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吴玉章人物传,吴玉章生平事迹,吴玉章评价

Posted 2022-05-04 蒋介石

篇首语：蹉跎莫遣韶光老，人生唯有读书好。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中共人物传吴玉章人物传,吴玉章生平事迹,吴玉章评价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共人物传吴玉章人物传,吴玉章生平事迹,吴玉章评价

吴玉章，原名永珊，字树人。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在法国时，曾用岳平洋、平洋、岳镇东、镇东、震东、Joseph(约瑟夫) ，在苏联时曾用Буренин (布列宁) 等名字。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时用的名字是王荣。

一八七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吴玉章出生于四川省荣县双石乡蔡家堰。他的父亲务农兼读书，母亲是家庭妇女，有两哥、两姊。长兄永桪，号匡时;次兄永锟，号紫光; 先后留日，加入中国革命同盟会①。

吴玉章六岁读书，十三岁进成都“尊经书院”，后在自(自流井) 贡 (贡井) 旭川书院读书。二十三岁到威远求学，并参加了科举考试，落第后又到泸州经纬学堂学习，因不满其腐败的学政，愤而弃学回家。

吴玉章幼年丧父，少年丧母，靠兄嫂抚养成人。家人对他要求很严格，希望他长大成才。长兄曾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于一九三七年逝世。仲兄于一九一二年“二次革命”②失败后，愤而自缢身亡。他自己也不甘自暴自弃，随波逐流，在幼小时就养成了勤劳、奋学的好习惯。

吴玉章幼时读书，喜历史，主要是读《通鉴辑览》、《天(启) 崇 (祯) 百篇》等书文。当读到南宋衰亡的史实时，联想到中国当时的危局，忧国伤时。他喜读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和明末志士黄淳耀的“见义不为无勇也”等忠义慷慨之作，对黄文中的： “一则放之须臾，而己与草木同腐矣; 一则忍之须臾，而己与日月争光矣”等文句特别欣赏，直到晚年还背诵如流。黄在清兵攻破嘉定时，先叫妻子和弟弟上吊说： “弟弟，你们先走吧! 我随后就来”，然后自己也从容自缢以殉国。他对黄的这种“已与日月争光矣”的凛然正气，特别仰慕。明末另一“名士”吴梅村，“草间偷活”，投降清朝，后又悔恨而死。吴玉章对这种“己与草木同腐矣”的叛逆嘴脸，特别厌恶。

吴玉章的幼年时代，正是清朝的末期。当时中国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内受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真是外患内忧，每况愈下。他带着忧国忧民的心情进入了社会。

一八九四年，日本对中国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①。这次战争，由于清朝政府的腐朽，招致了失败，清朝政府被迫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②。这一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震动了全国人民，也使少年时代的吴玉章痛心疾首。他和他的二哥曾经为祖国的危亡痛哭不止，他决心为祖国寻找一条救亡图存的道路。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面临空前严重的危机。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中国人民开始逐步觉醒，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也逐步发展起来。

甲午战争之前，吴玉章的头脑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传统的忠孝节义思想。甲午战争之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这时，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原来最尊崇汉学的尊经书院，也开始大讲“新学”，原来专卖古书的“志古堂”，也大卖新书了。他这时虽在乡下，但能常常收到他二哥寄来的新书。他从新书报中读到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①的言论后，极为兴奋，特别是看到光绪皇帝的诏书中“将不知兵，士不用命，师徒挠败，陵寝震惊”等文句，对于外侵内腐的政治局面，极为悲愤。他决心做一个变法维新的志士。

一八九八年，康有为上书提出了他的变法主张，要求在中国实行地主资产阶级联合统治的君主立宪制度。不久，光绪皇帝下诏变法。这时，吴玉章正在旭川书院读书，当变法维新运动传到乡下时，他欣喜若狂，以为中国可以由此得救了。他联合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到处宣传新政。这一行动受到人们的欢迎，但却遭到守旧分子的非议，并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时务大家” 。

不久，变法维新运动在顽固派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吴玉章领悟到：要救中国，改良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必须寻找新的革命道路。

一九○○年，中国爆发了义和团运动①。接着，帝国主义列强组织“八国联军”②侵入北京，清朝政府向帝国主义屈膝求和，签订了卖国的《辛丑条约》③。消息传来，吴玉章和一切具有爱国心的人，都感到非常耻辱和痛心。

为了寻找救亡图存的道路，吴玉章对“新学”的兴趣更浓厚了。他除了继续搜阅新的书报外，开始读《天演论》等著作。

这时，吴玉章的二哥已约好几个人要自费到日本留学。吴玉章听说可以自费留学，兴奋极了，决心一同前往。一九○三年春节前后，他们离开故乡，挂帆而东。当船过三峡时，大家看着祖国的大好河山，大发诗兴，便以“东游述志” 为题，赋诗抒怀。吴玉章的一首是： “不辞艰险出夔门，救国图强一片心;莫谓东方皆落后，亚洲崛起有黄人。”

他们到上海，闻到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气息; 刚到日本，就卷入了“拒俄运动”④的斗争。吴玉章参加了拒俄学生会，后来又参加了军国民教育会，准备为反对沙俄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领土而效命疆场。这时邹容的《革命军》出版，他读了极为感动，又看了《民约论》及欧洲各国革命史等新书刊，决意放弃康梁的改良主义学说，接受革命反清和天赋人权的民主革命思想。

到日本后，二哥进了弘文师范，他进了成城学校。

吴玉章在“成城”一面学习，一面参加斗争，兼任留学生会馆的联络干事。这时，他读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觉得很新鲜，但由于紧张的学习和社会活动，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

一九○四年，他带来的钱已剩不多，常常拖欠学费。为此，同学们替他申请官费。根据他到日本较早，又是班长，学习成绩较好，家庭经济又确实困难等条件，为他一个人申请官费，是能够得到批准的。可是他从小就受到“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的教育，坚决地谢绝了。为了培养一名学军事的学生，他提议给他们荣县的罗厚常一人去申请，结果得到了批准。此后，学校对他很照顾，不但不催交学费，还照常发给零用钱，而他自己则更加自觉，只要家中钱一寄到，就先去交学费。就这样时欠时交，居然一直维持到毕业而没有中断过学习。

学校对吴玉章不错，但吴玉章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应有的斗争。一九○四年元旦，学校挂的万国旗中竟没有中国的国旗。他带领怒火满腔的同学起来斗争，向学校当局提出：若不道歉和纠正错误，就不上课，不吃饭。学校当局对他说： “我们对你这样好，你为什么领着大家来反对学校呢?”他说： “学校对我好，我很感谢，但是，对于国家荣辱的大事，我们是不能不誓死力争的呀! ”在大家团结一致的斗争下，学校当局不得不赔礼道歉，挂出了中国国旗。

一九○五年，中国革命运动日趋高涨。孙中山由欧洲重返日本，于八月间成立了中国革命同盟会。吴玉章早就仰慕孙中山，热烈拥护他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的革命纲领，决心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他参加了在东京富士见楼欢迎孙中山的大会，也参加了中国革命同盟会的成立会。由于他在留日学生中资望较高，被选为同盟会评议部的评议员。从此，他就在同盟会和孙中山的领导下，投身于资产阶级革命，成为一名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战士。

同盟会成立后，清朝政府鉴于革命派的中心在日本，便与日本帝国主义政府相勾结，发布了“取缔清韩①留日学生规则”。中国留日学生对此极为愤慨，决定全体罢课回国，不在日本求学受辱。一场反对“取缔规则”的斗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后来，日本政府不得不让步，并派人与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商洽条件。可是，这时总会负责人都已疏散，只剩少数满口怨言的办公人员。吴玉章见此情形，十分着急，决定负起收拾残局的责任。这时他虽在读书，但每星期总要到会馆一两次，鼓励办公人员坚持到底。他又在十二月三十日晚，与胡瑛一起，坐火车去找避居乡下的会馆翻译范源濂。经过他们反复交涉，日本政府终于答应了一些条件，承认留日学生会馆有合法存在的权利。

这时，中国革命运动继续高涨，但同盟会对各阶层的革命斗争缺乏有力的领导，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武装起义方面，希图用单纯的军事斗争，一举推翻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从一九○六年以后，同盟会举行了一系列的起义。留在日本的吴玉章等革命党人，积极派人回国支援起义，并替起义者购买军火。这些起义，由于带有单纯的军事冒险性质，都失败了。

为了宣传和推动革命，四川留日学生决定办一个《四川》杂志，并推举吴玉章负责主持。这时吴玉章已由“成城”中学毕业，考入岗山第六高等学校。为办杂志，他只好告“病”请假一年，专门从事革命工作。他为《四川》杂志租了一处房子，既作出版机关，又作革命据点。经过一番筹备，一九○七年末，《四川》杂志即以鲜明的革命姿态与读者见面了。这份杂志的特点是：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反对清朝统治，主张革命。因此它一出世，即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销路很广，每期出版不久就要再版重印。

正当《四川》杂志顺利创办的时候，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却遇到极大的困难。由于经费不济，章太炎等几有断炊之虞，埋怨孙中山不支持他。其实，孙中山这时也很困难。吴玉章见此情形，就极力设法弥补。他从四川留日学生中募捐了一批钱，支持了《民报》，使章太炎十分感激。

国内多次武装起义失败，使一些同盟会员因受挫折而消极，在日本的同盟会处于组织涣散状态。吴玉章联络各省的同盟会员，不断集会，形成了一个各省同盟会负责人的联络会议，坚持着革命斗争。

这时，国内形势险恶，会党中的许多革命分子逃到日本。他大哥也来到东京，与他住在一起，由他介绍加入同盟会。他知道会党在下层社会中有很大的革命潜力，就与焦达峰等商量，联络会党。他大哥在四川哥老会中较有地位，很同意他们的意见，并说： “你要作会党工作必须参加进去，且先补个‘老幺’ 吧，然后一升 ‘老五’ ，就能在实际上管事了。”经大哥介绍，他加入了“袍哥”会党。他首先与会党中的“大爷”或较有地位的人联系，商定召开共进会的筹备会。他大哥以年长被推为临时主席——“坐堂大爷”，他则升为“管事”，实际上负责筹备工作。一九○七年下半年组成了共进会。它以同盟会的宗旨为宗旨，成为同盟会的一个外围组织。

共进会成立后，吴玉章仍集中力量做同盟会和《四川》杂志的工作。由于《四川》杂志不仅进行革命宣传，还进行革命组织工作，因此和《民报》一样遭到迫害。清朝政府串通日本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对《民报》和《四川》罚款，甚至禁止发行。日本政府对于《四川》不但罚金多，还判处吴玉章半年徒刑。本来，自一九○八年暑假后，吴玉章的假期已满，回到了岗山继续上学，《四川》的编辑兼发行人已由廖希贤继任。《四川》被指控，按理应由廖出庭受审，但廖却不肯去，把责任推到他身上。许多人为此不平，坚决不让他去。他想： “见义不为，无勇也”，毅然出庭受审。在法庭上，检查官提出了四条“罪状” ： (一) 鼓吹革命; (二) 激扬暗杀; (三)煽动日本殖民地反对帝国; (四)反对天皇。律师为其进行辩护，但法官仍宣判：根据“罪证”，决定查禁杂志，并科罚金一百元，处编辑发行人有期徒刑半年。又说什么姑念该编辑兼发行人尚在求学，准予“犹豫 (缓期) 执行” 。

同盟会在组织武装起义的同时，还组织了对清朝官员的暗杀活动，并组织了一个专司暗杀的机构，吴玉章也参与其事。按照计划，他留在日本负责筹划和供应武器器材，其他人回国执行任务。一九○九年，他们派喻云纪等到汉口谋炸两江总督端方，因估计错误未成。后汪精卫等谋炸把守珠江口的水师提督李准，又因汪临阵动摇而落空。最后，他们决定集中力量去刺杀当时清朝政府的最高掌权者——摄政王载沣，指定由喻云纪、黄复生到北京组织机关，吴玉章在日本筹备一切。待喻、黄准备好后，汪精卫和陈璧君也去了北京，其实他俩并没有做什么事情，一切行动都是喻、黄进行的。由于事先准备不周，不仅谋炸未成，且黄复生、汪精卫被敌人捕去。为营救黄、汪，吴玉章于一九一○年夏潜赴北京，住在姐姐家中。经过一个月的努力，也未找到有效的营救办法。他的姐夫，素知他参加了革命党，又见他行迹可疑，惟恐出事，就事先给他买好火车票，临时骗他上车，把他送到了上海。

吴玉章到上海后，又同熊克武、但懋辛等去香港，参与了黄兴等筹划发动广州起义的会议。为准备起义，他到日本购运军火。购运军火，是一件艰难和危险的事，他曾几次险些出事，都机警地化险为夷，终于完成了任务。当他随最后一批军火赶到广州时，起义已经失败，只得返回日本。这时，有人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他鼓励这些人说： “只要还留得一个人在，这个人就是革命的种子，革命形势还要到来，而最后胜利终必是我们的” 。

广州起义，是辛亥革命的开始。广州起义失败后，国内四川等地保路风潮兴起，他奉命回国参加斗争。路过上海时，宋教仁给他安上了个主持四川同盟会工作的名义。到宜昌后，换乘专门行驶川江的蜀道轮船。这只十分简陋的船，竟然请了外国人来管理，使他大为感慨。不但如此，洋船长摆着帝国主义者的架子，对中国人十分凶狠。第二天早上，他们竟不等夜间到划子上乘凉的旅客登轮，就鸣笛开船，并砍断系绳，将划子上的旅客弃之不管。眼看着划子上的旅客高声呼救，吴玉章心中难忍，便鼓励船上的旅客到饭厅开会，并发表演说。洋船长见此情形，竟拿出手枪相威胁。于是，群情更加激昂，大骂洋人，吓得洋船长只得躲起，再也不敢寻衅了。

这时的四川，以农民为主体的保路同志军，已经广泛发动起来。他们到处捕杀清朝官吏，惩办土豪劣绅，捣毁外国教堂，形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流。

吴玉章回到四川，立即投入和领导了四川人民的“保路斗争”。在夏历的“盂兰会” (七月十五日) 以前，他回到了家乡。在往荣县城里去的时候，他在南门外遇上了龙鸣剑、王天杰带着一千多人的起义队伍，正要开赴成都作战。他们一见吴玉章回来，十分高兴地说： “你回来就好了，我们马上要到前线去，一切大计望你细心筹划吧! ”

荣县的同志军出发后，吴玉章负起了后方的全部责任。他在当地绅士为欢迎他举行的宴会上，击破了大地主、大当铺老板郭慎之企图控告龙鸣剑、王天杰为“匪”的阴谋。接着召集各方人士商议，通过了按租捐款的办法，解决了同志军的粮饷问题。然后，他到各地讲演，同时开办军事训练班，训练民团，扩大队伍，支援前线。

在龙、王部出战失利返回荣县找他想办法时，他想到要出征就得有根据地，便提议立即宣布独立，自理县政。大家表示赞同。接着，召开群众大会，他发表演说，宣布荣县独立，并提议由同盟会员蒲询任县知事。于是，在群众欢呼声中建立了荣县革命政权。荣县起义，比武昌起义早两个月。荣县独立比武昌起义早半个月。因此，它的影响很大。

荣县独立后，向外扩展。同志军先克威远，又攻自流井，但遭到清朝巡防军的顽强抵抗。在两军对垒相持不下时，风闻清朝政府委派“入川查办”的端方已率湖北新军杀进四川，人心不免有些浮动。吴玉章知道新军中有许多革命党人，便鼓励同志军坚守待援，他出去想办法。于是，他与吴庶咸一起于十一月二十一日，连夜轻骑赶往内江。

吴玉章一到内江，就住在烈士喻云纪的家里。这时，恰好端方队伍经过，他们很快与其中的革命党人取得了联系，决定队伍到资州后杀端方，他们在内江发动起义。果然，十一月二十五日，端方的队伍在资州起义，杀掉了端方。二十六日，资州起义的消息传来，内江知县和巡防军闻风而逃，吴玉章等决定立即起义。他们首先带领群众迫使团练局长谢仲辉交出团练局，接着召集群众，在天后宫的大戏台前开会，到会者达数千人，情绪高涨。吴玉章宣布革命宗旨，提议建立革命政权，群众欢呼声响彻云霄。大会通过成立内江军政府，一致推举吴玉章为行政部长，吴庶咸为军政部长，并立即进入县署办公。通过荣县独立和内江起义，吴玉章深深地感到了群众力量的伟大。

这时，成都方面派人来约吴玉章共同策划起义，重庆方面也邀他速去“蜀军政府”工作。同时，他知道武昌起义已经成功，必须与全国革命的总机关取得联系，便把内江工作安顿之后，赶往重庆。

他一到重庆，遇上蜀军政府正发生一次内讧危机。蜀军政府的“总司令” 林畏生，本来就横行不法，纵容部下四出扰民，使重庆人民不安，这时又持枪闯入都督府，说副都督夏之时故意贬低他，声言要与夏之时拚命。对此毫无办法的都督张培爵，见吴玉章到来，喜出望外，立即请他想办法。吴玉章提议立即召开会议，实行军纪。于是，连夜召集军政人员开会，讨论林畏生的问题。林畏生开始毫不在意，以后又气势汹汹。吴玉章对此非常气愤，便讲明革命宗旨，提出实行军事裁判。大家推举他为裁判长。他历数林的罪行“违背了革命宗旨，危害了人民利益，无异企图推翻革命军政府，应照军政府规定的军法处以死刑”。林畏生这才感到问题严重，开始收敛起来。经过反复辩论，吴玉章看到林畏生有悔过表现，就决定从轻处理，最后经过大会通过，立刻解除林的职务，并派人将其送回湖北原籍。

这时，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正酝酿在南京成立，吴玉章决定去南京。他到南京时，临时政府已经建立。内务部次长居正和秘书长田桐一见他就抱歉地说： “你来晚了一步，若早点来，怎么也有个次长当的。现在部长、次长都安置完了，内务部的司长、局长或参事，你任便选一个吧! ”吴玉章表示： “我们革命不是为了做官”。可是，随后还是给他送来了一张疆理局(即土地局) 局长的委任状来，他退了回去; 接着，又送来了一张参事的委任状，他也退回了。后来，他受孙中山的邀请，在总统府秘书处工作。这时，南北和议已成定局，许多人已去钻营高位，而他却收拾残局，坚守岗位。

辛亥革命后，同盟会开始分化了。在南北和议中，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竟通过了迁都北京的决议。这使孙中山很生气，并限期复议改正。秘书处把总统提请复议的咨文写好后，吴玉章找总统盖印，总统不在，又急找黄兴，请求缓期，不允，只好再去找胡汉民。好容易找到胡，拿到了钥匙，开了总统的抽屉，取出图章盖了印，才把咨文发出去，同时通知所有革命党人，都按孙中山的意志投票，终于把决议改正过来。可是，袁世凯在北京发动了兵变，使得南京临时政府不得不允许袁在北京就职。眼看着南京临时政府即将结束，川籍革命党人召开了一个四川革命烈士追悼会，孙中山也参加了，并以总统名义签署了一道命令，追赠邹容、喻云纪、彭家珍为大将军，谢奉琦为中将。追悼会后，秘书处的人，决定不到袁世凯那里作官，计划出洋留学。经教育部长蔡元培批准，吴玉章也获得了官费留学的资格。但因为还有许多善后工作要做，他没有立刻动身。

南北和议后，吴玉章到了北京。袁世凯托朱芾煌向他说，请他作四川宣慰使，去四川调解成渝双方的纠纷。他回答说：“四川是我的家乡，对于家乡的父老何能用这种名义? 而且我在南京临时政府秘书处的时候，即已和大家相约，此后绝不任什么官职。”袁不得已，就依照他的意思，不加任何官职的名义，而要他同朱一起回川一行，“慰问”四川人民，并促成四川的统一。他同意了。

一九一二年夏，吴玉章与朱芾煌回到了四川。这时，成渝双方已经妥协。他借回川之机，极力宣传革命，并以留法俭学会的名义，动员了几十名青年到法国留学。袁世凯见他仍在进行革命活动，急电他回北京。

吴玉章回北京后，袁世凯正玩弄“国会选举”，而宋教仁则组成了国民党，热衷于政党政治，也学着袁世凯那样用金钱收买议员。他坚决反对说： “我们的金钱没有袁世凯多，与其用金钱收买而失败，不如不用一钱以保持正义。如果我们初行民主制度即用金钱收买议员，民主政治就根本垮台了。”

一九一三年，袁世凯向国民党人举起了屠刀。孙中山决计兴兵讨袁，发动二次革命。当风传袁世凯要撤销国民党粤、赣、皖、湘四省都督之际，吴玉章主张四督联合通电，反对袁世凯违法，以先发制人。孙中山同意，但黄兴反对，未果。六月，袁下令免去四省都督职务，并派兵南下，国民党人仓促应战，发动了赣宁之役，吴玉章被派往南京参加起事。他赶到南京后，江苏都督程德全已溜到上海，于是他又去追程，但已经晚了，二次革命失败了。

二次革命失败后，他仍在上海奔走，想把曾经归向革命后又叛变的肇和军舰炸掉或者拖过来，以挽救革命。他的这一设想，虽遭张静江的反对，但得到孙中山的支持。他把一切器材准备妥当之后，在途经法租界时受阻，计划未能实现。接着，袁世凯对他下通缉令。他被迫于一九一三年末流亡法国。

吴玉章去法国，坐的是日本轮船，在船上度过了一九一四年元旦。元旦那天，轮船上挂的万国旗中仍没有中国国旗。他气愤极了，就动员船上的中国同胞起来斗争，结果，船长表示歉意。这次斗争，与一九○四年元旦 “成城” 挂国旗的斗争一样，除了得到道歉之外，并无其他结果。

为了寻找革命真理，吴玉章到法国后，进了巴黎法科大学，由原来学的工科改为学政治经济学。他一边学习，一边继续进行反袁斗争。一九一六年，盛传英国将借款给袁世凯。他为此曾专程去伦敦会晤英国国会社会党议员，请其向英国国会提出不借款予袁氏，使袁氏借款未成。

他在法国期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已充分暴露。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和流派，极为盛行。他从其中所描绘的人人平等、消灭贫富的远大理想，联系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古代世界大同学说，受到鼓舞。他曾和李石曾探讨过这些问题。李主张无政府主义，只搞宣传教育，不搞组织。他认为要革命，就要组织革命团体，同时要有实现理想的纲领和策略。两人各执一端，辩论没有结果。

吴玉章想，革命时机尚未成熟，总要先为社会做些事情。当时，法国政府与北洋政府订立了华工条约，从中国招募了大批华工。为了对华工进行教育，他和蔡元培、李石曾与法国议员穆德和欧乐教授等组织了华法教育会，并以华法教育会的名义与法国政府交涉，把原来对中国工人十分不利的华工条约改订为对中国工人较为有利的华工新约，其中规定中国工人与法国工人同工同酬。

一九一六年，袁世凯垮台。吴玉章于一九一七年初携华工新约与蔡元培一起回国，希望北京政府批准。他把条约草案送到北京政府，经过了四个月，也没有消息。

一九一七年，孙中山组织护法运动①，并在广州成立了军政府，孙任大元帅。吴玉章于一九一八年参加了军政府的工作。后来，军政府依靠的南方小军阀与北洋军阀勾结，排挤孙中山，孙中山愤而离粤返沪。吴玉章认为孙中山不脱离军政府比较有利，便专程去上海，劝孙中山到职，以便团结革命力量，挽救局势。当时孙中山正生病卧床，夫人宋庆龄热情地接待了他。他在病榻前向孙中山谈了他的想法后，孙为他的到来和建议，感动得流了眼泪，并答应派代表去。不久，吴玉章也被革除了职务。他从这件事中又得到一个教训：不论是北方军阀或南方军阀，都是靠不住的;要革命，非建立自己的武装不行。

这时，十月革命已经胜利;接着，五四运动爆发。吴玉章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中看到了光明和希望。他迫切需要学习苏俄革命的经验和总结自己革命的教训。不久，他读到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日》，后来又读到一些日文记载和报道，才对苏俄有了初步的了解。于是，他的革命活动更趋积极。他来往于沪粤之间，从事协助《救国报》(为留日学生所办，反对二十一条条约①之刊物)和《劳动》 (无政府主义者所办)等刊物的工作。

为了进一步了解苏俄，他资助了几个学生去苏俄学习。一九二○年，他在北京看到了从苏俄回国的王维舟，比较详细地了解了苏俄的状况。当时苏俄正处在国内革命战争的非常困难时期，物资极端缺乏，吴玉章等进行募捐，在北京东安市场召集青年学生，组织了一个“俄灾救援会”，募捐了几万元钱，买了面粉等日用品寄往莫斯科。

一九二○年，南方各省掀起了反对北洋军阀武力统一的“自治运动”，而且很快波及到了四川。吴玉章当时认为，“自治”当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但可以借此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因此，他于一九二○年年底，与四川革命党人一起组织和领导了四川的“自治运动”，并于一九二一年四月一日，在重庆商会大礼堂成立了全川自治联合会。他为联合会起草了宣言和纲领，其中以“建设平民政治，改造社会经济”为总目标，强调民主政治以反对军阀专制;提出以“不作工、不得食”，反对社会寄生虫;以“民众武装”，反对军阀武装; 以“合作互助”，改善工农生活。这个纲领，深得与会代表的拥护。

会后不久，他发现军阀刘湘、杨森企图收买自治联合会，作为他们的御用民意机关，而且已有一些人被收买过去。他便立即召开会议，通过拥护自治、起草省宪的决议，宣布：自治联合会的任务已经完成，起草省宪的权力应该交给省议会。这样，就把自治联合会解散了。结果，使得军阀们人财两空。因为联合会顺从民意，宣传革命，又拒绝军阀的利诱，四川军阀对吴玉章恨之入骨，下令通缉他。

吴玉章接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和自己以往革命实践的教训，逐步认识到：过去那种无政府主义不要组织的主张，那种不能动摇反动统治制度基础的暗杀活动，那种只靠少数知识分子职业革命家单纯武装起义的办法，那种妥协退让直到让出政权或依靠小军阀反对大军阀的做法，都是不行的。要革命，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 必须依靠工人阶级，依靠工农大众; 必须建立坚强的列宁式的党来领导; 必须用武装的革命推翻封建军阀统治，粉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机器。因此，他强烈地要求组织象布尔什维克那样的政党。

一九二二年，吴玉章应邀担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这时，鼓吹新文化、新思潮的书报已传入四川，恽代英等也到四川进行宣传活动，吴玉章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随着形势的发展而逐步深入。他利用同盟会老会员的身份和个人与四川上层社会的历史关系，积极推动新思潮，掩护革命同志。当恽代英在泸州被川军赖心辉部扣押时，他打电报去保释出来，并请恽代英到高师任教。这时，成都高师已有社会主义青年团，但他年已四十四岁，不能参加，又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便与杨闇公等二十多人，在娘娘庙街他的寓所内，秘密成立了“中国青年共产党”①(开始简称“C.Y”，后改为“Y.C” 。公开发表纲领和章程时叫“中国Y.C团”) ，作为领导革命斗争的机关，并发行《赤心评论》作为机关报，宣传马列主义。“中国Y.C团”的章程规定，“团结劳动者为革命军”，在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建立支部。它不仅在成都建立了组织，还发展到北京。

一九二四年初，军阀杨森攻占成都，派人接收高师，吴玉章被迫离校，继续在成都进行革命活动。五一节时，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青年共产党，决定联合召开追悼列宁的群众大会。在大会筹备工作中，竟有人向军阀散布说：吴玉章“阴谋聚众夺取政权”，杨森便调集军队，实行戒严，派军队把预定会址“少城公园”看守起来，并扬言要捉拿吴玉章。在这紧张时刻，成都工人阶级和革命青年学生，照计划开了大会。但考虑到吴玉章目标太大，为避免遭捕，没有让他参加大会。会议由杨闇公主持并讲演。

在成都，他认识了正在成都养伤和深入思索革命前途的刘伯承。两人早就慕名，畅谈极为投契。后来，他又介绍杨闇公与刘伯承相识。他们过往甚密，经常在一起讨论局势，研究问题，很快成了知心朋友和战友。在这期间，他曾与刘伯承谈过加入中国青年共产党的事，刘伯承鉴于过去的教训，一方面拥护他们的活动和主张，一方面答复说： “见旗帜就拜倒，觉得太不对了，因我对于各派都没有十分的研究，正拟极力深研，将来始能定其方道。”吴、杨对刘的这种审慎态度深表谅解和赞赏。

“五一”事件后，吴玉章因形势所迫，只得离开成都去犍为，约同已避居犍为休养的刘伯承一道，绕路贵州、湖南去上海。一路上，蒸蒸日上的革命形势，使他无比兴奋和鼓舞。到上海时，孙中山已为召开国民会议去了北京。于是，他和刘伯承又于一九二五年二月离沪北上。

他们到北京后，吴玉章先与北京 “Y.C” 接上头，出版《新世纪》，宣传革命。后来，他知道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并巳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从而推动了中国革命的高涨。他为此极为兴奋，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认为中国青年共产党已无存在的必要。当时的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赵世炎，原是吴玉章的学生。在师生交谈中，赵世炎对于吴玉章的观点和意见，十分满意和敬佩，便正式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吴玉章写信给四川，取消了中国青年共产党。

吴玉章经过漫长的岁月，度过艰难曲折的路程，终于找到了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完成了思想上的革命转变，从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从此，他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争取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胜利，为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

吴玉章入党后，即与刘伯承一起到上海党中央接受任务。他见到了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和秘书长王若飞，奉命留在国民党内作统一战线工作，为了便于活动，暂不公开他的共产党员身份。当时国民党组织涣散，亟需整顿，他提议从基层做起，并希望先把四川的国民党整顿好。经与王若飞、恽代英、李立三等研究后，同意他的计划。

吴玉章与刘伯承准备启程去四川的时候，正遇上“五卅”运动发生。他目睹群众高昂的斗志和帝国主义穷凶极恶的嘴脸，决定办一个刊物，定名为《反日战线》，以加强革命宣传工作。可是他的建议，却遭到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主任戴季陶的反对。戴说什么“这次惨案要英国负责，跟日本没有关系”;“应该联合日本，单独对英。”吴玉章据理驳斥，驳得戴面红耳赤，哑口无言，但办刊物始终没有获准。六月，他们去广州，与国民党中央常委廖仲恺取得了联系，旋去四川。

八月，他与刘伯承一起到达重庆。这时，四川的国民党组织正处在分崩离析的状态。他找来重庆国民党负责人黄复生、朱之洪商量整顿国民党的计划，提议建立一个严密的组织机构，在群众中进行广泛活动; 办一个学校，作为培训干部和进行组织宣传活动的据点。黄、朱听了既无兴趣，也无信心。他看到国民党人很消沉，便去找与他一起组织过中国青年共产党的杨闇公、杨伯楷等商量。他们热情很高，立即行动，到处奔走，积极筹备，很快找到了房子，买到了家具。他把廖仲恺给他的一千元和他在川江轮船公司的股票当了两千元作经费，很快办起了中法大学，招收因参加爱国活动闹学潮而被其他学校开除的学生，很快就聚集了近三百人，并正式开学上课。同时，他积极整顿国民党组织，把省党部迁到莲花池新址。不久，许多县市的党部就建立起来，选出了出席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其中共产党员占多数。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吴玉章和杨闇公等作为四川省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前往广州，同行的还有刘伯承。他们到广州后，方知由于右派的捣乱和破坏，原定十一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不得不推迟到次年一月一日。这时，国民党右派的活动已很猖獗，正千方百计地夺取领导权。身为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虽然尚未暴露其反革命面目，但对左派力量的增长十分恐慌。吴玉章意识到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力量反击右派的一次重要会议，便去找汪精卫说明： “如果大会不按期开，国民党有解体之虞。”汪则无动于衷，唉声叹气地说他也没有办法。在大家力促下，才召开了国民党中央会议。会议推举吴玉章为大会秘书长，负责“二大” 筹备事宜; 杨闇公、刘伯承等，则在秘书处工作。在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聂荣臻、萧楚女、恽代英、陈延年等共产党人的努力下，大会筹备工作进展很快，使国民党“二大”于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得以召开。

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吴玉章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全会二百五十六名代表中，共产党员占五分之三，左派力量占优势。形势本来对左派有利，但由于受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影响，在选出的六十名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共产党员只占十四人。吴玉章认为这是一个极其错误的让步，会给以后革命带来严重的恶果。

国民党“二大”结束后，吴玉章等又回四川继续整顿国民党组织，以策应即将开始的北伐。他因沿途宣传“二大”精神劳累过度，在宜昌晕倒了。到重庆又昏厥了一次，只得住进医院。这时，四川国民党左右派的斗争也很激烈，西山会议派头子石青阳在重庆总土地另立省党部，天天到莲花池党部捣乱、打架，甚至打伤许多同志。吴玉章知道后，异常气愤，立即出院，投入斗争。他一面积极整顿国民党组织，以反击右派。一面在中上层和军队中活动，策反旧军队，参加国民革命军。他先把川军第五师师长何光烈部下的两个旅争取过来，参加了后来刘伯承领导的顺(庆) 泸(州)起义，后又把驻川黔军袁祖铭的两个师争取过来，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十两军，配合贺龙的军队消灭了袁祖铭，攻下了宜昌。

这年五月，在刘伯承通过深入观察和亲身革命实践，认定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共产党才是真正的革命力量以后，吴玉章、杨闇公即介绍他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后，吴玉章与刘伯承于八月赶到广州。北伐战争在工农运动支持下，进展迅速。但同时，右派的活动也愈来愈猖狂，蒋介石独揽大权，飞扬拔扈。为了抵制蒋介石的反动活动，打击右派的进攻，吴玉章和何香凝等联络组织了一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与监察委员的联席扩大会议，通过了提高党内民主、反对个人独裁和发展工农运动等决议案。蒋介石则在南昌建立了右派中心，与帝国主义勾结起来，筹划反革命阴谋。蒋介石在迁都问题上违背国民党中央关于国民政府迁都武汉的决议，硬要把政府迁往南昌。吴玉章同宋庆龄、孙科、陈友仁等一起随政府迁往武汉后，蒋介石跑到武汉，仍坚持把政府迁往南昌，结果遭到群众质问和吴玉章等人的反对，未能得逞。以后，蒋介石又借故要撤换苏联顾问鲍罗廷。讨论时，也遭到了吴玉章等大多数人的反对。

为了打击蒋介石的反动气焰，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人士一起推动国民党中央设立了一个由吴玉章等五人组成的行动委员会，并决定召开国民党第三次中央全会，以制裁蒋介石。在召开三中全会时，蒋介石又迟迟不来，借故推迟日期。吴玉章等则坚持按期召开，蒋介石又碰壁了。全会在左派力量占压倒优势的情况下，选举吴玉章为国民党中央常委兼秘书，并通过了许多有利于革命的决议，确定了中央领导机构的集体领导制度，剥夺了蒋介石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权。

蒋介石到处制造混乱。北伐军刚打下宜昌，一些原来的旧军阀就想吃掉贺龙的军队。武汉当局派吴玉章进行查处。他一到宜昌，旧军阀和地主大商们就把他包围起来，向他“控告”贺龙。他当场据理申斥，并机智地提出把贺龙调往武汉，以“拱卫革命的中心”，还要他们拿出四百万元作为革命政府的经费，他们只好答应。一场危机就这样平息，当时著名左派将领贺龙所部革命武装力量也得到保存。

在这期间，吴玉章还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意图，在国民党中央会议上，提议派刘伯承到四川策划军事工作。当时是这样设想的：如果在四川建立起自己的军队，或策划部分军阀起义，就可以推动四川军阀易帜参加国民革命军，必要时可以会师武汉，或拉到川、陕、鄂边区以配合北伐。会议同意吴玉章的提议，决定委任刘伯承为特派员。刘伯承回川后，与已在四川的杨闇公、朱德组成了中共四川地方委员会军委，决定发动“顺泸起义”，由刘伯承任总指挥。顺泸起义发动后，吴玉章在国民政府会议上，提议按军队序列给起义部队以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的番号，委任刘伯承为军长。会议通过了吴玉章的提议，但谭延闿借故阻挠，说什么要经过时居南昌的蒋介石总部“划行”。吴玉章想，一则蒋介石不会同意，二则国民政府会议既已通过，根本不需要经过谁，便公开发表了国民政府给起义军的番号和刘伯承的委任，只是为了与蒋介石的军队加以区别，番号改为暂编第十五军。

与此同时，吴玉章发电报给刘伯承，向起义将士表示慰问，赞扬他们的“奋斗精神足使帝国主义寒心破胆”，“尚望始终坚持，努力杀贼。”刘伯承回电： “弟等早具决心，始终不渝”，表示了奋斗的决心。但是，在蒋介石重兵围攻下，虽经起义将士奋战了四十多天，终因众寡悬殊，战斗失利，刘伯承等不得不突围出来。顺泸起义失败了。

一九二七年三月间，革命势力日益增长，左右派的斗争也达到高潮，重庆发生了“三·三一”惨案①。为了打击右派的进攻，吴玉章得知重庆“三·三一”惨案的凶手杨引之要去向蒋介石报功，便派人将杨截获，由武汉革命法庭处以死刑。为了加强南京方面的革命势力，吴玉章曾提议把号称“铁军”的第四军调往南京。这一提议得到武汉行营主任邓演达和苏联军事顾问加伦的赞同，但因右派坚决反对，未果。

以后，形势急转直下，蒋介石发动了 “四一二”政变，在南京建立起反革命政权; 汪精卫也在策划反革命政变; 陈独秀与汪精卫发表“汪陈联合宣言”，麻痹工农运动，粉饰太平，革命处于危急中。在这紧要关头，吴玉章筹划把共产党员连某指挥的一个营扩编成一个师，以建立自己的武装，挽救危局。但也因陈独秀的阻挠和右派的反对，未得实现。

四月底，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吴玉章是代表，但因是秘密党员不便参加。可是不久，陈独秀竟在一篇文章中随意把他的共产党员身份公开了。他为此很生气，立即跑去质问，陈却说什么“公开了好”。接着，形势更加恶化，汪精卫秘密召开“分共”会议，并公开叛变。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了。

七月十四日晚，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时，兼有国民党党籍的共产党员却被排除在外，吴玉章和林伯渠只好在一起等候消息。直到晚上十二时，才知道会议虽有陈友仁代表宋庆龄反对“分共”，但时局已无法扭转。当晚，他们分别回到寓所。吴玉章心中烦燥，就在晒台上乘凉。次日凌晨三时许，忽有四名武装人员进入他的住所，拆走了电话，并留条警告他离开。天明后，他接到我党通知，要他到九江。当时他想，他是经管国民党中央的文书、信件和帐目的，如果不交代就离开，国民党反动派很可能制造谣言，诬蔑他卷款潜逃，破坏我党的声誉。于是，他又冒险去国民党党部，向秘书长于普恩办清了手续，并留信给汪精卫说明离开的理由，然后才离开。

吴玉章到九江后，奉命组织国民党中央办事处，以接应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他在接应了徐特立、刘伯承、彭泽民、张曙时等去南昌以后，最后自己也去南昌。

到南昌后，他与贺龙住在一起，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接着，随贺龙指挥部南征，转战赣、闽、粤。在溽暑远征中，他参与了部队指挥，进行后勤组织和群众工作。及至潮、汕失败，起义领导机关疏散，他便与林伯渠、贺龙、刘伯承等分开，同侄子吴鸣和步行到海边，搭民船去香港。

他到香港后，与我党负责接应工作的贺昌取得了联系，并见到了贺龙和刘伯承。他和刘伯承、吴鸣和等回上海，又一起去苏联。

他们于十月到达莫斯科。刘伯承、吴鸣和先进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学习，后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吴玉章因病先到克里木休养，后进入中山大学(后改为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中国问题研究院，与林伯渠一起潜心攻读马列主义，同时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土地问题。当时托洛茨基派和取消主义者陈独秀有一种谬论，说什么由于中国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已经没有封建主义了，从而认为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已经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了。他俩根据大量材料，写出论文，阐明中国社会虽然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发生了变化，但仍然存在封建主义，不过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从而认定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一九二八年夏，吴玉章和林伯渠转入中山大学特别班，与何叔衡、徐特立、叶剑英等一起学习。他和林、何、徐虽然年龄较长，但还接受由叶剑英任教官的军事训练，准备毕业后回国参加武装斗争。他们虽然记忆力不如青年，但理解力强，学习都很努力，马列主义各门课学得很好。吴玉章等还得到学校的优等评语，成为学习马列主义的优等生。他在总结这段学习时说：“读了马列主义书籍后，如得明镜，在思想上豁然开朗，有了正确的宇宙观、人生观，对革命更有信心了”。

一九三○年十月，吴玉章从特别班毕业了。一些同志回国参加斗争，他和林伯渠等被分配到海参崴远东工人列宁主义学校工作。在这期间，远东出版社约他编一本中文教科书。他仓促编成后，托派分子竟向边区党委告发他犯了“机会主义”错误。他仔细检查，确有错误之处，便诚恳地向党组织写出了检查报告，并在党的会议上作了深刻的检讨，不仅把别人指出的错误作了检查，就是别人未指出自己检查出来的错误也进行了检查，最后请求党组织给予处分。会议经过热烈的讨论，都认为他态度诚恳，主张从轻处理，有的主张给予劝告，有的主张给予警告。最后，林伯渠发言，说党处分同志的目的是帮助党员改正错误，吴玉章已经自觉改正错误，就不必给处分了，只需作一决议，嘉勉他改正错误就够了。结果会议通过了林伯渠的提议，并嘉许他是党员的模范。此后，他参加了学校内反对托派的斗争。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学校组织了抗日集会。会后，吴玉章等组织了许多同志分赴各地进行抗日宣传，并派人参加东北义勇军，募捐慰劳义勇军。上海“一二八”事变后，学校召开大会，他和多数同志都支持国民党十九路军的抗战。可是报告人说十九路军是军阀的军队，且有美国的背景。“一二八”事变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因此不能支持。他听后觉得有违众意，就登台发言说，在中国民族危亡的关头，不管是什么国际背景或什么军队，只要他抗战，我们就应该欢迎和支持。他的讲话，博得群众热烈的掌声。

当国内李立三“左”倾思想的小册子传到海参崴后，他看到其中所说：集体农庄如果出于农民自愿的要求，我们不能去阻止。他觉得这样说不对，把当时中国的民主革命与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混为一谈了，就写了一个《论中国土地农民问题》的小册子，表明中国当时还不能采取苏联的做法。

一九三三年夏，他奉命调到莫斯科东方大学任中国部主任，并参加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工作。一九三五年，他参加了 “八一宣言”的讨论，并奉命与刚到莫斯科的方振武接谈，把“八一宣言”给方看。方后来到美国，对我党政策进行了宣传。八月，吴玉章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就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苏区的英勇斗争和红军长征的伟绩，作了长篇发言，博得了与会代表的热烈欢呼。

这时，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党派他到法国巴黎扩大发行正在出版的《救国报》，以加强宣传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政策。

他于十一月到达巴黎。刚开始工作，法国政府出于政治外交上的原因，忽令《救国报》停刊。他想，如果停刊了，将会引起各方面的疑惧，就急找法共的同志商量，决定利用法国政府标榜的言论出版自由，把报纸增加一个“时”字，改为《救国时报》。经请示上级同意后，在“一二九”那天，继《救国报》一期未脱地出版了。不久，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成员陈云，写信请上海商务印书馆代购的汉字铜模，也运到了巴黎，吴玉章等很快办起了印刷所，满足了国内外所需要的发行数量。《救国时报》在发展过程中，曾遇到过许多困难，主要是经济上和发行上的。但他们努力工作，克服了种种困难，较好地完成了任务。

吴玉章在办报的同时，还做了其它一些工作。一九三六年一月，他召开了一次旅欧党员代表会议，作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报告，讨论了组织华侨抗日救国会的计划，推动了旅欧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这时，胡汉民也在法国，吴玉章想利用他与胡的旧关系，谈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即派儿子震寰持函前往商谈，但胡竟不敢作出回答。吴玉章看到这个大革命时代的著名右派仍然顽固不化，就没有再理他。后来，陈铭枢、胡愈之也到了巴黎，吴玉章与他们畅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极为投契，并帮助他们办理了去苏联的手续。

三月，世界学生联合会在伦敦召开支援中国学生抗日救国运动大会。因会期已近，又没有预定秘密通信方法，他便匆忙以假名“平洋”给中国共产党驻德支部负责人王炳南写信，平邮寄出。该信是请王与会时要遵照我党统一战线政策，既要顾到团结，又要保持我党的独立性和斗争性，断不可因统一战线而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并要他们去伦敦后与侯雨民商议办法。不料，该信被国民党驻德公使馆偷去，以“民族先锋社”的名义影印，在大会上并向国内广为散发，说什么大会是共产党召集和操纵的，还以“留德中国学生会”的名义致电大会，反对我党代表参加会议。经过一番交涉，大会予以驳回。但国民党驻德公使程天放并不死心，又串通德国法西斯组织“冲锋队”，逮捕了刘光德(即刘咸一)和反帝同盟的许德瑗等。经组织许多团体向德国政府抗议，结果许等获释，刘光德却被无理驱逐出境。党考虑到吴玉章的安全，急电他回莫斯科，并派吴克坚接替他的工作。

吴玉章到莫斯科后，仍回东方大学。不久，“双十二”事变发生并和平解决，他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将成功而兴奋，“感到我党中央政策之正确，气度的伟大，使全球震惊，使国民党顽固分子哭笑不得，使同情我党的人眉飞色舞，全国舆论与人心莫不为之折服。”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国民党代表张冲到了莫斯科。党派吴玉章与张协商并经国民党政府同意，派吴玉章为中国政府的代表，到欧洲进行抗日战争的国际宣传工作。

吴玉章于十一月偕同儿子去巴黎，与吴克坚一起工作。这时，签字于“九国公约”的各国正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会，讨论日本侵略中国的问题，李石曾约他同往。他到比京后，会见出席会议的中国驻欧使节顾维钧、钱泰、胡世泽等，力主在会上吁请各国制裁日本，援助中国抗战。此时，国内战局南京危急，国民党正在酝酿与日本妥协。他力陈如果言和，中国将不免于灭亡，要求顾维钧等联名打电报给蒋介石，反对妥协。不久，孙科到巴黎，陈公博去意大利后也来到巴黎，他都分别会见，强调要坚持抗战，决不可中途妥协，孙表示赞成，陈则态度暖昧。后来，得知蒋介石未敢妥协，他才放心了。

吴玉章在巴黎期间，除了依靠《救国时报》和某些进步报纸作为宣传阵地外，还到处讲演。他在国际援助西班牙抗战的大会上，在法国“中国人民之友社”召集的援助中国抗战的大会上，在世界反法西斯委员会为他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都发表了演说。后来，他的讲演用英、法文印成小册子，名日《中国能战胜日本》，在伦敦世界反侵略大会上散发，并在欧洲发行。一次，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讲话时，忽然有几个国民党特务提出许多怪问题，说什么上海、南京都巳失守，中国没有海军，武器不够等等，怎么办?其意思是说中国抗战没有希望。他当众加以驳斥，指出：战争主要不是靠武器，而是靠人民。他坚强有力的回答，博得了在场记者的赞同，而那帮国民党特务则目瞪口呆。

一九三八年二月，他作为世界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的代表，与陶行知、李石曾、王礼锡等，出席了伦敦世界反侵略大会，作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新阶段》的报告。在伦敦，他还与陶行知、吴震寰一起，专门拜谒了马克思墓，并抄录了碑文，对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表示了悼念之情。

在国际宣传工作中，吴玉章看到国民党驻外使馆的宣传机构，并不宣传抗战，而不惜用巨款出版印有国内名胜古迹和“领袖”蒋介石等照片的画册。他为此找顾维钧洽谈，并拟定了一个计划，要求国民党政府批准，但无结果。他在没有经费来源的情况下，只好在工人、学生和商人中募捐一些钱，来印刷宣传品。幸而有《救国时报》作为喉舌，有法共《人道报》和同情我们的《中国人民之友》报等的帮助，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宣传工作仍然取得了积极的结果。他在国际宣传中的讲演，由中国世界出版社于一九三八年在武汉整理出版，题名《吴玉章抗战言论集》，并广为发行。

当国际宣传工作告一段落，吴玉章奉命于三月与儿子震寰一起启程回国。路经新加坡、西贡时，他们都作了逗留，进行了抗日宣传，他还在西贡华侨召集的会议上发表了讲演。四月，吴玉章抵达武汉，受到周恩来等的亲切欢迎和接待。

吴玉章奉命留在武汉，在周恩来、董必武领导下工作。许多辛亥革命时代共过事而当时又在国民党身居高位的人也都来看他，张群和《大公报》的张季鸾等还约他详谈。他发现这些人把中国抗战的希望寄托在苏联出兵上，而对自己的力量没有信心，便向他们说明，苏联援助没有问题，还要推动英美等国组成反法西斯阵线，法西斯必败; 中国抗战，外援是重要的，“但主要还是要靠自己，以中国的人力，物力，只要能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发扬民主，顾及民生，一德一心，不屈不挠，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他还说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基本上合乎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中国共产党人愿与国民党人共同奋斗。听者虽各有想法，但当时都表示赞同。

这时，国民党中央社有一则电讯说，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恢复毛泽东、周恩来、吴玉章等的国民党党籍。周恩来为此于六月三日晚连夜开会，并与国民党交涉不准报纸登出。次日晨，又派吴玉章飞赴重庆，嘱：如果重庆报纸已经登出，就发表我党拟好的声明。吴到重庆后，报纸已经登出。《新蜀报》主编周钦岳在欢迎他时一见面就说：国民党恢复了你们的党籍，这于统一战线、国共合作前途很好。他说，这需要商谈，并约各报负责人到青年会开会。他按照我党的声明严正指出：国民党的这一决定我们不能接受，因为：第一，两党关系是否恢复民国十三年之办法，并未商定; 第二，事前未通知与征求我党中央及我们的意见; 第三，这次恢复党籍的名单中，有张国焘、陈独秀等为我党开除了的人，和我们同等看待，未免滑稽，更不能忍受。报纸既已公布，我们不能不表示态度。

当晚，我党声明稿即由周怡分送各报馆。当时在重庆的张继听说此事，急请各报缓登，并于次晨专访吴玉章说，这是他们的错误，请暂时缓登，另找补救办法，并约他同时发电请示。吴玉章给周恩来打了电报，张给蒋介石打了电报。结果，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不得不间接声明取消此案。

吴玉章在重庆，利用各种场合，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战必胜的道理。但国民党特务却经常捣乱。在新街口召开的一次群众大会上，他正在讲演，一群特务突然来挑衅，气势汹汹地问他：你说抗战是谁领导的?其意在激使他说抗战是“蒋委员长”领导的。他沉着机智地训斥他们说：这还用问! 你们还不知道?简直是无知! 在他的严词训斥和群众轰赶下，那帮特务灰溜溜地逃跑了。

后来，吴玉章又去成都，除了与旧友徐申甫、毛沛霖、李伯仲、李培甫、向先乔等相见外，并应学生救国会、妇女慰劳会等群众团体之邀去讲演，车耀先还安排他在广播电台作了广播讲话。此后，他返回阔别多年的家乡，在乡间和县城发表讲演。这期间，许多老乡请他帮助要回已募去当兵的子弟，他耐心地动员他们说： “我不但不能为你们要回子弟，我还要劝你们未去当兵的而有力可出的，多多去当志愿兵。”以后荣县成为四川省当志愿兵最多的县份之一，与他的宣传不无关系。

一九三八年七月，国民党被迫答应召开国民参政会，吴玉章奉我党代表团电令，赶回武汉，任国民参政员。他根据党的指示，与知名人士黄炎培、张澜等接触，酝酿提案。国民党为了限制我党提出议案，竟规定提案要二十人联署。他们原以为我党参政员只有七人，不易拿出提案。可是由于我党政策正确，我们的提案常常得到四五十人甚至七八十人联署。由于拥护和同情我党的人占了参政员总数的半数以上，在参政会上，我党和我党赞成的提案常被通过，这使国民党极其惊讶和狼狈。

在参政会开会的前几天，傅斯年、梁实秋来找吴玉章，说孔祥熙昏庸无能，且多劣迹，想提出弹劾孔祥熙案，其意在以汪(精卫) 代孔。经我党研究，认为孔固然不好，汪更坏，且提出该案对团结抗战不利，决定不予支持。我党的态度，得到许德珩等的支持，结果打消了此案。

在参政会外交审查委员会会议上，汪精卫的走狗周览等又提出“对德意外交应积极注意”案，其意在与德意法西斯妥协。吴玉章表示反对，但会议只作了点修改就通过了。在李慎吾把此案提到参政会时，极力为德意法西斯辩护，要求加强对德意的外交。我党代表立即予以驳斥，马成风竟起来以秽言相辱。我党代表除提出抗议外，要求汪精卫处罚马。由于群情激愤，汪不得不答应，这就给了汪精卫一个打击。

八月，吴玉章离开武汉去延安，参加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上，他报告了国际宣传工作，并在边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参政会斗争的报告。这时，国民党政府已迁往重庆，即将召开第二次参政会，六中全会还未结束，他便与秦邦宪、林伯渠等飞赴重庆，继续参加参政会的斗争。

在第二次国民参政会上，讨论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的来电： “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概以汉奸国贼论”。汪精卫反对此案，胡说什么：孙总理常说和平救国，如果谈和平就是汉奸国贼，那么骂总理也是汉奸国贼了。汪的这通无耻谰言，立即遭到包括吴玉章在内的我党代表的痛斥，可是梁实秋等几个人却为汪辩护，大闹了一场。在这次参政会上，汪的妥协投降立场已明显暴露。在讨论邹韬奋“撤销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案”时，我党代表积极支持，使该案顺利通过。

这时，蒋介石亲自出马，约我党代表董必武、吴玉章等六人“恳谈”，提出希望他们到国民党里作“强有力的骨干”，“为国家民族共同努力”，并赤裸裸地说： “不必要共产党啦”，“与共产党不能并存啦”，等等。蒋的谬论立即遭到我党代表的严正驳斥。蒋又转向吴玉章说：你是老同盟会，国民党的老前辈，还是回到国民党里来吧! 吴当即郑重宣布：我坚信共产主义，决不动摇，如果二三其德，毫无气节，你也会看不起吧!

一九三九年夏，吴玉章因病到北碚疗养，张鼎丞去延安路过重庆，曾专程去看他。吴对新四军英勇坚持敌后斗争，极为兴奋。沈钧儒也曾去看他，告诉他陈诚在开会，讨论反共; 还有人从山东跑来说：华北无处没有八路军，半个中国已经是八路军的了，并建议蒋介石严防。

不久，蒋介石公开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至此，参政会也就名存实亡了。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吴玉章回延安，任延安宪政促进会会长，积极领导开展民主宪政运动，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共妥协逆流，推动陕甘宁边区和全国人民团结抗战。十二月，党中央召开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发起成立中苏文化协会延安分会，吴玉章被推举为会长。

一九四○年一月十五日，党中央为表彰吴玉章的革命功绩，为他六十寿辰(吴玉章六十寿辰本是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其时他正在重庆进行斗争)举行盛大庆祝会，中共中央和许多机关团体发了贺词，毛泽东亲临祝词，称赞他“一辈子做好事而不做坏事”，号召大家学习他各方面的长处，“特别要学习他对于革命的坚持性”。他在致答词中表示，要“为民族、社会的彻底解放而奋斗”，要“在党的领导下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本着革命的精神，与老战友手携手的完成工作，祝贺革命的胜利。”

吴玉章青年时代就立志改革中国的汉字，在苏联时曾以很大的精力研究中国文字改革问题，还和瞿秋白等研究并拟订出《中国拉丁化新文字方案》。一九四○年十一月七日，陕甘宁边区成立新文字协会，他被选为会长。他领导这个协会在边区积极研究和推行新文字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

一九四一年春，陕甘宁边区军民，响应党中央、毛泽东的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吴玉章这时重病初愈，身体很弱，也积极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活动。一九四二年七月，朱德约他和徐老(特立) 、谢老(觉哉) 、续老(范亭)参观南泥湾大生产，并留

中共人物传 吴玉章人物传,吴玉章生平事迹,吴玉章评价

中共人物传 吴玉章人物传,吴玉章生平事迹,吴玉章评价

中共人物传吴玉章人物传,吴玉章生平事迹,吴玉章评价

中共人物传吴玉章人物传,吴玉章生平事迹,吴玉章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