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滕代远生平故事简介,滕代远历史评价,滕代远怎么死的？

Posted 2022-05-03 物

篇首语：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中共人物传滕代远生平故事简介,滕代远历史评价,滕代远怎么死的？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共人物传滕代远生平故事简介,滕代远历史评价,滕代远怎么死的？

滕代远··青少年时期

滕代远，苗族，1904年11月2日出生在湖南省麻阳县下玳瑁坡村一个农民的家中。

滕代远的家是一个有二十多口人的大家庭，种了二十多亩地，栽了三十多亩桐树，还养鸭子，开一座油坊和谷坊。滕代远祖父是个秀才，教过私塾，生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父亲滕国权是种田能手，母亲谭桃秀生有一子三女，他居长。滕代远在本村读过一年私塾三年初级小学。每当放学回家，他总要和爷爷一起砍柴、放牛、喂鸭子，很得家里的喜爱。1921年高小毕业后，又去麻阳北面的保靖县国语讲习所学习半年，毕业后即在本村的初级小学担任国语老师。这一年，滕代远只有17岁，奉父母之命与一位没有读过书的农村姑娘谭红玉结了婚。由于是包办婚姻，婚前彼此很少接触，婚后滕代远又很快外出上学，所以他和谭红玉谈不上有多少感情。

1923年秋，滕代远考取了常德湖南省第二师范学校。二师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早在学校创建初期，孙中山、黄兴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思想就传播到了学生中间。随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马克思主义和其他进步思潮很快传入了二师。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和谢觉哉主编的《湖南通俗日报》等，成为二师进步学生喜爱的精神食粮。一些进步教师，也经常在课堂影射社会的黑暗和军阀的专横，宣传革命思想。1922年，二师出现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接着，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这是湘西北的第一个团组织。

滕代远从偏僻的乡镇来到这所学校学习，感到耳目一新，兴奋不已。他暗暗勉励自己：这个学习机会可是得来不易，一定要抓紧时间用功读书，求得真知，报效国家。许多新的课程吸引着他。他的求知欲旺盛，整天沉浸在书的海洋里，各门功课的学习成绩都名列前茅。

在学校里，滕代远和同乡滕代顺、滕代胜的关系最好。滕代顺是滕代远高小时的同学。滕代胜比滕代远大四岁，1922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在他们两人的影响下，滕代远开始阅读《向导》、《新青年》、《中国青年》等进步书刊。1924年6月，在中共湘区区委委员陈佑魁（麻阳县人）倡导下，滕代胜、滕代顺、滕代远等发起成立了“麻阳新民社”。其宗旨是职合全县及旅居在常德、长沙和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有觉悟的青年，结成一个强大的社会团体，致力于改造家乡麻阳。麻阳新民社创办了社刊《锦江潮》，向家乡宣传马克思主义。编辑部设在二师，滕代顺任主编。滕代远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揭露帝国主义、反动军阀和土豪劣绅种种罪行的文章。1925年5月，滕代远写了《中国的现状》一文，发表在《锦江潮》第三期。文章有力地揭露了英、日、法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财富，侵犯中国主权的暴行。惊呼：“若是吾国人还是迷醉不悟，不速图自强，眼看大好的河山，就要沦为异域了。”“要救中国危亡”，“唯一的方法便是全民众大家联合起来，干预国政，干预革命的事业。把民治的障碍物——资本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打倒，然后中国的政治才能跑上轨道，教育实业才能有振兴之可言!”[1]

就在这一期《锦江潮》上，滕代远还发表了《读书为什么》一文，批判了“读书为官”、“读书专为求衣食”和闭关自守，拒绝新文化等错误论点。他指出：“我们读书一方面应有承受旧社会文化的天职。而另一方面又有创造新社会、新文化的使命，以更增人类之幸福，这是读书者之责任。”他呼吁青年们勇敢地冲破种种束缚和压力，外出求学，谋求知识，顺应潮流，起来革命，为推翻封建军阀势力，赶走帝国主义而斗争。

滕代远入团后，担任了许多社会职务，积极投入反帝爱国运动。最初，他担任本班（二十四班）学生会主席，以后被选为全校学生会组织部长兼总务主任，以及常德学生联合会组织部长和总务主任。他通过常德学生联合会，动员各界成立了常德外交后援会，又担任了总务主任。他们发动各校学生和各界青年组织救国义勇队，上街演讲，唤起民众，不坐日本船，不吸英国烟，检查、抵制英日货，到处张贴“打倒英日帝国主义!”“打倒反动的军阀政府!”等标语口号。常德的反帝爱国运动搞得轰轰烈烈，热火朝天。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了。滕代远等通过常德学生联合会发动各界声援受难同胞。6月中旬，成立了“湖南雪耻会常德分会”，常德二师学生许和钧任主席，滕代远任总务主任，组织了查禁日货行动小组20多个，查烧仇货，惩办奸商。滕代远亲自指挥行动小组，用土制炸弹阻击了正要潜藏的奸商普春轩，严厉打击了隐蔽贩卖仇货的活动。

1925年11月，中央湖南区执行委员会鉴于常德革命力量逐渐壮大，人民的斗争热潮空前高涨，派共产党员谭影竹（化名黄叔夷，后叛变）到常德建立党的组织。以原有的共产党员为基础，将团龄较长，表现较好的滕代远、滕代顺、许和钧等转为共产党员，建立了常德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常德特别支部，由谭影竹任特别支部书记。

1926年1月17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在“二师”成立，选举了邓兴明、李立新、谢士钧、滕代远、许和钧、杜海清、刘新训等七人组成执行委员会，邓兴明任书记。滕代远负责领导经济斗争。

当时国民党常德市党部主任委员谭肖岩，是国民党内一个极右的派别——西山会议派的成员。他在“二师”吸收了一大批反共学生加入了国民党，夺取了县学联会和“二师”学生会的主要权力。滕代远等在常德中共党团组织领导下，对国民党右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们揭发了在学联会和“二师”学生会担任职务的右派学生黄均德等人贪污学联会经费的行为，组织清算委员会清理了账目，给国民党右派以沉重的打击。

1926年2月，为了广泛团结争取群众，建立了群众团体非基督教大同盟，由滕代远任主席。在中共党团组织和非基督教大同盟的领导下，滕代远带领“二师”革命学生与常德的教会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行，各地工农群众运动蓬勃发展。滕代远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开展工作，先组织成立了袜业工会，以后又组织成立了篾业工会、烟业工会、人力车工会、码头工会等。在他们的影响下，其他各业工人也行动起来，筹备建立自己的工会组织。1926年3月24日，由常德学联会发起，在洗心所召开了工会联合会成立大会，会上选举滕代远等七人为执行委员，领导常德各业职工与帝国主义、军阀展开斗争。

1926年4月8日，常德发生了震动全省的“二师”惨案。惨案的直接原因是国民党右派成员挑起事端，引起械斗。结果进步学生4人被捕入狱，39人被学校开除，滕代远也在被开除之列。后经常德中共党组织的介绍，滕代远到长沙接受新的任务。

注释

[1]　滕代远：《中国的现状》，《锦江》第三期，1925年6月。

滕代远··在农民运动中成长

1926年5—6月间，22岁的滕代远，带着常德党组织的介绍信来到长沙，找到中共湖南区委。区委派陈佑魁接待了他，派他到平江县担任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委书记。滕代远在平江工作了三个月，湖南区委又派他去长沙近郊区担任农民运动特派员。

滕代远与熊志超一起到长沙近郊区，以教书为掩护，用坐茶馆、谈天等方式，在农民中进行秘密组织工作。他们利用夜校，宣讲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同时宣传马列主义，宣讲打倒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地主，并在夜校建立与发展农村党的组织。他们秘密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五个乡的党支部。随着基层党组织的陆续建立，1926年秋，中共长沙近郊区委诞生了。滕代远、熊志超先后担任了区委书记。

滕代远团结了一批积极分子，在农民中发动组织农民协会。他对农民们说，你们要获得自由，有田种，就要组给起来，积极主动地创办农民协会，对反动势力土豪劣绅开展斗争。他领导农民进行平粜谷米、减种退押、增加雇工工资的斗争。农民从实际斗争中，思想上提高了认识，经济上得到了好处，纷纷加入农会。

经过滕代远半年多的艰苦细致的发动工作，在各乡普遍成立农协基础上，又于1926年10月11日，在黄土塘成立了近郊区农民协会。这次大会选举滕代远为委员长，刘树生为副委员长，赵楚湘为秘书，会后举行了游行。近郊区农民运动进入公开大发展阶段。到1926年11月底，一区已建立乡农村169个，会员达2.9万人，其中妇女会员156人。

1926年12月1日，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与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同时在长沙召开。滕代远代表长沙近郊区农民协会向大会报告了近郊区农运工作的情况。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参加了大会，并在会上作了两次重要讲话。大会通过了铲除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减租减息，建立农民自卫武装和农民政权等40个决议案。大会以后，毛泽东由柳直荀、滕代远陪同，考察了长沙地区的农民运动，近郊区农协会员激增到近6万人。为了加强对农协干部的培养，在滕代远的主持下，开办了一个纠察队员训练班，培训了党员干部30多人，并在此基础上，组织了一支农民纠察队。

长沙近郊区农民协会，在滕代远的领导下，做了以下几件大事：一是组织农民支援北伐战争；二是打击土豪劣绅，惩办贪官污吏；三是掀起了反封建和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的斗争高潮；四是加强农协纪律，巩固农会组织；五是平粜阻禁，减租减息，维护农民利益；六是反对封建恶习，维护妇女权益；七是发展生产，兴办公益事业。在短短的几个月内，革命的农民把几千年来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已尽。他们创造了近郊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革命斗争业绩。

但是，随着北伐战争一步步取得胜利，特别是湖南、湖北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地迅猛发展，国民党右派势力对兴起的工农运动视为洪水猛兽，拼命进行压制和镇压。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广州也相继发生反革命政变。鉴于这种情况湖南省委的一些领导人感到形势紧张，预感到长沙也可能出事，于是由省委发出通告，要求各县工农武装准备就地自卫。果然，5月21日晚，在国民革命军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的策划下，该军独立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等人，在长沙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即“马日事变”）。他们捣毁许多革命机关，解除工农武装，开枪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大批革命群众。

5月21日晚，滕代远在近郊区农协住地圣经学校，召开了骨干分子会议，分析形势，研究对策。正在这个时候，听到长沙城内有枪声，传说是国民党军队攻打省总工会和省农民协会，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支。枪声越来越近，滕代远当时虽然没有接到上级通知，但根据几天来的形势，估计到国民党右派可能开始搞反革命政变。于是，他立即要大家赶紧撤离近郊区农协所在地，以避免国民党军队的袭击和搜捕。

“马日事变”后，由于在长沙找不到党的上级关系，滕代远决定到武汉找中共中央的负责人。结果，找到了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的负责人庞人侃。庞人侃要滕代远仍回到长沙近郊区坚持工作，但要他改变活动方式，白天隐蔽，夜间出来活动，组织骨干力量和农民自卫军与敌人周旋。于是滕代远重新回到了长沙近效区，展开了新的战斗。

5月下旬，湖南省总工会和省农民协会下令各地工农武装合攻长沙。滕代远得到通知后，即组织近郊区的农民纠察队，配合湘谭、醴陵、平江、浏阳等地农军进攻长沙。

1927年6月底，滕代远组织近郊区的党员、农协和纠察队的干部成立复仇大队，自任队长，易正超任副队长，黎桂福、汪庆余、刘树生、吴福云、龙子安、易钦富、易果生、易六生、刘东顺（女）、凌禄生等为队员，专杀土豪劣绅和迫害共产党人的敌人，以镇压反革命气焰，为死难烈士报仇。

在滕代远的带领下，复仇大队先后处决了那些罪大恶极、死心塌地与农协为敌的劣绅、团总和密探。1927年10月，何键特务营要在长沙招兵，滕代远趁机派复仇大队副队长易正超领着80名队员打入特务营。不久军阀混战，复仇队员乘机带着自己的枪跑了回来。敌人以两千元大洋悬赏捉拿滕代远，并出动大队人马到处捕捉他。还强令老百姓五家一联，三家一保，若有一家出事，其他几家同遭株连。他紧紧地依靠群众，一次又一次地躲过敌人的搜捕。

1927年11月，滕代远遵照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离开长沙近郊区去醴陵，组建中共湘东特别委员会。

滕代远··担任湘东特委书记

1927年初冬，滕代远从长沙乘火车先到株洲，与中共株洲市委书记蒋长卿见了面，然后再乘火车到醴陵阳三石车站，找到了醴陵县委书记林蔚。林蔚又介绍滕代远去三星里找醴陵南三区区委书记易汉恢。由于南三区的群众基础较好，滕代远就在易汉恢的家里落脚，开展工作。与滕代远先后来到醴陵开展工作和原在醴陵的负责干部，还有湖南省农委书记潘心源、省委军事部长陈恭、省委特派员陈觉、共青团醴陵县委负责人王亚文、醴陵北乡党的负责人张子意等。

为了组建湘东特委，首先要了解情况，联络骨干，尽快恢复被敌人破坏的党组织和农会。他与陈恭、陈觉、林蔚等，采取隐蔽和个别活动的方式，白天一般闭门不出，夜间就在野地里、山坡上、小河边，同党的骨干和农民群众谈话，或者参加一些秘密会议，讲解革命形势，指导他们的活动。经过一段时期的工作，初步掌握了情况，按省委指示，首手组建湘东特委。特委委员有滕代远、潘心源、蒋长卿、林蔚和醴陵县委委员罗启厚等，滕代远任书记。特委管辖浏阳、醴陵、萍乡三县和株洲、安源两市。特委主要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各地党的组织，开展武装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行土地改革；组织工农积极分子打入敌军内部，做瓦解敌军、伺机夺取枪支弹药的工作；等待条件具备，发动第二次起义。同时，发动群众，做好支援井冈山根据地的工作，护送来往井冈山的同志过镜。

1928年初，滕代远和潘心源等在醴陵南四区召开了湘东特委扩大会议，即有名的湘东会议，会议决定：（一）加强安源工人的日常斗争，使之成为湘东地区的领导力量；（二）积极武装农民，普遍建立赤卫队，有条件的建立武装游击队；（三）扩大斗争区域，主要是把力量扩大到浏阳地区，并责成潘心源带枪30支，到浏阳活动。会议还就第二次起义作了研究，决定在近期举行醴陵暴动，把平江、醴陵、萍乡、安源、株洲的斗争连在一起，建立武装割据，以便互相呼应和支援，掀起湘东地区各地的暴动。

从1927年冬至1928年4月，湘东各县市的革命武装纷纷建立起来，有赤卫队，有游击队或游击营，还有特委直属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团长是周至刚，副团长是张子意，党代表由滕代远兼任。这支部队有枪600余支。工农革命军在各县赤卫队、游击营的配合下，不断打击敌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清乡”斗争。在武装斗争最激烈的时候，醴陵全县的赤卫队邑达4万多人。在特委的领导下，工农革命军发动了5次战役，与敌作战100多次，歼敌700多名，缴获长短枪500余支。

随着武装斗争的开展，区乡苏维埃政权也逐步恢复和建立起来。从1928年2月开始，醴陵县的南四区、南二区、南三区、西一区、北二区、东二区先后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全县还建立了200多个乡苏维埃政府。除城郊10余里内的狭小地带外，其余都属苏维埃势力范围。

滕代远还十分注意各县市之间的相互配合和相互支援。当醴陵举行暴动时，浏阳、萍乡、安源、株洲等地也相继向敌人进攻，组织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株洲的工人武装还破坏铁路、电线，阻击援醴之敌。萍乡的斗争高潮，也得到醴陵、安源的呼应和支援。

在湘东特委和滕代远的领导下，区、乡苏维埃和农会都设立了土地委员会。他们参照苏联的做法，有的没收地主和祠堂、庙宇的土地，按人头分给农民；有的试行共同耕作、共同消费的制度，设立耕作委员会，统一指挥农民集体耕作；有的还将劳动力统一编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按时上下班。当时还提出“不劳动不得食”的口号，规定不准怠工，不准赌博，不准抽鸦片烟，不准偷盗，不准游手好闲。许多区乡都进行了反对封建迷信的斗争。神权、族权、夫权等旧观念、旧礼教、旧制度都在被打倒之列。农民赤卫队、儿童团站岗放哨，搜查坏人。一时间，醴陵一些红色政权的管区内出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良好秩序。

当时湖南和全国各地总的革命形势正处于低潮。可是，中共湖南省委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立即暴动给湖南省委的信》，布置各地利用“宁汉战争”的机会，发动年关暴动。在湖南省委的直接领导下，长沙市委于1927年12月10日发动了“灰日暴动”。此次暴动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省、市委遭到严重破坏，省委书记王一飞、市委书记涂正楚等20多人被捕，先后就义。

消息传到醴陵，引起了极大震动。滕代远和其他同志都满怀悲愤，在湘东特委的一次会议上，决定为烈士报仇。会后立即确定以工农革命军第一团为攻城主力，并调萍乡、醴陵游击营参战，挑选各乡农民赤卫队骨干进行训练。同时，成立攻城总指挥部，以潘疆爪为总指挥，四乡成立分指挥机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后，总指挥部决定于1928年1月27日（农历正月初五）正式攻城。

27日拂晓前，各路农军近万人，冒着敌人的枪弹，大举进攻。敌人依靠坚固的工事，用机枪组织密集的火力网，凭险固守。激战至上午9时，农军多次冲杀，终因武器太差，伤亡较大，不得不败退下来。滕代远等只得命令总指挥部下令撤退，各自回乡休整待命。

过了一个月，2月27日（农历二月初七）农军再次攻城，人数约2万人。这次农军猛冲猛打，冲过南门，打至渌江桥边。但城里的敌军比上次增加了1000多人枪，并增强了桥上的防守力量，农军几次冲锋都受到很大伤亡。滕代远和总指挥部看敌我力量悬殊，又下令停止攻城，撤回四乡。

湘东地区的工农革命风暴，特别是醴陵两次扑城，引起了湖南反动当局的恐慌。他们调动大批军警民团到处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陈恭、林蔚不幸在1928年3月被敌人逮捕，惨遭杀害。滕代远兼任林蔚遗留下的醴陵县委书记职务，继续进行活动。

4月，湖南军阀调集两个师的兵力，再加上清乡队、挨户团共2万多人，对醴陵四乡大肆“围剿”。湘东各县党的组织和新建起来的苏维埃政权，遭到严重破坏。滕代远和特委机关不得不离开醴陵，转移到赣西的安源。

不久，湖南省委也从湘潭迁到安源，中央派林仲丹（原名林育英，后改名张浩）和贺昌来安源负责省委工作。滕代远和这些领导人一起，为逐步恢复和发展该地区党的组织，加强对安源煤矿、株萍铁路及各县城市工人和农民运动的领导，进行了大量工作。

1928年5—6月，滕代远与林仲丹、贺昌一起，在安源召开湘东特委会议和湖南省委与特委的联席会议，作出了关于醴陵暴动的决议和湘东工作的决议。决议认为，醴陵暴动、建立苏维埃和实行土地革命，在湖南省工农革命斗争史上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但在发动醴陵暴动时党在策略上有失误。“暴动的条件没有具备，带有很多浓厚的盲动主义倾向”。决议检查说：“湘东工作受挫，特委在指挥上应负重大责任”。[1]

在湘东特委会议上，重新改组了特委。滕代远、潘心源、蒋长卿等为特委常委。滕代远仍任书记。湘东特委所管范围，也有了扩大。

6月下旬，林仲丹、贺昌代表湖南省委找滕代远谈话，说中共湘鄂赣边特委书记郭亮因苏先骏的叛变，已被国民党逮捕杀害，因而调滕代远任湘鄂赣边特委书记，接替郭亮的工作，湘东特委的工作移交给蒋长卿。湘鄂赣边特委管辖岳阳、临湘、崇阳、通城、通山、大冶、阳新、平江、修水、铜鼓、万载等县，特委机关设在岳阳城内。他们还告诉滕代远，驻防在平江城的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团部有党的组织，团长彭德怀是共产党员，任一团的党委书记，团部副官邓萍，任团部的党的支部书记。如果情况需要，可以相机组织暴动，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以便与井冈山红四军相配合。

注释

[1]　《湘东最近工作决议案》，1928年6月7日。

滕代远··与彭德怀领导平江起义

按受中共湖南省委的任命和指示后，滕代远决定先到浏阳、平江一带找寻县委，了解独立第五师一团的情况。1928年7月初，他先到了浏阳县名叫丙子岭的小镇，见到了正召开县委会议的湘东特委常委兼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新到任的湘东特委书记蒋长卿和浏阳县委成员张启龙、王首道等。在这个会上，因潘心源调任湘东特委副书记，选举了张启龙任县委书记，王首道任组织部长。

7月中旬，滕代远离浏阳去平江，在平江东乡的浊水小镇，见到了中共平江县委的组织部长兼军事部长钟期光，了解了一些情况后，即由钟期光派化了装的游击队员，用一乘小轿将化装成有钱的青年绅士的滕代远抬送进城。

进了平江县城后，滕代远用秘密接头方法，找到了团部副官、共产党员邓萍，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邓萍将他安排在城里君子巷一家名“镜中天”的旅馆住下。彭德怀当时正带领部队出城巡视去了，邓萍即写信给彭德怀促其速回团部。

独立第五师是原湘军的部队，师长刘周磐常住在长沙，另一个副师长李慧根常与部队在一起。所属一、二、三团是1928年6月间，由湖南的南县、华容、安乡一带调到平江的。师直属单位和第一团团部驻平江县城。第二团和第三团分别驻在平江的北乡和东乡。培养下级军官的师随营学校驻在岳阳。

第一团在南县时建立了中共党组织。党员除邓萍外，有一团团长彭德怀、一连连长李灿、九连连长黄纯一、通信班长张荣生、彭德怀的马弁李光等。此外，第三团三营的营长黄公略和师随营学校领导人贺国中也是共产党员。在滕代远未去平江前，彭德怀、黄公略、邓萍等同志已在这支旧军队里做了大量革命工作。

彭德怀在平江城南思村的二营处接到了邓萍的信，同时获悉敌人已察觉黄公略的政治身份准备加以逮捕。他立即回城，到旅馆看望滕代远，商量对策。这时滕代远也接到湖南省委通知，告诉他独立五师党的情况有所暴露，应立即策动暴动，以争取主动。两人经过商议，认为时机紧迫，稍有犹豫，不仅起义无望，部队的革命力量也有被敌人消灭的危险，于是果断的决定，准备发动起义。

当日，彭德怀以为滕代远洗尘的名义，在旅馆设宴，作为商议起义的掩护。滕代远、彭德怀、邓萍和一团的共产党员都到了场。席间滕代远以省委特派员和湘鄂赣边界特委书记时身份，向大家传达了省委的指示，彭德怀介绍了当前面临的严重情况，提出以闹饷为名，发动士兵暴动。大家感到情况紧急，已来不及请示省委，一致同意立即起义，起义时间定在1928年7月22日下午1点钟敌军午睡的时间。起义前的准备工作和具体任务的分工，也都作了认真研究，然后分头抓紧准备。

当时，滕代远的身份还未在军队中公开，为了工作方便，他由“镜中天”旅馆迁到县城外的天岳书院后面一家农民的房屋里居住，邓萍与他同住。彭德怀也常来这里密商起义的准备工作。这所茅屋实际上已成为领导起义的指挥部。

首先是公开士兵委员会。这个组织是一团在调来平江时成立的，现在重选士兵委员的代表，并推选李灿为全团总代表，以这个组织作为团结士兵群众，提高士兵阶级觉悟，进行起义的骨干力量。

一团开赴平江之前，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发饷，发生过闹饷斗争。来平江后仍未拿到分文，士兵已十分不满。士兵委员会就动员大家再起来闹饷，使闹饷成为起义的导火线。

驻在城内的一团是起义的基本力量。同时，通知驻在嘉义的三团三营营长黄公略和驻岳阳的师随营学校领导人贺国中，要他们一道起义。滕代远还通知平江县委，要求组织全县赤色武装力量，发动工农群众行动起来，并转告浏阳县委配合。

黄公略接到起义通知正在做准备时，却被第三团团长刘济人发觉，于是黄公略不得不于7月21日，率第三营在嘉义提前举事，再奔赴平江与主力会师。彭德怀与滕代远得到消息后，经过商议，决定起义日期不变，仍按原计划进行。

7月22日早饭后，独立五师一团团部和一营的800名官兵，集合在天岳书院的广场上，举行起义誓师大会。会上由士兵总代表李灿宣布起义，继由彭德怀讲话。他号召全体士兵勇敢地站起来，参加革命，为夺取工农革命最后胜利而斗争，然后命令各连分别向各自的预定目标进击。当日中午，平江城里枪声四起，敌人惊慌失措，匆忙抵抗。战斗不到两小时，即全部解除了挨户团、警备队、警察及独立五师直属叭2000余人的武装，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活捉了县长刘作柱等反动官吏和土豪劣绅，释放了监狱里的政治犯600多人，顺利地占领了平江县城。

起义第二天午后，贺国中率领岳阳的随营学校学员100多人，以野外操练为名开抵平江县城。中共平江县委组织的游击队在县委代表胡筠等率领下，也纷纷进城。黄公略率领的起义部队也于7月23日到了平江县城北门外的一个小镇，他要部队暂时休息，自己一个人到城内与彭德怀、滕代远联系，结果部队在第九连连长贺仲斌的煽惑下，叛变革命，向南逃走了。

7月24日，彭德怀、滕代远率领起义部队，同平江县委一起，在平江城内月池塘，召开了几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庆祝起义的胜利。会上，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下辖一、四、七三个团，2500多人。滕代远代表中共湖南省委，宣布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任军的党代表，邓萍任军参谋长。李灿、黄公略和贺国中为一团、四团和七团的党代表。在会上，还正式成立了平江县工农苏维埃政府，选举胡筠为主席。根据群众要求，立即公审和处决了县长、“清乡”大队长等一批反革命分子。

大会之后，部队立即进行整训。为了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加强部队中党的建设，滕代远在起义后，就着手在各团内建立党的支部，从军到连先后实行党代表制，团以上建立政治部。同时抓紧发展新党员，壮大党的力量。在整训时，还试行民主选举初级军官的办法，由可靠的先进分子代替一些思想反动、表现很坏的连排长。同时，废除打骂，实行经济公开和官兵平等制度，以改变旧军队中的坏风气。1957年7月，彭德怀回忆往事时说：代远同志对平江起义帮助不小，是平江起义领导者之一，特别是在军队建立政治工作，建立党、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方面，都起了积极作用。

随后，滕代远、彭德怀又召开中共平江县委和红五军党组织的联席会议，决定以平江的东乡长寿街为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力争在最短期间，从平江开始，建成湘、鄂、赣三省边界的革命根据地。在此基础上，再打通湘东、湘赣边和湘南等地，与毛泽东、朱德的红四军取得联系。

联席会议之后，滕代远和邓萍到平江城外30公里的钟洞，参加平江县委召开的扩大会议。那时，湖南省反动当局派了六个团兵力，分数路扑向平江，妄图一举消灭刚刚诞生的红五军。驻在城内的红五军第一团共六个连，还未来得及开往长寿街，便在彭德怀率领下，与数倍以上的敌军激战。红五军其他团营和工农游击队，得知白军来攻，迅速向县城靠拢，从侧后攻击敌人。因敌众我寡，虽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但红五军伤亡也很大。年仅23岁的七团团长黄纯一，在作战中英勇牺牲。滕代远和邓萍接到报告后立即赶回平江城，经与彭德怀商量，决定于7月30日黄昏，主动撤出平江城。

红五军撤出平江城后，主要活动在湘、鄂、赣三省交界的地区，打过一些胜仗，也打过一些败仗。在频繁的战斗间隙，主要是整训部队。在平江县东面龙门整训时，一是建立了由滕代远兼任主任的政治部。明确政治部负责军内的思想政治工作，打土豪，没收分配财物，要经政治部批准；出布告，杀人宣布罪状，要由政治部署名。二是继续加强士兵委员会的工作，发展党组织（当时军队里的党是秘密的），把支部建立在连队。三是从上到下建立党代表制。四是加强对群众的宣传，连队、机关都做宣传工作。

红五军在平江东乡的黄金洞整训时，接到中共湖南省委指示，正式批准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及其领导人员，要求红五军“向平醴一带发展，以与四军朱、毛联结，避免与敌军的主力决战，以为将来实行的发展。”[1] 接到省委指示，彭德怀、滕代远精神极为振奋，决定除黄公略率教导队仍留在平江、浏阳一带坚持斗争外，彭、滕率红五军主力向浏阳、万载边境发展，相机南下，以便与井冈山的红四军取得联系。但红五军主力于9月上旬到达万载时，因一名副连长叛变向敌人告密，受到敌人袭击，使南下受阻，第一次上山失利。

红五军总结这次失利的教训，进一步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整顿，并将原来的三个团改编为五个大队和一个特务大队，采用声东击西、欲南先北的策略，出其不意地再上井冈山。但在行军途中，发生第一大队长潜逃投敌，第四大队长夺枪行凶、妄图杀害彭德怀而被击毙等一连串事件，对滕代远震动很大。把一支旧军队改造成为一支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的人民军队，他认为必须彻底来一番改造。

1928年9月中旬，滕代远与彭德怀率部队到达铜鼓县的幽居。这里是“赤色势力完全割据”的地方，群众基础好，而且地形险要，位置适中，决定在这里召开中共平江、浏阳、修水、铜鼓县县委和红五军党组织的联席会议。会议由滕代远主持。会议选出滕代远、李宗白、邱训民、彭德怀、王首道五人为湘鄂赣边特委常委，滕代远为书记。会议肯定了平江起义的胜利和各县的工作成绩，批评了各地乱烧滥杀，没有正确对待中产阶级的盲动主义的错误，提出反对盲动主义是党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1] 会议对边界特委和各县的工作，也作了部署。会议还决定红五军和各县的赤卫队混编为五个纵队，以孔荷宠、黄公略、贺国中、吴溉之、李灿为纵队长。会后滕代远一面与彭德怀率部队转战各地，寻找机会与红四军会合；一面抓紧边界根据地的建设工作。

当时，滕代远既是湘鄂赣边特委书记，又是红五军党代表，实难兼顾，因而在一次红五军党委与特委联席会议上，他提出由王首道任红五军党代表，自己留在地方主持特委工作。彭德怀坚决挽留。会议决定滕代远还是随军工作，特委书记由王首道代理。

联席会议后，听到了湘、赣两省敌军正向井冈山红四军“会剿”和湘、鄂、赣三省敌军也向红军“会剿”的消息。当即决定黄公略带领二纵队仍在平江、浏阳、铜鼓、修水一带活动，保卫湘鄂赣根据地；滕代远与彭德怀、邓萍、贺国中、李灿等带领一、三纵队和军直属队，向南冲破敌军包围，开赴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他们在万载打了一个胜仗即撤离万载，经萍乡的芦溪、宣风，到达了莲花县九都村。

红四军前委获悉红五军南下的消息，即派何长工、毕占云率部队先到莲花县境迎接。

1928年12月上旬，红四军与红五军主力在宁冈的茨坪会师。12月11日两军在宁冈新城举行会师庆祝大会。毛泽东、朱德和彭德怀、滕代远都在会上讲了话。

注释

[1]　《中共湖南省委致平江特委通告》，1928年7—8月间。
[1]　滕代远：《平江起义前后》，《红旗飘》第19期，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2月出版。

滕代远··保卫井冈山

红五军主力上山后不久，滕代远参加了毛泽东主持召开的红四军前委、湘赣边界特委和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为了统一四、五两军的指挥，决定将红五军抵达井冈山的部队，暂编为红四军三十团。彭德怀为红四军副军长兼三十团团长，滕代远为红四军副党代表兼三十团党代表。

红四军、红五军的会师，壮大了湘赣边界的革命力量。国民党当局为此惊慌不安。蒋介石急忙调集18个团近3万人的兵力，以何键为总指挥，向井冈山根据地发起第三次“会剿”，企图一举摧毁这块红色根据地。面对这样严重形势，毛泽东于1929年1月4日，在宁冈县柏露村召开了前委、边界党和团的特委、四军和五军军委，以及地方党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滕代远和彭德怀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如何粉碎敌人第三次“会剿”的问题。会上发言热烈，滕代远和其他同志都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围魏救赵”的方针，即主力红军一部分留在井冈山，坚持阵地；大部分转到外线，进攻赣西南敌军的大本营吉安，动摇赣敌的后方，诱使赣敌回援，以解井冈山之围，并乘机发展新的革命根据地。会议最后决定：由红五军编的三十团及熟悉井冈山地形的红四军三十二团王佐部留守，担负保卫井冈山的任务；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在外线打击敌人。

柏露村会议以后，滕代远在大井主持召开了红五军党委扩大会议，传达了柏露村会议的精神。讨论时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红五军是来与井冈山红四军联络的，现在任务已经完成，应返回湘鄂赣边界，如长期留在井冈山，将会影响湘鄂赣边界的发展，而且五军初来，人地生疏，守山不利，不如留四军守山为好。另一种意见是接受前委指示，坚守井冈山，使红四军主力安全脱离敌军包围，向白区发展。如红五军不承担这项任务，红四军离开后，湘赣边界政权有可能受到很大损失，所以应勇于把重担挑起来。持前一种意见的是多数。彭德怀和滕代远则持后一种意见，力主守山。滕代远反复说明“围魏救赵”的军事意图，强调坚守井冈山关系革命全局的重要性。他还指出，这次“围剿”的敌人兵力装备虽占绝对优势，但敌方的中央军和地方军有矛盾，他们自保实力，互不协调，况且敌人远道而来，情况不熟，补给困难，而红五军在这里经过短期训练，战斗力比前有了提高，又有各县赤卫队和群众的支持，军民齐心协力，粉碎敌人的“围剿”是有可能的。[1] 就这样耐心说服了大家，维护了联席会议的决定。

滕代远在上井冈山后，利用工作间隙，于1月上旬向湖南省委写了一个自平江起义至率部上井冈山以来的经过情况的详细报告。这份报告认真总结了这段过程中有关红军作战、红军工作、党的工作，以及革命根据地工作的经验教训，为红五军的建设提出了很有价值的见解。[2]

红四军下山前夕，为了加强守山部队的力量，更好地开展边界地方工作，前委决定将张子清、陈毅安、陈伯钧和何长工留在湘赣边界和红五军工作。

1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离井冈山挺进赣南。彭德怀、滕代远立即与湘赣边界特委开会制订守山措施，部署参战兵力。滕代远主要是到各个大队去，和指战员一起吃、住，解决思想问题，振奋杀敌精神。井冈山地形险峻，红五军与赤卫队据守在黄洋界、八面山、桐木岭、朱砂冲和双马石等几处要地，修筑工事，决心誓死保卫井冈山。

1月15日，敌人分五路封锁了井冈山，27日发起了总攻。敌人用大炮轰击黄洋界、八面山等地的工事，并以山炮、机枪为掩护，几次爬上山来，均被红军击退。在酣战的日日夜夜里，滕代远与彭德怀一起。奔走于几个哨口和大小五井之间，不断察看敌情，检查部署，和大家共同作战。

井冈山战斗坚持了三天三夜，敌人见正面攻不下，就在山下迫使当地一个富农带路于1月29日晚，用一个营的兵力，爬上黄洋界侧后高地，向红军哨口偷袭。红五军因寡不敌众，黄洋界哨口失守。同时，八面山工事也被敌人炮火轰塌，红军除一小部分突围外，大多数壮烈牺牲。其他哨口的守军腹背受敌，情况万分危急。为此，根据原定的紧急措施，决定突围下山。原红五军各部，由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向南突围下山；红四军三十二团改番号为“黄洋界大队”，由王佐和何长工率领转入深山，与敌相持，使井冈山根据地仍保留有红军的力量。

1929年2月初，滕代远与彭德怀率领红五军，冒着大雪向敌人力量最薄弱的荆竹山方向突围。经过千难万险，终于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堵截，到达赣南于都的桥头地区。这时，国民党湘赣两省“剿匪”总指挥部除悬赏光洋3000元至5000元缉拿朱德、毛泽东外，还悬赏光洋各2000元缉拿彭德怀、滕代远。

红五军从井冈山突围后，得知于都城内空虚，决定远道奔袭，一天一夜行军140多里，攻占了于都县城，缴获了一些枪支弹药，筹得了2万多元的军饷。攻克于都后，滕代远因急于了解国内外大事和国民党军阀的动态，便去县城邮政局搜集报纸文电，不慎驳壳枪走火伤及胸部，伤势较重。彭德怀与军委甚他同志商量后，将他和邓萍等20余各重伤员，安置在于都城南群众基础较好的小密地区一个农村秘密党员家中养伤。在养伤期间，滕代远忍着伤痛，与地方党组织负责人一道，做了大量群众工作。一个多月后，彭德怀来到小密地区看望滕代远，这时滕代远的伤势基本好了，就与其他已经恢复健康的同志一起到了部队。

一个多月后，红五军在会昌、瑞金又与红四军第二次会合，然后又到于都县城，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红五军打回井冈山，恢复湘赣边界的政权。

1929年4月，红五军第二次上了井冈山。彭德怀、滕代远在井冈山立即会见仍在这里坚持斗争的何长工、李灿、王佐等人，并与湘赣边界特委取得了联系。在井冈山，他们慰问伤病员，恢复红色政权，进行土地革命，改善群众生活，整编部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扩军运动。5月，滕代远参加了湘赣边界特委会议，决定红五军以永新、宁冈、莲花、茶陵四县为中心，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扩大革命根据地。

正当彭德怀、滕代远率领井冈山军民奋力重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时候，江西敌军来攻。红五军甩掉敌军，向湘东南、粤北游击，打了一些胜仗。7月初，红五军第三次上了井冈山。

7月上旬，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红五军军委召开联席会议，讨论边界今后的工作部署问题。会上特委书记邓乾元提出：五军应向外发展，夺取安福。滕代远、彭德怀不同意这个意见。但不同意的是少数，最后一还是决定攻打安福。在这次战斗中，遇上敌人主力，伤亡300余人，军参谋长刘志治、纵队长贺国中阵亡，另一纵队长李灿负伤。这是红五军成立以来伤亡最大的一次战斗，教训很大。

1929年秋，红五军回到湘鄂赣边区。当时，全军只有3000人。但经过一年锻炼，部队的素质大为提高。彭、滕决定利用蒋、桂矛盾扩大的有利形势，壮大红军力量，把湘鄂赣、鄂南和湘赣三个地区，南起井冈山，北抵长江，联成一片，以便建立比较巩固的根据地。红五军编成五个纵队，黄公略调任五军副军长（不久，黄被任命为红六军军长，之后又调任红三军军长）。在这期间，红五军打下了平江、安福等县，消灭了不少白军和地主武装靖卫团，巩固和扩大了革命根据地。

1930年2月中旬，湘鄂赣边界特委以整编地方武装，攻打吉安为名，通知袁文才、王佐及各县武装开进永新县城。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在会上与袁、王公开发生争吵。特委负责人朱昌偕专程到红五军向彭德怀、滕代远反映，错误地指称袁、王要叛变，要求派部队声援。彭、滕开始表示怀疑，后来同意了中央特派员和特委的要求，派四纵队前往永新。四纵队接近永新县城浮桥时，被袁、王发觉，王佐从城内冲出，过浮桥时落水淹死。袁文才在住处被朱昌偕领人杀死。

注释

[1]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出版，第116页。
[2]　《滕代远向湖南省委的报告》，1929年1月12日。

滕代远··两打长沙

1930年春，红五军在宜春得知中共中央将于5月在上海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红五军军委决定派滕代远、何长工到上海参加会议。会议由李立三主持。会议根据共产国际六大的决议精神，认为“全国革命高潮已经接近我们面前，迅速的准备我们的力量，与帝国主义军阀决最后胜负的斗争”。红军的任务是“积极建立与猛烈发展红军”，“夺取主要的城市”。会议决定在8月以前，红军要扩充到50万，“总的路线是夺取武汉”。[1]

5月下旬，会议一结束，滕代远同何长工以及中央派往红五军工作的干部彭雪枫、黄克诚、周桓、谭政文、杨光池等十多人，离开上海坐船经武汉返回湖北南部阳新县刘仁八的红五军司令部。在这里，刘仁八召开了红五军军委扩大会议。滕代远、何长工传达了中央在上海召开的会议决议，以及中央关于扩编红五军为红三军团和进攻武汉的决定。就在此时，又接到了李立三主持下的中共中央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定。这样，攻打大城市已是必须坚决执行的任务了。

但在扩编队伍与攻打武汉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彭德怀提出了异议。他认为红五军兵力不到8000，扩编为军团只是空架子，并不能提高战斗力，因而不同意扩编。对于攻打武汉，彭德怀认为武汉敌军兵力强大，工事坚固，而且附近的阳新、岳州均驻有很多敌军，如直接攻打武汉，不仅城坚难克，而且前后受敌，有全军覆灭的危险。他提出先消灭鄂东南的鄂城、蒲圻、咸宁、嘉鱼、通城、通山等县的地主武装，扩大红军，并建立工农政权，取得地方支援，做好准备，再进攻武汉。滕代远对第一个问题，认为红五军还是以遵照中央决定扩编为好，兵力不足，以后可以陆续补充。对第二个问题，他同意彭德怀的意见，认为直接攻打武汉是一个军事冒险。最后会议通过了彭德怀提出的方案，并决定红五军扩编为红三军团，成立军团总指挥部和中共军团总前委，下辖五军、八军、十六军。总指挥兼前委书记为彭德怀，总政治委员为滕代远，孝谋长为邓萍，政治部主任先为吴溉之，因吴健康状况不好，改为彭国平。

刘仁八会议结束后，即布置消灭鄂城、蒲圻、咸宁、嘉鱼、通城、通山等县的敌地方武装，再图夺取岳阳。由于岳阳的敌军兵力太大，就采用了调虎离山计，将敌军大部分兵力调开，集中力量占领了岳阳，并缴获了不少军用物资和粮食。

这时蒋冯阎军阀混战，湘桂两省军阀也在混战。估计长沙的敌军不多，就决定撤离岳阳，回平江与湘鄂赣边特委取得联系，然后执行中央的指示，组织力量攻取长沙。7月，红三军团主力到达平江，与特委商定了夺取长沙的计划。滕代远向中央写了报告，除汇报攻占岳阳、重返平江的经过外，还就准备先攻长沙、再取武汉的意图向中央请示。同时，组织湘鄂赣边工农军事暴动委员会，动员平江、浏阳、修水、铜鼓、万载等县的游击队、赤卫队20万之众，配合红军攻打长沙。

红三军团进占平江，准备攻打长沙的行动，迅即震动了湖南的敌人。何键调集四个旅的兵力分三个梯队进攻平江。红三军团埋伏在瓮江地区，经过激战，消灭了敌军的大部。红军乘胜追到榔梨市，不顾敌军飞机的轰炸，强渡榔梨河，向长沙城猛扑，于7月28日攻占了长沙城。

占领长沙后，红军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在滕代远的直接领导下，由袁国平出面，以政治部的名义，出版《红军日报》，宣传党的《十大政纲》和各项政策，召开各种群众性会议，以安定民心。令各商店照常营业，工厂照常开工。同时，成立以邓萍为司令的长沙警备司令部和肃反总司令部，没收了帝国主义和地方豪绅的财产分发给贫苦人民，还处决了一批反革命分子，放出几千名政治犯。为了加强部队的工作，滕代远从放出的政治犯中，挑选了马木兵、胡保全、唐近仁、唐延杰、向仲华、杜理卿（许建国）、蒋立良、常振坤、曾佑生等一批党的优秀干部，到部队的各级领导岗位工作。有3000多赤卫军战士和工人参加了红军，壮大了红军的力量。

红三军团打进长沙，在长沙的一些外国人惶惶不安。滕代远认为必须做好他们的工作，不能把他们一律当帝国主义分子看待。他要懂法语和英语的红八军军长何长工召集会议，向这些外国人宣讲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要他们不要惊慌，红军是保护外国人的合法利益和贸易自由的，但不准干涉中国的内政，不准做危害红军的事情。这个会开过后效果较好，大部分外国人安心了。

7月28日，湖南省苏维埃政府宣布成立，李立三（未到职，由王首道代理）、杨幼麟被选为正副主席，滕代远与彭德怀、何长工、王首道、袁国平、张启龙等被选为执行委员。省苏维埃政府宣布了土地、劳动等一系列法令。

在8月2日召开了庆祝长沙解放和省苏维埃政府成立的10余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之后，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驻在易家湾地区；何长工、邓乾元指挥的红八军对湘江西岸、洞庭湖、岳阳方面担任警戒；红十六军在榔梨市、金井方面活动，维护平江到长沙的交通线的安全。但敌人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何键集结全部力量，在帝国主义兵舰的掩护下，于8月5日拂晓前，分多路向长沙反扑。红八军虽然消灭敌一个团的兵力，但众寡悬殊。彭德怀与滕代远等商量后，全军团于6日放弃长沙，向浏阳撤退。

1930年8—9月间，红一军团由毛泽东、朱德率领，从闽西出发，攻占南昌的牛行车站后，来到浏阳县，与红三军团会合。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两个军团的前委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红一方面军和总前委，领导一、三两个军团。会议决定朱德为一方面军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委，滕代远为副总政委。红一、红三军团的领导人继续留任。

会议还讨论了第二次进攻长沙的问题。毛泽东原来是不赞成进攻的，但在多数同志的坚持下，通过了再次攻打长沙的决定。但由于敌军在长沙周围构筑坚固工事，红军围攻月余仍未奏效，于是决定从长沙撤离。

9月13日，方面军总前委在株洲开会讨论一、三两个军团下一步行动计划。毛泽东主张先打吉安，但有些同志认为吉安不是大城市，打吉安不符合中央指示精神，而应打南昌、九江等大城市。朱德、彭德怀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滕代远听了毛泽东说的目前敌强我弱不宜打大城市的意见，虽然感到与中央的指示精神不符，但接受了打长沙的教训，也表示同意先打吉安。于是会议作出了回师江西，先取吉安，再进攻南昌、九江的决定，并作了进攻吉安的具体部署。

9月28日午后，红一、红三军团相继到达袁州。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次日在袁州召开会议，进一步部署如何进攻吉安的问题。会上有的人又提出不先打吉安而打大城市的问题。滕代远虽然在株洲会议上同意打吉安，但心里总是嘀咕，怕这样与中央指示精神不符，所以对先打吉安的态度不很坚决。毛泽东在会上再次耐心解释，反复说明利弊，又一次说服了主张打南昌、九江的同志。彭德怀没有表示异议，滕代远也放弃了自己的意见。

就在这时，中共长江局军事负责人周以栗持中共中央8月29日的指示信来到袁州。中央的指示信要红一方面军以“主力军集中进攻长沙”，“长沙一占领……湘东主要敌军击溃与消灭后，便应调转主力击溃江西主要敌军，进一步做到占领南昌、九江”。[1] 因周以栗来时，参加会议的同志多数已返回驻地，来不及重开会议传达讨论。毛泽东便与朱德、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郭化若等人作了一番讨论。有的人见到中央来了指示，仍认为应先打长沙、南昌、九江，而不应先打吉安。毛泽东于是同周以栗彻夜长谈，反复陈述不应先打大城市而应先打吉安的道理。周以栗最后终于被说服，再通过周以栗说服了所有同志。

吉安很快被红军占领。这时，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已经召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已在党中央领导层中得到纠正。但因战争环境，交通阻隔，通信困难，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未能及时传达到红一方面军。攻下吉安后，红一、红三军团还是决定占领南浔铁路，进攻南昌。

10月17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峡江召开会议，对整个时局的估量及红军下一步的行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毛泽东在会上阐述了对时局问题的意见，他指出：“统治阶级的军阀混战暂时决不能调和停顿，但也不会继续扩大到底”，在“革命形势日益吃紧的条件下。……阶级矛盾超过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时，反动统治阶级必联合的来进攻革命。”[2] 滕代远对毛泽东说的这番道理十分心服。正如他后来在1972年2月3日写给江西安福县的一封信中所说的：“我到峡江会议才认识错误，由拥护、怀疑进而反对‘左’倾的立三路线”。[1]

这时，蒋冯阎混战已经结束，蒋介石调集大军云集江西，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便在罗坊召开联席会议讨论是否继续进攻南昌、九江的问题。毛泽东主张在此严峻形势下，红军不能再攻南昌、九江，而应东渡赣江，在吉安、南昌之间地区发动群众，筹措给养，依靠群众的支持，“诱敌深入”，歼灭来犯的敌人。袁国平和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等人却坚持攻打南昌、九江。红三军团有些人也不同意东渡赣江。

滕代远自峡江会议后，思想有了提高，认为毛泽东的意见符合实际，明确地支持毛的主张。彭德怀和长江局代表周以栗也同意毛的主张。于是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主张，确定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滕代远与彭德怀按照总前委命令，于11月上旬准备率红三军团东渡赣江。但在渡江之前，部队中不少人又反对渡江。他们要求一、三军团分家，夹江而阵，一军团在赣江以东，三军团留在赣江西面。滕代远和彭德怀坚决反对这种意见，认为这不仅对迎战当前大敌十分不利，也是违反罗坊会议决议，影响两个军团团结的组织原则问题，决不能同意。但他们两人考虑到三军团中的五军，大多数指战员是平江、浏阳人，八军的指战员又都是阳新、大冶人，地方观念浓厚，不愿东渡赣江是可以理解的，需要做好思想工作来解决。于是他们认真地听取大家的意见，耐心细致地进行教育，又通过来三军团检查工作的周以栗做说服工作，终于弄通了大家的思想。从11月5日开始，三军团在峡江、新余之间顺利渡过赣江，并于12月中旬到达宁都的小布、黄陂地区，与红一军团会师。

注释

[1]　《全国第一次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宣传纲要》1930年6月12日，《红旗》第112期。
[1]　《中共中央给长江局并转湘省委、湘鄂赣特委及行委的信》，1930年8月29日。
[2]　毛泽东：《给湘东特委信》，1930年10月19日。
[1]　滕代远：《给安福县信》，1972年2月3日。

滕代远··在反“围剿”的战火中

1930年12月，蒋介石调集11个师约10万人的兵力，向红一方面军进行第一次“围剿”。红一方面军根据毛泽东在峡江会议上提出的“放开两手，诱敌深入，把敌人引到苏区根据地内来打”的方针，在龙冈、东韶首先消灭了“围剿”的主力张辉瓒、谭道源两个师，活捉了张辉瓒，其他敌军纷纷撤退。第一次“围剿”就这样被粉碎了。

在反“围剿”中，滕代远着重抓红三军团的政治动员工作。因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罗坊会议上对毛泽东提出的“东渡赣江”，“诱敌深入”的意见有抵触情绪，因而先打通袁国平的思想，然后再督促军团政治部做好全军团指战员的工作。这样，部队中对“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普遍有了认识，原来存在的抵触情绪得到了消除，士气大大提高。这就对反“围剿”作战有了较充分的思想准备。

在红军准备进行第一次反“围剿”时，革命队伍内部发生了危及红军团结的“富田事变”。事变发生后，发动事变的当事人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等错误口号。他们还以“江西省行委”的名义，分别写了《致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信，伪造一份毛泽东写给总前委秘书长古柏的信，说是要使人招出“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系红军中AB 团主犯”，企图诱使朱、彭、黄、滕起来反对毛泽东。滕代远和彭德怀看到了这封信，认为“这是一个大阴谋”，当即发了一个“拥护毛泽东，拥护总前委领导”[1] 的宣言。并请毛泽东到三军团干部会上讲话，说明情况，表明态度，使大家了解了真相，从而维护了总前委的领导，保证了反“围剿”的胜利。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贯彻全会的决议，苏区中央局派滕代远为特派员，巡视湘赣、湘鄂赣边区一带，了解情况，指导工作。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也要滕代远将从长沙退出时留在平江、浏阳养伤治病的伤病员领回，并招募一批新兵，扩充红军。

滕代远先到湘鄂赣边区巡视，并看望了留在边区活动的红十六军，然后再到湘赣边区巡视。1930年5月，蒋介石纠集20万兵力，分兵四路，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同时，敌人另以一部分兵力编成“清剿军”，分区“清剿”其他根据地红军。这时，滕代远刚刚带领平江、浏阳的新兵1000多名返回湘赣根据地的中心永新，根据红一方面军总部的指示，担任新成立的河西临时指挥部的政委和临时总前委的书记，领导河西地区的反“围剿”战斗。从1931年的4月到6月，他同李明瑞、张云逸、曾炳春等一起，率领红七军、独立一师和红二十军的各团，接连打了几个胜仗，粉碎了敌人的“清剿”。在中央苏区，从5月中旬起到5月底止，在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的指挥下，红一方面军连打了五个胜仗，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

蒋介石于第二次“围剿”失败后，又调集30万人的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滕代远决定除独立师仍留湘赣边区坚持斗争外，红七军和红二十军都渡过赣江，进入兴国、会昌地区，与红一方面主力会师，参加即将到来的第三次反“围剿”战斗。他向毛泽东汇报了工作后，因敌情紧急，立即回红三军团继续担任军团的总政委。在兴国城附近高兴圩与国民党十九路军战斗中，滕代远肩部负伤，在附近老百姓家养伤近一个月，基本痊愈后回到工作岗位。

在第三次反“围剿”期间，敌军深入苏区，到处烧杀抢掠，中央苏区遭到严重破坏，急需恢复和巩固。红军经过艰苦作战，损失很大，也需整顿补充。为此，红一方面军总部便命令各部在赣南十几个县，重建苏区和创造新苏区。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三军团前往会昌、安远、信丰以及于都以南地区进行整训，先后打下了被地主武装盘踞的会昌、寻邬、安远等县城和上百个土围子，肃清了苏区内的白色据点，原有的苏区都得到了恢复和巩固，并创造了新苏区，使赣西南与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根据地。

同时，红三军团也进行了整训。滕代远十分重视部队的干部工作。他除督促和指导各军、师加紧培训干部外，还亲自训练干部，给他们讲课。红三师有个团政委作风很不好，他了解情况属实后，就严厉批评这个团政委，以后又因这个团政委犯错误撤了他的职。有个干部作战勇敢，但擅自杀戮俘虏，他便严肃批评，并讲俘虏政策，下令不许随便杀人。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后成立红五军团，这支部队大都是北方人，才到江西，言语不通，不便做群众工作。滕代远就从红三军团中挑选了一批身强力壮，能做群众工作，有宣传鼓动能力的党、团员，输送给红五军团。

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滕代远被选为中央政府执行委员。1932年7月，他又被任命为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农检查委员会委员。

1932年初春，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了“急攻赣州”的命令。中革军委要红三军团作为主作战军攻打赣州。赣州是赣南经济、政治和军事中心，三面环水，地势险要，城墙高大坚固，易守难攻，而且守城敌军兵力甚众。彭德怀、滕代远指挥红三军团几次攻城，部队遭到很大伤亡，赣州城仍未攻下。两人于是打电报给中革军委，指出“攻城希望很小”。中革军委不考虑这个意见，反而将军委总部移至赣州前线，直接指挥围城。彭德怀、滕代远不得不指挥三军团再次攻城，伤亡更大，仍未攻入城内，不得已从赣州撤围。

苏区中央局在1932年3月下旬开会总结了攻打赣州的经验教训，并决定红一方面军分为东路军和西路军。红三军团为西路军，西渡赣江，向上犹、崇义、遂川出击。西路军在河西地区时，滕代远很关心开辟新苏区的工作。他抽调干部组成新区工作团，向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帮助组织了一些党的秘密组织和群众组织，建立了不少游击队，扩大了党和红军在新区群众中的影响。

1932年末，蒋介石集中30多个师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包围中央根据地，计划在金溪西、南两面夹击红军。红三军团取得红五军团和红二十二军的配合，先在金溪一带打了一个胜仗，挫败了敌人的夹击计划。

1933年初，王明“左”倾路线统治下的党中央已由上海迁至瑞金。博古（秦邦宪）以临时中央负责人身份，对前方反“围剿”的作战指挥进行干预，提出所谓“先发

中共人物传 滕代远生平故事简介,滕代远历史评价,滕代远怎么死的？

中共人物传 滕代远生平故事简介,滕代远历史评价,滕代远怎么死的？

滕代远··青少年时期

滕代远··在农民运动中成长

滕代远··担任湘东特委书记

滕代远··与彭德怀领导平江起义

滕代远··保卫井冈山

滕代远··两打长沙

滕代远··在反“围剿”的战火中

中共人物传滕代远生平故事简介,滕代远历史评价,滕代远怎么死的？

中共人物传滕代远生平故事简介,滕代远历史评价,滕代远怎么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