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杨开慧人物传,杨开慧生平事迹,杨开慧评价

Posted 2022-05-04 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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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开慧，字云锦，乳名霞。一九○一年十一月六日(农历九月二十六)，生于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杨昌济，为人正派，笃志嗜学，是一位满怀爱国热忱的学者。开慧年轻时受到父亲的重大影响。杨昌济在开慧两岁时出国留学，女儿跟母亲在长沙县板仓乡下度过童年。稍长，便帮助妈妈搞些家务劳动，或跟着哥哥上山扒柴。她很同情下层生活的劳动人民，忌恨那些穿华服、只顾自己生活的人。热天，她不穿绸衣，而和下层生活的人一样，穿大布衣。当年板仓院里，住着一个叫杨乐初的老人，患有严重的哮喘病，无依无靠，生活困难。她常帮助这位老人做事，还和妈妈商量，不时送些粮食和衣物给老人，杨乐初很感激，逢人便说： “霞姑娘和她妈对我们受苦人真是太好了! ”

开慧七岁入杨公庙官立第四十小学 (现名开慧学校) 读书。当时，入学年龄一般是十岁左右，她是班上年纪最小的，但由于学习刻苦，成绩很好。别人问她将来打算干什么事时，她回答说：要做对社会有益的事。后来，父亲来信要她妈妈也进学校读书。她便和妈妈一道，转到离家二十多里的衡粹实业学校，妈妈读实业班，她读附设小学班，母女同校读书，一时传为美谈。

辛亥革命后，衡粹学校搬到长沙城，开慧又转到板仓附近的隐储女校读书。这时，她才十岁，但已阅读了不少诗歌、小说。她最喜读《木兰辞》，曾向同学流露过要仿效花木兰从军抵御外侮的念头，为此她更加努力发奋读书。现还存有当时她在病中写给板仓同学范裕英的一封信，信中说： “近维起居多福，学业日增，为颂!校中功课堆积，偶一思及，颇为之焦灼也。妹与吾姊至好，素承规劝，有暇，望赐数行，以慰系念。”①从这封信可以看出，杨开慧这时已有运用语言文字的一定能力。据范裕英回忆：开慧在学校不但成绩优良，常受老师夸奖，而且性情谦和，做事心细、果断，不自私，同学们都喜欢和她接近。

一九一三年春，杨开慧随归国的父亲迁居长沙城，转入长沙稻田女子师范附小读书，后来停学在家，由父亲指导自学。这时，青年时代的毛泽东经常和好友蔡和森、陈昌、张昆弟、罗学瓒等到“杨寓”求教，讨论治学做人之道，探求救国救民之理，开慧在一旁倾听，深受影响，后来也参加了一些讨论。在这些讨论的启发下，她开始懂得了一些救国救民的道理。她对毛泽东的宏论卓识最为倾服，并认真学习父亲和毛泽东锻炼身体的办法，常年坚持冷水浴，行深呼吸，吃硬食。她这样做的目的，在一次作文中写得很清楚：“要救国就要锻炼强健的身体。”

当杨昌济于一九一八年夏应聘到北京大学任伦理学教授后，杨开慧又随家到了北京，住在鼓楼附近的豆腐池胡同九号。因杨昌济到北京后长期患病，她为陪侍父亲没有进学校读书，但仍在家坚持自学。同年秋，毛泽东因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也来到北京，经杨昌济介绍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杨开慧又有机会接受毛泽东的影响，经常阅读《新青年》、《新潮》等进步刊物，因而大大丰富了她的思想，开阔了她的眼界，使她无论在思想上、学识上都得到提高。当时前来探望杨昌济的一位朋友，曾称赞开慧说： “志向尤大，举止温婉，中文亦好，殊属难得。”在这期间，杨开慧由于和毛泽东接近较多，志同道合，感情日深，在父亲的支持下，两人开始相爱了。后来，她回忆这段情形时说： “听到他(指毛泽东) 许多的事，看了他许多的文章和日记，我就爱了他”，产生了与他同生死、共患难的情怀。但是杨开慧在爱情上并不是轻率的，直到毛泽东有许多信“表示他的爱意”时，两人才建立了恋爱关系。

一九二○年一月十七日，杨昌济不幸病逝于北京。开慧怀着极大的悲痛，和全家一起扶柩回到长沙。不久，在父亲的朋友李肖聃的大力帮助下，进入长沙福湘女中选修班读书。

福湘女中是一所教会学校，对学生控制甚严。这时，开慧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已具有反帝反封建思想和斗争精神。她对学校的各种反动措施感到愤慨，积极动员和启发同学进行斗争。例如，她和同学个别谈心时，鼓励她们冲破学校的禁令，不受学校的欺骗，积极地参加社会的进步活动;将《新青年》、《湘江评论》等进步书刊送给同学们看，并在校刊上发表文章抨击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提高同学反帝反封建的觉悟;带头不做“礼拜”，并向同学宣传这是宗教迷信，动员其他同学也不去参加。

当时，杨开慧是学校唯一剪短发的学生。学校当局认为这是“过激派” 的象征，限令她三个月内将头发蓄起来。她不仅不予理睬，还理直气壮地宣称：“剪短发，有我的自由”①。

她在福湘女中读书期间，还在湖南学生联合会中担任宣传工作，经常奔走于各学校之间，组织和发动同学，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宣传。一九二○年十月，周南女校的英文教习李震鹏逼死了出身贫苦的妻子袁舜英，学校当局没有即时采取措施。杨开慧知道后非常气愤，认为这是反动势力压迫妇女的罪证。她立即把这件事告诉了毛泽东，在毛泽东的建议和支持下，她在福湘、周南等校刊上发表文章，愤怒控诉封建包办婚姻制度的罪恶。同时，组织省学联的讲演队到街头巷尾，广泛宣传死者的悲惨遭遇，号召大家为争取妇女解放和婚姻自主展开斗争。通过学联的发动，教育、新闻界的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纷纷就这件事联系社会制度展开了讨论。长沙许多报刊连续发表文章伸张正义，为死者鸣不平，迫使周南女校当局对这件事作了处理，同时，也为长沙的妇女解放运动壮大了声势。

开慧除参加省学联的宣传工作外，还接待全省各地来访的学生，并向他们进行宣传教育。一次，衡阳一个因参加五四运动被学校开除的女学生朱舜华来省学联请求帮助复学，受到封建家庭的阻挠。她帮助小朱摆脱了家庭的控制。同时，又针对小朱在复学斗争中认为湖南军阀比北洋军阀开明的幻想，对小朱说：军阀就是军阀，绝不能抱幻想。学校当局是受军阀指使迫害我们爱国学生的。我们不能乞求复学，要向同学宣传，唤醒大家起来进行斗争。后来，朱舜华在她的经常帮助和启发教育下，提高了觉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由于她在校内外进行了一些斗争，做事老练，在同学中享有相当的威信，大家亲切地称呼她为“开慧姐”。学校当局则把她看成“危险分子”，是进步学生的“后台”，派人监视她的行动，要设法把她赶出学校。一九二一年夏，湖南知识界中的进步分子提出了实现男女教育平等，“男校宜速开禁”，实行“男女同校”的主张。开慧早就主张男校“开放女禁”。这时，她除了竭力支持蒋英等毕业同学冲破社会和家庭的阻力进入男子大学读书外①，还串联了福湘和周南两个女校的五个同学，毅然离开学校，转入岳云男子中学第十四班学习，成为湖南在男子中学中读书的第一批女学生。

通过这段时期的斗争实践，和毛泽东对她的帮助，她更坚定了对革命的信念。当时，毛泽东缺少革命活动经费，她毅然动员母亲把父亲逝世时亲友们送的奠仪金，拿出一部分来支持毛泽东进行革命活动。文化书社成立后，她参加了书社的工作。一九二○年冬，她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湖南的第一批团员之一。就在这时，她和毛泽东结成了革命伴侣。

一九二一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次年毛泽东以一师附小主事的身份，在长沙小吴门外的清水塘二十二号，租了一栋三开间的木板平房，作为中共湘区委员会的秘密机关。她随同毛泽东在清水塘居住了一年半的时间，实际上担任了党委的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还协助毛泽东开展工人运动。据当时生活在她身边的朱舜华回忆：开慧为了协助毛泽东开展工运，经常出入城东小吴门，到文化书社、船山学社、望麓园织布厂等党的秘密联络点，传送党的文件和指示，收集工运动态和秘密情报。她经常接待各地来访的工人代表，热情向他们宣传党的主张。

有一次，湘区党委决定派一批党团干部赴水口山铅锌矿搞工人运动，住在清水塘的毛泽覃和朱舜华等几个青年也在内。临行前夜，毛泽东向他们交待任务后，又对他们说：到矿山后，要注意常去敲砂棚敲矿，也要下“窿” 〈矿井〉去看看工人是怎样拿生命换回几个铜板的，这才能弄懂今天我们为什么要革命的道理。开慧在旁十分赞同毛泽东的这番谈话。她又叮咛他们：有什么新的情况可以及时写信回来向党组织报告，以免误了大事。以后，她经常寄《向导》等党的刊物给他们阅读，还把重点内容标出来，请他们注意领会。

清水塘偏僻幽静，是个适于掩护开展党的地下活动的好地方。然而她并没有因此放松警惕。为了保护湘区党委机关和毛泽东的安全，她把母亲也接到清水塘居住，一同做好掩护工作。每当召开党的会议，她就到室外流动放哨。为了随时观察敌情，她特意在客堂后壁上挂了一面大镜子，从镜子里可以清晰地看到大门外的动静。晚上，她常起来到屋外巡查，观察有无可疑之人。她还经常到附近菜农家串门，和他们相处得很融洽。对于毛泽东等起草的党内指示、罢工宣言之类的重要文件，她放在一个妇女们平时盛放耳环、戒指、香粉一类用品的首饰箱里，精心收藏保管，每天夜晚都枕在头下，一直到她被捕前，始终和她形影不离。杨开慧为了让毛泽东聚精会神地从事革命工作，对他的饮食起居，也十分注意照料。

毛泽东于一九二三年四月去上海党中央工作。随后，杨开慧和母亲一起，带着岸英和岸青两个孩子，也到了上海，住在慕尔鸣路(今茂名北路) 的甲秀里。她仍象在清水塘那样照料毛泽东并协助他工作，还和向警予一道，以半工半读女子职业学校为掩护，积极参加妇女运动。为了向工人宣传革命道理，她经常到小沙渡纱厂工人区的工人夜校和邓中夏组织的“沪西工友俱乐部”去上课，或进行调查研究。夜校北边是奔流不息的苏州河，对岸是一片荒凉的潭子湾。夜里，这一带冷冷清清，是侦探出没、流氓横行的地方。她每周都要抽出两个晚上去上课，风雨无阻。开头，她讲的湖南话，上海工人听不太懂，她便耐心地一字一句慢慢讲，直到工人听懂为止; 后来，她也学着讲点上海话，因而深受大家的欢迎。

一九二四年底，杨开慧随毛泽东离开上海，次年二月六日(农历正月十四) 回到韶山，开展农民运动。她按照当地的风俗，和毛泽东一起以“走人家”的形式，到农民家里调查、谈心，了解他们的疾苦。为了做好对农民的思想发动工作，她积极协助毛泽东在韶山地区创办了二十来所农民夜校。夜校办得最早的是毛氏族校，其次是李氏族校、庞氏族校、郭家亭、孝烈祠、如意亭杨氏族校、毛震公祠等处。杨开慧到这几个夜校教过课或讲过话。她在毛氏族校讲课时，讲过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讲过祖国的地理; 讲了“洋财东” 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压榨，是我们的死敌; 讲了贫苦农民要团结得象一捆柴。当时在韶山流行一首民谣： “农民苦，农民苦，打了粮食交地主。年年忙，月月忙，田里场里仓里光。”她就用来作教材，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号召大家起来为推翻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而斗争。紧接着，在韶山地区就相继建立了二十多个秘密农会以及公开的群众性革命组织雪耻会。与此同时，她还积极协助毛泽东培养发展党员。

韶山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了湖南军阀赵恒惕及韶山土豪成胥生等反动派的极大恐慌。反动政府再次下令“通缉”毛泽东。毛泽东在韶山人民掩护下，于八月离开韶山，秘密往长沙，转到广州。杨开慧将毛泽东留下的工作处理完毕后，也于同年十月到了广州，住在东山庙前西街三十八号的二层楼房里。她到广州后，仍协助毛泽东开展革命活动，并参加市妇联工作，还到我党领导的为北伐战争培养干部的政治讲习班旁听学习。在这期间，她继续担任通讯联络工作，经常往来于毛泽东和周恩来、邓中夏、恽代英、林伯渠，李富春之间，传递文件、书信和消息。

一九二六年十月北伐军占领武汉，毛泽东调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十一月从广州经上海到武汉。杨开慧同母亲一起，带着孩子，回到长沙，住在望麓园。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应邀由武汉到长沙，“回湘指导一切”，参加和领导了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和工人代表大会。她协助毛泽东为全省农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夜以继日地忙碌着。这时，她正怀孕在身，当毛泽东考察衡山等五县农运情况回到望麓园时，她不顾劳累，立即按照毛泽东的要求，把他带回的大量调查材料，认真地进行了初步整理。不久，又随毛泽东到武汉主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住武昌都府堤四十一号。当时，她产期临近，身边又有两个孩子需要照料，身体很虚弱。但为了使毛泽东有充沛的精力运筹革命大事，她仍夜以继日地伏案工作，对农运调查材料，认真地进行分类、选择、综合，然后用毛笔字工工整整地抄在十行纸上，毛泽东禁不住夸赞她说：我这个好秘书，抄写起来，又快又好。正是由于有开慧这位“好秘书”的协助，没有多久，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脱稿了，并于一九二七年三月首先发表在中共湖南区委的机关刊物《战士》周刊上。

大革命失败后，杨开慧与老母亲带着三个孩子，从武昌回到长沙板仓。同她们一起回来的，还有帮助带孩子的保姆陈玉英。

当时，板仓周围环境十分险恶：南面驻有国民党政府军张辉瓒的部队，东面有四十八家大地主，北面有罗定安的民团，清泰乡还有范庆熙、梁正球这类土豪劣绅。杨开慧处在虎穴狼窝之中。但她镇定自若，和地下党的同志们一道，机智灵活地坚持了三年多艰苦的地下斗争。

关于她这段地下斗争的情况，陈玉英有如下回忆：

开慧“留在板仓坚持地下工作，她十分重视学习，每天都要挤时间看书。她经常深入农民家里，进行调查访问，宣传革命道理。……她的穿着同农村妇女一样，和群众很合得来，附近的人都亲切地喊她‘霞姑’ 、‘霞姐’ 。在板仓期间，开慧同志还带着我们先后到平江县石洞砖屋里的向五舅家和田边屋里钟姨妈家去住。她在这里住几个月，那里住几个月，名义上是走亲戚，实际上是从事各方面的革命活动。”

“在板仓的生活很艰苦，如果有几条小游鱼吃的话，也只是放到火灰里煨熟后拌点盐，从不放油的。但当一些革命同志、回乡的穷苦农民来到家里的时候，开慧同志总是要设法接待，留他们吃饭，长时间同他们谈话，帮他们解答问题，鼓励他们继续战斗。邻居中有人生了孩子没衣穿，她就把岸英他们穿过的衣服送去;没米下锅的，她总是想方设法接济。她常常对家里的人讲： ‘穷人受苦，也就是我们的苦，我们要互相关心。谁有困难，就帮助解决，不能只顾自己，处处要为大家着想。’ ”①

在这期间，她深深思念着远方的毛泽东。想着毛泽东在艰苦的战斗中，原来的足疾是否痊愈，隆冬到来时，有没有御寒的衣服，……她真恨自己没有一对翅膀，不能飞去看看毛泽东啊! 她生活在白色恐怖之中，思想上有时也感到沉重和孤单，但是，她想到千千万万正在战斗着的人民，立时觉得我并不是绝对的孤立，更加激发了自己谋求知识、坚定信仰的心情。她看到一些革命者的家属惨遭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十分愤慨，曾写下痛斥这种“罪诛九族”的野蛮罪行的文章，准备寄给报纸发表。她自己面对死亡的威胁，毫无畏惧，她把为革命而牺牲，当作“是我喜欢的事”，只是担心她死后母亲和孩子无人照顾。为此，她留下了给堂弟杨开明的信，托杨开明在她死后照料孩子，让孩子能在失去了母亲后健康地成长①。

一九三○年七月底，红三军攻打长沙，使长沙、平江、浏阳一带的地下党组织和赤卫队大部暴露。八月初，红军被迫撤离长沙后，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省“清乡”司令部司令何健卷土重来，在长沙城乡滥捕滥杀，疯狂地进行“清剿”，仅板仓附近的清泰、白沙一带，据不完全统计，就有四百六十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这时，福临乡长范庆熙为了向敌人邀功请赏，诡称： “毛泽东之妻毛杨氏，三次带兵从井冈山打长沙未遂，隐居长沙东乡板仓杨公庙一带，组织苏维埃，自称主席。”何健闻讯如获至宝，立即派出侦缉队员，坐镇福临乡“铲共义勇队”队部，与范庆熙合谋，加紧搜捕。

在这种险恶情况下，地下党组织和革命群众都劝开慧暂时离开板仓，去江西找毛泽东，但都被她婉言谢绝了。她坚定地说：越是困难时刻，越要遵循党的指示，坚定沉着，坚持斗争。敌人的疯狂是暂时的，革命一定会胜利。她仍然无畏地奔走于板仓方圆数十里的地方，顽强地坚持工作。她行踪隐蔽，出没无常，在革命群众的掩护下，敌人几次围捕都扑了空。这时，她的舅表弟向钧和堂弟杨开明，先后被叛徒出卖，壮烈牺牲。她抚慰舅妈和婶母说：弟弟是为党为人民殉难的，我们不应难过，而应自豪。她对亲人们说：共产党是杀不完的，死者未完成的事业，将由我们活着的人去完成。为了防备万一，她将党的文件密封在一只锻烧有“”字的蓝花瓷缸内，埋在叔叔的菜园里。

一九三○年十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杨开慧被敌人的密探发觉。当天午夜，范庆熙和何键派来的侦缉队员率领兵丁八十余名，将板仓下屋团团围住。当她知道自己已无法脱险后，仍临危不惧，从容地处理了手头上的文件，自己打开房门，横眉冷对冲进屋来的匪兵说：要走便走。敌人把她和在她身边工作的陈玉英绑了起来，拳打脚踢，连同当时年仅八岁的岸英也一起押走了。

杨开慧被捕押到长沙后，敌人弹冠相庆，妄图强迫她交出地下党组织的名单和毛泽东的具体住址，并认为“杨开慧如能自首，胜过千万人自首”，对她严刑拷打，百般利诱。但是，她大义凛然，始终坚强不屈，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她在狱中的斗争，和她同时被捕一起坐牢的陈玉英，在《怀念在毛主席和杨开慧同志身边的日子》①一文中，有如下具体的叙述：

“我们被押到长沙的伪警备司令部。十天后，转到另一个监狱——清乡司令部，在那里关了十天，又转到北门外的伪陆军监狱署。我们入狱后，每天都要过堂，审讯和拷打，一个监狱比一个监狱厉害。……过堂的时候，案桌前坐着凶神恶煞的伪法官，旁边坐着一个当记录的人，两边站着许多枪兵。审讯开始，伪法官把惊堂木在桌子上一拍，然后恶狠狠地问： ‘毛泽东在哪里?毛泽东的信放在哪里?’ 开慧同志总是坚定地回答： ‘不知道! ’ ‘不晓得! ’ 气极败坏的刽子手们就用皮鞭、木棍、楠竹桠子往开慧同志身上狠抽毒打。开慧同志被打得倒在地上后，刽子手们又用碗粗的木棍压在她的膝弯子里猛踩，一面踩，一面问，得到的答复总是一句：‘不晓得!’ 敌人从开慧同志的嘴里得不到什么，就脱掉她的上衣，更加惨无人道地进行毒打。开慧同志的背被敌人打烂了，全身到处是一块青、一块红、一块紫、一块绿。敌人把杨开慧同志打昏后，就在她的全身泼上冷水，等她醒过来，又继续拷问。不管敌人怎样残暴，开慧同志横眉冷对，毛主席在哪里，党的组织情况，半个字也不讲。敌人见硬的不行，就来软的，要她坐着，摆出一脸奸笑，说什么： ‘只要你讲出毛泽东在哪里，把你同他做的事讲出来，登报声明，宣布与他脱离夫妻关系，马上放你出去; 如果不讲，就只有死路一条。’ 开慧同志昂首挺胸，望也不望敌人一眼。怒斥敌人： ‘你们要打就打，要杀就杀，从我口里休想得到你们满意的东西! ’ 开慧同志差不多每天都被叫去受审，每次受审的时间最长，有时要到下午四点钟才回监牢。受审回来，次次都是一身血糊糊的，晕倒在牢房不省人事。我和难友们看了，都心痛得如刀绞，难过得直流泪，钦佩开慧同志在敌人面前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她醒过来后，总是要我和同牢的难友别难过，要坚持斗争，并说： ‘敌人是没有什么可怕的，一个人倒下去，千百万人站起来，革命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

“开慧同志在狱中的日子里，她对自己早就作了牺牲的准备，每当亲友到狱中探视她时，她总是坚定地说： ‘死不足惜，但愿革命早日成功。’有次，她对岸英说： ‘你长大后，要记住这帮坏人对我们的迫害，把这些情况告诉爸爸。’ 虽然遭到敌人的残酷迫害，开慧同志仍坚持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她一面利用在长沙的六舅妈探监的机会，写好纸条揉成小团带出去，向党组织汇报狱中斗争的情况; 一面利用一切时机向狱中的难友进行革命工作，讲革命道理，鼓励他们不要怕敌人，团结起来，互相关心，把斗争坚持下去。她特别关心狱中的难友，六舅妈送点什么菜和钱来，她总是把那点好的菜分给生病和体弱的同志吃，把钱叫看守拿去买点东西来，同样要分给大家吃。开慧同志就是这样为党的事业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她被捕后，党组织和他父亲的生前友好，曾多方设法营救，但敌人以她系毛泽东之妻，案情重大，又在狱中坚持斗争，顽强不屈，终于悍然将她判处死刑。一九三○年十一月十四日，杨开慧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长沙市浏阳门外识字岭。就义时，年仅二十九岁。

注释

①原件现存湖南师范学院《杨开慧》编写组。

①据李淑一、蒋英等十余名老福湘同学的回忆。

①据蒋英的回忆。

①陈玉英: 《艰难的岁月,幸福的会见》,载《湖南师院学报》1977年第1期。

①后杨开明先杨开慧牺牲,此信没有发出。

①载《湖南师院学报》197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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