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 傅作义生平故事简介,傅作义历史评价,傅作义怎么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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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 傅作义生平故事简介,傅作义历史评价,傅作义怎么死的？
傅作义··早年投笔从戎
傅作义，字宜生，1895年6月27日生于山西省荣河县安昌村（今属临猗县）。这是黄河边上的小村庄。他的祖上是农民，父亲傅庆泰先是做黄河渡船上的船工，后靠借贷租船在黄河上经营煤炭运输。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去西安避难路经潼关，煤价一时飞涨，傅庆泰获利甚丰。后来他又设立了若干商号，成为荣河县有名的富户。傅庆泰有三个儿子：长子作仁，次子作义，三子作良。傅作义幼年丧母，由继祖母傅王氏抚养。他6岁入本村私塾，11岁入新式小学堂读书，13岁考入运城河东中学。
傅作义童年时记忆力过人。大约在他5岁左右，一天，叔父和哥哥听私塾教师讲《论语· 述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1] 就是记不住，而当时在书房外玩耍的傅作义却能熟练地背诵。他入私塾后，老师发现他不仅记忆力好，理解力也很好，还很认真、好强。有一个时期，他珠算成绩不好，受到老师的申斥和同学的讥讽，为此他晚上从头学起，反复练习，直至以后考试都是满分。课余时间，他喜欢游泳、骑马，经常骑着没有鞍子的马奔驰于村东村西。他也喜欢带领同伴玩打仗的游戏。有一次，他打伤了一个张姓同学的头，他不逃避、不慌张，主动陪送这个受伤的同学回家，而且买了点心向张家赔礼道歉，保证不再伤人。张家消了气，也没有向他的家长告发。学校放假回家，他见活就干。农忙时节，割麦子、碾麦子、割谷子、打谷子、摘棉花，从不偷懒。有一种活儿，在打麦场上捡牲畜粪便，经常要直接用手抓，别人都厌烦、叫苦，他干了10年，从未说过脏。他父亲和祖父、母经常说“看来还是我老二好”。[2] 傅作义的少年时代，正逢清王朝衰朽没落，国家多难，人民尚武。他父亲感于时势，决心让作仁、作义二子投身军界。1910年，傅作义考入太原陆军小学。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太原响应，他毅然剪掉辫子参加学生军，任起义学生军排长。1913年，他考入北京清河陆军中学。从山西入北京，眼界大开，学习之外，他慷慨交游，在正常开支之处多花了20多两银子。假期回家，他向父亲说明多花的钱是向别人借的。他父亲一言不发，带他到黄河边，脱掉鞋袜挽起裤腿，让他也照样一起下到水中。当时正值黄河流凌，河水刺骨，他父亲说：“我的钱是这样挣来的”。他深感内疚。[1] 这件事深刻教育了傅作义，培养了他艰苦朴素的作风。他后来虽官至国民党军上将，仍然是一身布军装，一床白布被褥，不吸烟，不喝酒，日常吃饭不过馒头、稀粥、几碟素菜，在国民党军中有“布衣将军”的雅号[2]。
1915年，傅作义考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五期步兵科。在学校期间，他刻苦努力，凡步兵四大教程及典范令、射击、马术等，考试成绩全优。特别是射击技术，弹不虚发，曾获全校第一名。
在度过八年的军校生活后，1918年傅作义回到山西参加阎锡山的晋军，初任第十团见习官，不久即转任排长、连长。1922年升任少校团副兼团技术队长，负责全团体操、射击、劈刺、投弹等方面的技术训练。该团曾在山西全省军事技术比赛中获得第一名，傅作义因此受到阎锡山的赏识。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阎锡山派张培梅任总指挥率四个旅出娘子关占领石家庄阻击直系援军，傅作义受命负责警戒石家庄，因部署严谨、有章法，得到张培梅嘉许，张保荐他任第四旅第八团团长。1926年，晋、奉、直系军阀联合反对冯玉祥的国民兵，傅作义率领第八团在晋军大部撤守雁门关后死守平绥铁路要点天镇三个月，以少胜多，因战绩卓著被提升为第四旅旅长。1927年傅又升任第四师中将师长，时年32岁。
[1] 《论语》述而第七。
[2] 引自傅作信：《回忆青少年时期的傅作义》，《傅作义生平》，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傅作义··涿州之战
1927年春夏，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公开反共。一贯见风使舵的阎锡山与汪、蒋联系改挂青天白日旗，就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9月中旬，阎锡山誓师北伐，派左、右两路大军分别沿京绥铁路和向京汉铁路突袭奉军，同时派傅作义的第四师和李服膺的第十四师为挺进军向京汉铁路截击奉军。傅作义第四师附山炮一营，从晋北广灵插入河北，经易县山路向京汉铁路前进，中途与晋军总部失去联系。10月上旬，傅部到达涿州附近。此时左、右两路晋军已败退约一星期，李服膺部也因遭到阻击撤回山西，傅作义仍按原计划先派一个团为先遣队乘奉军换防混乱之机，袭占涿州火车站并进入涿州城，14日完全占领涿州。
涿州是北京的屏障，京汉铁路的咽喉。坐镇北京的张作霖接到涿州被晋军偏师袭占的报告后，非常震怒，严令驻保定的奉军军团长张学良限期收复。张学良调四个步兵旅及重炮、野炮各一团、工兵一营、坦克一队由万福麟率领开到涿州，另派曹耀章带铁甲车一列协同，先攻下了涿州火车站。傅作义面对奉军大部队的压迫，令城外部队退入城内固守待援，一面发布安民告示，一面指挥赶修工事。从10月15日至11月30日，奉军以炮兵、步兵、工兵相配合，对傅部发动了七次大规模的进攻，甚至施放了燃烧弹和少量的瓦斯弹，都未能破城。张作霖见劳师无功，传令奉军：“不用打了，把涿州四周都挖上壕沟，架上铁丝网，傅作义不投降，就把他们饿死在城中!”[1]
傅部9月离晋，穿的是单衣，经过两三个月已近隆冬。饥寒交迫的傅师坚持固守待援，但援军始终不见踪影。
12月中旬，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前国务总理熊希龄，前国务总理王士珍、孙宝琦等人先后到涿州，或慰问或劝和。在涿州督战的奉军高参于国翰与傅作义在保定军官学校有师生之谊，专门致书劝降，傅作义回信说：“先生教我们的课目中没有‘投降’这一项，故学生不敢从命。”[2] 此时涿州城中，许多人因病饿而死，街巷号哭之声日夜不绝。12月24日，城中妇孺百余人环绕傅作义的司令部伏地哭请罢战。傅既不忍此惨状，也不敢擅自弃守。
12月下旬，在几乎弹尽粮绝、广大中下级军官认为无法再守的情况下，傅作义决定一面派人与奉军议和，一面派人联系增援。12月30日，双方停战。
傅作义和奉军将领万富麟分别发表通电宣布和议告成。傅作义在通电中说：“……何忍以爱民之心，反而害民……谨将所部挺进军改为国防军，不再参加内战，以遂初愿。惟遇国际战争、地方剿匪，当听中央命令，竭力应付。盖军人之天职，固在此而不在彼也”。[3]1928年1月6日，待援绝望的傅作义乃只身赴保定与张学良商议善后办法。1月12日，傅师残部7000人出涿州接受奉军改编。[4]
守涿州是晋奉战争中一场有名的局部战争。南京国民政府的代表称颂说：“傅师长神勇无比，各将士忠义绝伦，国内报章以至海外人士，无不惊服，传颂不置。弹丸涿邑，将因傅作义伟大之战功而成为战史上最著之名城矣!”[1]寓居天津的著名诗人樊增祥写了一首被广为传颂的七言绝句：“新收涿邑七千人，百日燕南立大勋。十六年来千百战，英雄我爱傅将军。”[2]
张作霖在北平专门召见傅作义，要委以军长职务，傅以“束身引退，以谢天下”为辞拒不就职。老张大怒，幸得张学良惺惺相惜帮助求情，傅才被准许离开北平、软禁于张学良的参谋长鲍文樾在保定的家中。
[1] 傅作信：《回忆青少年时期的傅作义》，《傅作义生平》，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2] 董其武：《傅作义先生生平概述》，《傅作义生平》。
[1] 王畅、桂郁：《晋奉涿州百日攻守记》，《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二卷》，中国文史出版社。
[2] 王畅、桂郁：《晋奉涿州争城战役纪实》，《傅作义生平》。
[3] 孙兰峰：《随傅作义将军坚守涿州亲历记》，《内蒙文史资料》政协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第16辑。
[4] 王畅、桂郁：《晋奉涿州百日攻守记》。
[1] 王畅、桂郁：《晋奉涿州争城战役纪实》。
[2] 李竭忠：《略述傅作义将军的为人》，《傅作义生平》。
傅作义··参加中原大战
1928年2月，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3月，国民革命军组成四个集团军，准备开始针对以张作霖为首的奉鲁军阀第二次北伐战争。阎锡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任务是负责截断京汉铁路。阎部5月下旬占保定，6月8日进北京。在开展军事行动的同时，阎锡山派部下南桂馨赴天津与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秘密商定，阎如攻下保定，日军将协助阎部取得天津。[3] 年初被奉军软禁在保定的傅作义5月上旬乘隙脱身潜赴天津，参与了南桂馨的活动。驻守天津的奉军残部在日本“中国驻屯军”的胁迫下被晋军收编，于是南、傅不发一枪就接管了天津。6月10日，国民政府发布南为天津市长、傅为天津警备司令的命令。此后，傅的旧部陆续汇集到天津，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四师。
天津是一个工商文化都很发达的大都会，当时又是一个纸醉金迷的消费城市。傅作义一方面注意约束部下不受安乐生活的影响以保持良好的作风和旺盛的战斗力，一方面充分利用接近现代知识分子的机会积极学习，充实自己。他不仅与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大公报》总编张季鸾等人过从甚密，而且经常请其他学者、专家给他讲政治，这些名流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对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28年底，东北易帜，改挂中华民国国旗。蒋介石遂召开编遣会议，以整军为名行削藩之实，引起各方实力派的反抗。阎锡山于1930年3月21日联合冯玉祥等人通电讨蒋。5月11日，规模空前的中原大战揭幕。晋军担任陇海线正面和津浦线方面的攻势作战，初期使用在津浦线方面的部队分两路：第二路辖三个军，以张荫梧任总指挥；第四路辖两个军，以傅作义任总指挥。该方面晋军的前敌司令部以张、傅分任正、副总指挥。6月28日，晋军攻占济南后，傅主张迅速南下，直捣徐州；而张则坚持先沿胶济线肃清敌军残部。阎锡山命令张、傅按各自的方案分兵进击。此时蒋介石从陇海线和大后方急调大军增援津浦线，阎锡山也急令张荫梧部的两个军驰赴津浦线。因为连续暴雨，道路泥泞，两部分晋军未能按计划集结，遭到蒋军的分割打击，于7月底全线溃退。
中原大战之前，傅作义曾和72位将领联名致电张学良，促其就任反蒋方面所委任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当时张学良正忙于处理东北的内部事务，对中原战争各方取中立的观望态度。在晋军败退过黄河以后，阎锡山又派傅作义去沈阳联络张学良，此时张的趋向已定，傅作义回天无力。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通电拥护南京国民政府，呼吁各方停战罢兵，静候中央处置。张电一出，局势立即明朗，阎锡山、冯玉祥相继下野。
傅作义从沈阳回到天津，灰心丧气，精神恍惚。当时晋军中有些人将战败的责任归咎于他。他羞惭愤怒，痛不欲生，曾举枪自杀，得其家人及时制止。[1]
1931年初，经主持华北军政的张学良推荐，国民政府任命傅作义为绥远省政府代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同年8月又正式任命他为绥远省政府主席。这一年傅作义36岁。他对属下讲：“一个人事业成就的大小，与选择地区有非常大的关系。历史上许多精明强干的人，如班超、张骞、霍去病、范仲淹等，都是在边疆上建功立业的。”[2] 那时的缓远，土匪横行，农牧业萧条，金融混乱，民不聊生。傅作义上任，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剿匪。经过一年的围剿、追歼，先后消灭了以王英、杨耀峰（杨猴小）、苏雨生、李根车四人为头子的四大股土匪数万人。又举办“区长训练班”，招收青年学生，经半年训练，派往各县担任区长，巩固清剿成绩。经过这样一番洗礼，绥远方始恢复秩序，人民才有安居的条件。接着，他整顿财政，稳定物价，开源节流，很快使绥远省财政扭亏为盈。
[3] 赵瑞：《阎锡山勾结日军的活动》，《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五卷。
[1] 潘纪文：《跟上时代的步伐——记傅作义将军走过的道路》，《傅作义生平》。
[2] 李竭忠：《略述傅作义将军的为人》。
傅作义··英勇的长城抗战
在傅作义正式就任绥远省主席不久，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在守军奉命不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东三省。傅作义预料日本人不会以此为满足，势必得寸进尺，绥远是边疆省份，必须加倍警惕。他经常在各种军民集会上发表抗日救国的主张。每日早晚部队点名时，让官兵高喊：“保卫祖国，誓雪国耻”、“守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等口号。练习劈刺用的草人上写着日本侵略军将领的名字；在练习射击用的标靶上画着日本军官的形象。他经常给部队讲：“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死敌。必须坚决抗日，消灭日本侵略者，才能保卫祖国。为了抵抗侵略，我们必须加紧锻炼各种战斗技能，时刻准备开赴前线。”[1] 他常说，“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号召大家练一双铁腿、练一双夜眼。
1933年1月，日军攻占山海关，并进袭热河省。中国共产党和各界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纷纷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包括傅作义在内的一批国民党爱国将领也致电蒋介石，请缨抗日。
1933年1月25日，傅作义奉命率第三十五军由绥远开赴抗日前线。因该军第七十二师在山西归阎锡山直接指挥，阎另派第六十八师（师长李服膺）与骑兵司令赵承绶部以及炮兵二十一团归傅指挥。2月上旬，傅部在张家口编组为华北军第七军团，第三十五军番号暂改为第五十九军，第六十八师番号暂改为第六十一军，傅作义任军团总指挥兼第五十九军军长。
3月上旬，日军占领热河后，即以两个师团、两个旅团及飞行队配以数万伪军向长城各口推进。3月1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秉承蒋介石“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政策，以八个军团（13个军）约25万人沿长城一线作防御性布防。傅作义率第七军团负责察哈尔省长城独石口的防务。
在长城冷口、喜峰口、古北口，中国守军商震部、宋哲元部和中央军徐廷瑶部对日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由于敌强我弱，还是被日军从冷口突破。为加强北平密云之间的防务，何应钦4月30日急调傅作义部开往昌平一带增防。傅令第六十一军留在家哈尔担任独石口防务，亲率第五十九军（共一师三个旅）及炮兵团以20小时急行军200余里于5月1日下午4时前到达昌平附近集结待命。在徐延瑶部退至密云后，何应钦令傅部由昌平向怀柔出击。傅即率部迅速赶至怀柔牛栏山一带面对古北口进入北平的必经之道构筑工事。傅作义告诉部下，欲以武器装备居劣势的中国军队战胜装备精良的日军，除要注意运用“近战狠打”的战法外，还必须有“七分用土（即构筑工事），三分用枪弹”的意识。在傅的指令下，第五十九军官兵和近万名支援的老百姓一起很快完成了三线纵深的阵地工事。5月19日，日军在占领密云县城后，继续向怀柔、顺义方向追击中国军队，傅部奉命侧击日军。5月23日，日军西义一师团的铃木旅团及川原旅团的福田支队，向傅部发动正面攻击，同时以铃木旅团的早川联队迂回到傅部后方实施抄袭。傅作义指挥所部利用工事掩护，对抗日军飞机大炮的反复轰炸；以地雷和集束手榴弹对付日军的坦克；以机枪、步枪对付冲锋接近工事的日军骑兵和步兵。傅部官兵同仇敌忾，誓死保卫北平。
23日上午8时，傅部正与日寇激战，何应钦命令傅作义立即停火。原来，早在5月3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即决定成立“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以亲日派黄郛为委员长，与日本办理交涉停战，至22日晚，日方已向中方提出停战办法。傅作义给何回电，说前线战斗正在激烈进行，无法撤退。后来何应钦下了手令：“第五十九军立即停止战斗，向高丽营附近集结撤退。”傅作义接到停战命令后，异常悲愤，说“牺牲了这么多的官兵，他们以自己的生命换来的却是妥协停战，战士们能死而瞑目吗!”参谋长劝说：“别人都已停战不打了，仅我们这一点部队也难以战胜日本侵略者。既令停战撤退，只有服从。”傅作义坚持在日军先撤后，才动员部队于当晚12时前后向指定地点撤退。
傅作义指挥的怀柔战役，被当时国内各报誉为长城抗战“最后有力光荣之一战”。各界爱国人士对傅部表示了热烈的慰问和嘉勉，称誉其“为国干城”、“气壮山河”、“战史流芳”。[1]
5月25日，按照日方提出的停战办法，北平军分会高级参谋徐燕谋前往密云日本关东军第八师司令部请求停战。5月31日，中、日双方代表在天津塘沽签订了《塘沽协定》，以中国军队撤至长城以南、以西等屈辱条件结束了长城抗战。
傅作义返回绥远后，第五十九军仍恢复平时的番号第三十五军。为纪念长城抗战中阵亡的将士，他派人到怀柔作战地寻找官兵遗骸与撤退时运回的遗骸一起埋葬在归绥城北大青山下，建立抗日战死将士公墓和烈士灵堂，并树立一座“华北第五十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请胡适之撰写碑文，请钱玄同书丹。碑铭是这样的：
这里长眠的是367个中国好男子!
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
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
要想想我们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1]!
[1] 苗玉田：《长城抗日的最后一战》，《傅作义生平》。
[1] 苗玉田：《长城抗日的最后一战》。
[1] 董其武：《长城抗日的最后一场恶战》，《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三卷。
傅作义··绥远守土抗战和百灵庙大捷
《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人的野心进一步膨胀和暴露，他们通过策划阴谋事件，逼迫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同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于1935年7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这个《协定》生效后，驻河北省和北平、天津两市的国民党党部和中央军、宪兵、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均陆续从该地区撤出。
1935年秋，日本关东军和“中国驻屯军”联合派羽山喜郎到归绥[2] 设立特务机关。日本人向傅作义提出：1. 驱逐国民党绥远省党部；2. 赶走蒋介石派来的特务人员；3. 取消归绥市一切抗日标志；4. 设立沈阳—天津—归绥的日本航空线。
绥远省当时属阎锡山主持的太原绥靖公署辖区，按照阎的统一部署，除设立航空线一事绥远省政府未予同意外，其余要求均照准：国民党绥远省党部自动撤销；省党部的《国民日报》改为《西北日报》；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调查人员调离绥远；归绥市的“九一八”纪念堂、怀柔抗日阵亡将士公墓和烈士公园都加以改饰。
在这样复杂而被动的局面下，傅作义提出了“不惹事，不怕事；不说硬话，不做软事”的方针，教育他的干部忍耐、坚持，巧妙地开展斗争。日本特务羽山喜郎不断以要求绥远省政府与日本订立《防共协定》为名，挑拨傅作义脱离阎锡山、反对蒋介石，实行“绥远自主”。傅作义始终虚与委蛇，不上圈套。
日本人为实现其控制蒙古地区实行所谓的“日满蒙合作”的战略野心，下大力气物色和扶持蒙奸。1933年，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兼苏尼特右旗“札萨克”亲王德穆楚克栋鲁普（人称“德王”）在绥远百灵庙召集西蒙古部分王公举行“自治会议”，致电国民政府要求在西蒙古实行高度自治。国民政府为防止其同日本人合作，同意成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以德王任秘书长。1934年4月，蒙政会在百灵庙正式成立，该会实权落入德王之手。1935年8月，关东军副参谋长坂垣征四郎亲自飞往内蒙，与德王密谋建立“蒙古国”的问题。12月，德王赴长春与关东军司令官商定，先在内蒙西部搞一个独立局面，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蒙古国”，以实现“日满蒙”合作。
对德王的卖国行径，傅作义早已洞察。为争取爱国的蒙古王公和内蒙古地区的爱国武装力量，傅作义一方面请准南京国民政府于1936年1月将百灵庙蒙政会根据省界一分为二，即分为察哈尔省境内各蒙旗自治政务委员会和绥远省境内各蒙旗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另一方面派爱国抗日的蒙古青年策动百灵庙蒙政会保安队于1936年3月宣布脱离卖国的百灵庙蒙政会。经此两方面打击，德王被迫迁至察哈尔化德县的嘉卜寺。
1936年2月，在日本关东军的支持下，德王在自己的王府成立了“蒙古军总司令部”。同年5月12日，德王勾结日军，成立了伪“蒙古军政府”，公开投敌叛国。在关东军和伪满洲国的资助下，德王编练了两个军约1.3万人的军队，以李守信任第一军军长，自兼第二军军长。经日本人撮合，德王与察哈尔北部的伪军“大汉义军司令官”王英（即傅作义在绥远剿匪时仅以身免的大土匪）合流，准备联合进攻绥远。1936年8月，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坂垣征四郎到绥远拜访傅作义，他先是向傅宣扬中国应当分治、鼓吹割据；继而强调所谓“关东军对满蒙治安责无旁贷，傅应与德王合作，共同防共”。傅作义回答：“中日两国应当友好，万一不幸出现中日战争，必然造成空前的灾难。而且战争的结果很难说谁胜谁败。”坂垣离绥前，赠傅作义望远镜、军刀各一，傅作义回赠端砚一方、四书一部，以文对武，不卑不亢。[1]
10月29日，日本驻嘉卜寺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与德王确定了犯绥计划，决定一举打倒傅作义。10月25日，傅作义到太原向阎锡山请示机宜。阎锡山在中原大战失败后避居大连时即与日本人有勾结，但目前日本人将战火烧到他的辖区，威胁到他的根据地山西，所以他也提出“收复失地固非当时之力所能，而守土抗战则为军人应尽之天职”。他向傅作义许诺：必要时将驻在绥远的赵承绥、王靖国以及驻在雁北的李服膺部归傅指挥。阎锡山同时嘱咐傅作义，不要主动出击，以免触怒日军大举来犯，将战火烧到山西。
此时蒋介石正在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城向红军进攻。10月30日，傅随阎见蒋，蒋仍强调“攘外必先安内”，指示对日本的侵略要以不卑不亢的态度相机应付；对德王以忍让为重，必要时给点地方也可以；如日军大举来犯，届时将派第十三军汤恩伯部前往支援。
11月上旬，由日军提供武器弹药，日本特务组织指挥以汉奸王英所率伪“大汉义军”为前锋，以李守信率伪“蒙古第一军”为左翼，以伪“蒙古第二军第七师”为右翼三路进攻绥远，拟以先锋进攻红格尔图，然后左右翼一起发动，会师归绥。11月12日，王英率骑兵两旅、步兵一旅及炮兵两连向绥远东部的红格尔图进犯。当时红格尔图守军只有两个连和100多名自卫队员，依靠工事固守待援。至15日，伪军虽有七架日机助战，始终未能得逞。此时傅作义派绥东防守正副总指挥彭毓斌、董其武率步兵三个团、骑兵四个团、炮兵一营，向红格尔图伪军实行分进合击，另派一部抄袭敌后。随后又派一个团增援。阎锡山也派独立第七旅开到绥远增防。18日上午，傅作义的部队向王英所率5000伪军发动总攻。伪军原系乌合之匪徒，一击即溃，四散逃遁。红格尔图一战，歼灭近千人，俘敌300人。此战告捷，灭了日伪军队的威风，长了中国军队的志气。
攻占红格尔图的阴谋破产后，日本人向百灵庙运去大量武器弹药和面粉，作了大战的准备。
此时，蒋介石所派汤恩伯部也陆续开赴绥远平地泉一带驻防。傅作义面对企图卷土重来的日伪军，决心以攻为守，收复百灵庙。他选派手下干部化装侦察敌情，然后确定以绥北防守正副总指挥官孙长胜、孙兰峰率步骑兵四个团及炮兵一营、装甲车四辆，奇袭百灵庙。11月23日，趁着月黑之夜，冒着零下二三十度的低温，踏着积雪，傅军对百灵庙实施了包围。夜12时，攻击开始。守庙伪蒙军因有日本特务督阵，负隅顽抗。傅军决心在天亮敌援军赶到之前解决战斗，乃以山炮营摧毁机枪阵地，掩护步兵前进。经七次冲锋，攻破敌阵进入庙内，与敌展开巷战。百灵庙日本特务机关长胜岛角芳、日本军事顾问与伪第七师师长穆克登宝见势不妙，寻机逃窜。伪蒙军残部群龙无首，大部溃逃。24日上午9时30分，傅部收复了百灵庙。
此后，因原驻百灵庙的伪蒙军第七师残部又盘踞锡拉木伦庙（俗称大庙子），傅作义决定乘胜追击，收复大庙子。此时伪军旅团长派人向傅作义表示要求反正，傅乃决定收复大庙子尽量用政治手段解决，必要时再使用军事手段。守庙的伪军金宪章部杀死日本顾问，反戈一击，伪蒙第二军猝不及防，死伤惨重，残部溃逃。12月9日上午，傅部收复大庙子。
历时数月的绥远抗战，前后共歼灭和瓦解伪军一个步兵师、两个步兵旅（包括反正的部队），肃清了绥远境内的日伪军，挫败了日伪妄图建立伪“蒙古国”的阴谋。
傅作义领导的绥远抗战，鼓舞了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国内各大城市相继发起了如火如荼的援绥运动。11月21日，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领袖毛泽东、朱德给傅作义发贺电说：“足下孤军抗日，迭获胜利，日伪不能越雷池一步，消息传来，全国欢腾。足下之英勇抗战，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为中国军人争一口气。”[1] 中国共产党派南汉宸率代表团赴绥远慰问。在南京救国会的推动下，国民党上层人士孙科等人于11月21日发起了援绥抗日运动。国民党内一些抗日力量和地方实力派也明确表示支持抗战。包括西安在内的各大城市也爆发了坚决要求抗日的学生运动。正在陕西为蒋介石所逼参与“剿共”的张学良，于11月27日致电蒋介石，提出“希望调派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克日北上助战”，“一鼓而挫敌气”，为蒋所拒绝。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三天，驻归绥的日本特务羽山喜郎求见傅作义，呈送关东军致傅的电报一份，内容是：蒋介石被扣，中国内战即将爆发，限你部于三日内撤出绥远，开回山西，否则日军将进攻绥远。限24小时答复。
傅作义阅电后说：“现在即可签复：我是绥远省主席，也是边防将领，守土有责，绝不能轻易放弃国家一寸土地。即使兵戎相见，也在所不惜。请你答复关东军。”[2] 关东军接到羽山的报告后，拟派驻热河的日军第七师团配合德王的伪蒙军向绥远发动进攻。后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日军乃改变了计划。
[2] 归绥，即今呼和浩特市，当时是绥远省省会。
[1] 樊真：《抗日战争中的傅作义》，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抗日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
[2] 樊真《抗日战争中的傅作义》，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傅作义··转战绥晋两省为抗日再立新功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开始全面侵华，中国也开始了全面抗战。晋绥划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为阎锡山，下辖以杨爱源为司令的第六集团军和以傅作义为司令的第七集团军，负责主战场侧背的防御作战。第七集团军辖三十五军、十三军、六十八师、骑七师、骑二师以及高桂滋部和刘汝明部。
傅作义派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刘汝明（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兼第一四三师师长）负责张家口的防御、第七集团军前敌总指挥汤恩伯负责南口地区的防御，派第三十五军收复康保、宝昌、沽源、南壕堑、化德等伪蒙古军所盘踞的大块地区，逼迫伪蒙古军困守于张北一带。另以六十八师为预备队驻天镇。8月11日，日本“中国驻屯军”独立第十一混成旅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南口守军发动攻击。第十三军与敌激战十余日，坚守在长城要隘居庸关、八达岭一带主阵地。正当蒋介石向南口派出增援部队，傅作义准备动用预备部队向日军开展反击的时候，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军和伪蒙军在东条英机率领下从热河分两路进攻察哈尔省，增援张北困守之敌。日军进入张北后，立即南下，以空降兵配合，占领孔家庄车站，切断了平绥线。傅作义命令刘汝明和李服膺六十八师合力恢复平绥线，但刘不从命，李则拖延。傅急派第三十五军增援张家口，但未能阻止住日军的攻势。26日，傅作义命令受到日军南北夹击威胁的南口守军向山西雁北地区撤退。日军继续向山西方向追击，阎锡山命令傅部退守山西。27日，刘汝明弃守张家口。
阎锡山判断，侵犯华北西线的日军，下一步将沿平绥线进犯大同，遂作了“大同会战”的计划。9月上旬，日军从察哈尔省向山西进攻，先以东条英机指挥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一个旅团为基干和伪蒙军两个骑兵师沿平绥路西进，因负责防守天镇的第六十二军作战不力，日军很快攻破了阎锡山经营多年的国防阵地，所谓“大同会战”的基础已经动摇。出乎阎锡山意料的是，日军主力坂垣师团从察南蔚县攻下山西广灵后，进攻平型关。
阎遂决定放弃雁北和绥远省，将晋绥军主力调集到雁门关以南，部署在平型关至阳方口一线。傅作义忍看经营多年的绥远防务空虚，裸露在敌人面前，率部从大同撤守宁武县的阳方口。阎锡山制定了把日军放入平型关进行围歼的作战计划，以第六集团军司令杨爱源负责指挥此次战役。后阎深感杨不能笼络统帅各部，令傅作义代替杨爱源指挥平型关正面的战斗。按周恩来、朱德和阎锡山商定的平型关战役作战计划，八路军一一五师担负侧面的作战任务。9月25日上午7时许，从灵丘向平型关进攻的日军坂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所属二十一联队和辎重部队走进八路军的伏击圈。八路军发动猛烈攻击，歼灭日军1000多人。傅作义决定利用敌人被八路军切断补给线处境困难的有利形势，一举歼敌于平型关前。正当敌陷于苦战，中国军队胜利在望时，日本关东军蒙疆兵团一个旅团及伪蒙军两个骑兵师仅遇轻微抵抗突破茹越口，于9月29日占领山西繁峙县城，平型关守军腹背受敌。傅作义建议集中一部以绝对优势兵力聚歼繁峙日军，不为阎锡山采纳。10月1日，阎锡山下令全线撤退至忻口设防。
10月13日，日军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向忻口进攻。忻口之战，以卫立煌的第十四集团军的四个师和一个独立旅为主力，配以晋绥军一个师四个旅，共约8万人防守。卫立煌为总指挥，傅作义为副总指挥。日军三路会师后，计坂垣师团辖九旅团、二十一旅团，关东军第一、第二、第十一、第十五独立混成旅团，总计六个旅团，兵力与中国军队相当。根据日军三路来犯的态势，守军以主力部署在中路，归卫立煌指挥；以第六集团军部署在左路，归杨爱源指挥；右路归朱德、彭德怀指挥；负责守卫石岭关和太原的预备军，归傅作义指挥。忻口之战，前后23天，异常激烈，歼灭敌军1万余人，中国军队伤亡约两三万人。敌人三易指挥官，毫无进展，因补给困难，为避免全军覆没，已开始作向北撤退的准备。此时忽传晋东娘子关10月28日失守，忻口中国守军顿时面临腹背受敌的危险。31日晚，阎锡山下令放弃忻口。11月2日，山西北线数万守军撤离阵地，退守太原。
同日，阎锡山在太原召开军事会议，卫立煌、傅作义、杨爱源等高级将领参加。阎强调：太原为山西首府，也是华北军事重镇，如果失守，将影响整个战局。他计划，以有力部队据守太原城，倚城野战，同时在城外部署野战部队密切配合，阻敌于太原以北，掩护大部队和太原市民及物资安全撤退。在分配任务时，各将领都默不作声，不敢承担守城重任。阎一再询问，始有人提出，要担负这个艰巨的任务，必须有崇高的威望和卓越的指挥能力，还得有丰富的守城经验。阎即目视傅作义，傅毅然起立说：“弃土莫如守土光荣，太原城我守!”阎即派傅守城。[1]
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认为各部队履经激战，急需休整，对死守太原持不同看法，他给傅留下了“相机撤退”的手令。
11月3—4日傅率守太原的部队第三十五军和第六十八师进城布防。参加忻口战役的其他部队纷纷给绕过太原退往临汾方向，无一支部队分担太原外围城防，守城部队成了一支孤军。
11月5日，傅作义召集守城部队连长以上军官会议，布置任务，决定以孙兰峰旅守东城、董其武旅守北城、第六十八师守西城和南城，没有预备队、没有外援、没有防备纵深，他慷慨地说：“现在的形势就好比活人躺在棺材里，就差盖盖了。困兽犹斗，我们为何不能与敌抗争! 届此国家危亡之秋，我们必须决死奋斗!”[1] 他又写信给荣河老家，嘱以身后之事。6日拂晓日军第五师团和蒙疆兵团一个旅团、一个支队开始对东、北城外守军前沿阵地发动攻击。7日，敌人以炮火轰击城墙，又以飞机轰炸城内军事要点。傅作义命令炮兵还击，但大部为敌火力所压制。经一日轰击，三丈六尺高的城墙，有多处被炸成不满两丈的土坡，城上工事多被炸毁。守军一面以麻袋实土修补城防工事，一面注意敌人动向，准备迎击。7日上午9时，敌步兵在大炮和坦克掩护下，从东北角突入城内，傅作义指挥所部官兵以步枪、冲锋枪、机关枪集中火力射杀，或用刺刀、手榴弹近距离拼杀，经五个多小时的血战，将敌赶出城外。下午6时，当战斗正激烈时，第三十五军副军长兼太原城戒严司令曾延毅从水西门逃出城去。因此军中盛传副（傅）司令出城的消息，“副”、“傅”同音，以讹传讹，军心浮动，西城部分守军竟擅自逃出城外。8日，敌步兵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再次攻城。因受连日轰炸，守军通讯联络被切断，各自为战，城内多处展开了激烈的巷战。8日下午7时，巷战接近傅的总部，傅作义乃按卫立煌的手令，命令部队突围。突围部队化整为零，且战且走。过汾河后，傅身边的部队聚集了上千人，傅作义说：“英雄不怕死，怕死非英雄。不怕死的跟我来，继续抗战!”[2] 步行七日，到达中阳县，走失各部陆续来归，约有4000人。
太原失守后，阎锡山电告蒋介石，归罪于傅作义指挥不当、作战不力，要求撤傅的职。因卫立煌等先向蒋介石报告了守卫太原的有关情况，蒋也深明阎的用心，即电阎“此事由我处理”。阎虽不满，也无可奈何。自北伐战争后，蒋对傅多次拉拢，尽管傅无叛阎之意，而阎则认为傅已羽毛丰满，难以驾驭，忌恨之心与日俱增。中原大战，曾想诿过于傅而除之；太原失守，更是借以除傅的好机会。傅在蒋阎之间两面应付，而开始倾向于蒋介石。
1937年12月，阎任命傅为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率部配合友军防止日军南下。1938年2月，日军从华北抽调坂垣师团和矶谷师团南下，企图合攻徐州，打通津浦铁路线，蒋命阎派兵反攻太原和归绥，以牵制华北日军。按阎的命令，参与反攻太原的傅部转驻晋南北的河曲、偏关等地。傅作义认为自己是绥远省主席，又是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理应反攻绥远。经阎同意，他亲率第三十五军深入敌区400里，于4月27日进至北距归绥市20多公里的一间房、萨尔沁一带与敌军主力接触，激战多时。因破坏铁路线的部队未能完成任务，大同方面援敌赶到，傅部遭到夹击，傅乃下令全军撤退。日军主力紧跟追击至山西偏关。傅利用地形设伏，予敌以重创。残敌不支，退回绥远。傅即率部驻防于偏关、河曲、五寨、神池各县，总部驻河曲县城。
[1] 樊真：《抗日战争中的傅作义》，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 李竭忠：《略述傅作义将军的为人》。
[2] 樊真：《抗日战争中的傅作义》，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傅作义··与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合作抗日
傅作义北路军的驻防区在晋西北。在这个防区内还有八路军一二○师，续范亭、南汉宸领导的山西省战地动员委员会，雷任民领导的山西抗日决死队。傅作义及其部属经常与八路军来往。中共中央为了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8年初，曾派曾山、程子华到柳林镇会见傅作交，商谈抗日问题。傅又派周北峰为代表到延安拜见了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有关领导人，并且带回了从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结业的学员数人。续范亭、程子华曾在临县、兴县、五寨、保德等县动员了3000余名青年，补充到傅的部队。在抗日统一战线逐步发展的形势下，傅作义的部队与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在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傅作义感到在部队中必须建立政工组织，进行政治工作。1938年初，傅在柳林镇建立北路军政治工作委员会，自兼主任委员。1938年秋，应傅的要求，中共晋西北工委派潘纪文为特派员到傅部协助开展政治工作。同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不在友军中发展党员。11月，中共北方局即派南汉宸、罗贵波到河曲向傅作义提交了在傅部工作的共产党员名单，以便开诚布公地帮助傅作义。在共产党员和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的帮助下，傅作义开始筹建部队政治工作他既不采取共产党的政治委员制度，也不要国民党政训人员监视军事人员的办法，创立了一套适合他自己的办法。他在军、师、旅、团设政治部机关，委派政治部主任；在营、连两级设政治指导员和助理员。他委托潘纪文草拟了《北路军政治工作守则》。这个守则的基本内容包括：废除打骂士兵的恶习；实行经济公开；建立“奋斗室”，活跃士兵文化生活；帮助劳苦百姓，改善民军关系；实行军政统一，在军事指挥员领导下进行政治工作。傅又委托三十五军政治部主任周钧参照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精神，拟定了《三十五军十项纪律》，经他审定，通令全军执行。《三十五军十项纪律》主要内容是：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物速还，损物赔偿；不许调戏妇女，不许打人骂人；部队行军时，不许踏坏禾苗；部队住宿后，院落街道要打扫干净；行军前要缸满院净；部队煮饭烧柴，马食草料要付钱，家中无人者，写清数量将钱压在条下；不虐待俘虏，不许搜俘虏腰包。《政治工作守则》和《十项纪律》贯彻执行后，过去官兵脱离、军民脱离等旧军队的一套残余作风，逐步有所改变。新的政治工作发挥了巩固部队、提高战斗力的作用。
傅作义赞成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主张，赞成全民抗战和持久战的思想，因此共产党的报刊、书籍在他的部队一度可以公开传播、阅读，他的军报《奋斗报》也是新华社与中央社的消息兼取并用。罗瑞卿所著《军队政治工作》曾在部队各级政工人员和干部中争相传阅。傅的案头上也放置着一些延安报刊。他还指定一个电台收录延安广播电台新闻消息，把记录稿秘密交他本人阅看。一时之间，傅作义的部队到处是《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游击队之歌》的歌声，官兵乐观团结，斗志昂扬，充分显示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气象。
在三十五军的军政干部训练团，阎锡山也派去了政治教官，讲授阎的所谓“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理论，并进行反共宣传。傅作义命令训练团教育长苏开元设法加以限制，引起阎的不满。于是阎命人散布谣言，说傅作义的部队已经是“七路半”了，很快就会变成“八路”了。阎还密电蒋介石，要求撤换傅的职务。因傅同共产党合作的行动也没有超出蒋所允许的范围，而且蒋与阎之间也是各有鬼胎，阎锡山借刀杀人的阴谋没有得逞。
傅作义··反攻五原击毙日军水川伊夫中将
1938年冬，蒋介石在陕西武功召开军事会议，会上宣布任命傅作义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并指定傅在绥远西部的河套地区成立副司令长官部。1939年初，傅率部离开晋西北到达河套五原县，正式成立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从此宣告脱离他寄身多年的阎锡山晋绥军体系。
傅作义到绥西后，第一件事是整训部队。他将第三十五军补充为三个师，自兼军长。在狼山县百川堡（今临河县新华镇）举行了轮训班式的“抗战建国讨论会”，总结对日伪作战的经验，研究对日伪作战的新战法。他成立了绥远省战地动员委员会，兼任战时动员和平时行政两项工作，负责组训民众。
1939年冬，国民政府为适应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拟发起北起绥远，南至中越、中老边境的对日冬季攻势，命令傅作义采取行动，牵制华北日寇不使其南调。当时包头是日伪军的重要据点，驻有日军两个联队、伪蒙军一个师，加上宪兵队、守备队等，共有1万万人左右。为了达到牵制日寇的目的，傅决定全力以赴，对包头发动奇袭，攻点打援。
为避免打草惊蛇，傅采取了“攻而示之以守”的策略，将司令部由五原撤至陕坝，命令部队修筑防御工事，破坏公路；同时命令兵站在狼山前后的沙漠里分散埋藏军用物资、粮秣，命令动委会动员民众演练空室清野、配合军队歼敌。从12月15日开始，傅率部沿黄河岸昼伏夜行，秘密向包头进发。20日晨5时，担负主攻任务的新编第三十一师一举袭入包头城内，与仓促应战的敌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残敌被压迫于敌军司令部。但因阻击援敌的中国军队后续部队未能大量攻入城内，上午11时许，敌军由城内东、南两方发动坦克掩护步兵向中国军队反扑。21日晨，敌援军一部赶到，向城内各点发起攻势，原已投诚的伪军又转而帮助日军反攻，中国军队与敌展开艰苦的拉锯战。城外，中国军队与固阳、安北方向来援的日军骑兵第十三、十四联队发生激烈战斗。21日午后，从大同、张家口、归绥增援的日军步炮联合部队在坦克掩护下发动猛烈攻击，傅指挥部队开展正面阻击、侧面包围，予敌以沉重打击。21日夜，傅作义得知敌由蒙疆各地调来第二十六师全部和第二混成旅增援，已陆续开至包头附近，敌我力量悬殊，而中国军队也已完成攻城打援、牵制敌人的任务，为避免无谓的牺牲，命令各部及时脱离战斗，转移至指定地区待命。22日晨，日伪集结了近万人的追击部队，乘汽车和装甲车尾追，又遭到傅部一〇一师的阻击，敌未敢深入，自动撤回。历时三天的包头战役，毙敌千余人，吸引了晋北、察南及华北大部日军，使其不能南调。
包头战役，被日本蒙疆驻屯军视为奇耻大辱，他们叫嚷“一定要扫平河套，消灭傅作义军!”1940的1月31日，从张家口、大同、太原、临汾调集3万余日伪军、汽车1800辆、坦克40多辆以及大炮、飞机由日军第二十六师团长黑田重德中将指挥分三路从包头向西进犯，扬言“膺惩傅作义”，企图一举将傅部围歼于河套地区。
面对气势汹汹来犯的日伪军，傅作义以有力之一部利用有利地形给敌以阻击后，将部队转移至公路两侧纵深地带。2月3日，日军侵入五原后，继续向临河、陕坝两城镇搜索前进，未能捕捉到中国军队主力。日军即宣扬傅作义已全军覆没，绥远全省已为日军占领。他们召开了庆功会，扶持汉奸组织了“维持会”和“绥西自治联军”。
此时蒋介石也认为绥西败局已定，电令傅作义去兰州代理因病休养的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的职务，将部队撤至宁夏。傅与部下研究后决定不去兰州，也不撤退宁夏，坚持在绥西待机反击。傅估计从察、绥和雁北调集来的日军不可能在绥西久留，必求速战速决，因此指示全军采取灵活机动、分区游击的方式，袭扰、消耗并相机歼灭小股敌人，避不利、找胜利，积小胜、为大胜。傅部的频频袭扰，使日伪军疲于应付，晕头转向。2月中旬，黑田率主力撤离绥西，留下日军一个联队，四个伪蒙师和由察南、雁南、绥远调来的一部地方守备队，汉奸军队“绥西自治联军”，日本宪兵队、特务队，总兵力约一万五六千人。傅作义侦知这些情况后，即派新编第三十二师收复临河、陕坝，敌不得不收缩兵力，巩固五原这个据点。傅作义部在绥西，以游击战配合运动战，共毙伤敌2100余人，摧毁敌汽车100辆，坦克5辆。
1940年3月中旬，正是河套地区解冻流凌时节，傅派人掘开五原以西的乌拉壕堤坝，让大水漫灌敌人增援部队必经的包一五公路；派第三十一师、第三十二师分别攻夺五原新旧两城；派第一〇一师阻击从包头等方向前来增援之敌。
3月20日黄昏，傅部突击队占领五原东城门，各部迅速跟进，因中国军队潜伏人员及时破坏了敌人的通信设施，敌人在各据点互不通气的情况下仓促应战，很快丢失了粮食库、弹药库等重要据点，但仍凭借坚固工事和优势装备负隅顽抗，死守待援。20日午夜，我军发动总攻，激战至21日下午，克复五原旧城，战至22日克复五原新城。自21日下午至23日下午，城外打援部队顶住了6架飞机和80门重炮掩护下的日军步兵的反复冲锋，使攻城部队得以顺利全歼守敌。这次歼灭战，傅部以重大代价换取了重大胜利，击毙日军水川伊夫中将、步兵联队长大桥大佐、特务机关长桑原中佐以下1000余人、毙伤伪蒙军3000余人，俘虏日军50余人、伪蒙军1800余人（含投诚部分），缴获各种火炮300余门、汽车50余辆以及大量其他军需物资，国内报刊称之为“五原大捷”。
五原战役的胜利，振奋了抗日的民心、军心。在这次战役中，傅部击毙了日本皇族水川中将，继八路军于1939年11月击毙日军所谓“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之后，又一次在日本朝野引起极大震动。傅因此役获国民政府颁授的青天白日勋章。
傅作义··治军与治水并重
自脱离阎锡山的晋绥军体系后，傅作义走上了遥受蒋介石控制、实际上自创局面的道路。
1939年夏，傅作义送走了中共驻在傅部的特派员，表示“过去是以工作领导工作，今后将以主义领导工作”，并迎来了国民党中央的特派员，在政治上与国民党中央保持一致。1939年12月，蒋介石掀起抗战期间第一次反共高潮，阎锡山在山西发动了压制新军、排挤八路军的“十二月”事变，胡宗南组织大军向陕甘宁边区发动军事进攻。傅作义没有参写这次反共的军事行动。自五原战役以后，由于日本侵略军主力实施南进战略，也由于共产党领导的晋绥边区和大青山游击队的积极作战，在绥远的日寇未能再向西进犯。在绥西抗战期间逃离的大批国民党官员、特务，这时又纷纷回到后套，渗透到政府、军队和群众团体的各个角落，企图消灭共产党、控制傅作义。
1940年7月至1941年，后套地区卷入了蒋介石组织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中共后套特委所属各级党组织遭到破坏，后套特委书记郭北宸被杀害，中共党员有200多人被捕，进步青年1000多人被关押。傅作义的军报《奋斗日报》被改组，新华社的消息不许使用。进步书刊被查禁，进步歌曲不许唱，一时之间，“重庆文化”代替了“延安文化”。
蒋介石在绥远的反共活动是一箭双雕，既为打击共产党，也为控制傅作义。在反共进行到一定程度后，蒋、傅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就突出了。傅作义曾对他的亲信说：“咱们像压在几千斤大石头夹缝中的苗苗，只能曲曲折折地生长。”[1]1942年4月，傅作义派崔载之接管了《奋斗日报》社，以代替中央社的王华灼；在长官部办公厅下设立了以秦丰川为首的文化室，夺回了舆论阵地。接着派王克俊兼任三青团书记兼组织组长，代替蒋系人物赵仲容。
同时，傅作义提出了“整理干部办法”，在副司令长官部设立“贯彻社”，出版刊物，统一干部思想，做到“同生死，共患难，有福大家享，有难大家当”。1943年又成立了副长官部人事室，接管了政治部的人事权，架空了政治部主任张彝鼎。
在政治上争取相对独立局面的同时，傅作义兵农并举，提出“治军与治水并重”的口号。1939年傅作义率军政人员进入后套之初，就面临严峻的粮食困难。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成立“土地整理委员会”，接管了垦务局，将大量土地由地商、豪绅手中收归政府，由政府向农民收租；二是在狼山县境内创建军耕农场，安置随军烈士家属和作战伤残官兵；三是在临河、五原、晏江、狼山等县创办了五个合作农场，“民养军、军助民、军民合作发展粮食生产”。后套土地肥沃，生产粮食关键是搞好水利建设。傅作义在副长官部成立了水利指挥部，统一调配军工民工大修水渠，至1945年春，后套地区所修渠道宽五丈以上的干渠达1700里，宽一丈以上的支渠超过1万里，整个后套渠道纵横，被誉为“鱼米之乡”、“塞上江南”。1945年夏，傅作义请黄河水利委员会测量队到河套，开始治理黄河的测量工作，他亲自陪同黄河水利委员会负责人到现场勘察，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傅作义注意发展粮食生产，也一直没有放松军队训练。收复五原后，傅作义部的主力第三十五军元气大伤。蒋介石为安抚他，又给他两个军的编制（暂三军、暂四军）。1941年冬，军事委员会向傅派来了以步兵上校多米诺夫为首的苏联顾问组一行五人，协助训练部队。1944年，傅作义派部分师、团（营）级军官、作战参谋人员轮流赴缅甸战场受训。他还轮流派出团、营与日伪小据点进行战斗作为战场练兵。1945年5月，美国魏德迈将军以中国战区参谋长的身份到绥西视察，对傅部的教养、素质、技术等方面给予很高评价。魏说：“该部体能、营养、纪律、训练等，比之世界各地之高水平军队亦无逊色。”[2]
对于蒋介石的控制政策，傅作义往往采取很策略的方法应付；而对蒋平时不给装备、战时不给支持的歧视做法，傅作义则不时地公开抱怨。他曾集合营以上军官讲话，愤怒地说：“我们在前方流血流汗，挨饿受冻，人吃豌豆马无料，为抗战而毫无怨言。但重庆的达官贵人，贪污腐败，在后方纸醉金迷，骄奢淫逸，歌舞升平，甚至发国难财，在南美购置橡胶林园……”[1]。由于抗战后期国共势力的消长，蒋介石缓和了对傅的控制，更多地采用拉拢手段。美蒋联合以美援为诱饵，逐渐把傅拉上了蒋的战车。
[1] 潘纪文：《跟上时代的步伐——记傅作义将军走过的道路》。
[2] 刘春方：《我所知道的傅作义先生》，《傅作义生平》。
[1] 刘一平：《傅作义部队的发展及建设概况》，《傅作义生平》。
傅作义··上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战车
1945年春夏，抗日战争即将进入反攻阶段，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相继召开了关系到抗战胜利后中国政治前途的大会，即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七大强调：为了建立新中国，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就是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国民党六大断然拒绝了中共提出的、深得全国人民及各民主党派欢迎的“联合政府”的建国方案，并提出：“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 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2] 傅作义出席了国民党六大并当选为中央委员。
1945的6月，傅作义升任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8月，中国对日寇大反攻开始。8月10日至11日，蒋介石发布三道命令，一令“第十八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勿再擅自移动”；一令“各地伪军，应就现驻地点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一令奋战区“以主力挺进解除敌军武装”。中国战场上出现了美日蒋伪勾结与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争夺抗战胜利果实的复杂而严重的局势。8月11日，傅成立了“第十二战区复员委员会”，自兼主任，下辖绥蒙、平津、东北三个组，把各种特工人员和游杂部队一齐派出。8月13日，傅作义的部队由后套出发，向东挺进，8月15曰接收包头、18日接收归绥，随即分兵绥东各县。9月9日，蒋介石把中国战区划分为16个受降区，傅作义为绥远、察哈尔、热河三省的受降主官，负责办理接受日军第21独警队、第24独警队两大队及热河省内日伪军投降的有关手续。在接收已被八路军和中共领导的游击队解放地区的过程中，傅作义部与八路军发生了直接冲突。10月24日，傅作义向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发布了所谓“明示内战责任”的电报，指责共产党打了第一枪。同月26日，新华社奉命反驳，指出“傅作义企图推脱战责!”为了回敬傅对解放区的进攻，中共中央军委命令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指挥所部对傅部占据的归绥、包头进行了有力的反击，迫使傅作义命令东进部队回师固守归绥、包头。
1945年冬，美国政府派出特使到中国“调处国共冲突”。蒋介石为争取布置内战的时间，假意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的要求。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正式签订了《停战协定》，协议从1月13日午夜起，双方各就原地停战。在《停战协定》签订的前一日，即1月9日，傅作义向蒋介石发出了所谓的辞职电报，站在国民党正统的立场上，“希望各党派斩断以兵争政恶观念，应以军队交还国家且须互调防地，遵循宪政轨辙，彻底统一，真正民主”，还称“且为退让为国者之先驱。中共不乏明达之士，倘能因国民党人之无私，更能礼让为国，放弃权利地盘之争执，完成全国所需要之统一民主，则作义之退休与国事不无补益”[1]。但就在协议停战的13日晚，傅作义却组织了对八路军占领的集宁、丰镇两城的偷袭。17日，解放军向抢占集宁的傅军发动反击，歼其1200余人。3月初，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组成的代表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国三方面的最高军事三人小组，乘飞机到集宁、归绥两地视察，傅作义接受了停战的意见，同意与中共领导的绥蒙军区互派联络组调处争议，避免冲突。
1946年7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命令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8月，蒋介石命令傅作义策应中央军打通平绥铁路，向东夺取集宁、张家口，并派参谋总长陈诚到归绥，共商行动部署。傅为迷惑解放军，派周北峰同解放军商谈和平，暗中秣马厉兵做进攻准备。9月5日，傅作义开始偷袭卓资山，得手后以全部兵力进攻位于绥远东部平绥铁路线上的战略要地集宁，13日晚，占领了集宁。19日，攻占了丰镇。为有效地调动傅作义的部队，蒋介石先后将大同和张家口划归第十二战区。20日，傅解了大同之围。之后，傅利用解放军在河北怀来与其他国民党军队鏖战之机，调集2万兵力围攻张家口。10月11日解放军主动撤出了张家口。
面对蒋介石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中共中央决定采取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方针，放弃城市，依靠广大农村进行运动战。所以当傅全力进攻时，中共领导的军队除在集宁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以掩护撤退外，从丰镇到张家口的平绥路沿线，均未进行激烈战斗。傅作义进占张家口后，忘乎所以，夸大战功，通电中共中央毛主席，声称“击败聂荣臻、贺龙两部十万之众是人民意志的胜利”[1]。蒋介石被这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11日下午即下令召开国民大会。10月15日，国民政府任命傅作义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同时任命傅的部下董其武为绥远省政府主席。
1947年1月16日，第十二战区改组为张垣绥靖公署，傅作义为主任。他以三十五军为基干，正式整编充实成三个军及两个独立师、一个骑兵师，另加十三个骑兵旅。傅部在保持对平绥铁路线的控制外，还曾奉命派出第三十五军支援保定的孙连仲，派出暂三军、骑四师支援东北的陈诚。
1947年秋，国民党军对陕北和山东解放区实施的重点进攻遭到彻底失败，在华北也开始陷入困境。蒋介石遂于11月26日到北平调整军事部署，决定撤销保定、张垣、太原三个绥靖公署，成立华北“剿匪”总司令部。12月3日，傅作义被任命为华北“剿总”总司令，12月6日在张家口宣布就职。从此傅作义所指挥的除原有的部队外，又增加了中央军的两个兵团：李文的第四兵团、石觉的第九兵团和河北省的地方保安部队。华北“剿总”共有陈继承、邓宝珊等八位副司令，陈是蒋的亲信，是用来牵制傅作义的。蒋曾派人向在傅部的中央军将领传达口谕：“军令听傅的，政治听陈老师（陈继承）的”，所以“剿总”成立初期傅对所部中央军只有军事指挥权，没有人事、补给等方面的权力。为此傅曾再三电蒋辞职，蒋介石则再三挽留。蒋既极力挽留，傅则乘机扩大自己控制的范围。
上任伊始，傅作义即率四个军沿平保铁路西侧向南面推进，企图捕捉华北人民解放军主力。1948年1月，在保定以北的涞水，解放军华北部队第三纵队在第一纵队配合下，给傅作义的嫡系第三十五军以沉重一击，歼灭其新编第三十二师，三十五军军长鲁英麟自杀。这次战斗，是傅作义部在日本投降后作战中受打击最大、损失最严重的一次。此役以后，傅与华北人民解放军又战了大小几百回合，形成拉锯局面。
1948年9月12日，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规模巨大的辽沈战役，开始了与国民党军的决战。为配合东北人民解放军，中共中央命令华北人民解放军第三兵团于8月下旬进军绥远，第二兵团向北平、承德、张家口逼近，策应第三兵团，目的是牵住傅作义，使华北的国民党军不出关或少出关。
10月，解放军对锦州发起进攻，蒋急忙到北平策划援锦。蒋原拟让傅全力增援锦州，如援锦不成，则退保江淮。傅以太原战略地位也十分重要，现已被解放军重围，华北军队宜考虑两全之策为由，逃避了全力援锦。蒋、傅乃另拟方案：抽调驻天津、塘沽的部队组成援锦兵团就近援锦；调驻北平、保定的部队南下，号称袭击石家庄，用“围魏救赵”之计解太原之围，同时偷袭中共中央驻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解决共产党的心脏”。由于中共中央及时掌握了这一阴谋的内容，在开展强大政治攻势的同时，指挥冀中、冀晋地方部队和民兵进行顽强阻击，人民解放军第二兵团也及时赶到增援，迫使傅部知难而退。
1948年10月中下旬至11月，随着锦州、沈阳的相继解放，傅作义也加紧收缩兵力，将绥远以外的50余万人布置在北平、天津、张家口和唐山至山海关一线，一面加紧训练部队，一面争取更多的美国援助，以增强实力，等待局势发展。傅曾向其亲信表示，战争失败自然罪
相关参考
傅烈是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任省委书记，一九二八年四月英勇牺牲于重庆。(一)傅烈，原名傅见贤，化名贺德、贺泽、吁伯凯。江西省临川县人，一八九九年八月二十七日出生于上顿渡镇的一个小商家庭。其父傅善庆，在镇上开
1964年1月11日，《解放军报》发表一篇回忆平津战役的文章，题为《围而不攻》。文中涉及，用语有些尖刻，显得对傅不够尊重。读后，认为这不利于统一战线。他把秘书叫来说：「这篇文章很不策略。现在是我们
傅作义，字宜生，1895年生于山西荣河县(今临猗县)。6岁进私塾，10岁入县立小学堂，13岁升运城河东中学堂。15岁考入太原陆军小学。少年时喜欢阅读《三国演义》、《说岳全传》、《水浒》等书籍，崇尚忠勇
1948年10月，蒋介石与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密谋偷袭石家庄和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以此挽回东北战场败局。这一机密军事行动，从目前掌握的史料看，中共中央至少从四条地下情报渠道获悉，是中共情报
1948年10月，蒋介石与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密谋偷袭石家庄和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以此挽回东北战场败局。这一机密军事行动，从目前掌握的史料看，中共中央至少从四条地下情报渠道获悉，是中共情报
1948年10月，蒋介石与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密谋偷袭石家庄和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以此挽回东北战场败局。这一机密军事行动，从目前掌握的史料看，中共中央至少从四条地下情报渠道获悉，是中共情报斗争
作者：枪骑兵声明：兵说原创，抄袭必究解放战争中的三大战役，都是决定命运的重大战役。在平津战役中，傅作义率部起义，使得古都北平得以和平解放，难能可贵。傅将军的义举，减少了重大战争创伤，古都的文化历史遗产
中文名：傅作义 别名：傅宜生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山西省荣河县(今山西省临猗县孙吉镇安昌村) 出生日期：1895年6月27日 逝世日期：1974年4月19日 职业：军人
平津战役因为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保护北京城免受战火之灾，成为人民的大功臣，当了23年的水利部长，不管怎么说傅作义好歹曾经是抗日英雄。>>而今天要说的这位曾经无底限到做过汉奸，但是由于在关节时刻的正确抉
近代人物中文名：傅作义别名：傅宜生国籍：中国民族：汉族出生地：山西省荣河县（今山西省临猗县孙吉镇安昌村）出生日期：1895年6月27日逝世日期：1974年4月19日职业：军事，政治毕业院校：保定陆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