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童长荣人物传,童长荣生平事迹,童长荣评价

Posted 2022-05-05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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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童长荣人物传,童长荣生平事迹,童长荣评价

童长荣，字灿华，一九○七年十一月生于安徽省枞阳县一个贫民家庭。他在安庆上学时，就积极参加并领导学生运动。一九二五年留学日本，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中共东京特别支部负责人之一，领导留日学生和爱国华侨的反帝爱国斗争。一九二八年回国后，历任中共沪中区委书记、河南省委书记、大连市委书记、东满特委书记等职，积极从事白区斗争和领导抗日游击战争。一九三四年三月，在同日伪军作战时英勇牺牲，年仅二十七岁。

(一)

长荣出生在帝国主义者加紧侵略中国，清王朝腐败没落，面临彻底崩溃的黑暗年代。长荣一家和其他劳动人民一样，过着艰辛窘迫的生活。父名童尔甫，是当地一家药铺的店员，工薪微薄，入不敷出，难以度日，由于贫困和疾病的折磨，在长荣出世前三个月便去世了。母亲吴氏料理家务，生子女五人，长荣兄姐四人，先后夭折，只剩下母子二人，孤苦伶仃，相依为命，一家的艰苦生活，全靠母亲给人家缝补浆洗等挣点钱勉强维持。

母亲日夜操劳，把全部心血倾注到儿子身上，盼望儿子求学上进，将来有个出头的日子。长荣刚满六岁，母亲便把他送进私塾读书，不久转入枞阳县枞阳镇陶公祠小学上学。长荣深切体会到穷人家孩子读书的不易，下决心发奋苦读，因而取得优异的成绩，博得师生的赞扬。

一九二一年，长荣离开家乡到了安庆，考进了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值五四运动以后不久，许多进步书刊广泛传播，安庆知识青年思想非常活跃，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蓬勃开展。长荣受革命形势发展的影响，开阔了视野，提高了思想，同许多先进青年一道，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在参加“六·二”学潮①等学生爱国运动中，长荣不畏强暴，敢于斗争，受到各校学生的信任，被推举为安徽省 (市)学生联合会的领导成员。一九二一年春，在进步教育家蔡晓舟的主持下，安庆各校的一批先进知识青年，先后在怀宁宫和菱湖公园举行集会，决定在安庆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首批入团的有王步文、许继慎、舒传贤、童长荣等三十多人。从此，长荣在团组织的培养教育下，更加积极地投入反帝爱国的革命洪流。

一九二二年，他参加并领导了安庆市数千名青年学生反对军阀反革命统治的示威大游行。

当时，安徽封建军阀和反动政客狼狈为奸，互相勾结，省长吕调元派兵镇压安庆学生的革命行动。吕调元的野蛮行径，激起了全省教育界的公愤。在青年团和学联的组织领导下，青年学生掀起了大规模的“倒吕运动”。长荣和学联的其他领导人率领示威学生包围了省长公署，声言如果吕调元胆敢再次野蛮镇压学生运动，就纵火焚毁他的公署。其斗争气势，使吕调元大为惊恐。

一九二三年春，由于军阀政府长期拖欠教工薪俸，安庆一中和法政专科学校的教职员工，相继去省教育厅和省长公署要求发放欠薪，遭到吕调元卫队的殴辱，激起了各界人士的义愤，尤其使安庆各校学生怒不可遏。长荣等领导的安徽学联，当即发表宣言，呼吁全省学生一致声援，并组成“安庆各校教职员工索薪后援会”，提出“驱逐摧残安徽教育的吕调元”等口号，进一步掀起了反军阀斗争的高潮。吕调元在社会舆论的谴责和压力下，惟恐事态扩大。经过皖籍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等的调解和仲裁，责成吕调元惩凶道歉，立即拨发欠薪，斗争取得了胜利。

一九二三年秋，王步文、童长荣等领导的安徽省学生联合会在废督裁军运动后，进一步开展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主要是反对当时“国会”贿选直系军阀曹锟做总统。安徽的国会议员张伯衍、何雯等，在北洋军阀倪嗣冲督皖时，充当倪的忠实爪牙，他们依仗倪的势力，当了国会议员，又接受曹锟的重金贿赂，为贿选曹锟当总统卖力效劳。安徽人民对他们恨之入骨。长荣等激于义愤，决计利用安庆各校学生庆祝“双十节”结队游行的机会，捣毁他们的住宅。这天，安庆各界在黄家操场举行庆祝会。会后，各校师生六千多人整队游行，由会场出发，取道吕八街，直趋状元街“猪仔议员”①张伯衍的住宅。张家人见势不妙，即将大门紧闭。长荣等随即率领学生队伍破门而入，捣毁门窗家俱和花园陈设，并将箱笼柜橱、衣物首饰、仓内积谷等扫数抛弃街头，任凭贫民大众拾取。还将张家后堂挂的张母遗像和供奉的祖先牌位，一并抛入厕所。浩浩荡荡的学生队伍旋即赶至西门城边另一“猪仔议员”何雯的家里，予以同样捣毁。这使安徽各界人心大快，并给张、何等“猪仔议员”和当地军阀官僚以沉重打击。

事后，张伯衍、何雯向曹锟哭诉。曹锟乃下令苏浙皖巡阅使齐燮元和安徽省长军务帮办马联甲，将安徽省教育厅长江彤侯撤职，并下令通缉童长荣等三十多人。长荣等先后避居上海，在上海组织“安徽流亡学生反对贿选团”，发行《黎明周刊》，继续进行反对贿选总统和驱逐马联军、声讨吕调元的斗争。

一九二四年冬，冯玉祥回师北京推倒曹锟，段祺瑞任临时执政。在安徽人民的压力下，段祺瑞政府下令将马联甲、吕调元撤职，并取消了对童长荣等人的通缉。

一九二五年春，长荣从上海回到安庆。五月，帝国主义者在上海制造了震动全国的五卅惨案。长荣等积极组织安庆学生罢课示威，声援上海工人的反帝爱国斗争。军阀当局为了不让长荣等人在省内继续“肇事” ，遂以公费生的名义，将他们遣送日本留学。

(二)

一九二五年七月，长荣和王步文、余大化等东渡日本，考入东京帝国大学第一高等学校。他在留日期间，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认真钻研马列主义，努力提高政治理论水平。长荣在长期的反帝反军阀的斗争中，一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成为青年学生运动的先锋和领导骨干，赴日留学不久，即一九二五年下半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①。在党的领导下，他在留学生中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进行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形势的宣传教育工作，争取和团结留日学生和旅日华侨中的爱国力量，坚持开展反帝爱国斗争。

一九二五年下半年，国民党右派谢持、邹鲁、张继等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开会，分裂国民党，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当国民党内右派反对革命派的斗争日益激化的时候，设在东京西巢鸭的国民党驻日东京支部，被“西山会议”派分子汤志先、路锡祉、葛晓东等人所霸占。他们公开扬言接受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西山会议派“中央”的领导。童长荣和王步文等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国民党左派江完白、翟宗文等，在东京“神田青年会”内成立了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 的国民党左派驻日东京支部，与汤志先等国民党右派展开了尖锐的斗争。他们大力宣传我党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正确主张，揭露 “西山会议派”和“戴季陶主义”反苏反共反革命的本质，指出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是中国人民和孙中山先生的叛徒。

一九二六年春，长荣当选为中共东京特支领导人之一。这年冬天，蒋介石指令戴季陶到日本勾结日本帝国主义。中共东京特支决定通过各种形式揭露和抨击蒋介石勾结日帝的阴谋。当戴季陶在东京露面时，当场遭到留日爱国学生和旅日华侨的愤怒斥责，使其不得不匆忙地逃窜回国。这次斗争，是在王步文、童长荣等领导下进行的。长荣在这次斗争中，奔波于留日学生和爱国华侨之间，组织集会游行，带头呼喊口号，彻夜不眠地拟定宣言、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表现了共产党员那种坚强果断、敢于斗争的革命气概。因此，一些反动分子对他进行恐吓或利诱。对此，他无所畏惧、毫不动摇。也有人劝他，留学在外，机会难得，多学点真才实学要紧，少参与那些担风险的活动为妙。对这些好心人的劝说，他总是以热情诚恳的态度向他们作解释。他认为，要想救国救民，必须具有真才实学，掌握实际本领;但是，在国家民族没有获得独立自主的情况下，一个人就是有再大的才能也是无济于事的。只有中国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所学得的本领才能更好地发挥出光和热。

童长荣留学日本期间，深切怀念祖国和母亲。他在寄给母亲的信①中写道： “我无日不想回去看看乡里的沧桑”，“乡里的兵匪之乱，怕还未平静罢，……这是不能平静的呵，在社会未变革，上下颠倒以前，……这不独是中国，全世界都走到 ‘大劫’ 的关头，但也是黑暗和光明的天晓。日本近日全国捕去了千多革命者，但是劳农的反抗也就随着更加高涨起来，压不下去的。我在求学之时，听到或者看到这些事情，就常常不禁浩叹! ”长荣深深地意识到，要想拯救千千万万个母亲，必须首先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因此，追求国家与民族解放的愿望，促使他发奋图强，百折不挠。

一九二八年五月，日军枪杀我济南军民五千多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消息传到东京，留日学生和旅日华侨义愤填膺。长荣等领导爱国志士组织“中国留日各界反日出兵大同盟”，掀起声势浩大的反日斗争。他们一面向日本反动当局提出强烈抗议，一面联合日本的各种进步力量，争取国际友人的声援。同时，组织“留日学生归国团”，准备沿途进行宣传鼓动，呼吁国人团结对敌。这些斗争行动，使中国和日本反动当局十分震惊与恼怒。中国反动政府取消了长荣等人的留学公费，妄图以经济制裁手段迫使他屈服。日本反动当局则采取法西斯手段，把他逮捕关进监狱，严刑逼供。长荣坚贞不屈，保守党的机密，并鼓励狱中战友坚持斗争。日本反动当局毫无所获，只好以宣传共产主义的“罪名”，把他驱逐出境。

(三)

一九二八年秋，长荣离日回国。当时，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已经失败，蒋介石血腥的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革命形势暂时转入低潮。长荣按照党的指示，不避艰险，活动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比较森严的上海、南京、江苏、浙江、安徽、河南等地，进行恢复组织、争取群众的工作，准备迎接革命新高潮的到来。他在上海组织“反帝大同盟”，以公开的组织形式进行革命宣传活动。他横眉冷对敌人的血腥屠杀政策，坚信“劳农的反抗”是绝对“压不下去的”，对革命事业充满胜利的信心。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一些左翼文艺工作者从各地汇集上海，他们为了继续战斗，陆续组织了一些社团，并在一九三○年三月组成了左翼作家联盟。“左联”从它成立的那天开始，就同国民党反动派以及文化艺术方面的各种反动势力作了坚决的斗争。据夏衍回忆①，童长荣那时担任中共沪中区委书记，他有很好的文学修养，写过一些散文、短篇小说和诗歌，用笔名发表在太阳社的刊物上。后来他参加了“左联”的发起工作，由于他担负着党的秘密工作，所以没有列入发起人的名单。

“左联”成立不久，因为革命工作需要，他离开上海，奉党的调配，到河南工作，担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这时期，正当李立三主持党中央工作。长荣积极恢复党的组织，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提高党的战斗力，作出了一定的成绩。但因盲目地组织群众参加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不切实际地要求组织全省暴动，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在此期间，他与省委其他领导人陈原道、许兰芝等发生意见分歧。后来陈原道、许兰芝受到了党内处分。一九三一年一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掌握了党中央的领导权，陈原道得到了王明的信赖，取消了以前中央对河南问题的处理决定，撤消了对陈原道等的处分，要求河南全体同志“团结在国际路线之下进行革命工作” ，推行更“左”的冒险主义。长荣因此被调离河南。

一九三一年三月，长荣接任中共大连市委书记。

大连，当年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一个殖民地港口城市，是日寇侵略中国的一个重要据点;同时，也是我党在东北地区开展革命活动比较早、影响比较大的城市之一。长荣在大连工作期间，为了便于活动，曾化名张树华。他不惧风险，深入到工厂、机关、学校和街道，出没于群众之中，积极发展党的组织，组织赤色工会、罢工委员会、反日会、工人纠察队等革命群众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在他的领导下，中共大连市委曾发动三泰油坊和三菱油坊的工人罢工斗争，组织“五一”、“五卅”群众集会，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等革命活动，激发和鼓舞群众的革命热情，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

不久，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中共满洲省委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号召全党要站在抗日斗争的最前线，组织民众，抗日救国。满洲省委指派长荣到斗争比较尖锐、环境比较艰苦的东满地区担任东满特委书记，领导东满人民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当时，长荣身患严重肺病，为了革命事业的需要，毫不顾及个人的一切，坚决服从党的调遣，欣然奔赴东满，投入新的战斗。

东满地区，包括延吉、珲春、和龙、汪清等县 (今吉林省延边地区) ，早在一九二八年就有我党的活动，到一九三一年，党员人数发展到一千多人。东满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革命斗争风起云涌。一九三○年举行了“五卅暴动”。当年十二月，为纪念广州起义三周年和反对日本增兵东满，举行了一千五百多人参加的游行示威。一九三一年秋，东满地区各县农民，在中共东满特委领导下，开展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争取实现“四、六”或“三、七”减租法的秋收斗争。特别是延吉县，农民运动开展得最为激烈。当时敌人的《间岛日报》也不得不承认，延吉县农民参加反对剥削压迫的减租减息斗争总人数达万人以上。革命的群众运动，打击了敌人，教育了人民，群众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才能获得自身的解放。

在这种形势之下，童长荣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来到了东满，接任中共东满特委书记。

(四)

“九·一八”事变后，东满同整个东北地区一样，曾掀起民众抗日救国斗争的热潮。但是，由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祖国东北大好河山迅速沦陷，东北民众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广泛发动民众，掀起抗日救国斗争的新高潮，长荣到东满不久，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便在延吉县拥声砬子(现在安图县明月沟山区) ，召开了东满各县党团员积极分子会议，参加的有四十多人。会议进行了十天，主要讨论如何在东满地区加强党的领导，发动和组织农民运动，运用各种形式，利用各种武器，武装民众，建立抗日游击队和抗日游击根据地等问题。这次会议，使东满党团积极分子振奋了精神，坚定了信心。这次会议，为我党在东满地区创建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掀起抗日救国斗争新高潮，奠定了思想基础。

一九三二年初，中共中央出版的《红旗》报上发表了周恩来以“伍豪”笔名写的文章《用民族革命战争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提出要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当时中共中央驻满洲省委代表兼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认真贯彻这一精神，指示东北各地党组织创建在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红色抗日游击队。

为了贯彻党的指示，进一步发动群众，长荣和东满特委其他同志深入基层，在秋收斗争胜利的基础上，于一九三二年春，开展了更大规模的反春荒斗争。这次斗争在延吉县的依兰地区首先发动。依兰地区各村四千多农民在党的领导下，手持棍棒长矛，高呼革命口号，撒传单，贴标语，浩浩荡荡闯进恶霸地主大院，打开粮仓，把粮食分发给贫苦农民;捣毁日寇走狗特务机关，没收日本走狗财物，斗争恶霸地主。革命斗争的烈火，迅速燃遍东满各县。东满特委为了充分发动群众，激发群众的政治觉悟，在斗争中提出了“向地主借粮度荒”、“反对日军出兵东北”、“夺取敌人武器，开展武装斗争”等政治口号，把农民运动引向深入。经过这次斗争，人民群众进一步团结在党的周围，出现了民众自卫武装组织，为东满地区建立抗日游击队创造了有利条件。

长荣虽然身患重病，但是为革命的大好形势所鼓舞，仍经常奔走在延吉、和龙、珲春、汪清等县，一方面深入发动群众，整建地方革命组织; 一方面着手组建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队伍。这样，“赤卫队”、“别动队”、“突击队”等半军事性的民众武装组织，在革命斗争中纷纷建立。在此基础上，东满地区四县相继建立了抗日游击队和抗日游击根据地。

建立抗日游击队，单凭手里的棍棒和大刀长矛是对付不了装备着现代武器的敌人的，部队需要拥有钢枪和弹药。武器从哪里来?长荣和东满特委其他负责人深入各县，召开党团员和民众积极分子会议，贯彻拥声砬子会议精神，具体落实夺枪计划。于是，东满各县游击队在党的领导下，想尽各种办法，从敌伪手里，从恶霸地主手里夺取武器。此外，还通过募捐、购买和自己动手制作武器弹药。当时有名的“延吉炸弹”，就是当地民众自己研究制作成功的。

为了适应革命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一九三三年一月，东满特委根据满洲省委的指示，整编了延、珲、和、汪四县的抗日游击队，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东满游击队，发展壮大了抗日游击武装。

抗日游击队和游击区的建设和发展，威胁了日伪的统治。敌人为消除“心腹之患”，于一九三三年春季，向各游击区进行了“大讨伐”。游击区军民在东满特委领导下，团结各族人民，联合各抗日武装，给敌人以迎头痛击。据不完全统计，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抗日游击队同日伪战斗达六十多次。仅在汪清一地就歼敌三百多名，缴获长短枪二百五十多支。此外，在延吉、珲春、和龙等县的游击队，也都获得了反“讨伐”斗争的胜利。东满各县游击队和游击区在战斗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壮大，到一九三三年底，东满各县游击队发展到七百多人，游击区域也发展到东满四县的广大农村和山区。这时，比较巩固的游击根据地有：延吉县的湾湾沟、八道沟、老头沟、依兰沟; 汪清县的荒沟、大小汪清、大甸子、嘎呀河; 珲春县的荒沟、烟筒砬子; 和龙县的渔浪区等。游击根据地的总人口约有两万。游击区和根据地人民在东满特委领导下，成立了“反帝同盟”、“农民协会”、“互济会”等革命群众团体，并先后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后改为人民革命政府) 。游击区和根据地革命斗争形势的蓬勃发展，从人力和物力上支援了抗日游击队，东满游击队有了比较牢靠的依托。

在长荣和东满特委领导下，东满抗日游击队以抗日救国、民族解放为宗旨，军纪严明，作战英勇，获得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东满抗日游击队成了东满各抗日武装力量的核心;东满游击根据地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白山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保证党对游击队的领导，长荣和东满特委非常重视游击队中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积极发展党团员，不断壮大党的队伍。在游击队中，党团员人数占有很大比重。游击大队设有党委会，中队设有党支部，小队有党小组。这就使党的组织在游击队中能够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保证了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和各项战斗任务的胜利完成。

为了提高党团员的阶级觉悟，发挥党团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长荣经常深入到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当中，与他们亲切交谈，作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他还经常利用休息时间撰写文稿，讲解党的基本知识，宣传革命道理，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他曾针对东满党内出现的一些不良作风(如脱离群众、损害群众利益等现象) ，在中共东满特委机关刊物《两条战线》上发表评论，他指出：“‘亡命者’①这是东满特殊的名词。这是党脱离群众的明显的事实 (记号) 。‘亡命者’所到之处，不仅白白的吃着饭，说着空话，甚至用互济的名义，从群众中拿出粮食来，养活自己的家人……。在党内存在‘亡命者’，不可能团结群众。我们一定要根除‘亡命者’这种现象。每个党员投入到生产中去，参加劳动，……随时随地和群众一起生活，一起工作，置于群众之中。要熟悉群众的一切情况，熟悉群众的痛苦和情绪，要把群众团结起来，并学会领导群众……。”②他还经常在《两条战线》上发表一些有关思想建设的文章，对党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如他在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九日出版的第十五期《两条战线》上，发表了题为《中国革命性质及前途，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空想》的文章，提出： “无产阶级是以现实的革命斗争作出发点，而不是以空想作为出发点。……无产阶级当前的任务是同农民结成同盟军，首先要消灭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夺取领导权，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不必再搞第二次革命……。”这些文章，在当时都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五)

东满是我国朝鲜族人民聚居的地区，东满抗日游击队大部分指战员是朝鲜族同志。为了便于工作，长荣认真学习朝鲜族语言，尊重朝鲜族风俗习惯，同朝鲜族战友同甘共苦，并肩战斗，受到朝鲜族民众的爱戴与拥护。

据当年东北抗联老战士回忆，他经常给苏区农村夜校讲革命斗争道理，讲政治，讲军事，讲文化，提高苏区农民的政治文化水平。有时同天真活泼的少年儿童一起玩乐，给他们讲革命斗争故事，教他们识字、唱歌、跳舞，给战士们表演文娱节目等，游击队的战士们和苏区的孩子们，都很尊敬他，喜欢他。

他虽然身体不好，但还是废寝忘食地工作和战斗。每到宿营地，战友们都休息了，而他仍是忙得不可开交，或者与战友们促膝谈心，讨论安排工作，布置战斗任务;或者阅读文件，思考撰写文稿。有时他守着一盏小油灯或者一盆炭火，一坐就是大半夜，甚至彻夜不眠。有时他太疲劳了，就轻轻地走到外面，与哨兵唠几句，问寒问暖;或者抓把雪擦擦脸，回到屋内继续工作。有时他剧烈的咳嗽声惊醒了睡入梦乡的战友，见他把身披的大衣盖在体弱生病的战友身上，战友们感动地含着眼泪说： “老张(他在东满工作时化名张长荣) ，你怎么就是不顾自己的身体呀! ”①

据当年与长荣并肩战斗的一位革命老战士回忆，长荣经常讲：共产党人要时刻想着百姓，想着工人、农民、士兵、学生，想他们住的穿的，连他们娶妻生子、吃盐烧柴的事，也要想到，然后才能想到我们自己。他还经常讲：对于我们共产党员来说，不死，革命工作就不算完;死了之后，也要给后代留下一条往前走的路①。

身患重病的长荣，为了党的事业，战斗在风雪严寒的东满山区，呕心沥血，艰苦奋斗，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

据东北抗联一位领导人李延禄回忆②，凡是同长荣熟悉的人，都说他是一位很好的同志。他虽是留学日本的知识分子，又是一个作家，但是没有一点架子，非常平易近人。他政策水平很高，党性很强，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他体质很弱，但能同士兵和群众同甘共苦。他对瓦解敌伪军的工作，很有一套办法。在抗联建立的初期，我们做一些对日军的宣传工作，当时写在墙上的大标语有“彻底歼灭法西斯日寇” 这样的口号，长荣同志看了，同大家商量说，应该把法西斯政府与被迫出来打仗的日本士兵区别开来。于是他亲自用日文写了许多颜色不同的纸条，上面写着： “你记得离家的时候你母亲的眼泪吗?” “你记得在车站和码头送别的时候你妻子的眼泪吗?”“你们的母亲和孩子天天在家盼望你们活着回去! ” “日本帝国主义是中日劳动人民的共同敌人! ” “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阀财阀! ”这些日文传单，由苏区少先队员、妇女抗日宣传队员和自卫队员贴在日军进出必由之路的电线杆子上、树木上，有的用石块压在路口上。长荣常说，一般的日本士兵多半是从农民、工人中征集来的，他们都是受迫害者，对他们要讲政策，光是谩骂没有用，反而会激起他们的反感。他给部队规定了一条纪律，那就是只要敌人缴枪，我们就优待。他这样作，对瓦解敌军士气起到了良好作用。

正当东满抗日游击队和游击区发展壮大的时期，年轻的长荣同志与东满特委，在斗争比较尖锐复杂的情况下，也执行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一些政策。他们忽略了“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已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的事实，提出了“反对一切地主资产阶级，没收其一切财产” 等 “左”的口号，没有重视搞好抗日游击队同其他抗日武装队伍的关系;甚至还提出了反对“反动群众”、“两面群众”等错误口号，放弃了对白区群众的争取，没有注意搞好统战工作。尤其是在肃清奸细和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给东满抗日游击队和游击根据地造成了比较严重的损失。

在这关键时刻，党中央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六日给满洲各级党组织及全体党员的信(即“一·二六”指示信) ，于一九三三年春传达到东满。“一·二六”指示信分析了满洲当时的形势，规定了党在满洲的斗争任务，提出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信中指出： “因为日本侵略军的民族压迫，及广大群众政治经济地位的日益恶化，于是不仅满洲的工人农民苦力小资产阶级(小手工业者、学生、城市贫民) 对日本侵略者抱敌视态度，因为它是他们的利益的竞争者。正因此，日本帝国主义所谓满洲国，直到现在还未能造下坚固的靠山。而且，虽然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组织十分薄弱，但满洲的游击运动，却逐渐更多带着群众的性质”①。这就指出了在满洲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可能性。指示信中提出党在满洲现阶段的总的策略方针是： “一方面尽可能造成全民族的 (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另一方面准备进一步的阶级分化及统一战线内部阶级斗争的基础，准备满洲苏维埃革命胜利的前途”①。“一·二六”指示信还强调了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

中共满洲省委根据党中央“一·二六”指示信精神，总结了经验教训。为了扭转满洲党组织的“左”的倾向，提出了满洲党目前的总口号，“不是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而是没收日本及一切卖国贼的财产，不是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是建立选举的人民政府，不是创造红军，而是由最好的游击队编成人民革命军。我们这样做，并不是在将来革命进到更高阶段时，根本取消没收地主土地，创立苏维埃和创造红军的任务，恰恰相反，我们这样做才不是脱离群众的空喊，而是真正准备将来苏维埃革命胜利的前途。”②

长荣领导东满特委认真学习领会党中央和满洲省委的指示精神，相继召开会议传达贯彻。一九三三年四月初，东满特委召开了党政军干部联席会议。这次会议首先由长荣传达党中央指示信精神，而后进行讨论。与会同志发表了不同见解，有的强调党政军成员的阶级成分，搞统一战线时注意阶级斗争，坚持发展苏维埃政权;有的主张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有时是动摇的力量，与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作斗争。最后，长荣作了总结发言，他根据党中央指示信精神，衡量、检查、总结前阶段工作，首先肯定了成绩，他指出，我们过去没有武装队伍，没有游击区，现在有了。我们粉碎了敌人的大“讨伐”，使抗日游击队和游击区得到发展。这都是正确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团结一切抗日武装，共同打击敌人的结果。当然，我们没有经验，也提出了一些脱离实际的“左”的口号，没有重视进一步团结更多的抗日力量，以加强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我们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总结经验教训，将取得更大胜利。至于会上大家争论的问题，我们暂时不作结论，将报告满洲省委和党中央，由上级党去解决。

接着，长荣和东满特委其他负责同志深入所属各县，召开党的领导干部会议，具体贯彻中央和满洲省委的指示精神，总结经验，纠正错误。后来，特委决定把苏维埃政府改称为人民革命政府，用“没收日寇走狗卖国贼的土地、财产”的政策，代替“没收一切地主资产阶级财产”的政策，改善了我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同其他抗日武装的关系。

此外，长荣还在《两条战线》上亲自撰写文章，宣传党中央和满洲省委的指示精神，阐明党的政策，总结经验教训，为扭转错误倾向进行思想教育工作。如他在《两条战线》第十四期 (一九三三年五月编印)发表的《对地主资产阶级的策略》一文中写道： “关于对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策略问题，决不是让我们同地主、资产阶级妥协; 而是要求我们……在他们不反对群众运动自由发展的条件下，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同他们在暂时的反日战线上可以联合，……共产党在反日运动中的中心任务，就在于反对地主、资产阶级欺骗性的领导，争取无产阶级独立性的领导权。这是决定反日运动胜败的钥匙。”

他还在《两条战线》第十二期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编印)撰文批判了关于反对“反动群众”、“两面群众”的错误口号，他阐明： “帝国主义者不可能收买全部工人、农民”，即使“少数被欺骗收买的群众，也不可能长期忍受苛捐杂税、高利贷及一切殖民剥削”。他概括反动阶级的思想状况是：“盼明天日本来讨伐，才能保护自己财产”。而农民想的是：“什么时候革命成功，早成功，我们才能早解放。”他指出，这是两种尖锐对立的思想面貌。给群众戴上“反动”、“两面派”、“落后”等大帽子，实质是不相信群众，害怕群众，分裂群众，脱离群众，不做群众工作的表现。

长荣还在《两条战线》第十三期上(一九三三年五月编印)发表文章，对当时在肃清奸细和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出现扩大化的倾向，进行了比较严肃认真的批判。同时，阐明了党的政策，并注意到在实际斗争中予以纠正。

经过这一系列的政治理论宣传工作，东满党组织的政策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各方面的工作也有了比较明显的进步。

(六)

为了深入贯彻党中央指示精神，长荣在一九三三年春天，曾亲自率领部队来到汪清县马村。正当他在主持召开军民会议时，突然发现日军“讨伐队”包围上来，情况非常危急。他沉着机智果敢地指挥部队给敌人以迎头痛击，随即率领军民迅速转移。敌人进村后扑了个空，于是气急败坏地放火烧毁了全村的房屋。长荣在率队掩护军民转移的战斗中，胳臂受了伤，鲜血染红了衣服。当敌人撤退后，同志们都劝他回密林营地休养治疗。长荣却遥望燃烧着的村舍沉重地说： “群众的房屋被敌人烧毁了，群众是为了支援游击队，为了抗日而落得无家可归的，我们如果丢下不管，不关心群众的疾苦，今后还会有谁能够相信我们呢?没有群众的支持，我们又怎能生存和斗争下去呢?”①说完，他立即率领部队回到村里，安慰群众，帮助群众重建家园。

日本侵略者为了割断我抗日游击队和广大群众的血肉联系，置抗日军队于绝境，曾实施恶毒的“归屯并户”、“集团部落”政策。因此，我抗日武装部队不得不转入深山密林之中。为了坚持抗日武装斗争，为了同人民群众保持联系，长荣等在进入密林以后，仍经常率领小部队打回游击区，以鼓舞群众的斗争精神。

在艰苦的战斗环境里，长荣的疾病长期得不到医治和休养，身体日渐衰弱。他常常由于过度劳累，有时大口吐血，昏迷不醒。由于病情不断恶化，造成局部神经障碍，时而出现半身不遂症状。同志们见他这样，都心如刀割，一再劝他注意休息。他却总是亲切地说：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只要有口气，就要坚持斗争，直到最后胜利。”②

一九三三年夏天，长荣支撑着病弱的身体，顶风冒雨，跋山涉水，跨越道道险关，以日行一百多里的速度来到汪清县草帽顶子附近的托盘沟，召集基层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党的指示，讨论部署新的任务。会议一直开到深夜。当会议快结束时，遭到敌人突然袭击。长荣冒着枪林弹雨，率众冲出包围，他再次负了伤。为了尽快把党的指示深入贯彻下去，他忍着剧烈伤痛，坚持奔向另一村落，去参加预定的会议。

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一日，敌人又开始了大“讨伐”，长荣率领部分战士和群众转移到汪清县十里坪一带。途中见一妇女生了小孩没有包布，他便脱下自己的上衣送给这位产妇。由于敌人跟踪追击，部队连续作战和转移得不到休息，长荣身患重病，又接连负伤，身体非常虚弱。同志们特意为他煮了一碗蘑菇汤，劝他趁热喝下，提提精神。他接到手中，但又转送给了那位产妇。那位产妇顿时热泪盈眶，周围的战士和群众也都深受感动。

就在这天，敌人又拉网搜山。长荣率部转移到十里坪庙沟山区，又被敌人包围。长荣由于身体极度衰弱，虚汗淋淋，面色苍白，战士们见他就要昏倒，赶忙上前搀扶。他咬紧牙关，凭着最后一点气力，命令部队立即突围。在与敌人奋战中，他又一次负了重伤，终于流尽了最后一滴血，长眠于长白山下。

注释

①1921年6月2日,安庆第一师范学校学生姜高琦、周肇基为增加教育经费向省议会请愿时,被军阀马联甲等开枪打死,造成安徽学运史上有名的“六·二”惨案。

①当时人们对接受曹锟贿赂,贿选曹锟当总统的国会议员的称呼。

①一说是1924年在国内入党。

①存安徽省博物馆、安徽省民政厅。

①夏衍: 《一位被遗忘了的先行者》,《人民日报》1980年4月18日。访夏衍记录。

①‘亡命者’原意是指当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领朝鲜,因不满其殖民统治而跑到中国东北到处流浪的人而说的。

②见《两条路线》第16期,1933年6月10日出版。

①王中山回忆录 (未刊稿) 。

②骆宾基: 《过去的年代》,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①《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543页。

①《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一),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554页。

②《满洲省委致各级党部全体同志的信》 (1933年9月10日)。

①②王中山回忆录(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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