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段君毅生平故事简介,段君毅历史评价,段君毅怎么死的？

Posted 2022-05-03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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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段君毅生平故事简介,段君毅历史评价,段君毅怎么死的？

段君毅·青年时代出任全国学联执行主席

段君毅1910年3月13日（清宣统二年二月初三）生于山东省濮县（今河南省范县）白衣阁村。曾用名段士达、段尚卿、董均雨、董君毅。

段君毅先辈家境贫寒，到祖父段昌言逐步富裕起来，成为封建地主。段昌言有两个儿子，长子段明堂又生五子，次子段朝堂，字子敬，生一女和一子段君毅。

段子敬曾有志应试科举，因科举废制而作罢。段君毅7岁开始在本村上小学。段子敬望子成龙心切，严格要求他专心求学。

1923年，段君毅考入濮县高小。他在校勤奋攻读，课余喜欢读《三国演义》、《水浒传》一类书籍，视野比较开阔。1926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聊城省立二中。次年，因祖父去世被迫辍学，其父又请来私塾秀才教他读“四书五经”。

1929年夏，段君毅重到聊城二中插班读书。他从报纸上，从老师、好友那里，了解到一些革命知识，尤其随着年龄的增长加深了对五四运动的认识。初中刚毕业，他就急迫地离开乡村，奔赴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北平。

1931年夏，段君毅同先期到北平读书的濮县高小、聊城二中同学郭奇、邵浩然、董伯鲁等取得了联系，先后在北平文治、弘达中学补习高中课程。同年9月，他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北平分盟”（简称“社联”），从此参加革命[1]。

1932年夏，段君毅考入孙中山创办的中国大学政治经济系。课余，他经常和同乡学友聚在一起评论时事，探讨社会问题，其中同郭奇、周登如等谈论得最多。一次，他们在谈论中国的社会性质时，郭奇说：“说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我想不通，像我家、尚卿家，都是地主，我们家哪一半是封建，哪一半是殖民地？”段君毅说：“半封建半殖民地当然不是指你我哪一家，而是整个社会。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既是封建主义的，又遭受外国殖民主义的部分控制，成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郭奇信服地说：“不愧为学政治经济学的。”他们虽时有争论，但相处甚好。

中国大学是北平当时中共组织活动基础较好的学校之一。政治经济系先后由李达、马哲民、黄松龄等进步教授任主任。他们聘请鲁明、吕振羽、杨秀峰、张友渔等左派教授担任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法、社会发展史、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学等课程，讲授内容中体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对段君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理论界掀起的探索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对段君毅的思想有很大启发。

段君毅在中国大学同一些共产党员有了接触。同班同学甘一飞（甘全礼）在“一二·九”运动时已担任中国大学党支部书记。他们志同道合，一起参加“读书会”，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在争取择师自由、争取黄松龄教授任政治经济系主任、保证中国大学讲授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等斗争中，都在一起活动。同时，他们还以“社联”名义发传单、贴标语，在学生中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1]

“九一八”事变在段君毅思想上产生了震动。他和进步同学一起，积极参加中共组织的反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宣传活动，到街道秘密书写和张贴拥护共产党、打倒国民党的标语口号，利用纪念活动集会游行，散发传单。他在中国大学还参加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土地问题研究会等进步组织和活动。这些活动对他的思想认识有新的启发和促进，为他积极参加“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学生的爱国行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仇视，国民党特务对中国大学的学生活动进行监视，段君毅就是重点监控对象之一。1935年夏的一个晚上，国民党蓝衣社特务闯进段君毅等住的公寓（他当时化名董均雨），逮捕了同公寓的董伯鲁之后，又指名搜寻段君毅，因他是化名，特务未达目的。但他们不死心，扬言“抓到姓段的非杀掉他不可”。

此后，段君毅已不能在学校公开活动。经过在北平的同学、同乡处隐蔽数月后，被迫回到山东老家。他本想赴日本留学，限于家庭经济条件未能成行。不久，他接到郭奇来信，得知出卖中国利益的《何梅协定》已生效，华北五省已实行“自治”，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和宪兵三团已撤走，便立即返回北平。

段君毅返回北平后，中共党员李华（当时任北平市西区区委书记）同他建立了联系并负责指导其活动。由于段君毅已被国民党特务监视，李华嘱咐他要注意隐蔽，暂时不要抛头露面。

1935年12月，北平爆发声势浩大“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段君毅遵照中共组织“暂时不要抛头露面”的嘱咐，在示威游行中采取了随队隐蔽活动的方式。

国民党反动当局决定在12月16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北平学联经过酝酿，决定再次举行示威游行。中国大学作为第二大队并率弘达中学、法商学院的队伍一道参加。当天，国民党当局禁止学生上街，段君毅和中国大学同学一道从西花园越墙奔赴天桥，同各校学生会合组成浩浩荡荡的大军，沿前门大街向东交民巷前进。到前门时，遭到军警鸣枪堵截和刀砍，大家临危不惧，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与军警对峙，向民众宣传，直到晚上才返校。

“一二·九”运动爆发以后，北平的一些大学建立了中共领导的民族解放先锋队。北平学联还组织了深入农村的南下扩大宣传团，段君毅参加了宣传团。1936年1月3日宣传团出发，时值严冬，团员们衣被单薄，豪情满怀地奔赴冀中，宣传中共抗日救亡的主张，开展学生运动与工农民众相结合的实践。

1936年春，段君毅经黄铮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共中国大学支部书记。当时，国民党政府颁布了《维护治安紧急治罪法》，大肆逮捕平津参加抗日救亡的学生。2月29日，中国大学召开全校师生大会，由北平学运领袖董毓华作报告，总结“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运动和南下扩大宣传团的经验。会议进行当中，国民党军警包围了会场，20余名学生和教授当场被捕。董毓华是在段君毅等的奋力掩护下脱险的。在这场大逮捕中，先后抓走了中国大学师生60多人，酿成中国大学有名的“二月事件”（又称“二月雪天”），学生会被摧垮了，整个学校被白色恐怖所笼罩。

段君毅按照中共北平市委的指示，确定支部的任务是：“把学生会重新组织起来，以继续领导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冲破白色恐怖，营救被捕同学[1]。”在此期间，中国大学的民族解放先锋队发展壮大起来，两个月后，学生会恢复了，被捕师生也先后被营救出来。

当时，中国大学中共组织处于秘密状态。党员改名换姓，或以代号相称。支部通过不同方式对党员进行教育，并在实际斗争中发展党员。除按上级党组织决定将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外，还吸收“一二·九”、“一二·一六”学运中的积极分子入党。郭奇、刘玉如等就是段君毅介绍入党的。到他离开中国大学时，支部的党员已由几个人发展到20多人。

1936年6月，段君毅任中共北平市西区区委书记，宣传委员甘一飞，组织委员夏英喆。区委下属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师范大学、法商学院等党支部。段君毅积极组织领导西区中共的地下工作，同各大学中共组织联系，发动和组织学生进行抗日救亡等革命活动。

段君毅在担任西区区委书记期间，同北平学联和中国大学党支部（此时支部书记为任仲夷）一起，根据中共北平市委的指示，经过曲折斗争，赶走了中国大学反动校长王正廷及其爪牙祁大鹏，在著名左派教授杨秀峰、黄松龄、吴承仕等帮助支持下，争取了由曾任北平市市长和冯玉祥秘书长的何其巩担任校长。何其巩不大干预学运活动，北平学联此后就固定在中国大学办公，使这里成为北平爱国学生运动的中心场所之一。

1936年秋，李华通知段君毅，经中共组织同北平学联商定，推荐他为北平学联代表，赴上海担任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简称全国学联）执行主席。全国学联是响应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由北平、上海学联及津、杭学联派代表经过近半年的筹建，于1936年5月29日在上海正式成立的。段君毅是继刘江陵、刘导生之后的第三任全国学联执行主席。

全国学联驻会代表不多，只有北平的薛汕、天津的吴祖贻和上海的熊明宣等协助段君毅工作。全国学联虽是公开的，但活动仍是秘密的。除了通过接待来往的各地区学联代表，交换情况和意见外，主要是通过编辑出版学联的刊物，介绍各地学运情况，对各地学联起指导和影响作用。全国学联成立后出版了机关刊物《学生呼声》，为使这个刊物的政治方向更加鲜明，经段君毅与学联各成员协商，改名为《学生之路》。为了便于公开发行，他约陕西地区学联代表刘南生（于右任的亲属）一起，去请于右任题了刊名。于右任说：“办刊可以，不要胡闹。”段君毅说：“宣传抗日，不是胡闹!”段君毅负责《学生之路》的编辑、出版工作，由薛汕通过上海邮局发往全国各地区学联组织。外地寄给全国学联的信件，也大都由薛汕从联络点取来，交给他直接处理[1]。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去世。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号召全国民众继承鲁迅遗志，为中国大众的解放而奋斗。10月22日，上海各界六七千人为这位伟大的民族英雄送葬。在段君毅等的组织下，全国学联的队伍高举大幅挽联行进在送葬行列之中，一直走到万国公墓，参加了隆重的葬礼。

11月22日深夜，国民党蒋介石以所谓“危害民国罪”，在上海逮捕了全救会领袖沈钧儒等7人，即全国闻名的“七君子事件”。段君毅带领全国学联同各界一起，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营救活动。配合宋庆龄为营救七君子发起的“入狱运动”，段君毅赴苏州送交了全国学联为营救七君子的请愿书，声言如不释放七君子，愿同他们一起入狱。宋庆龄赴苏州营救七君子时，段君毅代表全国学联到苏州，参加了宋庆龄对法院院长的质问，同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展开了斗争。

1937年1月底，中共北平学委决定举行由华北学生组织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请愿、献旗活动。2月4日成立了“华北学生献旗请愿团”，携去分别绣有“一致对外”、“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日”、“为和平而奋斗”字样的三面旗帜，借此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为配合这一行动，段君毅主持全国学联发表了《上三中全会书》和《我们对于三中全会的主张》，向国民党当局陈述抗日主张。接着，他率全国学联的代表，到南京帮助组织献旗请愿的活动。经过学生代表与国民党当局积极说理斗争，终于在2月14日上午举行了献旗仪式。

4月1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西北青年救国大会。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中国青年应该团结起来，宣传新的口号，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准备对日抗战，并为实现这些主张而奋斗[1]。段君毅主持全国学联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积极组织学生进行备战宣传和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冀察地区的学生通过到二十九军进行“军事训练”，向爱国官兵宣传中共抗日主张，提高了士兵的抗日救国热情。平津广大爱国学生还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通过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歌曲，并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日救亡戏剧，同群众打成一片。

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爆发，全国学联进一步掀起抗日救亡热潮。9月，日本侵略军相继占领平、津，学联的活动遇到严重困难，段君毅组织全国学联代表进行了今后学联怎么办的讨论。由于学联中有“上山主义”、“南下路线”两种主张，大家决定由他代表全国学联到延安向中共中央请示。

1937年秋，上海战局已很紧张。段君毅从上海到南京，先到中共办事处见到叶剑英，接着遇到中共北平学委书记蒋南翔，一起到太原见了中共中央北方局负责人彭真。在太原东郊的一个坟场里，他们各自向彭真陈述了对学生运动的意见。彭真肯定了段君毅动员学生拿起武器上山战斗的主张。随后，段君毅到达西安，见到中共中央驻西安办事处代表林伯渠和中共全国青年工作负责人冯文彬，他们都劝他说：去延安路上很不方便，来回得半个月，可否由林伯渠向中央请示，他表示完全同意。林伯渠向中央发了电报：上海沦陷后，学联不能公开活动，怎么办。中央电复“转入地下”。为了及时传达贯彻中央的指示，段君毅星夜返程。离开西安前，林伯渠给了他一些路费，问他够不够？他说：“请林老放心，我会有办法的。”他向林伯渠提出想到延安学习的要求，得到林老的同意。

段君毅在返沪经开封、南京途中，向当地学联代表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他到上海后，一面以全国学联名义向全国各地的学联组织发函传达中央的指示，一面进行学联活动转入地下的安排。办好这些事情之后，按照预定的安排回到西安。

1937年冬，段君毅在西安搭乘彭德怀副总司令员的卡车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入中央党校12班学习。四个月后学习结束，段君毅被中共中央派往山东抗日战场。

注释

[1]　《中共中央组织部文件》，干审字〔1992〕91号。
[1]　甘一飞：《对30年代中国大学秘密党组织和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片断回忆》，《中国大学革命历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55—60页。
[1]　杨易辰：《我与中国大学的民族解放先锋队》，《中国大学革命历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97页。
[1]　薛汕1994年2月所写段君毅在全国学联的资料；熊明宣1995年1月所写《段君毅领导全国学联的革命活动》。
[1]　《一二·九运动史要》，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2月版，第237页。

· 段君毅·从延安走向抗日战争前线

1938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由郭洪涛从延安带领段君毅等近50名干部到敌后山东工作。

行前，毛泽东、刘少奇、陈云分别接见了这些人员。毛泽东向全体人员作了重要指示。他说：你们的任务，是在山东敌占区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毛泽东希望他们到了敌后，要像柳树一样插到哪里就能活，像松树一样天寒地冻也是青枝绿叶；要服从当地党委领导，同当地党委搞好团结；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不断发展壮大党的组织；要发展武装，要有民兵，有游击队；要坚持独立自主的统一战线[1]。

1938年5月上旬，这批干部途经山东曹县时，李宗仁、白崇禧司令部召开台儿庄阻击战祝捷大会，郭洪涛应邀以八路军的名义出席大会并讲话。他按照中共的主张，旗帜鲜明地说：“我们马上就要到敌后去，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本侵略者，直到把他们赶出中国去!”他的讲话赢得了阵阵热烈掌声，因此引起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的不满，说这是“喧宾夺主”、“煽动宣传”，企图进行迫害，要“就地解决”。郭洪涛等得到情报后，立即派段君毅、王彬同驻在曹县的东北军第五集团军上校秘书主任郭维城，以及与范筑先部驻曹县办事处主任何白沙联系，由他们安排了汽车，全体人员当夜乘车离开了曹县。

郭洪涛一行在东平县须城村、泰安县边家院镇听取了中共东平县工委书记万里、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主席张北华的汇报。决定留下段君毅、何光宇、孙光等五人组建中共泰西特委，段君毅任书记，孙光任组织部部长，万里任宣传部部长，张北华任军事部部长兼自卫团主席。

泰西特委成立后，段君毅经过调查研究，发现这里中共的组织和政权组织都比较薄弱，即使在自卫团中中共的组织也是如此。当时，自卫团的17个大队虽多数有党员，但只有个别大队建立了党支部。在全地区6个县中，只有东平县建立了党的县工委。各县均未建立起党领导的政权组织。面对这种情况，他主持有30多人参加的工作会议，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明确提出了整军、建党、建政的任务。首先调整和加强了自卫团的领导班子，由红军干部何光宇任主席，张北华任政治委员，孙光、万里分别兼任自卫团组织、宣传部门的领导职务。建党也是首先从部队中开始的。在不长的时间内，各大队都建立了中共的组织，配备了政工干部。1938年10月，自卫团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

段君毅认真领会毛泽东在接见他们时提出的柳树和松树精神，认为它体现了革命斗争中灵活性和原则性的结合，是勉励他们无论到哪里都能在群众中生根，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下都能坚持斗争。他十分重视用毛泽东思想培训干部，特别是当地干部。在他的主持下，开办了青年训练班，由孙光负责，他也常去讲课。训练班先后举办了三期，参加学习的有100余人，从中

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再由这些党员回各县去建立党的组织。这批人，大多数都成为泰西地区各级党政军部门的领导骨干。在各县都发展了一批党员之后，又建立了泰安、肥城、长清、平（阴）阿（城）、汶（上）宁（阳）党的县委，以及部分党的区委和乡、村党支部，为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战争奠定了坚实基础。

1939年1月15日，中共鲁西区委成立，张霖之任书记，段君毅任统战部部长。同年春，八路军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率领师部一部和杨勇领导的六八六团进入泰西。当时，在中共泰西特委领导下，泰西地区整党、建党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群众有了较好发动，抗日武装得到巩固和发展，已初步建立泰肥、平阿、大峰山区游击根据地。罗荣桓根据这一情况，提出了“依（泰）山傍（东平）湖，向四周发展，建立泰西根据地”的任务[1]。段君毅根据罗荣桓的指示，于3月20日在东平县常庄召开了泰西地区抗日活动积极分子大会。会上，罗荣桓传达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明确指示要加强政权建设，加强农会等群众组织，更好地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

段君毅带领泰西特委一班人，在建党工作已见成效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政权建设，先后建立了泰安、肥城、东平、长清、平（阴）阿（城）、汶（上）宁（阳）六个中共领导的抗日民主县政府。其中，肥城县县长于会川、东平县县长周持衡、平阿县县长邹鲁风，都是由段君毅、张北华同国民党泰西专员郁仁治协商谈判后，由郁仁治委任的，但他并不知道这三位县长都是中共党员。随后，在泰西地区六县又相继建立了动委会、自卫队、农会、工会、青救会、妇救会和儿童团等群众组织，更加激发了群众的抗日热情。在建立县政权的基础上，当年10月26日，成立了泰西行政委员会，由段君毅兼主任，张耀南任副主任，统一领导泰西地区抗日政权的工作。泰西地区的政权建设，成为当时山东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模范地区之一。

泰西专员郁仁治打出国民党“正统”的牌子，总想吃掉泰西地区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他先提出要改编自卫团为保安部队，由他兼任司令员。段君毅识透了名为改编实为吞并的伎俩，但为顾全抗日大局，经特委召开专门会议研究，给了他一个“改编不改制”的答复，即自卫团可以改编为保安部队，接受对日军、汉奸作战的统一指挥，但建制不能有任何变动。随后，郁仁治又提出要撤换由他任命的抗日民主县长。段君毅派肥城县县长于会川去同他谈判，抵制了他破坏联合抗日的企图，保卫了抗日民主政权。不久，郁仁治又趁自卫团四大队一部分队伍前去抗击进攻聊城的日军时，带领六七百人偷袭四大队。段君毅接到报告后，立即集中自卫团主力对郁仁治的部队进行了坚决的回击。郁仁治带队伍趁夜窜逃到演马庄一带，被日伪军误以为是自卫团，将其部队打垮，其本人也被日军击伤而致死。

为了团结更多的人共同抗日，打击、孤立、削弱国民党的顽固势力，段君毅十分重视做泰西地区的上层士绅、社会名流的工作。他对泰西地区众多的红枪会组织进行具体的阶级分析，认为他们虽是地主操纵的武装，但大多数成员是劳动群众，有抗日保家的要求。段君毅指定专人做红枪会的工作，还主动找有影响的红枪会头头谈话，争取和团结了他们中间的多数，在自卫团的指挥下共同对日伪军作战。

1939年5月，日军向泰西地区增兵合围一一五师部队。当时，罗荣桓不在师部，陈光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段君毅率六支队一部和特委机关部分人员高举火把向东平、汶上两县之间的地区转移，以迷惑敌人，其余部队向大峰山地区转移。由于敌众我寡，除段君毅所率队伍突出重围外，其余3000余人被5000日伪军包围在肥城东南不足10平方公里的陆房地区内。在十分紧急情况下，八路军部队英勇战斗，连续打退日军数次冲锋，坚守阵地直到天黑，终于突围成功，转危为安。

1939年8月，鲁西军政委员会作出了创建平原抗日根据地的决定，同时决定成立鲁西军区，由一一五师独立旅旅长杨勇兼军区司令员，段君毅任独立旅副旅长、军区副司令员。经过广大军民英勇奋战，到1940年春，鲁西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当年4月15日，鲁西行政主任公署成立，由萧华任主任，段君毅任副主任，同年9月接任主任。

从1940年4月起，日军对各抗日根据地展开“扫荡”，鲁西根据地开始进入困难时期。当年7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和朱德、彭德怀给鲁西区党委及其领导人发出指示信，指出鲁西是战略上有非常重大意义的地区，必须使之成为巩固的根据地。段君毅到鲁西行署工作后，进一步加强民主政权建设，大力开展财经、文教和扩军工作，发动群众发展生产，参军参战，支援抗日前线。他在鲁西区党委主办的《灯塔》第20期上发表了《鲁西党战斗的动员起来，为完成扩军任务而斗争》的署名文章，指出：“部队是我们打击敌人以至最后战胜敌人的支柱”，“扩大鲁西正规军、扩大鲁西军区武装是鲁西党，是鲁西每个党员的光荣任务”，要“动员起来为完成扩军任务而斗争”。

随着抗日部队的壮大和党政群组织的发展，所需供给、经费越来越多。鲁西军政委员会专门设立了财经委员会，将财经工作置于党政军主要负责人的直接领导之下。段君毅主持行署的财政处、粮食处、贸易处、交通处和鲁西银行，制定各种条例，加强对财经工作的管理。为做到合理负担，以保护贫苦农民的抗战积极性，段君毅主持制定了《整理田赋地亩暂行办法草案》，规定人均一亩半地为起征点和三级累进税，使负担主要落到占户数30％的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身上，一般中农和贫农的负担相对减轻。为禁止伪钞[1]，取缔土杂钞，发行了鲁西银行钞，90％以上用于军队及地方党政群团体的财政开支。为自力更生发展经济，建立了许多生产、消费、信用合作社，开办了许多小型民用工厂。对进出根据地的货物实行了换货贸易，限制油料、棉花、布匹等军需民用生活必需品外流，并鼓励此类物资内进。

1941年1月8日，鲁西军区教导第三旅第七团在郓城潘溪渡的伏击战中取得重大胜利，受到沉重打击的日伪军聚集1万余人，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分六路对鲁西根据地中心区范县、观城一带进行报复性“扫荡”，企图捕捉鲁西党政军领导机关，消灭抗日根据地有生力量。鲁西军区得到情报后，立即召开反“扫荡”大会，向营、连干部传达军区指示精神，进行政治动员和军事部署。莘县苏村是这次反击敌人的重要阵地，在苏村、马集激战中，段君毅带着特务营向军区驻地靠拢时，中弹受重伤，幸未击中要害。他被扶上马后，带伤继续指挥战斗，带着特务营退回行署驻地，对行署机关人员的转移作了紧急安排，才到20里铺上药，然后转移到冠县城南沙闫村治伤。

1941年，边区抗日根据地进入严重困难时期。7月，冀鲁豫、鲁西两区合并为冀鲁豫区，建立中共新的冀鲁豫区委，张霖之任书记，张玺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张承先任宣传部部长。9月，成立了合并后的冀鲁豫行政主任公署，晁哲甫任主任，段君毅任区党委执行委员、行署副主任和党团书记。由于日伪军的残酷“扫荡”、“蚕食”和经济封锁，抗日根据地日益缩小，粮食征收和财政收入锐减，军政供给困难。冀鲁豫边区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于同年12月下旬实行了第一次精兵简政。到1942年上半年，边区控制地区进一步缩小，军政人员供给愈加困难，同年8月，又实行了第二次精兵简政。段君毅按照区党委的统一部署，积极组织政权部门的精兵简政工作。经过精简，党、政、军、群机关的人员大为减少，节约了大量的财政经费。

1941年，冀鲁豫边区出现持续干旱，造成严重灾荒。段君毅同行署领导班子一起，按照区党委以生产自救为基本方针的部署，发动群众开展救灾运动，加强了对敌经济斗争和经济、财政建设。行署千方百计从边区中心区濮、范、观城三县调集了500万公斤粮食。在部队和民兵协助下，用毛驴驮、小车推、人肩挑，冲破敌人封锁，先后将175万公斤粮食运到鲁西北。同时，将数百万斤粮食运到豫北抄区。行署还采取各种措施，动员群众互济互助，抗御灾荒。在各级机关、部门开展了“节衣缩食、支援灾区”的运动。全体机关干部，自觉地从每日的稀米饭和5分钱菜金中，节约一把米、一分钱，为挣扎在饥饿线上的灾民解燃眉之急。1942年冬到1943年春，百万灾民从豫北滑县、内黄沙区和冀南大名、清丰、南乐等县重灾区，涌进濮、范、观中心区，段君毅等动员群众为灾民腾房、捐款、募衣、献粮、送菜，并禁止地富乘人之危娶灾民妇女为妾，稳定了灾区群众的情绪和生活。

段君毅还同行署其他领导干部一起，大力加强了财政、经济工作的整顿和建设。行署决定开展统一市场货币工作，规定“抗钞”为本位币，禁止伪钞，驱逐法币，建立了统一的“抗钞”市场。积极发展公私贸易，建立了许多公营商店，广泛联合和领导私人资本，帮助合作经济的发展。又以公营商店为主体从非灾区采购粮食，到灾区市场平价出售，以稳定粮价。由公营商店组织农民运输队，输出根据地的土特产，扶持农副业生产，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军的经济封锁。

1942年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再次发出《对冀鲁豫边区党委、军区工作的指示信》，并调黄敬任区党委书记，相继调整了边区党、政、军的领导班子，段君毅调任二地委书记、第二军分区政治委员。他到二地委后，同军分区司令员曾思玉研究决定，首先加强昆（山）张（秋）地区的反“蚕食”斗争。昆张地区是濮、范、观中心区的东大门，沦为敌占区后，隔断了中心区与泰西、运东地区的联系，对中心区造成很大威胁。地委、军分区共同召开党、政、军、民“四位一体”的干部会议，研究和部署对敌斗争，决定加强以吴忠为队长、邵子言为政治委员的昆张支队，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同年5月，以昆张支队为基础，将军分区部队和县大队分别组建成四个中队，再次深入昆张地区活动，逐步使这一地区由敌占区变成游击根据地。

1943年，日伪军再次向濮、范、观中心区发动了更加残酷疯狂的进攻。段君毅认真执行区党委的决定，加强中心区党、政、军、群组织的一元化领导，对日伪军进行了更加有力的反“合围”、反“分割”、反“扫荡”、反“清剿”斗争，坚持和巩固了抗日根据地，斗争形势逐步好转。

1943年2月，段君毅主持地委研究，决定在鄄（城）北开展民主民生运动的试点，结合进行建党、改造村政权、整顿民兵等工作。段君毅、万里（地委副书记）曾到鄄北许堂，参加中共鄄城县委召开的县、区两级干部会议，对运动进行直接的指导，在启发群众阶级觉悟的基础上，建立了农民协会和妇救会、青救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整顿发展了民兵。一批出身贫苦、有较高阶级觉悟的积极分子在运动中脱颖而出，及时把他们吸收入党，建立了党支部，成为群众运动的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了新的村政权，使之成为真正的人民群众自己的政权。1943年秋，其他各县也借鉴鄄北试点经验，相继开展了民主民生运动。

为了进一步发展边区经济，1944年冀鲁豫区党委发动了以农业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在党政机关和部队带领下，迅速形成热潮。段君毅带领地委一班人，响应毛泽东关于组织起来的号召，在大生产运动中广泛推行互助合作，由共产党员带头组织互助组，以解决牲畜、农具和劳力缺乏的困难。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养猪、养羊、养鸡等副业生产的兴旺，部队也积极带头投入到农副业生产中来。同时还建立了一些小型民用品工厂，生产根据地急需的产品。

1944年5月11日，冀鲁豫、冀南两区合并为冀鲁豫区，原二地委改为八地委，段君毅继任八地委书记、第八军分区政治委员。

二、八地委辖区几经演变，到抗日战争后期已横跨黄河两岸，处于冀鲁豫三省结合部，最多时辖19个县，在实际斗争中形成了以濮、范、观为中心的冀鲁豫根据地中心区——运西地区。这里是联系鲁西北、运东、泰西、鲁西南和直南、豫北的枢纽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曾为边区党委、行署、军区等领导机关所在地。

从1944年底开始，曾思玉、段君毅等率领军分区的1．5万部队、10余万民兵，在广大群众的配合下，连续展开了攻势作战，先后发起了昆张、清丰、寿张、南乐、东平、阳谷等战斗，同时展开了讨刘（汉奸刘本功）反顽作战，开始由局部反攻逐步转向全面反攻。

1945年夏，国民党趁抗战胜利在望之机，暗中下令大中城市的伪军、皇协军、汉奸等改为“国军”，在各地直接接受日军投降，企图独吞抗战胜利果实。针对这一情况，中共冀鲁豫分局于6月20日决定，建立中共豫东工委、冀鲁豫军区豫东指挥部和豫东办事处，由段君毅任工委书记兼指挥部政治委员，王秉璋任指挥部司令员，王笑一任办事处主任。豫东区辖水东、水西两个地委、专署和军分区。段君毅带领豫东军民积极投入全区战略大反攻，巩固和发展解放区，同国民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8月中旬，冀鲁豫军区组成南、北、中三路大军，对日伪军反攻作战。南路军由王秉璋、段君毅指挥，共三个团，任务是阻击日军增援，保证由宋任穷、杨勇、苏振华直接指挥的中路军（共13个团）攻占开封。同年9月，段君毅同王秉璋返回菏泽，参加了打菏泽的战斗。这次作战毙、伤、俘守敌4000余人，赢得了战斗的全胜。

注释

[1]　《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党建读物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5页。毛泽东的指示，使段君毅受到很大教育，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终身受益”。
[1]　《敌后抗战，功著山东——缅怀罗荣桓元帅领导山东军民进行抗日斗争的历史功绩》，《人民日报》，1995年8月19日。
[1]　指日军的货币。

段君毅·刘邓大军的战勤司令员

1945年10月，段君毅从地方转到野战部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通称刘邓大军）新组建的第六纵队政治委员。

六纵队及其他几个纵队是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为进一步加强野战军的战斗力，应付国民党全面发动内战而组建的。六纵队组建后，司令员王宏坤和段君毅立即组织部队投入了回击国民党进犯的战斗，先后取得了河北武安峭河作战、山西白（圭）晋（城）战役、河南安（阳）北作战的胜利。

1946年4月，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段君毅又从野战部队转到地方，任冀鲁豫边区行署主任。当时，邓小平同他谈话说：“你对河北、山东、河南都熟悉，为了发动群众配合部队作战，你还是回到地方抓你熟悉的那一摊子工作。”

同年6月，蒋介石悍然撕毁国共两党签订的《停战协定》，以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对各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其中，进攻冀鲁豫边区的兵力达30万人，使这里成为解放战争的主战场之一。由于野战军作战的需要，7月20日建立了晋冀鲁豫军区后方战勤总指挥部（简称战勤指挥部），段君毅任司令员、赵健民任政治委员。各专署成立了分指挥部，专员兼任司令员，组织民众支前作战。从当年8月至次年7月，刘邓大军在冀鲁豫战场组织了陇海、定陶、巨野、鄄南、滑县、巨（野）金（乡）鱼（台）、豫皖边、豫北、鲁西南共9大战役，歼国民党军20余万人。

段君毅积极加强对战勤指挥部的领导。以每次重大战役为阶段，组织民工、民兵参战，筹集供应粮秣，组织运输队、担架队运送弹药、给养、被服、转送伤员和清扫战场，以配合野战部队作战。战勤指挥部和冀鲁豫边区行署，先后发出《关于再接再厉继续做好参战工作的通知》、《关于生产与战勤工作相结合的指示》等10余个指示、指令，在每次重大战役中都掀起了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的群众性热潮。据9次战役的不完全统计，全区共出动民兵、民工、担架、大车、小车、碾米磨面等4323万个工（畜、车均折工计算）。仅陇海、定陶、巨野、鄄南、滑县5次战役，即出动担架6.831万副，牲口12.2234万头，支出粮食2549万公斤，有力地保证了野战军历次战役的胜利。刘伯承曾说：冀鲁豫人民为夺取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尽了最大的努力。邓小平也说过：冀鲁豫区是个好战场，我军打到哪里，都有翻身群众的支援，打到哪里都有粮食吃，我军取得的胜利是和边区人民的支援分不开的。

段君毅领导行署依靠土地改革所焕发的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1946年秋，动员群众利用战争空隙抓紧秋收秋种，种麦面积达到总耕地面积的70％以上。段君毅还主持行署制定了《1947年冀鲁豫区生产方案》，要求普遍做到耕地不荒，并大力发展手工业和副业生产。全区军民掀起了发展农业、手工业的大生产运动，做到了自给自足，保证了军需民食。为适应战争的需要，多数工厂从战争前沿内迁，将抗战时期的22个工厂改组为11个较大的兵工厂，另有军需民用工厂7个，职工近3000人，生产出大批手榴弹、八二迫击炮弹、九五三炮弹、七二式步兵炮弹及地雷，及时供应前方作战。

为了更加有力地开展对敌经济斗争，边区建立了战时财政经济体制。1946年11月，成立了冀鲁豫军政联合财经办事处，段君毅任主任，韩哲一、华夫任副主任，地、县也建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积极展开了护粮、稳定币值、平稳物价等方面的对敌经济斗争。当时，征集的公粮和民粮被国民党军抢走的相当于1946年秋征粮总量的1/3。针对这一严重情况，发动群众制定护粮公约，实行分散藏粮和随征随用的办法，大大减少了公粮和民粮的损失。针对国民党强制使用法币，造成边区物价飞涨、物资外流的情况，明令宣布法币不得在边区流通，大力恢复冀钞市场，提高了冀钞的信誉，对维护解放区经济秩序和物价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大规模开展战勤工作的初期，由于缺乏经验，出现过一些问题，如群众参战后生产无人照顾，前方生活服务跟不上，支前物资运输缺乏计划，前方缴获的资财不能及时运回，物资损失严重等等。针对这些问题，1946年8月23日，行署和战勤指挥部联合发出《关于切实解决支前民工的食宿等有关切身利益问题的训令》。9月2日，行署和军区联合颁布《城镇支差与征雇办法》。9月21日—22日，召并战勤工作会议，总结陇海、定陶两战役的战勤工作经验。通过这些工作，解决了各级战勤机构的设置、供给以及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许多重要问题，使战勤工作逐步走上轨道。

经过陇海、定陶、巨野、鄄南四大战役，在深入进行典型调查，总结战勤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本着一切从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正确处理党和政府同群众的关系，解决好农民人力、物力和财力的负担问题。段君毅主持战勤指挥部先后制定了《冀鲁豫区参战支前条例》等一系列条例、条令，逐步使战勤工作形成常规化、制度化，为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长期支援战争提供了保证。

段君毅以冀鲁豫边区行署主任身份，直接参加了国共两党“黄河归故”问题的谈判。1938年6月9日，在日军大举侵华危急关头，国民党军队按照蒋介石的密令，炸毁了位于郑州花园口的黄河堤坝，使黄河改道，造成豫皖苏三省89万人丧生，人民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而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又策划在花园口堵口，让黄河重归故道，妄图以水代兵，把黄河当成进行内战的“第二大军”，借此来加害解放区人民。1946年4月前，周恩来代表中共同国民党代表进行过多次谈判，反复申明中共的立场。4月7日，国共双方代表在开封就“先治河后堵口”、“解放区派代表参加治河组织”、“救济河床居民”等问题进行谈判，迫使国民党政府接受了中共的部分意见，形成了《开封协议》，并由国民党政府黄委会组成黄河故道勘测团，对黄河故道的现状进行实地勘察。4月15日，勘察团返回菏泽，段君毅代表冀鲁豫行署接待，并在晚间举行座谈会。他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提出了明确的谈判方针：为兼顾冀鲁豫黄河故道和豫皖苏黄泛区人民的共同利益，不反对黄河归故，但必须先移民、复堤、整险、清淤而后堵口，保证黄河两岸人民不得再次遭受水害。这个方针体现了中共的正确主张，成为同国民党政府谈判中始终坚持的重要原则。这次座谈达成了一个比较公道的《菏泽协议》，使解放区人民得到一点宽慰。按照《菏泽协议》及其后的《上海协议》，段君毅发布冀鲁豫行署命令，先后动员20万民工上堤进行浚河复堤工程。行署还决定，将同年2月成立的黄河故道治理委员会改为黄河水利委员会，由王化云任主任，沿河专区、县分别设修防处、修防段，以加强对沿河复堤工作的组织领导。

国民党政府不按协议办事，一面肆意阻挠复堤工程，一面加紧进行堵口工程。7月19日，周恩来从上海乘飞机到达开封，亲自到花园口视察黄河堵口和复堤情况。他让冀鲁豫区党委、行署、黄委会负责人张玺、段君毅、王化云等赴开封，参加同国民党政府代表的座谈。接着，周恩来返回上海，又同国民党有关方面进行会谈，达成了《上海协议》。随后，中共与国民党双方代表又分别在山东省张秋、河北省邯郸等地举行会谈。经过一系列斗争，中共在黄河归故问题上赢得了全国舆论的支持，冀鲁豫沿河人民在经费、器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抓紧抢修整治故道堤坝，至1947年3月15日国民党实行堵口合龙前，沿河复堤工程大部分竣工，避免了解放区数百万人民在黄河重归故道时生命财产的严重损失。

黄河归故后，面临着河道整治的艰巨任务。当时有的干部认为黄河“三年两决口”，防范能力低，加之解放区的战勤任务很重，因此提出治黄应“少花钱、少开口”的主张。段君毅当即指出这个提法不妥。他说：黄河不能看决口次数多少，一次决口也会给人民造成巨大灾难，影响解放战争进程。经过反复研究，行署确定治黄的方针是：确保临黄（沿河堤坝），固守金堤（第二道堤坝），不准决口。同时，明确规定实行县长负责制，哪个县境决口，由那个县长负责。方针确定之后，行署召开了有治黄专员、沿河县长参加的治黄工作会议，段君毅在会上做了报告，宣布了行署有关治黄的方针和决定，动员全区党政军民为确保黄河安全而斗争。

1947年3月，中共中央根据敌我双方力量的变化，决定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刘邓大军按照中央的指示准备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刘邓当面交代段君毅，强渡黄河所需的船只及各项准备，由他负责。为配合野战军的战略进攻，段君毅通过行署和战勤指挥部，动员全区一切可能动员的人力和物力，全力支援前线的战斗。他先后到沿河各地、县，紧急发动群众，布置造船等任务。他对地、县干部说：“为了作战的需要，凡适合造船的树可以先砍伐，进行登记，事后由政府按价赔偿。”经过沿河干部群众几个月的奋战，如期建成了120只大木船和数百条小船，共300余条，还组织了一支负责大军渡河的干部队伍，培训了3000多名执行渡河任务的民兵和水手。

6月下旬，段君毅陪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和参谋长李达检查渡河前的准备工作。他们先到了野战军司令部机关渡河的寿张县南孙口渡口，听取了一纵队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苏振华的汇报，然后又同乘一辆吉普车向位山行进。半路上，汽车左轮陷进泥里，突然翻了。李达、段君毅急忙钻出泥潭，扶起刘、邓首长，幸好都没受伤。刘伯承拍拍身上的泥土，找到掉到泥里的眼镜，安慰受惊的驾驶员说：“翻车不是好事，没有伤人就好嘛!”邓小平也镇静地招呼说：“大家都来推车啊。”为保证及时赶到目的地，段君毅从当地紧急调来备用汽车，让刘邓继续乘车前进。事后，将领们无不惊叹：“好险!大军未过河，两帅就翻车，万一有失，怎么得了!”

6月30日夜，刘邓12万大军在强大炮火掩护下，从张秋镇至临濮集之间300余里的孙口、林楼、于庄等八个地段上，经一日两夜，“神兵天降”般地抢渡蒋介石宣称可抵挡40万大军的黄河天险，在南岸建立了强大阵地。3000名水手和民工在抢渡中争分夺秒，昼夜奋战，不顾炮火袭击，不怕流血牺牲，受到刘邓的嘉奖和赞扬。段君毅在孙口随刘邓过河时，刘伯承对他说：“群众为部队过河很辛苦，要发给他们一些肉和酒进行慰问。”他即布置沿河地、县和战勤指挥部迅速兑现了刘伯承的指示。过河后，刘邓还于7月17日发出嘉奖电报，称赞黄河各渡口员工“为祖国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立了大功”。

刘邓大军强渡黄河之后，立即发起鲁西南战役，歼灭国民党军9个半旅、6.5万余人，打开了南下的通路。8月5日深夜，段君毅接到刘伯承的电话，要他同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王秉璋赶到野战军司令部。司令员深夜亲自打电话，一定事关重大，段君毅感到心情很紧张。他们赶到时，只见司令部已被淹在水里，刘邓住室里的鞋子都漂起来了。刘伯承拿着马灯，站在水里，从地图上找寻黄河可能决口的位置，考虑部队的去向。邓小平怀着焦急的心情，向段君毅详细询问了黄河的水情。段君毅捧起屋子里的积水经过仔细观察，然后平静地说：“不会是黄河决口。如果是黄河来的水，定是泥汤，还会继续上涨。现在屋里的积水是清的，并且没有上涨，说明是雨水泛滥。”邓小平信任地说：“你是黄河边的人，有经验，说得有道理。”但为求稳妥，他仍让王秉璋坐车前去现场探明黄河的实际水情，同时让李达和段君毅研究制定一旦黄河水来，10万部队的应急方案。经查明，黄河并未决口，来的的确是雨水。事后邓小平说：“我这一生，这一时刻最紧张。听到黄河的水要来，我自己都听得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地跳!”

鲁西南战役历时28天，战勤任务异常繁重。段君毅同行署和战勤指挥部其他领导人一起，带领群众全力支援部队作战，全区共动员人工507万余个、畜工15万余个，为部队运送粮食、弹药，用担架抢运伤员，为夺取战役的胜利提供了充分的人力、物力保证。

1947年8月，刘邓大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长驱直入，从几十万敌军前堵后追中杀开一条血路，千里跃进大别山地区，由此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全国性战略进攻的序幕。段君毅率领后勤支前部队随刘邓首长一起到大别山。同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中原局发出创建大别山解放区的指示，并决定成立鄂豫、皖西两个区党委、军区和行署。鄂豫区由段君毅任区党委书记、军区政治委员，王树声任军区司令员，刘子厚任行署主任。王树声是人民军队中一位资深的将军并且德高望重，他一见段君毅就说：“欢迎你当我们的政治委员。”段君毅连忙谦逊回答：“我是以指导员身份当政治委员。”

创建鄂豫解放区的工作，是随着刘邓大军的战略展开而进行的。段君毅等区党委、军区和行署的领导干部，根据中共中央中原局《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指示》精神，首先重建党、政府和军队组织，使党、政、军、民形成强有力的“拳头”。当时面临的困难是，地区辽阔，交通不便，新建机构多。区党委依靠从冀鲁豫、太行、冀南区随军南下的地方干部，主力部队抽调到地方工作的干部，坚持大别山斗争的原新四军五师留下的由刘名榜、罗厚福等带领的一批本地干部，共3000余人，并将这三方面的干部搭配起来，除充实鄂豫区党、政、军机关工作部门外，分别派往地、县、区三级担任地方和部队的领导工作。

1947年12月，刘邓面对国民党白崇禧指挥33个旅以所谓“总力战”与共产党争夺中原的形势，决定由刘伯承率第一纵队去淮西，邓小平留在大别山指挥第二、三、六纵队2万多人，面对10倍于自己的敌人，依靠广大群众，依靠崇山峻岭，与敌展开周旋，寻机消灭敌人。王树声、段君毅等率领军区警卫部队，指挥各军分区部队，配合主力部队英勇机智地打击敌人，展开粉碎国民党部队“围剿”的艰苦作战。在最艰苦、最恶劣的环境下，没有一个县委、一支部队跑到淮河以北，始终坚持战斗在鄂豫区。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仍有十五六块相对稳定的小块根据地。

大别山长期敌我拉锯，各地股匪活动猖獗。鄂豫境内有股匪数万人，曾发生上千匪徒暴乱的反革命事件。国民党军队在实行“总力战”的同时，利用反动地主恶霸、特务、土匪，恢复其乡保武装、保甲统治，以配合国民党的围攻和“清剿”，妄图摧毁大别山根据地。段君毅等带领坚持内线斗争的部队和干部，开展剿匪斗争，集中力量消灭危害最大的反动民团、乡保队之类的股匪达万余人，减轻了匪患危害。

1947年12月下旬，段君毅陪同邓小平、李先念、李达到鄂豫一分区视察工作。到达商城县黑河村时，听房东讲，耕牛被国民党民团抢掠后，又被金寨县的剿匪部队夺回带走了。邓小平立即让段君毅查清此事，派专人将牛送还主人，房东老太太感动得直流泪。除夕之夜，邓小平是和他的战友们在金寨地区度过的。当日，在金寨县的下楼房村，邓小平听取了中共金寨县委书记张延积的汇报后，指出：“搞好党的统一领导，是能否坚持大别山斗争的关键问题。”段君毅随即向各地、县领导干部传达了邓小平的指示，要求大家认真学习这一指示精神，使之成为开辟新区斗争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

1948年春，鄂豫区在发动群众参加剿匪斗争的基础上，按照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大张旗鼓地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分浮财的土改运动。由于这里敌情严重，群众疑虑多，怕人民军队站不稳，怕国民党再回来，工作很难做。加上照搬“一手拿枪，一手分田”的急性土改办法，犯了一些“左”的错误，结果事与愿违。据新县调查，经过土改，虽然67.8％的土地已经回到贫雇农手里，但一些老实农民表面上分了地，暗地里又向地主赔礼；白天分了浮财，夜里又送回去。这种急性土改，使农民种地不安稳，军队供给也发生困难。邓小平等视察新县、金寨、麻城等县后，及时纠正了土改中的错误。段君毅主持鄂豫区党委按照中共中央中原局的指示，做出了将土地改革改为减租减息的决定。同时，认真纠正土改中过火的做法。保护厂主、店主照常营业，使不违法的地主安心生产。对利益受到侵犯的中农户赔礼道歉，退回错分的土地财物。经过工作，很快扭转了一些群众的对立情绪。

1949年2月，刘邓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准备渡江作战，实现“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历史使命。这时，段君毅调任二野后勤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他到达二野司令部驻地河南商丘后，迅速在二野前身中原野战军后勤部、运输部、供给部和卫生部等部门的基础上，建立起马上就能开展工作的后勤工作机构，以及几个兵团的后勤领导机构，为各后勤机构配备了得力的领导干部，按照刘伯承司令员明确规定的“因地制宜，上下配合，照顾政策，实事求是”的后勤工作方针，积极展开工作。

当时，后勤工作面临两大紧急任务：一是保证部队急需的生活供应，二是准备渡江必需的船只。段君毅同后勤司令部副政治委员穰明德赶到前方，依靠部队指战员和地方党政组织的积极合作，群策群力、筹集资金和物资，妥善解决了野战军部队指战员的单衣和雨具。尤其是靠沿江居民省出自己的粮食供应军队，靠广大民工日夜兼程给部队运送军需，保证了30万大军渡江作战的需要。解决船只问题是渡江作战的先决条件。三个兵团分别在长江北岸的水区，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搜集、打捞和修补了大小船1428只，还修建了隐蔽的船坞。以征用的民间船工2000人作为骨干，同部队水手2800人一起混编，组成了一支军民团结的驾船队伍，战前同场训练，战时同舟共济。

4月15日，段君毅等后勤领导干部在安徽桐城中学广场，听了邓小平关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精神的传达，以及渡江作战的历史意义、应注意的政策等问题的报告。会后，根据任务的需要，后勤机关分成两个梯队。段君毅等带领第一梯队随野战军首脑机关行动，穰明德率领第二梯队负责长江北岸的后勤工作。那时战勤工作异常紧张，各兵站一天24小时人员来往不绝，电话电报不断。段君毅以身作则，夜以继日地指挥着运输部队和几十万支前群众、汽车、马车、牛车、人力车，冒着敌机疯狂轰炸和扫射，昼夜不停地向前方运送弹药、粮食和各种物资。他每天都要同各兵站通电话，询问人员有无伤亡，物资有无损失，嘱咐大家注意防空，保证安全。

在渡江作战中，广大江北地区的人民群众以高昂的热情，用各种方式支援军队，临时民工就达300万人，做到了“要粮有粮，要人有人，要船有船”。

1949年4月21日，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百万雄师过大江”，解放了南京，推翻了蒋家王朝。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段君毅任军管会委员兼财经接管委员会主任。按照军管会的统一部署和分工，有步骤地接收了国民党政府的各个财经机构和部门。南京是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中心，情况异常复杂。刚解放时，银元交易等在黑市猖獗。段君毅在摸清情况并报经批准后，组织财经、公安、宣传等部门协同作战，紧张快速的肃清了黑市，消除了这一祸害。

南京解放不久，二野组建支援第三野战军解放上海工作委员会，由段君毅任主任，谭善和任副主任。刘邓当面指示，要他们全力做好支援第三野战军解放上海的工作，并积极做好进军大西南的准备。

上海解放后不久，这年的6月，第二野战军接受了进军西南的任务。段君毅等按照二野前委的指示，为确保完成大进军的战勤任务，对运输兵站作了通盘设置。为了便于因地制宜进行指挥，除宁、沪两地的办事处外，按照部队进军线路，又新建了五个兵站，并在汉口、宜昌、长沙等几个要点设立了办事处。9月6日，段君毅在汉口主持召开二野后勤部临时党委会，确定以武汉为中心，组织水陆运输并进，保障两湖间的畅通，并决定在沙阳、岳阳和沙市再建立几个兵站。进军大西南是在全国胜利形势下展开的。在中央军委统一领导下，进军的兵员补充，所需物资的筹集，得到其他野战部队、沿途各省市党政部门和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援。部队在开进中，不仅粮食、蔬菜得到充分供应，宿营中遇到的困难也得到很好解决。30万大军靠双脚完成从华东到川、贵贯穿大西南的战略迂回，鞋子成了突出问题。除了发动部队战士自己做鞋外，还商请华中局支援，分别在鄂西、湘西给三、五兵团筹集了10万双鞋子。

1949年11月30日，大西南的心脏重庆解放。12月8日，刘邓率第二野战军机关进入重庆。段君毅被任命为中共重庆市委常务委员、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兼财经接管委员会主任，协助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副书记兼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张际春、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陈锡联等进行接管工作。

段君毅·新中国机械工业的奠基人之一

1949年，中共中央决定在重庆建立西南军政委员会。次年初，段君毅调任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主任邓小平）、工业部部长和部党组书记。

那时，西南地区（云、贵、川、康、藏）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只有重庆市还有一点近、现代工业。针对这一情况，邓小平明确提出：城市“生产中主要一条方针是不要乱动”，“调整工商业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一资、二劳、三公，一切都要引导到发展生产力[1]。段君毅遵照邓小平的指示和《共同纲领》关于“依靠工人，团结职员，搞好生产”的方针，把恢复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经济工作的重点，进行了精心组织和部署。按照“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对工商业进行调整，凭借刚建立起来的国营经济力量，采取收购、订货、加工等方式，扶持私营企业并使之有适当的发展。1950年上半年，重庆市以国营百货公司、土产公司、油脂公司、花纱布公司为依托，向私营企业收购了1387万元（“万元”相当于当时的“亿元”，下同）的产品。人民银行重庆分行向私营煤矿、丝织、航运、机器等有关国计民生的企业发放贷款360万元，帮助恢复生产。自贡市也发放贷款360万元支持奄奄一息的盐业生产，保证了四川及邻省5000万人的食盐需要。随着大批私营工业户的迅速恢复生产，市场也开始活跃起来，缓解了严重的失业问题，安定了社会。

成渝铁路于1950年6月15日正式开工。轧制钢轨是铁路建设中一个最大的难题。段君毅同工业部副部长兼重庆一○一钢铁厂党委书记刘星一起，到现场发动工人群众，修复被国民党军警破坏的设备，成功地完成了钢轨轧制流水线的试运转和批量生产，保证了铁路建设的需要。经过10万军民两年苦战，1952年7月1日，新中国的第一条铁路——成渝路全线通车。

1952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第一机械工业部，分别从华北、西南、华东大区调集干部组成领导班子，由黄敬任部长、中共部党组书记，段君毅任副部长、党组副书记，汪道涵任副部长。

按照分工，段君毅协助黄敬分管“铺摊子”的基建工作和“建班子”的干部工作。

当时，在国家的统一规划下，一机部确定“一五”计划期间，机械工业建设以发展冶金设备、发电设备、矿山设备、交通运输机械、金属切削机床的制造为主，相应发展电器设备、电材设备、燃油化工设备和农业机械的制造。在国家“一五”规划由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中，机械行业就有26项，加上机械部为之配套的项目，投资在1000万元以上的重点骨干工程就达70多个。这是一个宏大的、崭新的布局。除28个是由当时苏联、民主德国帮助设计外，其余项目都是依靠自己的技术力量设计的。

这么大的“摊子”需要强有力的“班子”来领导。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一机部从全国调进大批干部，组建和充实了从部机关到骨干企业的领导班子，承担各方面的建设任务。与此同时，段君毅还协助黄敬认真贯彻部党组的决定，大力加强人才培训和科研工作。经过各方努力，先后组建了哈尔滨工业大学、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今吉林工业大学）、上海造船学院、北京机械学院等20多所大专院校，上海机械制造学校等50余所中等专业学校，各个大型骨干企业都办起了技工学校，相继建立了部直属的机械科学研究院，以及各专业局的专业研究所。黄敬、段君毅等还十分重视发挥老知识分子、科技人员的作用。他们支持当时担任部电工局局长周建南，大胆起用国民党政府派赴美国西屋公司培训的70余名电气工程技术人员，充分发挥他们的专长。

在“铺摊子”、“建班子”开局以后，段君毅坚持重点突破，指导全面的工作方法。如机械设备抓“一重”（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交通设备抓“一汽”（第一汽车制造厂），农业机械抓“洛拖”（洛阳拖拉机厂）等，推动了各方面工作的顺利开展。他亲自参加了许多工厂的选址、建设和投产工作。

“一汽”的建设规模、难度都很大，段君毅参加了从选址、建设、生产准备到投产的全过程。经过全国上下的共同努力，到1956年7月，只用了三年时间，“一汽”便建成投产并生产出了新中国的第一辆解放牌载重汽车。毛泽东在讲述《论十大关系》时高兴地说：“我们开始能制造汽车了。”又说：“哪一天我们开会的时候，能坐上我们自己生产的小汽车就好了。”段君毅等在毛泽东主席的号召下，精心组织了轿车的试产。“一汽”职工不负众望，于1958年5月制造了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辆“东风”牌轿车，开进中南海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高兴地一一乘坐。此后经过改进，更名为“红旗”牌轿车，1959年10月1日新中国十周年国庆阅兵时，总指挥和国防部长分别乘坐着我们自己的“红旗”牌敞篷车进行了检阅，使全国人民倍感振奋。

1954年筹建“一重”时，富拉尔基还是大草甸子，他带领部机关有关人员亲临现场，同住大车店，不辞劳苦地勘察选址。1956年6月动工兴建后，又数次亲临工地指导。经过奋战，“一重”于1960年10月建成投产。

在领导和组织重点项目的建设中，段君毅善于抓住关键，取得实践经验，再以点带面指导一般。1954年3月和次年5月，他在一机部召开的基本建设厂长会议上，对基建工作的经验作了总结，其要点：一是“必须根据国家长远计划确定基建项目和计划”，“产品方案必须符合国家的长远计划，必须考虑国家的长远需要”；二是选址必须服从“企业的规模和性质，所需要的原料、燃料、水、动力的数量和特点，以及对周围地区的特殊要求”，要“考虑厂区、厂房、车间等将来发展的可能性”，“除特殊的工厂外，一般工厂应靠近城市以取得城市的支援”，并注意保护文物；三是“必须提高设计质量，强调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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