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谭政人物传,谭政生平事迹,谭政评价

Posted 2022-05-05 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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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谭政人物传,谭政生平事迹,谭政评价

谭政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秀领导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人民解放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谭政大将，自1927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6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一直从事军队政治工作。他对人民军队的建设和政治工作，做出了卓越贡献。

(一)

谭政原名谭世名，号举安。1906年6月14日生于湖南省湘乡县楠竹山村一个绅商家庭。祖父是个绅士兼商人。父亲谭润区长期教书，也做过生意，管过房族的事。母亲文氏掌管家务。谭政是长子，有一弟六妹。谭政6岁时，被送入蒙馆读私塾，第二年改读楠竹山村谭氏宗祠创办的初级小学。小学毕业后，因父亲不放心其远离家门到县城读书，遂在家攻读老书五年。直到谭政16岁时，才考入东山学堂念书。对这段往事，谭政在自传里写道： “我之所以迟迟才入高小有两个原因，一因父亲守旧，不相信洋学堂，直到以后邻里的人外出读书的增多，才不得已趋趋潮流。另一原因是家境不甚宽裕，读一年高小需花费五六十元之多，这个问题到族祠里成立决议，奖励族中子弟入学，规定入高小入中学者各津贴义谷若干担之后，经费才得到解决。”

谭政在“东山学堂”读了三年书，谭政说： “这个时期我的思想：头一个时期喜读古文，埋头于吟诗作句，后来受外来影响，倾向于科学知识。在高小三年因所得知灌输，因参加学生反帝反封建运动，如五卅惨案，六一惨案，反北洋军阀段祺瑞等进行的示威游行，查禁仇货及办理学生自治会的工作，我的思想就有很大改变，对中国社会开始不满。”谭政说：“这些，对我思想上的进步，为我后来参加革命，作了一定的思想准备。”

谭政在东山学堂毕业这年，与陈赓的四妹妹秋蔡结婚 (不久病故) 。

(二)

谭政在“东山学堂”毕业前后，很想继续升学读书，因家境日绌，加之父亲不赞成，未能如愿。依照父亲的想法，谭政高小毕业后，回到家乡在族立初级小学当了一名教师。1927年初，谭政任职教师第二年，开学不到两个月，他毅然离开学校，随国民革命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特务营部姓邹的招募副官来到汉口参军。当时，陈赓担任营长，谭政便在陈赓特务营第二连任上士文书，后成立营指导员办公所，谭政任准尉文书。

陈赓特务营当时是中国共产党控制下发展起来的革命武装力量，干部大部分是共产党员，这支部队中进步力量占居优势。谭政在特务营看了一些《向导》、《中国青年》、《共产党ABC》等杂志书籍，思想觉悟有很大提高，开始倾向共产党的主张及理想。“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陈赓被撤销特务营营长职务，连排干部大部撤换; 营指导员办公所被解散，谭政也被视为共产党嫌疑，被撤销文书职务。谭政随陈赓一起离开特务营，来到武昌叶挺部队后方——二十四师司令部留守处，谭政被分配到武昌警卫团九连担任文书。该部在乘船去九江参加南昌起义途中，得知九江被张发奎控制，南昌起义部队业已转移，遂在黄石登陆，碾转到达修水。这时谭政任该团二营营部书记。在修水，部队接受朱培德的改编，改称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谭政任师司令部少尉书记。这期间，谭政结识了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党代表罗荣桓。秋收起义前，暂一师部队改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谭政任一团团部书记，随部队一起参加了秋收起义。秋收起义失败后，谭政又回师部担任文书。谭政回忆说：秋收起义部队自长寿街战斗失利以后，湖南的敌人，拚命地追赶，部队总是从天明就出发，一直走到黄昏以后才宿营。经过平江、浏阳、铜鼓、萍乡到达莲花东南永新境内的三湾。三湾在这山区算得上大村子了。就在三湾枫树坪集合队伍，进行整编。原来的一个师，编为一个团的两个营和一个特务连 (罗荣桓任党代表) 、一个卫生队。编余干部成立一个军官队，谭政被编入军官队。

(三)

1927年10月3日，经过改编后的红军部队从三湾出发，经宁冈、茅坪，10月底到达井冈山的中心——茨坪。

部队到达井冈山后，谭政在军官队接受了比较正规的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在军官队受训期间，经宛希先和廖春芳介绍，谭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1月中旬，工农革命军攻占茶陵，谭政被调任工农革命军政治机关宣传员，后任分队长。1928年1月，工农革命军占领遂川，成立工农运动委员会，谭政调工农运动委员会工作，在草林、左安地区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2月，谭政调任前敌委员会秘书，协助前委书记毛泽东起草整理文稿。谭政回忆说：毛泽东1928年10月25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时，立题为《井冈山的斗争》) ，就是他誊正的。抄写在很薄的竹纸上，字写得很小很密。一共写了两套，一套由湖南省委转中央，一套由江西省委转中央。报告是由中央派来一名叫袁德生的交通把文件卷在伞把子里面带走的。

1928年4月中旬，朱、毛两支起义部队会师井冈山，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谭政调红四军三十一团任团党委秘书。1929年1月中旬，红军向赣南、闽西进军。谭政随主力部队转战闽西、赣南边界。

1929年3月中旬，红四军进行整编。原第二十八团改编为第一纵队，军部直属特务营、独立营和二十八团一部改编为第二纵队，原第三十一团改编为第三纵队。谭政继任第三纵队队委秘书。

这时，蒋桂战争爆发，红四军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回师赣南，扩大发展赣南根据地。谭政调任红四军军委秘书长。后任红四军政治部训练部长。

1929年12月29日，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在上杭的古田召开。谭政出席了这次在红军建军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并作纪录。谭政后来回忆说： “在此以前，在党内、在红军内部存在着严重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例如：流寇主义、军阀主义、无组织无纪律、单纯军事观点、个人主义，等等，而这次会议上，在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决议》中，才明确指出这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危害的严重性。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明确了无产阶级军队的性质，并使在我军已经形成的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原则，以及军队中的民主制度，等等，都已成为我军的优良传统。”①

1930年6月，红军扩编，以红四军第三纵队为基础，扩编为红十二军，谭政任红十二军政治部主任兼教导大队政治委员。部队参战再次攻打长汀，谭政指挥教导队参加了长汀战役。1931年春，红十二军部队改编，老十二军留江西，谭政随军部及红十二军一部入闽，又成立新十二军，谭政仍任政治部主任。漳州战役后，谭政与军领导率红十二军主力返回江西，参加南雄、水口战役，又北上攻宜黄、乐安、南丰。之后，红十二军与红二十二军合并，谭政任红二十二军政治部主任。

他在红军行军打仗极为紧张艰苦的情况下，写出了《新田夜间战斗政治工作》、《高兴圩以北战斗政治工作》等情况报告。及时总结部队政治工作，特别是战时政治工作，保证部队完成作战任务的经验。

(四)

1933年1月，红二十二军与红一军团合编，取消军的建制，改为直辖师。谭政任红一军团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参加了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

当时，红军部队广大指战员，普遍文化低，有许多人是文盲。谭政针对部队少文化的状况，动员和号召全师干部战士学习文化。战斗间隙，不管是指挥员还是战斗员，都要求他们参加识字班活动。部队行军时，“识字条”贴在前面战士的背包上，跟在后面的战士，边行进边识字。途中休息，战士们互相提问，有的用木棒在地上练写字。部队短期休整时，各团都举行识字测验，评比成绩，表彰先进。谭政总结上报部队识字运动情况时写道： “一团团长杨得志，以前一个字不识，现在能写简单报告了。还有些干部从前一个字都不认识，现在认识二十字以上了。战斗员中还有二十分之一不识字的，识五十字以上的占百分之四十五。”

每逢作战之前，为了防止部队胜利时的矜骄，消除行军的疲劳，提高作战勇气，谭政组织政工人员和宣传员，沿途布置宣传鼓动棚，运用化装表演、讲话、呼口号、唱歌子等方式宣传鼓动。同时，派得力干部，发动沿途群众欢迎、慰劳红军。从而极大地鼓舞了指战员的战斗情绪。

为保证战斗任务的胜利完成，谭政要求各团战前务必召开党团员大会和军人大会，进行充分的思想动员，组织党团员和政治战士，开展群众性的思想互助。对思想比较后进的战士，进行重点帮助。在警戒和战备中，把胆小一点的战士放在靠后面一点进行锻炼，对动摇分子，则派优秀的党团员监督，以保证警戒严密和杜绝投敌现象。

谭政重视瓦解敌军工作，在他领导下全师普遍组织了战场对敌喊话宣传队。每到夜晚，喊话队就向白军进行喊话宣传，并散发宣传品。有时还把群众给红军的慰劳品，也分送给白军，以动摇其军心。

谭政坚持定期报告制度。即使在部队行军作战，战斗频繁的情况下，也坚持写情况报告。除了重大战斗有专门的报告，每个月都写有《月终政治工作报告》。把一个月内部队的活动，行军状况，打了几次仗，战斗间隙搞了哪些政治教育?发展了多少党团员?部队中发生了多少事故?有几起逃亡及其原因，克服的措施，等等，详报红一军团聂 (荣臻)政委。

谭政对红军部队纪律要求是很严格的，原红一师师长李聚奎回忆说：在革命斗争最艰苦的时期，红军没有后方，没有经费，大家饿着肚子行军打仗，实在受不了，就跑到老百姓地里挖蕃薯吃，还有用了群众的米面食物的，或者损坏东西也没钱赔偿，等等。违犯群众纪律现象时有发生。这类事，我们总是分工给谭政去处理。谭政用“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教育部队，并指示，用了群众的东西，没有钱给的话，也要给群众“打收条”。以后，“打收条”的制度，就在红一师部队中兴起来了。

1934年秋，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后，红一方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谭政由红一师政治部主任接任红一师政治委员。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红一师在完成黄坡洞阻击敌人南下任务后，在猿猴场渡口准备渡河时，毛泽东找到红一师李聚奎、谭政等，向他们讲了党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情况。这是谭政第一次听到遵义会议的内容。

红军长征部队到达乌江，红一师一部担任先遣队，冒着狂风暴雨，从手扒岩乘竹筏渡到乌江南岸。击溃敌人的江防部队，掩护红军主力过江。然后，又以一个团的部队伪装主力东进，佯作去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的姿态，而大部队则分数路南下，直逼贵阳。随后，迅速北上，进入彝民区。红军进入彝民区以后，遇到许多困难。虽然中央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盟誓，达成红军通过彝民区的协议，而红一师的一团作为先遣队通过彝民区的时候，仍然有许多部落的彝民手拿刀枪梭镖挡道。由于谭政派出了工作队，向彝民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又对部队进行了民族政策教育，做到与当地民族友好相处，才顺利通过彝族区。

(五)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和《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和军事战略方针。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谭政听取了瓦窑堡政治局会议两个决议的传达，聆听了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认为在抗日战争即将全面爆发，团结一切爱国民主力量，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新时期，红军的政治工作，有重新检讨和加以转变的必要。1936年3月26日，谭政撰写了《关于红军中新的政治工作的意见》一文，上报党中央。文章指出：鉴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改变，使红军的政治工作在某些问题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其基本变化：第一，现在中日间的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应当适应于民族矛盾。第二，从比较单纯的社会活动，转变到复杂的社会活动。第三，红军在政治工作中，要利用许多旧的形式，要充实新的内容。宣传和贯彻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精神，加紧对部队进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的教育。这是红军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

谭政在文章中写到：贯彻统一战线政治路线宣传教育的原则是：第一，着重于党的策略的解释，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殖民地民族问题的教育，以保持红军的阶级本质和应有的特色。第二，利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历史传统、历史人物和英雄事迹、经验教训，作为政治课内的引证，发扬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第三，注意国际问题的教育。解释侵略阵线与和平阵线，法西斯主义与社会主义，联系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国际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法西斯主义运动，等等。第四，适当采用和选择三民主义中革命的部分内容进行教育，并且着重于干部和党员的教育，把干部和党员从政治上、理论水平上提高一步，坚决反对在复杂环境中思想上的堕落蜕化的倾向。

谭政进一步强调指出：不管红军在新的形势下怎样改变组织形式，必须保证党在组织上思想上的绝对领导。一切破坏或分裂党的组织和领导的意图，均必须受到无情的打击。同时，加强红军的管理教育，严格纪律，绝不能因为形势的变化，使管理教育松懈和破坏纪律。

谭政还就政治工作与军事技术战术的关系提出新的见解。他指出：基于今后作战任务和作战对象的改变，政治工作仍然要保证提高部队的军事技术和战术素养，使红军走上近代军队的地位。发扬红军固有的特长——迅速、秘密、灵活机动、善于速决，还要善于持久战，善于攻击，善于防御，善于山地战，善于平原作战和村落战、巷战，以及河川战斗等。在军事训练中，应着重于干部战术素养的提高和指挥艺术的发挥，并精于指导战争规律的研究。

随着新时期政治工作任务的转变，谭政在文章的最后，对政治工作领导干部和政治机关的作风，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他指出：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加强，不仅要求他们能够完成指定的任务，而且要培养他们具有单独判断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还要有敢于负责解决问题的毅力。整个政治机关的工作，必须要求真正地建立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使工作有计划地、系统地从组织上来推动，能够指挥如意地去领导部队的工作。随着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的发展和军队所担负任务的改变，要求政治工作有高度的集中与严格的政治纪律，反对各自为政的游击主义习气，保持红军政治工作优良的作风，求得创立政治工作统一的意志，整齐的步调，协同一致地为着工作的目标去努力奋斗。

谭政《关于红军中新的政治工作的意见》，党中央加按语转发。按语指出：除政治委员制度需要慎重考虑。我们希望红军中政治工作同志，对于目前新阶段上的政治工作多多提出自己的意见……谭政的这篇文章，对我军政治工作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变，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六)

1936年5月，谭政离开部队入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第一期受训。同年10月毕业调任红军后方政治部任组织部长。1937年6月，升任后方政治部主任。10月，成立总指挥部，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同时兼任八路军后方政治部主任。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历史时期。谭政对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坚持敌后抗战游击战争的政治工作建设，做出重大贡献。1937年11月12日，总政治部兼主任毛泽东、副主任谭政下达的一项命令中，指出： “……目前抗战已走上新的阶段，为保证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巩固党在红军中的影响，争取抗战的胜利，特决定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并将政训处改为政治处(部)，恢复原来名义。”

国共两党经过一段时间的谈判，达成一项协议——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又命令将留在南方各省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在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抗战坚持武装斗争和创建、发展、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最艰苦的历史阶段，谭政撰写了不少关于军队政治工作方面的论文，其中有：《敌人在华北的现行政策》、《华北已进入艰苦斗争的阶段》、《论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论敌军工作的目的与方针》、《敌军工作的当前任务》、《关干八路军的干部问题》、《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政策》、《论八路军政治工作的传统与作风》，等等。所有这些论著，有力地指导了八路军新四军政治工作的开展，丰富和发展了我军的政治工作。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占领华北，华北军民敌后抗战坚持了一年半之后，谭政正确地分析研究了敌人的对华政策和华北抗日游击战争为什么能顽强地坚持下来的原因。他指出：除了军事上以游击战给敌人以应有的打击，我们有一套对付敌人的政治上的策略。第一，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敌后军民进一步与政府军队合作，尤其是八路军与政府军之间，密切地配合作战，互相援助，互相牵制敌人，保证战略上有统一的行动，不为敌人各个击破。第二，根据敌人政策的变化，我们政治上的基本方针，不能只是消极的招架，而应该是积极的主动的攻击敌人。只有从主动积极的地位出发，才能迫使敌人从进攻变为防守，从防守降至退却。第三，采取正确的政策，分化敌人所依靠的汉奸力量，缩小伪政权组织的统治能力，使之不能起到统治民众的作用。这些就是八路军华北敌后抗战能够坚持下来的主要原因。

在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抗战坚持了三年的时候，谭政撰写的《论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一文，对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战争的政治工作作了初步的总结。首先，对军队性质加以肯定。八路军、新四军是抗日的人民的武装，是中国革命军队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前进的部分。为着巩固内部、团结人民，积极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把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起见，八路军、新四军的政治工作，应有其独立性。而这个独立性是从无产阶级立场与中国共产党现时的策略任务出发的。

谭政还就抗日战争这一民族解放战争的特点，总结了八路军、新四军三年来政治工作的经验。他指出：由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除一般的抗战任务之外，还有着自己特殊的任务，这个任务就是最积极地站在国防的最前线，使自己成为抗战的模范。抗战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战争是以全民族的战争规模而出现的。因此，八路军、新四军的政治工作，首先根据抗日和统一战线政策出发，团结各抗日阶层、党派、友军及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对敌，反对互相诋毁、倾轧和中途妥协投降。八路军、新四军的宣传教育工作，要依据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党的现时策略，把阶级教育与民族教育统一起来。而统一战线的策略教育，又是阶级教育的重要部分。

在抗日战争时期，谭政对我军的政治工作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他正确地贯彻执行了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政策。他认为，在干部政策上，党对八路军、新四军干部的方针，一贯是明确的。第一，不存私见。无论提拔干部和使用干部，都是从党的原则出发，不是从私人路线出发的。第二，党员干部与非党员干部应一视同仁，党与非党干部之间只有不同的要求和不同的义务。第三，既不姑息干部也不糟塌干部，在干部中高度发展自我批评，依靠自我批评去团结干部、锻炼干部和提高干部。第四，奖励前进，反对后退，拿前进的标准作鉴定和依赖干部的主要尺度。八路军、新四军正是依靠这样的干部政策，团结了干部，培养了成千成万忠实于中国人民事业的好干部。后来，谭政又撰写了《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政策》一文，针对干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再次强调：无论对待干部、团结干部、培养干部和提拔干部，一律不允许有任何私人路线与狭隘的宗派思想。

在谈到对于知识分子干部的政策时，谭政指出：革命的知识分子是八路军、新四军干部中新的血液，应当大量吸收，适时提拔，切实教育和不断考验，使之成为大众化的知识干部。仇视知识分子，忌刻知识分子是错误的。

谭政还论述了党对农民出身干部的政策。他指出：由于八路军、新四军长期处于农村环境，过去如此，现在如此，一定时期的将来也不会改变这种情况。所以，农民是八路军、新四军的主要成分，同时也是干部的主要源泉。但农民有其两面性——革命的方面和保守的方面。因此，对于农民出身的干部的政策，应当是发挥其革命性，培养教育应侧重在提高其文化，克服其保守性，大胆提拔重用。

谭政还就八路军政治工作的传统与作风问题写了文章和起草过专门的指示。谭政说：应当指出，由于战争环境的原因，政治工作必须是朝气蓬勃、雷厉风行的，工作中要有求实精神，求质量，而不去求那些表面形式。1939年9月30日，谭政代军委总政治部起草的《训令》中指出：目前在军队政治工作的传统与作风中，有其阴暗面和坏的作风，时常追求工作的表面和数目字上，而对工作的内容与质量则缺乏注意; 遇事求简单，求单纯，而把本来复杂问题的解决简单化;各种工作惯于采取同样的公式，而不善于对不同的对象和不同的环境，采取不同的方针和方法; 干部惯于集中工作，而不善于分散时的领导; 善于鼓动工作，善于突击的方法，而不善于仔细的、经常的工作。因此，使我们的政治工作，在某些地方形成停滞、狭隘、呆板和保守的状态。这些都是政治工作进步的障碍。为此，要求所有政治工作人员，时刻谨守自己的岗位，每逢困难的时候和危险场所，应该显示出自己坚定的节操与刚毅气概，为部队作出表率。

1937年，谭政和四川籍的红军女战士王长德结婚。

(七)

1942年冬，谭政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44年4月，谭政受中共中央委托，在毛泽东以及周恩来、刘少奇等主持和指导下，起草并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总结了红军和八路军、新四军政治工作的经验，结合抗日战争时期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论述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性质、地位和基本方针、原则，并提出了改革政治工作组织形式和工作制度的意见，阐明了对待政治工作传统应持的正确态度。

谭政的《报告》，是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我军政治工作又一重要历史文献。1944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总政治部《关于学习和散发谭政〈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的通知》指出： “谭政同志1944年4月11日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是八路军、新四军政治工作问题的全面总结，其中关于发扬成绩、纠正缺点部分，及组织形式工作制度部分，都是八路军、新四军全体适用的;关于边区经验部分，亦值得全军重视。八路军、新四军连级以上一切政治工作、军事工作、后勤工作干部，应一律将此件作为整风文件与固定教材加以研究讨论，并须联系实际，改造自己的思想与工作。对于文化程度低的干部与全军战士，则应根据这一文件精神与各部队中存在的具体问题，编为通俗教材，进行普遍的教育与检讨。” 《通知》还强调指出： “这一文件，不但特殊地解决了军队政治工作问题，而且也一般地解决了我党历史经验、领导方法与工作作风上的许多问题。为了指导和协助各地军队工作，全党干部亦应研读这个文件。”

为使这个《报告》精神在全军得以深入地贯彻，同年10月1日，总政治部再次发出《对研究谭政同志政工报告的意见》的指示，指出：“谭政同志关于军队政治工作报告，给了各地总结与改造自己的工作以很大帮助。全军各部队应根据这个报告的精神，在检查与改进自己的工作过程中，曾经发现哪些问题，有些什么经验教训，盼多作些调查研究，并将典型向总政治部作出详细报告。”后来，总政治部又将各部队执行结果，从政治工作领域的十多个方面进行了总结，并且编印《连队工作》、《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实行群众路线》、《领导方法与领导作风》等专辑，向全军推广。这就使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的思想建设和政治工作，在结束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1945年，谭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出席了4月23日至6月11日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八)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蒋介石加紧了发动内战的准备。9月19日，中共中央针对国民党蒋介石依靠美国的支援进行大规模内战的企图，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1946年1月谭政奉调东北工作，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后任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

创建和发展东北根据地的斗争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到1946年底，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武装力量发展到27万人，为加强部队中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谭政于同年10月22日，主持召开了东北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谭政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东北的斗争已经一年。一年中，各军区发展建立武装有很大成绩。现在，除调入东北的主力外，有三分之二的地方部队，是我们进入东北以后建立起来的。这些新组建起来的地方部队，比起主力部队来，党的领导，政治的、思想的、组织的基础还弱，骨干也少，实际上，我们党对这些部队还不能掌握得住，党的许多政策，还不能通过这些部队来贯彻。这就需要我们加强政治工作，注意发展党员，重视干部的教育与培养，加强部队军事训练，提高军政素质和部队的战斗力。”

1947年，东北野战军先后举行了三次大的战役，这三次战役共攻占城市75座，歼灭敌军30余万。在这三次攻势作战中，政治工作发挥了巨大的威力，从而保证了作战任务的完成。首先，战前谭政与罗荣桓合作，着力抓了部队阶级诉苦教育，立功运动，战评活动(评战术指挥、评技术、评勇敢、评伤亡等)和建立党委制等工作。指战员以新华社评论《蒋介石政府已处于全民的包围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等为学习文件，提高了思想认识。同时，结合诉苦运动，学习《中国土地法大纲》，进一步提高了阶级觉悟和政策纪律观念。冬季攻势后，东北我军展开了以普遍提高部队政治觉悟为目的的政治整训和轰轰烈烈的大练兵运动。

政治整训，仍然以诉苦教育提高阶级觉悟为主要内容。东北我军中的诉苦运动，早在1946年就出现过，当时，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曾向各级政治机关发出并推广驻北满海伦警备二旅开展坦白运动与诉苦运动的经验，《自卫报》还发表了《从诉苦运动谈到部队政治教育的改革》的社论。在这次政治整训中，谭政总结了辽东军区三纵队以诉苦为主要方式的阶级教育的经验。谭政把这一经验向罗荣桓做了详细汇报，罗荣桓指示： “这在部队政治教育上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创造，解决了当前部队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和方法问题，是部队政治教育的方向。”

根据罗荣桓的指示，谭政主持起草以政治部名义发出了关于在部队政治教育中普遍开展诉苦运动的训令。《东北日报》上同时发表了《部队教育的方向》的社论。经过普遍推广和引导，诉苦运动在东北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很快地开展起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亲自修改批转了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进行诉苦运动的经验，从而推动了全军各部队先后开展起来的新式整军运动。

1948年1月30日，中央军委指示全军，利用作战间隙，开展一次以“三查三整” (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 为内容的整党。

1948年6月4日，经党中央批准，调整了东北局，谭政仍为东北局委员;成立军委会东北分会，谭政为军委会东北分会委员。8月14日，又经中央军委批准，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正式分开，林彪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罗荣桓任东北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谭政仍任政治部主任。这时，在东北战场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经过两年的英勇作战，已经处于全面优势。东北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达到105万人，其中野战军12个纵队、一个炮兵纵队和独立师共有70余万人。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战略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适时决定实施辽沈战役计划。同时，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谭政主持召开了东北人民解放军各纵队、师的政治委员或主任参加的政治工作会议。会上，谭政作了关于开展“五整一查” (整思想、整作风、整关系、整纪律、整编制，查成分) 的整军整党运动的报告。要求通过这次运动，着重解决部队成分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

东北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结束后，经过充分准备，各部队从3月中旬开始，以40天左右的时间，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经过新式整军运动，东北人民解放军各部队，政治觉悟得到极大提高，战斗情绪空前高涨，为以后辽沈战役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为了加强作战行动前的政治动员，谭政主持起草、经罗荣桓审定，以林 (彪) 、罗 (荣桓) 、刘 (亚楼) 、谭 (政) 名义，于8月29日发出了《辽沈战役行动前政治动员指示》。《动员指示》号召全军指战员从思想上动员起来。发挥高度的英勇精神，不怕疲劳，不怕伤亡，不怕小的挫折和忍受异常困难的精神，争取全歼东北敌军，解放全东北。

东北人民解放军发起辽沈战役后，谭政和他领导的东北野战军政治部，深入前线各部队，大力开展战时政治工作，及时提出，各部队要主动团结友军，不争功，不争胜利品，相互配合，密切协同作战。对担负攻坚任务的部队，他们又响亮地提出“立战功、当英雄、孤胆歼敌、多抓俘虏”的口号，并对部队普遍进行了孤胆作战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从而保证了整个战役顺利进行，取得了歼敌47.2万余人、解放全东北的伟大胜利。

(九)

辽沈战役后，东北野战军主力本需休整一段时间，方能投入新的作战。但中央军委1948年11月18日电令东北野战军：“你们立即令各纵以一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21日或22日全军至少八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

当时，谭政正在沈阳主持召开有各纵队政治委员或政治部主任参加的政治工作会议，讨论部队休整问题和入关作战各项准备工作。突然接到18日中央军委提早入关作战命令后，随之把正在召开的政治工作会议内容，转为入关举行平津战役的紧急动员大会。罗荣桓作了指示后，谭政讲话说：来不及发书面指示了，各纵队首长返部后，立即进行入关参加平津战役的紧急动员。告诉大家，我们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刚刚胜利结束，即行入关参加平津战役，和华北野战军一起，共同战斗，担负最后解放全华北的战略任务，是非常光荣的。部队的行动口号是： “打到关里去，解放全华北，解放全中国!”“到北平、天津过新年! ”鉴于东北野战军即将同华北各野战兵团并肩作战，谭政要求东北野战军全体指战员在平津战役中，要虚心向友军学习，自觉地照顾友邻兵团。

1948年11月22日，东北野战军十一个纵队 (不包括先行入关的先遣兵团) 及特种兵全部，共80万人，放弃辽沈战役后的休整，以疾风骤雨之势，先后分路由喜峰口、冷口等处越过长城，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大进军。部队向关内大进军中，野战军政治部工作组随部队行动。谭政及时指示各部队，利用一切空隙，开展政治动员，反复进行入关作战、解放华北、解放全中国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教育，提高部队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积极性，极其有力地保证了进军任务的完成。

12月中旬，东北野战军主力部队，先后抵达平津地区，完成了对平津地区敌人的分割和战略包围。东北野战军指挥机关先期于12月7日抵达蓟县，谭政主持连夜起草《目前作战的政工动员》指示，经罗政委审定，以林、罗、刘、谭名义于12月11日下发部队。

《指示》要求各部队到达集结位置后，即进行作战动员，把当前形势告诉指战员，鼓舞士气，振奋全军，号召指战员不骄不傲，为消灭华北全部敌人而战;要求全军各部队“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成为团结人民、团结友军、遵守纪律、执行政策的模范”。

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各野战兵团对天津、塘沽之敌形成合围之后，谭政又起草了《关于平津作战政治鼓动的指示》，于12月12日，以林、罗、谭名义发各纵 (转师) 及兵团政治部。《指示》要求“各级政治机关需以全力到下面去鼓动作战。”“为了鼓励士气，克服逃亡，在动员问题上，应广为利用冀东群众对我军的热情慰问与鼓动，鼓动全体指战员，准备全歼华北敌人，攻下北平、天津、塘沽，为解放全华北而战; 部队亦可派出代表讲话，表示决心，决不辜负群众的热望，等等。”《指示》说：“此项办法，在沿途行军中，已屡次见效，望各部注意采用。”

东北野战军疾速入关作战，对平津、塘沽之敌形成分割包围之后，中央军委曾决定，由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统一指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第二、第三兵团及华北军区第七纵队和作战地域的地方部队。1949年1月10日，党中央决定：“为着统一夺取平津，并于尔后一个时期内 (大约有三个月) 管理平、津、唐及其附近区域一切工作起见，中央决定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同志组成总前委，以林彪为书记”。平津战役前期、中期，林、罗、聂为代表与傅作义派出的代表谈判，而部队的攻打天津的作战指挥，主要由刘亚楼负责，谭政掌管部队的政治工作。

天津是敌人现代化设防的大城市，又是华北的商埠。在攻打天津前进行攻坚战的各项准备时，谭政积极指导参战部队作好政治动员工作。他号召部队“打响进关第一炮”，争创打好仗、团结好、政策纪律好的“三好”战斗连队。他还深入参战部队，调查了解指战员的思想和情绪，针对现实问题，面对面指导，就地帮助解决。他在参战部队提倡大力发扬军事民主，把政治工作做到各项战备工作中去，大大提高了全体指战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攻城战斗开始之前，谭政还抓紧对部队深入地进行了城市政策、纪律的教育，宣布了“约法八章”，提出争取“军政双胜”、“秋毫无犯、原封不动”的口号。这些行动口号和措施，保证了攻打天津的部队模范地执行了城市政策和纪律。

攻克天津之后，谭政担任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他随攻城部队入城，检查了部队在天津执行城市政策纪律的情况，并于1月19日，向中央军委写了《关于攻津部队作战勇敢纪律良好及战后情况》的报告。

天津解放之后，北平20万守军陷于绝境，经过人民解放军的努力争取，傅作义将军率所部接受改编。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傅作义在北平的15万军队撤出城外。在改编傅作义部队的过程中，谭政做了大量工作。他坚决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方针、政策，努力完成了改编这支国民党军队的艰巨任务。

(十)

1949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统一序列，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谭政任第四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后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常委，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副政治委员。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主力，遵照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准备向国民党控制的华中华南地区进军。从1949年2月10日起，在平津地区以战备姿态转入以政治为主的整训运动，对部队进行将革命进行到底，打到江南去，解放全中国的教育。3月27日至4月5日，第四野战军在北平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进行贯彻《反无组织无纪律》的教育。部署了进军华中华南和接管城市、开辟新区中的方针政策等。通过一系列政治教育，为部队大进军和完成各项任务奠定了基础。

4月11日起，第四野战军主力近80万人，陆续由平津地区出发，向华中华南进军。这时，第四野战军政治委员罗荣桓因病未随军南下，部队的政治工作全盘落到了谭政的肩上。进军途中，各部队开展了以团结互助、爱兵尊干为中心的政治工作活动，要求部队做到打仗好、走路好、团结好、纪律好。在“打到江南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鼓舞下，部队情绪高涨，斗志昂扬，很快突破长江防线，5月17日占领武汉，10月14日解放广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949年12月，谭政出任中南军区暨第四野战军第三政治委员兼干部管理部部长、中南局第一副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华南分局第三书记、华南军区政治委员等职。

此时，国民党军白崇禧残部，勾结云、贵、川、黔残匪，依托山脉连亘、河流纵横等复杂地势条件，在中南地区继续与人民为敌。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部队立即投入剿灭国民党军残部、大股土匪和实施民主改革的艰苦斗争。谭政针对广西少数民族头人与国民党残余武装相勾结的实际情况，及时指导部队坚决贯彻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并举的方针。要求部队严格执行新区政策和群众纪律，以争取民心，最大限度地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由于政策得当而又及时，中南地区胜利完成了肃清国民党军残部、土匪和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的历史任务。

全国解放后，部队大规模的、频繁的作战情况已经改变，在随之而来的战后和平环境中，部队的斗志有些涣散。谭政发现这一情况后，及时抓了部队各级党委的思想建设和连队党支部的整理。1953年6月1日，谭政在中南军区召开的支部工作会议上，就“关于整理党的支部工作问题”作了总结报告。他指出：“支部工作需要整理，不整理即不能增强基层堡垒作用。” “加强支部工作，是为部队正规化建设所需要。” “办法是：在上级机关派人帮助和指导下，实行逐个的、分期的和实现一定要求的整理。”

谭政总结报告的中心，就是强调增强党内的团结和党群的团结。谭政说：因为这是支部工作中的两个重要环子，抓住了这两个环子，解决了问题，支部工作就能提高，支部成为战斗力量的堡垒、团结的核心和在执行任务中的保证者的作用，就能发挥出来。

1953年，部队转入正规化、现代化的建设。谭政认为，这是我军建设的又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时期。由于长期以来处于战争环境，人民解放军的干部普遍没有进行过系统地教育训练，部队的文化程度很低，文盲很多。在这样的基础上要实现我军的正规化和现代化，是很难做到的。1953年春，谭政组织力量在中南军区部队摸底，搞试点。经过不到一年时间的努力，取得成效。遂向军委、总政治部提出在全军普及文化教育的建议。

(十一)

1954年10月，谭政调到北京，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国防部副部长。

1955年9月，谭政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这期间，谭政领导和指导了军队系统的政治运动。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他严格掌握政策，没有发生大的偏差。在部队肃反运动中，谭政始终遵循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保护、挽救了一大批干部。谭政坚决认为，我们无论进行什么工作，都要从革命利益出发，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某省军区政治部向他汇报该部下属有一政工科长，1947年伪造了一份入党志愿书和一封党员介绍信，借分配到一个新工作单位之机，“混进”了党的组织，并且说这个人的问题已全部调查核实完毕，本人也如实作了交待。现在，他们准备将此人定为混进党里来的政治骗子，作清除出党处理。

谭政问： “他入伍后表现如何?”

“一贯表现较好，作风正派，能联系群众，工作上有一定成绩。”

谭政又问： “根据他的一贯表现，你看他是否具备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

“可以说基本具备。”

问明情况后，谭政表示：我看这个同志既不能定为混入党内的政治骗子，也不能清除出党。他当时采取那种手段混到党里来，做法上当然是错误的。但事实证明，他到党里来不是别有用心的，想干坏事，和政治骗子完全不同。如果1947年他不那样做，根据他在部队工作八九年的表现，也可能早就入党了。我看还是为他补办一个入党手续，帮助他成为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他会继续为党努力工作……谭政的指示，挽救了一名干部，也反映了谭政同志的思想政策水平。

1956年，谭政出席了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举行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谭政就《建军新阶段中政治工作的若干问题》作了发言。他说：现在的新阶段，我军建军史上的这样一个大转变，是我们多年来奋斗的结果。但是，部队工作的转变中发生了几个偏向。这些偏向大略表现为：忽视官兵一致、上下一致的传统;忽视思想工作，不走群众路线; 在学校教育与部队训练中，存在着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 军队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同地方党政的关系，较前疏远。针对存在的这些问题，谭政提出了新的历史阶段军队政治工作的任务和方法。

谭政在中共八大的发言，被中央军委作为建军的重要文件印发全军。

在中共八大会上，谭政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八届一中全会上，谭政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同年12月，谭政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主持全军的政治工作。1959年9月任中央军委常委。这期间，他还担任中共中央监委副书记，第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谭政主持总政治部工作期间，着重抓了部队文化教育和理论学习。他提出通过离职和在职等形式，普及文化教育，使军队中所有工农出身干部的文化程度，达到高中以上，一部分达到大专以上的水平。在他的主持下，全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学习文化的新高潮。对领导干部，他要求不仅要学文化，还要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在若干年内，读完12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并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学习毛泽东有关著作。他以身作则，除了抓紧时间阅读马列著作，还和一部分军队高级干部在南京举办的读书班一起学习毛泽东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读书笔记。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重要讲话。谭政学习这篇讲话后，带领干部到福建沿海部队进行考察。4月间，他执笔写成了《关于当前部队官兵矛盾和军民矛盾的考察报告》，并提出了正确处理官兵关系的十二条措施和处理军民关系的八条办法，受到中央和军委的好评。

谭政在总政治部工作的十年多的时间里，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具体领导军队逐步实施义务兵役制、军衔制和军官薪金制，后来又给战争时期有功人员颁发勋章、奖章。实行“四项制度” ，是我军历史上一次重大改革，谭政为组织实施，作了大量工作，付出了巨大心血。

谭政始终保持着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传统和作风。他在领导全军政治工作期间，尽管身兼多职，工作繁忙，但每年他都抽出几个月的时间深入部队，调查研究，发现问题，就地解决。为了把政治工作渗透到军事训练中去，保证部队训练任务的完成，除了训练时间给以充分保证，谭政要求总政治部工作人员首先自己参加军事训练，到部队去摸爬滚打，直接感受，变为内行。他也亲自深入东南沿海部队，检查部队军事训练中的政治工作。1956年12月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他曾就部队军事训练中的群众路线问题，作了重要讲话。总政宣传部根据他的讲话精神撰写了《关于在军事训练中执行群众路线的初步总结》，论述了在训练中实行群众路线，可以调动广大官兵的积极性，取得成绩大，创造多，难点较易克服，教学方法也能得到改进等好处。并指出，发扬军事民主，改善官兵关系，乃是在训练中实行群众路线的先决条件。在军委召开的扩大会议上，谭政宣读了这个总结。彭德怀看了这个总结，认为很好，建议刊登在《八一杂志》和《解放军报》上。后又印成小册子下发部队，对推动军事训练和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起了很好的作用。

1958年，谭政对于部队正在开展的军事训练，提出 “一专多能，一兵多用”的口号。1959年，他领导制定了《院校教育方针》和《海岛工作纲要》。他还主持制定了《干部理论学习计划》，要求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干部系统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党史等课程。他亲自组织编写了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大纲。后又主持制定《关于在职干部普及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指示》，在全军迅速掀起了进一步学习包括高等数学、大学物理化学在内的文化科学知识的热潮。

谭政具有共产党人的高尚品德。他坚持党性原则，坚持真理，有话敢于直言，从不谄媚奉承。1960年春，他竟将一篇以“天才”、“统帅”、“跟着林总走”等词句吹捧个人的《东北战场上的林彪同志》的文章“枪毙”，未能刊登出来。他严以律己，宽厚待人。工作上兢兢业业，生活艰苦朴素，从不利用职权搞特殊。他任职总政治部主任、副主任十年多，没有用公款请过一次客。他原来的住房设施简陋，常年失修，但他从没有提出过修理或更新。

(十二)

1959年庐山会议和其后的军委扩大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黄克诚等，并且免去了彭德怀的国防部长和黄克诚的总参谋长职务。1960年1月，军委又在广州召开高干会议，继续揭发批判彭、黄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谭政的发言只是汇报部队文化教育和整风情况，没有违心地去批彭、黄，这就遭到了林彪的忌恨。林彪扬言，谭政是彭、黄反党集团的漏网分子。

彭、黄下台后，9月，组成新的军委，林彪出任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林彪一上台，便急于掌握总政治部这块党中央直接领导的全军政治工作的思想阵地。本来，林彪与谭政共事多年，但谭政与罗荣桓关系密切，而林彪在解放战争时期与罗荣桓在军队思想建设方面有一些分歧意见。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准备让林彪接替彭德怀任国防部长征求罗荣桓的意见，罗荣桓直言敢谏，认为国防部长外事任务较重，林彪身体不好，似不宜担任这一职务，他建议由贺龙任国防部长为宜。林彪又耿耿于怀。林彪把罗、谭联在一起，对谭政主管总政治部很不放心。

谭政对于林彪大搞反彭、黄、反右倾，大讲政治统帅，提倡个人崇拜，片面强调学习毛泽东著作走捷径等等“左”的一套，是有保留、有抵制的。而林彪却把谭政这种求实作风看成是他在军内推行他那一套“左”的货色的障碍。于是，林彪迫不及待又在1961年9月，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专门讨论政治工作问题”。林彪鼓吹什么： “正确和不正确的东西总这样，你不攻它，它就攻你，你不打它，它就打你，你不造它的反，它就造你的反。”这实际上就是针对谭政的。9月12日下午的军委常委扩大会上，林彪突然抛出了他事先准备好的“四个第一”，先行作了所谓“政治工作领域中四个关系问题”的报告，大讲“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片面夸大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指责谭政主持的总政治部不传达军委指示，而去搞那些系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教育和科学文化学习。还指责谭政主持制定的部队文化教育十年规划，即十年大计，400个小时高等教育计划和干部政治理论教育提纲“脱离实际”，不强调读毛主席的书，活学活用。给谭政扣上“方向偏”的帽子。这样一来，林彪就为扩大会议定下基调，成为批谭纠偏的会议。

会议一开始，谭政就受到围攻，大会批，小会斗，“连续作战”，揭发批判谭政的“错误”。林彪指示： “谭政要对所犯错误作出检讨! ”

谭政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他说，要我检讨什么呢?工作上的不同意见，就说是反对新军委领导，反对毛泽东思想，是反党、反毛主席，我想不通。说我主持总政治部工作期间，政治上一贯右倾，历次政治运动常常拒不执行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这些意见，我回想了一下，都不符合事实嘛!谭政解释说： “事实上，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重大决策，件件都是经过毛主席审定批准的。罗荣桓、陈毅同志主持、我参加制定的全军政治工作条例，关于部队干部政治理论教育大纲，还有文化教育十年规划，以及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其他几个方面的工作，都报告过毛主席，有的毛主席还作了批示，这些，怎么倒都成了反对毛主席的东西?还有，说我在军队正规化、现代化的建设中坚决执行了彭德怀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在人和技术的关系上只强调技术作用，不讲人的因素第一。所提意见，都是片面的。我怎么能照着人云亦云去作检讨?”

会议当中，有人批评说：你谭政1944年在西北局高干会上所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是经过毛主席的几次修改形成的，应该算作毛主席的著作，用你谭政的名义发表，捞取了政治资本。这个“尖锐”的批评，谭政更是难以接受的，他当场反驳说： “不错，这个报告是由我起草、毛主席改过的，但在大会上由我宣读，以后用我的名义发表，是中央讨论决定的，不是我个人所能随心所欲呀! ”

1961年10月20日，在林彪主持下，不顾谭政的申辩和解释，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一项《关于谭政同志错误的决议》后闭幕。

军委扩大会议后，总政治部召开以“整风”为主要内容的党委扩大会议。实际上是发动群众会内会外对谭政的“错误”进行深入地揭发批判，同时对所谓谭政“反党宗派集团”成员提出处分意见。总政治部党委《整风工作报告》写道：

“谭政同志反党、反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 ，“他自己不打毛泽东思想旗帜，也不准别人打毛泽东思想旗帜”，“他反对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在军队建设中，坚决执行了彭德怀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并在反彭、黄后抗拒新军委和林彪同志的领导”，而“抵制新军委和林彪同志，实质上就是抵制党中央和毛主席。”

总政治部党委的《整风工作报告》中还写道：谭政“为了执行彭、黄路线”，“与总政组织部长刘其人、宣传部长姜思毅、秘书长白文华、解放军报社总编辑欧阳文一起，进行反党活动”，“结成反党宗派集团，把持总政领导。”

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了总政党委的《整风工作报告》。谭政被撤销了总政治部主任，降职为副主任。刘其人、姜思毅由部长降职为副部长，白文华、欧阳文调离总政治部。以后，又经中共中央、毛主席批准，撤销了谭政军委常委、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又撤销了谭政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接着，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撤销谭政国防部副部长职务。军队改革薪金制度的时候，又给谭政行政降两级的处分。

(十三)

总政治部领导改组以后，罗荣桓复出任总政治部主任。被降职为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谭政，分工总参、总政直属单位政治工作和总后的政治工作，还分管公安部队和民兵政治工作。但是，谭政对他的问题的处理，思想不通，去找罗主任申述意见。罗荣桓认为谭政不存在反对毛主席的问题。但中央已经作出决定，他只能劝慰谭政服从中央的决定，建议他下去搞调查研究。

谭政尊重罗的建议，先后在总参、总政、总后系统和公安部队所属单位以及边疆哨所蹲点、考察，调查研究，每次调查完毕，他都要写出书面报告，向中央军委和总政党委汇报。1964年，谭政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来到九江总后的一个军工厂蹲点，他化名唐一夫，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掌握第一手材料，帮助整顿工厂约半年时间，向毛泽东写了蹲点调查的专题报告。谭政从九江蹲点回北京不久，接到中央的通知，决定谭政到福建担任副省长。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反党集团的邱会作等人唆使福州军区卫生学校“革字派”学生20多人，窜入谭政住处抓走谭政，又押送北京交给林彪反党集团监禁起来。随之，在全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及各院校，把彭德怀、黄克诚、谭政等著名将帅一个个押上批判斗争大会，轮番批斗，坐“喷气式”，拳打脚踢，开口侮骂。谭政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连同随谭政深入基层工作过的工作人员，包括谭政的秘书，统统在被关押审查之列。不久，谭政被关进监牢，一关就是八年多，他的身心受到极其凶残的伤害。

1975年春节，谭政才被放出监牢，住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长时间生活上没人过问。8月，在邓小平、叶剑英的关怀下，报毛泽东同意，出任中央军委顾问。1980年，中共中央对他受到的政治诬陷给予平反。

谭政重新工作后，不顾因受尽折磨而衰弱的身体，深入边防海岛，看望广大指战员，体察部队生活。

1978年，谭政被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制委员会副主任。1988年7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谭政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为人民的革命事业和人民军队的建设，积劳成疾，尤其受林彪诬陷，文革中又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病魔缠身，有口不能言语，几年卧床不起，终于于1988年11月6日凌晨2时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终年82岁。

①谭政在留守兵团机关干部会上的讲话(194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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