狸头桥第二支队驻地进攻，粟裕指挥部队毙敌40余名、伤敌30余名后安全转移。这一期间粟裕还指挥部队进行了横山、陶吴、水阳桥等战斗，均获胜利。

同年8月，新四军军部决定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11月，江南指挥部正式建立，陈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挥，负责指挥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和江南群众抗日武装。粟裕积极协助陈毅排除王明右倾错误的影响，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限制，坚决执行中央关于新四军东进、北上的战略方针，发展长江南北的游击战争。在坚持江南抗战，完成东进淞沪任务的同时，先后派遣由“江抗”与丹阳游击队合编的新四军挺进纵队及由第四团主力为基础组成的苏皖支队北渡长江，在扬州、天长、六合、泰州地区开展游击战争，造成新四军足跨长江两岸，随时可向苏北发展的有利态势。

在江南的抗日斗争中，粟裕十分重视干部的培养训练。他亲自给教导队和机关干部上课，讲形势、讲战术、讲怎样组织战斗和参谋业务等。江南指挥部成立后，他是指挥部里最繁忙的人。陈毅曾写了一副“食少事繁诸葛公，轻裘缓带羊叔子”①的对联送给粟裕，这副对联正是对粟裕当时形象的真实描绘。

根据中共中央《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及其所属主力于1940年7月北渡长江，执行开辟苏北、发展华中抗日战争的战略任务。7月下旬，遵照中央指示，进入江北的新四军部队成立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仍以陈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挥，粟裕兼任参谋长。所属部队整编为三个纵队九个团，共7 000余人。为迅速打开苏北抗战局面，粟裕协助陈毅制定了东进黄桥，开辟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和在南下八路军的战略配合下与国民党顽固派江苏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指挥韩德勤部决战的两项重大决策。并把同顽固派争夺中间派的策略思想用于军事，把政治仗同军事仗结合起来打，迅速取得了攻占黄桥和营溪、姜堰等战斗的胜利，积极进行了以黄桥为中心的根据地建设。

10月，韩德勤按照蒋介石的命令，调集重兵大举进攻，妄图一举歼灭新四军苏北部队于黄桥地区。陈毅和粟裕分析韩德勤主动寻衅，正是我一举解决苏北问题的良机。这一仗只能胜不能败。因为黄桥地区北面是通扬河，南边是长江，西面有一条从泰州到口岸的运河，周围有泰兴、靖江等日军据点，如果放弃黄桥，我军在苏北就没有立足之地。这一仗不仅要打胜，还必须打成歼灭战。因为如果只把韩德勤击溃，没有歼灭他的有生力量，他还会卷土重来，反顽斗争就会相持下去，对发展苏北和华中的抗日斗争很不利。但是，顽军26个团3万余众，我军全部人员仅有7 000人，其中战斗人员不过5 000多人，顽军兵力多我数倍。这就是说，我军不仅在战略上要以少胜多，而且在战役、战斗上也要以少胜多。即将来临的战斗是我军在苏北进行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决战。经过精心筹划，决定首先争取苏鲁皖边游击军和税警团保持中立，并使各保安旅不敢实际参战，而集中兵力采取以黄桥为轴心，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打击韩德勤主力。并决定粟裕在黄桥组成前线指挥所，负责战场指挥，陈毅坐镇严徐庄掌握全局，争取中间派。

10月3日，顽军兵分几路，扑向黄桥。4日，顽军第八十九军之三十三师一部向黄桥东门进攻，翁达率领的独立第六旅也从高桥南下。粟裕紧盯着行进中装备最强的翁达旅这个首战歼灭目标，精确计算着突击时机。为了确实把握最有利的出击时机，粟裕赶到北门，登上土城高处观望，根据观察，判明翁达旅先头部队已到距黄桥约三公里处，全旅完全进入我伏击地段，即下令出击。我担负突击任务的第一纵队为主要突击力量，分为几个箭头猛插过去，将该旅切成几段。首先歼其旅部和后卫团，迫使其先头团回援，然后以一部从侧翼迂回到翁旅后方，乘势将其包围，经三小时激战，全歼独立第六旅，中将旅长翁达自杀。

独立第六旅被歼后，粟裕把指挥的重心放在关照黄桥城下及其以东地区。敌军为扭转不利局面，以猛烈炮火掩护部队向黄桥东门进攻，我军防御工事大部被毁，一部分敌人突进东门，黄桥告急。第三纵队司令员陶勇把上衣一脱，挥动马刀，带领部队硬把敌人杀出东门，然后架起机枪死死顶住。

这时，我军第一、第二纵队迅速穿插，完成了对已经进入黄桥以东地区的顽军八十九军的合围。我军已完全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经过一夜激战，顽军八十九军被歼，军长李守维在逃窜中失足落水，淹死于河中，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被我俘虏，敌残部向海安方向溃逃。

为了囊括南通、如皋、海门、启东，控制长江，向大海边发展，粟裕把海安作为追击战的首要目标，命令规定： “不顾疲劳，不惜一切牺牲，不重缴获，而在于乘胜追击以占领海安。”①我军于10月7日占领了海安，并且直下东台。先头部队于10月10日到达东台县白驹镇，与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南下部队会师。

这次战役是一次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我军以5 000之众迎战顽军3万余，歼灭顽军1.1万多人。在战役中，粟裕组织精密，指挥果断，用兵灵活，驾驭战局，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思想和高超的指挥才能。黄桥决战，胜利地实现了新四军与南下八路军会师和开辟苏北、打开华中抗战新局面的战略任务。陈毅赋诗庆贺胜利后的大好形势： “十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归。江淮河汉今谁属?红旗十月满天飞。”

11月7日，刘少奇及八路军南下部队领导同志到达海安，与陈毅、粟裕等人研讨苏北战局及敌后抗战的战略决策，并组建了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11月29日，华中总指挥部决定举行曹甸战役。是役，粟裕指挥新四军部队与八路军南下部队共同作战，经18天战斗，歼灭进犯抗日根据地的顽军8 000余人，使苏北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到1940年底，在苏北战场上，我方军事实力已超过国民党军，仅弱于日伪军居第二位。我方控制了黄桥以北经海安到盐城数百里范围内的几乎全部城镇，随即又打开了 (南) 通如(皋) 海 (门) 启 (东) 的局面，抗日民主根据地党、政、军、民各项工作迅速展开。苏北、苏中抗日斗争已改变了日、顽相互依存和共处的格局，进入了全面抗战的新阶段。

1941年1月 “皖南事变”发生后，为对抗蒋介石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反动命令，独立自主坚持华中敌后抗战，中共中央军委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将华中部队统一整编为七个师。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编为第一师。粟裕被任命为新四军第一师师长 (后兼政委) 、兼苏中军区司令员 (后兼政委) 。

苏中位于长江以北，京杭大运河以东，北起斗龙港，东临黄海，面积约2.3万多平方公里，人口800多万。这里临近南京、上海，扼制着长江下游北侧航运通道，盛产粮食、棉花、食油、海盐等重要战略物资，沿江城镇有纺织、加工等现代轻工业，商业兴盛，财源丰足; 境内系平原水网，河流纵横，公路交错，交通便捷。

苏中是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华中南部的一个前哨阵地，又是向苏浙皖边、闽浙赣边发展以及反攻阶段收复南京、上海的一个重要基地和出发地，同时，我方在苏中所能控制的人力、财力，在华中各战略区中占首位，所以，苏中以其重要的地理位置、经济状况、战略作用，成为日本侵略军、国民党蒋介石和我党我军三方必争之地，这决定了斗争的极端尖锐、复杂和艰苦。

粟裕从战争全局考虑，认为中共中央制定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既是从日本侵略军的强大及占地甚广但兵力不足和我军的弱小这一实际状况出发，又关照到抗战胜利后的斗争。游击战，在一般的作战原则中是战术性的，中共中央、毛泽东把游击战提到了战略的地位，是要通过抗日游击战争积聚起雄厚的革命力量，既为抗日反攻作准备，也为抗战胜利以后打败反动武装的进攻、实现民主革命的总任务作准备。因此，在抗战时期一刻也不能忘记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总任务，军事斗争策略要处理好进与退、进攻与防御、大打与小打等方面的关系，把现阶段的抗战任务和将来的实现民主革命总任务联系起来。苏中的敌情是严峻的，但是为了对全局做出较大贡献，苏中的抗日斗争，不仅应求得军事斗争的胜利，而且应把苏中建成基本根据地而不是游击根据地，更不是游击区，军事斗争应成为根据地建设的支柱，并且应为下一步夺取整个民主革命的胜利，作好必要的准备。这个认识成为粟裕领导苏中抗日斗争全过程的指导思想。

1941年1月中旬，日军进占黄桥，并加紧对国民党鲁苏皖边游击总指挥部副指挥李长江的诱降。

1941年2月，粟裕获悉李长江准备投敌的情报后，将主力部队隐蔽集结于海安至曲塘之线的区域内加强侦察、监视，进行讨逆准备。与此同时，党政机关也在群众中进行反 “扫荡”的动员布置，准备将一切公开的力量适时撤出城镇，转入农村。2月上旬，军部来电指示：李长江在泰州公开投敌，通电就任伪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阴谋很大。海安、东台及兴化均在其计划之内。此贼不除，后患甚多，望集全力解决之。2月18日，陈毅代军长、刘少奇政委颁布讨逆令，命粟裕为讨逆军总指挥，叶飞为副总指挥，刘炎为政治委员，“速率所部歼灭李逆”。陈毅亲临指挥部坐镇，对部队作战斗动员。讨逆战役于当天 (18日) 发起，粟裕指挥部队分三路出击。19日即连克姜堰、石家岱、苏陈庄，20日攻克泰州。李长江猝不及防，士无斗志，兵败城破，扔下佩剑，翻墙脱逃。我军乘胜追至界沟、塘头。三天作战，歼伪军3 000余人，并接受两团伪军反正。

日军为接应李长江投敌，在我发起讨逆战役的当日，开始对苏中区进行第一次大“扫荡”。粟裕指挥所部于讨李战役后，立即撤出战场，以团为单位分别撤向第二、第三、第四分区，进行反“扫荡”，并以主力一部转至东台以北，打击北犯日军，粉碎了日军企图进击盐城新四军军部的计划。

4月中旬，为了掩护苏中根据地建设，策应北线新四军第三师收复为韩德勤侵占的蒋营的作战行动，粟裕率部发动了对日军的攻势作战。首先在第三分区向泰州、靖江地区之敌伪据点发起攻击，连克古溪、蒋垛、苏陈庄、大泗庄、孤山、老庄头、姚家岱等据点。在姚家岱战斗中，击毙日军泰兴城防司令以下20余人，生俘日军两名。在兴化梓辛河伏击战中，击沉日军汽艇一艘，歼敌一个小队，生俘日军两名。

在此期间，粟裕领导全区实施了以游击战为中心的战略性转变。他于4月10日在角钭召开干部大会，作了由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问题的报告，动员苏中全党全军转变思想、组织、工作、战术，提出一切工作深入农村，一切工作扎根基层，一切工作适应游击战争，一切工作为战争胜利服务;并要求军队要短小精干，裁汰老弱，紧缩机关，减少非战斗人员，充实连队，变大后方为分散的小后方。他提出党政机关要军事化、游击化，提倡踏实细致的工作作风，反对大呼隆、一般化;还结合苏中实际，介绍了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的若干战术。这一报告对指导全区工作转变起了重大作用。

7月20日，日军集中1.7万余兵力，大举“扫荡” 北线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盐城地区。粟裕从全局出发，在军部的统一部署下，指挥部队在南线主动发动攻势，连续袭击泰兴、靖江、如皋、南通地区十几个日伪据点，围困泰州、泰兴城和姜堰，攻克蒋垛、黄桥、古溪、季家市等地，毙伤大量日伪军;并在盐城以南节节抗击日伪，后又转到侧后破坏盐城至东台敌交通线，有力地牵制了 “扫荡”盐城的日伪军，使其陷入了顾此失彼的被动地位，被迫从盐城、阜宁地区仓皇南撤。日军痛感苏中抗日军民的威胁，不仅以大部兵力转向我苏中地区进行报复“扫荡”，而且从此把苏中区作为华中日军进攻的一个重点。

8月13日，日伪军集中1万余人对苏中区进行全面大“扫荡”。粟裕领导全区人民广泛开展反“扫荡”，与日伪军连续作战42昼夜，战斗130余次，毙伤日伪军1 300余人，活捉日军14名，伪军800名，彻底粉碎了敌人的“扫荡”。

12月8日起，日伪军集中了3 000余人，对苏中区开始冬季大“扫荡”。粟裕指挥一师部队在丰利以南全歼伪军一个团之后，发动了十团大战，向日伪军据点主动出击，夺回了一批重要集镇，毙伤日伪军500余名。

在敌人频繁“扫荡”的情况下，粟裕认为要把苏中建成基本根据地，必须对苏中全区作有纵深、有层次的战略布局，并保持有相对稳定的基本区。他选择了第二分区滨海滩涂地域为游击环境的基本区，同时，确定这一时期的对敌斗争方针是：对于敌人将要占领而我不能长久保持的一切集镇，应以游击战尽量迟滞日伪的进攻行动，推迟其占领时间，以掩护我根据地工作; 对于我之基本区域和重要基点，则应采取各种有效战法，坚决与敌人争夺，使其久占企图不能得逞，以改善我军态势，保持基本区的相对稳定。从1941年8月起到1942年春，粟裕指挥军民，发展游击战争战术，以三仓镇为中心同日军展开了剧烈的争夺，七次争夺三仓，五次争夺丰利。由于军事斗争策略的正确运用，使苏中全区赢得了时间，推迟了不少地区伪化的进程，限制了伪化区域，保持了较大的回旋余地和相对稳定的基本地区，为长期坚持苏中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由此开始了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全面建设时期。

1941年12月26日，粟裕与楚青在苏北濒海的丰利镇石家庄结婚。楚青，原名詹永珠，江苏扬州人，1923年3月生，1938年11月参加新四军，在革命战争年代，长期转战在大江南北。新中国建立后在国家机关担任处、局、厅级领导职务。她长期默默无闻、勤奋刻苦地战斗在实际工作岗位上。

1942年初，苏中日军为解决战线过长、兵力不足的矛盾，又鉴于全面大“扫荡”的失败，决定运用“交通政策”，加紧修筑公路，提高运转能力，减少各据点守兵，企图集中更多兵力机动作战。粟裕适时改变作战指导，以民兵和广大群众对日伪修建公路进行纠缠破坏，主力则选择适当时机歼灭其掩护部队，并乘隙袭击据点。三个月中，以袭击战、交通破击战为主，共作战168次，先后攻克三阳、白蒲等据点20余处。在三阳战斗中争取伪军一个团反正，一仓战斗歼伪军200余人，悦来镇战斗击毙伪旅长徐承德。在我严重打击下，敌“交通政策”不仅不能按计划实施，建成的公路也不能全线通车。

1942年夏，日伪在“交通政策”又遭失败后，开始对苏中地区进行“清剿” (又称“机动清乡”) 。粟裕及时制定了以地方武装配合民兵就地坚持，主力实行“敌进我进”，跳出“清剿”圈外，积极机动打击敌人的部署，历时半年，粉碎了日军的“清剿”计划。这一年，日伪军对苏中根据地接连不断的“扫荡”，四五百人的小“扫荡”平均每周一次，千人以上的较大规模“扫荡”平均每半个月一次，都为苏中抗日军民所粉碎。就连骄横不可一世的日军也不得不承认： “新四军非军事力量所能征服”①。

1942年起，粟裕领导苏中军民实行了两项具有战略意义的措施。一是开展了改造地形的伟大群众运动。苏中大部分为水网、半水网地区，相当一部分地区非舟楫不通。日伪“扫荡”这些地区使用汽轮，行动比我们木船快得多。为了改善对敌斗争的条件，他发动群众在河流上构筑明坝、暗坝、交通坝、阻塞坝。我们的木船吃水浅，船底平，从坝上一拖而过，畅行无阻，而日伪的汽轮吃水深，拖不过坝。同时还改造桥梁，变大桥为小桥、固定桥为活动桥; 改造道路，改大路为小路，直路为弯路。为了沟通地区之间的粮食运输线和节省部队转运开进的体力消耗，还开了许多“小运河” ，将许多河流联结起来，在湖上修筑大坝沟通陆路交通。在改造地形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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