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王德三人物传,王德三生平事迹,王德三评价

Posted 2022-05-05 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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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王德三人物传,王德三生平事迹,王德三评价

王德三，中共早期优秀党员，陕西党团组织创建人之一，历任中共云南省临时工委书记、省委书记。一九三○年底英勇就义于昆明。

王德三，名懋廷，字正麟，一八九八年七月十五日出生于云南省祥云县下川坝王家庄一个耕读传家的农民大家庭。祖父王，字美西，晚清的贡生; 父亲王之溎和两个伯叔都是清末的贡生; 母亲是位“聪明勤苦而好强的人”①。

王德三有弟兄三人。哥哥名濡廷(即王复生)，中共早期党员，一九二○年与邓中夏、罗章龙等人发起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云南最早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之一。一九三六年八月牺牲于东北齐齐哈尔。弟弟王馨廷，一九二二年考入北大附中，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一九二四年病逝于陕北绥德。

王德三幼年时期在父亲执教的私塾读书，十二岁进入大理高等小学，十六岁考入大理中学。在中学，他努力攻读先秦诸子和明清诸家文章，古汉语水平有很大提高，他爱好数学，每次数学考试的成绩总是优等。

一九一八年，王德三转入昆明成德中学。到省城后，他仍“只是专心读书，不交朋友，不作什么活动”①，但这时他已开始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

一九一九年，王德三到北京报考大学。因考期已过，“补习一年，非常专心，连同乡都很少来往。”②一九二一年考入北大预科。

进入北大预科后，王德三开始也只“专心想学数学物理”③，想走“科学救国”的道路，认为科学落后是中国贫穷衰弱的根本原因，决心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上取得成就，为中国人民造福。他曾与几个同学组织相对论研究会，对爱因斯坦相对论有较深的认识。后来在革命潮流的影响与推动下，他逐渐认识到“科学救国”的道理是走不通的，于是参加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因当时第三国际有些书刊是以法文印行的，王德三在会内承担法文资料的翻译工作。他还多次参加研究会组织的到北京丰台铁路工人区和门头沟煤矿等地的访问调查，回来后写成报告或通讯，为研究会开展工人运动提供了具体翔实的材料。他自己也在实践中受到教育，认识了工人阶级的力量，更加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在这些活动中，他“先后结识了邓中夏、恽代英、赵世炎等著名党的活动家，並由邓中夏介绍于一九二二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 ④

在北大上学期间，王德三与哥哥王复生是互相“换着教书，来供给读书”①的，曾先后到陕西华县咸林中学和绥德省立第四师范任教。一九二三年夏，王德三在北大刚读完两年预科，就接替哥哥王复生到了陕西，先在华县咸林中学任教，一九二四年夏，应李子洲 (中共早期党员，绥德省立第四师范校长) 之邀，到绥德省立第四师范任国文教员。在教学中，王德三自己编选国文课教材。在他写的讲授提纲中，贯穿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和科学的人生观、宇宙观。他还向学生讲授《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中的一些基本观点，並通过各种活动，在学校开展新文化运动，宣传马列主义。

一九二四年秋至一九二五年六月，李子洲与王德三等在师生中 (包括绥德籍在榆林中学上学的学生) 吸收霍世杰、乔国桢、白明善等四十多人为团员，在绥德建立了团的特别支部，王德三任特支书记②。王德三曾组织团员学习讨论《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演变集》、《劳农俄国之研究》，以及十月革命的历史。通过讨论，他们认为，俄国的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提出了 “到民间去”的口号，那么，陕西与西北革命也同样应到民间去。确定了这一方针后，他们还进一步研究了到农村去组织农民，到工厂去组织工人，到军队中去组织士兵与中下级军官参加革命的具体办法。

在团组织以及李子洲、王德三的领导下，陕北工农群众运动迅速兴起。在农村发起组织“脚户自保会”，团结广大脚户与军阀和地主豪绅进行斗争。不久又成立了农民协会。

在如何开展工运的问题上，当时在团组织内部曾发生了争论。一种意见认为陕西省没有一个机器工业的工厂，工人都是从事木石泥水的手工业工人，且分散各地，很难组织工人开展斗争; 另一种意见认为陕西城市苦力人数很多，开展工人运动的条件是充分的。王德三把争论的情况，写信告诉邓中夏，希望得到他的指导。一九二四年秋冬，邓中夏从上海给王德三写来回信，明确指出： “应按照当地情况，有什么工人就组织什么工会，为了要把一切劳苦人民、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组织起来革命，不是为了非要产业工人不可，……各种手工业工人，即是西北的主要工人，西北二三百个县，每县又有数十数百数千工人，组织起来，也就是很大的革命力量。”①邓中夏不仅给王德三复信，而且还陆续寄来了党中央关于职工运动方面的文件、刊物等。在邓中夏的指导下，王德三等人积极努力开展工作。不久，绥德成立了工会。先是一九二五年“建筑绥德师范礼堂的工人们首先组织了工会，接着绥德城又按行业成立了木匠、铁匠、石匠、砖瓦业、泥水业、担水业等各种工会。……次年冬天，正式成立了陕北工会联合会”②。

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逝世的消息传到绥德后，王德三、李子洲召开了有几千人参加的追悼大会，宣传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号召各阶层人民继承孙中山的遗志。“五卅”惨案后，绥德各界人民组织了较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王德三带领绥德师范学校的学生到街头募捐，组织宣传队下乡宣传抵制日货，声援上海工人的正义斗争。

一九二五年夏，王德三离开陕北回到北京①，进入北大哲学系学习。

为了进一步团结云南旅外青年，组织他们参加党领导下的政治斗争，推动云南的革命运动。一九二五年秋，由王德三等人发起，在原云南青年团的基础上，组织了云南革新社，创办《革新》周刊②。后来为了团结更多的云南青年，将革新社改名为新滇社，出版《铁花》杂志，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传播革命理论。王德三曾以“齐人”、“正零”的笔名在这两个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文章。

在一九二五年《革新》第一期 (创刊号) 上，王德三以“正零”的笔名发表了《剿匪与国民自卫》、《半月来的民族运动》、《告云南青年》等三篇文章。在《告云南青年》一文中，王德三号召云南青年“团结到革命的旗帜下来”改造社会，要他们把“改造社会的责任放在肩上”，指出他们的“出路只有革命” ，“革命如不实现，一切事业都是建筑在沙滩上的。”在《半月来的民族运动》一文中，王德三通过一九二五年九月段祺瑞政府仰帝国主义的鼻息，对爱国民主运动进行镇压的事实，告诉人民“军阀是帝国主义的爪牙，帝国主义的势力赖军阀而强大，而军阀也依赖帝国主义的帮助，而得长久掠夺人民。人民欲求出路，必先打倒帝国主义，而尤以先打倒帝国主义之爪牙以实现国民革命。”在《铁花》第六期上，王德三发表的《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一文中也指出： “国民革命之对象，就是帝国主义及军阀”。他同时指出，要完成国民革命的任务，首先必须依靠工农群众，因为“工农是最受压迫的阶级，同时也是最革命的阶级”。其次是小商人，因为他们“生活极感痛苦，也是站在革命这边的。”对于知识分子，王德三也进行了具体的分析，认为“他们不能独立成一阶级，他们的革命性，是由认识而来，他可以站在革命的前线，也可以站在反动的方面。不过他们在革命的过程中，也是重要的成分，尤其是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工农自身的知识缺乏，不容易发生革命的意识，第一步必须要有智识分子的启发与组织。”①工农力量与知识分子的结合，才能真正完成国民革命的任务。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适逢北大成立二十七周年。王德三在《北大学生会周刊》创刊号上，发表了题为《怎样纪念北大二十七周年》的文章。他通过北大历史的回顾，说明北大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说北大“不但孕育了数千同学作改造社会的中坚分子，她並在改造的途程中 (从) 政治上思想上处处影响了整个中国社会” 。特别难得的是，王德三当时已认识到五四运动“是划分中国历史的一个新纪元” ，是“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侵掠中国之必然结果，是中国民众外交第一次的胜利。她唤起了中国民众反帝国主义的热情，並向军阀官僚表示民众的制裁。”同时指出了 “五四”运动的深远影响： “自‘五四’后，同学受了世界革命潮流的鼓荡，均有到民间去的呼声。”①

一九二六年二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确定党应从各方面准备北伐战争。为了积极投入这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王德三动员北京及武汉、南京等地的新滇社成员前往广州参加北伐战争。这年夏天，王德三也到了当时全国革命中心的广州。

到广州后，王德三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宣传科长和政治教官，讲授《帝国主义》课程。为讲课的需要，他编写了《帝国主义大纲》的讲义，内容共分三部分： 1.帝国主义之内容;2.帝国主义之历史的发展; 3.帝国主义之崩溃②。

一九二六年八月至九月，《黄埔日刊》上曾先后刊登了王德三的《纪念廖先生多数化精神》、《帝国主义讨论题目》、《国际青年与本校》等文章，以及他起草的宣传科八月份《工作报告》和九月份《工作计划》，均署“科长王懋廷编制” 。

当时驻广州的滇军朱培德部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为了做好滇籍旅外青年学生的工作，为云南地方培训革命干部，中共广东区委决定在广州大沙头第三军留守处举办政治训练班，由王德三兼任训练班主任。训练班于一九二六年冬开学，一九二七年一月结业，学员共三十多人。中共广东区委对这个训练班很重视，曾派周恩来、恽代英等为训练班讲授军运和青运方面的课程。学员结业后，一部分到了北伐前线，被分配在第三军做政治工作; 一部分回到云南，成为云南党的骨干力量。

在北伐胜利进军形势的鼓舞下，全国革命形势蓬勃发展，云南人民革命斗争不断高涨。为了加强对云南人民革命斗争的领导，大沙头训练班结束后，中共广东区委①派王德三回云南工作。

一九二七年二月中旬，王德三等回到昆明。“在他们到达昆明的两三天后，云南地下党组织就在省教育会内秘密召开了地下党领导机关的会议”。“那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决定云南地下党组织在原来特委组织的基础上扩大为中共云南地下党省临时委员会。委员会书记由王德三同志担任，赵祚传任组织，张子昌任宣传，李鑫任农运，孙荣贵任工运，吴澄任妇运，毕昌杰任青年。”②

省临工委成立后，首先开办了几次党团员训练班，以加强党内的理论学习，提高党团员的政治觉悟。王德三曾亲自到训练班讲授《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课程。

在全国革命形势的推动下，在省临委和王德三的领导下，云南人民相继筹备建立了各种革命群众性组织。一九二七年三月八日国际妇女节那天，昆明各界妇女第一次举行了庆祝活动，会后游行示威，成立了云南妇女解放协会。三月中旬，云南部分县成立了农民协会。四月十日，在昆明省教育会召开了农协代表大会，成立了省农民协会。同时，印刷、纺织、猪鬃、邮政、铁路等行业工人也分别成立了工会。五月一日，成立了昆明市总工会。此外，各大中学也分别成立了学生会，並召开了全省学生代表大会。党组织还派出共产党员到云南地方军阀的几个师去担任政治部主任 (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出现) ，开展军运工作。

正当全国人民革命斗争迅猛发展的时候，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由于当时云南新军阀内部 (龙云与胡若愚等)正忙于争权夺利，还未顾及到对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镇压。王德三根据当时形势的变化，布置公开暴露的同志及时向农村转移。

接着，八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消息和党中央“八七”会议发表的《告全体党员书》先后传到云南。王德三及时组织传达了“八七”会议的精神，並作了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的部署。

一九二七年冬至一九二八年初，王德三离开昆明到开远、蒙自、文山等地检查、指导工作。

在党的领导下，蒙自的小东山、查里皮和文山的小塘子、马关的八寨，都建立了农民协会组织。农民组织起来后，对反动派进行了斗争。一九二八年初，王德三到蒙自小东山指导农民运动。他在各村农民代表大会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揭露罪恶的封建制度，号召广大农民用革命的办法，打倒地主恶霸，彻底推翻封建势力。他还特别号召广大妇女也要积极参加农会，与男同志一起来干革命。

一九二八年初，云南军阀龙云在与胡若愚、张汝骥的争斗中取得了胜利，胡、张退向川黔边境。龙云的统治得到初步巩固后，开始在云南实行“清共” ，成立了“清共委员会”，对共产党人实行大逮捕。顿时，白色恐怖笼罩云南。这年三月，共产党员陈祖武、赵琴仙和罗采被杀害于昆明。

王德三对英勇牺牲的同志表示了深切的悼念。翌年三月三十日，在陈祖武、赵琴仙等殉难一周年的时候，他曾赋诗吊唁：

恨，那壮烈的日子，

我未能置身于战场，

把这沸腾的热血，

和你们共流齐放!

今天是你们牺牲的周年忌日，

我这颤动着的心弦，

奏着吾党哀悼的曲子，

敬悼我们的少年英雄!

去年的今天，

你们舍了生命，

开着一朵红花;

你们为了劳苦群众的幸福，

将赤血遍洒!

你们死后遭了虐待，

生前受尽拷打。

……

不久呀，

镰刀斧头的红旗，

将飘扬在你们的冢头;

英特奈雄那尔的歌声，

荡漾于你们的四周，

……

我们静默于你们英魂之前，

向我至爱的同志们诚挚的宣誓：

拚着这傲逆的头颅，

粉碎那束缚着人们的锁链。①

一九二八年夏，王德三绕道越南经上海赴莫斯科，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党的六大是六月十八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出席大会的代表共一百四十二人，王德三是有表决权的八十四个正式代表之一。在六大期间，王德三(当时的用名是王茂廷) 是大会宣传委员会和财政委员会成员。在六月二十四日讨论瞿秋白的政治报告的大会上，王德三作了发言。在七月一日讨论李立三关于农民与土地问题的报告时，王德三与项英、蔡和森等二十九人联名提议，以“六大”的名义，致电中央政治局，强调在国内切实制止盲动倾向，指出“目前中心工作应组织群众，动员群众参加反帝与城市、乡村群众运动的斗争。”经表决，大多数代表赞成提议给国内发出指示电，並决定把二十九人提议交政治委员会作为研究材料②。

一九二八年秋，王德三返回云南，及时召开了党员代表大会，传达“六大”精神，选举产生了中共云南省委员会，他被选为省委书记。同时成立了滇中、滇西、滇南等地的区委和一些县委。

根据“六大”精神，云南省委决定深入农村，在群众工作基础比较好的地方开展武装斗争。王德三曾亲自深入到马关、文山等地发动和领导农民的武装起义。为了启发少数民族群众的阶级觉悟，他编写了《苗夷三字经》，用通俗的语言向兄弟民族宣传了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思想，号召各族人民团结起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

《苗夷三字经》首先对兄弟民族的苦难生活作了通俗的描述： “面面饭，麻布衣，茅草房，无油无盐脸色黄，滚草窝，无被盖”，“苗亲夷亲个个苦，上租当佃无田土。夷亲田地哪里去了，这盘账，怎么算，苗亲夷亲想一转”。接着号召大家团结起来与官府田主作斗争： “齐心合力争天下，事业大，人数多，团结斗争怕什么?官场田主是汉人，汉人还有工农兵;工农兵，不分夷汉一条心; 一条心，土地革命世界新”。最后强调了组织起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意义： “一个联一个，大家联合起来好做事; 麻线织布缝衣裳，草凑起来盖成房”，“工农兵士一齐起，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才中用，推翻军阀消灭田主，成立工农兵政府; 工农兵，代表会，夷汉平等一齐扯”，“中国主人工农兵，天下从此得太平，夷汉从此扯得平。”①

在汉族地区，王德三也特别注意对干部和群众进行阶级观点的教育。一九二九年他在陆良的一次讲话中说： “一切政策皆为要站在阶级上”，“政党利益，个人道德皆要站在阶级上”，“不要注意一时的片面现象，要注意阶级的现象”①。

经过一段时间的组织、发动工作，在省委和王德三的领导下，云南各地相继爆发了武装起义。如一九二八年十月在文山的阿加衣，一九二九年在马关的八寨、文山的小塘子，一九三○年七月在陆良的旧州、三岔河等地爆发的武装起义。在起义中夺取了敌人的枪枝，镇压了当地的地主豪绅，取代了这些地方的乡村政权。这些起义虽然由于敌众我寡而最后遭到失败，但它沉重地打击了反动势力，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

一九三○年五月，王德三到达中越接壤的麻栗坡地区指导工作。在麻栗坡，他与在那里工作的同志商订並亲自草拟了“工作计划”。在计划中，王德三根据麻栗坡的实际情况，规定了工作策略和任务，明确指出： “麻栗坡是安南交界各边地的政治中心”，工作策略应是“领导农民反对官僚豪绅剥削，反对苛捐杂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 ，“同时在农民运动中启发夷亲的民族觉悟，团结夷亲”。对工作方法也作了明确的规定： “目前即在干部中也不提党的问题”，“在可能时可形成一公开的反帝组织，自由同盟组织，这些组织尽可能吸收农民群众加入，不要限于学生”; “还要组织一个核心作用的秘密组织去领导，这一组织暂用任何名称，将来转变为党组织。” ②

为适应武装斗争的需要，王德三经常阅读军事书籍，认真钻研战略战术。他曾打算去找活动于滇桂边的广西百色地区的红七军，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但未联系上。

一九三○年秋开始，蒋介石对中央红军连续进行了三次反革命“围剿”。在全国范围内，反动势力向革命人民发动了猖狂进攻。云南军阀也加紧了对革命人民的镇压，很多共产党人先后被捕。在狱中，大多数同志都很坚强，但也有极少数人背叛革命，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文章，进行反共宣传; 有的还被敌人收买，充当特务，破坏党的组织。王德三针对这些人的动摇、背叛行为，写了《歧途的羔羊》一文进行抨击①。

由于叛徒的出卖，一九三○年十一月十九日，王德三在昆明附近的安宁长坡被捕，关押在昆明省政府所在地的五华山看守所内。敌人对王德三进行了种种威胁利诱，他坚强不屈，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和耿耿忠心。他在狱中写给他父亲的信中说： “儿非病死短命，是被人压迫去成仁就义。……古人说： ‘人各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 儿已处此境地，如果要偷生苟活，那就要做出些无廉耻的事情，那时你儿子又有什么脸在人世上，……儿现时只有拿定主张，把身子献给人类了! ”②

一九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王德三在昆明英勇就义。

注释

①王德三: 《母亲墓志》,《云南现代史研究资料》第6辑。

①②③王德三: 《狱中遗书》,《云南现代史研究资料》第3辑。

④汪玉凯: 《关于邓中夏给王懋廷的一封信》,载《党史研究资料》 1982年第11期(此处共产主义青年团应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关于王德三入党的具体时间,尚待进一步考证。

①王德三: 《母亲墓志》。

②王懋廷给团中央的报告(1925年2月),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①汪玉凯: 《关于邓中夏给王懋廷的一封信》。

②高长久: 《回忆陕北职工运动片断》,《人文杂志》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六十周年专刊。

①关于王德三离陕的时间,有说是一九二六年夏。笔者认为是一九二五年夏。根据是王德三亲属保存的绥德师范学生欢送王德三的合影上明文写道: “民国十四年七月五日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学生送别王懋廷先生摄影”的字样。

②《云南青年团启事》,《革新》第1期(1925年10月1日) 。

①《铁花》杂志第6期(1926年6月21日) 。

①王德建: 《怎样纪念北大二十七周年》,《北大学生会周刊》创刊号(1925年12月17日)。

①王懋廷: 《帝国主义大纲》,现存云南省博物馆。

①当时的中共广东区委负责领导广东、广西、云南和南洋地区的工作,见《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52页。

①杨静珊: 《赵祚传烈士革命事迹的片断回忆》,《云南文史资料》第14辑

①《王德三同志悼陈祖武、赵琴仙两同志的诗》,《云南现代史研究资料》第3辑。

②《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事日志》,《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

①王德三: 《苗夷三字经》 (抄件),现存云南省博物馆。

①《王德三在陆良讲话节录》,现存云南省博物馆。

②《麻栗坡工作计划》 (记录稿),现存云南省博物馆。

①杨东明: 《五十周年祭》,《云南文史资料》第14辑。

②王德三: 《狱中遗书》 ,《云南现代史研究资料》第3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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